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轻轻支撑:湖北籍中共总书记向忠发

7月2日

湖北籍中共总书记向忠发

(2007-06-28 19:57:02) 标签：

人文/历史

分类：鄂东北（孝感、黄冈市）        作为唯一工人出身的中共总书记，他在位三年的时间里，不仅没有留下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反而成了中共历任最高领导人中，唯一的一个被捕变节者，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中受唾弃的党的领袖。他就是向忠发。
        向忠发(1879－－1931年)，又名仲发，化名杨特生，湖北汉川人。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后随父母迁回湖北原籍，自幼随父驾船谋生，在汉水、长江流域漂泊。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学徒。工厂倒闭后去江西一家大户做佣人，3年后因受东家赏识介绍进入轮船公司，仅4个月即升任二副，两年后再升大副。以后几经波折，在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治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并日渐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治萍工会工作。几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经成为拥有上千名会员的汉治萍工会的副委员长。次年，中共党员许白昊发展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随着当时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向忠发作为当时汉口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负责人，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并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以至于湖北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成了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自然也功不可没。客观的说，向忠发在工运方面确实有着一定的能力，他也因此被推荐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上级领导便是后来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人物李立三，也因了这段上下级关系的经历，让他对李立三敬畏有加，这是后话。1925年中共四大，向忠发被选为中央委员，主管湖北区工运工作。湖北省总工会成立后，向忠发任委员长，刘少奇、李立三、项英任副委员长。工作开展十分顺利，仅武汉三镇，工会数量就从13个发展到270个，向忠发藉此声名大振。八七会议时向忠发没能参加，但仍全票当选为中央委员，票数比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都多，足见当时其影响力很不一般。并随着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均迁移到武汉，向忠发作为令人瞩目的工人运动领袖而入选中共中央，可以说也是情理中之事。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汉口举行，向忠发入选中共中央。由于党内高层领导人多数对向忠发并不熟悉，所以进入中央后很长一段时间，向忠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然是很低的。故当中共中央为避免国共破裂而设法抑制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时，作为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更是常常怒形于色，公开表示对中央政策的不满。特别是在中共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之际，向忠发几乎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专程前往武昌找中共中央辩论。此种情况，自然给了在武汉的帮助中共俄国人以不同凡响的印象。同年10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这时，由于各地暴动刚刚失败，一时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因此，共产国际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10月15日，向忠发与湖北省工委负责人李震瀛一道，带2个武汉工人和5个上海工人乘苏轮安迪吉号由上海前往苏联海参崴，然后再乘火车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向忠发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做了多场报告和演讲，极大提高了知名度，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1928年6月17日，在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向忠发被指定为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委员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推举向忠发担任会议主席。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正式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总书记，成为继陈独秀、瞿秋白之后的第三任中国共产党领袖。
    客观的说，向忠发是一个工人运动的好领导，但绝不是能驾驭全局掌控全局的将帅之才。他自幼闯荡，没有学习什么文化，更不要说什么理论，农村工作经验的欠缺，以及尚浅的资历，这些都让他在复杂的国内革命斗争形势下感到手足无措。由于接下来还要参加共产国际的六大，新当选的7位常委，只有向忠发和蔡和森暂时回国开展工作，这样实权便落在了蔡和森手里。 1928年8月底，向忠发到达上海，并于9月2日开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逐渐熟悉了中共中央各方面的工作之后，向忠发明显地希望能够尽快地做出成绩来。为此，他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组织上变革的设想，并做了几项颇有成效的工作。
    一是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开除了刚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职务。
    二是指示秘书潘问友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已的施政纲领。 
    三是提议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工作。
    显然，上述事情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向忠发的工作作风，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向忠发并不是所谓头脑简单，当挂名总书记的人。相反，他的确有一定的政治观察力和相当程度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组织协调能力，其做事决断，令政治局成员对向忠发的态度大为改观。随后蔡和森因为对“顺直省委”问题处理不当而被免职，取代他的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周恩来回国后，日常工作改由周恩来主持，1930年3月，周恩来去莫斯科汇报，李立三又成为了中央大权的实际操控者。李立三曾经当过向忠发的上级，毫无主见的向忠发便对他言听计从，甚至在会上公开说：“立三同志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任由李立三去施行他那近乎狂热的“立三路线”，使中共蒙受了比瞿秋白时期更为惨重的损失。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争取，向忠发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自已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有关指示，向忠发为此给自己惹了大祸。周恩来和瞿秋白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对李立三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一直推波助澜的向忠发，其见风使舵的本领再一次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作报告时说：“我早就看出立三同志这一套做法有问题，脱离了中国实际，也没有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之后还请人代写了《如何反对立三路线》的文章加以抨击。向忠发“大事面前不糊涂”，得以继续留任头把交椅，只不过实权又回到了瞿秋白手里。显然，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领导人，怀疑甚至批评共产国际，扬言要帮助共产国际，这无异于“犯上作乱”。导致1930年11月中旬以后情况悄然发生改变。             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共产国际的代表大发雷霆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于是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令向忠发极为尴尬。12月16日，即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来到上海，并与向忠发谈过话之后，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已负有主要责任。他进而极其消极地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选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够，同时在'立三路线’时代我应负很重大的责任，对我个人，希望允许我到下层去做工作。我的态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响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体亦不能担任这一工作”。向忠发的请辞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赞同，虽然向忠发仗着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总书记的位置，但反复公开地承认错误并把自己说得几乎一无是处，结果使他明显不再象过去那样争强好胜了。向忠发在中共党内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到此为止了。这之后，向忠发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并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彻底堕落了。（注：这期间“堕落”的又何止一个向忠发。据周恩来回忆，根据莫斯科意图改造后产生的六大中央委员总共有36个，其中工人占了22个，而这22个工人委员中，除了向忠发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变节以外，相继投降了国民党的就有14个，占整个中央委员三分之一还多。）
     1931年4月顾顺章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之后供出共产党机密，包括向忠发右手一指半截的特征。6月22日，向忠发被捕。审讯时，与向忠发同居的杨秀贞坚决不承认向忠发是共产党，于是国民党便让向忠发与她对质，向忠发无耻的说：“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讲了吧。”无怪乎周恩来后来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个妓女。”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龙华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蒋介石：“已擒获共产党首犯向忠发。”蒋介石回电：“立即就地枪决。”行刑前，向忠发跪地求饶，要求见蒋介石一面。就在向忠发被枪决几个小时之后，司令部又收到了蒋介石第二封电报：“暂缓枪决。”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有资料说24日）将他枪杀于龙华。向忠发被杀后，中共中央由政治局常委王明临时主持工作。向忠发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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