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y charmed中国专柜: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国家

    安南古称交趾，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属地，五代以后，方独立成国。元末战乱，安南趁机从中国版图脱幅，一度发兵攻入思明路永平寨，超越元代定界铜柱二百余里，霸占丘温、庆远等五县。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曾颁诏晓谕安南国王陈日昆，命令归还，但陈朝此时已由国相黎季犛掌权，他胁迫国王陈日昆，称兵拒命。朱元璋以战争方息，重在安抚，不愿再起干戈，于是置之不理，安南从此处于半独立状态。

    动乱多事的安南

    自明朝成立以来，安南陈氏政权已趋衰微，一直内乱不断，早在公元1371年，安南国王陈日坚就被伯父陈叔明逼死，因惧怕明朝反对，陈叔明未敢篡位，乃立其弟陈瑞为国王，后陈瑞在入侵占城时败死，弟陈炜继立，此时陈朝政权已逐渐落入黎季犛的控制之中，他杀掉陈炜，改立陈日昆为王，公元1399年，他又把陈日昆杀掉，次年，灭陈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大虞，自己也改姓胡，名一元，与其子汉苍共理朝政。

    胡一元自称是帝舜的后裔，遣使奉表到明朝，诡称陈氏宗族已绝，胡汉苍为陈明宗之外孙，因此暂时登基理政，当时明朝正值“靖难之役”，建文皇帝无暇它顾，对胡一元的请示置之不理。明成祖朱棣登基后，派官员到安南通告，公元1403年，胡汉苍遣使者到南京朝贺，同时请封。朱棣命礼部讨论此事，礼部认为事关重大，安南情况不明，不可听信一面之辞，请详加考察。于是4月15日，朱棣命行人杨渤等前往安南，调查胡汉苍奏章真伪与安南民意，杨渤等人受胡氏重贿，与安南国内之耆老名宿共同为胡汉苍请命。当时，朱棣对胡汉苍的惟命是从也十分满意，遂于11月命礼部郎中夏止善等人赍诏前往，册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诏书中并告诫胡汉苍：“作善降祥，厥显有道，事大恤下，往馨乃诚。”

    然而，朱棣的态度却很快为一个意外事件所改变。1404年8月，一个名叫裴伯耆的安南陈氏旧臣突然来到南京，这个裴伯耆是一位申包胥式的人物，他心怀陈朝，不满胡氏政权的倒行逆施，于是来明朝乞兵复国。这位裴伯耆所描述的安南，完全不同于杨渤等人的说法，裴伯耆自称胡一元篡位时，他的父母家人同时遇害，他当时正在东海领兵作战，得知变故，逃入深山避祸，后乔装为商人，辗转才来到明朝。裴伯耆在殿上向朱棣哭诉：“臣不才，窃效申包胥之忠，敢以死请，伏望陛下哀矜。”裴伯耆的话虽然颇为煽情，但朱棣并未被打动，因当时明朝的军事重点是北方，朱棣正准备北伐，无意在南方构衅，何况安南究竟是陈氏还是胡氏掌权，只要是臣服于明朝，并无多大区别，因此朱棣仅命赐裴伯耆衣食，对出兵之事却只字不提。

    对于胡汉苍的“恭顺”，朱棣其实也有疑惑，曾认为“虑尔习于变诈，或未尽诚”，但又以为当时应以“布思信怀远人为务”，正好，胡汉苍又派人奉表云：“臣亦当率国人逆于境上”，面对胡汉苍的一再输诚，朱棣终于打消了疑虑。

    陈天平之死和南征决策

    1406年1月，朱棣要陈天平“治任以行”，命使臣聂聪陪同，并命广西总兵、征南将军韩观派左副将军黄中、右副将军吕毅、大理寺卿薛品等人率官兵五千人护送。朱棣赐陈天平绮罗纱衣各二袭、钞一万贯、告诫他要宽仁待下，悉心防患，又封胡汉苍为顺化郡公，以示安抚。

