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remy scott 黑天使:几度风雨几度秋——李冬民口述（一）

作者：阎阳生，米鹤都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24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4 9:27:29
阅读量：893次
分享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抽屉TwitterFacebook

编者按：李冬民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位风云人物，曾任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更为亮丽的是，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积极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977年1月，他和钟家仑、伊林、涤西等人一起，将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强烈要求恢复邓小平三副一正职务、追究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镇压群众的法律责任等标语，贴到了新华门、天安门、王府井、三座门等地，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真实的心声。此事被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亲自定为反革命重案，北京市委将此文件传达到家喻户晓。李冬民等数十人随即被捕入狱。当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至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些事情，我们把这些历史的足迹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米鹤都
几度风雨几度秋
李冬民口述
采写： 阎阳生 米鹤都
编辑： 阎阳生 米鹤都

李冬民，河北唐县人，1947年生于河北。文革前为北京市第25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曾跳两级参加高考。文革初期，他以反对工作组、反对血统论起家，发起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后任首都“中学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是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之一。1967年中学红卫兵分野，他是北京中学多数派，即四四派红卫兵的领袖。文革中，他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及中央文革有密切接触，曾被江青赐名，改“李冬民”为“李东民”，寓上随泽东、下连百姓之意。1968年被放逐张北的部队农场， 1970年加入中共。1973年复员到北京当工人。1977年1月8日，他率人在天安门等地公开贴出 “强烈呼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标语，因而被中共中央列为重案，被捕入狱。后查清，此案纯粹是由北京市的“父母官”们为制造虚假的政治形势、胁迫中央决策而导演的假案。1980年由中共中央平反，获释。此后，李冬民攻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后就职于北京市社会科学所。不久，组建中国第一个民间的民意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研究所，著有《社会学方法论》、《社会价值分析导论》、《社会指标运动论》《社会管理》、《社会调查概论》等著作。
偷粮票的“侠客”
我老家是河北唐县，属于太行山区。爷爷家里条件好一点，供我爹念完了初小，又送到
山下县城念了完小[1]。那时候，我爹这点文化就不得了了，他后来在太行老区里当了校长。生下我后，父母把我放在了大伯家，他们就去了雁北，跟共产党闹革命去了。
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在唐县上了一年学，1954年到北京的。那时候，我爹在北京
市委工业部工作。老干部很忙，都把孩子丢在学校不管。这样我就在住宿制的北京小学上学，因为很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我和他们从天性上一直没亲近起来。
北京小学的这些孩子们娇生惯养，没有人了解和懂得农村。刚到北京时，由于习性不同，
