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重生张翠山:樱花与日本精神

樱花与日本精神　

　　樱花花开时绚丽无比，但花期短暂，给人展示了自己的所有美丽之后很快便凋谢了，在日本有一民谚说“樱花七日”，就是一朵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为7天，整棵樱树从开花到全谢大约16天左右，形成樱花边开边落的特点，也正是这一特点才使樱花有这么大的魅力。被尊为国花，不仅是因为它的妩媚娇艳，更重要的是它经历短暂的灿烂后随即凋谢的“壮烈”。“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日本人很欣赏樱花这种壮烈的性格，认为人生短暂，活着就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即使死，也该果断离去。樱花凋落时，不污不染，很干脆，被尊为日本精神，白雪似的樱花象征日本武士道绚烂而短暂的美学. 因为他们认为樱花的几个特性很符合武士的特点。 

    首先，看过樱花的人都知道，单个的樱花并不美丽，但成片的樱花聚在一起就很漂亮。这和日本武士的集团精神是很相似的。 

    武士道是注重共性，而非如欧洲武士那样注重个性的。但他的这种共性实际上比欧洲武士的游侠精神还要狭隘，这个集团精神和团结精神是不同的，也绝非是爱国精神，他们既不忠君也不爱国，他们爱的是自己所在的武士集团。日本人评价武士也不是以是否忠君爱国来评价的，而是看他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武士团，比如战国时期的真田勇士，明知时期反天皇势力的武士集团，日本人都给予很正面的评价，评判的标准不是他们的行为是否对日本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是终于自己的集团的武士群体，贯彻了武士道精神。 

    所以，如今小泉执意参拜靖国，日本人不论是反对参拜的还是赞成参拜的，对小泉只有政见上的敌意，对其人格却都有些敬意，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集团，宁愿冒天下之不韪，宁可在实现自己所在政治集团的理想后结束自己的政治生命。日本历史上的岸信介等几位首相为了冲破和平宪法对日本不可有军队的限制的时候，也是一样，宁可解散议会也要通过自己的主张，通过之后自己也因触犯众怒而倒台，但倒台之后日本人对其人格倒反而更加尊重，其本人倒台了，但岸信介派，桥本派却更加壮大，这也使得日本的政治家更加敢于突破种种限制。 

    二是日本人认为樱花最美的时候并非是盛开的时候，而是凋谢的时候，樱花花期不长，但凋谢有个特点，就是一夜之间满山的樱花全部凋谢，没有一朵花留恋枝头。 

    这是日本武士崇尚的精神境界，在片刻的耀眼的美丽中达到自己人生的顶峰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之后豪无留恋的结束自己的生命。 

    武士自杀并非因为输不起，也不是因为失败而感到羞耻才因屈辱而自杀，武士并没有这么脆弱，自杀是因为感到自己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自己的心愿已经了解，自己的一生已经不可能有更大的辉煌了。这时候就应该象樱花一样毫无留恋的凋谢。 

    比如一个武士，因为仰慕一个剑术高手而很想跟他决斗，自己穷尽精力刻苦练习，多年准备之后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此人把这场决斗看做是自己一生最光辉的时刻，好象自己就是为等待这场决斗才生存的。但一交手，却发现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失败的武士自杀了，并非因为感到后悔和屈辱，而是感到很大的满足，感到自己一生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自己努力了，得到机会了，在决斗中自己的人生放出了最大的光辉，在这光辉之后人生应该嘎然而止，不该再有什么留恋。

     所以武士的自杀并非如我们所想的是要洗刷耻辱，或是输不起，正相反这是源于其自己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觉悟，一种对自己已经达到顶峰的一种判断，是一种满足，是对樱花凋谢的凄美的一种向往。 
     

武士阶层的诞生

　　武士者，习武之士人也，其实就是军官。公元7世纪左右，日本开始了名为“大化改新”的封建化改革。改新当然是好事，但不切实际地学习唐朝的土地制度就有问题了。狭小的日本，很难像中国那样拥有大量的土地，结果直接导致土地兼并，地价上涨，赋税提高。由此，日本官员们又学到了中国一个更致命的制度——高薪养廉。这种制度最大问题就是：贵族和寺庙的土地可以不纳税。在中国，这种制度导致了大量土地兼并，但中国还有一套强大的官员任免机制，可以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当时的日本刚刚开始封建化改革，人事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自然难以做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结果就是地方权力急剧膨胀，贵族和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并且自己派人进行管理。久而久之，日本中央政府的权力就被架空了，天皇被一群文官们捧上了神坛，既然是神，那就不能食人间烟火。朝廷大权全被文官们夺走了。

