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龙很有钱吗:“沉默”未必是真金《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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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未必是真金

2011年10月27日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赵畅

  文/赵畅

    说到“沉默”,人们就会立即想到西方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沉默”权。“沉默”权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免遭刑讯逼供,不必自诬诬人,迫使警方提高办事效率。难怪,有人说国家的司法公正自公民拥有“沉默”权始。

    在中国,“沉默”倒是自古就有。有人何以选择“沉默”?大凡因人因事而异。有的人面对权贵的刚愎自用而选择“沉默”,是因为迫于权贵的淫威;有的人面对街头恶少的大打出手而选择“沉默”,是因为害怕受到报复;有的人面对朋友的不轨行为而选择 “沉默”,是因为考虑到他的面子…… “沉默”,并非麻木不仁,视而不见,更非是要去做“帮凶”,而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对权贵行径的不屑一顾,对恶少行为的内心愤慨,对朋友品行的嗤之以鼻。

    在一些人看来,选择“沉默”,也就等于选择了智慧。可不是,“沉默”者因其暂时的“沉默”,似乎从表面上给了别人面子,也因此保护了自我,同时又在无言中很好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可谓“一石三鸟”矣。“沉默”,固然必不可少,然而,“沉默”并非万全之策。一味 “沉默”,有时会被人视为忍让、默认,甚至会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因而,还是应该打破“沉默”,亮出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立场。

    想起庐山会议期间,有人开导黄克诚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克诚坚决地回绝:“‘落井下石’也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 ”其凛然正气和无畏勇气可见一斑。无独有偶,开国上将张爱萍,1967年以“假党员”、“日本特务”、“为敌人提供情报”等罪名被关入牢房,5年后才解除监禁。在宣读被解除监禁的通知后,有人提醒他是否应该表个态度。张爱萍的回答是:“强盗把你抓进去再放出来,你还去感谢强盗吗? ”真可谓一语中的、见智见勇,让提醒者哑口无言、狼狈不堪。想一想吧,如果黄克诚选择“沉默”,不就被心怀叵测者们抓到了“把柄”?如果张爱萍选择“沉默”,在别有用心者看来不就是其“悔过自新”的表现?

    哲人说:“沉默是临产前母腹中的胎动,沉默是爆发前地下运行的岩浆,沉默是春寒里芽苞中萌发的新绿。”暂时的“沉默”,是一种镇定、一种策略;冲破“沉默”,更是一种坚强、一种品格。百岁老人杨绛接受采访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 ’”杨绛的这番话,恰恰是对 “沉默”最生动的诠释——“沉默”,有时也得看时机,不该“沉默”时就不必“沉默”,这就叫“该出手时就出手”。

    “沉默”,说到底也是一把双刃剑,处置不当,有时也会伤人伤己,以至损害事业。作家冯骥才在涉及“讲真话”这一议题时说过,“从现在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既得利益者。尽管讲真话不会像在“文革”时期那样有性命之忧,却可能对自己的现实利益有所损害。或者,他们也可以找到理由说,即使自己说了真话,也改变不了现实,还不如保持沉默”。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从中包含着太多的哲理。

    一方面我们要为 “沉默”者打破“沉默”创造宽松的环境,另一方面,作为“沉默”者则更应坚持真理,有所担当。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阿尔贝·加缪在1953年答记者问时说:“从前的艺术家们,在暴政面前至少可以保持沉默。如今的暴政有了很大的进步,它们不准你沉默,也不准你保持中立,你必须公开表态:是拥护它还是反对它。好吧,既然如此,我就声明反对。”这便是无法“沉默”也不甘“沉默”的知识分子的一种风骨,这种风骨过去需要,现在必要,将来也必不可少。

    近日,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在微博上广为流传:“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 ”走出“沉默”,每个人洞察点什么,思考点什么,呼吁点什么,并去做点什么,这是公众的希望,也是社会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