    3月，陈天平进入安南境内，到达丘温，胡汉苍派陪臣黄晦卿等人前来迎接，还以牛酒犒劳护送的明军，卑辞云：“属有微疾，已约嘉林奉迓矣”。黄中等心存疑惑，派骑兵四出侦察，也未发现可疑之处，一路上都是迎接的安南百姓，明军过隘留、鸡陵，进至芹站，周围山道险峻加上大雨泥泞，队伍已不成列。突然，雨雾之中，安南军队伏兵四出，鼓噪之声，震动山谷，似有千军万马，将明军全部包围，一名安南将领隔涧遥呼道：“远夷不敢抗大国，犯王师，缘天平实疏远小人，非陈氏亲属，而敢肆其巧伪，以惑圣听，劳师旅，死有余责，今幸而杀之，以谢天子，吾王即当上表待罪，天兵远临，小国贫乏，不足以久淹从者”。

    安南伏兵并不与明军交战，只是突入队中，将陈天平虏走，黄中等人出于意外，又迫于形势，无力抵抗，只好眼看着陈天平被杀，但大理寺卿薛品因职责所在，义不偷生，中伏后即自经而死，行人聂聪也死于乱军之中，黄中等人引兵而还。

    大军出发前，朱棣特颁谕旨，说明此次出征“惟黎氏父子及其同恶在必获，其胁从及无辜者必释，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告成宗庙，扬功名于无穷。”

    7月16日，远征军正式出师，朱棣亲往龙江饯行，这一天风和日丽，江面上百舸争流，旌旗蔽空，鼓角齐鸣，明军威武雄壮，军容之盛为开国以来所未有。

    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0月2日，南征军统帅朱能突然病逝于龙州，37岁的朱能正值年富力强，朱棣倚之甚重，不想此次“出师未捷身先死”，朱棣哀痛无比。朱能“勇决得士心”，他死后，军中一片哀哭。远征军箭在弦上，容不得任何拖延，年仅31岁的右将军张辅临危受命，主动承担起指挥全军的重任，他一面飞章奏报朱棣，一面率军南进，六天后，远征军由凭祥度坡垒关，进入安南境内。军情紧急，朱棣命张辅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代替朱能统率全军，并以明初常遇春病逝，副将李文忠建大功的事迹予以鼓励，希望张辅不负所托。

    张辅首次征服安南

    张辅，字文弼，系“靖难”名将张玉之长子。朱棣起兵时，他从父力战，因功升为指挥同知。张玉在东昌战死后，张辅袭爵，随朱棣战夹河、藁城、彰德、灵璧，皆有功，受封为信安伯，禄千石。永乐三年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

    张辅不愧为名将之后，深通攻心为上的道理，进入安南境内后，他命人先将胡一元父子的二十条罪状写成榜文，刻于木牌上，顺流放下，安南军民见到榜文后，人心离散。

    12月，明军经激战，又克安南东西二都，安南吏民崩溃，各州县纷纷纳款于明军，张辅辑吏民，抚降附，分遣别将李彬、陈旭掠地，来归者日以万计。胡氏父子进退失据，乃悉焚宫室，亡命海中，继续与明军为敌。1407年，明军水陆并进，清远伯王友等率军渡过自注江，攻破筹江、困枚、万劫、普赖诸寨，斩首三万七千余级。安南将领胡杜聚集水师扼守天险盘滩江，张辅命降将陈封攻击，大败之，尽夺其舟，遂定东潮、谅江诸府州。明军主力追击至木丸江对岸下寨，胡一元之子胡澄以战船三百艘来战，明军迎头痛击，斩首万级，擒其将校百余人，溺死者无算，江水为赤。张辅在咸子关筑城，命都督柳升镇守。3月，安南军队残部搦战于富良江，张辅与沐晟夹岸迎战，柳升以水师横冲其阵，大败敌军，斩首数万级，因天旱水浅，安南兵纷纷弃舟逃走，明军追至时江水忽然大涨，遂乘胜急进，安南兵大多被歼。5月，明军追击至日南州奇罗海口，安南军队残部全军覆没，胡氏父子仅以数舟逃遁，明军在当地百姓协助下，擒获胡一元及其子胡澄，随后又擒胡汉苍和伪太子胡芮，全部槛送京师。