　　天皇虽然名为神，却对“俗世”深深地眷恋，这样就和他的代理人——文官们发生了冲突。双方头脑都很清楚，有枪就是草头王。于是，纷纷寻找军队的支持，可当时日本常备军不多，但呼啸乡里的土豪们倒不少。而且土豪们有权有势，垄断了地方的财政，只是土豪们终究名不正言不顺，纷纷也想找一棵大树好乘凉。于是，一些土豪和文官勾结在一起，另一些土豪找了天皇。天皇一看手中有东西了，就想和文官们拼一拼。好早日发挥主观能动性，直接主政。双方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如暗河的水在土壤的深处涌动。

　　斗争的棋子当然是武士们，但随着武士力量的壮大，棋子最终变成了棋手，而原先的棋手天皇和文官们却沦为了棋子。公元12世纪，源赖朝终于击败了所有对手，统一了日本各地的土豪。

　　统一后的源赖朝开始发愁了，究竟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治制度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动摇？源赖朝想前想后，决定建立武士们的政权，于是第一个幕府在历史上诞生了。幕府初期，就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行政体系，称“主家——御家人”制度（这套制度主要建立在土地分配的基础之上），所谓主家指的就是武士们的首领——征夷大将军，所谓御家人则是那些土豪们，将军从理论上将土地赐给土豪们，武士们则要为将军“奉公”，即在战争时期出动部队为将军而战。这套简陋的制度，很快就暴露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武家政权是一套建立在土地所有权上的制度，制度本身依赖大量的闲置土地，以便用来分配，一旦闲置土地用尽，势必会引起政治震荡。另一方面，这种将军权下放的制度，很不利于中央集权，法律在事实上失去了效力，完全依靠将军个人权威和将军相对军事优势实现，一旦将军没有权威或者失去了军事优势，这套体系也将失去效力。这两点是直接导致日后武士政权长期战乱不断的根本诱因。

　　既然政府都建立了，那么土豪们也得换个名字，土豪们找来中国典籍，发现“士”是个好词，大家一起改名“武士”，并将整个群体称之为“武家”。从此，武家政权开始了对日本800年的统治。

　　光改名无疑是不行的，土豪们就是土豪，全然不懂礼仪之类的东西。源赖朝的堂哥源义仲攻入京都后，将土豪作风也带了进来。有一次，一位贵族来拜访源义仲，源义仲赶紧让人取来大碗盛了满满一碗饭菜，菜堆得高高的，送给贵族吃。日本贵族强调食不厌精，哪见过这阵势，但又不好不吃，勉强吃了几口后，匆匆离开，一出门立刻大骂乡巴佬。武士集团的首领尚且如此，中下级武士的风范可想而知。源赖朝只好规定一些简单的武士礼仪，好让这些土豪们不要变成老鼠过街，于是“武之道”应运而生。源赖朝要求武士们将中国禅宗极严格的修行精神融入日常的训练中，同时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引进武士道，要求武士们具备武勇轻生，爱名尚义的精神，养成重视礼仪修养、俭约寡欲的品格。

　　话说当时，武士们的举止虽然粗鲁，但比起奢靡、腐败无能、不思进取的文官，还是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客观地看，武士精神对当时的日本是有进步意义的。

战争催生武士明星

　　镰仓幕府的统治并未给日本带来和平，一方面是由于军人政治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此刻东亚大陆元帝国的诞生。而日本一向推崇汉文化，以宋为正朔，对元使不屑一顾，甚至斩杀元使，倒不见得日本对宋有多深的感情，主要是日本当权者不懂蒙古人的实力，误以为看似落后的元可欺。忽必烈很快就对日本的这种行为做出了回应，派遣大军登陆日本，试图一举歼灭日本，但蒙古骑兵的优势在山地为主的日本根本施展不开。同时，元军以轻骑兵和轻步兵为主，与日本的重骑兵较量毫无优势可言，加之日本海上的台风，也对元军船队予以毁灭性的打击，此风被日本无限扩大，成了“神风”。最终，元军两次征日都惨败。

