关于成功的英语作文:中共改革八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中共改革八贤：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南方周末2008年12月文章

元勋们的理念原点并不高深，他们只是觉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再这样“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地斗下去，国家将要面临被开除地球“球籍”的危险；他们的亲身经验告诉他们，国家再这样无法无天下去，无论高官抑或百姓，任何人的人权都不值一提。

【改革八贤】 面朝常识 春暖花开

南方周末评论员 郭光东

今天，2008年12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日。30年前的今天，一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会议召开，会上人们作出“关键抉择”：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今天的青年难以想象，这般人之为人的平常愿景，当年却要经过千难万险才能最终作出选择。恰恰这样的难以想象，反衬出当年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何等的荒诞不经。

那时的人们，并不关心粮食和蔬菜，他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时的人们，陶醉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其乐无穷中，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那时的人们，爱戴伟大领袖、英明领袖胜过一切亲人；那时的人们，坚信越穷越光荣；那时的人们，不知学历为何物，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

精神力量如此强大，照理那时的人们脸上洋溢的都是幸福，但后来的“伤痕文学”证明，当年的幸福皆是娇嗔与虚妄。所以，深圳河上，才有无数人冒着被边防射杀的危险，奋力游向腐朽的资本主义香港，是谓“逃港潮”。

那时，也并非人人盲从，但张志新几句“文革是左倾”、“个人崇拜可笑”的真话，就让她惨遭割喉虐杀。底层如此，身居庙堂高位的清醒之人，亦难逃被打倒乃至家破人亡的厄运。因为那时，最高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其身后，凡是他的决策，凡是他的指示，人们也都必须维护、遵循。

果真长此以往，今日中国的现状，从当今一个邻国的现状即可想见。因此，向当年扭转乾坤、改变中国命运的改革元勋们致以再怎样崇高的敬意，都不为过。

其实，元勋们的理念原点并不高深，他们只是觉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再这样“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地斗下去，国家将要面临被开除地球“球籍”的危险；他们的亲身经验告诉他们，国家再这样无法无天下去，无论高官抑或百姓，任何人的人权都不值一提。

其实，这些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它们，无非是常识罢了。诡异的是，常识在某些时刻，却总是被迫蒙尘睡去。狂热年代的乌托邦理念，虽然依托着扎实的教条、本本、经典，却都是在与人性为敌，与自由为敌，与历史规律为敌，最终都是在与常识为敌。把那样的本本、教条当知识，倒活脱脱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人类的公共生活里，最为珍贵的不是大师们浩如烟海的著作，不是领袖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普通人的常识。常识，在人类所有的识见中最为珍贵。许多时刻，人们囿于种种偏见，将认识对象意识形态化。欺骗性质的反复言说，教科书给定的认知模式，如此这般的忽悠，固化了人们的头脑，“从来如此”成为难于逾越的智障。

常识的珍贵之处，就在于穿透迷雾，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邓小平表达改革开放的语言极其平实，却总是蕴意深邃。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无疑就在奉常识为圭臬。

所有与常识为敌的决策，都将付出灾难性的代价。我们不该忘记，今年还是“大跃进”五十周年。1958年的那场浩大运动，领袖一声唤，人们大干快上，赶英超美，亩产粮食十万斤的“卫星”频频上天，到头来却是资源耗尽，饿殍遍地，数千万人饿死的悲剧酿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改革开放的起步，得益于常识的回归；改革开放的历程，正是一步步找回常识的历程。尽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常识说出多年，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仍然争了十余年才有定论。改革每进一步，都要突破教条、本本的夹击，都要杀出既得利益者的重围。发现常识的“血路”布满荆棘，不由不让早已知道常识的人扼腕长叹。

回望来时的“血路”，幸运的是，三十年我们未曾虚度，“中国奇迹”正是常识的胜利。但改革未有尽期，我们仍需重新回归常识，重新从常识出发。教条仍然遍布经济、政治、民生、文化诸多领域，改革推进，端赖抛却更多的本本迷信，汇聚更多的民众常识。而汇聚常识的渠道，就在建立一个人人有话说的议决机制。这是公共生活里最大的常识。

做一个幸福的人，每个人心中都怀有这样的常识，愿国家佑护她，愿改革者珍视她。

叶剑英：最后十年 满目青山夕照明

作者: 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陈霄 发自北京 香港

-他在蒋的部队里，出行一匹马，一顶轿子，一个挑子，喝牛奶白兰地，吃进口饼干，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1927年)投奔共产党，为什么？

-叶帅与华国锋关系良好，就是华国锋下台了，叶帅仍然是真情相待。

1978年12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告台湾同胞书》。

“翠桐围深院，红枫伴小楼”，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叶剑英元帅工作和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地方。1986年，90岁的叶剑英在这里去世。

在这里，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顺应民意，谋划粉碎“四人帮”，结束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历史不可假设，但很难想象，1976年以后的中国历史，若没有华、叶、汪，会是怎样——“四人帮”不覆灭，谈何改革开放？！

1976年，老帅已经八十高龄。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又是共和国开国元勋的叶剑英，新的历史使命刚刚开始。

举荐胡耀邦，力主邓小平复出，解放老干部，讨论真理标准，建立经济特区，修改宪法，共和国开始新长征的每一关键时刻，总能见到这位老人的身影。

在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侄子叶选基、当年的叶办主任王守江以及秘书王文理、张燕等一起，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那段扭转乾坤岁月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支持邓小平复出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成员相继被隔离控制，没有一颗子弹一滴血，10年狂热的“文革”以最小的代价结束。

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是其中最核心的人物。代总理华国锋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掌握着军队指挥权，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掌握中南海警卫部队。

叶剑英的特殊作用在于，能将被打倒的老干部，与华国锋、汪东兴联合起来，他们共同促成了这次重大行动。

叶向真：他们的交往都不是一天两天，他们信得过他(叶剑英)。

蒋介石、毛泽东都特别喜欢他(叶曾是蒋的直接部下)，因为他没有野心，不争权夺利。他在蒋的部队里，出行一匹马，一顶轿子，一个挑子，喝牛奶白兰地，吃进口饼干，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1927年)投奔共产党，为什么？

他是一个很忠诚的人，忠于自己的信仰。

粉碎“四人帮”后，叶选基在第一时间通过吕正操女儿吕彤岩将消息告知邓家。当时仍未解放的邓小平说，“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邓小平尽快复出，尽管是人心所向，但若非叶剑英的力促，恐怕更为艰难。

叶想方设法支持邓重新出山。他在许多场合赞扬邓小平治国理政的能力。他说：“中国可以没有我叶剑英，但绝不可以没有邓小平。”他还当着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等将帅，称邓是“老帅们的领班”。

王守江：叶帅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我没这个精力，他还年轻嘛，在中央工作了这么久。叶帅是出于这样的公心，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

在邓尚未正式复出时，经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办与叶办商议为邓送文件，暂以王守江的名义查收。

王守江：这个只有谁知道啊？只有(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知道。1977年2月21日，在玉泉山开政治局会议，会后叶剑英和周启才一起回来，周启才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告诉我，邓的复出已经确定了。

叶选基：有两个事实得承认，华和汪没有主动提出来让邓出来工作，这是事实；但叶帅跟他们提出恢复邓出来工作，做他们两人的工作，他们两个没有反对，这也是事实。

在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当总书记期间，叶剑英一直是政治局排名第二的常委，位次高于邓。他后来曾提议，政治局常委排名，把邓放在自己前面，但邓坚持排位不变。

邓小平非常尊重年长7岁的叶剑英，在邓复出后，两人交往频繁。

叶选基：邓对叶很尊重，只要叶帅提出跟小平见面，小平从来都是说：那好，我过来。

叶的秘书张燕回忆说，两位老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2年，叶让秘书给邓处打电话，然后就出发前往邓家。“去了之后，小平批评了叶帅的警卫。因为叶帅身体不太好，小平希望叶帅在家等他过去。”

邓复出后，很多具体事务，逐步由邓来掌管。

叶选基：很多事情，他们找叶帅，叶帅都让找小平去。习仲勋他们提出要搞特区，叶帅说我完全支持，你找小平汇报去。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叶决定在闭幕会上好好做一番讲话。他对女儿叶向真说：“小平要讲话，我也要讲一讲支持他。”

视华国锋为真正的党中央主席

粉碎”四人帮”之夜，叶剑英支持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

叶的资历当然足以胜任。1971年林彪出事后，叶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叶实际上成为尚在台上的最有实权的中共元老——这也意味着他将担负重要使命。

但也有人认为，叶支持华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华的思想不正确，早晚得下。叶在中共革命家中以智谋著称，在战争年代，他主要负责总参谋部工作，被称为“叶参座”，毛曾赞叶是“吕端大事不糊涂”。

叶选基：不是什么策略，当时他是真心诚意拥护华当中央主席，这是毛主席安排的，叶坚决拥护。他们有商有量，有问题就谈，取得共识就去做。叶剑英对华国锋同志非常尊重，把他当作真正的党的主席。

1980年底，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检讨党的思想路线，华国锋成为一个焦点。

华被认为顽固坚持“两个凡是”，所犯错误还表现在邓小平复出和个人崇拜等问题上。

这次会议十分漫长，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长达25天。华坚持为自己的思想辩解。后来叶剑英的讲话起了关键作用。

叶检讨自己“周公辅成王”，有封建思想在作怪，“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这体现了他自我批评、勇于担当的人格风范。

叶肯定华的贡献，他说，讨论华所犯错误，对起草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非常重要：“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

