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朝伟主演电影:吴思:新官堕落定律(2篇)

新官堕落定律(2篇)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讨过饭，打过仗，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对人情世故的了解相当透彻。他当然明白自己给官员定的工资不高，所以，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他经常要找他们谈一次话，讲讲如何正确对待低工资，如何抵抗贪污受贿的诱惑。他会给自己的部下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账。
       朱元璋说，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好像守着井底之泉。井虽然不满，却可以每天汲水，泉不会干。受贿来的外财真有益处么？你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再高明的密谋也隐瞒不住。一旦事发，首先关在监狱里受刑，判决之后再送到劳改工场服苦役，这时候你那些赃款在什么地方？在数千里之外呢。你的妻子儿女可能收存了，也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些赃物多数藏在外人手里。这时候你想用钱，能到手吗?你家破人亡了，赃物也成了别人的东西。所以说，不干净的钱毫无益处。(1)
        这样的利害分析也算得透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派下去的官员，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仆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后来，朱元璋当皇帝当到第18个年头（公元1386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便总结出了一条规律。朱元璋说，我效法古人任命官员，将他们派往全国各地。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我严格执法，决不轻饶，结果，能善始善终干到底的人很少，身死家破的很多。（2）
请留意中间那一句话：
        “没想到刚刚提拔任用的时候，这些人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让他当官当久了，全都又奸又贪。”这就是新官堕落定律。“全都”云云肯定是绝对化了。但在统计学的意义上，这条定律大概真能站住脚。仔细分析起来，朱元璋发现的这条规律，背后大有道理。
科举制实行之后，官僚大体是读书人。他们读了十几年圣贤书，满脑袋都是理论上的人际关系，如忠君爱民、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类，书生气十足，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计之上的真实的人间关系。这种关系，圣贤们不愿意讲，胥吏和衙役的心里却清楚得很。《红楼梦》第四回便详细描写了一个衙役向新官传授潜规则的故事。这段描写堪称经典。毛泽东主席把《红楼梦》看做那个社会的百科全书，就以这一回为全书的总纲。因此我不避啰嗦，转述几段。
       却说贾雨村走了贾府的后门，当上南京知府，一下马就受理了一件人命案。当地名门望族子弟薛蟠，打死了小业主冯渊，抢了个丫头，然后扬长而去，受害方告了一年多也告不下来。贾雨村听说，登时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说着就要发签，派人去抓。这时他看见旁边一个门子向他使眼色。
        进了后边的密室，门子和贾雨村有几段精彩的对话。门子问：“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 ’？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说着拿出一张抄好的“护官符”来，上边就有薛家。
        贾雨村问门子此案该如何处理，门子说，薛家和帮助你当上知府的贾家是亲戚，何不作个人情，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的人。贾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赴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贾雨村低了半日头，最后嘴里说着不妥，还要再研究研究，实际上完全遵循门子的建议，很巧妙地解脱了薛蟠。
