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华为手机扫描不到wifi:陈嘉映：我所理解的语言转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6 04:38:06
语言转向，我想可能哲学系的学生比较熟悉这个讲法，但是所谓“语言转向”远不是哲学这个行当里面，至少是发生在，广泛的发生在研究……文科研究里面，但是它一开始的确是从哲学开始的。阿佩尔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叫做，古代哲学它的核心是本体论或者我们也叫它存在论——ontology。说近代以来呢，就发生了所谓“认识论转向”，或“认识转向”，就是从Descartes、Locke、Hume这些人，好像在把认识论当作核心问题。那么到20世纪呢，就发生了“语言转向”，这个是阿佩尔的一个讲法，非常广泛，人所周知吧，大概这样子。发生“语言转向”之后呢，就有……首先从现象来看呢，首先是哲学家们在谈论哲学问题的时候，都会非常关注语言问题，到底是怎么关注，有哪些共同的转变，这个我等一下当然要讲到。另外呢，就是这个影响就开始扩及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文化研究啊、历史研究啊、法学研究啊等等，那么都会非常注重语言问题。
然后呢，有些哲学史家或论者就会认为20世纪哲学从根本上讲就是“语言哲学”。这话在什么意义上成立，在什么意义上不成立，这个我最后想试着给一个我自己的看法。从我自己的教学经验和自己的研究经验来说呢，我会觉得，的确，这是20世纪哲学当中，不说它就是语言哲学，但是如果没有语言哲学，如果你不懂语言哲学，读20世纪哲学会觉得相当隔膜。我就会建议，比如说在一个哲学系，或者说在一个哲学院，要把语言哲学当作一个差不多基础课来开。如果你要是学现代哲学，那么差不多就是首先要了解的，因为它用的太广泛了。到处在哲学讨论中，比如像语义上行（）啊，指称和意义啊等等这些，就是大家随手用到，就有一点像我们以前那个哲学用到本质与现象啊，什么诸如此类这样一些范畴。
这是为“语言哲学”叫好的，或者为“语言转向”叫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引起了哲学界内部的和外部的广泛的批评。我们知道霍金写过一本《时间简史》，一本通俗的小书是吧，他在他的后记里面就专门提到，从前的哲学家，从Aristotle到Kant，它们所关心的呢是世界的整体的结构，作为一种宏大的见识。现在的哲学家呢却……他特别提到Wittgenstein，就开始“嗖嗖嗖”最后嗖到了好像就是在讨论一些语言问题，这个霍金当然对此感到非常不满。这个呢是哲学外面的批评，哲学内部的批评也很多。也有人不买这个帐，像这个“语言转向”收缩了哲学的领域，甚至使哲学变成了接近于语言学这样一个分支部门。
那么这些看法呢，在我看起来都有强烈的误解的成分在内。但如何使得误解，我也准备在下面稍微给一点儿解说。
那么先说这个“语言转向”的发生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大致能够知道语言哲学的、语言的转向或者语言哲学的形成，首先是在分析哲学里面发生的。我说到分析哲学，哲学系的学生都会比较了解，就是20世纪哲学我们一般把它看作是几大传统吧，分析哲学传统，我们也把它叫做英美哲学，但现在实际上，其中德语作家可能人数并不少于，至少一开始，人数并不少于英美作家。但我们说得是Frege、Russel、Wittgenstein，维也纳学派中这个像Carnap、石里克这些人，这是分析哲学的传统。另外一个大的传统呢，我们说的是现象学－解释学传统，或者现象学－存在哲学－解释学传统，那么指的是Husserl啊，Heidegger，Gadamer，以及现在这些后现代的Foucault、Derrida，中间还有Sartre、Merleau-Ponty这几个传统。那么另外一个传统呢，是在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它是一个美国的哲学传统了。那么在19世纪的时候呢，美国文化还不被看作是那样具有影响力的，基本上认为，是一个很边缘的文化。但是我们今天回顾呢，实际上从19世纪开始，其实美国哲学已经对大陆哲学、欧洲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在20世纪的时候，我们当然更知道，20世纪下半叶呢，实用主义传统和欧洲大陆的哲学传统接合之后呢，形成了一些新的流派啦，所以实用主义哲学也同样非常重要。那么最后可能我还会提到，当然啦，这都是过于简单的概括，最后呢，我还会提到以这个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哲学传统。
那么，前三大块呢都发生了语言的转向，就Frege开始的分析哲学来讲，就Peirce所开始的实用主义也是这样，那么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传统呢，我大概这么看，就是现象学当然一开始就非常关心语言，你们知道Husserl的《逻辑研究》一上来就是讨论语言的，用极长的篇幅，那么逐渐地从现象学到解释学的转变，就从名称上来说，你们大概能够听到，解释学这个名称带有强烈的“语言转向”的意味。那么中间，Heidegger有些非常重要的提法都是在讲这个语言的重要性的。这是讲这几大传统都是有这个语言的转向但是我们一般呢认为这个语言的转向是从分析哲学开始的，而且我今天主要是讲分析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具体是那些人、那些提法逐渐地把哲学引导到了对于语言的本质研究，这是具体的内容，我不可能完全展开，我倒是，先讲讲语言转向地动因吧，就是原因吧，为什么会发生语言转向。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并没有一致的意见。虽然大多数的论者都同意20世纪哲学是有一个语言转向，但是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转向呢，大家并不是一致的。