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酸动漫图片:如何正确看待高利贷

如何正确看待高利贷

今年9月份以来，温州地区中小企业资金流转困难、企业倒闭、老板跑路、员工讨薪事件引起人们关注。长期以来，江渐中小企业一直是中国私营企业的晴雨表。根据官方数据显示，今年温州老板跑路的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二左右，牵涉近十家银行和数十家担保公司，涉及金额超百亿。相比于温州超过6000亿的民间资本，这个数据或许不算庞大，考虑到温州近90%企业和60%家庭都参与到民间借贷中，这些新闻确实能引起足够的震撼。根据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人士的说法，今年温州碰到的困难甚于2008年金融危机。国庆期间，温家宝总理到温州视察时也承认部分中小企业在资金方面存在严重困难，民间借贷有“高利贷”倾向。作为贪婪和放纵代名词的高利贷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放眼全国，高利贷已成普遍现象。简单从道德上进行谴责无助于我们了解真实的世界。

利息和高利贷的一般性理论

高利贷是高于法定或一般市场的利息。——在我国，超过银行同期利率4倍即被认为是高利贷，超出部分不受法律保护。

要理解高利贷，就必须正确理解利息。利息作为最古老的经济现象，根植于人类行为的某些特性。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利息理论》里的解释，被认为是揭示了利息的秘密。费雪认为，利息源于人的时间偏好。人们一般偏好现时财富，不耐心等待将来收入。这种偏好越是强烈（不耐更高），利息就更高。每个人的品行意志和社会环境气候都会影响“不耐”。对于着重眼前，强调时间宝贵的人，或者社会动荡不安，财富随时可能化为乌有的大环境，人的不耐变高，利息也会提高；对于个人强调诸蓄，对未来有长远预期或者社会安定，人们不担心财富缩水，人们更愿意将财富放贷，利息就越低。

理解利息理论助于理解高利贷发生的真实原因，并对破除偏见，解决高利贷问题提供方向。

高利贷是利息“偏高”的借贷关系，这种“偏高”是基于“适当利息”的预设前提。事实上，政府无从知晓“适当利息”是多少。每笔借贷都是基于交易双方特定的情况。有些持币者对物价上涨的趋势忧心忡忡，不耐程度高，提高利息。企业恰好对时间有高度偏好，愿意付出高息以获得贷款（例如一些企业急需贷款救急，恢复生产，不惜暂时付出较高利息）。微观交易互相影响，表现在宏观上就是“市场利率”变化。

古代丰收年成，人们对未来有较良好预期，节制消费用于投资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大，因此利率较低。在灾荒年间或者动荡时局，利息一般会大幅提高（宋代王安石变法有一条“青苗法”，就是因为青黄不接时高利贷盛行，欲行解救之）。这就形成一个错觉，在艰辛动荡的岁月，居然有“一小撮”高利贷商人趁火打劫，趁机勒索，牟取暴利，简直是罪恶至极。殊不知高利贷商人不过是置身其时其地，维护个人利益。这样做符合人之常情，几无可指摘，现实中无侵害他人，对他们的严厉指责是不公平的。

高利贷的作用

高利贷伴随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凡有借贷，它就存在。

高利贷多为短期，几个月，几周甚至几天都有。借款人获得现金用在边际上十分紧迫的用途，即便多付一些利息，也是值当。青黄不接时，农民通过种子贷款渡过时艰；企业陷入困境通过注资起死回生，他们的风险评估和预期应当值得尊重。声称借高利贷是饮鸩止渴的人们不过站在局外，只看见高利息，却没有看到借款人的市场机会，是自作聪明。

借贷是个人之间的私事，它不应被禁止，也无法被抑制。政府不应以“为你着想，怕你借了还不起”的理由，划定一条线，说超过此线的借贷属非法。政府没有为芸芸众生考虑的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

如果禁止高利贷，手上有闲散资金的人就缺乏“扶人于危难”的动力。反正贷款之后获得利息微薄，还不如自己消费，储蓄。紧迫用钱的人得不到资金，错失机遇，他将长时期处在困境之中。高利贷能够促进资金的优化配置，具有缓解经济动荡的作用。禁止高利贷是在阻止改善，助长贫穷。何况为禁止高利贷还必须供养更多的官僚胥吏。