我总觉得他们很可笑。比如，羊就是羊嘛，他们要说是小山羊;兔子就是兔子呗，他们要说是大白兔。我那时候说话带着口音，一张嘴全是唐县的山里味，所以跟同学们说话也少，属于比较孤独的人。我有时间就看书，那时生活也无忧无虑，我们用童话般的目光看待世界，对事物的判断也很美好，充满乐观。但是，我心里一直惦恋着我的家乡。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农村里没粮食吃，城里出现了农村里来的大批饥民，要饭的。我那时候已不住校了，住在市委宿舍，挨着崇文门。崇文门南边是护城河，护城河边上搭着席棚，住着要饭的农民。我就跟他们聊起来，问他们是哪的?他们说从农村来的，如何如何……北京小学的同学好多都是从北海托儿所转过来的，是从有苏联阿姨照管的那种干部子弟寄宿制的生活过来的。他们过的这种生活，实际生活在幻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中。所以那些农民说在乡下没饭吃了，他们都不信，但我信。我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我看了这些人，听了他们所说的，马上就信了，因为我有对农村的记忆。我身上有个一两毛钱，就给了他们。那时城里人粮食有定量，发粮票。我们市委宿舍中层干部住的院里，也办食堂。食堂有粮票，我不知道怎么动了心。我别的办不到，食堂里的那些粮票饭票啊，都在边上放着呢。我就和朋友夜里偷偷地去拿了这些粮票。
我当时也不觉得这是“偷”，应该是“拿”。偷着“拿”当然也不好了。但我准确无误地知道，我们不会被发现。因为那个食堂，到晚上就彻底没人了。忘了是不是爬窗户了，反正我们就进去了。第二天拿这些粮票分给了那些没饭吃的农民，心里感觉特别好。另外，我接触的一些文学历史，什么《夏伯阳》啊，《敌后武工队》呀，也使我对农民有一种喜爱，有一种感情上的联系。所以觉得偷粮票什么的，有点像援救游击队，或者是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的那种感觉。
许多城里的学生，对这种社会现实不了解也不理解。大串联时一看全国各地那么多要饭的，认识社会的门才打开。
那时，我认为我对中国现实的了解，远远高于我的同龄人，特别是只在城里读书的学生。
而且，农村的那段生活塑造了我一个比较务实的性格，这对我在红卫兵运动和文革时期的影响都很大。
跳两级考大学
我的父母都是土八路出身，对分的概念和要求并不强，跟孩子也沟通少。好在我初一、初二都参加了课外活动，初中时我参加了在北海后面那个少年科技馆天文组的课外活动，也不要他们管。
那时候，辅导员看我接受能力强，就把我领到北京天文馆参加天文小组，听周培源讲相对论，讲完天文看星象，像这种时空观念，相对论这些东西，我当时也能听懂一点。我那时就喜欢自然科学，想当科学家，要当学者。当时看苏联一个科学家罗巴切夫斯基的传记，很有感触。他是非欧几何的创始人之一。他十四岁上的大学，二十来岁当的教授，三十岁就当了大学的校长。这对我影响很大。所以，我课内成绩不错，但在课外学的东西更多。高一的时候，我就偷着摸着，一边当班长，一边白天黑夜的看高二、高三的课程。这都是自发的，于是1964年夏天，我高一就考了一次大学。
当时学校不支持，原因是我们这批学生正上实验班呢，我把他们整个的计划打乱了，就给我算了个肄业。我拿着肄业证书到小西天街道，以社会青年的身份去市教育局的社会教育处去报名，在27中的考场考的。北京那时候极少有跳级高考的，我考试成绩应该还不错，录取分够了。我俄语成绩考的是98分。这是我的俄语老师李洪达先生为我记住的。数学那一年开始有加分，我把懂不懂、会不会的反正都答了，我出来和别人对了对，我比认识的几个高三年级的考得还好。
考完以后，就苦苦等大学的回音。那时，郭沫若和钱学森办了中国科技大学，我就认为这个学校是新型的，是反映现代科学思想的学校。于是，我报的第一志愿就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志愿呢，是哈军工，更惨的是把清华报在第三志愿，特无知。最后，是山西太原的轻工学院录取了我。我当然没去，所以最后这件事还是没成功。如果学校和老师支持我，让我参加高中毕业考试，以毕业生的身份高考，估计那年我就能上一个不错的大学了。
不过这样一来，我倒有时间了。等着和大家一起高考，我等于还有两年时间复习。在我痛苦地等待下次高考的这段时间，我学点历史，学点文学，也学点理论。结果这段时间成为我在这些方面大丰收的时期。小时候看《杨家将》、《说岳》什么的，这时候看的都是些60年代的现代革命文学和外国文学。
学者嘛，都要写论文、写报告什么的，我也想装模作样地学学。这期间，我看了纽伦堡那本《德国间谍的内幕》，还有《美帝国主义的谍报工作》等比较风行的几部书。于是，洋洋万言，写了篇《论间谍》。这篇文章还挺像模像样的。中学的作文我得分并不高，但是写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倒是很随手。文革中能写出大块文章，可能与这么一种基本训练有关系。
这时期，我还把毛著从头到尾学了一遍，特别是一些关于中国革命和战争问题的长篇，我都当理论文章来学。那些文章，触发了我心灵中那种革命的萌动，感觉不对的就想要变革。
我们那会儿虽然也不小了，不过对男女之间的事根本没什么感觉。男女合校的学生大概还能启蒙，可我们学校是男校，一色的男生，秃瓢学生。你要想看女生，得上大街上，斜着眼看女12中的学生，算是过过瘾。所以那时几乎没有什么“邪念”。
