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诗郑嘉颖恋情:我是自由女神——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教育感悟

我是自由女神——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教育感悟作者：邓志伟　　 2008-05-30

　　由迈克·尼维尔(Mike Newell）导演，朱莉娅·罗伯茨(Julia Roberts）、柯尔斯滕·邓斯特(Kirsten Duns)、朱丽娅·斯蒂蕾斯(Julia Stiles)和玛吉·格林哈尔(Maggie Gyllenhaal)等明星主演的电影“Mona Lisa Smile”（译为《蒙娜丽莎的微笑》）2003年在美国出品并在北美、亚洲相继上映后，很快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原因很多，如包含着一流演员阵容的非凡演技，卫斯理学院四季迷人的校园风景，上世纪50年代经典的布鲁斯唱腔的音乐和舞蹈所流露的恬淡柔美的浓浓怀旧情思，以及影片呈现的卫斯理学院这所百年学府的尊贵与典雅的古典气质和怀旧气息等。

　　但是，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我认为，影片《蒙娜丽莎的微笑》的真正魅力在于其感人肺腑的故事本身。它是一个好的教育故事，人物鲜活、情景生动、扣人心弦。当我一遍又一遍地欣赏影片时，《蒙娜丽莎的微笑》能够触动我灵魂深处的教育情感，绪释内心蕴积的教育情绪，激活沉睡多年的教育思绪，激动万分，然后有了无限的遐思与幻想。于是，我只能在稍微安静之时整理出关于《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教育理解。

　　一、“卫斯理”：从传统中寻回教育理想

　　《蒙娜丽莎的微笑》的核心主题之一，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女子学校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教育状况。成立于1870年3月17日，坐落于美国北部马萨诸塞州，离哈佛大学很近的卫斯理学院，是一所四年制私立本科女子学院，是美国女子学院“七姐妹”之一，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女子学院。

　　从历史上看，卫斯理学院的任务是提供年轻女子接受第一流的教育。卫斯理学院本来是想凭着尖端的科学实验室和严格的课程内容，成为女校中的哈佛大学。在非宗教的女子大学里头，卫斯理学院的建校章程（charter）中明文规定，要任用女性担任校长，所有的师资也都是女性。仅在20世纪初，学校就拥有了很强的师资。其是一群卓越的女人所组成的女性主义分子，其中不少人将中产阶级的优雅与进步的行动主义这两种特质结合在一起。在美国女性赢得投票权的前8年——1912年，卫斯理学院的数学家艾伦·海斯（Ellen Hayes）就是马萨诸塞州州务卿的候选人。著名诗歌《美丽的亚美利坚》（America the Beautiful）的作者凯瑟琳·李·贝茨在该校任教过。1946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及社会改革者爱蜜莉·格林·巴尔奇也曾经是该校的教师。由此可见，“二战”前，卫斯理学院的校长及教师素质很高，对于学院的教育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追求，那就是鼓励女性独立，成为知识女性，成为社会精英，成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推动社会进步的有见解、有个性的女性。

　　电影中开学典礼的镜头就是历史的透视：当学生会主席向冷漠以对的校长大喊“我是女性的代表”的时候，头戴彩色边呢帽的各班级学生，群挤在礼拜堂的门外。卫斯理学院校长高雅的形象以及优雅的合身套装，唤起上一代女性的胆量与勇敢。“我是女性的代表”喊出的是卫斯理学院曾经的灿烂、曾经的辉煌，是卫斯理学院自19世纪成立以来数代人的教育理想与教育追求。

　　正是如此，卫斯理学院在那个年代培养出了不少优秀女性。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女性——宋美龄就是在那里接受教育的。1917年她以杜兰荣誉学位毕业，这是卫斯理学院对优秀学生的最高奖励。她日后曾回到卫斯理学院进行访问。她在卫斯理学院的访问被美国的《新闻周刊》、《时代》等杂志大肆宣传，认为这位“龙女士”的成功离不开这里的教育，把她视为“美国的女儿”。卫斯理学院至今仍保存着“美龄基金会”，以此来纪念这位优秀学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并以这位东方女性的成就作为学校永远的骄傲。宋美龄在对另一所女子学院——威斯理安学院师生的演讲中指出，美国女子学院最重要的是对她人格成长的影响，她接受到的熏陶是“宁静的高尚气质，是体谅他人，是正直为人，是知识上的钻研，是交换人生所必要的观念和理想。”

