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晗关晓彤 程序员:刘俊祥：“重庆新政”是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新尝试

作者：刘俊祥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23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3 20:39:02
阅读量：357次
分享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抽屉TwitterFacebook

从广义政治的视角来看，“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而“重庆模式”实质上就是“重庆新政”。 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来看，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模式，还没有找到谋求社会公平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方法，美国至今仍未能跳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而走向“公平政治”。而“中国模式”的未来前景，就在于中国能否成功地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政治的发展道路，能否有效地跳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能否真正地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新政”就是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新尝试，是走向“中国模式”新路径。
一、“重庆模式”实质上就是“重庆新政”
“重庆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讨论一样，实质上是关于中国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模式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模式”实质上就是“重庆新政”。
总体而言，“中国模式”的讨论，大致经历了从“经济模式”到“发展模式”再到“政治模式”的变化发展过程。在国内关注和讨论之初，“中国模式”首先被看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即“中国模式”是以经济为基础或核心的“现代化模式”，或者特指中国经济模式。在进一步的讨论中，人们更多地把“中国模式”视为一种“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统一”、“中国模式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包括政治模式的全面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就是“经济自由加政治调控”。最后，将“中国模式”归结为“政治模式”，即从中国近30年改革发展的实践来看，虽然3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协调发展，国家和平崛起有多种因素，但可以肯定地讲，中国特有的政治模式是决定性因素。因此，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政治模式。
“重庆模式”是“中国模式”讨论的延伸和具体化。“重庆模式”最早由《亚洲周刊》提出时，也是被当作中国面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而进行“经济反攻”的一种“经济模式”。有人对此提出，“重庆模式”是不同于广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上海浦东发展模式的一种经济发展新模式。在进一步的讨论中，人们逐渐超越了普通的地域经济发展模式而将“重庆模式”表述为中国未来30年发展探索的新路径。认为这种作为新“发展模式”的“重庆模式” 生动地诠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庆模式”是中国人开始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本3.0版本的“缩影”，因此，“重庆模式”即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重庆这种模式的发展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地方的主政者与政府及其政策行为的产物与表现。于是，在“重庆模式”的更深入讨论中，也必然地将“重庆模式”归结为一种“政治模式”，即“重庆新政”。《重庆模式》(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的作者苏伟在全面解读“重庆新政”时提出，广义的“重庆模式”，特指中共“十七大”以后的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重庆直辖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社会与生态发展的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发展路径。概括地说，这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实现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
实际上，对“中国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政治性概括，是可以从政治学学理上进行解释的。根据广义政治观(详见刘德厚著《广义政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人类社会狭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都属于广义的政治社会，现代国家的政治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主导其变化发展。因此，人类政治就是政治主体利用权力、规则等政治手段对人的利益全局关系进行调控并对整个政治社会进行治理的活动，由于用以调控治理的政治手段的不同，而存在权力政治、社会政治、经济政治、文化政治和法治政治等不同政治形式。可见，从广义政治的视角来看，“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通过公共权力、社会资源、经济利益、文化观念和法律制度等不同政治手段对中国社会各方面进行调控治理的新样式。与此相同，“重庆模式”实质上就是“重庆新政”，也就是重庆的主政者代表中国共产党及人民通过公共权力、社会资源、经济利益、文化观念和法律制度等不同政治手段对重庆社会各方面进行调控治理的新样式。
二、“美国模式”还未能跳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