    至此，明军出师仅一年，就大获全胜，消灭了篡位的胡氏政权，得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八十、户三百十二万。朱棣大为欣喜，群臣亦入贺曰：“黎贼父子违天逆命，今悉就擒，皆由圣德合天，神人助顺。”朱棣则说：“天地祖宗之灵，将士用命所致，朕何有焉。”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明朝君臣，这时一改初衷，不再寻找所谓陈氏子孙之贤者，而是另谋在安南开设三司及郡县。6月1日，朱棣以平安南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布政使司，以吕毅为都指挥使，黄中为副，黄福为布政使兼按察使，并分设官吏，改置17府，自此安南正式成了明朝的一个行政区。张辅班师回京后，朱棣特于奉天殿赐宴，晋封张辅为英国公，岁禄三千石。

    明军之所以能够顺利平定安南，主要是因为胡氏政权多行苛政、民心不附，朱棣应陈天平之请，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又承诺复立陈氏子孙之贤者，这当然受到了安南人民的欢迎，亦不失为仗义之举，但得胜后自食其言，草率地决定将安南内属，却是明显的失策。纵观中国的历朝历代，安南虽曾多次成为中国属地，但自五代吴权以来，已独立成国，一旦直属中国管理，必然遭到安南各阶层人民的反抗，安南可谓从此进入多事之秋。

    1409年2月，朱棣迫不得已，再度启用张辅督师，发兵二十万与沐晟协同作战，这时的朱棣正准备北征蒙古，因此要求张辅必须尽快平定安南事态。

    兵连祸结的安南

    “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张辅这时对安南形势已成竹在胸，他并不急于前进，而是在叱览山伐木造舟，“招谅江北诸避寇者复业”。待形势稳定后，张辅才率大军进至慈廉州，破喝门江，克广威州孔目栅，在咸子关击败安南军。安南乱军聚集战船六百余艘，退保江东南岸。张辅率领部将陈旭等以水师进攻，乘风纵火，大破其众，擒其将帅二百余人。追至太平海口，安南将阮景异又以战船三百艘迎战，复为明军所破。11月，张辅乘大胜余威，派指挥朱荣、蔡福等率步骑兵先进，自率舟师为后继，自黄江至神投海，会师于清化，再分道入磊江，屡败叛军，在美良山中活捉元凶简定，连同他的党羽一起送往京师，次年1月，张辅又削平其它各处变乱，斩首数千人，筑成京观以镇服安南人民。

    陈季扩退屯乂安，继续抵抗，张辅飞檄向朝廷告捷。当时明军第一次北征正好遇到重大挫折，同是“靖难”名将的淇国公丘福、武城侯王聪、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和安平侯李远率十万大军北征本雅失里，结果在胪朐河遭蒙古军伏击，丘福等皆阵殁。朱棣震惊之余，又见张辅获胜，认为安南不足为患，于是召回张辅，准备亲自率领大军北征蒙古。

    1410年，朱棣亲征漠北得胜而归，陈季扩趁机派使臣胡彦臣入贺并求封，朱棣一时高兴，特授陈季扩为交趾布政使，其属官分授都指挥、参政等职，然而陈季扩的本意是求封为安南国王，朱棣的诏旨既不能令他满意，遂继续称兵作乱。由于明军主力北上，留守的沐晟兵力不足，无法讨平陈季扩。1411年，为了彻底平定安南之乱，已经腾出手来的朱棣命令张辅三征安南，迫令“陈季扩表奏伏罪”，如不服罪，则以武力讨平之。

    在明军的武力镇压下，交趾虽然再次平定，但明朝官吏不善于安抚，内部又勾心斗角，安南民心不附，为尔后的变乱埋下了祸根。1418年1月，安南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俭黎利召集各部在兰山会盟，起兵抗明，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势，明军无力镇压。1416年，朱棣迁都北京，明朝的经营重点逐渐北移，交趾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

