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吻定情电影版2土豆:朝鲜战争后中国和朝鲜关系的历史回顾

朝鲜战争结束后，处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苏联的关系无疑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中的核心内容。中国与苏联都是朝鲜的邻国，也是影响朝鲜对外关系的重要国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在苏联的军事和政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出兵朝鲜参战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牺牲。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之下，美国在韩国驻军以及美韩军事同盟关系，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同属东方阵营的苏联和中国则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盟友，也是它在政治上获得支持，在经济上获得援助的重要伙伴。同时维持与中国和苏联的良好关系，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对外战略目标，也是其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所要求的。在中苏关系良好的情况下，朝鲜可以比较容易地实施这个对外战略。但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乃至走向对抗的情况下，朝鲜就如同处于夹缝之中，需要平衡同这两大邻国的关系，很难同时维持与苏联及中国的较好关系。中国及苏联都希望朝鲜站在自己的一边，朝鲜也必然依据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在处理同中国、苏联的关系时有所倾斜。所以，朝鲜战争以后，中朝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中苏关系的发展与变化的影响和制约。

　　朝鲜战争结束后到五十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尚存，中苏关系处于较好的状态。这个时期朝鲜同中国及苏联的关系都很好。战争结束后，中国继续给予北朝鲜以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为了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和使朝鲜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一九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召开了日内瓦会议。朝鲜与中国、苏联在会议期间相互合作与协调政策，主张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在排除外力干涉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的普选。为了维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和帮助它恢复生产，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停战协定签署后，并没有马上撤出朝鲜半岛。志愿军总部政治机关发出指示，要求部队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救济受灾群众，并抽调大批人、财、物力支援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志愿军后勤部门从全军口粮里拨出50万公斤救济朝鲜人民；西线后勤分部派出100辆汽车帮助当地政府10天内运输建筑材料60万公斤；铁道兵部队积极帮助抢修铁路干线工程；工程兵全力以赴，投入重建平壤的大军之中。志愿军所有的部队都参加了朝鲜战后的重建。修工厂、修医院、打窑洞、建民宅、整修商店、修复学校、兴办水利、发展交通，等等。1957年11月2—20日，毛泽东主席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同金口成首相当面商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8年撤出朝鲜。1958年2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认为一切外国军队应该定期撤出朝鲜，中国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问题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磋商。当午2月14—21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2月l9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当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

　　为了全面地支援朝鲜人民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中国也向朝鲜提供了经济援助。1953年11月1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率领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并同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11月23日，中朝两国签署了经济与文化合作协定。在11月23日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中方表示：“鉴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开支巨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将l950年6月25日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起，截至1953年12月31日止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朝鲜的—切物资和用费，均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为了更进一步援助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54年至 1957年4年内，再拨人民币8万亿元（旧币），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恢复国民经济之费用。中国用上述款项供应朝鲜有关恢复工农业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各种物资。中国政府答应协助朝鲜修复被战争破坏的铁路系统，并供应机车、客车和货车等重要交通工具。中国政府同意朝鲜派技工和技师到中国某些生产部门和厂家实习，派中国技工和技师到朝鲜协助工作。中国同意朝鲜派留学生到中国的大学和专科学校学习。在金日成访问中国之前，苏联已经宣布无代价地拨给朝鲜l0亿卢布，用于恢复和建筑许多作为朝鲜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的重要和平工业。同时，苏联将供给朝鲜用于恢复交通、发展农业和文教福利事业的设备和器材，以及大量的居民日用必需品。1958年9月27日，在以李周渊副首相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期间，中朝签订了1959 —1962年长期贸易协定和关于中国向朝鲜提供两项贷款的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向朝鲜供应煤炭、棉花、棉纱、钢材等主要物资；朝鲜向中国供应铁矿石、铜、锌、钢等主要物资。此外中期共同投资兴建云峰水电站，关于朝鲜方面所分担的建设费用的半数，中国同意向朝鲜提供一项长期贷款。中国还同意提供朝鲜另一项贷款，作为向中国购买一个纺织厂和两个水池纸袋厂所需的机器设备之用。在50年代末，中朝两国还签署了其他一些经济合作以及科技与文化交流协定，促进了两国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50年代后期到文革前

