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对我真好作文300:刘勇林：粟裕大将“蒙冤与平反”的剖析——1958年反“教条主义”扩大会议50周...

粟裕大将“蒙冤与平反”的剖析

——1958年反“教条主义”扩大会议50周年祭

（一）

人民没有忘记，历史不会忘记。粟裕大将蒙冤整整五十年了。五十年前的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大将被当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在从5月26日到7月22日的五十多天里，粟裕经历了六次小会、二次大会（1500人）的检讨和批判斗争。会议强加给粟裕的莫须有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一贯反领导”，“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告洋状”，“告阴状”，还有被点名为军队中的“坏人”等。会后，在8月3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宣布把粟裕的所谓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并明令粟裕从此不能接触部队。从此，粟裕的历史功绩被逐暂贬低、淡化、乃至磨灭。

在粉碎“四人邦”之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否定了“两个凡是”，纠正、平反了几十年来大量的冤假错案，让几十万、上百万的受害者得到平反昭雪。在叶剑英副主席的提议下，粟裕于1979年10月9日，向党中央主席、副主提交了申诉报告。他在用事实澄清了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后说：“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的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份中央文件上把我作为军队中的坏人点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合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检讨等等，均已作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的内心深为痛苦……我恳切恳求，中央能对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叶剑英将这份报告送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黄克诚、耿飚、韦国清、杨勇等人审阅。1980年春节期间，粟在看望聂荣臻和徐向前时又向他们汇报了申诉报告的情况。1981年6月12日粟裕在上海，又向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报告了自己申诉的问题。到1982年2月份，来自总政的消息说，总政党委讨论后认为“这件事涉及到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评价问题，要等中央讨论后再定。”此后平反的事就不了了之，1982年12月16日粟裕同志的夫人楚青同志，给中央负责同志写信，希望在粟裕生前能得到平反，但仍是无济于事。1984年2月5日粟裕同志去世了。在起草讣告的过程中，楚青同志提出要加上1958年粟裕蒙冤一节，但都不予准许。转眼间十年又过去了，南京军区的五位离休干部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提出利用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的时机，采用变通的办法为粟裕同志平反。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克服了种种阻力，终于在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刘华清、张震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样，粟裕冤案从1979年开始申诉到1994年12月底，粟裕和他的夫人、他的部下前后接力，历时16年，历尽艰难，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精力，在粟裕蒙冤三十六年后，才终于取得了平反昭雪的重大突破。真是可喜可贺。但是，在2007年8月纪念粟裕同志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及有关纪念活动的方方面面，都让人深深感到，粟裕在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的严重后果仍然还存在着，他仍还“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就不能不让人重新审视、研究、分析那段平反文字。在经过认真的分析和对比后认为，1994年给粟裕同志的平反不全面，不彻底。这种看法，不仅我有，关心、注视和研究粟裕同志生平的许多同志都有。因为此文对强加给粟裕同志的种种莫须有罪名是否应该撤销、否定，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粟裕的发言、简报，粟裕的违心检讨等是否应予全部收回并销毁，都没有只字提及。还有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是否合适也没有提。特别是军委扩大会议是由党中央提议和主持召开的，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是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是给粟裕同志平反却不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正式文件，而是由中央军委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署名文章，宣布平反。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共中央对给粟裕同志平反一事是否还有什么考虑、顾虑和保留？

功勋卓著，品德高尚的粟裕大将怎么会蒙冤？平反怎么那样艰难？而且还不彻底？这些不可思议，简直令人想不通的诸多疑问，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里。

（二）

五十年前，粟裕冤案是怎样形成，以后又是怎样平反的，十多年来，知情人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叙述了粟裕蒙冤的前前后后。以事实证明了所有强加给粟裕的莫须有罪名都是捕风捉影的捏造和诬陷。

1、所谓“告阴状”

1951年12月粟裕正式就任副总参谋长。当时聂荣臻同志任代理总参谋长。1952年7月聂认为不必事无巨细都报到毛泽东那里去，因此要求军队方面的报告都要经他批阅，再根据情况看是否有必要上报。过去一向按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每半月报告一次的粟裕，自然也必须照聂总长的意见办理。但是没想到毛对军队的报告格外关注，由此对聂提出了批评。为此聂不得不向毛泽东写了检讨。粟裕认为自己也有责任，因此也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检讨。没想到毛泽东不仅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此种检讨很好。”而且还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作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并借机对聂又作了一次批评。同时还把这个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传阅。官居高位，年过半百的他，在短短的时间里，受到领袖的一次又一次的公开批评，怎么能没有想法？没有怨气？他不能怨恨毛泽东，只能怨恨粟裕。因为是粟裕写了检讨，让毛泽东有了对比，才让自己再挨了一次更严厉的批评。也许就是这样，粟裕在不知不觉中得罪了他，于是他对粟裕有了很大的怨恨。众所周知，粟裕主动写检讨，是因为毛曾当面给他打过招呼，他也已应诺，并且一直照办着，后来没有照办，他虽然是副职，也是有责任，有错误。有错误就检讨这也是很正常的。作为副职，在正职检讨后，自己也主动检讨，这也是允许的，无可非议的。在党纪国法中，从来没有规定过正职检讨了，副职就不能再检讨。所以，说粟写检讨是“告阴状”，“越级告状”，“反领导”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聂第二次挨批评，是他自己工作没做好，检讨没写好，这只能怪自己，不能怪粟裕。