曲折插话(编者注：李冬民中学同学、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者之一，采访时在场)：在学校时，冬民他穿着不讲究，上面一件衬衫，下面一条蓝裤子，在文革中也没怎么见过他穿军装。他有点与众不同，不拘小节。比如说，他开会迟到，就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经常性的。比如说咱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那时在北京展览馆曾展出核爆的一些仪器。我们正上着课呢，他就带着我和几个同学跑去看仪器展。
他确实有点离经叛道，在高一考大学，学校开始不支持这种做法，因为这个在学校里头是很个别的。也是经过一番工作以后，我们学校教导主任毕老师特批的。后来他真考上了，但不是他理想的大学。所以他没有去。
那个时期，我们都是比较喜欢学习的，但是他在学生时代就把毛泽东著作全部通读了，马列的东西看得也非常多。应当说在中学生中这是很少的。
写出一面墙的大字报
1966年，我是高三(2)班的班长，那时叫班主席，也是团支部宣传委员。
6月2号，《人民日报》一登聂元梓的大字报，电台一广播，文革就算爆发了。6月3号，高三的一个学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校领导要把我们领向哪里?”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马上来了主意，就把以前关于教育革命的想法端出来了。我没批校领导，大字报对事不对人，是对教育改革、对整个国家的宏观大论。
我一写就是长篇大论，有好几十页。大字报矛头指向修正主义，中间好像也写了几大部分，叫反修防修，实际上内容还是教育改革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学习的课程内容很陈旧，几十年前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过了几十年了，都不把这些东西给学生们讲讲。
当时这个举动影响较大，我虽然只是个团干部，但在学校里也是个有影响的人。我们班里就一派，都团结在我周围，我是领导。我大字报写的内容不一定全对，但是我敢写，大家也都敢贴。我一人写，全班毛笔字写得好的都帮我抄大字报。然后我们到学校前面的院子贴了整整一面墙。这在学校挺轰动。
6月9号，乱了几天以后，学校就没领导了。我就带着人到团中央找领导。那时候学校里还没分派别，等于是代表全校把信送到那儿的，希望团中央给我们学校派工作组。25中的工作组是北京市高级检察院的干部，从农村的四清工作组直接调过来的。
工作组大概是6月10号前后进校，他们工作方式很简单，就是让大家围在一起学《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些牛鬼蛇神什么的。可是咱们教育该怎么改革啊，这些事谈都不让谈了。就我们班还瞎忙活，讨论什么教育革命啊，大块文章还不断的出。然后我又提什么学制应该缩短，写了一堆学制上的设想。同学们也都闲不着，有的领纸，有的抄，有的去大门接人……我们班除了大字报，还有外校来串联的，我天生喜欢串联，外校找我们的电话就特别多。
工作组见我们没事老到总务室领大字报纸，还老写，就觉得我们事多。这时候工作组就开始限制了，不许外校来串联。学校当时有油印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知道拿钢板刻蜡纸，然后涂上油墨一推。那时候的印刷设备就是这个。我们把我们教育上的主张印了个传单，写了个呼吁书，每次油印几百份给大家散发交流。我们不叫红卫兵，落款是东风战斗组。
终于有一次，去学校领油印机的同学回来了，说工作组不给，说不让印。我们就很抵触了。
用《宪法》维权
这期间父母也自顾不暇了，交流更少了。我回家后有满腔热情的时候，也有苦闷的时候。这天晚上闷得慌，我就到侯子贞家去了。侯子贞是我们25中品学兼优、循规蹈矩的学生。他可以说是全校的头号优等生，每年都得个优良奖章，连续三年叫金质奖章。学校还准备发展他入党。他父亲是外贸部的一个干部，对孩子管得很细，也跟孩子交流。我去他家也很随便，和他父亲也聊天。他父亲还看了并称赞过我写的那篇《论间谍》。
那天，我在他父亲的学习材料中，无意中抄起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一翻呢，有个第三章第八十七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之自由。
我是想到就干的人。第二天一早，我就带人去跟工作组要油印机。工作组有个姓张的年轻人，一边抠着脚丫子，一边说不行。他说，你们印传单出了事谁负责?我说不是传单，我们就是一篇文章，一个呼吁书。他说，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拍着胸脯说，当然我自己负责，国家也规定，言论自由，文责自负。他问，谁说的?我 “蹭”地就把兜里揣的宪法掏出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八十七条。他是检察院出来的，当时脸变得铁青，说：好，你负责，你拿去吧!
从这以后，工作组就开始让一帮初中学生盯我的梢，开始整我。我们学校第一批的老红卫兵都是一些高干子弟，那个时候积极跟着工作组整人。从此，他们就开始把我当成敌人，拿我当反对派，当成政治斗争的练习品，还拿着木枪，准备对我搞围攻。我就在黑板上写出毛主席的《咏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我们搞的并不是跟谁争领导权。我说，这简直是苏联、东欧修正主义围攻中国共产党的布加勒斯特会议!