一个提法，一个最粗浅的，我觉得完全不可能成立的，我顺便提一下，一个讲法就是说呢，因为哲学都是用语言来表述的，因此呢随着哲学的深入研究呢，就会反省到语言本身。我觉得这个提法不太合适呢就是，第一，哲学，当然不光是现代哲学都是用语言来表述，古代哲学也使用语言表述的，你要说反省的话呢，不见得就偏偏20世纪就反省到语言问题上，那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再则呢，其实从希腊开始，语言问题一直是哲学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从希腊人所说的“Logos”，Logos就来自语言吧，希腊哲学当然是一个中心课题，乃至于后来我们到20世纪就开始批判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可见Logos在希腊哲学中的地位，那么我们大概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Platon啊，Aristotle啊，是怎么深入讨论语言的，但那个时候我们不认为有一个语言转向。所以这个提法，至少就它有时候会表述的那样，不能直接作为一种解释。
一种比较具体而微的解释呢是所谓“新逻辑”的发现。“新逻辑”大概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我们一般呢把它叫做，现在我们把它叫做“符号逻辑”、“数理逻辑”或者“现代逻辑”或者什么。它的创始人呢我们一般把它归在Frege名下，当然像摩尔啊都作出了好多贡献。那么新逻辑和旧逻辑呢很多地方都不一样。Aristotle一直是在形式逻辑具有主导地位，是整个的框架，虽然经过晚期希腊，经过中世纪，有了种种修正，但大的框架始终没有变过。但到19世纪末呢，现在我们哲学系的学生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逻辑已经和Aristotle的逻辑非常不一样了。特点呢，这个我没办法深讲，特点呢当然是因为它能够用量化处理来进行命题演算，所以我们也把“数理逻辑”看作“量化逻辑”。当然不管怎么说，量化逻辑就是人们很多以前认为不能用逻辑来处理的东西，现在能够用逻辑来处理了。那么这种处理呢，使很多哲学家认为呢，有很多传统的哲学问题似乎呢只能通过思辨的方式来处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逻辑的方式来处理，因此呢，能够判定一个从前不能知道对错的命题，争不清楚的命题呢就能给出一个“yes or no”这样的答案。
那么逻辑和语言之间关系当然是非常之密切的。它通过对新逻辑的研究，重新来看待这些哲学命题，那么它是促动语言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点呢我们大致能够承认。因为Frege既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同时呢也被认为是语言哲学的“第一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新逻辑的发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语言转向的根本原因，我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我下面会要讲到。
第二种动因，我们可以看作是对古典哲学的或者说厌倦，或者说反叛。古典哲学呢，不管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古典哲学是提供世界的总体结构或者总体画面的。那么当然呢，其中有很多很多的重大的区别，比如说Kant就没有一个自然哲学，他认为哲学是为自然科学奠定形而上学基础的。但是Hegel呢却有自然哲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它们虽然都为世界提供总体画面，但是角度非常非常不同。但是，我现在不管这些不同，我只说古典哲学是一种总体性的哲学，大概是这样一种（哲学）。但到了20世纪初19世纪末的时候呢，很多这种总体画面内容是（），特别突出的是Hegel的自然哲学，因为我们知道Hegel的自然哲学讨论的物理学所讨论的问题，生物学所讨论的问题，他都讨论，从时间空间，点、运动、线这些生物、人体构造他都讨论。但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呢，事情似乎变得相当相当清楚了，这些问题呢，哲学家没什么可说的。因为具体科学都在研究这些问题，得出了非常确切的，有根据的，让人信服的结论，并且自成系统，哲学家再通过一些思辩给出世界的画面越来越不可信。这个当然也是19世纪下半叶Kant主义比Hegel主义更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吧。那么到了19世纪末，古典哲学的那种大画面的“假大空”使新兴的哲学家非常厌倦，我们在很多哲学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哲学著作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比如像Russel啊、摩尔啊、Dewey啊这些人，包括Husserl本人，Husserl有一句话叫做“哲学要把大钞票兑换成小零钱”诸如此类这样一种说法，这实在不是一个很美妙的语句，但是倪梁康兄都引用，所以我就借用了。但是呢，不管话是不是说得漂亮，但是大致意思我们都知道，到19世纪末的时候，哲学家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新的研究途径，能够扎扎实实地推进研究，而不再提供这些显然已经失去“Credit”，已经失去信用的这样一些大型的世界画面。那么在这样一种总体精神的引导下呢，新兴的哲学家开始重新检索这些历来的哲学命题，历来的哲学命题的更细致的分析，能够有意义的、逐步地推进哲学的研究。对这些命题的研究或者分析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对语言哲学兴起的一个动因吧。
