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晗的年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纪事

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纪事

王永华　原载文史天地 2011年第4期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发生了一起当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全国各地举办了1600余所“五七”干校，用来安置下放劳动的几百万干部与知识分子。近年来，关于“五七”干校国内已出版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性的论著，其中涉及柳河干校、咸宁干校、沙洋干校的文章最多；而当年名噪一时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较少提及。笔者通过对原始档案、个人回忆录、口述资料及国家有关政策的梳理，试对中办“五七”干校的历史命运作一揭示。

毛泽东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

1966年前后，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从中央到基层哪一级都有“走资派”，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都有“走资派”。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份报告强调了军队搞生产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看完报告后，毛泽东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契合了１９５８年他办人民公社的设想。于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信中作出指示：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５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要求党政机关也要办军队式的“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干部不仅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要学习军事、政治、文化与批判资产阶级。这表明毛泽东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的思路已初步形成。

“文革”初期，“斗、批、改”运动及各级政府机构精简造成大量的闲置干部，安置这些干部的需要成为“五七”干校产生和兴起的直接原因。１９６８年下半年，各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对于各级革委会的组建，毛泽东有明确指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响应毛泽东精简机构的“最高指示”，中央国家机关及各级革委会机构精简的力度非常大。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９０个精简为２７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８２％，２７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的１８％。实际上，由于后派来的军队干部的加入并占用一定编制，原干部的留用还要少于１８％。各级革委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力度不同的机构精简。于是，因精简而产生的大量闲置干部给干部安置带来了难题。在“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有大批的干部被打倒，许多知识分子被批判，成为“走资派”、“牛鬼蛇神”、“黑五类”，被关进“牛棚”。当“文革”进入夺权阶段后，各地的造反派忙于夺权，无暇顾及这些牛棚中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于是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也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据笔者估算，全国至少有几百万这样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为安置如此庞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各地采取了将他们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等多种方式，其中建立“五七”干校是接纳和安置这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

为了落实“五七”指示，１９６８年５月７日，黑龙江省庆安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五七”干校――柳河“五七”干校。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当时正在为如何安排闲置干部苦思良策的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甚是高兴，于９月３０日写了一则批语：“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于柳河“五七”干校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各地各部门纷纷仿效柳河干校的做法，先后创办了１６００余所“五七”干校。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便是其中之一。

中央为中办“五七”干校高规格地配置了一套领导班子

中央办公厅在选址办干校时，进贤是首选之地。其一，江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源头，相当多的国家部委机关、大学、科研机构选择在江西创办干校，如外交部上高干校，地质部峡江干校，一机部奉新干校，二轻部分宜干校，中侨委进贤干校，北大与清华的鲤鱼洲干校。其二，中办主任汪东兴是江西人，建国后还下放江西担任副省长，并创办了江西共产主义大学，对于在江西办学情况较为熟悉。其三，进贤县交通、自然等方面条件比较优越。它毗邻南昌，号称“三山三水三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有３２万亩水面的全国最大县域内湖――军山湖和１１万亩水面的青岚湖，如此大的水域却没有南方湖泊常有的血吸虫。毛泽东在听取汪东兴选址汇报时，对进贤水域没有血吸虫给予了充分肯定。

１９６８年冬，中央办公厅第一批下放人员来到进贤，开始创建“五七”干校，１９６９年１月２日正式建校。中央办公厅是直接为中共中央服务的办事机关，“五七”干校创办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干部轮流下放锻炼的效果，对全国其他干校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因此，毛泽东很重视该校的创办。毛泽东曾专门谈到中办“五七”干校：“告诉同志们，劳动也是一课。要熟悉水稻生产的全过程。”“办五七干校是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好形式。”“办好一项事业，是不容易的。方向、路线对了，就要有决心，有毅力，坚持下去。”“要想得远一些，学校自己要储存粮食，备战、备荒。”“五七学校，自己没有粮食吃，没有油吃，没有肉吃，没有菜吃，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呢？”

