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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斗士”到“智者”：舆论监督的话语转型——新世纪以来《南方周末》文本分析
发布时间：2009-01-20 阅读次数：123311次 本文章来自：J&C Review
□姜红 许超众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有《焦点访谈》，南有《南方周末》”的美誉在民间传颂一时，这两个不同形态的媒体一度成为中国人心目中传媒正义的化身。从1984年创刊起，《南方周末》以“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的姿态和理念赢得众多读者，从而一纸风行、独步报林，成为最高发行量达130万份的“中国第一周报”。“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正义·良知·爱心·理性”等口号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它注重启蒙的办报宗旨。[①]更重要的，南周素来以敢言著称，我国同级党报不能监督同级党委的现实情况，造就了它一度成为异地监督的典范，从而被一些学者列为突破地方保护主义、跨地区监督的标本。[②]然而，近年来，这份以“说真话”、“追求新闻理想”为标志的报纸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读者戏称其为“北方周末”，“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甚至有读者在网上惊呼“南周精神死了”。2007年4月，《南方周末》报头打上了“在这里读懂中国”的七字印记，并且通过各种形式凸显和强化这一理念。
从“维护正义”到“读懂中国”，《南方周末》的这个转型是否真的意味着它放弃了“铁肩担道义”的大报职责？是否意味着它已不再是一份体现新闻人理想的报纸？是否意味着它引以为傲的舆论监督使命的终结？本文通过对2000-2007八年《南方周末》文本的分析考察，探索这份报纸话语转型的轨迹与精神指向的变化。
行文之初，首先需要界定舆论监督的概念，以避免出现语义上的模糊。有的学者认为：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介对社会中各种不良现象的批评性报道，它对弘扬社会真善美打击假恶丑发挥着巨大作用，能否有效实施新闻舆论监督成为新闻媒介干预社会能力最主要的体现。”[③]批评性报道是一种较为鲜明的舆论监督形式，但是，舆论监督的意义显然应该更为宽泛，既可以通过批评，也可以通过建议的方式实现，它的目的是干预社会。我们更认可陈立丹教授和展江教授的观点：“所谓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务、政务和一切公共事务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施政活动，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政治家、演艺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监督，这种监督既包括揭露和批评，又包括评价和建议。[⑤]也可以这样理解，舆论监督就是新闻媒介根据公众的意见和议论，对偏离或违背社会正常运行规则的行为所进行的如实报道，而不论是否一定会持明显的批评立场。它的主要对象也不仅仅为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应该是掌握主要社会资源的各种群体。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南方周末》近几年的表现，舆论监督并未“式微”，而是以新的形态在延续着老“南周”的精神血脉。也有学者认为，“新闻媒体通过刊载或播出批评性、揭露性报道，对某一问题、某一时间实行某一方面或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批评等形式，批评、揭露和揭示违反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以及政府律令与法规，违背人民利益，干扰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危害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不良倾向，违法乱纪行为及各种问题，以引起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广泛的重视，促使问题解决和向积极方面转化。”[④]这两种表述都把舆论监督等同为批评性报道，对监督对象的界定也比较含混。的确，