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这个提法就是在19世纪末特别是在德国兴起了一种反心理主义，这可能哲学系的学生都稍微熟悉一点。那么我们刚才提到，19世纪下半期的时候呢，在德国呢主要盛行——当然哲学呢，在欧洲可能讲哲学恐怕德国哲学老是占据特别中心的地位，那么在19世纪下半期呢，Kant主义或者新Kant主义特别盛行。新Kant主义，所谓新呢，就是它特别关心Kant关于认识论这一块，而把形而上学这一块或者置于不问，或者比较草率的对待。Kant的认识论呢，在新Kant主义那里呢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呢来自这么一个问题：判断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后呢，由于种种原因吧，这种思考呢，就会引向一种心理主义的道路，迫使心理主义，最后逐渐的开始研究判断的过程。简单的讲就是说“这朵玫瑰花是红的”，逐渐就开始研究当我们开始说或者想“玫瑰花是红的”时候，那么我们都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我们心理都发生了一些什么，我们脑海里发生了一些什么，这样一个心理过程。心理学呢总的说来是在19世纪下半叶成熟的，而且主要是在德国发展起来的，我们知道像冯特啊、Freud啊，这些都是19世纪末写出他们的主要著作的，都是德语作家。当时的心理学是和哲学还没有太分开的，情况呢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有时候会设想哲学和各门科学之间的关系，就是经常会提到的，一门一门的科学从哲学的母体分离开来，到19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像物理学化学这样的科学很明显已经从哲学中划分开来了，但是像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这些学科呢，仍然是和哲学若即若离的关系。所以也就是说，有一批思想家在研究心理问题，我们不知道应该把他们叫做哲学家或者心理学家，比如说我们现在似乎倾向于把布伦塔诺或者Husserl叫做哲学家，我们Freud或者冯特叫做心理学家，但是在当时，就很难区分，这门科学中还有大量思辨的内容，实证的内容还很少。心理学恰恰是处在这样的核心。所以说到19世纪末的时候，心理学和哲学分不出来，是交织得非常紧凑。
那么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对语言哲学或者语言转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关系非常之大。在前面所讲的几个动因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切实。因为我们的研究认识，我们说近代哲学是认识论转向的，我们在研究认识的时候呢，我们似乎就不得不逐步地去研究人的心灵啊，心理活动啊等等。这个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呢，总的说起来似乎离不开反省，当然我们后来有了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之后，现在的心理学也变成了实验心理学，或者心理学中有一大块实验心理学。但是在19世纪下半期的时候呢，反省法还是心理学的主要方法。但不管怎么说，当我们在考虑心灵啊认识啊认识过程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绝大量的要依赖于反省，可是反省呢有一个不适合作为科学的材料的重要的缺陷，就是你反省成这样，我反省成那样，最后呢还是莫衷于是。那么，语言呢却提供了一个特别良好的机遇。这一方面，语言明明就是体现了我们的认识过程，也体现了我们认识的结果。另外一方面呢，和我们的心理过程相比呢，它似乎具有相当清楚的客观性。它就是放在那里的，它有逻辑，它可以分析，它有对错，诸如此类的。因此呢，对这个心理主义的批判呢，就会强烈的使我们走上研究语言的道路，就是我们通过语言来研究人的认识，而不是通过我们的心理来研究人的认识。
那么呢，我特别简短的概述一下，语言转向在分析哲学传统中大概经历了那么几个阶段，当然实际上，这是非常简短的。第一呢，就是Frege的努力了。他呢本来是为数学寻找逻辑基础——顺便说一下，19世纪末当时是有一个所谓的数学基础危机，就是数学的可靠性当时已经不容质疑了，但是，数学为什么具有这种可靠性，却让这些大哲学家和哲学家感到非常困惑。因此呢，我们知道在19世纪末呢提出了几种重要的数学基础的理论，一种就是逻辑主义，一种就是直觉主义——直觉主义稍晚，一种是形式主义，这个我们不去讲它了。那么Frege呢是逻辑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那么逻辑主义在数学中的意义简单的就是说：一切数学都可以归结为逻辑，都可以还原为逻辑，也就是说在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思路呢，本身可以说已经被证明是错误了，但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非常活跃，包括像Whitehead、Russel都曾经持有这种思想。那么它在做逻辑基础的时候呢，必不可免的会对语言发生兴趣，其中的一个主导的兴趣是这样一个兴趣，他发现呢这个自然语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常语言吧，充满了歧意和混淆和模糊。Frege并不一般地反对我们使用日常语言说话，但是他会强烈地认为呢，自然语言是不适合用来作科学和哲学的。科学和哲学我顺便说一句，在德国尤其在德国，叫wissenschaft，可以说都笼统的放在科学——wissenschaft的名下的。因此，就需要设计一种Frege叫做“概念文字”的一种东西，也就是一种精确的语言。只有这种精确的语言可以适合用来处理逻辑问题、哲学问题和科学问题。