高利贷为什么受偏见

对高利贷偏见的历史几乎和它本身一样长久。想要破除这一偏见，应当从文化和现实对它重新认识。

在西方传统文化里（基督教观念），高利贷是恶。《圣经》里上帝对人类始祖亚当教训说：“你必得劳苦流汗，才能从地里得食”。高利贷者通过“偷取上帝的时间”坐而食利，这是有原罪的。高利贷者、投机者、游手好闲者在基督教文化都是形象极差。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把高利贷者描绘得苛刻残忍，利欲熏心且毫无人性。教会的这种浅薄认识因为符合“劳动价值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观念，被搬进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利润是劳动力的剩馀价值，而利息则是资本的剩馀价值，利息是不正当的，高利贷则是贪婪剥削的极致。

近代以来西方保护私有财产的观念深入人心，即便如此，“高利贷”的名声可不太好。为规避这种“恶名”，商人们想尽办法将其改头换面，从“典当”“基金会”到“对冲基金”“风投银行”，甚至“信用卡”，都是为了克服“高利贷”恶名的变身。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高利贷的偏见和对金融业的无知是一致的。他们无非认为，流血流汗劳动才是创造财富，从事金融业（高利贷）的人翻云覆雨，不劳而获。如果认为通过高利贷赚钱可耻，那么他的确可以主张禁止金融业。

金融业，就是将金融家通过市场分析和行情判断，将钱运作到边际效用最大的地方。银行、证券、保险、股票，他们是以不同方式做着相同的活儿。一个高度发达的金融业能保证优秀的企业欣欣向荣，能减少投资浪费。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高利贷者在放贷时也在考虑成本收益，他必得考察借款人有担保、有资历并且确定能收回本息。一个不事生产挥霍无度的花花公子能从高利贷者借到巨款么？

直至今日，从媒体报道的措辞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偏见。“产业空心化”“泡沫化”这些词在暗示，实业才是王道，钱生钱没有前途。实际上高利贷活跃归根到底是企业缺钱，几轮“击鼓传花”还可能有利可图，企业资金荒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这本身即是贡献。

近年高利贷盛行的诱因

如果非将高利贷妖魔化，通过近几年经济政策分析不难得知：政府正是放出这“魔鬼”的罪魁。

这一轮高利贷高涨的远因，可以从2008年说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国际市场萧条，为遏制当年出口下滑的颓势，4万亿投资注入，市场利率被人为压低，经济在短期内呈现蓬勃发展势头。短期内市场确实一派繁荣，尤其是国有企业和与之相关的行业。为突击花钱，工程大量上马，银行不计风险地放贷。政府出台极为宽松的信贷政策，沿海中小企业在扩大国内需求的号召下，各种投资纷纷上马。从建材到太阳能硅片，还有诱人的房地产，这些都是在过度负债中完成。

印钞票刺激经济的代价是，物价像涟漪般的扩散上涨（这就是最近几年物价普遍上涨的原因）。在物价压力下，政府开始迅速收紧银根。从2010年下半年起，中央银行通过多次上调准备金率、加息和控制全年信贷总额等方式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前期生产已经投入，大量企业的贷款几乎在一夜之间断粮。银行在政策的要求下开始催促还贷，私营企业开始迎来肃杀的秋天。

通过一松一紧的货币政策，企业的生产经营受到错误的指引。银行对它们从笼络走向抛弃，中小企业只能面向民间借贷。比起银行低息的贷款（事实上是被压低的虚假利率水平），高利贷的简便快捷能够缓解燃眉之急。有的企业幸运地通过民间借贷实现了企业脱困，不幸的是，一些企业资金断链，高额的利息逼迫着老板跑路，企业倒闭，放贷者血本无归……

此次温州高利贷危机，中小企业遇到的情形基本属于此类。当地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曾举例介绍，“我们有一个会员企业也倒了，他的事例非常典型。这个企业主欠银行5000万元，银行承诺先还钱然后再贷给他。因为没有那么多现金，他就先借了短期民间高利贷来还给银行，结果还款后银行变脸不再贷款给他，民间高利贷还不上，他只有跑路了。”

高利贷无非是政府笨拙补救措施的副产品。政府希望收缩信贷来控制通胀，它的副作用也是一连串的。真正在创造财富的中小企业被扼杀，国有企业在信贷收缩的过程中毫发无损。他们通过和政府的紧密关系源源不断地获得银行贷款，壮大实力，压迫中小企业生存，甚至参与到高利贷活动中。从长远看，每一轮的通货膨胀和银根紧缩都是对社会经济活力的扼杀。