    黎氏王国的最后独立

    1414年，张辅第三次平定安南后，明廷召还了黄福，以素有能名的兵部尚书陈洽为交趾布政使和按察使，参赞军务，但朱棣所委的中官马骐贪暴，在安南苛敛金银，陈洽无法制止，而镇守的荣昌伯陈智和都督方政又不睦，以致各地叛乱风起云涌，黎利更是狡黠难制。当时朱棣已死，宣宗瞻基在位，陈洽上疏道：“贼虽乞降，内怀诡诈，党羽渐盛，将不可制。乞谕诸将速灭贼，毋为所饵。”宣宗降旨切责，陈智、方政这才被迫进兵，但败于茶笼州，二人具被削官。

    黎利起兵后，势力发展很快，转战数省，明军不能制，于是1426年10月，明宣宗命成山侯王通为征夷将军、都督马瑛为参将领兵五万往援，合马骐原驻军十万进行围剿。当时，黎利之弟黎善攻交州城，被明都督陈濬等人打败，11月王通主力赶到，分道出击，参将马瑛在石室县败安南军，王通引军与瑛合，明军进至应平、宁桥。黎利佯败，设伏以待，陈洽以此地形势险恶，恐有伏兵，建议持重缓进。王通自恃兵众不听，麾兵径渡，陷泥淖中。黎利伏兵齐发，明军大败，死者三万余人。刘洽跃马直入阵中，身被数创，左右欲扶还，陈洽怒目吼道：“吾为国大臣，食禄四十年，报国在今日，义不苟生。”挥刀杀数人，自刭而死。

    6月，有消息传来，说黎利包围昌江甚急（其实4月就已被黎利攻陷），明宣宗诏命柳升立即赴援，9月，柳升大军进入隘留关，安南兵沿途据险列栅抗拒，明军鼓勇进攻，连破之，进抵镇夷关。柳升因屡战屡胜，轻视黎利。郎中史安、主事陈镛告诉尚书李庆说：“柳将军辞色皆骄，骄者，兵家所忌。贼或示弱以诱我，未可知也。防贼设伏，玺书告诫甚切，公宜力言之。”李庆其时正好病重，勉强支撑起来去告诫柳升，柳升不听。明军主力进至倒马坡，柳升率百余骑先行过桥，桥突然损坏，后军遂不得进。黎利伏兵四起，明军大败，柳升陷泥淖中，中镖死。次日，梁铭病卒，又过了一天，李庆亦病死，明军散乱无主。这时，崔聚率军进至昌江，黎利以大军围困，明军因前后受敌，作殊死战，后安南兵又驱象阵来攻，明军遂乱，安南兵大呼：“降者不死。”明军或死或走，无一降者，七万大军全军覆没。

    柳升战败之后，沐晟孤军不能再进，也退回云南，安南遂落入黎利手中，王通惧而请和，并私下释放俘虏两万余人并马两万匹，并送黎利使者入朝，请封所谓的陈氏后人陈高为安南国王。明宣宗召集群臣商议，英国公张辅道：“这是黎利诈谋，必不可从，当再益兵讨贼，臣誓将元凶首恶，絷献阙下。”蹇义、夏原吉也都认为不可轻许。然而，以杨荣、杨士奇为代表的重臣，看出宣宗已有厌战之意，便皆言交趾荒远，不如许了黎利，以息兵争。明宣宗遂决计罢兵，遣侍郎李琦、罗汝敬等，赍诏抚谕交趾，赦免黎利抗命之罪，封陈高为安南国王，同时诏王通等率安南尚余诸军共八万余人北返，罢交趾布政使司。