华听后不再辩解。这次会议作出让华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议。

王守江回忆说，在华国锋淡出后，华仍经常来看叶。

叶选基：叶帅与华国锋关系良好，就是华国锋下台了，叶帅仍然是真情相待。叶帅病重期间，华国锋来看望了几次。

此后华国锋又连任4届中央委员，出席党的中央全会，安静地度过自己的政治生涯。

叶向真：前年我去看望华国锋，他说，叶帅是我的好领导，好老师，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举荐胡耀邦

“文革”结束后，叶剑英力主邓复出，而他向中央举荐的另一人，便是胡耀邦。

叶对胡的欣赏，至少可追溯到1960年代。

1964年底，胡耀邦赴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仅1964年陕西全省就逮捕干部6470多人，扣留5000多人，还有3200多人被开除党籍。胡紧急决定“暂停”。很快胡耀邦遭到全面批判，胡本人也突发大脑蛛网膜炎甚至出现生命危险。

正在这时，叶剑英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

王守江：叶帅对胡耀邦说，我可以向中央反映，你本人也要跟中央反映，你比我讲得更清楚。你回去讲，我也要讲。

到门口的时候，叶帅跟我说，咱们走的时候，你注意，耀邦同志要跟咱们一块回北京。

1975年，叶剑英在“读书班”(“四人帮”整肃干部的地方)里见到胡耀邦——他那时仍拒绝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结论上签字。叶向中央举荐胡，后来胡到中科院当副院长。在1976年初叶被要求“病休”之时，胡也被再次打倒。“四人帮”被捕后，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望胡耀邦，胡让叶选宁转达给叶和华三句话：“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开始关注着胡耀邦，中央党校恢复后，叶向华国锋举荐由胡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到党校后，率先为干部平反，率先掀起有关真理标准等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叶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因此，胡后来又被叶、邓举荐任中组部部长，负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

胡耀邦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叶继续支持这位思想开放、比自己小18岁的后辈。

对三中全会的独特贡献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长度是三中全会的七倍，是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这个预备会是叶剑英提议召开的。

王守江：因为我们要民主嘛，要吸收大家的意见。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大家有很多怨气，当时要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

怎么开三中全会，叶帅就有不同意见，就是必须加个预备会议，全会不能开一个月吧？必须要开个预备会议，把大家的意见讲出来。统一之后开三中全会，文件通过就解决问题了。

叶选基：叶帅是想通过预备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会议过程中出现了议题的转折，提出的平反冤假错案等等，其实叶、邓，包括华，是有思想准备的。

叶剑英称赞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听会的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于光远曾回忆，会议畅所欲言，指名道姓批评的话，在简报中都如实地登了出来。

而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发表了至今看来仍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篇讲话(胡德平：《重温叶剑英30年前讲话》。见本报10月2日头版、2版)。

叶精心准备这个讲话。之前由党内秀才们起草过一个讲话稿，由于没有事先征询叶帅的意见，与叶帅想讲的有很大的距离。最后，由他口述，女儿叶向真负责执笔，刘诗昆参与，经多次修改，重新拟定了一份讲稿。

叶向真：他有一个习惯，什么东西都喜欢自己动手，参加会议也是自己做记录的。他说，秘书记的、写的是秘书的理解，自己记的是自己理解的东西，这样才能理解形成自己的判断、看法。所以他都尽量自己写。

与秀才的稿件最大的不同是，新的讲话稿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四人帮”的本质是封建法西斯，强调民主和法制。这是叶帅反思“文革”的结晶。讲话分三个主题：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二是民主与法制；三是学习与解放思想。而贯穿其中的思想，是民主。叶连续说了三个“只有发扬民主”，叶还引用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叶向真：这篇讲话应该怎么写，写什么？父亲说：要想往前看，就先要往后看。

叶剑英在讲话中，强调了民主、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他认为，“四人帮”能进入中共核心，在于党内民主遭受破坏。

“任何个人要完全做到有知人之明，完全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只有依靠党、依靠党和国家的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才有可能。”

王守江：为什么要集体领导？因为我们党，说实话，原来都是主席说了算，别人不能有不同意见。集体领导就不能哪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中央决定了以后就要实行民主，集体领导，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新时期法治的奠基人

叶剑英长期指挥军队，也曾主政一方，不过，1978年2月，叶剑英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文革”后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有了新的历史使命：让这个国家走上法制轨道，让社会恢复规则与秩序。

1980年，他直接主持中国宪法的最大一次修改，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

建国后先有1954年宪法，但在1975年被改得面目全非，比如强调“继续革命”、“全面专政”，而且打乱党政关系，各级革委会成为各级人大的常设机构，地方革委会还可以任命法院院长，检察机关职权则由公安机关取而代之。

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和修改，且经历全民讨论，1982年，新宪法通过。叶剑英称，“82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从“文革”的废墟中走出，叶委员长领导的立法机构任务繁重——自1949年已近30年，中国的法律几乎仍是一片空白。“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叶剑英说。

在他担任人大委员长的4年多时间里，人大通过了14个法律，其中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组织法，还有刑法、刑诉法等基本法律。此外，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例和决议。

叶强调，法律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被任何领导人个人意志所左右。

叶不仅关注立法，还提出司法独立性问题。“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

叶选基：这在今天看来更有现实意义。

党中央副主席的“民间外交”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而从时间上看，对外开放要早于改革。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已经能闻到对外开放的味道。叶剑英在这里频繁接见来自港澳和外国的知名人士。

即使三中全会之后，来自港澳和外国的知名人士到北京，并不是“想见谁就能见到谁”，但他们大都见到了叶。

叶选基：香港商人胡应湘、李兆基和美国商人哈默等，他们第一次到内地，都是先见叶帅。粉碎“四人帮”后，包玉刚、李嘉诚第一次进来，也是先见到叶帅，叶帅都鼓励他们到内地来投资建设。

这些都是非官方式见面。他这样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做的是朋友间的民间外交、人民外交，不上电视，不登报纸，跟其他领导人有很大区别。很多照片都是秘书拍的。

实际上，领导干部的民间交往往往更优于官式交往，现在我们缺乏这种意识。

王守江：不那么讲程序，出于都是友人，出于这个，他一定要见见。

在当时的中共最高层中，叶剑英有着较多的“海外关系”。他出生于华侨家庭，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又曾是蒋介石部下。

而鲜为人知的是，叶带兵解放了广东，至1954年前，他一直主政华南，中共华南局之下设港澳工委，负责领导中共组织在港澳的工作。庄世平、马万祺、柯平、柯麟、何贤(何厚铧之父)等人，均曾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他们都是港澳的商企名人。

王守江：那时香港事务是叶剑英管，我经手很多机密的东西，都要写“叶剑英亲启”。因为叶剑英是广东人，海外人士信任他，愿意服从他的领导。

当国门重启时，海外人士又找到了叶剑英。作为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即使只是只言片语，都显得非常重要。

王守江：他们要看叶剑英的态度，叶帅就说了一句“欢迎你们来，为中国做些事情”，没谈什么具体的事情，一两句话，他们都很感动，高兴得很。

霍英东进大陆投资之初，曾遭遇阻力。当时，港英当局对其并不认可，而中共在香港的统战对象主要针对上层人士。

叶向真：我父亲说，“英国人有英国人的标准，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标准，霍英东在封锁时支援国家建设，是有贡献的，我们不能用英国人的标准对待霍英东。”他给侨办主任廖承志打电话，两人取得了一致。首先支持创办中信“红色资本家”荣毅仁“文革”后第一次见到叶剑英，是在1978年初。

叶向真：记得那时的一段日子里，每次我回家，常看到荣毅仁坐在父亲那里，我那时搞不清为何他经常来找我父亲，后来才明白，他是来找父亲帮忙解决问题的。现在，每次见到荣毅仁的夫人，老太太都要拉着我的手说：“你爸爸是我们的恩人，是救命恩人。”

叶选基：当时叶帅已经在考虑恢复我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民主人士，也要回到“文革”前参政的状态，给他们一定的位置，参政议政。

这里头有个插曲，谷牧访问欧洲以后，回来汇报说外国的旅游事业开展得很好，所以中国也要开展旅游业。

叶帅就提出，是否搞个旅游部，谁来当部长呢，建议荣毅仁来当。当时中央原则上是同意的。为了让荣毅仁有思想准备，还跟他打过招呼。

但后来没搞成。荣就想了一招，搞个信托投资公司，引进外资。如果荣老板当了旅游部长，就没有今天的中信了。

当时荣老板跟我讲什么叫信托投资，我第一次听说这么个东西。他提出跟叶帅报告一下。当时叶帅在广州，叶帅作出指示：支持和同意荣毅仁搞信托投资，让他找谷牧汇报。因此，中信是谷牧领导、安排、协助荣毅仁办成的。江泽民同志也参加了中信的筹备工作。

传记《荣毅仁》记录，1978年底，叶曾说过：“你说要开放，要引进外国资金，你共产党，人家不一定相信你……还要考虑用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来开展工作，要民间的，不是政府机构。政府机构不好，人家怕你共产党。”

此后的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举办“五老火锅宴”，请荣毅仁等五位工商界人士商谈。

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叶选基本人也进入中信工作。叶剑英秘书张燕回忆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十个字，叶帅挥毫写了三遍。

中信成立当天，叶剑英、王震、乌兰夫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体董事。第一届董事会成员中，有江泽民。