　　元朝对日战争虽然失败了，但日本的国力也大受影响，镰仓政权实力受重创，由于战后土地恩赏不均，很多出兵的武士们基本没有得到土地，幕府权威下降，对全国很多地区失去了控制权。

　　这样的好机会，被早已失去权利的天皇——文官集团看在眼里，乐在心上，在镰仓幕府统治时期，中国的宋儒们发明了“理学”，提倡正统，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并未传播开来。不想这一学说被日本人引进后，却大放异彩。当时的后醍醐天皇最喜欢这种思想，在日本大力推广，试图复兴天皇当政的岁月。这一切与日本国内武士对镰仓幕府的厌恶结合起来，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内战。

　　内战的结果是足利尊氏取得了胜利，但内战的过程更重要，因为此间对日后武士道发展产生一些具有影响的人物和事件，都在大幕拉开后粉墨登场——

日本武士的楷模：楠木正成。

　　楠木正成，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土匪头子。其靠在京城附近的主要道路上征收“过路费”，豢养了大量家兵，谁敢来查都没好下场。久而久之，连天皇都知道他们家了，于是被天皇收编，摇身一变，成为了勤王的义军，联络了几支山贼部队。虽然是标准的土匪武装，但幕府派兵居然镇压不了，倒不是土匪们有太强战斗力，主要是幕府军队战斗力太弱，喜欢华而不实的单挑，土匪哪跟你讲这个，直接蜂拥上前，先要了军爷的性命。加之大群山贼恣意劫持幕府运往前线的物资，也打了几场说得过去的仗（相对于天皇的正规军而言），成就了他在日本历史上“军神”的威名。最终与足利尊氏在凑川决战，以700人大战足利军的2万人，结果自然不用多想。但他对天皇还是很忠心的，熟悉二战的朋友都知道，日本出动“大和”号特攻的战斗，被命名为“菊水”特攻，每艘特攻的大舰上都悬挂“非礼法权天”旗，这个“菊水”就是天皇御赐楠木一门的家徽，而“非礼法权天”则是楠木正成在凑川打出的旗帜，意思是错误不胜真理，真理不及法度，法度不上权门，权门不若天子，忠君爱国之意。愚忠得一塌糊涂，这些行为其实也无可厚非，但日后为人所利用，这点后文会详述。

　　反叛出了水平：足利尊氏

　　足利尊氏，也是武士名门之后，但就是名门之后导致了他被人排挤，遭人猜忌，在镰仓幕府中实力虽大，但一直很压抑。于是他不顾镰仓幕府的头子，就是他的小舅子，直接反叛，配合另一位反叛的将领新田义贞，剿灭了镰仓幕府。后来看到这个天皇也不太能成事，野心又大了一点，直接背叛天皇，把天皇赶出了京都，再扶持一位新天皇，开幕府，史称室町幕府。他的行为虽然为很多人诟病，但也算一代枭雄。日后，他这种下克上的行为被很多有野心的军人所推崇，并使得“反叛”也成为日本历史上的一道风景。

　　委屈并快乐着：后醍醐天皇

　　后醍醐天皇一生都很委屈，远没有他今天的那些侄儿孙们风光，他穷其一生也不过是从一座山逃到另一座山，反对每一个武士首领，结果当然悲惨，被逼退位，但就在这一刻，他还抖了个机灵，带着所谓的天皇象征，跑到吉野开了个小朝廷，史称南朝，与在京都的北朝并称南北朝，开创了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分裂。这位终生和武士集团对抗的后醍醐天皇，成为日后倒幕维新时期，天皇至上理论的依据。

　　室町幕府是在一片混乱中匆忙开幕的，外有南朝的攻伐，内部的各个武士集团也为了各自利益大肆叛乱，甚至连足利尊氏的弟弟和儿子都叛变到南朝。这种背景下，武士道反倒有了较大发展，不过仅限于理论。大量的事实案例填充进武士道的理论中，武士道理论开始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崇尚儒家理学，确定大义名分，要求武士们在努力提高自身武艺的同时，也要注重对自身文化的修为，对主家要有主见，不要盲从；另一派则强调佛家真性情，要求武士们办事要盲从，强调态度问题，什么事先干了再说。这两派在武士中流传甚广，一般下层武士更容易接受佛家思想的武士道，而中上层武士们则容易接受儒家武士道。武士道，在室町幕府基本成型。

