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投标资格预审的内容:艺海搏浪他领军

艺海搏浪他领军

人物画家     吴永良

近几年，吴永良在中国画坛上名声大震，被人誉为继国画大师潘天寿、周昌谷、李震坚、方增先之后的“浙派人物画“领军人物”。他在温州的轶事常被熟人所乐道。其实吴永良不是温州人，而是温州女婿。他25岁来温，41岁离开温州，在松台山麓30来平方米的陋室里，一家人生活了16年，这16年的最大的收获与几乎与艺术无关，竟是娶美妻生娇女。其夫人木昭妙祖上是温州的名门，其文静、优雅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女子。

        在杭州西雅苑我们拜访了吴永良先生。按理说73岁应该是一个老人了，可是老天爷特别眷恋热爱艺术家。一头的乌发，肤色红润虽然个子不高、但是思维敏捷，谈艺说文，滔滔不绝，其活力四射，完全看不出他已年逾古稀。

        熟悉吴永良的人都知道他年轻时，就是国内画鲁迅的首屈一指的高手，在那个非常革命的时期，大多数玩艺术的都在大街小巷，遵照上头的旨意俯首帖耳的画领袖或高大全的工农兵。冥冥之中人的命运往往是注定的，他说早年痴情画鲁迅原因有三：一是生性耿直，疾恶如仇痴爱鲁迅的文章，以鲁迅的爱憎为人生的圭臬；二是在那个非常的年月画鲁迅是最安全的，要不就只能倒泼“胭脂”画红太阳了。

        可是，许多人不知道吴永良的命运是“成也鲁迅败也鲁迅”。他大学毕业交的作品就是：白描的《鲁迅肖像》，画面上是鲁迅目光如炬，略带沉思的神态，伫立在“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前”，画面如刀削斧剁，静动结合颇具震撼力。如此画鲁迅从未有人尝试过。潘天寿、周昌谷诸师见了大为赞赏。可当时国画系的“左派权威”领导因平时就看桀骜不驯的吴永良不顺眼，却说，不能用白描来画鲁迅，这样思想意识不纯正，吴则不予理睬。当时欣赏这幅白描的潘天寿院长正好又远在北京，无人为他说公正话。

在中国你遇上了愚蠢的又心地善良的领导算你的运气好，假如遇上你遇上既蠢又心胸狭窄的领导意味着什么？你说自己有才能，我偏偏不让你出头，让你啥也干不成。于是祸事来了：原定留校任教的吴永良，被“流放”到温州转行搞民间工艺美术去了。想到要与视为生命的绘画艺术告别，吴永良欲哭无泪，真可谓万念俱灰。

        在温州，干的工艺美术这一行，与他所学的可以说是近亲，却相差甚远，但他的心是自由的，没事时，他常与心中的偶像鲁迅对话，为什么“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为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几回回梦中问先生，先生脸色严峻没有回答。于是他画了各种视角各种神态的鲁迅，幅幅都注入了自己对世态的深切感悟。随伴创作，他与鲁迅之间构筑起了心灵沟通的桥梁。它们倾注着他的激情蕴涵着他的人生感悟，借鲁迅之神鞭挞人生的假丑恶，发泄自己的感慨，端起人生的苦酒以浇心中的块垒。

来到温州，沈阳军区、南京艺术学院、广州等地相继发来调令，但都被“爱才”的领导锁进抽屉，调令的评语是“此人狂妄自大，政治思想落后”。从此泥马入海无消息。

在温州搞工艺美术一呆就是16年。这16年间，吴永良基本上是作为“刺头靶子”而存在的，日子并不好过，他生性耿直，常常感到无可适从。1963年，他的毕业创作之一《水乡集市》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寄来140元稿费单（当时可是一个职工4个月的工资），一下子在单位炸开了窝，有人说他捞外快，头头批他“不好好工作到处投稿”。

1965年，吴永良接到一个任务，为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大屏风设计了嘉兴烟雨楼革命船构图，夫人是搞瓯绣的便仿照着制作了一幅瓯绣；一位同事又按此设计了枕头套，画面是“红太阳”配“革命船”，不想模仿失真，革命船像一把尖刀刺向红太阳；加之配上的草体字“红心永向党”的“向”字扭了一扭，看起来像个“狗”字，当然“冤有头”罪责追问到了吴永良头上，他当了冤大头。军代表责问他：“太阳从哪边升起来的？东边！你抱什么目的把太阳画在烟雨楼后面？楼是朝南的，那么太阳成了北面升起来的？”吴永良可不吃这一套：“我也问你，你胸前挂着的毛主席像章上天安门后面怎么也升起了太阳？你倒说说看这是哪一边！”军代表一时语失，勃然大怒拍地把语录本掷在桌子上，刚想大骂，被吴一下子抓住把柄：“好！你公然砸伟大领袖的语录，该当何罪！”军代表顿时目瞪口呆……类似这样的“关公战秦琼”式的冷幽默的故事在他身上时常发生。

