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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一个基于权力（资源）结构的视角

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远高于其他国家？

                            ----一个基于权力（资源）结构的视角

    自20世纪90年底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中国的储蓄率整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储蓄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36%上升到2007年的49.9%，15年间上升了13.9%。二是居民储率平稳增长，政府和企业储蓄上升明显。在中国储蓄的分布中，住户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比较稳定，甚至有所下降。而与住户储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和企业储蓄在总储蓄中的比重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1992年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份额大约为32%，2007年则上升到了42%左右；政府储蓄占比也有较大的增加，从1992年的占总储蓄的12%上升至2007年的17%。到1997年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13%，到200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三是中国的储蓄率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公布的材料，中国的国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其中1989—1993年居储蓄占国生产总值的35％以上，居世界之首。2005年国内储蓄率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储蓄率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远高于历史上以高储蓄率著称的东亚四小龙。过高的储蓄率有着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不仅会扭曲中中国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加重中国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会加重全球的经济失衡程度。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为回答此问题，许多经济学家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多种具有价值的理论学说。这些主要学说包括：

（一）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说

一些学者认为，从储蓄占GDP的比重看，我国企业的储蓄在全球范围内已处于高水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保制度不健全而导致的企业成本/利润结构扭曲有关。他们认为：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成本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不需从工资中支出，居民的储蓄动机并不强。那时的储蓄还被称之为“强制性储蓄”，即排队太长买不到东西。但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实施了养老、住房、医疗体制等改革，改变了原有的“铁饭碗”制度，企业不再直接负担工人的养老、住房等支出。但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建立，这：一方面迫使居民要更多地承担各类长期性支出，他们不得不为医疗、教育和住房进行储蓄，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众多研究和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畸高。现在居民把子女教育费用、养老、住房排在居民总消费的前三位；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表明“攒教育费”、“养老”、“买房”等负担使得我国居民以支付这些支出为目的的储蓄意愿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总体上的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劳动力价格长期未得到较快上涨，也未以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社会保障责任的形式来增加企业成本，因此，事实上企业获得了高额利润，并且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为工人的养老、医疗和保险等，这就使得企业储蓄显著上升。因此，正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使得我国居民和企业储蓄率同时上升。

（二）金融发展水平滞后说

这种学说以陈志武为主要代表。在陈志武（2008）看来，造成中国高储蓄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金融发达或不发达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他认为，由于所有制、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国人不敢花钱。（1）财产是国有还是私有,决定了人们的财富感。对于多数美国家庭来说,财产的私有使每个人很具体地感觉到这是自己的财富,有非常具体的财富感。相比之下,在中国,土地、企业等资产或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没有任何中国人会因为土地的升值或国有企业的盈利而感到自己“更富了”,原因是那些土地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所以在人们考虑到底可以多花还是少花钱时,不会受到这些财富升值的影响，从而降低了中国人的消费倾向。（2）市场化程度较低使得中国人无法将资产商品化和即时变现。在中国,虽然农民和其他人现在可以转让、购买某些土地的使用权,但其交易范围严格受限,交易程序和手续非常漫长。乡镇与农村的房产基本没有被商品化、市场化,其交易市场基本不存在,并且也不能被用作抵押到银行贷款。因此,这些资产都缺乏变现途径,是死财富,大大抑制了乡镇与农村的消费需求。在大中城市,虽然商品房市场越来越火热,但其交易也遭到诸多方面的限制，变现的时间也较长。因此也抑制了城市居民的消费。（3）金融的欠发达无法将未来的收入流提前变现，使人力资本成为一种死财富。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发达无法让人们变相把未来的劳动收入做证券化，因而，在消费房产和汽车等物件时，只能依靠储蓄，而不是依靠未来的收入流,通过未来的收入来支付这些贷款，来支持提前消费。而且，由于由于其他投资渠道不畅通，楼市和股市也都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风险，中国楼市的涨跌已经到了与大多数民众无关的地步，而中国A股市场还是一个高风险、低分红，投机恶抄的不成熟市场，因而，没有多少居民敢把自己的毕生血汗钱投入到楼市和股市，只能把钱存储起来。

