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一键装机版:全球性问题与国家

作者 ：
俞正樑
发表杂志：
《国际展望》
出版时间：
2011年第4期
内容简介：         21世纪是全球性问题的世纪。新世纪伊始，重大全球性问题接连爆发，它既酿成与国家的结构性冲突，也给国家创造了新的机遇。在这一情势下，国家必然会扮演一个充满争议的新角色，会有不同的视野，会促成国家议程的全球化，也会使得国际谈判出现新变化。其中，新兴国家与全球性问题及其治理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
21世纪是全球性问题的世纪。新世纪伊始，“9·11”恐怖袭击、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接踵而来，引发全球性紧张综合症，这预示着全球性问题正发生着重大变化，挑战激增，议题转换，重点转移，后果严重，紧逼人类生存底线，若跨不过这道坎，就无法再次实现文明的转型。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人——国家——全球面临的共同困境，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国家首当其冲。
目前，全球性问题已经成为国家面临的最严峻的课题。过去的最大困境是，忧虑被看得见的敌人所消灭，而今最大的忧患是，担心被看不见的敌人淘汰出局。尽管国家仍位居中心，但对来自全球性问题的众多挑战，无法独立应对，也难以控制，即便是超级大国也无法单独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因为全球性问题破除了国际和国内的明确分野，在总体上突破了国家的疆界，不断跨越，不断挑战国家主权、意志、利益和能力，国家总是处在应战的被动地位。全球性问题与国家的关系，比想象的更复杂、更纠结，两者的互动不仅直接关系到国际体系的活动基础——民族国家的命运，而且还关乎体系改组和规范重建。
全球性问题是在世界民族国家体制下出现的。国家因其固定疆界与永续存在而形成的空间与时间两个观念建构，已不符合全球性问题发展及治理进程中空间与时间的各种越界现象，其局部性与封闭性成了最大的障碍。全球性问题与国家发生体制性冲突有其必然性，国家必定会受到全球性问题的重大冲击。我们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对旧国际政治空间那种坚定不移的确定性，正让位于新的、但仍然只是依稀可辨的制约性与可能性。全球性问题对国家的挑战及其解决方式，已经成为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
在全球性问题泛滥的时代，只有适应并成功应对的国家才能生存与发展，国家不应把全球性问题视为一个包袱而被动接受，相反，应视为一个转机，一个新生命诞生的机遇，因而积极面对与行动。关键是国家必须明白，过去独享的权力和空间已遭到侵蚀、制约与分享，现在必须知道自己的正确位置，知道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以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为此，应当强调重新思考国家的特质与潜力的重要性，因为国家在全球性问题上具有根本利益和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可以充当主动策划者和基础性支柱，至少可以在一个个全球性问题治理的功能性领域中，在国界之外发挥作用。它的作用关键，但也不能独揽全局。随着新世纪的开始，国家必然扮演一个充满争议的新角色。
一、全球性问题的两种视野
由于全球性问题既表达为全球危机和全球挑战，又显示出全球机遇与全球潜益，全面涉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世界各国在全球性问题上存在不同的视野是可以理解的。国家的属性、情势、发展程度、社会忧患不同，导致它们对首要关切的差异和能力的差异以及对国际利益分配、义务分配、代价分配的敏感度差异。它们对于全球性问题的威胁范围、破坏烈度、严重后果、形成原因、应对可能、预估代价和自身利益的界定和判断有所不同。国家首先要判定威胁或危险的范围，以及是否真会波及自身，其次要评估威胁或危险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再次要预估可能的后果和代价，还有对代价和利益的分配难题，对原因的理解则直接影响到对上述因素的认定以及处理力度和方式。简言之，国家对这些全球性挑战属性的认知，将决定它们在全球性问题上有多少共识和合作行动。
在全球性问题上，一些发达国家往往太多以绝对主义的方式看待世界和其他国家。它们崇尚普遍价值，超越具体情势，推行道德主义。它们有一种强烈的意愿和倾向，常常根据全球性问题对自身造成的威胁、破坏以及其他预判，宣告其为全球性严重挑战，要求世界各国成为追随其后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与它们一起克服挑战。这往往造成认识和实践上的一些重大错误和弊端。“9·11”事件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布什总统在国会演说中宣告：反恐战争不只是美国的战斗，也是世界的战斗，文明的战斗。这是一切信仰进步、多元主义、宽容和自由的人的战斗。他把恐怖主义者归结为仇恨美国的民主价值观。他要求每个国家现在都必须作出决定：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主义者一边。结果造成了反恐的重大失误，越反越恐。
当然，像欧洲国家在气候、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积极，也是有目共睹的。它们对全球性挑战大声疾呼，积极行动，激起了全球应战意识和全球合作。但它们除了道德主义的考虑之外，占领绿色市场也是基本的出发点。