　　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逐步恶化。中苏分歧乃至分裂给中朝关系无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朝鲜试图在中苏之间保持中立，既不愿意得罪中国，也不愿意同苏联交恶。在平衡朝中关系和朝苏关系时，朝鲜在不同时期的做法略有不同。因此，中朝关系也有一些变化。指导朝鲜处理朝中、朝苏关系的理论基础是金日成提出的“主体思想”。1955年12月28日，金日成在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出必须确立“主体思想”，后来被系统地概括为四项目标，即：“ 在思想方面的主体”、“在政治方面的自主”、“在经济方面的自立”以及“在国防方面的自卫”。主体思想的实质就是独立自主，在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情况下，它成为期鲜在苏联和中国两大邻国中寻求平衡的战略指导思想。朝鲜采取这么一种对外战略无疑是出于维护和赢得自身的国家利益。

　　60 年代上半期，中苏分裂局面已经出现，世界上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共产党面临着在苏联和中国之间进行选择的严重问题，朝鲜也不例外。大约在l965年以前，朝鲜在努力保持中立的前提下，倾向于同中国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中苏两国都希望朝鲜站在自己的一边。中国为了支援朝鲜的七年计划，于 1960年l0月13日给予朝鲜4.2亿元人民币的贷款。同年12月24日，苏联也将朝鲜所欠的7.6亿卢布债款一笔勾销，另有1.4亿卢布的债务延期偿还。1961年7月6日，苏联还同朝鲜签订《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但是—个月后，金日成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同中国也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规定：(1)双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互相援助和支持的基础上，决心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共同保障两国人民的安全、维护和巩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2)“缔约双方保证共同采取一切措施，防止任何国家对缔约双方的任何一方的侵略。一旦缔约—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另一方应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3)“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继续巩固和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周恩来强调“中朝两国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也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侵犯”。虽然朝鲜并没有公开批评苏联、支持中国，但是在对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上，它同中国有不少共同点。1961年10月苏共 22大，苏联领导人再次指责斯大林。当时金日成虽然没有公开表态，但他不赞同苏共的做法。这次会议后，平壤大街上仍然保留斯大林的路名和铜像。同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世界和平理事会时，朝鲜支持中国的立场。此后，在一系列事件中，朝鲜对苏联多有间接的批评。

　　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联袒护印度，而朝鲜公开支持中国。1962年10月古巴导弹危机后，金日成指责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行为，这同中国当时的立场是相一致的。1963年6月5—23日，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应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的邀请，访问了中国。随同访问的有朝鲜党与政府其他高级官员，包括李孝淳、朴成哲、姜希源、黄长烨等。访问期间，毛泽东会见并宴请了崔庸健一行，刘少奇和崔庸健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关系以及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生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进行了会谈，深入交换了意见。6月23日发表的刘少奇主席和崔庸健委员长的联合声明指出：“中朝两党、两国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反对背离这些革命原则的任何言论和行动。正如宣言和声明所正确指出的，目前国际共严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维护1957年宣言和 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是各国共产党人当前严重的战斗任务。”联合声明还批评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指出：“绝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并且把和平共处仅仅解释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和经济竞赛，而忘记了不从各个方面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坚决的斗争，就谈不上和平共处。更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引申到压迫民族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引申到压迫阶级同被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去，不能借口和平共处来取消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国际义务。”崔庸健在声明中明确表示，朝鲜政府坚决支持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

　　在中苏争论中，朝鲜明确站在中国一边。正因为如此，崔庸健的来访受到中国方面的热烈欢迎。在崔庸健抵达北京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热烈欢迎朝鲜人民的友好使者》的社论。在刘少奇和崔庸健联合声明发表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为中朝人民友好团结的新高峰欢呼》，称崔庸健的访问“ 使中朝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亲密合作，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应崔庸健的邀请，刘少奇于当年9月l5—27日访问了朝鲜。在访问期间，刘少奇同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9月27日双方发表的关于刘少奇访问朝鲜的新闻公报指出：“在会谈中，双方重申：刘少奇主席和崔庸健委员长于1963年6月发表的联合声明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具有巨大的意义。在会谈中，双方就这一联合声明发表后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重大问题以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关系，进行了真挚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崔庸健访华和刘少奇访朝是中朝关系密切的重要表现。