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文所选样本的时间段为2000年1月——2007年12月。选择这段时间，首先希望考察这份报纸伴随着新世纪到来的足迹变迁。其次，这段时间包括了业内外人士公认的（无论是毁是誉）《南方周末》的转型，但凭感觉和印象发言者居多，以实证分析者居少。再次，已有研究者对1997年1月份——2003年6月份的《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新闻报道做过抽样分析，意在研究南周的批评性报道。[⑥]综合上述因素，在样本选择上，本研究采用2000——2007这八年当中除去节假日特刊以外的所有南周作为样本。
就具体样本而言，本研究只选择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报道，其他版面和新闻报道都被排除在外。对于纸质媒体来说，头版是其最重要的版面，是该媒体的亮点与特色所在，相比别的版面具有更高的地位。在版面语言上，头版头条更体现了报纸理念的落脚点，折射出该报纸进行新闻选择时所反映出来的总体倾向。在分析报纸头版头条时，我们没有将其完全等同于单篇的新闻报道，也不仅仅局限于实际呈现的文本，而是力求透过文本去发掘这份报纸固有的“灵魂”，乃至整个社会的话语环境。在本研究中，2000——2007年除去节假日特刊外的每一期报纸头版头条成为都成为本文的样本，一共有389份。
（二）   类目建构
为了考察《南方周末》舆论监督话语的变化，本研究建构了三个类目：
1、主题构成。即从所选题材上划分，《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所涉及的主题分类。南周头版头条涉及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根据新闻报道涉及的主题领域划分，我们将其分为四个大类：时政、经济、公共问题以及社会生活。其中时政主要包括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政治新闻、会议新闻以及军事新闻等；经济主要指关系全局的财政金融问题等比较宏大的经济新闻。政治与经济一起构成人们生活、工作的整个宏观环境。社会生活主要是指与人们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闻事件，大都包括反映当今民生的一些社会新闻与灾害新闻等。如果说时政和经济新闻是“大叙事”，社会生活类的新闻就是“小叙事”，往往是社会中个体生存状态的体现。与以上两者相比，公共问题主要包括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资源以及环保问题等等，它可能没有时政和经济新闻那么宏观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也没有社会生活类新闻那样微观，但更多与公共利益相关，与公众相关。
2、文本倾向性。主要指《南方周末》头版头条中所体现的态度立场。我们将文本的倾向性简化为赞扬、批评和中立三种态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文本倾向性容易受到研究者主观判断的影响，且其中的强、弱关系较难把握。我们主要依据文本中是否出现评价性叙述来确定其立场是否中立，再根据文本中是否有明显正面价值指向的叙述和明显负面评价的叙述分为赞扬和批评。当然，和更细致的研究相比，这种分类还是稍显粗疏。
3、区域分布，即新闻报道来源的地域构成以及该新闻报道所能直接产生影响力的范围。很显然，仅仅从新闻报道的主题分布难以完全再现“南周”舆论监督的原貌，从稿件所涉及的地域分布能够窥见它异地监督的范围。依据南周头版头条来源的空间构成及其所直接产生社会影响力的范围，首先可以将其分为“国”、“地方”、“境外”以及无法界定其区域的“其他”四类。
简言之，如果我们使用宽泛意义上的舆论监督的概念，“主题构成”用于分析《南方周末》舆论监督的主要领域和关注的主要问题；“文本倾向性”意在考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形成的“南周风格”，那种旗帜鲜明的激扬文字如今是否安在，即舆论监督的形式如何；“区域分布”则更多观察这份报纸舆论监督的视野与格局。
发现与分析
经过对2000年至2007年389份报纸的389个样本所做的内容分析，我们有如下发现：
（一）时政类报道稳定增长，公共问题报道大面积增加，社会生活类报道相对萎缩
从下文的“表一”与“图一”可以看出，在《南方周末》这八年的头版头条新闻中，特别是2001年以后，时政类主题的新闻一直占有较大比例，分别为：2000年18%，2001年31%，2002年37%，2003年25%，2004年26%，2005年30%，2006年32%，2007年31%。如果把时政类报道和经济类报道加在一起，《南方周末》的时政经济类报道除去2000年（29%）和2003年（27%），其他年份都在40%的比例上下（2001年39%，2002年44%，2004年33%，2005年35%，2006年40%，2007年41%），稳定的占据了所有报道题材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份额。