他希望把数学归划为逻辑，但是为了把数学归划为逻辑，他必须有一套适合、真正承认逻辑的语言。而古典逻辑不行，原因之一就是它使用的是我们的日常语言。那么他就创造了一套语言，这套语言现在从原则上被使用，就是现代逻辑的语言。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就需要解决很多实际上语言所面临的哲学问题。比如说，一个特别著名的例子吧，我在这只要提到大家就知道，就是他曾经讨论过“启明星”和“辰亘星”是同一颗星，或者morningstar=eveningstar，那么这种等于呢究竟是一种什么等于关系，它是2＋2＝4的关系呢，还是a＝a的关系呢，还是a＝b的关系呢，诸如此类，当然任何一种回答，如果你自己去想的话都会变得相当困难。那么最后Frege的解决办法是认为呢，morningstar和eveningstar它们的指称相同，但是这两个短语或者词的意义不同。就是它们所指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它们所指的途径，通过（语言）指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因此做出了意义和指称的区别。这种区别不管对还是错，都对后世的语言哲学发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像20世纪哲学这种问题或者这种提法都是作为常识，它会不加解释的，这个里面什么指称与意义啊这样诸如此类的一些说法。那么到了Russel后来提出了“描述语理论”，这个我最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语言转向之后，哲学家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得兴奋，认为呢他们终于找到了哲学的真正的方向。比如说Russel的“描述语理论”最简单是这样的一个问题，“现今的法国国王……”，或者我换一个例子可能更好一点，“《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样我可以和Frege的例子合起来看。这个例子就提供了一个困难就是，如果陈嘉映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那么差不多就等于说呢，他知道曹雪芹就是曹雪芹，是因为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既然两个人是等同的，你可以用曹雪芹来替换“《红楼梦》的作者”这样一个短语。那么这句话就可以改写成“陈嘉映知道曹雪芹就是曹雪芹”，但是很明显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因为我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呢，的确我是有一样知识，但是我知道曹雪芹是曹雪芹呢，不能证明我有任何知识。像这样一个短语，或者一个间接引语。Russel就通过这种语言分析，通过表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作者”在哪些意义上是等同的，哪些意义上不等同的，来证明“曹雪芹等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是两个不同的命题。
另外，在这个语言哲学的开始，又提到了关于存在——being的四种意义，这是一直困扰传统哲学的一个问题。通过语言分析，我们发现“是”——being这个词有四重意义，一重意思是“存在”，比如“God is”——上帝存在；一重意义是“等同”，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或者“上帝是上帝”，或者诸如此类的；另外一重意义是“归类，归属”，比如“玫瑰花是一种植物”，“陈嘉映是一个教师”；还有一种意义是“属性”，比如“玫瑰花是红的”，“希特勒是邪恶”。这些分析为什么会给当时的哲学家带来很大的兴奋呢，因为你像这个being，我们会说传统哲学，从古到今的西方哲学一直认为ontology是一个核心，就是说本体论或者存在论是一个核心，而本体论或者存在论就是讨论这个“to on”，这个“on”就是being了，也就是说being的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核心的核心。而这个讨论，当时的哲学家认为只要分清楚了being的四重意义，那么从前的讨论的混淆就都能被揭示出来。讨论了几千年的问题总是争论不休，现在我们通过语言分析呢，就把他们解决了。接着，到早期的Wittgenstein，他提出的语言的“图像论”似乎要给我们一个终极理论，终极的哲学理论，这个终极的哲学理论结构比较复杂我也不去仔细说它。大致的意思是一面是现实，一面是语言，现实最后可以分解成为原子事实，语言最后可以分解成为原子命题，原子命题下面还可以再分出一种虚拟的存在就是名称，原子事实下面还可以分出一种虚拟的存在就是简单对象。大概这么一个体系。到这个时候，另外的一件事情似乎也清楚了，按照Wittgenstein的说法，哲学实际上不能对于世界具体内容，哲学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世界的具体内容只有通过经验研究才能够被揭示，经验研究我们说的就是科学的工作。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这样的思想就被维也纳学派也就是逻辑实证主义接受下来，作为他们的主导思想。这个主导思想非常简单，大概就是说：关于世界的有意义的说法都是科学的说法，或者反过来说只有科学的命题才是关于世界的有意义的说法。这当然就对哲学家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那么哲学是些什么东西？简单的说呢，维也纳学派会这样来回答：科学关心命题的真假，哲学关心命题的意义。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关心命题的真假，就是关心事实；关心命题的意义呢，就是关心语言本身。