金融管制加剧高利贷盛行

政府通过制造通胀短时期内人为压低利率。市场的真实利率随着银根的收紧急剧抬高，当它无法在银行体现，就只能在高利贷市场上淋漓尽致地释放。

根据我国的利率政策，央行对对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制，对贷款利率下限管制，银行只能在央行的规定范围内活动。存款利率受到上限管制，资金拥有者不愿将钱存在银行内忍受超低的存款利率（存款利率甚至无法抵消物价上涨水平），他们更愿意拿钱放高利贷以获得良好收益。银行贷款由于执行低利率，造成“排队等粥”的局面，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国企）获得贷款。因此，存款人将资金拿去放高利贷而不是补贴国企，也就不足为奇了。

金融管制让真实的利率水平以“高利贷”的形式呈现。在金融开放的国家，私人银行遍地都是，他们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调节资金流动并获取利润。在银行之外还有大量的担保公司、典当行、保险公司、风投机构、基金会发挥着相关职能。在我国，小额贷款和各类担保企业为代表的民间金融机构逐渐成长。他们面对庞大的国有银行规模和优惠待遇，严格的利率管制，他们固有的灵活性和市场敏锐度仍使他们更富有竞争力。根据银监会披露数据，截至2010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95.3万亿元。其中，工、农、中、建四大行占据了银行业47.29%的资产规模，主要盈利模式就是靠手续费和利差。可以想象，一旦放开管制，民间银行涌入，国有银行地位将不复存在。国有银行是现今中国金融管制最大的受益者，也是反对放开金融管制最大的呼声来源。

管制壁垒将新兴活跃的民间资本挡在高墙之外，并对其嗤之以鼻，斥之为“高利贷”。没有错，在一个被放逐的“非法”领域，那里总是诸侯纷战，龙蛇混杂，优秀的企业家要将太多的精力用来防范政府的打击，同时由于债权不受保护，不免要诉暴私人执法。高利贷并不是偏好暴力讨债，他们不过是有苦难言。

打击高利贷无法解决问题

打击高利贷无法解决资金荒问题，它只能驱赶投资者以更加隐蔽、更加曲折的方式投入到逐利场。在被压低的法定利率面前，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会以各种方式提高利率，例如通过高息快借，以简便快办的形式收取高额手续费。担保公司以各种优惠项目吸揽储蓄，同时以为客户投资的名义变相放贷，赚取利差。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政府根本无法识别，也无力防范。

在资金荒的大背景下，高利贷比实业更加有利可图。一些企业玩“同业拆借”的手法，不事生产，而在同行之间放贷。国企从银行获取低息贷款后，拿到市场上放贷，以赚取生产经营所远不能得的利润。近段时间爆出，温州高利贷的债权人公务员达到八成，这些人无一不是围绕着权力中心（或许是地方政府参与到高利贷活动中）。毫不奇怪。“打击高利贷”根本不能起到任何效果，反而给弄权自肥的人制造了烟幕弹。

高利贷危机 政府应该救火吗

温家宝总理在视察温州时要求，浙江应在1个月内稳定温州中小企业局势，整顿金融秩序，处理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防止风险扩散蔓延。随后有媒体报道，9月底温州市政府向省政府提交《关于要求申请金融稳定再贷款的请示》，由省政府出面向央行申请期限为1年的再贷款600亿元，专门用于支持温州银行机构增加对困难企业的融资规模，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维护地方金融稳定。不久温州市银监局出面辟谣，600亿元的计划并非事实。但是可以看到，温州市政府九月份密集出台多项政策干预高利贷市场，“救市”一说并非空穴来风。

高利贷泛滥是一系列错误经济导致的恶果。但是具体的每个参与者身上，无论是自然人、企业、上市公司还是公务员，他们的活动都是投资。既然想一夜暴富，那就必须承担风险。贷款无法收回的放贷者，只能说他们没有准确评估风险，判断失误。风险和收益相伴本来就是市场常态。高利贷危机是畸形市场环境下冒险家的投资失败。政府不应该，也无须用纳税人的钱为他们买单。如果政府为投机者托底，这不能减少市场的动荡，反而会让金融市场成为冒险家狂欢的乐园。

解决高利贷的方法

面对温州乃至全国的高利贷危机，首先要将高利贷的非罪化。

我国法律没有禁止民间借贷，只是规定超过银行同期利率4倍以上的利息收入不受法律保护。按照条文逻辑和最高院的司法解释，私人无法通过诉讼请求保护超额利息部分，而对于自愿借还的情形，法律并未禁止。