        曹雪芹卒于1764年，与朱元璋相隔约400年，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多少变化。洪武十九年（1387年），朱元璋曾经写道：建国以来，浙东、浙西、广东、广西、江西和福建的政府官员，没有一个人干到任满。往往还未到任期考核的时间，自己就犯了赃贪的罪过。这里确有任人不当的问题，但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些官员是被当地那些胥吏衙役和不务四业（士农工商为四业）之徒害了，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劝说和引诱。（3）因此，当年朱元璋与上任的官员谈话，总要警告他们当心那些胥吏，不要让胥吏支配决策。(4)看看贾雨村的实际经历，朱元璋的预防针确实对症下药，那些胥吏和衙役果真在劝诱官员们学坏。他们跟新官算利害关系账，同样算得清晰透彻，只是与朱元璋的结论完全相反：要坚持原则吗？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您可要三思。
       新官上任，还会碰到一个不请自来的教师，这就是土豪。在这里，土豪是一个比地主富农更恰当的名词。他们有可能是地主富农，也可能是商人，但绝对不是老实胆小的土财主。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正经职业，以欺行霸市或坑蒙拐骗为生，即朱元璋所说的那些把官员教坏的不务四业之徒。在《水浒》对西门庆、镇关西、祝家庄等的描绘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土豪的身影。这些人是地头蛇式的强者，在当地苦心经营多年，已经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利益分配格局，他们很愿意把新官拉下水，教他们适应并且保护这种格局。
       《明史》中描绘了两个不肯好好学习适应的新官的遭遇。
       有一个叫徐均的人，洪武年间在广东当阳春县主簿，这个官类似现在的县政府秘书长。阳春地方偏僻，土豪盘踞为奸，每有新官上任，就以厚赂拉拢腐蚀，最后也总能把持控制，政府就像他们自己家开的一样。徐均刚到阳春，一个吏便向他提建议，说他应该主动去看看莫大老。莫大老就是一个土豪。也不知道徐均是不懂，还是不吃这一套。他问：难道这家伙不是皇上的臣民吗？他不来，我杀了他。说着还拿出了自己的双剑给那位吏看。
莫大老听了那位吏的通风报信，害怕了，就主动去拜谒徐均。徐均调查了解了一番，掌握了他的违法勾当，将其逮捕下狱。莫大老或许认为这是一种敲诈手段，就很知趣地送给徐均两个瓜，数枚安石榴，里边塞满了黄金美珠。徐均根本就不看，给他带上刑具，径直押送至府。没想到府里的官员也被买通，将莫大老放回家了。面对强权，莫大老的脾气很好，再一次给徐均送上那些装满金珠的瓜果。徐均再次大怒，打算再将其逮捕法办。在这关键时刻，府里来函将徐均调离，到阳江县任职去了。（5）
徐均真是清官。假如他不声不响地收下瓜果，难道真会像朱元璋说的那样被送进劳改工场吗？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判断，他的前任都被拉拢腐蚀了，结果并没什么事。他在府里的上司也被拉拢腐蚀了，并且动静很大地放莫大老回家，结果还是没事。收几个瓜果又能有什么事？倒是不收瓜果的徐均遇到了麻烦。可见门子算的账很正确：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而朱元璋算的账显然有问题，下狱和苦役云云，多半是吓唬人的。
也是在明朝的洪武年间，道同（蒙古族）出任广东省番禹县知县。知县号称一县父母，为当地最高行政首脑，但是还有他管辖之外的权力系统，这就是军队和贵族。
坐镇番禹的是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是打江山的开国元勋，征讨杀伐立过大功。《明史》上说，朱亮祖勇悍善战而不知学，办事经常违法乱纪。而道同偏偏是一个执法甚严的清官，没有道理的事情，不管来头多大，坚决顶住不办。
当地的土豪数十人，经常在市场上干一些巧取豪夺的勾当，以低价强买珍贵的货物。稍不如意，就变着法地栽赃陷害。道同严格执法，打击这些市霸，将他们当中的头头逮捕，押在街头戴枷示众。于是斗法开始。
这些土豪明白，道同这家伙不好教育，便争相贿赂朱亮祖，求他出面说句话。应该说，土豪的这样做是很合理的。贿赂既是必要的买命钱，同时也是一种投资。有了永嘉侯撑腰，将来谁还敢惹？如果没人敢惹，这个市场就是他们的金饭碗，永远衣食不愁。