越南汉朝开始成为中国一个郡  南北朝时中原混战  越南独立  明朝重新成为中国一个郡  清朝又独立了  但是它独立的时候一直都是中国的属国  中法战争中国战败  法国占领越南  越南才真正独立出去朝鲜也是汉朝开始成为一个郡  隋朝之后独立  成为中国一个属国   甲午战争  中国战败  日本占领朝鲜  朝鲜才真正独立西藏一直是中国属国  元朝之后成为中国一个行省一直到现在蒙古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一直与中原对立  除了唐朝 元朝和清朝对其有实质的管辖权  其他时候基本上是名以上的属国  二战后在苏联的指示下独立 

位于中、俄之间的蒙古，过去我们称之为外蒙古，长期以来是中国的属国。1945年，外蒙古在外力的支持下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蒙古国深居亚欧大陆内陆，目前是世界第二大内陆国（第一大为哈萨克斯坦）。

外蒙古当年是如何从中国的怀抱中分离出去的呢？这得从清末讲起。

早在19世纪的80年代开始，一直觊觎中国领土的沙俄就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在外蒙古扩张势力，把外蒙视为它的势力范围。
　　
1911年中国爆发武昌起义成功后，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王公贵族的带领下宣布独立。从混乱和废墟上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外蒙古也蠢蠢欲动酝酿“独立建国”。早已觊觎外蒙的沙皇俄国，利用清朝政府危在旦夕，无暇顾及边防的时候，由其驻库伦（即现在的乌兰巴托）总领事出面，策动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脱离中国。11月30日，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宣布“独立”，成立“大蒙古国”，自称日光皇帝，年号共戴。随后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的武装，并将办事大臣三多及其随从人员押送出境。此独立未被当时的清朝政府和后继的中华民国政府承认。

1913年沙俄当局迫使袁世凯执政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官员、军队，不得移民。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在恰克图签定《恰克图协定》，将此声明具体化。据此，同年6月9日，外蒙古宣布取消“独立的大蒙古国”。袁世凯册封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汗”，并赦免独立运动人士。外蒙古实行自治，但实际上为沙俄所控制。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其政府在1917年和1919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事实上继续支持外蒙古独立。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发表对蒙古声明，称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要求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苏俄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1919年8月，蒙古三盟（车盟、图盟、汉臣）王公联名密呈清廷驻外蒙古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库伦镇抚使陈毅，自愿取消自治，恢复旧制，回归中国大家庭。

1919年11月7日，由于俄国白军与红军均陷入苏联国内战争而无暇顾及外蒙古，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和政府首脑段祺瑞遂决定出兵外蒙，派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库伦，挟持“内阁理”巴德玛·多尔济，软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并召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库伦镇抚使陈毅（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回京，全面否定《中俄声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

11月22日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南方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孙中山还赞扬徐树铮：“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到了1920年，段祺瑞在军阀角逐中黯然下台，徐树铮被指控为“十大祸首”之最而遭通缉拿办，他借日本使馆之助逃到天津，后潜入上海英租界内匿居。外蒙古也进入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传染到外蒙古大草原。在苏俄的支持下，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内外交困，无心恋战，节节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今恰克图）。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俄国“白匪”形成了对立，并展开战斗。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

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的军队，挽救了危在旦昔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在俄国的怂恿下，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消息传到中国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曹锟和吴佩孚，以中国政府名义发布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东北的张作霖也通电谴责俄国，对外蒙古的“独立”异常愤慨。他不顾被其他军阀吞并危险，独自发兵外蒙，与外蒙和俄军作战，试图以武力解决外蒙纠纷。然而，由于内战原因，张作霖害怕曹锟、吴佩孚借机出兵东北，夺回部分失地（这些失地至今还在中国辖区），就不敢再贸然行事。而北京的曹锟、吴佩孚在北边要对付张作霖，南边要对付其它各省军阀，生怕出兵外蒙会丧失自己在北京政府中的实权，因此也只是口头谴责蒙独，不敢以武力去制裁。

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分裂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但是苏联不断增加驻蒙军队规模，阻挠中国收回外蒙古主权的行动。1921年外蒙的苏赫巴托在俄国帮助下，成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又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二三十年代一直到四十年代，中国除了内乱混战，便是抗日战争。长期陷于内乱的中国，一次次地丧失了收回蒙古主权的机会。