为什么2001年的时政新闻一下比2000年增加了13%，此后，即使在“非典”这样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抢夺公众眼球的2003年，时政新闻的比例也没有低于过25%。其中一个不能不提的背景是：“2001年下半年，南方周末编委会为报纸的转型确定了新的方向：向综合性、高品位的严肃周报转型，着力加强时政报道的策划与经营。”[⑦]
当一份报纸希望从民间立场、人本姿态的“同人报”转型为“主流”立场的“大报”时。时政新闻因其题材的重大性、主流性，更能通过提升新闻报道的“硬”度而提升一个媒体的权威度，它成为“南周”新闻转型的首选题材，也就不奇怪了。
再看有关公共问题的报道比例，分别是：2000年18%，2001年37%，2002年27%，2003年49%，2004年38%，2005年39%，2006年38%，2007年43%。这其中有几个年份特别值得注意——2001年的公共问题报道量比2000年一下子多了一倍，比例也从18%上升到37%。并非是2001年的公共事件特别多，其背后仍然是报道理念在起作用。2001年是《南方周末》的转型之年，它由过去注重对个案的、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类的新闻的聚焦，转变为更重视群体的、公民利益的、制度层面的新闻深度透视。主流大报之情怀隐然在现。2002 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时政新闻多切割了一部分蛋糕，即便如此，公共新闻也占到了不低的27%。2003年，拜“非典”之所赐，公共问题报道上升到前所未有的23篇，占全年报道的半壁江山。2007年的公共问题报道仅次于2003年，占43%，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多家媒体将这一年命名为“公共事件元年”。公共问题的报道面也不断扩大，由资源、环境、卫生，扩大到教育、科技、体育等更广泛的公共生活领域。
2000-2007这八年，《南方周末》公共问题的报道量平均为36%，时政新闻的报道平均为29%，经济类新闻报道平均7%，社会生活类报道平均28%。既然报纸一年的报道总量是固定的，那么，时政新闻的狂飙突进和公共新闻的异军突起必然会挤占社会生活类报道原本的地盘。从“图一”和“表一”中能看到的另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社会生活类报道量的缩小。2000年，这类报道还是《南方周末》的品牌标志，以26篇的绝对多数和53%的高比例雄踞各题材之首。就是说，在全年中一半以上的时间，《南方周末》首先进入读者眼帘的是有关个人命运遭际的社会生活新闻。2001年，此类新闻急剧下跌至12篇，比例下降了一半以上，仅有24%。从2001年至2007年，社会生活类新闻的百分比从未超过30%，从2004到2007年，更呈现一个明显的下滑趋势，由29%跌至16%。
表一：《南方周末》头版头条主题构成（2000-2007）
时政
经济
公共问题
社会生活
总计
2000年
9
5
9
26
49
2001年
15
4
18
12
49
2002年
18
3
13
14
48
2003年
12
1
23
12
48
2004年
13
3
18
14
48
2005年
14
2
18
12
46
2006年
16
4
19
11
50
2007年
16
5
22
8
51
图一：《南方周末》头版头条主题构成百分比（2000-2007）
（二）批评性报道不断减少，文本叙述越来越趋向客观中立
2000年是《南方周末》批评性报道一家独大的“黄金时代”，全年49篇头版头条报道中，批评性报道有28篇，占57%。但此种盛况转瞬即逝，2001年，批评性报道降至41%，为20篇。此后，批评性报道每年的头版头条数量再也没有超过20篇，比例也一降再降，2005年至2007年都在30%以下，2005年达到最低点17%。
与此同时，客观中立的报道却节节增长。2000年至2002年都在35%左右（2000年35%，2001年32%，2002年33%），2003年增加到52%，2004年略有下降（42%），其后的2005年至2007年都处于50%左右（2005年52%，2006年50%，2007年49%）。可以说，客观中立的报道方式已经成为《南方周末》的主要文体形式。不动声色的观察、白描式的记录、节制冷静的叙事，让《南方周末》在2003年以后变得更加理性，更像“时代记录者”而非过去的“社会干预者”。
《南方周末》偏向正面的赞扬或建设性的报道在这八年中虽有小的起伏，但一直在30%以下，当然，数量和比例最小的年份是2000年，这一年头版头条上的正面报道仅4篇，与28篇的负面报道相比几乎微不足道，仅占所有报道的8%。2001年的正面报道有一个较大的提升，全年13篇，占27%。此后则多至14篇，少至7篇不等。
如果说反映社会生活境遇的个案类叙事更能让读者动容，甚至一掬同情之泪，时政类和公共类叙事则更让人冷静思考，它们往往并不针对哪个非常具体的人和事。即使以具体人事为由头，叙事者的醉翁之意也不是成心和哪个有名有姓的个人过不去，叙事者的矛头指向的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建设。在叙述方式上，如果说个案类叙事的策略是“动之以情”，公共类叙事则“告之以事”，“晓之以理”。客观描述更多，报道更加注重平衡、公正，感情因素和价值判断更少。