（2）所谓“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

1952年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彭上任后，即提名自己的老部下黄克诚担任副总参谋长。一方面彭德怀和粟裕从未有过上下级关系，粟裕一直不是彭山头的人，因此没有老领导老部下的私人感情，有了问题不易沟通；另方面，彭和粟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上的看法有分岐，粟又不迎合，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是毫不退让，据理力争。而彭又是从井岗山到延安，再到抗美援朝，一直是军队中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因此对粟敢和他争论，十分反感和不满，经常以粗暴的态度对待粟裕。粟裕于1954年10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彭任国防部长后，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而哪些要由国防部的名义发布，哪些不用，又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本身下发的命令、文电，就常因署名的问题而受到指责。粟裕在上报文件上写了“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彭就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如果不写而直接上报，彭又说，“又想越级告状”！鉴于这种种情况，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以便在今后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意见。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但总参五易其稿，均未能获得通过。

1957年11月，粟裕作为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根据原定的日程对口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粟裕从借鉴苏军经验的角度，向苏军总参谋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供参考。

众所周知，要求明确和规定相关部门的职责范围，这是很正常、很普遍的工作责任问题，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粟裕要求明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职责范围，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竟被说成是“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在访苏期间，按约定拜会苏军总参谋长，向苏军总参谋长提出要一份“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工作职责条例”以供参考，除此之外，再未谈及别的问题，一共也只有20分钟，但居然被说成是“告洋状”，甚至有人还说是“里通外国”。捕风捉影，可恨、可笑之极。这种捕风捉影，随便猜疑、怀疑、诬陷的思想行为手段，完全继承了井岗山年代和延安时期的党内斗争，审干运动中所采用过的手段。当年这一思想行为手段，曾使许多红军领导人、干部和知识分子无端遭到残酷的打击迫害。令人痛心是，新中国成立后，过去制造悲剧的思想路线，思维行事方式和私心杂念，在某些领导人的头脑里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以致冤案不断。

3、所谓“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强加给粟裕的头条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过去人们认为其根据是强加给粟裕的另一个罪名：“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但我认为，这头条罪名所指的真正含义是另一回事。1946年至1948年，粟裕本着对党、对军队、对战局发展的高度责任心，把个人的得失、安危置于度外，曾数次斗胆直呈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有关华东、中原地区的战略战役方针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影响最大，震动最大的是：1946年关于先在内线歼敌的建议，和1948年关于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争取把敌人主力歼灭于长江以北的建议。这两个建议被毛泽东采纳后，都取得了非常好非常大的战略战役效果。粟裕为解放战争早日在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无可比拟的功勋。因此粟裕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斗胆直呈受到我党我军广大干部的高度赞扬和敬佩。当时没有人认为这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但是到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有别有用心的人竟攻击和诬陷粟裕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们当时虽不提粟裕斗胆直呈的事，但实际上他们攻击的目标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否定粟裕这一段光辉历史，将粟裕的巨大功劳抹黑，甚至抹杀。