（三）性别比例失衡说

魏尚进和张晓波（2009）发表文章认为，性别比例失衡是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他们的一项研究显示，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最主要原因，竟然是中国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从1980年代中开始，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衡问题一直在不断加重。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社会的男女出生比大概是106:100，也就是说每106个男婴出生，就会有100个女婴出生，男婴比例高一点是因为出生后男婴的死亡率要略高于女婴。现在全国新出生婴儿中的男女比例已经到了122:100，这意味着中国男人中未来有很大一部分会面临择偶难题。男女比例失衡的结果是，婚姻市场的竞争压力升高，迫使男方增加储蓄，提高竞争地位。他们的研究发现，男方家庭的储蓄率不但高于女方，而且同当地性别比例失衡成正比，即失衡越严重，男方储蓄率就越高。结果是，同1990年代相比，中国储蓄率几乎增长一倍，跃居世界第一。

（四）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增加，同时家庭的储蓄由于老龄化、收入差距和买房而上升

陆铭（2009）认为，1990年代以来，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占比不断提高（参见图二），所以实际上这直接导致中国整体储蓄率提高。而政府和企业储蓄占比不断提高的原因在于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提升。自1990年代以来，政府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16.5%上升到2009年的21%，而且还不包括国有企业的利润、土地出让所得和行政事业收费，如果加上这三项，政府的收入就更高；而企业的收入占比也有着较大的提升，从1995年的16.2%上升至2009年的20%。然而，政府、企业储蓄没有履行替代家庭储蓄的功能。一方面，企业的储蓄并没有将利润通过企业分红，转换成居民个人收入；另一方面，在政府方面，政府在医疗卫生、保障的开支比重长期以来并不高。所以，在政府、企业储蓄上升的同时，居民储蓄不减反增，来应对政府在医疗保障、教育等方面支出的不足。  

 同时陆铭还指出，家庭储蓄率上升有三大原因。第一是老龄化。本来按照常理，当老龄化带来社会上有更少的年轻人在储蓄时，应该导致储蓄率下降的，但在中国，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和养儿防老的传统，当老龄化出现的时候，家庭并不会减少储蓄。这是因为，一要增加子女教育投资，来提高养老时的收入回报；二是自己增加储蓄，提高未来养老收入。特别是当孩子数量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父母就更需要加大对于子女教育的投资，这就需要更多的储蓄。同时，人们就必须自己增加储蓄。在这两个机制下，就使得中国的家庭在应对老龄化时，反而可能加大储蓄。第二个原因是和收入差距上升有关。当收入差距扩大时，由于富人的储蓄倾向更高，所以社会平均储蓄率会上升。第三个原因是房子。由于房价上升很快，并且首付较高，人们不得不增加储蓄去支付首付。

（五）其他理论

一些人还从其他方面提出了中国高储蓄的原因：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导致的，传统文化教导国人量入为出，不要提前消费；有人认为是年龄结构所致，因为中国目前工作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而工作人口的储蓄率一般会比较高，所以居民储蓄率也较高；也有人认为中国总体储蓄率高源自较高的企业储蓄率，而企业储蓄率高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治理欠佳。

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来，影响我国高储蓄的原因是许多方面的。然而，追根溯源，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直到今天还不健全？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分配会偏向于政府和资本所有者？为什么中国财富的大部分被国有化而不是私有化？为什么中国的性别比例失调程度会逐年升高？我认为，合理的解释必须要从收入和支出方面来切入，因为，收入减去支出就为储蓄。中国的高储蓄之根源就在于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方面出了问题。而造成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之问题者，则在于地方政府政绩观的偏误、中国权力（资源）结构的失衡和增长模式的不合理。

改革开放以来，为实现赶超，中国取得了增长上的共识，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然而，由于：①财政上的分成制，地方政府拥有了自己的财政利益，为了追求最大的财权，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增加GDP总量；?人事任免上的上级集权以及事实上基于GDP的考核体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升迁不得不去追求“政绩”，以最大化GDP；③地方政府手上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巨额的资源，他们可以为实现其政绩目标而自由支配这些资源和权力。在此三种约束下，中国逐渐偏离“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观，而走向了“增长是硬道理”的模式。