工作组除了批我，还说我们班的曲折同学反党反毛泽东思想。曲折呢，家里是希望让他上大学，他那时就想要上山下乡。文革前，也宣传了很多这样的知识青年典型，如邢燕子等。曲折就一门心思想下乡，他要去当邢燕子。他就给家长念毛主席语录：“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要上山下乡。他父亲是个裁缝，也用毛主席语录反驳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所以你要上大学，好好学习。有些同学就把这些生动的对话搬出来，说这是曲折打着红旗反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
小“三反分子”
我们跟工作组的矛盾，比清华附中还典型。城里的这些学校，工作组要蛮横得多，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党，党就是一切。6月20号左右，他们策划了一个大会，叫全校文革辩论大会，而且还请了外校的领导观摩。
大会从早晨8点开始，大会由校文革的头头主持，工作组在下边坐镇。让我、侯子贞和另一班的团支部书记臧振彪站在前面，那次二中的刘龙江本来是来观摩的，后来也给陪绑了。我们在台上站着，前边有一排桌子。底下的人喊，低头啊!我没低头。中午吃完饭接着开，吃完晚饭再接着开。我中间的饭是怎么吃的，都忘了。为了表示不完全是冲我们这几个学生来的，他们也把一些“反动老师”也拉来一起批斗。那时还不兴打人，下面扔个石头什么的，他们都制止了，我们还没有受皮肉之苦。此后学校里斗老师，就有挨打的了。
这个会从早晨开到了晚上，全校三千人没有人敢不到场。当时，在礼堂前边操场，黑压压的。也有人困，也有人睡觉，叫醒了接着开，然后又从晚上开到第二天早上8点，太阳出来，整整24小时。
大会名义上是大辩论，实际就是批斗了。所谓的辩论，基本上是说一些事实。那些事实，今天听了很可笑。他们说我们是“三反”，第一条反党。控诉我怎么跟工作组对着干，证据就是那个油印机的事。这个反党就很清楚了，我是跑不掉了。侯子贞呢，说他发牢骚吃不饱饭，农村里的农民更苦更吃不饱。这是反社会主义。臧振彪也有点什么，这样就给我们凑齐了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在这次批判会之后，工作组宣布我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定成“反动学生”。我想，是不是“反动学生”的词分量轻了，另外有点像当年国民党说共产党学生用的词。
当时，工作组整我们非常地认真。他们把工作组成员派下去，分化瓦解学生。先分化瓦解我们班，以我们以往在同学中的威望、学习成绩，别人不敢反对。这时也出现了几个见利忘义的，跟着工作组收集我们的证据。然后，把我的班文革主任换了别人。不过，工作组也没有再找我个别谈过话，但勒令我们天天准时来学校报到，晚上还可以回家。
这段时间就天天在班里开会学习。到了7月29号，毛主席从南方回来，在人大会堂开会。主席那次说，让少数人也发表意见嘛，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所以将来如果真要写红卫兵历史，如果不反映文革的这个情节，就等于没把文革最激动的情景写出来。什么毛主席畅游长江啊，跟大伙没关系，跟我们命运相关的是，毛主席说，让少数也说话嘛。然后把刘少奇搁一边，让他承认错了，把工作组撤回去了。
我和工作组叫阵，想想真是不自量力，不过最后结果是工作组落荒而逃，这就要念毛主席的好了。
红色恐怖
红卫兵闹得风起云涌，始自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那时候交通没这么发达，从海淀到城里骑自行车得骑一个多钟头。但就这点距离，清华附中那个造反精神移到市里来，就完全变样了。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是跟工作组对着干，城里的红卫兵是支持工作组，而且帮着工作组整同学的。像我们 25中的红卫兵，跟工作组亲得不得了，整天给工作组打洗脸水。我们学校老红卫兵就是这么成立的，很没出息，给工作组当服务员，从形象上就跟红卫兵的称谓不协调。
过了没多久工作组就倒台了。我们学校的红卫兵转眼就翻脸了，他们勒令工作组滚蛋。贴上标语：不要保姆，工作组滚出去!这帮孩子愣是把工作组的脸盆、被子往外扔。工作组撤走以后，我们学校这些老红卫兵权力更大了。
他们跟工作组虽然跟错了，但他们又拿起了“血统论”作为武器。我最烦老红卫兵的，第一个是跟工作组，第二个就是血统论。他们在红卫兵运动的几个重要关头，都错了。