　　从1950年开始，卫斯理学院反而变得保守了、落后了、僵化了。“二战”后的美国女子学院在定位上都特别着迷于家庭生活的目标，使学生成为端庄贤淑的成熟女性。电影中反映了不少相关的情景：卫斯理学院的学生活动项目“掷环竞赛”（a hoop race），就是赛一赛谁会是第一个结婚的人；至于那些已经踏入婚姻者，赛的是谁会第一个生孩子。与刚刚来的凯瑟林·沃森同住一栋房子的孤癖的南希·安比老师，教的科目是教育、家政和礼仪，就是如何以优雅的姿势上下车、如何为一场正式的晚宴摆饭桌、如何安排客人的座位、如何配合丈夫应付晚宴聚会，藉此帮助丈夫的生涯发展。这里集中反映了卫斯理学院的教育目标，就是把姑娘们培养成为上层社会男人们的“家庭主妇”式的妻子。贝蒂的结婚及其婚假缺课的合法化也表明了学院在制度上对于上述教育目标的顽固捍卫。

　　这些故事情节非电影的虚构，事实上更为严重。直到1972年，马萨诸塞州才废除未婚女子使用子宫帽作为避孕措施是违法行为的法律条文。后来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卫斯理学院第47届毕业生卡罗琳·海布伦（Carolyn Heilbrun）回忆到，当时的一栋图书馆建筑的题词是这样的：“她的声音永远都是这么轻柔、温和与低喃，这是身为女性相当出色的优点。”而另一所女子学院——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的标语是：“我们不只将女性教育成学者，同时也使其变成为人妻，为人母者。”电影也省略了其他围绕婚姻的事情，每个大一新生都为了“优生目的”（eugenic purposes）而拍摄裸体照以及定期举行的婚姻课程等等。

　　对女子高等教育目的的如此理解和实践，与当时学院外部如火如荼的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向重视上层社会女子教育的卫斯理学院仍然坚持如此保守的教育理念和目标：学院对学生的教育并不是教他们如何获得自己感兴趣的知识，也不是重视心理教育，而是常以女学生的结婚对象作为评量其地位的标准，把学生的成功与否定义为嫁个富有的丈夫。

　　在这种教育理念和价值影响下，聪明绝顶的女生们并不顾及个人的目标追求和人生理想，同样把在卫斯理学院学习视作成为社会上层人物妻子的敲门砖。事实上，在进步主义教育的年代，卫斯理学院能够成为美国女子高等学院的排头兵，是因为她的教育理念是非常进步的、非常前卫的，教育目标是充分尊重学生的，以女性为主体的教师是善解人意的，是有理想、有追求、有个性的。战后的这种蜕变，既有“二战”对人们的影响，也与进步主义教育在美国被冷遇相关联。以永恒主义为主的保守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批评进步教育的时代，而进一步的发展正好是在战后的50年代。女子接受教育出自于男女平等的思想。接受了教育的女子，自然会比没有接受教育的拥有更多的智慧、能力和想法。就女子高等教育本质而言，自然是为女性提供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以充分体现男女平等的理念。如果说，教育的结果仍然是成为家庭主妇，成为男性的附庸，这样的女子教育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而上世纪50年代的卫斯理学院的教育目标定位，似乎是男权社会外加的，是校长屈服于男权社会的校董们的保守观念的结果。这种外在的强加给女生们的教育目标和课程，既不符合教育实践的特性，从时代的变迁而言，也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退步。