表二：《南方周末》头版头条倾向性构成（2000-2007）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赞扬
4
13
11
7
8
14
12
11
批评
28
20
21
16
20
8
13
15
中立
17
16
16
25
20
24
25
25
总计
49
49
48
48
48
46
50
51
图二：《南方周末》头版头条倾向性构成图（2000-2007）
注：表中所有数据均为百分比。
（三）报道地域分布面广，主要报道地区体现中国政治经济格局
如“图三”及“表三”所示，在2000－2007这八年389篇报道当中，有254篇是有关地方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其中包括台湾），占64%。属于“国”字号的只有106篇，仅占27％，“境外地区”、“其他地区”的报道分别有27篇、12篇。在当今报纸日趋激烈的地域化、本土化竞争中，《南方周末》却把版面慷慨的贡献给其他省市自治区，有关广东省的报道八年中只有26篇头条，足见它根本不是一份地区性报纸，明显有着全国性大报追求。
再来分析《南方周末》头版头条中“地方”的构成问题。在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中（包括特区），《南方周末》这八年的头版头条选材区域涵盖了其中31个（见“表三”），堪称异地监督的典范。在这些头版头条中，新闻报道的主要发生地为广东、北京、湖北、四川、湖南、河南、云南等7个省市，共占总量的47%。其中处于前两位的是广东和北京，分别占10%和9%，湖北、四川各占7%，湖南、河南各占5%，云南占4%（见“图四”）。这些地区的报道中，北京、广东与河南都涉及到卫生与社会生活领域，四川省以政治领域的新闻居多，湖南省对应于卫生、环境问题，云南省与社会生活、环境相关联。而较少报道的地区除了西部以及一些偏远、地理上不便利的省份以外，大都为上海、浙江等东部沿海一些较发达的地区。这个统计结果也许可以纠正人们的一个误区：即《南方周末》总是“曝光”北方不发达省市，对于自己的所在的广东省及一些相对发达的省份，则选择沉默。“北方周末”由此得名。
公正地说，虽然《南方周末》头版头条的区域构成的确存在一定的不平衡，可是，对广东、北京、四川等7省市的侧重在我国地域分布上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政治中心的北京，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处中部的湖南湖北，经济上稍嫌逊色的云南、四川等等，几乎就是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格局的简化版。
图三：《南方周末》头版头条区域分布图（2000-2007）
表三：《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涉及的省市分布（2000-2007）：
山东
湖北
江苏
河南
云南
四川
新疆
北京
甘肃
安徽
贵州
00
1
3
1
2
1
1
1
1
0
2
2
01
1
5
2
3
1
2
0
2
1
1
1
02
0
4
0
4
2
1
0
5
0
0
2
03
0
3
3
0
0
2
0
6
0
0
0
04
2
4
2
3
3
3
1
3
3
1
0
05
1
0
0
1
1
3
0
2
2
2
0
06
0
0
0
1
2
4
1
1
0
0
0
07
0
0
1
1
1
2
0
2
0
0
2
总计
5
19
9
15
11
18
3
22
6
6
7
湖南
上海
内蒙
青海
浙江
天津
香港
福建
台湾
海南
重庆
00
1
2
0
0
3
0
0
4
0
0
0
01
0
1
0
0
1
0
0
0
1
0
0
02
1
1
0
0
2
1
1
0
1
1
0
03
1
0
0
0
1
0
0
0
0
0
1
04
1
1
1
0
0
0
0
1
0
0
1
05
2
1
1
0
2
1
1
2
1
2
0
06
4
2
0
2
0
0
1
1
0
2
0
07
4
0
0
0
0
0
0
2
2
0
3
总计
14
8
2
2
9
2
3
10
5
5
5
江西
广西
黑龙江
广东
辽宁
山西
陕西
河北
宁夏
境外
其他
“国”
4
0
0
8
0
1
1
1
1
2
2
8
0
2
0
2
1
1
0
0
0
5
4
12
1
1
0
5
1
1
2
0
0
3
0
9
1
0
0
3
3
0
2
1
0
5
0
17
0
0
2
0
2
0
2
0
0
1
0
12
0
0
1
3
0
0
0
0
0
3
1
14
0
0
0
3
0
1
2
0
0
3
5
17
0
0
0
2
2
3
1
1
0
5
0
17
6
3
3
26
9
7
10
3
1
27
12
106
图四：《南方周末》头版头条涉及各省市分布图（2000-2007）
结论与讨论
从上文的内容分析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7年，《南方周末》除了仍一如既往地坚持跨地区监督以外（当然，针对不同区域的内容定位会有所区别），实际上，它所侧重的主题领域已经出现了变化，从对民间取向的社会生活类新闻的重视转向对公共取向的时政新闻和公共事件的关注。同时，针对权力部门的批评性报道的份量、力度以及影响力也不免有所削弱，代之以更加客观、理性、专业、平衡的报道。