工作组撤走以后，我就自由点了，但是他们听说我们高兴了，就马上捡起血统论做武器，表示他们是红卫兵，可以独掌生杀大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次班里开会，一位工人出身的同学秦喜昌提到工作组整学生，说：我越想越是工作组错了，不是我们错了。李冬民、曲折都是好学生，李冬民学毛选比谁下的功夫都大，都是很自觉的，还真不是假积极的学生。秦喜昌那天很激动：说李冬民他们是反革命，我不服，是工作组做错了。教室里哄的一下就引爆了，大家议论纷纷。那几个紧跟工作组的学生镇不住，就找在校文革掌权的老红卫兵，他们来了几个人，这时候他们新的棍子就是血统论。他们不直接冲我来，也不冲秦喜昌去，进来就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挨个问“你什么出身?!”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出身不好，他当时说，我父亲解放前是铁路上的职员，是不是官就不知道了。他给自己“上纲”，说，给国民党干的就是伪职员，伪的呢就是反动的。那我老子反动呢，我就是混蛋。这学生接着就当着全班的面开始检讨，很痛苦。另外一个当过校团总支委员的同学，也因为出身不好，一帮人过来问，你什么出身，上去就踩他的手。他们就想用这种低劣的手法把我压制住。
这些老红卫兵接着更错，上街去打流氓、剪飞机头、剪阿飞裤。简直就把革命给你形象化了，从抽象思维转到这具体形式，就是打流氓、破四旧。后来，我们又辩论过一次，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社会上，开始去打人、抄家。那时也不知道从哪儿抓来的人，拉到学校里打。在学校也把一些学生打成了“反动学生”。我们没有打人，也没有权力打。那时候我们自己反革命帽子还没摘掉呢，闹不好还会挨打。但当时我也没有觉悟到打人完全不对，认为要真是反革命分子，可以打，如果是抓住证据，比如抓住了特务，是可以打的。那时候我的觉悟是介于可以打和不能打二者之间。
“八一八”的时候，我没有参加，而是躲在二中一个同学家里。他家里有电视，所以会场的电视转播我看到了。毛主席接见时，我们学校的红卫兵也上去了。我觉得毛主席支持错人了。而且我并不喜欢红卫兵这个名字。“红”还可以理解，“卫”就有点不独立，依附，没点儿自己的思想。“兵”字我是没想过，但是不大气。但“八一八”下来，“红卫兵”的名字就改不了了。而且弄了个造反歌，不知谁写的?真难听，太低级了，我就觉得非常俗。只有中学生才能做出这么可笑的歌词。不过，动乱的年代，越简单的东西越能成为暴民的口号和纲领。
8月份，整个北京的打人风就刮起来了。清华附中的造反精神是理论上的思维，到了城里整个是市民暴虐思想对市民阶层的迫害。开头，先是二中的老红卫兵大打出手，踹出了第一脚，这就撕破了这种道德和纪律上的约束，见血就光荣。我看我家附近女十三中有的那个小女生，刚打完所谓的地主资本家，那军用帆布皮带上都是血迹，就系在她们腰上。城里的红卫兵都是这样的，酿成了红色恐怖。当时我觉得，这是一帮暴徒。面对他们那种群情亢奋，我真实的念头是，红色小纳粹。
我同学的妹妹在女13中，她们有天在一起说那时候学生不登大雅之堂的语言，比如像“他妈的”。她们就要从语言上、从风格上开始探讨革命，说“他妈的”是革命的口头语。这些挺可爱、才十几岁的女孩子，也装模作样的，这个“妈的”，那个“操”的，连怎么骂都骂不利落，但是还要骂。
操着这样的语言，再拿着皮带打人，整个一帮红色小纳粹。当然也没想到我以后居然也成了“红色纳粹”头目了。
创建首都兵团
“八一八”我没赶上，但那以后我又开始恢复了无组织无纪律的秉性。我也不来学校了，有时间就上清华啊，北大啊，看大字报，也看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那个“三论”什么的。后来，我想，人家都有组织，我没组织不行，就出现了拉山头的想法。到9月份，我觉得我们应该革命了，应该成立自己的组织了。
我父亲这时候其实已经被打倒了，我属于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这时候臧振彪也缓过劲来了，被工作组批斗迫害的精神状况恢复过来，不那么萎靡不振了。我说，你父亲是革命烈士，出身没问题，也没人盯住你。我说咱们也成立个组织吧，最初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宣言这种革命性的文件都是我起草的，我们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宣言》在25中贴出来，就占房子。只要是公共的房子，贴上条就是我们的了。