朱亮祖果然被土豪们勾引教坏了。他摆下酒席，请道同吃饭。在席间点了几句，为土豪头子说情。侯的地位在一品官之上，是道同的上级的上级的上级。应该说，以他的身份出面请客，算是很抬举道同这个七品芝麻官了。可是道同偏偏不识抬举。他厉声道：“公是大臣，怎么竟然受小人役使呢？”永嘉侯压不服他。朱亮祖也不再跟他废话，干脆就派人把枷毁了，将街头示众的土豪头子放了。这还不算完，随后又寻了个差错，抽了道同一顿鞭子。
有一位姓罗的富人，不知道算不算土豪，巴结朱亮祖，把女儿送给了他。这姑娘的兄弟有了靠山，便干了许多违法的事，如同土豪。道同又依法惩治，朱亮祖又将人夺走。
道同实在气不过，便将朱亮祖的这些事一条条地写下来，上奏朱元璋。朱亮祖恶人先告状，劾奏道同傲慢无礼。朱元璋先看到朱亮祖的奏折，便遣使去番禹杀道同。这时候道同的奏折也到了，朱元璋一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想，道同这么一个小官，敢顶撞大臣，告他的状，这人梗直可用。于是又遣使赦免道同。两位使者同一天到达番禹，赦免的使者刚到，道同也刚被砍掉脑袋。于是，门子的预言再一次应验：“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不屑于接受再教育的清官道同，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一般情况下，这事到此也就算完了。为非作歹的王侯比比皆是，遵纪守法的却如同凤毛麟角。即使朱亮祖直截了当，擅自将道同收拾了，只要他给道同安上适当的罪名，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碰到开国之君朱元璋，这事就不能算完。朱元璋吏治之严，堪称空前绝后。杀人只凭一时性起，这一点我们已经在道同的下场中看到了。此外还爱发脾气，激烈且毫无宽容。第二年九月，朱元璋召朱亮祖到京，将朱亮祖和他儿子一起活活用鞭子抽死，然后亲自为他写了墓志，以侯礼下葬。两种规则的斗法至此告一段落。（6）
我没有仔细计算，不清楚明朝初期贪赃枉法者被揭发处罚的概率有多少。在阅读时得到的印象是：离朱元璋越近，被揭发处罚的概率越高。而不归朱元璋直接管的小官，被揭发处罚的概率则逐级下降。也就是说，在省部级官员这一层，朱元璋算的账比较有说服力。而到了县处级，门子算的账更有说服力。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手段极其酷烈，大规模地砍头剥皮截肢剜膝盖，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也惩办了大量贪官污吏。血洗之下，洪武年间的官场乃是整个明朝最干净的官场。不过即使在最干净的时候，仍有大批高级官员不认朱元璋的账，例如朱亮祖。我估计，在这批靠造反起家的高级官员之中，风险偏好型投资者的比例一定很高，很不容易管理。
朱元璋死后，管账的大老板不那么能干或不那么上心了，下手也不如太祖那般凶狠了，朱元璋的那套算法便越发不对路了。不过，他发现的新官堕落定律却越发灵验了。
明朝制度规定，官员不许在本乡本土当官，怕他们受人情的影响，不能坚持原则。但胥吏和衙役们一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土豪们就更不必说。他们熟悉当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有一张亲戚朋友熟人织成的关系网，盘根错节，信息灵通，熟悉各种惯例，并且依靠这些惯例谋生获利。那些圣贤书上不讲的潜规则，正是通过这些人继承并传播的。他们是活的教科书。在他们的言传身教和热心辅导之下，官员们学习的时间大大缩短，学费大幅度下降，许多摸着石头过河的麻烦都可以省去了。这便是朱元璋的“新官堕落定律”的实现过程。
所谓堕落，当然是从圣贤要求的标准看。如果换成新官适应社会和熟悉业务的角度，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重新学习和迅速进步的过程，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
注；
（1）朱元璋：《大诰·论官之任第五》。
（2）参见《明朝小史》卷二。原文是；“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惠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3）朱元璋《大诰续编·松江逸民为害第二》。
（4）朱元璋：《大诰·论官之任第五》。
（5）参见《明史》卷一百四十。
（6）参见《明史》卷一百三十二，卷一百四十。