（三）

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毛泽东都非常尝识，信任和重用粟裕。1945年要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要任命粟裕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9年要粟裕担任解放台湾的总负责工作，1950年又提名粟裕任志愿军司令员；1952年调粟裕担任副总参谋长，1954年又将粟裕提升为总参谋长，1955年评审军衔时，毛泽东又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但是，到了1957年、1958年，当彭德怀等人不断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成员汇报，散播粟裕“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告洋状”等问题后，毛对粟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不禁要问，彭德怀他们的诬陷为什么能起到哪么大的作用？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65年11月，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对毛泽东说：罗瑞卿这个人……不能保证这个人听话。他时刻想夺我的权，在军队另搞一套，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过了数十日，林彪就委托叶群手持他的亲笔信和事先写好的几份诬陷材料，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说罗瑞卿要让林彪休息，要夺林彪的权。结果毛泽东相信了林彪和叶群的话，很快就在上海召开会议，对罗瑞卿进行了批判斗争，罢免了罗瑞卿的总参谋长等职务。这和彭德怀他们诬陷粟裕，几乎如出一辙。这个事例说明：第一，彭和林对于不是自己山头的人，特别是不大听话的负责人都十分反感、不满和痛恨，都想到了借毛泽东之手把他除掉。第二，彭和林对毛都十分了解，对毛经常思考、关注和重视什么问题也十分清楚，也明白他们已得到毛的完全信任，他们的一面之词，毛也会完全相信；第三，毛泽东高度关注和极端重视权的问题，特别是军权问题。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更证明了这一点。毛最重视和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权，特别是军权能否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毛绝不允许任何人分割、削弱他手中权力的思想言行，一旦听到或感到有谁这样做，那怕是夺局部的权，他都会龙颜大怒，把此人视为“坏人”，毫不留情地把那人整下去。所以当彭德怀他们诬陷粟裕要夺党的权，要夺国防部的权时，毛很快就作出了反应。改变了对粟裕的看法和态度，同意和支持彭德怀他们对粟裕的批判斗争，并且一再指示要升温。但当听到有人替粟裕说话时，他又产生了疑问。找萧劲光征求对粟裕的看法。萧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当即点头表示赞成。并很快就发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毛泽东这样表态，实际上表示了他对会议上关于粟裕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的指控，提出了怀疑、质疑，甚至是否定。促使会议停止了对粟裕的批判斗争。但是由于有一些人不愿放过粟裕，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粟裕拜会苏军总参谋长说成是“告洋状”，甚至有人竟诬陷为“里通外国”；特别是还有一位中央军委领导竟说：“作为总参谋长来讲，有了严重的资产阶段个人主义，就不是做小偷，而是要做大盗，大盗盗国”。听到这些吓人的话，一直最反感大臣谋反夺权和崇洋媚外的毛泽东，被逼上了梁山。在一次会议上，把粟裕作为军队中的“坏人”点了名，从而把会议对粟裕的诬陷推上顶峰，把粟裕推下了深渊。这是对粟裕最严重的冤枉。这就导致了在1958年8月31日政治局会议，解除了粟裕总参谋长职务，并明令他以后不能接触部队。由于毛泽东对粟裕的辉煌战功十分尝识，同时还有井岗山时期老战友的感情，因此在其他方面毛对粟还是友好的。1960年1月粟裕应邀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还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彭德怀他们那个千人大会搞的。对此，当时粟裕十分兴奋，认为这等于是毛泽东代表中央给自己平了反。虽然，以后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发出指示和作出决定。但实际上毛泽东的话已清楚表明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粟裕的批判是错误的，粟裕蒙冤，责任在彭德怀他们。文革期间，毛还明确表态，粟裕有战功，打不倒。让粟裕未受到冲击和迫害。

（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明确讲：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这桩公案。“反党集团（指萧克等）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胡耀邦同志也明确讲：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那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但是，总政治部对粟裕申诉的回答是：总政党委讨论后认为，这件事涉及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评价问题，要等中央讨论后再定。我们不禁要问，萧克等同志都可以、都很快得到了正式平反。为什么对粟裕就不能一视同仁，给予正式平反？所以，总政的这个答复实质上就是想拖延、阻挠、甚至拒绝给粟裕平反。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怀疑1958年参与制造粟裕冤案的人，特别是对粟裕有怨恨和成见的人，还耿耿于怀，不愿给粟裕平反。由于他们有很高的职务、威望，有很大的能量和影响力，又极有权谋，他们通过有关方面发出的指示、意见或建议，经办部门及其负责人不执行也难。结果给粟裕平反的工作不能不搁浅。后来人事斗转星移，路不转人转。在1994年12月终于突破了他们的龙门阵，让粟裕冤案得到了平反。但是由于他们早就设置好障碍。以致平反不彻底。

粟裕冤案三十六年后才得于平反，虽然平反了，但又不彻底。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国还没有健全的民主和法制，或者说没有真正的民主和法制。透过粟裕冤案的平反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有高级领导人（好人）参与制造的冤案，由于平反涉及到这些领导人的权势、地位、威信，影响和个人恩怨及利益相关者。因此，对冤案的处理、定性结案要尊重事实，重证据轻口供，在那里往往是一句空话，平反很难很难。

粟裕冤案没有彻底平反，这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关于追授粟裕同志元帅军衔的郑重建议”上网后，有网友回应说：粟裕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帽子能去掉就不错了。这位网友的反映，表明强加给粟裕的莫须有罪名、帽子还有没有去掉，粟裕还没有彻底平反。我认为这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如果平反就到此为止，就会永远在人们的心中留下粟裕冤案还有问题没有解决。因此为了还粟裕一个清白之身，完全有必要给粟裕彻底平反。粟裕冤案能不能彻底平反？历史上有过这么一个范例。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7日发出了[1974]中发25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贺龙元帅能得到第二次的彻底平反，粟裕大将为何不能获得第二次的彻底平反？诚然贺龙元帅的冤案是林彪，“四人邦”搞的，情况不一样。但是只要确认是冤案，不管制造冤案的是坏人还是好人，都应该无条件的彻底平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伟大导师列宁说过：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山不转水转。只要还有同志，特别是他的亲人、战友、部下，不丧失信心，敢于依靠法律、求助法律、运用法律、向党中央申诉，要求以事实为准绳，以法律为依据，按照胡耀邦同志代表中央提出的“二不管”方针，重新复查。那么，粟裕大将的冤案就一定可以彻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