　　在这种时候、这种境况下，凯瑟林·沃森教师来到了卫斯理学院。她花了大概一天的时间就发现，卫斯理学院是个娇生惯养的千金大小姐和流言蜚语的大本营，它已经蜕变为上流社会“太太”的培育训练机构。校长受到保守捐款者左右而放弃了好的教育传统，同事也很迂腐迟钝，学校完全丧失了昔日的光彩。学生全都是白人，一方面自以为是，把凯瑟林·沃森这样的教师当成社会下层的人看待，一方面又迷失自我，缺少对于人生价值的独立思考。这一切的一切，让这位接受过民主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洗礼的艺术史教师的内心无法平静，她决意做些什么，试图找回卫斯理学院昔日良好的教育传统和过去的辉煌。
二、凯瑟林·沃森：我是自由女性的代表

　　从贝克利大学加州分校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凯瑟林·沃森，无法接受她所目睹的卫斯理学院的这种教育状况，试图通过教育改革实现妇女解放，捍卫女性的社会地位，通过思考找回自我。她希望这些本来聪慧勤奋的姑娘们能够有远大的志向，而不是只满足于嫁给一个好老公，她不忍心她们甘为人妻而埋没才能。带着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带着对艺术教育的独到见解，她将独到的生活理念经由艺术课程与教学传递给学生，本着自由女性的直觉与智慧，希望通过新的思想、新的课程、新的教学，来鼓舞帮助学生找到人生的方向，实现人生的价值。

　　故事以她的《课程史》的课程展开，同时融合了老师与学生在经历感情、家庭、事业种种的变故后的共同成长的历程，面临一系列的挫折与挑战，凯瑟林的教育改革最终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和喜爱。

　　尽管第一次课就被学生们给了一个下马威，但是凯瑟林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从第二堂课开始，她就按照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来改革艺术史课程。虽然这些学生在课前对大纲上的内容做足了功课，可是这所当时美国最保守的女子学院从没有教学生如何在课本外独立思考，在画面之上理解艺术、体会艺术。在课堂上，凯瑟林借助苏丁的绘画作品《牲畜》，旨在让学生思考“什么是艺术，是什么决定了艺术的好坏，又由谁来决定”这一艺术的本质问题。

　　在后面的精彩艺术史课中，凯瑟琳老师把学生带到了她的画室，大家围坐成一圈上课，与早先敌对的气氛截然不同。此时的学生已经被凯瑟琳的真诚和率直所感染，加上她丰富的艺术史知识和生动热情的授课方式，很快赢得了女孩子们的喜爱，终于女生们都把这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史老师称为“蒙娜丽莎的微笑”。

　　在另一堂精彩的艺术课中，凯瑟琳老师给学生看凡高著名的作品《向日葵》。充满理想与热情的凯瑟琳老师大胆地向陈腐的课程理念发起挑战，她希望这些女孩子对艺术和人生能有新的认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你能选择顺从家庭社会强加于你们的意志，你也能选择走自己的路。

　　上世纪50年代卫理斯学院的教育就是努力将学生送往婚姻殿堂，因此，在校学生是可以结婚的，学校从来不计较已婚学生的缺课情况。于是，嫁给英俊富有男子的贝蒂蜜月期间自然也拉下了不少的课，当她蜜月结束重新回来上课时，自然继续要上凯瑟林的艺术史课。而凯瑟林却并不买学校的账，她不希望这些女孩把结婚当作特权来行使，更不该把结婚当作人生的唯一目标。于是她狠狠地批评了贝蒂。可是贝蒂也毫无惧色地和凯瑟林针锋相对起来。在遭到凯瑟琳的批评后，她不甘示弱地对凯瑟琳说：“我要教育你”，随后写了文章登在报上批评凯瑟林老师。贝蒂的行为得到学校的认可，学校对凯瑟琳与传统不符的教育理念、课程改革和教学方法并不支持，学校董事会都在考虑对凯瑟琳的辞退工作。

　　凯瑟琳没想到自己的一片真诚和理想最终还是要被世俗的观念声讨。但是，凯瑟琳并没有妥协，她对于贝蒂校报社论的“向神圣的婚姻宣战，怂恿卫理斯学院的女生放弃自己生来就应担当的角色”的批评公开在课堂中给与回应。她放映了一组以妇女为题材的现代广告。她问学生如果将来的学者也像我们研究前人的作品一样研究我们，他们会怎么看？