但是，在大多数读者的心目中，批评性报道作为一种标签，已经和《南方周末》这个品牌联系在一起，难以剥离。人们之所以选择阅读《南方周末》，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它的批评性报道，这才有“北有焦点访谈，南有南方周末”之说法。八年来，《南方周末》却“一意孤行”地实施着自身定位上的转型，这种变化与受众对它的角色期待有了内在的冲突。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才会认为一份原本优秀的报纸正在逐渐走向沉沦、平庸。
曾经高唱“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南周选择了转型，究竟为何？南周的主编向熹是这样认为的——批评揭露性报道有个盛极而衰的过程，客观因素的制约会导致在题材上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关键是长期以往，读者的胃口被越吊越高，自然，新闻报道操作上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直至不易为新闻工作者把握。所以，向熹坚持，仅凭批评性报道这个单一的新闻品种是不足以支撑住一份报纸的。[⑧]
虽说《南方周末》一度确实受制于动辄得咎的外部环境，但将它自身定位的转变归因于以牺牲舆论监督的力度为代价寻求自保，显然是过于简单了。自1984年创刊以来，经过多年的努力，南周已经形成了底层民众与精英群体两大核心受众群，然而，新世纪的到来，社会结构与市场构成的变化都促使《南方周末》必须对自己重新定位。“一次缜密的市场调查显示，《南方周末》知识型读者的比例逐年上升，2002年达到92%。按照发行量和传阅率，《南方周末》已拥有600万知识型读者。”[⑨]“哑铃型”受众结构。此时，哑铃的中间杆正在变粗，这部分群体出现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直接造就了公共问题在南周主题领域中的强势地位。于是，《南方周末》的编辑部认为，致力于建设性信息的传播是当前南周新闻报道的首要之意。所谓建设性信息，“和南方周末的舆论监督报道的出发点一样，建设性报道也是为了维护公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其建设性体现在帮助读者(无论读者的身份是学者、市民还是政府官员)认清社会的每一分变化。”这种建设性信息是“‘哑铃杆们’最需要的，也是当今媒体的本份”。[⑩]这些读者的生活现状、对南周的期待将成为这份报纸内容定位的首要选择。因为，相对于都市报的注重地缘、专业报的注重业缘，跨地域发行的《南方周末》更看重以精神缘来维系读者。同时，这批知识型读者的出现，也在逐渐修改着南周原初的那种“两头大、中间小”的
相对于读者所认为的“平庸”、“沉沦”，《南方周末》的这次转型同时被誉为“进行着从‘斗士’向‘智者’的转型，进行着将核心竞争力从‘新、锐’到‘视野、见识、情怀’的调整，进行着影响主流人群、推动中国进步的努力。”[11]而转型之后的《南方周末》，“以‘纪录时代进程’为己任，在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它将纪录所有的重大变化，以更理性、更科学的态度追求新闻品质。”[12]其实，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南方周末》的这次转型，无论南方周末人的主观意愿如何，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南方周末》的这次转型确实与当今社会发展进程相对应。事实上，南周读者群的变化也折射出了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的新格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中间阶层的渐渐崛起，所有这些都已在慢慢修改着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此种情境之下，面对复杂的社会变化，一篇针对权力部门酣畅淋漓的批评性报道给读者带来的信息满足远不如一篇反映自己生活环境的客观报道。就在此刻，南周郑重其事地推出了“建设性信息”，在新闻文本上不失时机地表现出了对公共问题和制度建设的关注。这种公共问题恰恰就是介于国家政治与个人生活二者之间的公共社会生活，《南方周末》的跨地区监督恰恰就拓展了这种公共空间的范围。这也是《南方周末》对舆论监督内涵的有意拓展和深化。