主导“华盛顿共识”的“美国模式”，也即美国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根据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美国现代史之弧”的观念，可以说，美国的“政治模式”，就是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间周期性历史转换的自由民主政治模式。克鲁格曼提指出，“美国现代史上有两个巨弧。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之弧，从极度的两级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这两个弧是平行的：经济平等的黄金时代与政治上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大致吻合”(克鲁格曼著《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而且，如他所说，两者之间是“政治之弧”决定“经济之弧”。通俗地讲，这所谓的“美国现代史之弧”，就是指美国现代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相互转换并决定着经济不平等与经济平等相互转换的历史逻辑，我在这里将政治的这种周期性历史转换现象称之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而且，从克鲁格曼的分析来看，“美国模式”并不能走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
在《美国怎么了?》这本书中，克鲁格曼以主要的篇幅，回顾了从镀金年代的政治经济，直到布什年代经济停滞的美国经济政治一个多世纪发展的两个巨弧，从三个发展阶段，对美国政党政治对经济(利益分配)的决定作用关系，特别是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相互转换的历史周期率，作了历史性和实证性地分析。第一阶段是“严重不平等”的“前新政”时期。这是指自19世纪70年代“重建”结束到20世纪30年代“新政”来临之间的“长镀金年代”。其最突出特征是，高度的贫富不均贯穿始终，且从未动摇。这种“前新政”(Pre-New Deal)时期的美国如同21世纪初的美国一样，“是一个财富与权力分配很不平均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个有名无实的民主政治体制未能代表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当年导致一群富裕精英主宰政治生活(即富豪统治的政治)的种种因素，在当今美国仍有清晰可辨的翻版：即平民主义政治候选人掌握的财力极少;美国人沿种族、族群、宗教界线分裂为不同的经济利益群体;人们不加思辨地接受一种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警告说，试图帮助不幸者的任何举措都会引发经济灾难。”即是说，“前新政”时期的美国政治具有寡头性质，而且政府往往以血腥的方式动用国家权力保护财产利益。第二阶段是社会“相对平等”的“新政”时期。美国经济史学家戈丁与马戈将从20世纪20～50年代的这个期间美国收入差距的缩小称为“大压缩”(Great Compression)，这表现为富人与劳工阶层差距的急剧缩小以及工人工资差别的缩小。克鲁格曼认为，与大萧条类似，这场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美国史上的决定性事件，使美国的社会与政治发生了质变。这种“大压缩”证明了政治改革能带来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并在此过程中为民主创造更健康的氛围，“大压缩”还奠定了一场延续一代人的经济大繁荣的基础。这就是推行“新政”的罗斯福与杜鲁门以一定的方式成功地促使收入与财富急速被再分配到社会下层，从而使美国社会比之前要平等得多的“新政”。第三阶段是指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的不平等”的保守主义政治时期。美国民主党“新政”带来的平等繁荣好景并不长久，在20世纪60年就开始受到保守主义运动的“纷扰”，到20世纪70年代，它们最终摧毁了促进平等的政治环境。随着保守主义运动接管的共和党上台执政，导致了社会“大分化”，由于贫富不均的拉大，普通美国工人未能收获生产率提高的果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原来中产阶级主导的在国内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方向性的变化，使得随后的经济进步只惠及极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时，美国的不平等已经回到了“镀金年代”的水平，直到小布什年代的经济停滞和“高度不平等”。而美国的立国之本则是期待“一个不要有强烈阶层区别的国家——不是说全社会一律趋同、完全平等，而是说经济精英与普通公民之间可以有差距，但不应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但这种“高度不平等已使美国变成一个中产阶级力量大减的国家，对社会关系与政治产生了侵蚀效果。”总之，保守主义的不平等政治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
美国政治的上述历史变化，实际上，就是从不平等政治到平等政治再到新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克鲁格曼根据经济政治的这种转化逻辑，明确地断言：21世纪初期，美国已经面临走向新平等政治的历史机遇，2006年美国民主党的中期选举获胜，意味着“美国公众其实已准备迎接改变——一种新的平等政治”，而且认为，走向新平等政治意味着民主党人重新上台执政，民主党上台之后，应该继承罗斯福“新政”的传统，推行“进步主义”的“新‘新政’”，“迎战不平等”，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的“大缓和”。实际上，奥巴马就是举着“新‘新政’”这面大旗，经过长达两年的选战，最终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选的胜利，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4位总统。
奥巴马的高票当选，表示美国人民希望这位新总统能够践行自己的诺言，将通过“新‘新政’”的“变革”，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带领美国人民“再次锻造美国梦”。然而，从2011年9月17日开始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来看，美国的不平等政治仍然在延续，美国民主党和奥巴马推行新平等政治还非常不力且效果不佳。这可以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四个主要原因中看出：(1)华尔街机构贪婪腐败。抗议者认为，1%最富有的人群掌握着社会财富的40%，却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华尔街是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和目前经济困境的始作俑者，却得到了政府的巨额救助，导致危机的“苦果”由纳税人吞咽。(2)人民对政府、政党满意度下降。最近调查更显示人民厌恶像发债提限所引发的党争，对共和党的表现尤其不满。(3)经济衰退、经济复苏乏力。尽管美国投入了巨额资金，并采取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向金融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但银行惜贷明显，企业雇工意愿不强，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缓慢。(4)贫富差距加大。由泡沫推动的经济发展，使收入及财富分配不匀，金融海啸造成的无就业复苏等问题，又令贫富不均加深。最富的1%人士占有的全国财富量已上升至四成。因此，从根本上说，“占领华尔街”运动是贫富悬殊下的蛋。从实质上讲，“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美国不平等政治继续延续的产物，也是对美国民主党和奥巴马推行新平等政治不力的不满和抗议。