“经济富线”的设想

对于对外开放，叶剑英基于个人切身的经历，基于对“文革”、对极左的痛切反思，非常支持，身体力行。

叶向真：父亲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异常坚决和坚定，与他在“文革”后期对家乡广东的情况了解和关切直接相关。

“文革”前，广东——叶的故乡，成千上万人偷渡香港，深圳海域经常可见溺水者的尸体。即使“文革”结束，“逃港潮”依旧持续——这对叶是一个刺激，1979年，7万多人沿着几条公路成群结队拥向边境线，最后外逃约3万人。

叶向真：我至今还记得，每当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报告，心情很沉重，经常独对四壁，沉默不语，一位身经百战之元戎，甚至为此落下眼泪。他说，出现这样的“逃港潮”是被生活逼出来的。许多人在这边缺吃缺喝，生活困顿，而港澳那边高楼大厦，还欢迎去，为何不去逃生？

港澳地区，早就是另一番景象。1961年，叶剑英、聂荣臻从海军基地坐船到拱北，叶剑英拿起望远镜远眺澳门。

叶选基：那次我跟他去了，当时拱北穷得一塌糊涂，只有一个黄颜色的破旧边防所。澳门南光公司老板柯平从澳门带来点心，什么炸春卷、虾饺，等等，哎呀，真好吃！

远在那个年代，他老人家心里早已经有那个感触，外边居然已经发展得那样好了。

1979年2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和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叶催促他们赶快向邓小平汇报。

王守江：吴南生说，我们穷啊，快饿死了。上百上千人往香港跑，过去了，就能有活路。想阻止，阻止不了，太多了。有的过不去，死人了，一片一片。

所以叶帅说，一定要把边境这个地方发展起来，起码有饭吃，有饭吃就不跑了；第二步，这个地方要开放，他就不跑了，还可以回来啊。

叶向真：我父亲说，要在离香港最近的地方建立一条“线”，与香港隔一个海，面对面，让这些地区尽快发展起来、富裕起来，让这些地区的老百姓能够感觉到这儿能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好。

对外开放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百姓活路问题。

叶向真：父亲知道，经济搞不上去，民不聊生，人民没出路，在这种弊政下，还想保持自己的政权，那是不可能的。任何政党，当你违背民意的时候，说再多的漂亮话，老百姓都是不满意也不接受的。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特区”设想，其实是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实践。

旗帜鲜明支持办特区

1979年，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叶与邓在听取广东省汇报时，即要求他们尽快拟出经济特区条例，1980年8月，《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获叶领导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王守江：叶帅就说，搞个法，在人大以法律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通过以后，不是哪个人都可以叫停的。

即使完成“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之后，改革者们仍面临巨大压力，他们找到叶剑英。

叶选基：香港商人胡应湘也曾到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叶剑英家里，在地板上摊开广深高速公路的图作了介绍。梁尚立(时任广州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常委)带来的。那个时候胡应湘兴建广深高速公路碰到好多困难，层层审批，反对声音说：高速公路怎么让外资来搞。意见大着呢。梁尚立提出是不是跟叶帅汇报一下，让叶帅了解支持一下。我跟叶帅报告，他们就来了。

我就记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叶帅跟胡应湘讲，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第一条就是交通先行。他完全赞同他们搞这条高速公路。

1983年4月，正在广东考察的副总理谷牧，听闻叶在中山疗养，便要求联系见面。这个时候的叶疾病缠身，一个多月前，他正式提出不再连任人大委员长。

其他人被要求回避后，叶问谷牧：“听说你最近的日子不好过？”

谷牧点头。“租界”论、“李鸿章”、“洋务运动”等说法给他带来巨大压力。

叶续问：“听说你遭围剿了。我们有些同志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何不允许你在经济开发区搞试点？”

没等谷牧回答，叶又接着问：“谷牧，你有料搞定吗？”

谷牧没听懂这句广东话：“您说什么？”

叶说：“我问你顶得住吗？”

谷站起来：“我一定把特区干出个名堂！”

叶说：“那就好，那就好！记住，如果再遭围攻，你顶不住了，就来电话。我叶剑英立即调飞机飞回北京，旗帜鲜明地支持你搞改革开放！”

叶选基：当时还没有人发话肯定，他们压力很大。为啥叶帅问谷牧顶不顶得住？叶帅年纪大了，看到这种情况，他很担心，才会问。

1984年，小平视察特区，改革者们的压力得到解除，险些夭折的特区安渡难关。(感谢李胜平、王建军大力协助)

胡耀邦：让中国回归“常识

记者 马昌博 实习生 吴 瑶 发自北京

-他跑了1600多个县，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总是不开心。而看到当地农民生活不错，胡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

-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为副主席。他在会后跟中央委员们谈话时说，“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权力顶峰，他被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以接替时任主席华国锋。

经过十几次的拒绝后，胡最终接受了这一职务，但有一个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胡，希望中国今后能避免类似的灾难。“集体领导”，是他所支持的，另外还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回顾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作为，更多的时候，是使这个党以及这个国家能够“正常”起来。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希望能 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并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他此后对改革的种种观点，更多的是尊重常识，从人 出发，回归正常。

1983年，胡耀邦在广东考察时与少年儿童交谈。

解放思想，解放人：到中组部上任，有人放了鞭炮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职务，不过要胡复出的叶剑英说，“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帮”被打倒了，不过政策并未为之一变。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这年初夏，胡对朋友说，诸如“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禁锢了民族的创造力。

混沌中才有缝隙，这个缝隙被胡抓住了。

此后的过程在日后被反复追忆：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此文。

胡是有准备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此时已为中组部部长的胡调任过去的杨西光。胡为了避开因审稿带来的阻碍，还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

反应比胡耀邦预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说这是公然提倡去怀疑毛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

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讨论，另一些人则被彻底激怒，争论最终演变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地方上纷纷表态，不过是站在胡的一边。

叶和邓也表态支持，精神“枷锁”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错的，那么改弦易张就是必然。

胡并未停歇，他正忙于打破另一个“枷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

胡到中组部上任时有人放了鞭炮，这自然是一种“有声”的鼓励，因为胡确实太难了。当时中组部的统计说，全国脱产干部有1700万，因为政治运动的“无情打击”，立案受审查的约17%。

胡耀邦说，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改正过来。有人说，那毛主席批的案子呢？胡回答，只要证明是错的，都应该平反。

到1984年底，中国最终平反纠正了300万干部的冤假错案。

胡同时“改正”了“反右”运动中的55万“右派分子”。有人说改正得太多了，胡回答，当初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嫌多？

人们日后评价胡的上述两个举动：第一是解放了思想，第二是解放了人。对胡来说，他所做的，是让这个国家的人们能正常地思考，且不会因此被冤案所系。而被解放了思想和身心的人，最终汇成了改革的洪流。

政治生活正常化：“党内不许残酷斗争”

和邓小平一样，胡同样是桥牌高手，而且叫牌积极，从不犹豫，这与他的处事风格类似：敏捷，明快。

此前的1980年，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就在思考如何避免“文革”这样的灾难，“这就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尽可能堵塞漏洞。”

他决心建立一套完整的党内生活制度，防止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演变成不正常的党内政治斗争。这年11月，他作了《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报告，对个人崇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当年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毛的功绩要讲透，错误也要说透。

1981年的春天，在胡的推动下，《关于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公布，重点在于“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

《若干准则》中一些针对“文革”流弊的条文在现在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党内斗争，不许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更不等于反党”。

然而这还不够，另外紧迫的是，如何实现正常“交接班”的问题。胡的目光放在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和加紧选拔年轻干部上——这也是邓的主张，在1979年，邓便说，“老同志要让，要认真地选接班人”。胡坚决地支持了他。

胡耀邦说，中央书记处的11个书记加起来718岁，岁数太大了。他还说，“干国家主席干一辈子，干到最后一口气，怎么能不产生个人崇拜……”

这一年的中共十二大，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被明确地写入党章。兴奋的胡准备自己去实践它，“十二大一散会，他就跟我说，十三大后，他就退下来。”胡生前的秘书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也是在这次党代会上，中共有步骤地实现了高级干部的新老交替。在当时选出的348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2人年龄在55岁以下，其中有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尉健行、罗干等等。而最年轻的胡锦涛，只有39岁。

胡想让老人们放心，在十二大结束的当天，39位年轻的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们被特意安排和邓小平、陈云等元老见面。胡在旁边鼓励说，“胆子大一点，站到前面来。”

“左、右”周旋：推动小平视察特区

1979年，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压力颇大，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要吃米，找万里”，以此作为支持。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重新成立，在酝酿人选时，胡推荐了万里，他说，“让他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历程，胡以总书记的身份将党内外的改革意志变成行动并不断促进，他也对地方的改革派给以中央的支持。这份承“上”启“下”、“左”“右”周旋之功，实属难得。

此前的1978年11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份“讨论试行”的文件说，要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

“几个月后的1979年，胡表态说，既然文件是‘草案’又‘试行’，那么就可以在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情况下，‘允许有所突破’，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包产到户’。”胡曾经的秘书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其时胡到江西考察，见到当地一位因为搞“包产到户”而受批判的地委书记，对方汇报说，当地的自留地有20%，胡笑说：“不多嘛。”三个字，态度鲜明。

胡对当时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主政福建的项南等地方上的改革干将，亦是不遗余力的支持。1984年之前，关于特区的批评甚嚣尘上，有人说特区是“租界”，胡回应说，“主权在我，怎么是租界呢”。