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中央高规格地为干校配置了一套领导班子，并作为全国示范性的典型干校来抓。干校由汪东兴亲自督办，曹全夫（曾任朱德秘书，毛泽东侄女毛远志的丈夫）任校长兼党委书记，李树槐（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宇光（５０年代初任过山东省委宣传部长、６０年代初调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办学习班党委书记）任副校长，李静声（曾任中办机要局副局长）为政治部负责人，张进跃（曾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任政治部副主任。下放这里的学员行政级别很高，其中省部级高级干部有近４０位，参加过长征的老革命近１００人。不少人是戴着“走资派”、“审查对象”等政治帽子来到干校的，如任过中办副主任的李质忠、童小鹏、曾三。此外，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以及蔡和森、向警予、恽代英等革命家的后裔，除林彪之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１０多位其他中央领导的工作班子（含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公务员等）全部轮流到干校锻炼。

每批新学员来到干校后，必须接受入学教育。据亲历者李丙需在《中南海卫士》中的回忆：入学教育学习的材料是铅印的，内容包括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关于下放劳动的三条语录，毛泽东《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毛泽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毛泽东对中办“五七”干校的几次指示。入校教育完成之后，根据每个人的身体、年龄等情况，将新学员编进连队的班、排中。对年纪大、身体弱以及一些妇女，稍有照顾，分配在副业生产班、排，种菜、运输或在食堂帮厨等，大部分学员下田从事水稻生产。

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按连、排、班建制。为加强保密和管理，连队编排基本保留原单位人员。秘书局、警卫局、中直管理局、国家档案局、机要局、机要交通局、中央档案馆等部门各自成连。早晨喇叭里播起床号起床，吃饭也是排队集体到食堂，出工下地排队，全校性的集中到某处活动，各连都是列队而行。农业生产的用语和日常的许多用语也都军事化了。大的农业季节中的几个阶段，常常被称为几个“战役”。逢“春插”、“双抢”、“秋收”等水稻生产的大农忙时节，非水稻连的连队也会来支援，这就被称为“会战”。

中办“五七”干校由总部、红壤分校及下属三个大队构成。总部设在进贤县民和镇凰岭村的五里垦殖场内，有农业连、基建连与后勤服务连。负责农业的主要有七个水稻连，成员基本来自机要局、秘书局等单位。负责营房基建任务的是十一连，按基建内容分为捞沙、制瓦、采石、砌墙抹灰等六七个专业班组，其主体是人民大会堂的干部职工。专为总部后勤服务的是八连，人员以中央警卫局为主，承担种菜、养猪等任务。总部有仓库、办公室、宿舍、医务室、礼堂（兼作食堂，能容纳１５００人）、澡堂、开水房、篮球场、乒乓球室与图书馆等设施。其中，仓库５栋，呈院落状布局，办公房１栋，宿舍９栋。建筑结构基本一致，用红石、青砖（少数红砖）、德国水泥机瓦为材料建成的单层（少数为两、三层楼）平房，充分体现了江西的地方特色。许多红石柱上、石墙上用毛体或美术字体刻有鼓舞人心、催人奋发向上的毛泽东诗词和语录。如：正面仓库每根石柱上分别用毛体阴刻《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词各一句，面向大门一仓库中间两柱为毛体阳刻一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其他墙体上为阳刻美术字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等。办公地点中间两石柱上分别阳刻美术字体“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宿舍一些墙面上写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等标语。

