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四少”标准的历史变迁

    ■月旦人物

    ◎四一 知名网友

    以历史的眼光看，没有一种评价标准是永恒的。譬如说，一千年以后，屈子的《离骚》也许会被遗忘而一份合同却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又譬如说，两千多年以前，惟有风骨秀耸的世家贵族才能成为“四大公子”，而今天，几个仅仅与绯闻和枪支亲密无间的纨绔子弟却被称作“京城四少”。

    如果我们钩沉一番历史中四大公子、京城四少的变迁，当会照出世代风气之流转、社会心理之衍化以及社会结构之嬗变。

    战国时代的四大公子，多为世家贵族，且都以善养士、精通治理术著称。因战国时代乃是中央集权崩坏，地方诸侯雄起的时代，也是攻伐频繁、危机十足的时代。在此时代，天子只具备理论上的合法性，诸侯及贵族世家才是真正拥有权力者。职是之故，四大公子自然多出世家贵族。与此同时，战国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流动性极丰富的时代，布衣说客、平民智者而能为白衣卿相；鸡鸣狗盗之徒、引车贩浆者流也可能平地拔起。作为天子与民众之间的中间力量也是中流砥柱的世家贵族，必须发挥整合社会资源、提供充足流动性的功能。因此，战国四大公子，就必须重然诺、讲义气、有担当，天下朋友皆胶漆。社会如此期许他们，而他们也不辱社会的期许，终赢得闪闪发光的评价。

    西汉没有四大公子之说，乃是因为西汉的中央政权相当警惕地方势力，不论是分封诸王还是地方豪强。其时地方豪强，或由宗室演化，或由地主升级，或由巨商转成，或由游侠登堂，飞扬跋扈，横行乡里，乃至与郡守结盟，成为与官方政权平行的一种势力。汉景帝对此即开始警惕，并有少数举措，至汉武帝则对地方豪强进行全面打击，收到良好效果。

    东汉同样没有四大公子之说，及至末年，却有三君、八俊之论。乃是因为当时宦官专权，清流名士起而与之对抗，主要手段是通过号召舆论。名士要有公共影响力，须经过漫长的学术训练及丰富的社会阅历，青年人很难成为名士。中年名士既成主流，公子哥儿自难出人一头之地。

    魏晋六朝，世家门阀的意味更深，所谓上品无寒族，下品无士人，社会流动呈板结状。但正因如此，阶层常以士族与寒族划分，二元对立形成，非三五个佼佼者可以脱颖而出。加上政治黑暗，世家贵族动辄因站错队招来杀身之祸，于是隐逸风气大行，竹林七贤等消极自由者成为主流———都这么低调了，哪里还有屌屌的四大公子出现的空间？

    唐宋两代，科举大兴，平民阶层崛起。尽管仍有荫护和世袭，但并非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同和追求的方式。贵族暗淡的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被重视和放大，公子哥儿遂常成为庸碌的别名。如此，则四大公子欲图浮出水面，也如水藻缠身的溺水幼孩一样困难。

    抵至明末，文人结社风气大盛，庙堂江湖，均有其人。他们抢占清议之制高点，也就夺得舆论之风向标。四大公子重新抬头，且多出于文人世家，自是情理中事。其时对四大公子的评价，无非才、学、识、风骨。四者必居其一，集而有之者则最佳。陈贞慧、侯方域、方以智、冒辟疆，以此社会评价观之，均为一时之选。

    及至清末，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风东渐，帝制可危。自太平天国之后，汉人士大夫崛起，酿成地方分权之势。于是督抚之权势地位，达到明清两代之巅峰。这时的四大公子，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丁惠康，均为重臣之后，可算“官二代”。但他们既有“官二代”的教养、名望，也洗去了此阶级中人常有的骄矜纨绔之气，终能赢得社会尊重，并在群星璀璨的时刻绽放夺目光芒。

    民国初年的四大公子又有不同。这个时代之前，是剧变时代，这个时代之后，仍是剧变时代。而这个脆弱的共和时代，也是变动不居，复杂价值观博弈颉颃的时代。此期的四大公子，张伯驹、张学良、袁克文、溥侗，也有复杂的成分及风格。

    张伯驹是“商二代”，他继承父业成为盐业银行最大股东，钱多得可以砸死一千个市委书记。他曾以4万大洋购得西晋陆机《平复帖》，240两黄金购得展子虔《游春图》。1956年，他将上述两种以及李白《上阳台帖》、黄庭坚《诸上座帖》和赵孟頫的《千字文》等稀世之珍全捐给政府。但这并不能帮助他在1958年不被打成右派，而在上世纪70年代，他甚至一度陷入没有工作没有户口的厄困中。张伯驹不仅是大藏家，也是颇有才华的京剧票友和词作家。在近代词学史上，张伯驹是一大重镇。我曾以极廉价购得他的词集，一阅之下再难释手，聊举数句，“几兴亡无恙旧河山，残棋一枰收。负陌头柳色，秦关百二，悔觅封侯。前事都随逝水，明月怯登楼。甚五陵年少，骏马貂裘。”

    张学良是“军二代”，除了是民国四大公子，还是民国四大美男。他的一生为人熟知，无需赘述。

    袁克文是“准帝二代”，但他与大哥袁克定不同，始终反对其父袁世凯称帝。他写诗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就是劝谏其父的名句。他有名士派头也有名士技艺，长诗文、工书法、善昆曲。家道中落后，他加入青帮，属于大字辈的小老大。他42岁就死掉了，死时家徒四壁，葬礼等后事还靠青帮中人代为办理。

    溥侗是“皇二代”。在京剧上造诣甚高，曾在清华大学教授昆曲。他排行老五，内外行尊称其为“侗五爷”而不呼其名。他是近代戏曲史上的传奇人物，生、旦、净、末、丑兼工，笛、二胡、弦子、琵琶等无所不通。《群英会》一剧，他一人能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出神入化、叹为观止。每逢春秋佳日，他便约友到西山大觉寺小住，弹奏一曲《高山流水》，令听者洗耳清心、绝尘脱俗。

    总的来说，民国四大公子，两个为军事强人之后，代表着权力的主宰者，一个为巨商之后，意味着士绅实业界的上升，还有一个为满清皇室之后，象征着政府对皇室的优待以及民情对其的眷恋。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公子，除了张学良外，全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及天赋，这也许暗示即使在民初浊世，礼或崩而乐仍未坏。

    大约在2010年，忽然冒出新的京城四少，王烁等四个不入流的富家公子哥儿，除了一个出身红色干部家庭外，基本全是暴发户子弟。他们最习惯的学历，停留在初中；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第一是搞女明星，第二是被女明星搞，第三则是为了女明星拔出枪指着争风吃醋的对手的头。

    是谁将他们称作“京城四少”的？已不可考。也许是某个小报记者，在大排档喝高之后回去赶稿子瞎写的；也许是四少的某个小弟，突发奇想而编造出来，并在网络造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