“后来耀邦对王震说，是不是陪小平去深圳转转？”胡生前的秘书李汉平说，胡想以此来促进小平及早表态。1984年初，小平“南巡”视察了几个经济特区，回京后邓评价说，“特区是窗口”。

1983年1月，胡耀邦说，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胡的讲话实际上是包含着邓小平之前和胡谈话的思想，想将改革从农村引入城市。然而有人说，这和十二大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不符，“全面改革”由此搁浅。

直到一年多之后，胡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面改革”再度开始。上述《决定》最大的进步是，承认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一举突破了此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观点。

邓在中顾委会议上高度评价这一《决定》，说现在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善”，这无疑是对胡的肯定。

“邓小平当时对胡耀邦说，‘现在有人跟你配合得并不好。’另外，胡经常不拿稿子讲话，有人便在背后非议他，小平也对他说：‘你是总书记，言多必失。要少讲。’”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小平是在帮他树立威信。”

那几年，身为总书记的胡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奔波，他跑了1600多个县。在身边人看来，胡的喜怒都在脸上，如果当地生活落后，胡总是不开心。而在迪庆，胡耀邦看到当地农民生活不错，高兴地抱起身边的孩子，喊秘书说，“有什么吃的，给孩子拿点来！”

尊重人的需求：带头穿西装唱流行歌曲

“文革”前，胡在陕西任省委书记，他在大学里讲话说，“男女关系问题怎么能是阶级斗争呢？男女就是有关系啊，我们反对的是生活腐化堕落。”

终其一生，胡耀邦都在努力让自己尊重常识以及常识下的规律，实际上，这也是中国改革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初，很多地方还在“以粮为纲”，而江西赣南都是丘陵地带，种粮食收的没有种子多，胡耀邦说，种柑橘吧，退田还林。他视察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当地有大量外地人口流入，被称为“盲流”，有人主张“清走”，胡回应说，人口流动是正常的，堵也堵不住。

在胡看来，一个社会，应允许正常的人的需求，比如生活的多样性，比如对美好和快乐的追求。

1978年12月，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说，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不能统得太死，“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丰富多彩的，为什么要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

1980年的剧本创作会上，胡甚至在讲话时激动地站起来，“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位至总书记后，胡曾专门表态说，“我们要适应现代化生产的发展”，他说，“在生活方式上不要怕改革”。

其时人们对穿着和发式还很敏感，曾经出现过纠察队员满大街剪喇叭裤的情况。满妹回忆说，自己的二嫂烫了头发，回家吃饭时问：“头发理得好不好？”全家都愣了一下，只有胡耀邦回答说：“可以嘛。”

“他提倡女孩子化妆，穿裙子。”胡的秘书李汉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为了做表率，胡带头穿西装。

当流行歌曲刚在内地流传时，有人颇有微词，就像率先穿西装一样，胡又在中央率先表态，“什么叫‘流行歌曲’？我看概念有问题……是歌曲就要流行，在群众中能流行说明群众喜欢。”他在火车上把当时的流行歌曲《我的中国心》的歌词抄下来，回家教自己的孙子孙女们唱。

1983年，中国曾开展了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当时女孩子穿高跟鞋也是‘精神污染’，有人发现了一张袒胸露背的照片，后来发现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照片。”胡曾经的秘书高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胡听闻后说，“清除精神污染”不能把美化生活给搞掉了。

胡召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人谈话，要求“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节假日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多年后，这些都已经变成中国最正常不过的认识。

胡对知识分子也有着发自内心的尊重，1981年，他给一位诗人回信说，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中，将不再提“思想改造”的口号。几年后，胡参观长沙岳麓书院，题词时，有人提议写“千年学府”，胡沉吟片刻说，还是写“尊重知识”吧。

人们还记得在那个乍暖还寒的1975年，在中科院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上，其时正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说：“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胡和大家相约25年后再次聚会，“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本报记者采访了胡耀邦秘书高勇、胡耀邦警卫秘书李汉平、原中联部部长朱良，胡耀邦曾经的下属和朋友黄天祥、李蓉以及统战部研究室研究员林京耀，在此谨致谢意。本文参考了《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邓小平年谱》、《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等)

万里：改革闯将 壮士暮年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张悦

-“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

- 他说不检讨不行，很多违心的事情不能不做，你可以保留意见，但必须听中央的。

-“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 他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

万里已经到了壮士暮年的时候。

12月1日，正值老人92岁的生日。他的孩子们为他举行网球比赛庆生，打的标语是“改革开放结硕果，万里老人康而寿”。

老人已不复当年在网球场上大战老布什的英勇。“他这两年看得多打得少了，不过身体还是很硬朗。”78岁的《农民日报》前总编辑张广友透露，万里90岁生日时，对自己的健康很自信，曾跟他说过，“我非常高兴，我不会死于癌症。”

作为万里曾经的下属和好友，他多年来一直在整理万里当年在安徽和中央的改革经历。“我们都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但万里这一辈中国领导人的经验和教训是整个国家的财富。”

张广友没有看到万里92岁再上网球场的英姿，在家中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不久，他因突发心脏病于2008年10月22日凌晨去世。当时，他思兹念兹的仍是“要吃米，找万里”。

那天在先农坛网球场庆生，众人对老人说，“您过生日了，委员长，您不打两下？”老人犹豫了一下，还是上场打了。儿子万伯翱回忆那天的场景说，“老爷子步伐不灵光了，但脑子还是很清楚，哪没人他往哪打。”

老人骨子里仍旧是那个争强好胜的改革闯将。“万里不服输但并不怕输，当年他打网球输给老布什，老爷子说不丢人，整个美国网球水平比中国高得多嘛。”

“若是万里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头脑，就没有后来划时代的农村改革。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这一起点，和万里紧密相连。”吴象评价说。这位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协助万里在安徽推动改革。

贫民的儿子

《水浒传》使东平州名扬天下，梁山泊即是现在的东平湖。万里出生在山东东平的一户贫民家庭。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后任中共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二、七、八地委书记。1949年4月，解放军攻克南京后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

解放后，万里官越做越大。但是他一生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贫民的儿子。

吴象：万里在安徽当省委书记搞农村改革时就几次说过：“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了！”万里和别的干部不一样，他从来没忘记这一点。

万伯翱：去安徽前，老爷子不怎么管农业工作。但他的出身决定了他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虽然没种过地，但他出生在泰山脚下城郊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我爷爷穷得出去当兵了，在阎锡山部下，临汾战役打日本的时候牺牲了，当时万里还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让一个不成年的孩子给他父亲收尸，太艰苦了。但塑造出他坚强独立，知道珍惜，充满民族仇恨的性格。青年时代，万里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很快就显露才华，20岁出头就当上地委书记，位列“冀鲁豫的三大才子”。

万伯翱：1949年我父亲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得力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得到了邓小平的赏识。

万里一生都把邓小平当作亦师亦友的亲密战友。解放后，万里随邓小平一起到重庆西南局工作。

万伯翱：老爷子说跟邓小平一起工作使他得益匪浅，学到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尖锐、处理事务的水平，一生教益无穷。

1952年年底，万里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从此在北京工作。1958年，他主持修建了人民大会堂。

吴象：万里跟我讲，在大西南，原来要他当工业部长，万里说我不行，我是个中专学生，我当副部长，推荐了一个知识更多的当部长。1956年中共八大之前，邓小平意思要万里给彭真当助手，后来去了市政府当常务副市长。

万伯翱：这一阶段，万里又跟周恩来总理学到很多，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但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实在太忙，大量的具体工作就由万里承担。老爷子也督促下属像自己那样不断学习。一次看张百发(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人民大会堂工作记录说：“百发同志，错别字不少，建设社会主义要有文化，要加强学习，要提高啊。”

1962年，18岁的万伯翱高中毕业，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万里送他下乡劳动锻炼，一去就是十几年。临行前，万里郑重其事地对儿子说：“我来自工农，你又回到工农。我从此就有了一个农民的儿子，这样我与农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

邓小平的“四大金刚”

“文革”时，万里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都被打倒。

万伯翱：文化大革命，老爷子那么耿直的性格，从来没说过软话，有一次对我开玩笑说，老大(万伯翱是万里长子)，你也是工农兵啊，你也批判一下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文革”后期，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之中，出任铁道部部长。在他努力之下，我国铁路运输开始向着“四通八达、多装快跑、安全正点”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吴象：当时的说法 “安全正点万里行”，既指火车万里行，也指万里这个人行。

万伯翱：当时是有种说法叫 “铁老大”，铁道部的重要性比现在更甚，实际上老爷子的 “改革开放”从1975年就开始了。我现在听铁道部领导讲，“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等万里在任时制定的方针仍旧没有过时，为以后农业改革奠定基础。

然而，1976年，万里再度被打倒，那时“四人帮”正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

万伯翱：就连奶奶也问我,“你爸爸领导铁道部，使车辆安全、正点到达，也不对吗?”我只好回答,“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他们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误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彼时，“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派记者到国务院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科学院等部委“蹲点”，列席党组会议。其目的是利用记者写内参，反映这些单位领导的问题，为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提供“炮弹”。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被新华社领导派到铁道部“蹲点”。

张广友：万里知道我的任务是给“四人帮”提供“炮弹”，但他开诚布公地告知我铁道部的情况，与我谈心，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了解到彼此的正直。当时新华社记者可以列席部领导小组会议。他在会上检讨了，我说你明明是违心的检讨，我怎么写(报道)。他说不检讨不行，很多违心的事情不能不做，党的组织原则四句话，你背最后一句话：全党服从中央。你可以保留意见，但必须听中央的。这是组织原则。