我们的宣言就批判老红卫兵的不良行为，根据我们自身的特点，表示和我们学校老红卫兵划清界限。在组织上，这个工农兵、革干、革军这些“红五类”出身的，有资格参加，同时非红五类出身，表现好的，也可以加入。就这么一条，宣言贴出来以后，我们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马上就门庭若市，效应非常明显。我们就这样成立了组织，臧振彪他们在学校就活跃了。
我呢，有更大的使命，出去到外校串联去了。我还是以教育革命的内容，串联二中和景山学校。景山学校过去在教育改革方面，是最早的实验学校，他们不仅学外语，还用外语原著讲数理化。这是我推崇的学习方法。我先和景山学校联系上，9月初，我们就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开了一个会，串联了十几所学校名称是以“毛泽东”开头的红卫兵组织。原来我们叫毛泽东主义，听说毛主席不同意称自己为“主义”，我们就改叫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当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的袖标
这样，我一直在校外串联张罗着。1966年9月16日，我们就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成立大会。有十来所中学的近千人参加。我读了宣言，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记得当时有一位《解放军报》的记者，来会场采访，他询问了大会的宗旨、议题、负责人等情况。他后来成了《解放军报》三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我们成立时，和中央文革没有联系，我们还没“巴结”上呢。首都兵团不像老红卫兵，从家庭关系就和中央有天然的联系，但是，首都兵团大部分的骨干学校都是城里的学生，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中央的决策机关。
首都兵团司令部当时找到两个民主党派的办公楼，一个是民主促进会，一个是隔壁的农工民主党。民主党派中央机关不是我们封的门，是当初8中红卫兵干的事。我们找到这里，就把它启封了。它离我们学校近，地方也够大，又有房子，又有摩托车，又有汽车。启封了以后，我们就把这两个办公楼占用了。我们后来又占了致公党中央机关，在那里办起了报纸。接着就占到了全国工商联，那儿也有我们的办公室。那时是占山为王，谁先占就是谁的。我在红卫兵运动中算是个人物，但是个比较温和的人物，也就是说比较讲秩序还讲政策。现在回想起来，可以总结的是，我算是走中间路线的。因为我们态度和蔼，既不骂人也不打人，不像前面那些老红卫兵，对他们来讲有安全感。这几个民主党派，一看我们还真是仁义之师，像是解放军的形象吧，仁义的红卫兵。所以他们还挺欢迎，说来了一帮讲政策的红卫兵。而且从此以后，再有哪家红卫兵去了，他们就往外推，说：我们这儿已经被首都兵团占了。对，共军已经占了，国军就不要来了。
我们在北京市区占了几个民主党派的办公地方，办了《兵团战报》，这是文的方面。在武的方面，那时候就是跟老红卫兵的东纠、西纠学习，拉一帮小孩子成立红卫兵纠察队。这帮孩子呢，都是各学校的，也是到处占地方。一个在学校占，一个在校外占。我就觉得这正是扩张的时候，光纠察队我们就建了7支。从1966年11月到12月份，这两个月里，我们的组织部长秦喜昌，靠勤奋的两条腿，坐公共汽车，坐长途车，在北京18个区县都建了联络站，建了“首都兵团”的支队。
后来，我们把一些封存的汽车也给接收了，还有体育学校的摩托车。那时候交通工具就是摩托车快。中学生正年轻，开摩托那么刺激，能不开嘛!我喜欢摩托车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开始根本不会开，也根本没有驾驶本。我记得我第一次开摩托车的时候，甚至都不知道挂档，打着了以后，挂一档就开着走。半夜三更的，整个街上就它哒哒的巨响，就那么开着走了一路。还有一次，车还挂着档，也不知道怎么就打着了，那摩托车噌的一下就蹿出去了，想想挺危险的。刘龙江开摩托车的时候，摩托车一下挂二档，一条新裤子的裤腿整个被撕下来了。那时候摩托车都骑疯了，变成我们自己的交通工具了。
[1] 即六年制的小学。
注：本文原载于北京传奇策划、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丛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