洋人的“权利”我们的“分”

内容摘要关于如何判断社会进步，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认识，如物质生活、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等等。但是有人看来，重要的标准是人的自由程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是，“自由”(freedom)、“权利”(right)这些外来词汇的译名和意义在中国却屡遭质疑，尤其是“权利”，不仅和“权力”一词发生音义纠缠，而且造成了它完全是西方舶来品的错觉。善于创造词汇的高手吴思却告诉我们： “right”译错了!它更好的译名应该是“权分”。“权分”不仅可以避免“权利”与“权力”语音不分的麻烦，而且还能在国人面前呈现出深厚宽广的历史空间。吴思说，他并没有奢望能够撼动“权利”这个译名的百年大树，但他相信“权分”却可以显示传统中国文化土壤中与“right”相关联的因素，开启了理解该词的新思路。

原编者按：关于如何判断社会进步，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认识，如物质生活、技术水平、生产方式等等。但是有人看来，重要的标准是人的自由程度。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的设想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是，“自由”(freedom)、“权利”(right)这些外来词汇的译名和意义在中国却屡遭质疑，尤其是“权利”，不仅和“权力”一词发生音义纠缠，而且造成了它完全是西方舶来品的错觉。善于创造词汇的高手吴思却告诉我们：“right”译错了!它更好的译名应该是“权分”。“权分”不仅可以避免“权利”与“权力”语音不分的麻烦，而且还能在国人面前呈现出深厚宽广的历史空间。吴思说，他并没有奢望能够撼动“权利”这个译名的百年大树，但他相信“权分”却可以显示传统中国文化土壤中与“right”相关联的因素，开启了理解该词的新思路。无论“权分”能否像作者创造的“潜规则”、“血酬”那样流行，作者的论述确实具有启发性。

且看吴思怎么说“权分”。

一、“right”的各种译名

假设我们生活在晚清。西洋人出了一道填空题，要求用一个汉语词表达如下意思：

“一种正当或合法的要求——拥有或获得某物，或以特定的方式行为举止。”(《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六版，“right：amoralorlegalclaimtohaveorgetsthOrtObehaveinaparticularway．”)

我在脑子里搜索。要求得到某个东西或某种优待，这种要求不仅合法，还合乎道德，争执之中，我该怎么说呢?我将大声叫道：“这是我的——!”我的什么呢?选什么词好呢?我选“分”。“这是我的分!”

面对这道填空题，各路高手百年来各执一词，可惜与我的选择全不搭界。

1839年，林则徐的翻译袁德辉选择了“道理”。(王健，2001)

1862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选择了“权”。有时觉得不确切，便添上“利”字，造了一个新词：“权利”。

1870年前后(明治初期)，日本人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权理”。(李贵连，1998)

1886年前后，康有为选择了“原质”二字。(金观涛刘青峰，1999)

1899年，严复选了一个汉字：“直”。他还造了两个新词：“天直”和“民直”。

1933年，胡适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义权”。胡适说：“其实'权利’的本义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民权的保障》，原载1933年《独立评论》第38号)

1992年，夏勇选了一个老词：“利权”。他认为：“现代汉语里的'权利’一词，依笔者之见，准确地讲，应该写成'利权’，即'利之权’。”(夏勇，1992，第29页)郭罗基在1999年2月接过这个话题，写出《“权利”应是“利权”》一文，引起了一场讨论。

与上述各种选择比较起来，“分”字既顺口又深厚。由俗到雅，从古至今，我们是怎样谈论“正当权利”的?——我向来安分守己，不提非分要求，你不能太过分了，贪图分外的好处。你要给自己“拔分”，我也不能“跌分”。我享受的待遇并未逾分，合乎我的名分……这些表达方式都活在我们的口头笔下。

当然也有毛病。《现代汉语词典》把“分”解释为“职责和权利的限度”，权利与义务是混在一起的。不过，我们可以围绕着“分”字添字造词，设法区别。例如，以“权分(第四声)”指理应享受的“权利”，以“义分”指理应承担的“义务”。“义分”一词甚至无须新造，南朝萧统的《文选》里便有，意为合乎道义之分。

二、“权利”和其他译名的缺点

众所周知，丁韪良杜撰的“权利”成了标准译法。

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大学，23岁时到中国，在宁波传教十年，熟悉汉语。1864年出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1869年升任总教习。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丁韪良以二品顶戴出任总教习。用现在的话说，人家是北京大学分管教务的首任副校长，享受国家部级干部待遇。