我国目前的国情很难形成完全类似于西方的公民社会。长期以来，我国就一直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僭越：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越位，国家社会对个体生活领域的越位。安东尼·吉登斯对解放政治与生活政治的区分在我国同样也不具备普适性。因为，在我国很难找到一块完全意义上介于国家与个人家庭二者之间的社会领域。然而，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加拿大著名社区主义者查尔斯·泰勒的公民社会理论，泰勒曾给公民社会下过这样的定义：“当透过不受国家支配的民间团体，社会可以自我建设及协调起来时，或者说当这群民间团体能够有效地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时，这才是公民社会。”[13]其实，在泰勒的定义中存在着两个相关论点——区分政治领域，限制国家社会；抑或提供讨论，影响公共决策。前者在我国的落实尚需时日，且不能操之过急，后者在我国其实已经存在。有学者总结出了公民社会最根本的特征：“突出每一位作为个体的公民的民主社会，每位公民的权益、需求、意愿与价值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任何一种与每位公民相涉的社会行为方案的设计与实施，都要以对作为当事人的每位公民的自主意识的认可为前提。”[14]其实，公民社会的这种根本特性还是在要求对公民身份与角色的重新建构。既然是公民，就应该成为公共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体，成为公共事务的担当者，而不是公共生活的“看客”，无论这个“看客”多么“入戏”。
尽管《南方周末》对社会“公共问题”的关注远没有达到西方“咖啡厅”意义上的那种境界，公共事务目前还不可能完全由全体公民来讨论解决，但是，它基本上改变了公民的“不在场”状态，将一系列公共问题置于报端，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形成公民讨论的基础，从而使这种“公共空间”原则上对所有公民开放。如是，媒体方能够成为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之间相互设置的联系纽带，发挥沟通与引导作用。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南方周末》主编向熹坚称，单纯地呼唤正义，抨击社会不公，已经远远不足以保持《南方周末》的影响力和社会威望。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杨兴锋则更为超前，提出了“媒体公民”的理念。
如果我们承认舆论监督比单一的新闻批评含义更为丰富，影响更深远，我们为何不能承认“在这里读懂中国”、构建中国“公民社会”比单纯地呼唤正义、抨击不公更能显示一份报纸的成熟、远虑和责任呢？从“斗士”到“智者”，从狭义的个案式议题到广义的公共生活议题，磨去的是一个媒体表面的棱角，成长起来的可能是一个民族内在的力量。
附注：
本文为姜红主持的2008年国家社科规划青年项目《两重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研究》（批准号08CXW004）成果之一。
注释：
[①] 资料与数据来自于媒体安都网.www.MediaUndo.com.
[②] 孙旭培. 鲁珺瑛. 论推进舆论监督的三类经验.新闻大学.2003（夏季号）.
[③] 胡钰. 新闻与舆论.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222．
[④] 于为民. 舆论监督与新闻法治.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27．
[⑤] 展江. 舆论监督紫皮书.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4:84.
[⑥] 张小丽.从南方周末的批评性报道看舆论监督.中网
.http://www.tec119.com/nw/7/20040101/435.shtml .
[⑦] 朱强.《南方周末》转型期舆论监督特色分析. 青年记者.2006 (17)．
[⑧] 施爱春. 守望读者的精神家园——《南方周末》主编向熹问答. 传媒观察.2006 (10)．
[⑨] 读《南方周末》的精神缘.http://www.people.com.cn/GB/14677/21966/2358812.html .  人民网．
[⑩] 金莹洁.优秀严肃报纸的“精神缘”—— 访《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新闻界．2003（1）
[11] 范以锦. 南方报业战略.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53．
[12] 范以锦. 南方报业战略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53．
[13] Charles Taylor .(1990) “Modles of Civil Society”. Public Culture . Vol.3. No.1: 98.转引自林夏竹. 在建构公民社会中我国媒体的角色定位. 社科纵横.2005（4）．
[14] 林夏竹. 在建构公民社会中我国媒体的角色定位. 社科纵横.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