1976年6月，中国荒唐的噩梦终于结束。16年后，浙美母校又一次向他伸出橄榄枝，他若想平庸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过一辈子，温州这个地方混日子还是可以的，况且他也交了一批朋友。不，他想要有一个更大的平台。这一次他能走得了吗？一次次的卡壳卡得他心灰意冷，当时他毕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调离是非之地，他听从朋友的劝告，一边调动，一边考研。果然不出所料，调动被温州方“爱才”的人又一次卡住。16年后，他又考回了母校。离开温州时，他和朋友去看了一场电影《林冲雪夜上梁山》，看到动情处，他突然跑出影院，伏在栏杆上嚎啕大哭，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16年的冤屈随着泪水决堤而出，一泄而尽。

在浙江美院时，正值“岳王庙”重修，吴永良接下“还我河山”、“克复建康”两幅壁画，画到动情处，《满江红》的高亢激昂的旋律在耳边响起，一时悲从中来，悲愤冤屈一时涌上心头，他竟一头从脚手架上栽下来，昏迷过去。性情中人如斯，为英雄的悲惨结局而泣，为自己的坎坷遭遇而哭，为中国的艺术沉寂而呐喊。

吴永良重返美院重操旧业——人物画时。为把浪费了时光夺回来，他狂热地投入了创作。当时他的居住的房屋狭小，画大幅的画，必须把卧室的床桌凳全部移走……他从复原、苦练，到最后踏上轨道，埋头直追失去的时光，虽然苦，却也乐在其中。他曾有机会被组织去四川写生，畅游长江三峡时，在一天中竟画了160幅速写。后来去欧洲旅游考察，更是随时随地用画笔捕捉着他从未领略过的人物、街景、自然、风情……这给他如今厚积薄发的杰作作了扎实的艺术铺垫。

中国画重气韵、重意境、重格调，如同中国诗一样，靠的是胸襟、学问、修养。好诗、好画如面对圣贤，淡薄名利。几十年的厚积薄发，创作的欲望犹如黄河壶口瀑布喷薄而出，

一时间，唐宋元明清文人的诗情画意奔赴笔下，养清高旷达之气，求静远澄澈之心境，绝权势利禄之累，啸傲空山野水之间。目空千古，气雄万夫，这期间，他画的巨幅指墨画《长夜》、《鲁迅在故乡》、《于无声处》分别被北京、上海等地的研究院、博物馆收藏。高142厘米宽365厘米的《华夏颂》、巨幅《西泠印社先贤图》、有白描、有双钩、有重彩，表现方式很多，如《西泠》就有某种碑拓的感觉。其他如丈二匹的齐白石、林风眠、吴昌硕、潘天寿、黄宾虹、沙孟海、弘一法师画像的问世，其意笔线描高超的艺术技巧，诗一般的意境惊动了画坛。他笔下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竹林七贤、欧阳修、苏东坡、柳永、杨万里的诗意画，那千种风情，万丈豪情都融于笔下。

        退休后，他到了蕉风椰雨的新加坡，领略那异国风情，远离了喧闹烦躁的都市，南洋那纯净恬淡的田园风光、虔诚的宗教文化时常撞击着他思变的诗心。九年蛰伏，九年思索，衰年变法犹如闪电一般击中了他的心，从渐悟到顿悟，达到以写心为实质的中国绘画最崇高的境界。他终于画出了高215厘米长700厘米的《祭神祈福》、《感恩盛典》巨幅画作，那是他在印度尼西亚目击一场印度民间活动恢宏场景的艺术反映。让人惊呆的是：那构图、色彩、明暗、氛围、情态……完全是异国的，而笔触、技法，又分明是传统中国画的。两者结合得水乳交融，营造出一种新颖奇特的艺术效果！

以中国画的水墨画西洋宗教题材，他的成功再一次了震动画坛。他为新加坡圣若瑟教堂所作丈二匹《圣经》系列画作，巨幅《信众正福》被梵蒂冈艺术博物馆所收藏，在此画的印刷品上，保罗.二世为之签名称赞。

高韵深情，坚质浩气，缺一不可为画。养刚正之骨，养浩然之气。吴永良说：“做人不能自我，艺术必需自我。搞西画的要证明外国人能搞的我也能搞。而中国画是我能做到的你们做不到。”潘天寿先生提出要拉开距离，去掉西方化的东西，这点吴永良先生做到了。

吴永良，1937年生于浙江省鄞县。196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得潘天寿、周昌谷、李震坚、方增先等师长之亲授，擅长水墨写意人物画和指头画。作品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为中国美术馆、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北京、上海和绍兴鲁迅纪念馆、西泠印社、中南海、梵蒂冈艺术博物馆等处收藏。出版《吴永良画集》、《意笔线描人物画集》多种，著有《水墨人物画概述》、《砚边杂感》、《画余随笔》等。其艺术成就被编入《中国美术全集-现代篇》、《当代中国美术全集》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现为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新加坡南洋艺术学校客座教授，泰国泰华艺术家协会顾问，浙派中国书画研究院艺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