1862年，丁韪良动笔把美国人亨利?惠顿写的《万国公法》译成汉语，必须给英文“fight”找一个确切的译法，他时而译为“权”，时而译为“权利”。

丁韪良的译法很快传入日本，被广泛使用，又回流中国。(李贵连，1998)西洋的概念，经过西洋人的翻译，又作为东洋的概念二次进口，这个概念在诞生和早期发育阶段，一直没有接上中国本土的地气，水土不服的症状至今也未根除。

作为译界高手，严复对“权利”二字感觉特别不舒服。1902年，严复致信梁启超，讨论Rights的译法：“Rights一字，在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邓文初，2004)“以霸译王”的批评相当准确。王道讲究仁义，霸道只问利害。 “权利”二字联用，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古人已有的用法中，都没有仁义的影子。人家在欧美老家原本是“一种正当或合法的要求”，到了中国，竟换成满脸的权势和利益。

如何是好呢?严复告诉梁启超，他偶然在《汉书》中读到“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句，意识到“职”字可以作为rights的译名。但又苦于职字含有 “duty”(义务)的意思，恐怕混淆，便放下了。后来，读到《诗经》中“爰得我直”一语，有注释说“直”当读为“职”，他坚定了信心，便把rights 译为“直”，或译为“民直”和“天直”。

严复进一步论证说，rights本身就有直的意思，直线，直角，都用到right。西文以物象之正，通民生之所应享，天经地义。“权利”那种本非固有，靠力征经营得来的意思就差远了。(邓文初，2004)

严复并没有坚持到底。在后来的译作中，他经常使用“权利”的译法。其中的原因，大概是“直”或“职”，以及“民直”和“天直”，不如“权利”简明顺口。谁会在争吵中大喊：“这是我的直”?严复用力太猛，追到了东周时期对直字的偏僻用法，距离当代中国人的语感未免遥远。

严复的药方虽然不理想，他感觉不舒服并没有错。丁韪良本人也感到“权利”二字不顺眼。1877年译完《公法便览》，丁韪良在凡例中写道：“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即官府——引者)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分，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

有意思的是，丁韪良在此也以“凡人理所应得之分”解释权利。他既然想到了“分”字，又给出了如此精当的解释，为何不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另造一个以 “分”字为核心的新词呢?《万国公法》第二卷第17页，丁韪良译道：“凡自主之国，制律定己民之分位、权利、等情，并定疆内。”第23页：“自主之国…… 皆可定

律，以限定人权之权利分位等事。”第24页：“第一种乃限定人民之分位权利也。本国律法制己民分位权利者……”在此前的七八页内，连续出现了“分位” 和“权利”并用的情况。(金观涛刘青峰，1999)丁先生不用“分”字造词译right，或许就是因为把“分”字派给了“分位”，堵住了这条思路。

在《汉语大词典》里，“分位”的释义为地位和职分，丁韪良不妨选择“地位”，把“分”字留给right。一定要用“分”字也无妨，与“分位”相等的概念，还有其逆序词“位分”。汉语中有一个以“分”为核心字的词汇家族，如“身分”、“辈分”、“职分”、“秩分”、“君分”、“臣分”之类，皆为偏正结构，修饰字在前，核心字居后，表明针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权利义务规定，而“分”字就是对这种规定的传统表达。既然这个词族已经存在，后人的最佳策略便是加入进去，依托这个家族，丰富这个家族，而不是试图避免重复。

至于其他译法，同样存在着脱离“分”字词族的缺陷。更何况还有别的问题。

例如“利权”一词，在晚清的各种文献中频繁出现，明确指向开矿、筑路、办银行、从事内河航运等当代经济学所谓的垄断权、市场准人权和特许经营权，有时还指征税之类的政府权力。这些含义本身也有源自先秦的依据，再用难免增添混乱。