一些发展中国家则在全球性问题上珍视自己的价值，其中包括合理的主权权力、自主发展和文化传统等，重点放在特殊国情和特殊利益上。它们基于历史主义的认知，关注特殊情势和个别的存在，强调新鲜经验和创新实践，注重空间、时间和主体的相对性，认为变通和修正是常态，以便与全球性问题内在的复杂多变、相互缠结相吻合。但是，这种视野及其实践也包含着一种危险，有时会低估共同威胁和共同利益，将全球性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地方化。甚至在发展中国家群体内，也常常因自身的问题和缺陷以及彼此间的特殊利益，缺乏沟通协作的有效机制，而往往影响到新兴国家的整体合力及其有效发挥。再加上新兴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与其他日益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的差异日趋扩大，如何协调两者利益和诉求，将其整合在一起，是一个新的难题。
因此，这两种视野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唯一的可行之路是加以超越，加以互补，既确认和重视全球性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协调性和合作性，又肯定和重视全球性问题的具体性、特殊性、相对性和多样性。同时，两者都要克服共同的弱项，彼此间多一点推心置腹的交流、沟通和理解，尽最大努力扩大追求共同利益的可能性，承担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尽最大可能防止在狭隘国家利益观驱使下共奔毁灭，还要意识到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并非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剥夺，相反，给予国家权力新的更大的发挥空间。两者还要扩大主体视野，吸纳和支持各种各样应对全球性问题的非国家力量，确立共同身份，确立共同利益和总体利益的一致性，确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形成合力，共同克服国家的重大局限性，共同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
二、国家议程的全球化趋势
世界各国正在经历着国际体系转型的极其重要的时期，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是国家议程的全球化。
国家议程上的事项属于国家重大事务，涉及国家重大利益，吸引国家主要视线，牵涉国家主要精力，向来为国家所重视。但是，国家所面对的重大事项，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世界大势的变化、体系的演进、国家的蜕变而发展变化的。演变的大方向、大趋势，是从特殊到普遍，从个体到整体，从国家到世界。全球性问题的形成及其带来的世界影响，给国家议程造成重大冲击，这不能不令国家议程发生具有历史转折性的嬗变，呈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长期以来，在国家传统议程上，除了纯属国内事务外，涉外事务主要围绕政治、外交和军事，主题是领土边界、安全形势、冲突管理、外交折冲等，重点是消除国家的“安全困境”，实质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外部生存环境和发展环境而竭尽全力。
在全球化进程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断被突破、被超越，国家的中心地位和垄断地位有所弱化，在主权问题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性问题有关。在传统的国际体系中，国家议题的基本思考路径是界定个体及议题的边界，用以指导各种问题的解决。而当全球性问题跃上国家议事日程时，人们发现它们大多是全球范围内的社会问题，如温室效应、全球变暖、极端天气、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消失、资源枯竭、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贫困问题、人口问题、粮食供应、能源安全、恐怖袭击、跨国犯罪、海洋污染，等等。这类全球挑战异军突起，在国家议事日程上，在体系互动中，趋于主流化。
在这类新的议题前，国家重新思考自己应该追求什么目标，怎么定义这些目标。国家目标必然指向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核心价值，指向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指向社会的和谐相处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国家重新思考从个体出发的思维方式所碰到的很大问题，因为它面对的议题性质已经悄然发生巨大变化，大多不再属于个体的范畴，而具有公共的性质，这就需要国家有一种整体思维，或者说，要把各个个体考虑在内的系统思维。国家还要重新思考自己的局限性。它在应对具有全球性的议题时，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首先，国家囿于自身的弱点，无法有效应对层出不穷的复杂挑战，往往在全球风险面前无动于衷，致使全球危机爆发。其次，在一个新兴权力涌现的世界上，失去控制力的旧的国家权力中心，必然会与方兴未艾的全球参与者发生竞争与冲突。因此，全球性问题必然推动国家思维和行为的变化，而国家思维和行为的变化，又会促使国际规范重建和国际体系改组。同时，世界各国议程趋向全球化，必然会反映到全球议事日程上来，全球议程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这更有利于体系及其规范的转型与超越。