铁道部、教育部、科学院等这几个新华社记者“蹲点”的部委，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所在的部委，这些改革派，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七机部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四人帮”批判邓小平时也说“四大金刚”。本来是贬义词，但到了老百姓那里，这就成了一种褒扬了。

安徽改革岁月

粉碎“四人帮”后不太久，万里被解放出来，1977年夏，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已经可以自由行动，尚未公开露面。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去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吴象：万里一到任就以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发布一道命令：支左任务(“文革”中人民解放军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组织的行动)已胜利完成，全省各地各机关三日内欢送军代表回军营，要敲锣打鼓，不得留难，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交省委，统一转送军区处理。

这一斩乱麻的快刀扭转了纠缠不休的派系纠纷，迅速恢复了正常秩序。此后，万里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

万伯翱：我父亲到了安徽后，对穷的程度还是大吃一惊，去山区看望农民，可为什么老百姓不出来见书记，因为没裤子，家里孩子藏在地锅里头取暖，春节农民吃不了饺子。老爷子说，当年杨白劳还借二斤白面，到集上扯二尺红头绳过个年呢，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1977年9月，应万里的邀请，张广友被借调到安徽省委协助万里进行调研，列席省委常委会，并参与新华社安徽分社的领导工作。

张广友：他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到哪都是我们两人，把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把稿子一夺，不听他们形式主义的那一套，自己到农民家里去看。县长说你别让万里同志到处乱跑，让我们带吧。万里说即便到地主家又有什么可怕的，看看他们的生活也好啊。

三个月调查研究的结果，是起草了一个省委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经过上上下下反复征求意见、宣传、解释，逐渐为干部群众所认可。

吴象：我是1979年被调往安徽省委任副秘书长的，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头疑惑很大：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么，“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简称“联产计酬”。

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对此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万伯翱：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绝对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中央还在说 “农业学大寨”，老爷子一看现在还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我学不起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的那一套深恶痛绝，那个会要求第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不去，叫第三把手赵守一(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去，万里交代说你去只带着耳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小岗村的事出来后，我爸爸当时跟我妈妈说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长达六千多字的题为《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长篇文章，署名“驻学大寨联合报道组”。文章批评说：领导态度不明确，群众思想就会乱，资本主义歪风就会越刮越厉害，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受破坏。

张广友：接着就谩骂起来了，说什么“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这一看就是针对万里在安徽搞的农业改革的文章。当天晚上我给《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打了个电话，讲了一些干部群众的反映和我们的一些意见。李庄说：“这篇稿子的背景你就不要问了，我不好说呀!不过，《人民日报》是‘国际列车’谁都可以上，你有不同意见，也可以写文章，我们也可以照登。”与此同时，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位记者告诉我：《山西日报》计划发12篇评论，对安徽不点名的批判，已经发了一篇。并告诫我：看来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

万伯翱：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啊，有群众就拿《人民日报》找万里，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万里说要是秋后它(《人民日报》)给你粮食你按它说的办，否则你按我的办。

万里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的表态才力排众议，帮助万里完成了改革。

张广友：但最初不是邓小平让万里去安徽搞包产到户的。这是别人的误解。邓小平曾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么大事情，之前没打招呼，我不好表态。

万伯翱：邓小平一开始没表态，让你先干起来，有点后来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当时明确支持的是陈云。陈云对万里说，你的做法我很赞同，我举双手赞同。

1979年初安徽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研究如何使已见成效的改革得到巩固，继续发展。就在这个会上，凤阳县委书记、严格为小岗保密的陈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待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秘密，把一份书面材料交给了万里。

吴象：当时我就在座，他站在那里，也不说话，看小岗村的材料。几天后刚散会就亲自踏着残雪到小岗去看。小岗人兴高采烈把花生往万里棉军大衣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三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五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民谣有云“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不值一提的小村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符号。

坚持改革，坚持民主法制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共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万伯翱：戏剧性的变化，中央让老爷子成了农委主任，成了副总理了，当时反对他的部门和人被他取代了。他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时经历的是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跟我说过，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嘛，这就是一出戏啊。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1980年代初，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后来撰文说：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万里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万伯翱：《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针对的是极左的东西在我们国家不时地冒出来。我曾听父亲在中南海家里说，“我非常高兴，改了五遍了，这篇文章我现在满意了。”当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时，老爷子也提出农村不能搞。

与此同时，万里一直努力为坚持改革开放的干部保驾护航。

万伯翱：当时有人否定广东改革开放，把广东说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老爷子很生气，你们把广东人民改革开放的成果放到哪去了。我听过老爷子说，特区的事就是要特办。老爷子每次接见梁广大、梁湘等人都非常高兴，评价他们是改革开放闯将，是勇敢的人。

万伯翱评价他的父亲说，“他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今天邓小平已经去世了，我父亲也衰老了，但我们还面临着反腐败的问题，深层次改革的问题，面临着政治民主的问题，还得走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把那一代人改革开放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万伯翱：2002年春节老爷子最后一次去广东，我陪他去的，有点英雄暮年的意味啊。他说我来跟广东人民告别，之后真的就没再去过。整个春节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待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了。老爷子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老战友了！两人谈笑甚欢，后来习近平也专程去看了我父亲。另外一个就是专门在李长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本来还要去香港看一下的，但当时特首正好换届，有人说你这时去有挺谁的嫌疑，所以那次只去看了一下澳门。

儿子万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陪父亲万里去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白发苍苍的父亲在冷风中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从未见他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万伯翱说。

任仲夷：先驱的本色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发自广州

-改革开放的先驱，是各方对任仲夷的盖棺之论。先驱，意指“在前面引导的人”，用来评价任仲夷，再确切不过。

任仲夷对改革的推动，终其一生，从未放弃，从未沉默。体制内的官员中，对改革的支持，像他这么坚定一贯、不遗余力的，不多；对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像他这么深刻中肯、不稍隐讳的，更少。

改革开放的先驱，是各方对任仲夷的盖棺之论。先驱，意指“在前面引导的人”，用来评价任仲夷，再确切不过。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三天，任仲夷就撰文批判“两个凡是”，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9年，在辽宁营口，他就有石破天惊之语：“由穷变富是革命的目的”；1980年，他初到广东，就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主政广东的1980到1985年间，他最早主持外贸改革、物价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支持“蛇口工业区”政改。此间各种创举，难计其数。这种改革最初的“敢为天下先”，一直延续到他退出领导岗位后。用他一位老友的话，打仗要有先锋，办大事难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中国改革特区中冲锋，更是在禁区和雷区中冲锋：任仲夷被称“任胡来”，被指要把广东变成旧中国的租界，被质问“是否还是共产党员”。

1982年情势最为严峻。因为改革刚启，有人求富心切，不了解国家政策，走私贩私现象频现。中央有人直指广东领导“放羊”，放言“再这样下去，不出三个月广东就要垮台”，提出要把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此，任仲夷连续两次被召入京，写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份检查。他后来回忆道，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比如，自己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这次“二进宫”最为外界所称颂的，是任仲夷在重压之下的担当、对改革开放一如既往的坚持。在传达中央精神的领导干部会上，他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自己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对下面的干部，他没有传递“压力”，反而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广东五年，是任仲夷事业达到顶峰的五年，更是他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危“风雨飘摇”的五年。凭借“排污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压制”的开明、“明哲不保身”的担当，任仲夷击退了诋毁广东改革的黑潮，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铁证。他心秉真理的烛照，顶住种种强势干扰，穿越了改革开放最初的幽暗岁月。1979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23位，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当五年后任仲夷离任时，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一。1980到1985年广东发生的一切，已经将“任仲夷”三字深嵌中国改革开放史。

有人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任仲夷说，不，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也功不可没。他还说，这是历史，历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在历史和真理面前，任仲夷是个忠诚的信徒。

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走上革命道路。他说自己参加革命，就是为民主、自由和民族的复兴。政治的舞台风云际会，对他来说，理想主义始终是风浪吹打不去的情怀。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十年“文革”的磨难，使他对革命的初衷愈加坚定。无论处于何种位置，他总能摆脱既得利益羁绊，耳辨“左”风、眼明“右”路。

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滞后于经济改革；认同人类社会进步，必经民主、科学、法治之道；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反对种种无端干预。

对好友于光远的短文“讲道理”，任仲夷点评道：世上总会有蛮不讲理和用歪理、假理欺人、骗人、压人、害人的人。对这种人，实难以理喻之，只好置之不理。必要时，联合志同道合者，坚决与之战斗，真理终将无坚不摧，战胜一切邪恶。他爱真理，常常为志同道合者挺身而出：1979年，他大胆平反张志新案，上世纪80年代初期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晚年鼎力支持开明报刊。他说，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启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

任仲夷本人就是启蒙者。他抗言直论，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内心之所感。他的文章和发言，总是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有力，真笃诚恳。慧解“和谐社会”便是绝妙一例：“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要大力发展经济；“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

晚年时分，他仍体察时局、放谈国是，为了政治民主化，不惜冒巨大的风险，大有赴汤蹈火之无畏。

《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勇气》这篇任仲夷留给中国的政治遗言，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读来，如空谷足音，弥足珍贵。他常说，自己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达观。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习仲勋：“杀出一条血路”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丁补之 实习生 陈伊玮