俄国的列宁在世的时曾经说，要把沙皇掠夺的亚洲土地还给亚洲人民，他承诺，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蒙古将自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完全背弃了列宁的诺言，他杀掉了曾经对列宁的讲话有过记载的一位国防部副部长，然后拒不承认列宁说过的话。从此在苏联再也听不到要归还蒙古的声音。苏联军队就这样还一直赖在外蒙古。

1928年，外蒙古发生大规模反对独立并要求回归祖国的统一进步运动，苏联以“平叛”为由进军外蒙进行血腥镇压，整个蒙古血流成河，蒙古统一人士要求民国政府出兵外蒙，中苏军队在外蒙东部边界发生小规模战斗。苏军不愿扩大事端，宣布撤出外蒙，中国军队也没再进入外蒙。此后，蒋政府忙于在南方“剿匪”，之后的中日战争，使南京政府无力于外蒙事务。亲苏的乔巴山趁机又得到发展，加上日本也制造满蒙独立事端，外蒙甚至与伪满洲国签订“边界”协定，从事分裂国家的勾当。至此，外蒙古在抗战期间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国、苏联的卫星国，脱离了中华大家庭。
 
苏联也不再承认中国对外蒙古拥有主权了。苏联于1941年4月13日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且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为了维护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样，两个本来都属于中国的领土居然成了苏日之间罪恶的交易了，这是苏联外交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页。对此，重庆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曾郑重声明“绝对不能承认”，他强调说：“《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1945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在商讨对日作战问题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之一是“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同意。他们并就此签订了一个秘密的协定，世称“雅尔塔协定”。斯大林所说的“现状”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知道这是件很烫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国出面通知中国政府。1945年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命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了蒋介石。蒋介石感到愤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蒋经国赴莫斯科谈判。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多次会谈，争论激烈。斯大林几乎是以威胁的口吻对宋子文说：外蒙古必须独立。如果中国不同意，苏联就不会出兵打日本。中国事实上已无力来管理外蒙，何况目前外蒙和内蒙正准备联合起来要搞大蒙古共和国，这将危及华北。宋子文据理力争，毫无结果；也曾经提出过给外蒙“高度的自治权”的主张，作为妥协，但苏方一概拒绝讨论。就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同意“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下，允许外蒙古独立。

1945年8月14日，宋子文、王世杰奉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双方关于外蒙问题的换文是这样说的：“鉴于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同意，将在日本战败后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外蒙的独立。”面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宋子文拒绝签字，并且他辞掉了外交部长的职务，最后这个条约是由王世杰签的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蒋介石政府正式出卖了外蒙古。如此的巨大代价，终于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给予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记名投票）。据外蒙古方面的报道称：共有49万选民，“9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一致赞成独立”。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事后对这次投票的评介是：“其办理投票事务人员，对于人民投票名为引导，实系监视，且甚为严密”，“此项公民投票据称为外蒙人民重向世界表示独立愿望之行动，实则在政府人员监督下，以公开之签名方式表示赞成独立与否，人民实难表示自由之意志。”
　　
1946年的1月5号，当时由蒋介石把持的中华民国就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国民政府发表公告说，外蒙古人民在1945年10月20号举行公民投票，公民投票结果已经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所以按照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审议决定，承认外蒙之独立，出由行政院转持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告知于中国的国民。

蒋介石在大陆垮台、退到台湾后，对斯大林没有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条款感到愤慨，并以苏联违约为由，在联合国状告苏联，这就是所谓的“控苏案”。当时虽然大陆已经易手，但在联合国，中华民国仍然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并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从而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联合国对此予以承认。这就是至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版图上还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据。

在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还沉重地“检讨”了一番，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第二，外蒙古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古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究会归到起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的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不相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我主张放弃外蒙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唯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1961年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时，当时在联合国仍拥有中国的合法代表权的台湾国民党政权却放弃使用否决权，等于承认外蒙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