“义权”一词，假如当年丁韪良杜撰出来，与“义务”并用，翻译right和duty，虽然不如“权分”贴切，也算得次优的选择了。义字周围也有一个传统的词汇家族，更有足够的正义色彩，这是优点。缺点是正义感偏强，道德色彩偏浓。我们在自己的领地内如何吃喝拉撒睡，是一天刷三次牙还是从来不刷牙，甚至有某些怪癖，都属于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权分。这些事项并不存在于人际关系的交界处，与正义和道德关系不大。

三、权分与历史纵深

百年之后回头再看，“权利”一词的致命弱点，已经不是“以霸译王”。大家早就说顺了嘴，主动为这个词添加了正当的色彩，对权势和利益的味道不那么敏感了。目前最感不便的，倒是“权利”与“权力”不分，书面语常常用混，口语更无从分辨。知识分子说到“权利”，往往要解释一句：“利益的那个利。”这样说话，别说让我们的祖先听见，就是工农大众听了，也会感到不像话。

这些还是小毛病。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最大的问题在于：“权利”这个译名截断了历史传统，好像这东西纯属洋货，据说还是西洋独有的天赋之物，我们只有移植或西化的份儿。于是，鼓吹权利和自由的各种主义丧失了本土的根据。反之，若能接上地气，向传统扎下深根，这类主义——例如近年复兴的自由主义——说不定就可以独树一帜，在自己的根系上发育，获得本土经验教训的滋养，得到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根深叶茂地长人世界思想史。

试想，如果我们以“分”字接续传统，以“权”字照应一百多年来围绕“权利”形成的人权、产权、选举权等表达方式，用“权分”译right，用“义分” 或仍用“义务”译duty，那么，不仅可以清除“以霸译王”的余味，摆脱“权利”与“权力”的音义纠缠，更重要的是，一片宽广深厚的经验世界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翻开《资治通鉴》正文，第一句：“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紧接着，司马光分析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他从“名分”及其构建的礼制的角度，解读周威烈王将三位晋大夫任命为诸侯的意义，解释晋大夫的“犯分”如何结束了旧时代，开启了“以智力相雄长”的新时期。

司马光自称，这种笔法继承了圣人作《春秋》的路数。他举例证明，“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倦倦也”——孔子对君臣之分的任何边际变化都深切关注。《庄子 ?天下篇》在评论儒家六经时也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春秋》以道名分。”康有为给权利义务下定义，特意提到这最后一句话：“权利义务者，《春秋》、庄生谓之道名分也。令人人皆守名分，则各得其所矣。”(《康有为政论集》，下，中华书局，1981，第807页)

顺便提一句：名分这个词，和英文对“权利”的更正式的表达方式“entitle-ment”异曲同工。从构词方式即可看出，这个英文词不过是命名这个动作的名词形态而已。

不仅儒家关注作为权利义务的“分”，法家道家甚至当代佛家也关注。商鞅的《商君书》最后一章就叫“定分”。《庄子?秋水篇》提醒人们“知分之无常”，“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现代高僧印光大师(1861～1941年)以八句话教人，第一句就是“敦伦尽分”。

可见，无论在历史记载中，还是在圣贤典籍中，都储存了丰富的关于权分变迁的理论和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君有君分，臣有臣分，主有主分，奴有奴分，固然从未平等过，但边际变化也从未停止。人们动用各种手段扩张自己的分，限制别人的分，贵者维护差别，贱者追求平等，每一寸的变迁都伴随着相应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如此争斗数千年，留下了复杂的演变轨迹。

在经济活动中，我们的先民也经常用“分”字规定彼此的权利义务。

例如清代四川自贡井盐生产，“制盐客户，合伙做井，议定每人占'井分’若干天，'锅分’若干口，出钱交于承首人办理，按月用钱若干，各照'井分’'锅分’缴出。”

井盐的开采和销售，涉及到地主、资本和管理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井规规定，照每月30天，分派30股生意……地主出井眼、天地二车、柜灶、牛棚、盐仓及一切基地；客民负担锉井的全部费用。地主每月得'地脉日分’，或4-7天不等，客户每月得'客日分’，22-24天不等。此外，承首邀伙之人，不出工本锉捣，或在'客日分’内，或在'地脉日分’内，各拨一天，或共拨一天，作为收入，谓之'千日分’。”(孔泾源，1990b)