　　1963年12月25日，金日成和崔庸健电贺毛泽东70寿辰，称赞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人物和朝鲜人民的亲密朋友”。1964年6月16 至23日，第二届亚洲经济讨论会在平壤举行，这次会议的主角是朝鲜与中国。会议发表了《平壤宣言》，强调在经济建设上要自力更生。中国高度评价了朝鲜党和政府推行的内外政策，赞扬朝鲜“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肩负着光荣的任务”，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肯定朝鲜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朝鲜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也有成效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证明自己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

　　相对来说，在此期间朝鲜和苏联的关系较为冷淡。1962年苏联暂停对朝鲜的军事和经济援助。1963年5月27日《劳动新闻》发表社论，抨击“铁托修正主义 ”，其矛头实际上指向苏联。1963年9月20日《劳动新闻》以整整两版篇幅刊载了三位朝鲜历史学家合写的文章《论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史中有关朝鲜部分的严重错误》，批评它歪曲朝鲜历史。1963年秋，朝鲜批评苏联科学院《历史问题》杂志贬低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的作用。1963年l0月，《劳动新闻》发表题为《让我们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长篇社论，批评把意识形态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的做法，并且指出：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社会主义阵营则从何谈起?这实际上是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召开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以便向中同发难的做法。朝鲜《国际生活》转载中国同苏联论战的一系列文章。出于在中苏争端中，朝鲜采取偏向中国的立场，朝鲜被外界视为“远东的阿尔巴尼亚”。但是，朝鲜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中，一直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朝苏关系并没有因为中苏关系的破裂而破裂.

　　文革时期

　　由于朝鲜在中苏争端中偏向中国，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它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苏东国家停止了对朝鲜的经济与军事援助，也在政治上孤立朝鲜。这无疑给朝鲜造成了很大损失。虽然中国给予朝鲜很人大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但是这种援助并不能弥补朝鲜的损失。1965年，韩国同日本签订了一项协定，日本向韩国提供大量经济援助。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升级，韩国决定向越南派兵。为了同南朝鲜进行较量，朝鲜需要更多的援助以增强国力，而只有苏联才可能满足这种需求。1965 年开始，苏共新领导人采取措施改善同朝鲜的关系，以争取朝鲜，对付中国。1965年2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河内返回莫斯科途中访问平壤同金日成会晤，双方发表的声明表示：“……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像苏朝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所要求的那样，以牢固的紧密的兄弟情谊关系把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双方特别指出，条约中下列义务的重要意义：发展和巩固苏联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根据平等以及互相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本着友好和合作的精神互相援助。金日成在平壤机场为柯西金送行时发表讲话，说柯西金的访问时间虽短，但是为双方的共同事业带来了有益的结果，它为加强朝苏两因人民之间凝成的友谊和团结作出了贡献。同年3—4月，朝鲜派代表团出席苏共23大。5月，苏联向朝鲜签署了一顷军事援助协定，莫斯科恢复对朝鲜的军事援助。次年2月，朝苏签订1966—1970年经济与技术合作协定。1967年苏联再同朝鲜签署有关提供军事和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l967年11月，朝鲜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办“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图片展览会，图片产首次出现勃列日涅夫大幅照片，而无斯大林单身像。1967年11月6日，朝鲜领导人在致苏联领导人的贺电中称“朝鲜人民始终珍视在反对美日帝国主义和维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共同斗争中同苏联人民建立的传统友谊和团结”。与此相适应的是，在60年代后半期，朝鲜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刊—再主张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共同反对美帝，包括在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救国斗争中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联合行动。