- 他一生“两个最大的闪光点”：一是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二是带领广东在改革中“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赴任广东不久，习仲勋收到市民来信，里面装着无法兑换的五毛钱的鱼票。时任广州市越秀区区委书记的朱森林后来回忆，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习仲勋。

靠海却无鱼可卖，这是习仲勋主政初期面临的现实之一。当时“文革”浩劫刚过，广东物品奇缺，农业凋敝，工商不振，冤假错案成堆，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

1978年3月，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交换意见后，中央决定派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南下广东，出任省委书记。这是他被审查、关押、监护达16年之后的重新出山。

从1978年4月到1980年11月，习仲勋主政广东共两年零八个月，“把守南大门”(胡耀邦语)，发挥出惊人的能量。这段不长的时期，成为他“一生两个最大的闪光点之一”(秘书俞惠煜语)：一是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二是带领广东“杀出一条血路”，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同时为深圳、珠海特区奠基。

反“偷渡外逃”

“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卢荻看来，习仲勋上任初始面临的一个严峻形势，就是边境汹涌的偷渡逃港潮。卢荻是广东省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习仲勋主政广东》的执笔人之一。

1978年7月，上任三个月后，习仲勋即前往宝安视察。在沙头角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很繁荣，内地却破破烂烂。

曾担任珠海市委书记的梁广大后来的一番话映照当时现实：“虽然我们的舆论整天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但是存在决定意识，老百姓看到在困难时期港澳同胞回来探亲穿得漂漂亮亮，还把一筐一筐的东西带回来，就不信。很多人趁刮风下雨的晚上，就往香港、澳门逃，冒着生命危险冲过去，非要往‘地狱’里闯一闯，非去‘水深火热’中泡一泡。”

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虽然远高于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77.4元，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13000元港币差之百倍。

官方统计表明，从1952年至1977年，仅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近二成。有的公社，比如大鹏公社有三条村庄共34户117人全部逃光。

此前1977年11月，广东省委已将此作为重大恶性政治事件，向正在广州视察的邓小平汇报。当时南方日报副总编张汉青回忆，反偷渡因为被当作敌我矛盾，“偷渡的人被叫作偷渡犯”。内部会议上，就逃港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存在争论，是习仲勋改变了以往的看法，他认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张汉青认为，这一转变促成了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

同时，广东省和港澳工委反复做工作，希望“港英当局改变此前所谓‘人道’做法”。从1980年秋开始，港府实施新措施，偷渡者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措施公布后，11月份广东偷渡外逃人员仅近百人。

习仲勋意识到，堵禁之外，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是长久之道。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省委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

1980年8月，特区条例公布后，当年曾参与筹建特区的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发现：“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 ”

平反冤假错案

“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活动搞成。”

当时，历次政治运动使得广东面临和全国一样的现实，大量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习仲勋以及随后到广东上任的杨尚昆被寄予厚望：因为习、杨本身就曾是受害者，同时据广东省原副省长杨立所著《古大存沉冤录》记载，“叶剑英表示，派出他们这两位资格老、吨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职务的干部到广东，就是因为广东问题复杂，他两个可以压得住阵。”

平反期间习仲勋立下极大的决心。有一次，古大存(“反地方主义”受害者，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夫人曾史文问习仲勋：“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活动搞成。”

习仲勋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要依靠省纪委进行复查，对这些冤假错案大刀阔斧地逐一加以解决。其中，华侨、归侨和侨眷侨属因为有“海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1979年3月，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为他们平反昭雪。历史的吊诡在于，此后在广东的改革开放中，正是这些有“海外关系”者引来巨额外资，起到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作为政治家，习仲勋自有其博大胸怀。卢荻说，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认为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在“砍旗”，这和很早就表态支持该文的习仲勋意见相左。但事后，“向中央要人，让吴1980年赴粤担任分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省委书记的，正是习仲勋。”卢荻说，习仲勋对事不对人，即使吴犯过错误，但不影响习仲勋惜才。

主政广东期间，习仲勋还曾进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并推广“清远经验”，初步开展了价格、企业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这期间还发生“惠阳批评信事件”。1978年9月，习仲勋接到惠阳地区检察分院麦子灿的实名意见信。信中直言“我感觉你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并提到自己此前反映过的“官司走后门”、“营私舞弊”问题一直没有回音。

习仲勋很快回信，“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要求纠正缺点，改进作风，并委托省长刘田夫前往惠阳时与之面谈并解决问题。这些信件为新华社全文照发，“鼓励干部、群众大胆讲话，以便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风气”。

向中央要权

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

上任之初的宝安考察，使习仲勋感受到搞活地方经济的惟一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对外开放。

卢荻认为，若非习仲勋，很难说有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走一步。习仲勋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威信和地位，和中央关系熟稔，便于沟通，而中央也能对其有足够信任。中央支持、群众呼吁加上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的提议，上下互动，方成大事。

1978年四五月间，国务院派港澳考察组到港澳等地进行考察。考察组写出了一个报告，要求把珠海、宝安建成商品出口基地，这与广东省委的想法不谋而合。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汇报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时，想不到与会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

虽然有反对意见，但这个构想得到许多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支持。邓小平对此非常赞同，并追溯陕甘宁的传统，提出“特区”的概念。

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习仲勋1992年回忆这段经历时，称自己当时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能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惧的是担子很重，又没有经验，但“我们确信路是人走出来的”。

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两个月后，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任仲夷接棒成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离任前的9月28日，中央下发会议纪要，其中清楚写明：“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这是习仲勋、杨尚昆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是留给发展伊始的广东的“遗产”。

此后，从广东起步，开放之潮从南到北，另一番天地逐渐开启。

1990年退居二线后，他回到南国，“守着深圳关注它的发展”。除在珠海短住一阵，至去世前整整12年，他都在深圳度过。(本文写作曾参考 《习仲勋文选》、《习仲勋主政广东》，谨致谢意。)

谷牧：将中国引向世界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沈亮，实习生 陈伊玮 发自北京

- 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

1979年9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我 奶奶在电视里看到了，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回忆。“他做这一切靠的是理智。”刘会远说，“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是专家型官员的 必然逻辑。”

1978年之前，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副总理谷牧还从未踏出国门。那时他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印象停留在苏联人列昂节夫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上。而到1988年时，谷牧已穷十年之功，为中国经济由固步自封转向融入世界打下了基础。

十年间，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

他所达到的高度和遇到的挫折，隐喻着此间中国在开放初期对世界的微妙态度，以及两者间关系的变化与调整。

震动：考察西欧带来的“紧迫感”

1976年，“四人帮”被擒。在尘埃落定后的宴会上，谷牧喝下二十多杯茅台，创下个人历史最高纪录。谷牧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结束，他感到了“国家将兴”的希望。

1978年5月11日，“真理标准”一文已见诸报端，但尚未震动全国。第二天，中央派出的西欧考察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正是该团的负责人。

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在回忆录里，他仅用“紧迫感”简单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但考察团已被中西间真实的落差所震动。“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谷牧说。

当然，另一方面，谷牧也看出中国市场对西欧各国的诱惑。副总理谷牧受到各国总统和总理们的会见和宴请，这出乎他的意料——若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此行的会谈对象可能也是副总理一级的官员。在西德，巴伐利亚州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表示，愿意提供50亿美元的支持，无需谈判，握握手即可。当谷牧离开丹麦时，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蓝图：三份考察报告奠定改革雏形

6月6日，考察结束，谷牧回国，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

谷牧在写回忆录时找出了这份报告，其中的大部分设想早已变成现实。

“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强工作。”该报告认为。谷牧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那一年，另外两个出访的考察团也向中央提交了报告。

其一受谷牧委托南行港澳。该团的报告大胆提出对有条件的地方，“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另一支由李一氓、于光远等人带队，去了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间的兼容性，也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

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实践：开放前线总指挥

考察报告首先得到了老帅们的支持。在汇报会上，叶剑英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聂荣臻会前把报告看了五六遍，他说：“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李先念也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

汇报会后，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7月6日，国务院召开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有关部委的负责人悉数参加。在会上，谷牧再次强调说：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再也不能贻误时机了。

这次务虚会一开就是两个多月，“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谷牧回忆。

共识形成之后的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再为日后被浓墨重彩书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夯实了基础。

1979年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时至今日，这些最初政策虽已几经调整，但其内核却从未改变。

随后，谷牧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坚持：现实比信心走得更远

“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自1981年第四季度广东、福建走私贩私愈演愈烈以来，改革派开始受到类似“忠告”。一位中央领导从深圳回来后说：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情绪的弥散拧成了一股势力。1982年，中央将两省的负责人召集来，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领导要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附件一并下发。在这篇文章中，特区被与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

谷牧明确表示反对：“这样做徒自造成思想混乱。”但文件还是下发。“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桩事向前推进。”人心不稳时，他曾对下属说：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父亲的性格里有一种内在的强势。他认为对的，一定坚持。”刘会远说。两年后，谷牧在指导开发海南岛的工作时，这种性格又一次凸显。

当年3月，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有海南省官员对谷牧的发言不满。休会时，他们问谷牧：“为什么不讲海南20年赶台湾？”

自“大跃进”后，谷牧一直对狂热保持着警惕。“这是桩很大、很复杂的事情，要经过认真分析主客观条件，详细论证，才能组织实施。”谷牧说，“要求急了，不可行。”“父亲曾深受周总理的影响，专业干部必须坚守原则是周总理的政治遗产之一。”刘会远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谷牧在给汕头题词时曾引用北宋改革派王安石的诗句。其中冷暖，怕只有饮水者自知。