红壤分校位于县城以西１２公里的江西省红壤研究所红山村内，规模较小，由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办机要交通局、中央档案局等组成三个水果连驻扎于此，其中就有李讷当年所在的十二连，学员主要从事茶树、果树的栽培。干校建筑的每根石柱上端均浮雕三面红旗（意为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下面为竖阴刻毛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文字。位于总部西北２公里处的青岚湖畔，三个直属连队驻扎于此，主要从事兴修堤坝、改造良田以及农产品生产和加工。１９６８年冬天，干校学员们与进贤县十万干部群众起早摸黑，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情况下，肩挑车推，两个月内在青岚湖畔修筑了一条长４.４公里的圩堤，围湖造田３７００亩。这圩堤被称为“五七”大堤。养殖、加工场地的建筑均为红石红砖红瓦，在红砖墙上还阳刻有“五七红庄”字样，因此这里又叫“五七红庄”。

李讷在中办“五七”干校结婚生子

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见证了毛泽东之女李讷当年结婚生子的人生重要时刻。１９６９年，年过三十的李讷下放江西进贤的中办“五七”干校。据下放者屠建业《干校四名人小记》的回忆：“李讷平易近人，说话谦和，待人诚恳，干起活儿来不惜力，还满有一股泼辣劲儿。从化粪池到施肥现场有两里地，她挑起一担约有七八十斤的粪桶，虽是大汗淋漓，但从不叫苦叫累。中午地头吃饭，她和大家一样，馒头就咸菜，不搞半点特殊。”女大当嫁，毛泽东希望李讷“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不要找高干子弟做对象。李讷在干校劳动期间，认识了一个比她小几岁的男青年徐宁。徐宁出身于工农家庭，是中央办公厅北戴河管理处职工。徐宁虽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长得眉清目秀，性格开朗，待人热情。李讷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打定主意在下面找一个自己合意的人，现在遇到了徐宁，双方产生感情，坠入了爱河。江青获知情况后坚决反对。李讷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批准她和徐宁结婚。豁达大度的毛泽东尊重女儿的自由选择。毛泽东在李讷的信上批了个“同意。转江青阅”。有了毛泽东的批示，江青也无法再推翻。于是，李讷和徐宁在进贤“五七”干校举行了婚礼。当年李讷的结婚仪式十分简朴。两间普通的平房，里面摆的是一张由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双人床，床上铺着薄薄的床垫和棉布床单；外间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等家具。整个新房里连个“喜”字也未贴。晚上的喜宴就是在这新房外间举行的，炒了几道菜，喝了几瓶葡萄酒。毛泽东赠送了一套３９卷本的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那时候李讷的堂姐毛远志、堂姐夫曹全夫都在这所五七干校，曹全夫和毛远志主持了婚礼，出席婚礼的有十几个人。在简单的致辞后，新郎新娘向墙壁上的毛泽东画像三鞠躬，就结束了婚礼。一年后李讷生育一子，取名徐效芝，芝取毛泽东字润芝的“芝”（毛泽东字润芝、润之通用），其义自明。当李讷和徐宁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彼此的矛盾逐渐加深，家庭开始出现不和。最后，双方办了离婚手续，李讷于１９７１年回到北京。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随着下放闲置干部和知识分子任务的完成，转入以轮训在职干部为主要任务的“五七”干校变得日渐冷清。尽管中共十大报告发出“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的号召，但“五七”干校仍难以摆脱被历史遗弃的命运。“文革”结束后，人们以新的眼光审视“文革”中的“新生事物”，认为办“五七”干校是“四人帮”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手段。在这种状况下，各地“五七”干校更加冷清了。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中办“五七”干校负责人从江西来到北京，反映干校学员的情绪：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都解散了，我们中办“五七”干校是否还办下去？汪东兴说：“五七”干校是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办的，不管全国其他“五七干校”都停办，只要我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职位上），我们的中办“五七干校”就要办下去。１２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１９７９年１月，中办“五七”干校随即解散。据笔者的了解，持续十余年的中办“五七”干校是全国“五七”干校中时间办得最长的。２月１７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宣布全国所有的“五七”干校退出历史舞台。（原载《文史天地》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据《华夏文摘》增刊 第八一二期--文革博物馆通讯（六四四）2011年8月22日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