　　朝苏关系的发展，自然影响了朝中关系。1966年中国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都是一场灾难。它同样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关系。“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朝关系出现过紧张状态，处于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的低潮。在1966年下半年到1968年之间，朝鲜报刊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大国主义和事大主义，影射中国。1966年7月13日，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郑达银的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得到发展的》，提出不仅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而在当时中国正是被苏联集团国家指责为左倾机会主义。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和政府机关报《民主朝鲜报》在1966年6月间连续刊登朝鲜人民击败中国古代侵略者的故事。其后，朝鲜报刊也发表文章批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 “民族沙文主义者”“谋害朝鲜人干部”。1967年，朝鲜劳动党党刊《勤劳者》杂志第二期发表历史学家李趾麟的文章《事大主义是旧社会的遗物》。该文指出，“反对事大主义是朝鲜人民今天的重要任务”。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出版的《群众政治用语字典》是这样解释“事大主义”的：“我国的事大主义思想就是过去无能的封建统治者屈从于封建大国——旧中国的统治者。我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照搬中国的保守、反动的制度和思想，失去自主性，凡是我国的东西都加以蔑视，都认为是无用的而加以抹杀，这种思想后来就发展成压抑进步的、新的东西的一种极端保守和反动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红卫兵张贴批评朝鲜领导人的大字报。例如，1967年2月，北京一张大字报称金日成为“修正主义者”和“赫鲁晓夫的门徒”。这些指责朝鲜领导人的大字报引起了朝鲜方面的强烈反应。1967年2月28日，朝鲜驻印度总领事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中国人用大字报散布“捏造的虚假宣传材料”，离间朝鲜同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同年3月1日，朝中社记者在古巴哈瓦那也举行记者招待会，说中国红卫兵张贴的大字报指责北朝鲜犯了修正主义，这

　　都是谎言。他说：“他们诽谤我党是修正主义党，正是因为他们自己站在修正主义立场上……”在这种气氛之下，中朝关系处于紧张和僵持状态。从1965年开始，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多次发生争端，中国方面一度在1968年关闭中朝边界中方通道。1965—1969年，两国没有新的文化与经济合作协定，两国也没有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1967年底被召回国，直到两年半之后才回北京。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支持苏联的行动，与中国的态度截然相反。 1967至1969年，在中国的官方公开报道中关丁中朝关系的文件只有20件(1967年8件、1968年5件、1969年7件)。在这些报道中，中国对朝鲜的几个节日表示祝贺和报道中国官员出席招待会的情况，措辞平淡总是礼节性的文字。然而就在这个时期两国关系并没有发展到破裂的程度。双方都努力维持着某种关系。朝鲜党政领导人和党报、党刊不断表示，朝鲜珍视中朝友谊、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对朝鲜人民的援助，朝鲜虽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是重申自己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等问题上与中国保持一致。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朝鲜后来也持中立的态度。韩国学者把1965—1969华的朝鲜对外政策概括为“偏向莫斯科的中立”，这是有道理的。根据金日成“主体思想”，朝鲜强调自己在两大邻国之间保持独立与中立。根据对自己国家利益的估计，朝鲜在具体做法上有所偏向，应该说是正常的和无可非议的。应该承认，中国“左”的政治思潮对中朝关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损害。这是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处理同周边国家关系时值得吸取的教训。

　　1969年底、1970年初，中朝双方都采取措施改善双边关系，使之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其基本原因之一是大国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1969年初，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美国根据它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调整了国际战略。美苏关系进入“缓和”时期。美国政府也努力打开对华关系的大门。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出现重大突破，两国走上了逐步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甚至在1969年春发生严重的边界武装冲突，中、美、苏三大国关系的上述变化无疑对朝鲜同苏联及中国的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出于同美国搞缓和的需要，苏联不愿意看到朝美关系过于紧张。1969年4月15日，朝鲜击落一架美国EC－121间谍飞机，莫斯科等了3天以后才表示支持朝鲜，同时苏联船只还同美国海军一道搜索美机上可能的生还者。这实在令朝鲜大为不满，为此，朝鲜没有参加当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会议。在1970年11月朝鲜劳动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金日成不再批评“机会主义”(暗指中国)，而是指责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暗指苏联)。朝鲜对苏联提出的“亚洲集体安全”构想，既不赞同也不反对。