由此看来，美国的自由民主政治模式，还没有找到谋求社会公平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方法，美国也还只能在不平等政治与平等政治之间周期性地历史转换，美国至今仍未能跳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而走向“公平政治”。而且，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向全球至少八十多个国家蔓延的情形来看，可以断定，西方各国至今也未能有效地跳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而走向“公平政治”。
三、“中国模式”的未来前景在于是否能够实行“公平政治”
如果“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要超越“美国模式”和“华盛顿共识”而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政治模式，不仅在于能够推动社会的高速发展，更在于能够推动社会的公平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的价值和前景，在于是否能够跳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并努力实行“公平政治”。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在人民民主共和(人民合作民主)的基础上寻求中国特色“政治公平化”的发展道路。所谓“人民民主共和”，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共同当家作主，共同管理国家和经济社会事务，共享社会利益和发展成果，即人民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共有、共治和共享。而公平政治的制度机制正是实现人民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对“公平政治”的追求，集中体现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是各革命阶级共享政权联专政的共和国，其经济基础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中更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即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共享政权，而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专享政权，他形象地比喻为“有饭大家吃”，并强调指出，孙中山的“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共享政权的民主政治。这些“共有”、“共和”、“联合”和“共存”的人民民主政治，实质上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公平政治。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新政协纲领》和《1954年宪法》的政治制度设计中，仍然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人民民主共和的公平政治理念。但从1950年代的中后期开始，中国的实际政治却走向了平均主义政治的道路。而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就是对这种平均主义政治的矫正，也是走向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新探索。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效率政治的同时，就提出了通过“先富—共富”的路径实现人民利益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政治构想，强调要通过公平的政治、政策和政府干预，防止两极分化，实现人民利益的公平分配。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在继续高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开始确立社会利益公平分配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机制，推动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效率政治”向“注重社会利益分配的公平政治”的转化。在对社会利益的分配与调节方面，江泽民强调，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在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以及富人与穷人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既不搞平均主义，也要防止收入悬殊和两极分化。
胡锦涛总书记倡导公平执政的新政治理念，提出和推行了一系列公平政治的发展构想和政策措施，即是通过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等，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当今中国实际上存在的唯GDP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效率政治，长期以来严重地阻碍了公平政治的推行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反而导致了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于是，政治领导人提出要下决心通过“第二次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实现经济的民主化和社会的公平化。2010年2月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因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温家宝总理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进一步表示，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度安排。
综上可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建设和执政过程中，不仅致力于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也在努力于公平执政，力求通过政治公平化，谋求中国的社会公平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但同时，也一直面临着实际存在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考验以及“平等—不平等政治”历史周期率的挑战。因此，“中国模式”的未来前景，就在于中国能否成功地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政治的发展道路，能否有效地跳出“平等—不平等政治”的历史周期率，能否真正地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
四、“重庆新政”是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一种新尝试
要推进中国特色的公平政治，需要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的政治智慧、政治决心和政治创新。而“重庆模式”的公平政治创新即“重庆新政”，就是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一种新尝试。
