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2013年度电影榜单:王春南：郭沫若怎样鼓动和引导批胡适运动

王春南：郭沫若怎样鼓动和引导批胡适运动

发布时间:2011-11-21 11:33 作者:王春南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955次

 　　1949年中共的军队进入北平后，郭沫若即被“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中共建政后，郭沫若被委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贵为新朝文化班头的郭沫若掀开了他人生新的一页。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似乎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科学事业，而是一用于写颂诗谀词，不但颂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而且颂扬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二用于领导和推动文化学术界的政治运动。在整肃和“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及批判和讨伐胡适的运动中，郭沫若充当了极其重要的、无人能够替代的角色。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判他早年崇拜对象胡适的运动，是郭沫若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 　　1954年10月，毛泽东借“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事大做文章，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运动。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11月8日，《光明日报》刊载郭沫若的谈话，这篇报导的题目出奇的长，有43个字，笔者几十年来在报纸上看到的长标题数不胜数，似乎还没见过这么长的。标题为：《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郭沫若的这篇讲话，标志着批判胡适运动正式开始。此讲话，以及郭沫若12月8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次日以《三点建议》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是批胡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光明日报》称：“郭沫若院长对文化学术界讨论‘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表示异常关切，并就这一问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的确，郭沫若这篇谈话非常“重要”，是批判胡适运动的“战前动员”。这篇讲话及《三点建议》，为运动定了调子。不知郭沫若是揣摩了毛的旨意，还是得到了毛的授意，他对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多有发挥： 　　其一，他将批判“错误思想”升级为批判“敌对思想”。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说，对“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而郭沫若却要求人们批判“敌对思想”。他对《光明日报》记者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作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相形之下，文化学术界的空气却相当沉寂，很少看见批评和自我批评，仿佛文化学术界已经是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实际上是不是真正如此呢？是不是敌对的思想就已经完全肃清了呢？显然不是这样。三年以前进行的‘武训传’的讨论，曾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可惜那时没有把这一讨论广泛地深入到文化领域的各方面去，讨论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应该是继‘武训传’以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又一次暴露，由此可以证明，我们的文化学术界并不是天下太平、没有什么问题了，而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郭沫若这段话，把“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说成“敌对思想”。在《三点建议》中，他将胡适思想定性为“反动思想”，将批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定性为“迫切的对敌战斗”。本来是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却非要用政治斗争、对敌斗争的办法解决，这是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共同点之一。郭沫若号召用“对敌战斗”的办法肃清“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为以后的政治运动开了先河。 　　其二，他将运动的范围从“古典文学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的各方面”。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说，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要在“古典文学领域”开展。郭沫若却对《光明日报》的记者说：“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的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学乃至于自然科学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作家们、科学家们、文学研究工作者、报纸杂志的编辑人员，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参加到这个斗争中来。”郭沫若还在《三点建议》中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在上星期四已经开过一次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联合召开胡适思想讨论会的计划。我们拟定了九项内容，分别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历史观点、文学思想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每项问题由主要研究人写成文章，公开报告，并进行讨论。我们想用这样的办法，把胡适的反动思想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的遗毒，加以彻底的清除。”郭沫若是在号召对胡适思想实行全面围剿，无论是胡适能够影响的领域，还是影响不到的领域，郭沫若都要求开展批胡运动。 　　其三，在胡适被宣布为“战犯”之后，郭沫若又宣布胡适在文化学术上的“死刑”。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说：“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 　　胡适被宣布为“战犯”，那是胡适“自找”的，若是他识得抬举，乖乖地留下来高就“图书馆馆长”，战犯名单上也许不会有他的名字。不过这样一来，他极有可能去秦城与张东荪为伴——人家张东荪还有功可矜，他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出过力，你胡适对中共有何功可言？郭沫若提出，要在文化学术上打倒胡适，理由仅仅是“某些人”尊胡适为“孔子”。这样的理由也能成立吗？郭沫若也知道，单从文化学术上去打胡适，胡适是不会倒的，所以他要“上纲上线”——这个词语也许是以后才有的，但这个做法早就有了——把胡适“拔高”到与“人民公敌”蒋介石同等的地位，并把胡适跟“美帝”、“买办”扯到一起。郭沫若在《三点建议》中说：胡适“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了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诬陷、栽赃都用上了 。这样做，一时竟也能有些效果，可使受胡适影响的人霍然“醒悟”。胡适的一位高足就曾撰文说：“现在觉悟到应该严格分清敌我，所以我确认胡适是政治上的敌人，也是思想上的敌人，惟有彻底清除他散布的毒素，才尽了我们的职责。” 　　其四，为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作出示范。郭沫若是这样批胡适信奉的实验主义的，他在《三点建议》中说：“胡适根本不懂得科学。但他是反动哲学唯心论实验主义的信奉者，他跟着他的老师美国的实验主义者的杜威一道，把最基本的方法也作了唯心论的歪曲。他大胆地设想一些怪论，再挖空心思去找证据，证实这些怪论。那就是先有成见的牵强附会，我田引水。他的假设就是结论，结果自然只是一些主观的、片面的、武断的产物。……他曾经说过：‘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他这位自封的‘高明’的‘好汉’，就是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一同去做花旗顺民。”说胡适“大胆地设想”的都是“怪论”，你郭沫若有何证据？你说胡适要”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一同去做花旗顺民”,又有什么根据？郭沫若又说：“其次是杜威所说的‘有效即真理’，我认为，那不外就是‘强权即公道’。因为对资产阶级统治者，对帝国主义好战分子，被认为最‘有效’的就是横行霸道。那就是杜勒斯、麦卡锡之流所奉的真理了。此所以实验主义是最反动的哲学思想，能够在美国吃香。此所以宣扬实验主义的胡适，不外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郭沫若的“逻辑”很可笑：杜威的“有效即真理”等于“强权即公道”，杜威的“有效”即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横行霸道”，杜威的“真理”即杜勒斯、麦卡锡的“真理”，所以杜威的实验主义是“最反动的哲学思想”。胡适宣扬杜威的实验主义，所以胡适是“美帝国主义的文化走狗”。不讲证据，不讲逻辑，不讲道理，一至于此！ 　　杜威的实验主义能作为“反动哲学”批判吗？能逮老鼠就是好猫，不是暗合杜威的“有效即真理”吗？ 　　笔者还想用余英时的一段话来回答郭沫若。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篇）》中说：“甚至胡适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也未尝没有可以普遍化和客观化的成分。例如中国大陆上今天喊得最响亮的两个口号——‘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至少间接地和胡适的思想有渊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字面上是取自毛泽东的《实践论》……但是现在这种凭空的提法显然和实验主义的真理论相去不远了。试问它和前面所引胡适的那句话——‘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有什么实质上的分别呢？” 　　郭沫若为批判胡适运动定了调子，那些教授、学者们便争先恐后地按着郭沫若的调子批判胡适。郭沫若关于胡适和蒋介石是“一文一武，难兄难弟”的一段话，被人当作经典引用。郭沫若骂胡适“走狗”，有一个叫曾文经的学者便骂胡适为“疯狗”，并在文章结尾得意地写道： 　　“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 　　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 　　“对敌战斗”变成了辱骂，真是斯文扫地。 　　郭沫若在批胡适运动中，是带头“兴风作浪”的人，唯恐运动范围不广，唯恐运动火力不猛，唯恐运动伤人不多。“文革”中，他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仍然挨批不说，还不能保护自己的家人。政治运动中整人者，到头来自己不免挨整，这就是中国政治运动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