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爱忘了戚薇:核电就是魔鬼，也只能和它同行吗？——《核电员工最后遗言》序

核电就是魔鬼，也只能和它同行吗？——《核电员工最后遗言》序

江晓原

　　直到前不久，我仍然是赞成使用核电的。主要是考虑到地球上煤、石油、天然气的储量都是有限的，而能够替代上述三者的能源方案中，核电相对来说是最为“成熟”的。所以我最初听到“核电就是魔鬼，也只能和它同行”的说法时，居然认为可以表示同意。

　　但是读了平井宪夫的《核电员工最后遗言》之后，我改变了观点——现在我的观点是：至少目前的核电技术，作为民用是不宜推广的（军事用途可以例外，比如核动力航空母舰、核动力潜艇等）。因为本书指出了核电现存的一些致命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是被我们普遍忽视的。

只报喜不报忧的“核电科普”

　　在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不止一次被媒体在采访中问到同一个问题：为何在书店找不到关于核泄漏、核辐射等方面的科普书？当然随后许多出版社马上就一拥而上，炮制出了一大批这方面的“急就章”书籍，但在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之前，我也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也许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人注意过。

　　当时我对媒体的回答是：这和我们对科普的认识误区直接有关。我们多年来把科普看作一种歌颂科学技术的活动。在传统的科普理念中，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任何危害和负面作用，都被断然排除在科普内容之外。例如有关核电的科普，总是强调核电如何“高效”和“清洁”，以及现代核电站是如何“安全”。但对核电站实际造成的问题和可能的危害，则几乎总是绝口不提。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通常被认为是“环保”的话题，而不是科普的题中应有之义。

　　核电的“高效”，到现在为止也许尚无问题，但“清洁”就很成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核电站不冒出火电厂烟囱通常要冒出的烟——现在还有更时髦的说法是碳排放——就断定核电站更清洁。

　　一座核电站只要一开始运行，即使是完全正常的状态，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核辐射散布出来。核辐射无声无色无味，杀人伤人于无形，怎么能说是“清洁”的呢？当然，核电专家会向我们保证说，核电站在设计上有多重保障，即使有核辐射，也足以确保这些辐射是“微量”的，不会对人体有任何伤害。

　　但更大的问题是，一旦发生了福岛核电站这样的泄漏事故，辐射污染全面进入土壤、空气和海水，还谈什么“清洁”呢？换句话说，核电站对环境的潜在的污染可能性，远远大于火电厂的那些烟尘排放。

　　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有一个已经去世15年的日本人平井宪夫，重新被世人关注。因为他的遗作《核电员工最后遗言》早已预言了福岛核电站今天的命运——事实上现在的事态比他当年的预言更为恶化。

　　平井宪夫是核电技师，生前参加过日本多座核电站的建设（包括福岛核电站），后因长期遭受核辐射罹患癌症，遂成为废除核电运动的积极分子，58岁时去世。他的《核电员工最后遗言》的最大价值，在于提供了来自核电建设和运行第一线的真实情况报告——这些情况与公众常见的“核电科普”以及核电专家的安全承诺大相径庭！

核电站的第一个致命问题

　　平井宪夫书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指出了如下事实：核电专家在图纸上设计出来的“绝对安全”的核电站方案，实际上是无法在施工和运行中实现的——因为人在核辐射环境中，生理和心理都使他无法正常工作。所以核电站无论设计多么合理，理论上多么安全可靠，在实际施工和维护时总是难以达到设计要求，难以绝对保证质量。而设计核电站的人，当然不是那些在现场核辐射环境中施工或检修的工人。

　　这是一个以前在关于核电的讨论中从未被公众注意到的问题。

　　平井在书中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次运行中的核电机组一根位于高辐射区的螺栓松了，为了拧紧这根螺栓，不得不安排了30个工人，轮番冲上前去，每人只能工作几秒钟，有人甚至扳手还没拿到时间就到了。结果为了将这根螺栓拧紧三圈，动用了160人次，费用高达400万日元。

　　平井告诉读者，日本的核电站总是将每年一度的检修维护安排在冬季，为的是可以招募附近农闲时的农民或渔民来充当临时工。因为电力公司的员工们都知道检修时的环境中有核辐射，他们谁也不愿意去核辐射环境中工作。

　　核电就是这样一种要求工人定期在核辐射环境中工作，而且还会使周边居民长期在核辐射环境中生活的工业。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反人道的工业。

核电站的第二个致命问题

　　核电站的另一个致命问题，是它运行中所产生的放射性核废料。世界各国都为此事大伤脑筋，至今也没有妥善的解决办法。正是在这样因循苟且的状态中，核废料继续分分秒秒在产生出来，堆积起来。

　　日本的办法，起先是将核废料装入铁桶，直接丢进大海（想想日本的渔业吧），后来决定在青森县建立“核燃基地”，计划在那里堆放300万桶核废料，并持续管理300年。美国则计划在尤卡山的地下隧道存放77000吨高放射性核废料，但不幸的是他们现有的核废料已经足以填满尤卡山。而以核电产生的废料放射性钚239为例，它的半衰期长达24000年，持续管理300年又有什么用呢？