也就是哲学就是研究语言的，而且这个研究语言，是有一个大的背景一个大的理据在背后，因为哲学不是研究事实的，如果哲学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它就是研究语言的，研究意义的，大概是这样一个说法。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维也纳学派是在战前，二次大战之前最活跃的一个哲学学派，然后由于希特勒的崛起，纳粹的崛起，由于犹太人有些左派，而且希特勒最后去吞并奥地利，风流云散这些人都散掉了。二战之后呢，语言哲学内部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向，这个转向就是所谓日常语言的兴起。这个学派大概二战之前就有文章发表，但是二战之后10年到15年之间非常兴奋，其代表人物呢有Ryle、Austin、Strawson这些人，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后期的Wittgenstein放在其中。语言哲学的这一段的发展，就是日常语言学派呢，他们和前面的这些语言哲学家的最基本的一个分歧大概是这样：从Frege开始呢，有这样一种倾向，这样一种倾向认为日常语言是混乱的、歧意的或者含混的，它们也许在日常生活中够用，但是不适合进行哲学研究，不适合进行科学研究，因此我们需要建构一套更完好的逻辑语言。日常语言的主张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哲学本来是要解决我们思想中的一些困惑，这些思想上的困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语言的误用引起的，比如如果一个孩子要是说：去了动物园我看见长颈鹿和动物，那么你会说这个孩子有点说错了，一旦你说看见长颈鹿和大象等等动物……长颈鹿和动物不是在一个概念层次上，如果你那么说话就说错了，当然我们不会说错，孩子才会说错。可是呢，你像Ryle就指出呢，虽然在这样简单的例子我们不会说错，可是在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却很可能说错。比如说关于心灵和物质的两分，我们说呢，一边是心灵，一边是物质，这样呢我们就好像，按照Ryle的看法就是在说：一边是长颈鹿，一边是动物。他说心灵和物质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不是并列的两个概念。当我们说一个人比如说特别坚忍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特别坚强，那么并不是说他有一些物质方面的活动，然后有一些精神方面的活动，实际上我们说一个人很坚强的时候呢，我们指的就是一系列的物质活动，或者可感的活动。比如说他被烫了但是手不缩回来，或者他听到了坏消息面不改色，这些都是可感的物质性的活动，当我们说一个人坚强的时候，我们是说这个人一系列的物质综合的整体。但是当Descartes提出心灵和物质二元论以及近代以来我们不由自主的总是陷入这种二元论，实际上我们犯了一个可以说概念层次的错误。这有点像长颈鹿和动物这样一个错误。Ryle的论证是否完全成立，这个都是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今天不可能去讨论每一个论点的对错，我只是想讲一下语言转向的这个内容。Ryle等人就认为我们哲学上的困惑是由我们的概念的误用或者对概念的误解造成的。那么要消除这些困惑呢，我们就要对日常语言的使用中的困惑进行研究加以分析，最后呢，来消除我们的困惑。但是反过来，我们能不能用一套更高的语言来进行分析呢，那么这就发生分歧了。像Austin就指出，Austin是这么认为的，他说我们的日常语言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总的说来，它是我们可欲求的最好的语言，不是说它们不可修正，他的思想我可以长篇大论的讲他的思想，但是最简单的说Austin的思想，拿它来和进化论来相比。我们的器官肯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比如说老站着，站着几十年，我们的腰椎特别容易出毛病，老喝酒老喝酒肝就会有毛病，即使不喝酒最后又会有脂肪肝啊各种毛病。但是你很难设想你造出一个比我们更好的脊椎或者肝来，它的毛病进一步说是和它的优点相联系的，日常语言之所以有时候会有些模糊，有时候会有些重叠等等，因为日常语言就是这样被使用的。举这样一个例子吧，或者打这么一个比方，日常语言好像就是我们出去要进行野外生存所带的工具，你可能会带一把刀子，带一把小锹，或者一个锤子或者什么东西，你在你的百宝囊里可能会带一些这些东西。从工作的精度上来说，它们肯定不如在装配线上的各种螺丝刀各种工具来得精确，但是他们的好处是它们可以应付种种不可预想的环节。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知道明天要碰到的是什么，那么如果你把你的语词如果锻炼的这么精致这么的一对一的使用，可能你明天碰到一个新的环境你就完全不知道怎么说话了。这个正好可以拿日常语言和科学用语来对照来看，科学用语他知道他要处理什么，所以它非常精确，但是它不足以对付日常世界的千变万化。