既然权分不是西洋独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各个社会集团长期博弈的结果，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有历史厚度的概念。一个“分”字，接通了我们祖先以数千年血汗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四、权分与理解空间

严复想用“民直”替代“权利”，理由之一，就是rights在英文有“直”的意思。这个词的拉丁文词源rectus的本义就是“直”，由此引申出“尺度”和“正当”等含义。right本身还有“右”的意思，一个空间方位概念。

这些形象对“分”字也适用。分是以刀分物之象，从甲骨文至金文到楷书一直如此。其本义为分开，分割。至于分割是否公正，那是操刀人的问题，进一步说，就是如何控制并使用操刀人的问题。西方人的权利，如果不是由上帝亲自分配的，必定也存在控制操刀者的问题。这条思路可以接通权力制衡和“元规则”之类的概念，开启更深广的理解空间。

分的本义也能引申出近似“公正”和“正当”的意思，如春分和秋分的“分”。还可以引申出与“尺度”接近的意思，如“分寸”的分，其本身已是一个度量单位。我们选用的义项，即划定的范围、规定给各色人等的本分等等，更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引申义。最后，“分”和“右”一样，还是一个有空间和方位感的概念。

相比之下，“权利”就缺乏空间感和方位感，比较抽象，无从引出边界的意思。结果，与权利密切相关的“自由”也随之凌空蹈虚，似乎自由可以漫无边际且不受限制，引发了许多误会。

在英文《牛津词典》里，自由(freedom)首先被定义为一种权利，不受干涉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或做事的权利。权利与自由的这种缠绕关系似乎很抽象，然而，将权利译为“权分”之后，自由便获得了空间感觉的支持，这两个概念有一种自然而贴切的空间关系：在你的领地内，在你的分内，你当然是自由的，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无论人家有什么看法，也无论高尚或卑下。就好比在你自己的家里，一天擦地十遍也好，随地大小便也罢，别人一概管不着。当然，相应的得失也完全由你本人承担。

如果把权分想象为一组同心圆，我们还可以直观地领会“核心权利”与“边缘权利”，理解“权利的结构”，也更容易发现这些东西如何随着历史而增减损益。

“权分”所具有的空间感，还可以为我们接通制度、规则、约束、立场之类有空间管理意味的重要概念。英文维基百科说，权利(Rights)在人们的互动中发挥规则的作用。在中文里，规则本来就是空间划分的工具，分所具有的规则作用是一目了然的。

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individiuism，其拉丁词根divid意为“分”)，也可以从权分的角度得到更贴近原义的理解：个人主义原来就是以坚守个人权分为第一要义的主张。顺着这个思路，我们甚至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欧洲的历史。英国法学家梅因(1822～1888)在《古代法》中说：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种运动，就可以看作家族依附的等级性“身分”，向独立个体的平等“权分”的变迁。 “分”还在，占有这个“分”的主体、“分”的边界和底限设定却改变了。平等的个人权分成了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

权分的概念还能接上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分的面积和边界是可以计算的，譬如在围棋对局中，你三日我五日，斗智斗勇，看谁计算准确，算路深远，361个交叉点的争夺，造成千变万化的形势与格局。史家赵翼就用“大变局”这个词描述过秦汉之际“布衣”取代贵族出任将相的巨变。

从空间感的角度考虑，我甚至觉得，“权分”不妨写作“权份”。“份”主要用作量词，但“身份”和“身分”也可通用。英文right是一个可数名词，往往以复数形式出现，这个感觉不好翻译。权份则有明显的数量感，人身权份，财产权份，迁徙权份，未成年人权份，公民基本权份，疆域分明，面积也是可以计算比较的。而且，加上单立人的偏旁之后，这个词更以人为本了——人的要求正是right的核心。