　　第一张清洁剂的广告上写着：“Could you get a job as a housewife？Use Old Dutch Clean-ser！”第二张是熨衣架广告，凯瑟琳说“我不知道获得‘罗氏奖学金’的卫理斯学院的女生在给丈夫烫衬衫时会不会朗诵乔叟的诗句。”第三张是广告上画着一个家庭主妇端上一盆火鸡，凯瑟琳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大声说道：“每做一块肉饼，你们都能用物理知识计算出它的体积和重量了。”最后一张是女性束腰的广告画，却写着“感受自由的最好方式”。凯瑟琳含着眼泪说：“在座的是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女性，可我没想到，我要求你们成为优秀的人才，却成了对于你们生来就应担当的角色的挑战。”看得出来，凯瑟琳非常看好这群女生，她把她们视为美国最聪明的女性，希望她们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才，她并非一味地否定女性要成为贤妻良母，而是希望她们能够有其他的追求，她们能够不浪费自己的聪明才智，她们能够好好地思考，什么是女性的自由？什么是女性的价值？什么是女性的梦想？

　　凯瑟琳·沃森所代表的是“前卫”和“另类”的改革者的教师形象。所谓“前卫”，是指凯瑟琳·沃森就是一位不依赖男人的女性。凯瑟琳并不是贬低家庭妇女，更多的是她认为作为有知识的女性不应当只想着结婚。凯瑟琳希望学生们用新的观念打开自己的心灵，“什么是生活？什么使得生活是好的还是坏的？谁来决定生活？”凯瑟琳试图在学生的生活中起一个开导作用，她是一把金钥匙，试图打开学生被传统婚姻观、价值观尘封已久的心灵，让学生看到不一样的婚姻和人生的光景，至于选择还是学生自己的。所谓“另类”，是指她勇于公开在课堂上讲授《课程大纲》以外的“非正统”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所谓“另类”，是指她能够基于独特的理解质疑“艺术”和“美”的既定标准；所谓“另类”，是她能够背离乃至颠覆“男权至上”主流价值观，并且在反抗社会正统价值观和强大主流力量的过程中的不屈不挠和永不妥协的优秀品质。凯瑟林课程改革的成功，来自于教师的执著的专业追求，来自于她对于女子教育的自我诠释，来自于她对于艺术史课程的自我创新，来自于她对于师生关系的独特理解，她不懈的努力和永远的坚持。

　　无论“前卫”抑或“另类”的说辞，凯瑟林的教育践行，体现的是——“我是自由女性的代表”的教育内涵。她并非把自己的教育理解强加给学生，她做的是对卫理斯学院教育本真的捍卫，是对不合乎时代和不符合女子教育需要的教育境况的颠覆，她唤起的是女生们渴望的教育生活与学习生活，她以艺术史教师特有的教育诗性智慧融入于女生们的生活世界，她的感性的具有穿透力的艺术史课程，不是艺术知识的说教，而是女性人生的启悟。

　　凯瑟林不仅是那个时代卫斯理学院需要的教师，而且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教师。应该说，卫理斯学院的这群女生们，遇到凯瑟琳这样的教师，是一生的荣幸。她充满自信而又含蓄的勇敢，勇于向陈腐的教育作出挑战；她对于生活和爱的追求，帮助她们找到自我的价值，鼓励她们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自由女性的代表。
三、女学生们：花有百样红

　　在第一堂课上，女学生们就给凯瑟林·沃森来了个下马威，姑娘们“绝顶聪明”得能流利背诵每个艺术作品的背景资料及“美学史鉴定”。她还没来得及介绍课程，就有学生插嘴先介绍。从放幻灯片到关灯开灯，这群训练有素的女孩总是能在她提出要求之前抢先把事情做好。凯瑟林·沃森有些被镇住了，她问女孩们以前是否学过艺术史，大家都摇头。当她让读过整本大纲和推荐书目的人举手时，全班都举起了手。良好的艺术基础和扎实的课前预习使这些女孩对这位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教师几乎瞧不上眼。