通过这一系列的努力，我只想给一个大致的印象，我们看到很多传统的哲学问题，通过语言转向之后呢，我们就把它们转化为了一些关于概念问题的讨论，语言问题的讨论。这个话可以归纳为一个短语，这个短语是后期的分析哲学家Quine发明的，叫做“语义上行”，“语义上行”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我们本来是在讨论实在是什么，或者真理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通过“语义上行”，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转化为另外一个形式，我们说呢我们把什么叫做“实在”，我们把什么叫做“真理”，你看，语言转向到了后来就变得相当清楚了。如果我们来界定语言转向，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界定，什么叫作语言转向？就是本来我们是在讨论一个似乎摆在那里的东西，真理啊，或者说表象啊，或者说想象啊，或者什么东西，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讨论我们把什么东西叫做“用那个词来叫”。等到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反过来看，整个的哲学史，我们甚至会得出一个印象，语言转向只不过是把哲学一向所做的事情变得更明确了而已。也就是说，哲学其实一开始讨论的呢恰恰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这么讨论问题的。这个我可能说的有点武断，我现在回过来讲，Platon的这些对话，我们哲学系的学生可能所有的对话都看过了，或者看过一半了，你们会有一个印象，Platon的一篇对话是谈一个问题的，比如“美”是什么，“正义”是什么，“法律”是什么，“知识”是什么，或者诸如此类的。那么他是每篇对话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后来这些处理到了Aristotle那里就更加分门别类，形成了政治学、伦理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等。现在我们想一想，Platon是怎么开始怎么进行这些对话的，通常的情况都是一些场景，在这个场景中Socrates说起了一件事情，其中有一个词就跳出来了，比如“勇敢”“正义”，Socrates就会要求他的对话者为这个词提供一个定义，比如说，究竟什么是美？《斐德罗篇》里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对话者就会为这个美提供一个定义，然后Socrates就会反驳他，而且说他这个定义的不完善之处，于是他就试图再给出一个更完备的定义，不断的这样一个推进。大多数的对话并没有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最后我们也没有给出一个完好的定义，但是大多数对话就是这么进行的。也就是说，从语言转向我们反过来看，从哲学一开始，实际上人们所做的工作是属于一路的。实际上哲学家一开始就在做“语义上行”的工作，只不过他们的自我理解不同。什么叫自我理解不同呢？当Platon虽然是在探讨什么是美，但是他似乎认为，我们对Platon的传统解释至少是这样，对Aristotle也是一样，他最后是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美的本质，或者知识的本质。但是我们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一回事，他最多能够提供了一个希腊文中的所谓知识的定义。这两回事叫我这么讲来讲去似乎成了一回事了，也就是说“什么是美”和我们“把什么叫做美”似乎是一回事。
我在这稍微多停留下，可能会有点绕，我可能讲不清楚，那慢慢讲。但是你跳开来之后，你会觉得呢哲学的图景变化的太大了，恰恰是一开头我引用的霍金的那种困惑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探讨的是“什么是美”，似乎是要我们探讨一个非常庄严和伟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最后谈论的是“美”这个词的定义，似乎是一小批专家或者琐碎的重要或不重要的一点小工作，字典学的工作，可以这么说。“语义上行”一开始听起来好像是蛮说的通的，真正要提“语义上行”真正要做“语义上行”，哲学的景观似乎就变了很多。真是霍金得出的那个印象：是从提供世界的本质变成了语词的定义，这是多么不一样。可是呢，可－是－呢，我们现在就想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好像没有这么一回事，这就是语言转向，我所理解的语言转向，实际上它的核心问题就归结到这里了。咱们先不说世界的本质，咱们说知识的本质吧。当我们说到知识的本质的时候，我们是在说什么东西的本质？你说当然了，我们是在说知识的本质。但是呢，如果这个问题由一个德国人来问，他会说是什么东西的本质呢？当然他会说是wissenschaft的本质。如果一个英国人来问，当然他会说是在寻求knowledge的本质。如果一个希腊人来问，他会说是在寻求επ?γνωση的本质。那么我们明明知道，知识并不等于knowledge，knowledge并不等于wissenschaft，wissenschaft也不等于επ?γνωση，这个我们学任何概念的人都知道，它们的差别也太大了。那么我们到底是在寻求什么东西的本质？这个东西是问题。我们不是在寻求知识的定义，我们不是在寻求knowledge的定义，不是在寻求επ?γνωση的定义，我们是在寻求客观的那个东西的本质，那么客观的东西我们给不给出一个名称？我们有几个（）给出名称，当然你可以说我们在寻求那个无可听到之物的本质，那当然是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但是很难在我们这个讨论中站住脚。那么要给出这个东西的名称，第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是中国人你就寻求知识的本质，如果你是英国人，你就寻求knowledge的本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给它一个中立的词儿。现在我们在讲文化多元论嘛，我们最好不要倾向于德国人，也不要倾向于中国人，我们给它一个中立的词。怎么办？我们就发明一个哲学的概念。哲学概念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常有人这么来说的这个概念的词，就是概念是对所有的语族都共同的。但是，有没有这样的概念？有没有人用世界语写这个词？Kant可以说我这12个范畴就是所有理性生物咱们都得尊崇的。但为什么我们都要尊崇德文所表述的12个范畴，如果翻译成中文几乎都翻译不过来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尊崇这些范畴的？这些就是问题。首先这些范畴刚翻译过来就是很古怪的词儿，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更不要说希腊语或者印度人所说的梵语这些的。