首先，“重庆新政”在推进中国特色公平政治方面具有实践创新性。研究者们一般将“重庆模式”总体概括为如下的状况：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来切实改善民生，等等。而且，认为“重庆模式”就是科学发展观在一个地区的实践模式，它至少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重庆模式的意识形态特征更为鲜明;第二，重庆模式的改革开放特点非常鲜明，措施也非常有力度;第三，重庆模式的“民生导向”特点非常突出;第四，重庆模式“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特点非常突出;第五，重庆模式的鲜明特点，是集中体现并弘扬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想;第六，重庆模式自觉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特点非常鲜明。
进一步说，“重庆模式”作为科学发展观在一个地区的实践模式，也是重庆主政者“新政”的产物和表现。“重庆新政”对治理方式的创新，涉及到主政理念、政府体制和公务员管理、反腐倡廉和干部新风等的政治建设;经济民主、民营经济“第五模式”、国资经营和经济快速增长等的经济建设;科学发展观、唱读讲传等的文化建设;民生为本、城乡一体化、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打黑除恶)、健康重庆等的社会建设以及森林重庆的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新政”的创新，至少在三个方面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公平政治。一是主政者将以人为本具体落实为民生为本，将人民民主具体落实为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主政者通过实实在在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民主，使重庆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能够协同共进。这意味着在当今中国，可以尝试以发展经济民主为突破口，带动政治民主，并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公平的中国式民主化道路。三是强势主政者和政府对经济快速增长与人民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具有绝不逊于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机制的更好效果。由此证明，在当前的中国，公平优于民主，发展公平政治优于发展民主政治。在两者不可兼得时，前者先于后者，或者以公平政治带动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
其次，“重庆新政”在推进中国特色公平政治方面具有政治合法性。“重庆模式”一问世就有关于其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争论，并持续至今。从推进中国特色公平政治建设的角度看，“重庆模式”的“新政”具有多重的政治合法性。
一般地说，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公众对一个政治体系行使政治权力或者实施政治治理的认同、支持与服从。而在评价一个地方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时，不仅要从社会民众的角度，还应该从代表国家整体的中央政权的角度，即需要中央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另外，在作政治合法性评价时，人们通常以意识形态、道德、习惯惯例、法律和影响力等为依据或标准，由此而表现为意识形态合法性、道德(正义)合法性、传统合法性、理法(制度)合法性、个人魅力合法性等合法性形式。由此来评价“重庆新政”，可以发现其在推进公平政治方面具有多重的政治合法性。从意识形态合法性来看，“重庆新政”是“中国模式”和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形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试验;从道德(正义)合法性来看，“重庆新政”的民生为本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落实、是人民民主共和与政治人民性真实体现、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从传统合法性来看，“重庆新政”是中国共产党公平执政历史传统的新形式，或者说，是对共产党公平执政合法性的重建;从理法(制度)合法性来看，“重庆新政”既赢得中共高层的肯定，也符合中国宪法制度的一体多元国家结构体制和治理方式的要求;从个人魅力合法性来看，“重庆新政”当然离不开主政者个人政治魅力的关键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
因此则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新政”的合法性要有可持续性，必须要处理好社会公众的认同与中央领导的肯定、制度的作用与领导人的魅力、坚持精英民主与推进大众民主等合法性基础之间的合理关系。
最后，“重庆新政”在推进中国特色公平政治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性。重庆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于一体。中国这些年积累起来的矛盾和问题，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就是“以钱为本”的问题，就是社会两极分化、道德滑坡、贪污腐败严重的问题，就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内需与出口五大矛盾激化的问题，在重庆也非常突出。实际上，重庆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贫富分化以及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由此才产生了“重庆模式”的以“分好蛋糕”促进“做大蛋糕”的“公平新政”。这种分好蛋糕的“公平新政”在2011年7月20~21日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通过的《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中，得到了最新的诠释和体现。该《决定》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决定把缩小三个差距作为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要突破口，走重庆的民生路、念重庆的共富经，坚持“共建、共享、共富”，努力促进重庆人民的共同富裕。
由此可见，“重庆模式”的以“分好蛋糕”促进“做大蛋糕”的“公平新政”，在推进中国特色公平政治方面，既是一种创新性实践，又具有典型代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新政”是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新尝试、新形式和新路径。
作者简介：刘俊祥(1964年-)，男，四川乐至县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边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客座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与行政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等的教学与研究，研究的重点是人本政治与法治政治、经济政治与人民宪政、现代国家建设与边疆治理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