1988年，谷牧年事已高，即将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当年3月，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说，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

这次报告被视为谷牧的“告别演说”。在谷牧告别之后的20年中，中国已逐步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这足以告慰谷牧的努力：现实比他的信心走得更远。

(部分资料来自即将出版的《谷牧回忆录》)

邓小平：强调权威的改革家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海鹏 发自北京

-他最初只是强调“实事求是”，要求党的干 部 不要 怕“试”，“胆子要大一些”，中国的改革事业却从此成了一个伟大的自行衍生系统。虽然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之外，后任政府也曾做路径调整，但是这30年壮丽的经济图景却无不以邓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思路为滥觞。

邓小平信奉共产主义，同时也是一个务实的人，相信“没有穷的共产主义”，因此他多次表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是犯错误和被 浪费的20年。1974年和1977年两次复出，他都致力于纠正“文革”乱相，并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于能够让人联想到“文革”的现象的敏感。 他把往事当作镜鉴，希望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具体的方法则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就释放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潜力。

“万方晴朗宇宙明”

毛泽东时代的农业，虽然投资的人力和收获的产品都有增加，每个工作小时的生产力却下降了，学者们后来称之为“报酬递减率”，是一个清朝中期就已经出现的难题。“递减”至1977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问凤阳的一个农村青年他最需要什么，回答是“吃饱肚子”，于是万里允许小岗村搞“大包干”。邓小平支持了万里。他清醒地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包产到户”使得农民们耕者有其田，又可自留上缴之余的谷物。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新史》中评论说：“古代的权谋之士看到这些安顿农村大众于田地的新方法，必然会点头称许。”

“文革”后的中国不止是百废待兴。邓小平对江青的评价是“零分以下”，当时的中国自然“余毒尚存”。

1977年8月，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第一次见到邓。邓在会议筹备时表示自己“有时间尽量来”，而事实上每天都来了，在座谈会一开始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会开完了，有人写诗说，“万方晴朗宇宙明”。长久以来积压的各种“余毒”，是非的颠倒、公正的匮乏、冤屈的沉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此被逐一消解。

邓抓住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和谈话中，他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瓦解了。

邓也致力于纠错。仅1979年后的三年中，党的调查委员会就处理了770万封人民的陈冤信。以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不到28万个录取名额，报考人数却高达570万，阶层流动由此变得可能。大学生的比例不足总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们将是掌管中国未来的精英。如今，当年的大学生中已经有人进入了中共最高决策机构。

“拨乱反正”倚重的正是“文革”中的受排挤者。早在1975年胡耀邦受邓之命到科技部工作，想找得力的助手，就曾问，科技部受整最严重的是谁？有人说是吴明瑜，胡就找吴起草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

政治之外，当年的一个基础性的困境是人口数量。美国学者墨子刻至今仍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人太多”。在人口成长的压力下，一个农业国可能越增产越贫穷。中国必须有更快的经济增速，才能不致崩溃。这可以从一个宏观角度解释为什么邓的眼光是比同时代的一般人更为长远的，当很多党的干部满足于恢复被“文革”打乱的国家秩序之时，他则想办法改革。

为什么改革的核心是邓？邓逝世后新华社发表的《邓小平同志生平》中曾有相关总结，基辛格的看法亦与《生平》形成了仅有话语系统不同的呼应。基辛格说，邓能力出众，“他比一般人思考得更多，看得更远，意志更坚定，更加坦率与务实”，同时“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

举重若轻的战略家

改变计划经济模式，就意味着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可观的市场。邓做了三次同样的“小事”——保护全国第一个知名的致富典型“傻子”年广久。在一个根深蒂固的顺从权威的国家，如此做法恰如“千金买马骨”，表明了这个新的时代正在激励过去曾禁止的行为。中国随后就有了东莞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有了蓬勃兴起的私营经济，市场的魔力很快感染了全国。

最初的经济改革还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因为具体作为还是由党和政府控制，而且私营经济只是国营经济的“补充”。不过，“厂长负责制”表明党委已经让渡了财产上的管理权，这是生产力的解放。

邓最初只是强调“实事求是”，要求党的干部不要怕“试”，“胆子要大一些”，中国的改革事业却从此成了一个伟大的自行衍生系统。虽然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之外，后任政府也曾做路径调整，但是这30年壮丽的经济图景却无不以邓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思路为滥觞。

本报在2004年的“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报道中就曾说：“改革一旦展开，就有其自身的逻辑。‘包产到户’是想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是瓦解了整个人民公社制度；‘放权让利’是想解决工业品的短缺，最终计划经济体制却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初衷是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结果是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对外开放是想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但现在中国已经融入了WTO和经济全球化。”

邓的个人风格是战略家式的，他认为不必思虑过详，常常鼓励部属去尝试并总结经验。

邓认为经济工作是国家工作的重心。中国传统统治思想是《左传》中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直到鸦片战争百多年后，与此一脉相承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思路仍不乏信奉者。邓则认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们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他也清楚中国经济的现状，因此急迫却不冒进。

邓有视野和好奇心，而且坦率。当“四人帮”鼓吹万吨级的“风庆轮”时，他嗤之以鼻，因为当年他留学法国之时就已经乘坐了五万吨级的邮轮。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表示不应该对中国的落后讳疾忌医：“自己长得丑，就不要像个美人一样。”访问新加坡时，他去翻译的房间查看，只为了看看新加坡的普通的带有卫生间的房间；访问美国时，他执意参观华尔街，尽管周末的华尔街几乎空无一人。他自称“不懂经济”，但是并不害怕中国出现金融市场。

改革的自身逻辑不停地演化着。市场力量的增长促使贷款需求扩大，中国人民银行变成中央决策单位，商业银行则贷款给工商企业。工业融资也借助于债券发行，这暗示着股市将要出现了。“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言论也同时出现，但邓否定了这一点。他支持上海、深圳搞股市试点：“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邓器重的是人类社会的成功经验，而不只是他自己的鞠躬尽瘁。他的工作风格是明快的，批阅文件神速。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回忆周恩来的工作风格时说，“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邓本人却可以在重振中国的同时把很多的时间用于打桥牌。1970年代末，吴明瑜成了邓的牌友，“他是性情中人，打牌时特别投入，聚精会神。”与此同时，一至四岁婴幼儿每一千名的死亡率，从1960年的26人降至1981年的7人。

到打牌的时候，邓就派车子来接吴明瑜，到了邓家之后先吃饭，吃得很快，吃完就打牌。“邓小平的牌风很好，牌局上无大小，不讲尊卑。”吴明瑜记得，有时候参与打牌的丁关根会批评说，“老爷子，你怎么这么出牌呢？”邓也不以为意。在邓进行他举世闻名的“疾走”式散步时，吴明瑜等人也随同行走。邓在此期间从不说公事，秘书偶有事情汇报，邓的反应也非常简洁。

“中央要有权威”

市场经济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更自由的交流。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都经常处于思想的冲撞之中。改革带来了更为俗世化的生活方式，如喇叭裤、流行乐和更随便的性关系，“道德”的定义也时时在变。西方式民主的影响力在知识分子当中也在增强。1981年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就是对新的变化的回应。当邓开启改革之门时，《时代》周刊曾描述说，他使共产党中国“像一艘航空母舰在一枚硬币上转弯”。那并不是180度的“转弯”，邓希望这艘航母保持在一个他看准的航线上，既不偏左，也不偏右。

邓决心解放人民的生产力，也高度重视稳定。邓的注意力集中于避免“文革”式的错误，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稳定压倒一切”是邓小平的核心思路之一。

这可能来自于对“文革”的排斥，也可能来自于他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急迫感。邓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邓小平文选》中散落着数不清的与国家命运相关的句子。因为追求现代化起步太迟，中国未蒙其利便已受其害，曾有积弱受辱的历史，因此他格外渴望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担心的是，如果“运动”不休——恰如“文革”——中国就将失去发展图强的历史机会。他对于战争和冷战有深刻的记忆，因此格外珍惜国际间和平共处的时间，曾经数次表示自己“很急”。在1988年9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则明确地说“中央要有权威”。

邓开宗明义就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在以近九十高龄亲自审定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也表白说，他是以“文革”为历史之镜观照其改革开放之旅的：“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决定性的战略布局是在1992年做出的。88岁的邓在“南方谈话”中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南方的几次谈话里，邓都敦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杜绝犹豫和退缩。“南方谈话”被看作是邓的“政治遗言”。“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邓小平说。至于对内，他则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戏剧性和最有成效的变革之一。直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列车仍然跑在邓小平当年设计的轨道上。

1997年，邓小平逝世。临终前他说，“该说的都说过了。”延安式的简朴生活仍是这位共产党元老的标志，医院员工烧掉他的衣物时，发现了内衣上的破洞，不禁潸然泪下。直至今日，这一领导者的崇高行为，仍然激发着他人的敬意与衷心佩服。邓公已逝，可是从任何角度来说，影响仍无远弗届。

(文中未特意注明出处之邓小平语均来自《邓小平文选》)

项南：不怕丢官的改革派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马昌博，特约撰稿 赵一海 发自北京

-他曾为了让外界了解“经济特区”，冒着政治风险邀请外媒记者前来采访和报道特区。

-他曾坚决地反击“经济特区就是旧租界”的论调，在福建省冲破重重阻力，不怕得罪人，不怕丢官，锐意改革。

-他就是项南，八十年代主政福建省的改革派元勋，力倡“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他的从政生涯因此波澜起伏，他的身上集中了一个改革者的艰辛与荣耀。