　　但是，后来的课程创新和精彩课堂，加上凯瑟林·沃森特有的女性个人魅力，学生们很快也就接受了她，并且有所仰慕。从几个女学生的神情和谈话中，我们就看得出来：高尚家庭出身的琼，聪慧的脸上常常写满了对凯瑟琳的信任；生活放荡不羁的吉赛尔，在谈到这个纤瘦的新老师时唇边有羡慕的微笑。女生们接受了凯瑟琳老师并邀请她参加她们的聚会。凯瑟琳老师收到这些女孩子组织的秘密社团“Adam Rib”的邀请参加她们的活动。

　　在聚会中，她诉说学生们所关心的她自己的婚姻状况。她开怀袒露了自己在“二战”时的一段失败的感情，以及这次圣诞节她理智地拒绝了分隔异地缺乏交流的男友的求婚。她表达了自己的婚姻观：“并非每段感情都必须走上婚姻的殿堂，人生不是围着婚姻来计划的，结婚不应该成为女性唯一的出路。”她追求两性平等的立场和顺其自然的婚姻态度让这些女孩深思起来。她们渐渐地开始思考女性的命运、女性的价值、女性的理想。

　　在一堂关于如何欣赏《向日葵》绘画作品的课中，凯瑟琳向女生们诉说的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向日葵》的画法有多种多样，每个人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欣赏，去创造。每个人的生活也如此，要自我决定，自我选择。

　　斯泰尔斯所扮演的学生琼，是全A生，也是学校社团的主力军，而且正在读法律预科，曾经流露出对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向往。她热情地对待生活和爱情，是凯瑟琳在学生中最早的同盟军之一。但是已被耶鲁法学院录取的琼最终仍然决定以家庭为重，放弃自己的梦想。尽管凯瑟琳老师试图说服琼改变主意，但没有效果，凯瑟琳老师还是尊重了琼的决定。因为琼说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不是不断地告诉我们要学会自我选择吗？我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自己来决定未来的人生。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唯有学生贝蒂，直到最后才接受了凯瑟琳。贝蒂聪慧、沉稳、坚强、大方，但她对人生的看法却和凯瑟琳完全不同，代表的是维护传统女性价值观和婚姻观的优秀女学生形象。在她看来，女人最重要的事就是结婚生子，至于学习和事业都是不太需要考虑的事情。贝蒂与凯瑟琳在人生观、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在影片中是重头戏，凯瑟琳开始的苦口婆心的教育似乎收效甚微。但是，婚后的贝蒂的不幸福的家庭生活逐渐使她对于人生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也改变了对凯瑟林老师的成见，开始接纳凯瑟琳老师的教育观点。从最初的对立到离婚后的接受，无疑是对凯瑟琳教育的肯定。贝蒂终于将自己从糟糕的婚姻及家庭中解放出来，重新思考自身的价值和未来，并且渴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渴望得到老师的帮助。影片结尾的贝蒂画外音，就是最好的写照：“凯瑟林·沃森，我的老师，她由自己界定生活，并不妥协，甚至也不为卫斯理学院。最后的社论，我献给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她生活并迫使我们用新的眼光看世界。此刻你读了它，她将远行到欧洲，我知道，她将在那里发现需要打破的新围墙，新的理念将取而代之。我听说过她所谓的懦夫的离去，是一个毫无目的的流浪者。但并非所有四处游荡的人都是无目的的，尤其那些超越传统、超越界定、超越偶像而寻求真理的人，不是如此。”
四、蒙娜丽莎：微笑在自由思想中

　　虽然凯瑟林拒绝了学校有条件的继续聘用，虽然她选择了离开卫斯理学院，但是，影片的结局不像《死亡诗社》那般的悲壮，而是温馨的。因为凯瑟林老师最终赢得了这群美国最聪明的女性的认同，因为她们，凯瑟林老师被称为“微笑的蒙娜丽莎”，因为学生们最后同样也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她们的微笑，是蒙娜丽莎的微笑，是自由思想的微笑，是自由女性的微笑。虽然凯瑟林的个人爱情与婚姻并没有温馨的结局，但是，凯瑟琳最后用她坚强的意志、强大的人格魅力逐渐赢得了学生们的心，赢得了学生们的理解，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赢得了学生们的认同。凯瑟林的心血没有白费，凯瑟林的执著与追求是对的，这是凯瑟林的胜利，这也是教育的胜利，课程改革的胜利。