　　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但确实是一个迄今为止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

核电站的第三个致命问题

　　核电站还有一个非常怪诞的问题——如果说世界上竟有一种只能开工运行却无法关闭停产的工厂的话，那大概就是核电厂了。因为核电厂的核反应堆只要一开始运行，这个持续高热的放射性怪物就如中国民谚所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停产、封堆、冷却等等，都需要持续花费极高的成本。例如，一个核电机组停机封堆之后，至少需要使用外来电力帮助它持续冷却50年以上。

　　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就是此次出事的福岛核电站一号机组。据平井宪夫披露，原本计划运行10年就要关闭的，结果电力公司发现关闭它是个极大的难题，只好让它继续运行。如今它运行了40年终于出事。

　　这个问题也是以前在关于核电的讨论中从未被公众注意到的。

核电站比原子弹更危险

　　在我们地球上，核电站重大事故至少已经发生了三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三里岛核电站事故、福岛核电站事故。小的事故就更多了，只是外界不曾注意而已。原子弹当然在核试验中爆炸过多枚了，真正用于战争而投放的则有过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的两枚。但上述爆炸当然都不是事故，因为都是在受控状态下进行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世界上的核电站至少已经发生过三起重大事故，而全世界的原子弹还没有发生过重大事故，因而，核电站比原子弹更危险？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谁敢保证原子弹没有发生过事故？即使发生了事故，军方也一定会全力将其掩盖起来。但电力公司也同样有掩盖核电站事故的动机，而原子弹如果真的出了重大事故，恐怕谁也没有能力面对无孔不入的西方媒体长期将其掩盖。

　　事实上，核电站确实比原子弹更危险——而且危险得多。

　　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核电站是要“运行”的，它要持续进行核反应，而投放爆炸之前的原子弹，并不处在“运行”状态中。

　　核电站的上述三个致命问题，对原子弹来说都不存在。

　　更何况，原子弹是用来攻击敌国的，但核电站要是出了问题，受害的却是本国民众！

　　所以，运行核电站，难道不比存放原子弹更危险吗？

　　核电站难道不比核军备更应该反对吗？

追问核电：我们为什么要用越来越多的电？

　　福岛核电站事件之后，全球的核电发展会因此而停滞吗？

　　各国都有一些激进人士主张完全废止核电，但另一些人士则认为应该积极发展核电。主张发展核电的人甚至提出了“核电就是魔鬼，也只能与它同行”的说法。

　　要评判这个说法，首先应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断地、毫无节制地增加对电力的需求？

　　现在，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在埋头奔向一种叫做“现代化”的生活，而且已经停不下来了。我们正在一列叫做“现代化”的欲望特快列车上。我们已经上了车，现在发现谁都不能下车了；而且也没人能告诉我们，这列列车将驶向何方；更可怕的是，这列列车不仅没有刹车机制，反而只有加速机制。事实上，可以说我们已经被科学技术劫持了，或者说被“现代化”劫持了。正是这种状态，导致我们无休无止地增加对电力的需求，以满足我们贪得无厌的物欲。

　　如果没有切尔诺贝利，没有福岛，也许我们还有理由停留在“现代化”的迷梦中，但事到如今，我们实在应该梦醒，应该反思了！如果真的只能与魔鬼同行，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问问，我们为什么还一定要在这条路上走呢？

我们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

　　眼下的现实是，全球都在死命追求高污染、高能耗的“现代化”，煤、石油和天然气不久就会用完。太阳能和风电目前发电成本还很高，技术上也远未成熟，离开大规模商业化推广还有很大距离。可是全球对电力的需求仍在快速增长，根本等不及新能源的研发和成熟。所以核电在许多人看来是目前难以放弃的选择。

　　我们即使不赞成将目前的核电技术推广应用于民用，但并不反对进一步研发更安全的核电技术。如果有朝一日，这种核电技术真正成熟了——以上文所说的三个致命问题都得到有效解决为标志，那也不妨推广应用。

　　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认为能做的事情之一是思考。哪怕这种思考目前只能得出无奈的结论，也比不加思考只顾向前狂奔要好。

　　首先是我们看待科学技术的态度。我们不应该只知道一味赞美科学技术，还应该全面看待科学技术，应该对科学技术可能的负面作用提出警告和反思。想当然地认为科学技术必定美好，必定会给我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其实只是盲目的信念。

　　人类确实正在享用科学技术的成果。但它们是否真正美好，需要时间来检验。比如杀虫剂，使用15年后就被证明危害非常大，可人们已经依赖它和自然界建立了新的动态平衡，想不用也不行了。核电极可能也会形成类似的局面。又如三聚氰胺、瘦肉精等等，都曾经被我们视为“科学技术成就”，甚至获得过国家奖项，这些“科学技术成就”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呢？再如对于转基因主粮，如今争议激烈。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刻反思。

　　今天的科学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也会谋求利益最大化，也会与资本和市场结合，但它身上却一直罩着别的利益共同体所没有的光环。所以它更需要伦理的引导，更需要法律的约束，更需要一切现代资本和市场都必不可少的监督。

2011年7月26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核电员工最后遗言》，（日）平井宪夫著，陈炯霖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定价：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