总之，在当今令世人瞩目的议题问题上，全球性问题更新了国家与国际或全球的议事日程，也重新打通了国家与国际或全球议事日程，这会聚焦国家和世界的眼光，也会聚焦国家和世界的共赢利益和协同行动。
三、新兴国家与全球性问题
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发生了一些历史性的变化，全球性挑战风起云涌，不断深化的全球化浪潮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些发展中国家抓住了重大的历史机遇期，一跃而成为新兴国家。“中国潮”就是伴随着新世纪汹涌而来的，中国崛起被视为这十年里影响世界最重要的事件。中国以其东方文化背景和综合国力，成为影响全球事务的重大力量。亚洲新兴国家崛起是新兴国家全球崛起的主要标志。亚洲国家以务实主义和集体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它们尊重多样性，强调建立共识而非制造矛盾，坚持原则而又务实地解决问题，推崇渐进主义的变革而非突变，越来越关注机制和结果。亚洲的成功不仅有助于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的应对，还将有助于推动拉丁美洲、非洲的崛起。标准普尔和世界银行认为，未来十年也可能是拉美时代。花旗银行则认为，非洲将接过亚洲的接力棒，最终崛起为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以中国和印度为核心的新兴大国群体，以及中等新兴强国群体，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形势下，仍能保持经济增速和发展势头，在全球经济总量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和支柱。这大大加快了世界权力自西向东的转移，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扩大了新兴国家在全球性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当然，在全球事务中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意味着承担更大的义务和责任。
“金砖四国”、“灵猫六国”、“金钻十一国”……，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全球经济增长热点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普华永道预计，全球七个最大新兴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将在2032年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七国集团”。
2010年末，中国邀请南非加入“金砖”国家集团。南非经济规模虽小，却成长快速。它代表了非洲，而非洲是未被开垦、快速起飞的大陆，具有巨大的潜力。加入“金砖国家”之后，南非可以带动非洲大陆，与全球新兴国家共同合作发展。由于南非的加入，“金砖四国”变成了“金砖国家”，这能更好地整合中国、俄罗斯、印度三国合作机制和印度、巴西、南非三国对话论坛两大机制，打通新兴国家内部的沟通通道，形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机制平台，让主要新兴大国之间能够进行更为有效的政策沟通。扩充之后的“金砖国家”，将会加快机制化和组织化进程，加速自身合力的形成及其影响力的提升，使之更具有地域的代表性，更能代表新兴国家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有利于在全球性问题上发挥新兴大国的作用。但是，“金砖国家”是一个开放性的、包容性的组织，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南北合作的桥梁。在2011年达沃斯论坛上，新兴国家的领头羊“金砖国家”成为焦点，“达沃斯今年最强烈的气氛是世界权力中心向中国和金砖国家转移”。
富有深刻含义的是，在新兴国家中，被美国视为最大、最重要的四个“民主国家”巴西、南非、印度和土耳其，在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却常常不愿意与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上，反而更愿意与中国站在一起。它们常常觉得，在一些全球性问题上与中国的共同点比与美国的多。这就是说，在全球性问题上，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远比“民主国家”的身份重要得多，新兴国家在这点上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在全球性问题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受害方，承受着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所造成的祸害，并为此承担后果，付出代价，但却没有话语权和决策权。这个问题不解决，全球性问题就无法解决。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进程中，也受到了社会和环境方面种种全球性问题的困扰，可持续发展问题亟待解决，它们必须参与到全球性问题治理的整个过程中去，以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使之公平、公正、透明。
在这一背景下，首先是新兴大国的参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全球性问题日益紧迫，新兴大国在此问题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在结构上和决策上接纳新兴大国，成了问题的核心。
