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手机荷兰扮演者:斯大林问题之我见

　　在苏东剧变时期，西方和俄罗斯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为达到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曾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近年来，借肯定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历史功绩等，俄罗斯又兴起了怀念斯大林的倾向。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评价斯大林的新看法，其中有的学者对斯大林该否定的也不敢否定，甚至认为连“斯大林模式”也提不得。全盘否定斯大林、彻底摧毁斯大林模式，当然是错误的，但中国的情况与西方和俄罗斯不同，我们的主流舆论从未全盘否定过斯大林，倒是需要重视对斯大林搞个人专断、破坏法制，严重损害社会主义形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如果轻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形象的损害，低估了斯大林“后遗症”，是达不到全面正确评价斯大林的目的的，而且也不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利于改善和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形象。

　　一是应将斯大林的一生和“斯大林模式”区别开来对斯大林的一生，到什么时候都应当基本肯定；但对“斯大林模式”，即他搞社会主义的那套办法和体制，从现在的角度看应基本否定。有人担心基本否定斯大林模式会导致否定斯大林，这是没有必要的。即使是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也不等于否定斯大林，好比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不等于否定毛泽东一样。斯大林的错误不管多么严重，仍不愧为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革命者、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和真诚的反帝反殖民主义者。别的不说，单是凭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将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斯大林。

　　二是斯大林模式是一种扭曲僵化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这种模式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当今的条件下必须“全面突破”（不是“全盘否定”），“彻底改革”（不是“彻底摧毁”）。斯大林模式之所以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现在它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因此不能“全盘否定”、“彻底摧毁”。苏联之所以出现解体的悲剧，问题出在将“改革”变成了“改向”，变成了彻底摧毁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如果对这种扭曲僵化的模式不“全面突破”、不“彻底改革”，社会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只要不是彻底摧毁，即连这一模式中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东西也全盘否定，对斯大林搞社会主义的那种搞法，否定得越彻底越好。因为即使在苏联是成功的，也未必适合别国，无论如何不能将其视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模式”，否则就不会有各具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讲，今天对斯大林模式应“基本否定”。

　　三是现在的问题不在“斯大林模式”的提法本身，而在于“如何对待”这一模式苏联搞社会主义的那套体制，虽然几十年间有不小变化，但基本框架还是斯大林时代沿袭下来的。苏联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都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体制或模式密不可分。对这一模式，虽然也有“高度集中、集权的模式”或“计划经济体制”等提法，但这些突出强调某一方面的提法，都不如“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提法更能全面地反映他们搞社会主义的那一整套办法和体制。而且“模式”本身是个中性词，并无褒贬之分。邓小平就说过，“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他还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这里用的是“苏联模式”，因为他是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也考虑在内的，实际上说的是“整个”苏联时期。如果单指以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那套体制为主要特征的“模式”，称其为“斯大林模式”也未尝不可。问题不在“斯大林模式”的提法本身，而在于如何对待这一模式。

　　四是不能低估斯大林给社会主义形象造成的损害，即不能轻视斯大林“后遗症”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在西方和苏联东欧乃至世界上的形象不怎么好，这固然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污蔑和攻击有密切关系，但也不能完全看成是由他们的污蔑和攻击造成的。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确实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形象，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对于这一点，我们应毫不含糊地承认。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说明斯大林在破坏法制方面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不可轻视的。

　　五是我们既要同西方的模式划清界线，也要同斯大林模式划清界线前者涉及不同社会制度问题，后者属于不同体制问题，但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譬如我们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但也不是苏联那种一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毛泽东早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这就是说，我们也是一种多党制，而不是苏联的那种一党制，但又不是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我们既同西方划清界线，也同斯大林模式划清了界线。这才是符合实际的。

　　六是要全面认识和正确估价斯大林，就应依据档案材料和历史事实修正先前的某些看法我们的认识不能总停留于50年前的水平，将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视为“肃反扩大化”。要认真研究一下当时杀的究竟有多少“反革命”？后来哪些人平反了？根据档案材料和客观事实，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至于有学者提出对斯大林究竟应“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的问题，我认为虽然过去有过“三七开”的估计，但现在没必要再去做这种量化式的“掂量”，有个基本估计就够了。我们对斯大林的“基本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对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否定”中也包含着肯定。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至于肯定和否定各占几成，没必要过细地“量化”。

　　七是要重视从理论上分析和认识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教训

　　首先，要重新研究和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列宁是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他说过，必须采取严酷无情和迅速坚决的暴力手段来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是革命者，就应该取消他的无产阶级领袖或顾问的资格”。但是他同时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实际上就是强调，社会主义要讲法制、讲纪律、讲秩序。

　　其次，要重视无产阶级当政掌权之后如何发挥好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的问题。过去总强调国家是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强调国家暴力的一面，这是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自诞生以来就有两种职能，一是阶级压迫职能，二是社会管理职能。恩格斯说：国家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要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除了必要的暴力和强制手段外，更主要的、大量的是发挥好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执政党要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八是要吸取斯大林的历史教训，大力改善社会主义的形象，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社会主义应“使人可亲”，而不能相反。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反右”之前，曾在一份讲话提纲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中国应“使人可亲”。可是后来的政治运动却大大偏离了这一思想，导致社会主义走偏，不是使人可亲，而是“使人可怕”。我们重视着这一教训，大力改善社会主义的形象。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要“提高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切都是吸取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这既有别于西方模式，也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模式，对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大有好处的。

　　（作者为中联部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