但是根据我国刑法第225条规定，除了违反专营、专卖、许可等属于非法经营外，第4项还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归为非法经营。“非法经营罪”是悬在高利贷者头上的达摩棱斯克之剑。今年9月，四川泸州的老板何有仁因用个人资金以月息2%-20%的利息出借给12人600余万元，被泸州中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半。而江渐和内地部分地区，高利贷的月息普遍达到3.5%以上，甚至达到10%以上。以何有仁的情节，包括江渐、鄂尔多斯等许多富人都已入罪。法律违逆现实已近于荒唐，高利贷的非罪化是金融开放必要走的第一步。

开放金融管制、让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并逐渐实现利率市场化。

对民间高利贷机构“招安”是金融市场化的捷径。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对外开放金融业，外资银行纷纷参股和入驻。对内金融开放却迟迟未动，民间金融机构只能以小额贷款或担保公司的形式存在。这些小公司不是真正的银行，没有吸收存款的权利，只贷不存，只好通过各种方式变相吸储或者从银行套取贷款再放贷。先天不足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无法成长为真正的银行，也让他们成为高利贷的主力军。

破除金融垄断同时，应放开银行利率管制。银行和储户，银行和贷款者的利率应当充分自主，利率反映市场真实的货币盈缺状况。银行根据资金供需情况、当事人实力和信誉决定利率，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规避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利于银行业市场竞争，改变当前国有银行大而不强的局面。

中小企业全面减税，减少资金需求压力。高利贷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企业税负过重，经营困难。很多企业为偿还银行贷款不得不“借新债还旧债”。如果大面积减税，减轻企业负担，企业通过生产经营获得利润增多，“造血”功能加强，对高利贷的依赖程度会大大降低。减税的另一个作用是减轻实业负担，创造就业，吸引资金流入。温州高利贷活跃常被媒体指为温州商人抛弃“实业精神”，“热衷各种炒作”。这种指责毫无道理。“热衷于各种炒作”表明温州商人的市场灵敏度高，他们能在各有利可图的领域快速转战，这是典型的资本精神。商人对实业领域的兴趣降低，并不是他们商业道德水准下降，而是实业利润率大大降低。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平均税负4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60%。税种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所得税等多项，仅增值税一项就占营业额的10%。除各种税费之外，还要被地方强制推派附加税、水利基金、教育基金，为职工缴纳“五险一金”，还有残疾人保障金等，合计起来要占到公司营业收入的30%-40%。高税负的后果就是投资实业回报率低，游资只得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可“炒作”的项目。因此，与其泛泛批评温州商人外逃造成本地产业“空心化”，还不如切切实实地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金回注。

当然，要根本杜绝利率市场的动荡不安，最根本还是刹住政府开闸印钞的口子。政府制造通胀是现代社会经济波动的根源。每一轮的通胀都会造成造成资源错配，旱涝无常，企业受到洗劫和误导，社会经济活动降低。每一轮通胀之后的银根紧缩又是造成大萧条、催化高利贷的直接原因。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早就对此作出解释（1974年哈耶克凭借经济周期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惜在政府垄断发钞权的情况下，这种周期几乎是一种必然。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力避免开闸放钞，延缓经济周期的动荡。

结语

每一轮经济危机都是一个关口。如果认识到正是政府一连串干预导致企业生存艰难，经济发展动荡不安，那我们也许还能作出适当的纠正——减少各种管制，全面大幅减税，让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市场的萧条从来都是依靠企业疗养修复的，而不是政府的各种刺激和折腾。令人悲观的是，直到目前为止，主流媒体还是将希望寄托于一个“大神”——他们认为企业家太贪婪，政府能够摆平一切。这是一个让人难过的事实。

今年温州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中小企业的关注不知不觉被指引走上一条反市场的道路。9月份的新闻，国务院正在筹建“中小企业管理局”以“管理和帮助”中小企业。如果对计划经济还有印象的话，这个部门正是“第二轻工业部”的翻版，一个下达各种指令“指导”企业生产的官僚机构——中国私营企业的繁荣正是建立在取消各种“轻工业部”“纺织部”的前提下才逐渐走向繁荣。一个地方性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并不可怕，只要市场还有活力，复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但是如果全国的中小企业因此都要在将来面临一个专横的“老爹”，面对各种愚蠢狂妄的指令，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官僚机构从来都是企业家的天敌，对于他们触角的扩张，我们应当深怀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