在GDP最大化为导向的增长理念下，衍生出了以下行为：

    其一，重资本、轻劳动的产业选择和产业发展

由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对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来说，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强的增长效应，因此，追求GDP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在引进和选择产业发展时，会倾向于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为此，他们会采取多种措施来吸引、扶持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过度发展会造成资本在收入中的谈判能力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谈判能力不断降低，从而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资本的占比不断提高，劳动的占比则不断降低。

    其二，重城市、轻农村，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固化

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不是民选的，居民的“用脚投票”机制也受到多重因素的约束而失去了其应有的功能，地方官员是在一种“对上”而不是“对下”的激励下工作。这就决定了我国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物品供给间关系的独特性。这是地方政府的这种选择，造成了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差异的日益固化的格局。这是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由于聚集效应、规模效应和信号显示作用，发展城市、在城市及近郊进行投资和增加公共物品供给所带来的产出和增长效应、所体现出的政绩效果要远大于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并且，城市居民拥有在政治上的更大的话语权和与政府官员的更紧密的关系，因而，地方政府更愿意在城市和近郊进行投资，而忽略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的投资和公共品供给。这样，就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收入分配向城市的倾斜和城乡差距的扩大。

其三，重投资、轻民生，社会保障举步维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地方政府府间“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共识和强大激励下，地方政府将主要供给那样具有增长效应的公共品，而忽视那些增长效应不显著或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示出其增长效应的公共物品。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道路、市政建设和开发区建设方面热情高涨，非常热衷；而在教育和医疗以及代际共给物品等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则相对不足。这是因为，基础设施对于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及时的、显著的增长效应，而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果却不显著。

    其四，重国企、轻民资，导致民企发展维艰

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天然的紧密关系，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固有的掌控权和利益，由于国企在垄断性资源方面的历史优势，政府很容易与国企结成天然的利益联盟，在投融资上向国企倾斜，依靠国企来表达政府意志，同时依靠国企来实现政府自身的利益。于是，重国企，轻民资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国企垄断着资源性、暴利性行业，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而民企则只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的夹缝下艰难的生存。

与地方政府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观和发展模式相伴的另一个决定我国收入和支出结构，进而决定我国消费-储蓄结构的重要因素是中国的权力（资源）结构的失衡。如果中国的民众具有选举官员的权力，如果中国的民众能很好地监督官员，如果多数资源（比如金融、矿山、土地）不是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多数财富不是国有化而是私有化，那么就不会生成如此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不会产生以GDP增长最大化的政绩观和发展观，也不会衍生出前述的四种地方政府行为。因为来自选民的压力会迫使政府官员关注民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就业、推进城乡一体化、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和保护环境；因为资源和财富的居民所有，政府和国企就无法推行投资主导模式、无法垄断经营、无法利用手上的权力为自己获取巨额的灰色收入。

由此可见，在权力（资源）结构失衡和地方政府以GDP最大化为导向的增长机制下：①收入就会偏向于政府、垄断国企、资本所有者和城市居民，从而导致中国收入分配上的严重失衡，收入分配的失衡会加剧人们的储蓄倾向；②忽视基本公共服务服务（社会保障、就业、医疗保险、教育和基本住房等）的均等化，一方面使人们不得不为应对来自工作、生活等方面的不确定性而增加储蓄；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不得不延续“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从而导致日益加重的中国性别比例失调，迫使男方增加储蓄，提高竞婚姻市场的竞争力；③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会极大提高中国房地产的建设成本，而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则会扭曲房地产需求结构，使投资性和投机性需求成为主体，在供求双方的作用下，中国房地产价格严重偏离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导致人们为购房而不得不储蓄；④金融市场改革滞后和金融市场不发达，包括：股市定位出现问题，不是基于优化资源配置而是基于方便国企改制来设计股市功能，从而股市成为中小股民财富的丧失地和情感的伤心地；银行实行垄断经营，服务差价格高，资金主要流向国企，民营企业和农民所得信贷稀少；资产难以证券化，人力资本变现能力差。就这样，在收入和支出结构失衡的作用下，中国就出现了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储蓄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高储蓄的真正原因在于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和支出结构的扭曲，而造成这种扭曲者，则是中国的权力（资源）结构的失衡、地方政府政绩观的偏误和发展模式的不合理。为此，我们必须深化改革，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政府考核体系，改革失衡的权力（资源）结构，以政府转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第二次改革和转型的核心，唯有这样，中国才可能真正走向民富国强和社会公正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