在2007年八国集团海利根达姆峰会上，考虑到需要一个接触新兴大国的有效战略，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起了海利根达姆进程，由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大国就当前全球性问题展开结构性对话，即“G8+5对话会”，前者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和俄国，后者是指巴西、中国、印度、南非和墨西哥。但是，双方的地位并不平等，进程非常复杂，是否能够达到最终目标也还有待观察，其中，俄罗斯是个跨边缘的国家，既是八国集团成员国，又表现出某些新兴大国的特征，而身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却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即便新兴大国具备共同特征，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经常比相似性更加明显，有时要在它们之间保持并发展集体身份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而且，当这一进程将注意力转向敏感议题领域时，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加大了对话进程的难度。即便如此，海利根达姆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性进展，这种结构性扩展对话的特殊形式反映了在全球性问题上新兴大国有影响力的角色，其意义在于全球性问题治理模式的转变，其中特别是双方在全球性问题上的观念交流、话语权和决策权的转移及分享尤其重要，治理结构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关于制度性替代选择的思考，也引起世人的关注。这一进程促进了上述“发展中五国”集体身份的初步形成。新兴大国成了结构变动的推动者和有身份、有地位的解决问题者，增加了全球性问题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海利根达姆进程定位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对话，双方以两个核心小组来进行低调的结构性对话，这一动力机制界定了它们相互关系的特征。双方弥合了一些分歧，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确立起信心，在2009年意大利拉奎拉八国峰会上，将海利根达姆进程延长至2011年，并将其更名为“海利根达姆——拉奎拉进程”。不管“海利根达姆——拉奎拉进程”的最终历史命运如何，改革终会来临。在全球性问题上，新兴国家扩大参与，跻身决策，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海利根达姆进程至少应该被视作一种突出表现和推动力量。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给予世界最深刻的印象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新的组织框架出现了，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组成了“基础四国”，其影响远远超越了气候变化谈判本身。正是由于“基础四国”和美国最后的共同努力，会议终于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尽管它只是未来谈判的基础和路线图。
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得到加强。金融全球化促使金融风暴形成并放大，不到一年半时间就从一场美国危机迅速转变成一场全球性危机。全球化负面效应和国际体系弊端集中爆发，深刻影响世界各国的理念、行为和政策的调整与变革，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对全球性问题的合作共治。因此，这场危机的后续效应，与1929年大危机大相径庭，特别是陷入困境的主要西方大国，深知无法单独自救，不得不邀请新兴大国联手应对危机。新兴国家扮演了为全球经济“济危脱困”的角色。于是，2008年11月召开了二十国集团峰会。出席会议的巴西总统卢拉称之为“历史性的一天”。二十国集团在不到三年时间里举行了5次峰会。这意味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全球性经济问题上出现了机制性变化，二十国集团超越甚至取代七国集团或八国集团。也就是说，新兴大国首次和主要西方大国平起平坐，确定议程，制定救助方案，合作共商全球经济大计，及时制止了危机的深化，防止了一场全球性灾难。由此二十国集团成为应对重大经济和金融挑战的重要平台，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推动建设全球新型发展伙伴关系。
“金砖四国”升格为“金砖国家”，这一提升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二十国集团中，表面上双方席位相当，但仔细审视新兴经济体的10席，不难发现其中若干成员在经济、外交和安全上过分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而南非的政治和经济独立性相对较强，能够摆脱西方大国的干扰，和“金砖四国”联合起来，共同从新兴国家的立场来提出政策倡议，并反对西方大国不合理的利益诉求。此外，南非加盟“金砖国家”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能使“金砖国家”有效形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份额联盟”。该国际组织份额改革后，有着较为一致意见的“金砖四国”总份额上升至14.18%，但尚未达到否决重大事项所需的15%，现在加上持有高度相似立场的南非的0.88%份额，就能跨过这一关键门槛，从而拥有实质意义上的影响力。同时，这也能大大减低由于需要更多成员所可能导致的协商成本增加以及搭便车等风险。“金砖国家”是新兴大国联合自强、跻身于全球事务的合理选择。