　　电影以《蒙娜丽莎的微笑》为片名，本身就是非常具有诱惑力和吸引力。片名《蒙娜丽莎的微笑》的隐喻可谓一语双关。蒙娜丽莎的微笑，首先让我们想到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著名画家达芬奇的肖像画作品——《蒙娜丽莎的微笑》。画中的蒙娜丽莎成为美学和哲学的象征性形象。“蒙娜丽莎的微笑”喻指迷人的微笑或神秘莫测的微笑。达芬奇使蒙娜丽莎那富有魅力的青春美被永恒而鲜活地留在画面上：透过那微抿的嘴唇，微挑的眼角和微凝的双目，悄然地流露着一种恬静、淡雅而又迷人的微笑，这是自然鲜活、充满青春生命力而富有灵性的生命体。本片的凯瑟琳老师和她的女生们在片中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不仅贴切地表达出自信、自强的独立女性群体风貌，而且凸现的是知识女性坚韧之美、柔和之美、个性之美。

　　影片以“蒙娜丽莎的微笑”为题，刻画的就是以凯瑟林老师为首的一群“蒙娜丽莎”。没有凯瑟林，就没有这群蒙娜丽莎的微笑。正是凯瑟琳老师的教育和影响，琼尤其是贝蒂等姑娘们第一次开始真正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换言之，影片刻画最多的就是凯瑟琳老师。在她身上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坚定的信念、执著的追求和对女性未来独到的理解。凯瑟林发动和领导的卫理斯学院的这场革命，不仅是对学校理念和制度的反抗、颠覆，更是对女性未来的思考，对女子教育的大胆创新。

　　影片的可贵之处，就是结尾并没有为女性应该是怎样的社会角色提供一个标准化的答案。所谓“妇女解放”的目的，并非就是让女性也去从事与男性一样的工作，承担和他们一样的社会责任。琼选择了家庭而放弃了耶鲁升学的机会，貌似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妥协，实则正是她独立人格的自我体现。影片告诉我们，妇女解放首先也是女性的个性解放，女子教育则是致力于培养她们的独立的思考力、自我的人生价值以及人生道路的决断力。无论相夫教子，抑或升学就业成为职业女性，还是兼而有之，都要通过理性的思考，只要是自己的思考，自己的选择，符合自己人生观、价值观，都是正确的。

　　当女生们得知老师要远行时，她们送给老师的礼物是每个人在老师启发下画的多姿多彩的《向日葵》作品。当老师凯瑟琳乘坐的小车缓缓开出学校时，一群美丽的女生们骑自行车，追随凯瑟琳的小车，犹如自由飞翔的燕子，去追寻那个美丽的梦。那场景让我印象深刻而感动！影片结尾贝蒂最后一篇社论的画外音，让观众体会到凯瑟琳老师在卫斯理学院的一年已经在这群女孩的心中播下了超越传统去追求真、善、美的种子，让人有无限的遐思。

　　虽然卫斯理学院没有成为上世纪5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阵地。但是，凯瑟琳老师的自由主义女性教育思想在卫斯理学院的影响，在随后的上世纪60年代有了重要的反映。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妇女运动、性革命与反战运动同时发生，卫斯理学院的老师们像凯瑟琳一样带给了女学生新的权力观和自由观。在1969年那一届的毕业生中，就有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如凯瑟琳所言，优秀的女性不能满足于成为总统夫人，而是成为她自己，希拉里就是如此——她正在竞选美国总统。

　　如果凯瑟琳学生的后代也选择念卫斯理学院，她们会发现，这所学校与自己念书时的环境相当不一样，而是上个时代的贝茨及其同事所认同的那种风格。“掷环竞赛”的游戏依旧存在，只不过不再比赛谁先结婚生子，而是谁会先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因为，时至今日，卫斯理学院已经成为美国培养知识女性、精英女性、优秀女性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