我们在这里似乎就太纠缠了。在纠缠什么呢？我们居然在纠缠一个特别形而下的问题，就是所谓语言和翻译的问题。语言转向，语言转向，转的是什么？转的就是我们设想有一个不受任何语言约束的客观的本质，现在转了一圈，我们发现任何本质似乎都和那个语言本身是分不开的。用Wittgenstein的话来表达就是说：本质体现在语法中。这话当然得熟悉Wittgenstein的整个思路才明白这个话，但是它的大致意思就是说，离开了那个词，离开了Knowledge，或者wissenschaft，或者知识这个词，你谈什么本质呢？你谈的本质就是知识的本质，wissenschaft的本质，而且你还要不能一上来就认定wissenschaft的本质就是knowledge的本质。你怎么认定？你怎么表述？除非你说知识这个词恰恰就是wissenschaft的完完全全的对应物。但事实上，从来不是这样，我们任何做过一小段翻译的人都知道，不可能是这样。那么古典哲学对本质的寻求，现在就变成了对语词定义的寻求，但定义不是Wittgenstein所要用的，那么我们就说对语词使用的考察。就是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使用“知识”的，英国人是怎么使用“knowledge”的，诸如此类。那么，那么宏大的哲学事业，就萎缩成为对概念的这样一种考察，是不是毁了我们的哲学的名声？当然了，也用不着太毁，因为哲学的确就从Aristotle的那种无所不包知识这样一个地位上退回到我们在……当然你们人大还比较好，还有一个哲学学院，我们那就是一个哲学系，而且是在所有系中最小的一个系，最穷的一个系。这个倒没关系，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就是到20世纪之后呢，无论如何，哲学的自我理解，以及哲学自己所作的事情，从根本上来说已经和古典哲学相去非常之远了。一方面我们似乎觉得古典哲学也是在进行概念分析，也是在进行概念考察，也是用语言上的方式来工作，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能够否认，就像霍金的感觉一样，从Aristotle，从Platon一直到Kant一直到Hegel，他们做了那么宏大的工作，而今天的哲学家不再做这样宏大的工作了。那么，是不是可惜？这个呢，有点见仁见智，我只能从一个小的角度，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在Wittgenstein看起来呢，这没什么可惜的，这没什么可惜的，因为在Wittgenstein看起来以往的哲学是在一种幻觉中建造这些大厦，就是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世界理论，他们以为他们阐入（）了世界的本质，阐入（）了宇宙的结构，但是他们提供的是一些幻觉。我们今天，Wittgenstein他所努力想要拆碎下来的，恰恰就是这些虚幻的大厦，他呢，从而冗直（）的叫做“理论”。哲学呢，以前有各种各样的理论，Wittgenstein会说呢，昨天我听了一句，在那个……，Wittgenstein对这话说的特别（），我就不去引用他，大概的意思是他对哲学理论是深恶痛绝，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任何一种。那么只有到现在，哲学才明白自己究竟在做什么，而且做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这个工作在Wittgenstein那里呢就是“哲学治疗”或者“智性治疗”，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多讲一下，但是这样的话不是今天的主题。
我只想说呢，是谁构建理论？谁构建那些不是纸糊的理论？是科学家在构建不是纸糊的理论。Aristotle也写了一本《物理学》，Newton也写了一本《物理学》。那么Newton的物理学是探入了宇宙的实际结构，当然Newton物理学还要发展的。Aristotle的物理学并没有探入宇宙的结构，Aristotle的物理学探入了什么东西呢，它探入了希腊语词，希腊基本语词所提供的理解宇宙的基本框架，他讨论了希腊概念中的运动、力、原因等等，构成了希腊人对于世界、宇宙和人的基本的理解。他所提供的宇宙论，有了Newton之后，或者我们今天看起来，是一个想象的宇宙，古树冲天啊，七大行星啊，他们之间是怎么摩擦，然后一个导致一个转动了，一个虚构的世界，一个虚构的宇宙，没有这样的宇宙。但是这并不是说Aristotle毫无意义，Aristotle的物理学毫无意义，正好相反，我们从语义上行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对哲学有很多理解，会有一些微妙的转变，如果你要是接受20世纪这个总的思想的话。固然Newton物理学，现代物理学，它们探入了宇宙的真正结构，真实结构，但是他们没有提供我们对宇宙的新的理解，这是一个强烈的提法，这是一部分当代哲学家的强烈提法。他们不就是告诉我们宇宙是如此那样而已，告诉我们有个（）信息，告诉我们有个射电（）理论，因为他们探入宇宙所用的方法，或者所用的语言，恰恰就是哲学家梦寐以求的语言，但是哲学家从来不使用这些语言，这个语言就是一种中立的语言。科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使用了一种中立的语言，这种语言，归根到底是一种数学语言，这个话比较长了，我只是当作结论这样抛出来。这种语言是不需要翻译的，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就是这种语言没有哲学意义，甚至我们要说得强烈一点，它们不带来理解。数学语言不带来理解，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数学语言，就要翻译成、折合成我们的自然语言，比如说多啊少啊，大啊小啊，远啊近啊。