由于金融危机中心在西方，主要西方大国受到重创，这在客观上为新兴大国在全球性问题上扩展空间创造了重大历史机遇，从而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取得更多话语权和决策权。新兴大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发言权和决策权的增加，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其原因不辨自明，就像有着“末日博士”之称的美国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在2011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所说的那样，全球经济就像是装了半杯水的杯子，装水的一半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没装水的一半是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其结果必然预示着一种新的全球秩序逐步到来。紧接着在区域层面、次区域层面，也出现了合作应对局面。世界开始发生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在其他全球性问题上也出现了突破的迹象。奥巴马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始作出改变，愿意承担一定的责任，也愿意与新兴大国一起商讨和共同应对。2008年亚丁湾及索马里海域海盗袭击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威胁国际航运和海上贸易安全。海盗问题一跃而成为一大全球公害，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印度等国派出海军编队，为过往商船护航，共同打击索马里海盗。各国行动之迅速，态度之坚决，合作之顺利，前所未有。而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合作得最好的领域是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和维和领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面是一片坦途。目前的世界，除了二十国集团之外，还没有一个能将主要国家集中在一起进行协商的场所，但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进入第二个年头，2011年2月18日二十国集团在经济不平衡预警指标问题上的争论，反映出新兴大国决心挑战西方对全球经济的操控模式。西方大国并没有意识到新兴世界崛起的全部结果，反而经常习惯性地在新兴大国中寻找替罪羊，自己却缺乏反思和负罪感。二十国集团更多地表现了一种愿望和危机意识，还并没有形成一个机构，也没有从短期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经济治理机制转型。危机曾迫使国家为生存苦苦挣扎，强迫国家团结起来，一旦恐惧消失，利益聚焦点往往随之消失，各国注意力归于本位。因复苏步伐快慢不一，利益诉求逐渐分化，加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全面混乱，全球通货膨胀日趋上升，贸易和货币战烽烟再起，粮价上涨，金融体系亟待改革，再要在二十国内部达成重大而持久的协议并采取行动就十分困难。政治考虑又会重返会场，发达国家虽然陷入没落，但新兴大国也不具掌控议题的实力，它们更关注自身的发展。二十国集团这一平台将开始从行之有效的应对危机之所，转向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的角力场。德国《商报》首席经济学家迪尔克·黑尔曼对此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二十国集团）扑灭了火灾，但现在消防水池也干了。[①]有学者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具有在国际舞台上为所欲为的实力和意愿，世界将进入G0时代，虽然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②]《纽约时报》预测，“G0” 或将是今年“最流行的流行语”。它是国家合作共治的另一面，或许是某种“权力真空”。虽然如此，人们还是发现，在全球性问题上中美两国的权重超过其他力量，它们关系的走向将极大地影响全球性挑战的应对。
不管怎么说，在日益激化的全球性问题面前，新兴国家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深入地参与其中，如此深刻地影响国际体系的决策机制和游戏规则。它们有能力制止损害自己利益的行为，也是全球性危机管理不可或缺的力量。这既有利于全世界联合应对全球性危机，又会给新兴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何况它们本身也面临着较大风险。