11月19日，一场宏大的纪念在项南的家乡福建连城举行，纪念这位改革开放之初的福建省委书记诞辰90周年。在舆论看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举行这样的纪念，是对项南最好的告慰。

此前的10月，项南的后任、曾经也在福建为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特为纪念项南诞辰90周年填词一首，词中褒扬项南“骇浪惊涛，从容渡，常存锐气”。

作为改革干将，“锐气”一词之于项南，似乎再恰当不过，如果再联系到词中提及的“骇浪惊涛”的历史背景，这“常存”的“锐气”，则更为可贵。就算他终因福建“晋江假药案”去职，但留给福建的背影，也并不落寞。

冲破重重阻力推行“包产到户”

1980年深秋，中央决定派遣项南主政福建。此时的福建，虽同广东一样是先行改革开放的两个省份之一，但旧观念依然顽固。

一个注脚是，当安徽开始搞“包产到户”时，反对最坚决的几个省份中，就有福建，使得中央不得不决心“换将”。海外华侨亦曾多次进言想要一个福建籍官员主政福建。

1980年12月18日，时为农机部副部长的福建人项南面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受命入闽的项南被告知，到福建后，要“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此时的项南，已经62岁，虽然过早谢顶，但依然精力过人。他身材魁梧，目光温和，为人有坦荡之誉。此前曾出访欧美，见识过“资本主义世界”，改革意识，亦属坚决。

初到福建的项南，在福建省党代会上做了名为《谈思想解放》的发言，声明要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主要在省、地两级党委……而关键又在省委。”

这种已然很直接的发言却未必能让人警醒。春耕迫在眉睫，但因为福建反对“包产到户”，农民积极性匮乏，各地竟无春耕迹象。

农时已紧，1981年2月10日晚，项南在全省电话会议上强力推行包产到户。会中有一地委书记尖锐提问：“过去第一书记廖志高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

项从容作答：“既不要听第一书记的，也不要听常务书记的，要听中央的。”这个充满政治智慧的回答亦让项南宣示了变革的合法性，他在会上说，“不要再怀疑了，不要再动摇了，更不要站在对立面。”一个月后，全省94.5%的生产队落实了生产责任制。

不怕惹争议，革新争“第一”

当时的政治逻辑，上任伊始，一般务求稳定低调。但对改革者项南来说，只能选择放手去做。当时的一份《情况反映》记载说，各机关都在谈论说项南已经“开刀”了，福建可望有新局面。

他初到福建便提议不再“以粮为纲”，这在当时颇有些“大逆不道”的意味。但项态度坚决，说要因地制宜念“山海经”，农林牧副渔多业发展。

1981年4月底，项南又表态：福建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即个体经济和合资经济)同时存在，并要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想招商引资的项南接见了4批外商，听到的却是两个抱怨：交通和通讯。

航空基本是零，福州机场只能停中小飞机，而厦门无民用机场。甚至从福州到厦门，汽车都要走一天。通讯就更糟糕，1980年，一位法国商人从福州向巴黎挂长途电话，等了两天两夜都没接通，怒而离开。

修机场要得到军方的同意，军方说厦门离金门那么近，金门的炮把飞机打下来怎么办？项南说，金门也有民航客机起落，他们就不怕被我们击落？在军事上究竟是我们怕台湾还是台湾怕我们？军方一听，便没什么意见了。

修机场，中央无法给钱，项南就从科威特的一个发展基金那里借到2200万美元。为了显示经济特区的海外视野，项南给厦门机场取名为“厦门国际机场”。

此后，福建从美国银行借钱装备远洋船队，从约旦借钱买燃气轮机，还在日本发行了两批私募债券——在当时看来，这简直是惊世骇俗。

解决通讯问题，项南则冒了一个险。他引进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电话交换机，此时该机型还处于试用阶段，因而价格也低。事后证明项的冒险和日本的技术一样颇为成功，福建通讯设施一时超过了香港和新加坡。

项南努力创造和维护着一个又一个“第一”：他在争议声中，坚决支持福建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建设“福日”电视机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家电企业。他同样坚定地支持中国烟草业第一家合资公司，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在项的努力下，厦门还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

因为痛感外界对福建了解太少，1981年10月，项南提议福建安排了一次“港澳记者团”访闽之行，开风气之先。所邀报纸中，左、中、右皆有，这无疑是有政治风险的。项说，福建要吸引外资，“还需要新闻界的朋友多多帮忙”。多年之后，这句话成为中国官员的常用语。

与守旧思想交锋

主政福建的项南深知自己改革先遣队的角色。邓小平说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总设计师”的邓提供方向，至于具体水深水浅，就要看一线的“地方大员”了。项南经常以年轻时候唱的《开路先锋》与同僚共勉，说自己的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1981年春夏之交，一个流言从北京传到沿海，说特区要取消。但项南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发言：“福建对华侨华人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更不如香港、新加坡。因此，福建应该采取更加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

1983年，有关特区的传言再度出现，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将旧中国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好的东西也引了进来，对改革者大加伐挞，将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

环境有些惨淡，项南和任仲夷，这两位改革派地方大员，这期间时常保持热线联系，互通观点。在指责之声甚嚣尘上之时，项南针锋相对：“旧中国的租界，是主权在他人，特区是主权在我，怎么能和旧租界相提并论？”

有关政策要“收”的说法延续到了1984年，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五个年头。刚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难点在于企业缺乏活力，毫无自主权可言。

当年2月7日，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对项南说：“我们的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这句话给了项明确的支持。

一向超前的项南随后建议：厦门特区可以变成“自由港”，“货物自由进出；人员自由往来；货币自由兑换”。小平思考片刻说：“前两条还可以，后一条不容易。”

这年的3月，福建的一些厂长经理们给项南写了一封信，信在当天下午送给项。第二天，这封项南亲自拟好标题的呼吁信发表在《福建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

之前项南就曾公开表示，“我们从开放到现在，因为放权出了乱子的事情，在福建还找不到一个；可是由于不放权，影响改革开放进展的事情可以找出不少。”这些话，在一些人听来，并不顺耳。

福建给企业“放权”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请给我们“松绑”》一文。当年5月，项南在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说，应该让“包”字进城。

1981年，全国经济调整之际，乡镇企业因为“私生子”的地位，饱受质疑，甚至有被勒令下马之虞。

在福建，项南态度坚决，说乡镇企业要“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1982年，全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打击投机倒把的“双打”斗争时，项南再次挺身而出，说福建经济犯罪要打击，乡镇企业要发展，两者并不矛盾。

6年后，在浙江，小平终于对乡镇企业给予了明确的肯定。此时，项南已经去职。

改革先锋黯然去职

1985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项南说，“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他说自己就好比是一个新疆姑娘，满头的“小辫子”让人家抓。

1985年的春天，已经有传言说，项南要下。胡耀邦曾对项南说，我听到一些对你的反映，说你“处事偏右”。项跟胡说，省内有人对改革不满。胡耀邦说，“不必理会，太费精神。”

项南曾经因为青年是否应该跳“迪斯科舞”一事和当时的一位中央高官争论。这位中央高官认为这会激发青年人“狂热放荡”的状态。项回信说，“由我们规定青年该跳什么舞，不该跳什么舞，不甚妥当”。

项南把信交给秘书，而秘书怕给项惹事，私下把信扣下。项南日后得知，干脆再写一封，交给省委办公厅机要室寄出。

当时有观点认为，国营企业的困难，是因为乡镇企业跟国营企业抢资源、抢市场。项南说一切优惠政策都倾向于国有企业，怎么就让乡镇企业争走了呢？这不很可笑吗？还不是你不行吗？

1986年，项因为福建“晋江假药案”(详情见本报项小米专访)而受到牵连，曾经被他夸为福建“一枝花”的晋江陈埭镇出了“假药”。虽然项南严厉查处，自己五次检讨，但终被中纪委处以“党内警告”。

此前一年，与项南荣辱与共的任仲夷退休，“平安着陆”，虽然任之前曾多次作检讨。

项南依然性格不改，他离开福建时说，从此和福建“一刀两断”，别人以为他绝情，实际上他是不想因为自己影响接任者。

去职之后的项南，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扶贫活动中。他担任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长，依旧是精力过人，四处奔波。只是，很少谈及自己在福建的5年岁月，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

一直到1997年的时候，项南对秘书说自己想回到福建，“安静地呆上5年，好好整理些旧事。”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的11月，项南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项南曾说，自己当初离开福建，应该会有人高兴，有人惋惜，“但前者会是少数人。”是非功过最终都将由时间证明，如同贾庆林的词中所说，曾经的项南，令“八闽百姓至如今，犹铭记”。

八宝山送行当日，项南哀荣备至，前来送别的有朋友，也有曾经的对手。

(本文得到了项南之子项雷先生、女儿项小米女士，作家胡少安先生，项南生前秘书杨志栓先生，项南好友郑仲兵先生等的资料帮助和采访配合，在此谨致谢意。)

★1978年-1983年 “摸着石头过诃”和双轨制形成

在改革开始的时期，中国领导并没有为自己设定体制改革的目标，而是采取了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策略。不管什么样的政策或制度，只要能够恢复经济、稳定社会，都可以拿来应用。

   人们从多年的思想禁锢下解放出来，思想活跃。他们学习他国经验，总结自身教训，提出了各种各样变革的设想。不过，在进行全面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高层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命令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作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

   后来就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它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存量部分）仍按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第二，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虽仍在不同程度上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大体由市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