我想开玩笑举一个例子，水汪汪的大眼睛，但是你不能告诉我是3.5cm长，2.5cm宽，并且曲光率是多少的眼睛，你告诉我那样一个眼睛当然是非常的精确，但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数学语言并不带来理解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经过语言转向之后，也许我们也会像Wittgenstein那样来看问题，古典的所谓的哲学理论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通过对概念的考察来告诉我们究竟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和这个宇宙的，一部分是用这个概念考察为基础、为材料构建起来的关于这个外部世界的巨大理论。Wittgenstein会说前一部分是哲学的真正的工作，是一个不可能终止的工作，因为我们永远想知道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的。而后一部分工作，是哲学的自我理解出了偏差，是件虚幻的事情，而这种虚幻的事情呢，我们总是看不清楚，直到近代自然科学出现之后，我们才看清楚。有了近代自然科学，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理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怎么作，它才能探入真实世界的核心，但是，同时我们也看清楚了，它们并不能增益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因此呢，语言转向决不只是大家开始更关注语言，决不是“我们大家更关注语言”这样一个泛泛的量上的区别，其中包含着对哲学，对学问，对一些最根本的理解在内，当然我讲的非常草率，我只是想给大家一个印象。不可能在每个细节上都展开。所以我们现在回过来再看阿佩亚的这个论断，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我们至少应该这样来理解，真正的问题始终都是本体论问题或者存在论问题，这个是没有变化的。这个本体论和存在论问题，我们会这样来说，我们知道“to on”和“being”，有时候我们翻译成“存在”，有时候我们翻译成“是”，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当然“to be”翻译成“是”，所以这个问题大致用最通俗的话来讲，我们可以这么说：什么东西真的是？或我真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实实在在的是什么。当我们对自己的存在或是提出疑问的时候，有时候在一些个别的非常特殊的场景中，我们突然会问：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我真的是谁？我到底……这些我们都是在问所谓存在论的问题，或者说存在论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这一类的问题。我到底是谁？世界到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所谓认识论转向，说的无非是说这个“是”的转移，就是说这个世界真的是什么。像Berkley所提出的“存在即是被感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认识，他所关心的仍然是存在，他关心的是那个桌子到底是什么，桌子到底是一个在我之外的物还是一个在我之内的物，他关心的是这样一个东西。那么语言转向之后的哲学，在这个问题上它并没有变，他关心的仍然是“世界之是”，只不过它认为“世界之是”就是在语言之中。这话我直接这么说，大家会引起很多误解，但是要完全来解释这个话，我也不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最粗浅的说明，我们套用Heidegger的一个说法：存在总是和存在之领悟纠缠在一起。这是他在《存在与时间》的一个最核心的思想，进一步他到了50年代，40、50年代的时候，他把这个“存在之领悟”很大程度上语言化了。那么这时候他会说：语言放出存在。“语言放出存在”这句话和Wittgenstein所说的“本质表搭在语法中”几乎是同一句话，在我听起来几乎是同一句话。所以哲学从一开始，用Heidegger的话说就是：关于存在的巨人之争。这是引用霍拉菲特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说呢，最后它所争论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真的？什么真的是？到今天，仍然是如此，我们能够看到在语言转向之后有一个强烈的科学和哲学之争，可以说哲学仍然是依附于我们的自然语言的，用现在流行的话甚至可以说哲学是依附于文化的。但是这话可能不是太愿意这样说。而科学恰恰是不依附于语言的，它的成功，如果说它有它的特殊，那么恰恰就在于它找到了一种先前的哲人所梦想的理想语言。这种语言就是数学，是一种不需要翻译的语言。为什么数学语言不需要翻译，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和美国人从来不会因为一个数学公式的写法争论起来，虽然他们总是在讲人权美国人有美国人的Human rights,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人权，或者其他的知识啊法律啊等等。关于任何一个概念我们都会争论起来，但是没有人在那里争论数字的写法。
我就是想把这个语言转向的理解——因为语言转向，我相信是哲学系的不是哲学系的很多同学都听说过，而且听说过不少，那么关于语言转向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我这里是提供一个我所理解的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