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嫣小时候6年级照片:孔子，中国文化源流中的那一轮明月

　　关键词：孔子；论语；解读。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3-0053-03

　　这几年，《论语》与孔子很吸引世人的眼球，先是“读经”热，主张的、反对的争论得不可开交；再是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拥趸者认为是充满灵气的生命解读，不屑者认为是浅薄歪曲；去年著名学者李零又出版了《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仅凭其独特的书名，便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围绕这些争议，孔子又成为知识界谈论的话题。事实上，自春秋战国以来，人们对于孔子及其学说的态度，就像“翻烙饼”（李零语），批孔与尊孔总是交替出现，从韩非子“儒以文乱法”，到董仲舒“独尊儒术”；从康有为建立“孔教”，到“五四”群贤“打倒孔家店”；从“文革”中“批林批孔”，到如今的“读经”风潮……

　　然而，孔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孔子的思想主张到底是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媳妇还有一套理，在众说纷纭的叙述背景下，“孔子是谁”似乎成了令人一头雾水的问题。

　　两千多年来，学界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基本态度（政治人物和权势人物利用孔子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本文暂不涉及），一是利用，二是研究。旧时代的普通读书人和不识字的百姓基本都是崇拜孔子的。利用孔子和研究孔子的人群中也有不少人崇拜孔子。中国思想史素有“六经注我”的传统，少有著作提出自己的独立主张，一般总在注释古籍中表达自己的思想，颇有“走私”的味道。即：利用孔子来“走私”，既显示权威性，又增加影响力。于是，孔子和《论语》就常常成为历代学者阐述自己主张的“走私船”。这种风习可上溯到战国，孟荀等儒家学派的人物固不待言，像庄子这样反文化的道家学派也总是拿孔子说事，可见，利用孔子阐述、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自有渊源。

　　在这些“走私派”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类。一种以孔子为宣传自己政治思想的工具，典型代表：汉有董仲舒，宋有王安石，清有康有为。在他们的眼中，孔子是政治家，是“文宣王”，是没有王位的“素王”。他们最重视的经典是《春秋》，他们认为孔子作《春秋》，寄托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说“以春秋当新王”；或说《春秋》是“为汉立法”；或说“以《春秋》行天子事”，总之，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和政治家。说到底他们都是“托孔子改制”，打着孔子的招牌，“走私”自己的政治主张。在当代学者中，蒋庆^[1]可算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但未能像他的前辈那样付诸政治实践，只能成为书斋中的议论和纸面上的宣扬。

　　第二类“走私派”借孔子以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最典型的是宋明理学。孔子很少讲形而上的哲学问题，“夫子之言性命与天道，不可得闻也”。孔子是个现实主义思想家，他比较多地讨论现实中的伦理问题、政治问题、教育问题，不太讨论诸如宇宙本源、形质关系等命题（这与老子不同，老子讲“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关心“人生”时的此岸，不太关心“人死”后的彼岸（葬礼和祭礼也是一种人生的礼仪，不是彼岸问题），所以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是现实感很强的思想家。但是人类总归有灵魂层面、信仰层面的要求，于是，佛道两教在魏晋以后大行其道，可算是乘儒学之隙而人，唐宋之世，上至王公贵族、下到编户齐民，崇佛成为时代风尚。因此，要排佛崇儒（如韩愈），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儒家也要借鉴佛教阐述形而上的问题，于是讲“性”、讲“命”、讲“理”“气”、讲“天理”，讲“人欲”成为宋明理学的一大特点。他们虽然也讲政治，但根本上说是依托孔子阐述他们的哲学主张，把佛道占领的形而上领域夺回来。20世纪的新儒学基本上是沿袭了这一传统。

　　还有一类“走私派”，或以孔子为心灵牧师，或以孔子为心理医生。主要是宋明以后庸俗的道学先生，大谈忠孝节义，似乎这是孔子的全部精神（程朱陆王也讲忠孝节义，但与这些庸儒截然不同），在中央电视台讲《〈论语〉心得》的于丹教授可算是当今这一派的代表。黑格尔说《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依据大概在此。

　　把《论语》和“六经”作为古代典籍进行研究始于汉代，把孔子作为一个古代思想家进行研究，始于晚清民国。“研究派”宣称要还孔子以本来面目，胡适、顾颉刚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要恢复孔子作为先秦诸子之一的面目，研究而不是崇拜孔子。最近出版《丧家狗──我读〈论语〉》的李零教授，其理想也在于此，他说读《论语》要“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要还“一个真实的孔子”。

　　还“一个真实的孔子”，听上去很客观、很理性，但问题也不少。第一个问题是依据什么材料？历史不是电影，不能倒片，要了解真孔子，只能从相关的文献记载考索。关于孔子的文献，没有人能够在一生中读完，仅《四库全书》中的经部──都与孔子相关──就汗牛充栋而不止，但真假之间迷雾重重。自宋代疑古之风开始，到顾颉刚古史辨派集大成，得到一个结论：《论语》是研究孔子最可靠的资料，六经、诸子、《史记》等而下之，《孔子家语》、《孔丛子》等都是伪书，不足为凭。现在看起来，不见得，于是又有学者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李学勤语），所据文献不同，考订出的“真孔子”也不同。

　　第二个问题是文献如何解读？单就《论语》而言，异文异说就很多，有不少涉及孔子的思想核心。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人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由之”，是推崇愚民政策的孔子；有人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教化百姓的孔子，完全对立。再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有人说是孔子批评中原各国不如夷狄，有人说是孔子认为夷狄再怎么着也不如诸夏，完全倒着解释。哪一个是“真孔子”？难度真不小。

　　第三个问题，再客观的研究也摆脱不了研究者的影子。即以标榜“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李零而论，孔子不是“圣人”，不是“文宣王”，不是“至圣先师”，却把孔子解读成一个具有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这个“找不到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形象虽然也是孔子的一个侧面，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现代的印记，可算是“李零牌”的现代版孔子。

　　从历史哲学的观点看，历史有三态：“历史一”是不可重演的过去；“历史二”是记载的过去；“历史三”是史学，即今人与古人的对话及其沟通的过程。具体到孔子，春秋时代生活的那个孔子（孔子一）不可重现，我们只能通过与历史记载中的孔子（孔子二）对话，获得关于孔子的认知和智慧（孔子三）。历史解释学强调历史是一种解释，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尽管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过去是一个先于解释的客观存在，但由于历史思维本身是历史性的，这就决定了对这个客观实在的认识是受一定的历史条件限制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们对孔子的不同认识，自有其独特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唯我独是的读“孔”态度既不符合历史阐释的实然，也不符合学术民主的应然。

　　K·R·波普在论及柏拉图的著作时说：“人们可以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或者是反柏拉图，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思想，或者是孔子的，或者是反孔子的，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孔子的。”千江映月，月映千江。孔子，正是中华文化源流中的那一轮明月。根据《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从必修三到选修四，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主流思想和孔子本人是高中历史课程的重要内容，读一点与之相关的经典和著述，可能也应成为历史老师的必修课。

　　作者简介：徐金超，男，1974年生，浙江省新昌知新中学教科室主任，中学一级教师，绍兴市学科带头人，绍兴市青年教师“研究者”联盟成员，主要从事思想史、历史课程教学和研究。

注释：

[1]蒋庆，男，1953年生，原在大学任教，2001年提前退休，在贵州山区“阳明精舍”。自任山长，潜心研究儒家文化。

2009-03-10 《历史教学》2009年第2期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