五、暂时无解的问题

作为译名，权分与right仍有差别。就好比方形咖啡杯的盖子和圆茶杯的盖子扣在一起，总有欠缺或过头之处。

人权、天赋权利、自然权利、公民权利，这些常用概念都有平等的含义。同时，这个概念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又占有首要地位，比权力更加显赫的地位。西方现实的咖啡杯，对应着right这个盖子。近几十年，咖啡杯渐渐做大，公民权利倾向于添加医疗和基本教育等福利性内容，right这个盖子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也有加大之势。当然，这也只是大概而言。张宇燕先生提醒我，即使在美国，使用同样的词汇，新教背景和天主教背景的人们对right的理解也有差别。

中国社会始终不平等，权力的大小，决定着权分的大小。官家之分必定大于良民之分，良民之分必定大于奴婢之分。区别尊卑贵贱既正当又合法，无君无父属于大逆不道。我们传统的茶杯，也对应着“分”这个盖子。近百年来，打倒了皇帝，又砸了孔家店，家天下变成了官天下，茶杯和盖子都有变化，但核心结构依旧稳固。

这时候，我们根据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想象着欧美的历史和现实，努力再三，造出一个“权分”的概念翻译人家的right，这个新盖子到底适合茶杯呢，还是适合咖啡杯呢?权分在国人心中唤起的感觉，与right在欧美人心中唤起的感觉一样吗?“权分”真和risht全等吗?恐怕仍不相等。但我们还是有理由使用“权分”。

从消极的方面看，如果说权分不等于right，那么权利同样不等于right。中国人的权利或权分至今也未达到欧美意义上的平等，更没有获得 right在欧美的显赫地位。在我们心中凛凛生威的概念是权力，是大权在握的皇上和朝廷命官。在中国农民和小镇居民眼里，公民权利，连同宪法一起，未必能敌上县太爷三个字的分量。正是这种事实，造成了中国人对权利这个概念的理解困难。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更何况权利这个译名以霸译王、不接地气、混淆权力与权利，增添了理解的困难。

从积极的方面说，权分的不平等不显赫，只是历史事实的反映，并不意味着权分的边界不能逐渐移向平等，也不意味着公民权分不能驯服官家权力，逐步登上显赫的地位。

我们可以把权分看作一个有伸缩性的历史概念，不同权分对应于不同历史阶段。西方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对应着民主宪政体制。臣民之分，对应着皇权专制。要实现权分和right的全等，就要完成宪政民主建设，让中国真正出现right所表示的东西。没有这个基础，不解决有名无实的问题，仅靠语言技巧肯定是不够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本文使用了君分臣分之类的词汇，还把兵权和行政权归人贵族权分之中，似乎默认官家也有权分或曰权利，于是有混淆权力与权利之嫌。根据社会契约论的思路，最初人人都有原始权利，彼此像狼一样厮杀争斗。为了保护自身的财产和安全，人们达成契约，把自己的部分权利——主要是与使用暴力相关的部分，转让给政府，委托他们以强制手段维护秩序，于是形成了权力。从此，权利和权力便分开了。公民权利中已经抽掉了权力，权力中也不再包含公民权利—— 尽管它来自原始权利的让渡。

君分臣分或官分民分的说法确实混淆了权力和权分，即权力和权利，但这种混淆恰好反映了我们的传统：官家动用权力扩大并维护自己享有的权分。帝国权力并不是契约的产物，而是暴力竞争的战利品。政府或执政集团也不是社会契约的维护者，而是依仗暴力立法定分，宰割天下的一方。作为天下主宰，凭借权力扩张并维护自身特权，正是官家权分中的核心部分，岂能为了迎合某个洋概念而自废武功?在这个意义上，什么时候官家的权力受到有效制约，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手段，操刀者受雇于全体公民，俯首帖耳地为公民服务，那时候，权力和权分才具备区分清楚的历史条件

参考文献：

1、邓文初：《学术本土化的意义》，《博览群书》杂志，2004年11月

2、金观涛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从晚清到<新青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二期，1999，2005年12月下载于世纪中国网站

3、孔泾源：《手工业与中国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4、李贵连：《话说“权利”》，《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5、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