生于和平年代

　　室町幕府在混乱中度过了近200年，将军的实力不断被削弱，最终在将军继承人问题上出现了大问题。1467年，足利家族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继承战争，史称“应仁之乱”。各个武士集团脱离了幕府的控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征伐，日本的战国时代开始了。

　　战国时代的特点只有一个字——乱，君臣、父子、兄弟，一切社会伦常、一切社会制度都乱套了。各方势力纷纷抬头，无论僧人、商人、土匪、强盗、海盗，只要有兵的都是英雄。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多大能耐，主要是因为他们个个都能自称英雄。这一切，直到在京都附近的尾张（今爱知）出现了一位名叫织田信长的武士，才告结束。信长用各种恐怖手段，歼灭了一个个武士集团，祭出各色新式武器：三段射的火枪队、火炮、铁甲舰等摧毁每一个反抗势力。这位恐怖的霸王终极目标是取代天皇，但这一切，都随着1583年本院寺内冲天的火光而告终，信长的恐怖统治，导致了他的家臣明智光秀的背叛。

　　最终终结战国纷乱的，是一位出身低级武士家族的丰臣秀吉。通过继承他的主君信长的事业。丰臣秀吉最终统一了日本，并建起壮丽的大阪城，向天下宣誓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1592年，已是垂暮之年的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取东亚，结果遭到了朝鲜军和明军的打击，被迫和谈。结果世界外交史上的一段奇闻诞生了——日本和明朝的使臣串通好，回国相互欺瞒各自的主子。日本使臣回去后禀报秀吉，说明朝已经称臣了；明使也回禀明神宗，说日本的丰臣秀吉已经称臣了。双方都大喜，尤其是丰臣秀吉，在接见明使时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国王，特地穿上了一套不伦不类的朝服，还附庸风雅，在朝堂上抽起了中国的大旱烟袋。结果越听明皇的诏书越不对味，明皇的诏书中主要是对丰臣秀吉改过自新的态度表示了肯定，并且勉励这位称臣的“日本王”，要好好的代明朝管理日本，干好了还能来中国走走、看看。秀吉又一身明朝的朝服，恰为此诏书做了一个完美的注脚。秀吉大怒之余再令出兵，结果遭受惨败，郁愤不已，于1598年病死。

　　丰臣秀吉为儿子丰臣秀赖留下的是一片衰败的日本。最终，天下被德川家康夺取，建立了江户幕府。日本武家集团统治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于过去战乱的岁月，德川家康记忆犹新，他用他生命中最后的力量制定了武士的全新法规：加强中央集权，要求各个武士集团首领定期来江户居住，实际上失去了对自己领地的控制，严格控制各个武士集团的军队规模，江户幕府开创了一个和平的时代，在这和平时代，武士道最终形成。

　　1716年，僧人山本朝常的个人访谈录《叶隐闻书》成书，这本书堪称佛道武士道的集大成之作。山本朝常极端崇尚几位高贵的“武士”——既有战国时代的武田信玄、上杉谦信，也有楠木正成、项羽、关公，还有释迦牟尼、孔子、荀子。本书的最大思想就是盲从思想，基本上是对现实极端不满的山本朝常个人的观点，大段的篇幅要求武士不要问为什么，只要主人命令去做就可以了。书中大段文章基本没有任何思想，同时也有很多错误的记载。但有几句话，让人不寒而栗，“所谓武士道，就是要看透死亡，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此乃一念觉悟而勇往直前……死就是目的，这才是武士道中最重要的。”可谓谬论连连，而且此书前后矛盾，大概是一念向前导致的吧。这些思想当时没引起什么影响，但日后，一个邪魔会从这些尘封的典籍中找到一些东西为己所用。

　　当时，日本社会真正的主流文化其实是儒家思想，德川家康认真研究了中国儒家思想，发现只有儒家思想才能确保统治的根基，乃是大道。于是先委派一位华裔儒学者林罗山为大学官，总管天下儒学，并且煞有介事的地亲自参与儒家的仪式，以昭显自己有仁心，提倡以德治天下。同佛家武士道思想混乱不同，儒家武士道具备完备的体系，核心思想是仁爱，要求武士以大义为重，对主家以义，对属下以仁。儒家武士道的广泛传播，使武士们开始向文官转变，大批武士沉迷于茶道的芳香，陶醉于连歌和腓句的优美，早已忘却了自己手中的刀。为了支撑这些消费，武士们纷纷从商人手中借钱，抵押自己的土地。

　  直到这一刻，日本真正和平才算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