　　朝鲜对苏态度的变化，有助于中朝密切相互间的关系。中朝两国也认真审视了过去几年两国紧张关系的不良后果，特别是中国开始纠正“文革”中的过激行为，包括对外关系中的极左路线，这也为中朝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1969年10月，崔庸健率领朝鲜党和政府高级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庆典活动。这是自1965年来朝鲜方面访华的最高规格的代表团。这次访问的目的显然是改善对华关系，结束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10月2日，周恩来总理同崔崔庸健一行举行了会谈。新华社就此发表电讯，称“ 会谈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1969年12月29日至l970年1月29日，中朝鸭绿江、图们江航运合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沈阳举行。中朝签订了鸭绿江、图们江航行协定，解决了双方的争端。1970年2—3月，朝鲜和中国派驻对方的大使分别到任，周恩来总理于2月19日在北京接见了返任的朝鲜驻华大使玄峻极。1970年3月2日，中朝两国政府在乎壤签订了1970年换货议定书。朝鲜《劳动新闻》从1970年4月1日开始报道中国经济建设成就的消息。应金日成首相的邀请，周恩来于1970年4月5—7日对朝鲜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自1953年刘少奇访朝以来，中国方面访问朝鲜的最高级别代表团。在 1970年4月7日的中朝联合公报中称：“双方认为，进一步巩固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友好团结，完全符合共同事业的利益，并且表示坚定的决心和希望，两国人民将继续加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活动的共同斗争，进一步发展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关系。7月朝鲜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0月中朝代表团互访，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20周年。双方领导人互祝节日，措辞热烈。在1970年的公开报道中，有关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文件多达45件。

　　然而，以上事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朝鲜采取了偏向中国的立场。朝鲜在处理朝中、朝苏关系时采取了更为平衡的政策。1969年，朝鲜既不派代表参加中共九大，也不派人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朝鲜在改善对华关系的同时，也积极维持和发展同苏联的关系。1970年4月崔庸健访问苏联。次年3月，朝鲜内阁副首相金一代表朝鲜劳动党出席苏共24大。苏联也派高级代表团访问朝鲜。1971年到期的苏朝共同防务条约被延长到1976年。朝鲜欢迎中国邀请尼克松访华，称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不是胜利者的访问，而是失败者的拜访”。朝鲜外务相许锬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前往苏联，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会见了他，并且表示苏联继续支持朝鲜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立场。朝鲜报刊依然发表有关坚持主体思想、反对事大主义的文章。

　　应该说从60年代末、 70年代初开始，朝鲜在处理同中国和苏联关系时采取了更为明显的自主中立的政策，努力同时与苏联及中国保持正常的和良好的关系。从此，中朝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再出现类似60年代下半期那样的紧张状态。自崔庸健访华和周恩来访朝之后，中朝两国继续保持经常性的高层互访。1971年7月中国副总理李先念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同年8月中旬，朝鲜副首相郑准泽率领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8月18日至9月9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率领朝鲜军事代表团访问中国，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签署了关于军事合作的协定。1972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锡联率领中国政府军事代表团访问朝鲜。同年12月22—25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应朝鲜外务相许锬的邀请访问朝鲜。应姬鹏飞的邀请，许锬于1973年2月9—14日访问中国。 1975年4月18日至26日，金日成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访问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金日成，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金日成及朝鲜党政代表团进行了多次的会谈。

　　文革后到金日成逝世期间

　　1976年，周思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相继逝世，朝鲜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崔庸健也故去。1977年两国没有高层互访。应金日成的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于1978年5月访问了朝鲜。同年9月，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1979年5月，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朝鲜，参加朝鲜咸兴市周恩来总理铜像和纪念碑揭幕典礼，金日成主席亲临机场迎接。1980年5月9日，前往南斯拉夫出席铁托葬礼的华国锋在贝尔格莱德会见了金日成。同年l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率领中共代表团应邀访问朝鲜，参加朝鲜劳动党成立35周年纪念活动和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但应该看到，在此期间的中朝关系中，中方表现积极，而朝方则相对冷淡。朝鲜来华访问的多是一些友好参观团以及文化、友协代表团，但这些代表团都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会见。