发达国家调整与新兴国家的关系，两者趋于合作共治共赢，有助于改善全球战略环境，这不仅使新兴国家在全球性问题治理机制中获得新的维度，也使国家在全球结构中获得新的维度，用以解决国家在全球性问题上的最大困惑和根本矛盾，即国家在治理范围上无法覆盖全球性挑战的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两大国家群体，经由对合作共治共赢价值的认同，超越传统思维和零和博弈，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谈判，就全球性问题进行磋商、决策、执行和监督，最终达至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世界大调整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大趋势。
四、国际谈判出现新的变化
谈判是外交的核心功能，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旨在化解国家间的矛盾与冲突，促进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共同决策与共同行动，解决彼此间问题。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谈判是国家的“专利”，是国家独占的领域。随着所有全球性问题在21世纪表现出更大的显著性，全球性问题对国际谈判产生了多重影响。谈判主体趋于多元化，谈判主题复杂而繁多，谈判进程频繁而长期，呈现出更多的政策交换和更大的复杂性，但也有突破。
由于全球性问题不仅涉及国家，而且事关全人类的命运，因而关心和介入这一系列谈判的角色就决不会仅仅是国家。具有全球意识、全球认同的广大民众及其组织，也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决不会把它全部托付给国家。这就造成了国际谈判主体的多元化，非国家主体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谈判进程中去，形成强大的世界性压力和合力，有利于推动国家达成妥协，有利于监督决议与行动的实施，从而奠定全球性问题治理的坚实基础。但是，谈判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国际谈判的多边化、全球化，其结果是国际谈判要取得成果变得更加艰难。
由于全球性问题全面而尖锐的爆发，谈判主题空前多样，国际谈判因而突破了原有狭隘框架，拓展到全球空间。当国家选择走向谈判桌时，通常有多个问题相互缠绕和利害相关，这种关联性直接影响国际谈判。很多问题是可以替代的，许多国家愿意在各种问题之间进行互换，以实现合乎自己意愿的结果。如果问题具有较差的可替代性，尤其是关乎国家安全关键利益的巨大风险，则另当别论。在全球性问题的时代，谈判中的讨价还价成为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
由于全球性问题本身往往可能是冲突的源泉，这些问题与冲突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而且，往往因其他因素的掺和而加剧谈判的冲突性，强势一方往往迫使弱势一方边缘化。
由于全球性问题直接挑战国家主权，因此，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的底线是，严防国家权威遭到侵蚀，严防国家权力被转移，严防别国干涉本国内政。在某些问题上，国家的控制和权威是有保障的，因而谈判容易达成妥协；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国家的权力是要与他者分享的，甚至是遭到削弱的，因而谈判针锋相对，步履维艰，旷日持久。
由于围绕着全球性问题展开的国际谈判兼具整体性和联动性，知识跨度大，有别于传统国际谈判的单一性，因此，国家面对这种问题的谈判，既需要具体的谈判主张、谈判策略和谈判艺术，更需要统摄这些主张、策略和艺术的整体战略，以及为这套国家战略服务的总体战术和为国家战略奠定合法性基础的话语系统。这就大大提高了国际谈判的难度，也大大提高了对国际谈判者的素质和能力要求。
国际谈判要展开并取得成功，需要谈判各方之间同时存在冲突利益和共同利益，两者缺一不可，而秉性独特的全球性问题恰恰能够满足这一条件，因为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差异必然会导致利益冲突，而在世界各国和人类未来这个问题上，只能强调共同利益和精诚合作。这样的话，一方面就可以使协商谈判成为世界各国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也使得谈判各方意识到尽管道路艰难，却舍此别无他途，只能在合作中博弈，在博弈中合作，积小胜为大胜，求得谈判的突破，求得共赢的利益。虽然大部分环境问题的谈判以“公用地悲剧”的形式陷入困境，但是，保护臭氧层和控制酸雨的谈判取得了成功，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两个十分紧迫的危机让国家跳出囚徒困境，作出了有利于全球利益的选择。
[①] 迪尔克·黑尔曼：“火灭了，消防水池干了”，德国《商报》，2011年2月21日。[②]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美国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主席努里尔·鲁比尼：“我们最好为迎接‘零国集团’（G0）的世界做好准备”，《今日美国报》，2011年2月16日。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其他专著：
中国进入战略挑战期的思考 （2011年第6期）
论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基本特征 （2010 NO.6）
试论中国外交新政的国际战略环境 （2010年第2期）
《试论全球性议题与全球政治的新发展》 （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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