　　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中朝两党两国领导人经常互访。1981年1月，朝鲜政务院总理李钟玉访问中国。中国国务院总理在李钟玉总理举行的答谢宴会上的讲话中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关心朝鲜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争取国家早日统一的斗争，在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事业中，中国人民将始终坚定不移地同你们站在一起。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结成的，有着牢固的基础，它必将世世代代地传下去。同年12月，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的邀请，访问了朝鲜。《劳动新闻》12月20日的社论指出，中国党政代表闭的来访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的重要里程碑”。1982年4月，邓小平和胡耀邦应金日成的邀请访问了朝鲜。中共十二大刚刚结束，即1982年9月16日，金日成主席前来中国进行为期两周的正式国事访问。这是金日成时隔7 年对中国的访问。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国领导人亲自到北京火车站迎接金主席一行。访问期间，金日成同中共十二大组成的新的领导班子主要成员进行了多次会谈，就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党、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问题，广泛而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且取得了一致的看法。邓小平还陪同他到四川参观访问。1983年6月8—12日，金正日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当年7月和9月，朝鲜最高人民议会议长杨亨燮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分别前往对方访问。198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陪同下，对朝鲜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期间。胡耀邦和金日成就当前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亚洲和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和平统一的途径、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互相通报了情况，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同年3月，朝鲜总理姜成山访问中国。11月26——28日，金日成应中共中央邀请，对中国进行内部非正式访问，同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彭真等人进行了会晤和会谈。次年5月4 6日，应金日成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对朝鲜进行了非正式访问，这是胡耀邦最近三年里对朝鲜的第三次访问。1986年l0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朝鲜。1987年5月，应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赵紫阳以及国家主席李先念的邀请，金日成再次到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和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分别会见或看望了金日成主席。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克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议长杨亨燮，朝鲜总理李根模分别于1987年8月、l0月和11月访问中国。l98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因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庆典并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1989年4月，应金日成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朝鲜支持中国党和政府对风波的处理。这场风波之后，中朝两国领导人继续保持频繁的互访。当午8月和9月，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民军总参谋长崔光以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副议长孙圣弼先后访问中国。同年9月底至l0月初，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钟玉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前来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10月1日晚上，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李钟玉一行。这一年的11月5日—7日，金日成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邓小平以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与金日成进行了会谈或会见。1990年3月14—16口，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随后，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姜成山、朝鲜国家副主席李钟玉以及朝鲜政务院总理延亨默在1990年先后访华，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秦基伟、国务委员李铁映也在当年访问了朝鲜。1991年5月3—6日。应朝鲜政务院总理延亨默的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对朝鲜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同延亨默总理进行会谈，并且会见了金日成主席。这年10月，应江泽民总书记和杨尚昆主席的邀请，金日成来到中国进行了他对中国的第39次访问，也是最后一次访问。1992年4月，应金日成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杨向昆访问朝鲜，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到机场迎送。除了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中朝两国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进行频繁的接触与往来。根据公开的报道，从1982年9月金日成访华到1992年6月，中朝重要官员互访85次．其中朝方访华 71次，中方访朝14次。其实，双方的访问大大超过此数，据悉1981年为100余次，1983年就已达到200多次。

　　80年代末和 90年代初．正值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冷战逐步走向终结的重大历史变革时期。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朝鲜半岛的紧张对峙局势也得到缓解。1991年9月联合国大会经安理会的推荐、一致同意接纳南北朝鲜加入联合国。虽然这些年来国际局势处于急剧变动状态，但中朝两国关系仍得以保持和发展。

　　如上所述，自朝鲜战争结束到1992年中韩建交之前，中朝关系的发展基本上是比较平稳的，尽管在某些时期也有过波折。维护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符合双方的国家利益，更何况两国关系还有着深厚的道义基础。正因为如此，中朝关系经受住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继续保持和发展中朝睦邻友好关系，是新时期两国领导人的责任，也符合两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