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荔枝fm直播助手:第四编 战火硝烟中莒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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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战火硝烟中莒南
莒南作为省政府的诞生地，自有其得天独厚的基本条件。首先，莒南从1938年开始就是鲁东南特委的诞生地。其次，1940年11月，中共特别党员、国民党一一一师三三三旅旅长万毅率部向莒南大店日军据点发起攻击，并一举解放了大店。第三，1941年3月，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迁居莒南。1942年3月，滨海地委也在这里诞生。第四，莒南的抗日救国工作不断深入人心，1941年10月，板泉区渊子崖村的300多名自卫队员和群众爆发了远近闻名的抗日民族壮举。第五，三战甲子山的胜利。1942年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打通滨海地区南北联系，清除长期骚扰根据地军民和地方机关、不断挑起事端和制造摩擦的顽固派势力——百十一师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部，于8月、10月、12月先后三战甲子山，获得了胜利，使莒南成为当时全省惟一的一个既无日伪据点，又无顽军战区的稳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所有这些，不仅为山东省政府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也为根据地内部的土地革命和文化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1941至1942年莒南的减租减息运动不断兴起，1943年春，莒南又被山东分局确定为实验县，1944年春，在大店展开了彻底的“查减”运动。同时，滨海中学、山东省新华书店、庄户学、抗日文化井和山东第一个团支部等红色文化亮点也先后在莒南出现。所以说莒南不愧为是在战火硝烟中锻造成的红色莒南。
一、中共鲁东南特委在莒南大店建立
1938年8月，为开辟和建立鲁东南地区抗日根据地，经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建立中共鲁东南特委。景晓村、刘涌、崔介、李仲林、刘居英、杨昆、张岗为委员，景晓村任书记，鲁东南特委在大店建立，这是鲁东南地区（后称滨海地区）党组织最早的领导机构。它在滨海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今天我们根据崔介、景晓村等同志的回忆文章和提供的材料整理成稿，以此来纪念省政府成立60周年。
（一）特委建立前鲁东南地区概况
抗日战争时期的鲁东南地区，北起胶济铁路，南至陇海铁路，东临黄海，西到沂河、沭河，包括当时诸城、莒县、日照、赣榆四县的全部和胶县、高密、临沂、郯城、东海五县各一部。南北长约800里，东西宽约200里，面积约72000多平方华里，人口400余万，村庄8900多个。境内山峦起伏，物产丰富。北有五莲山、藏马山，中有甲子山、马亓山，南有夹山、苍山、马陵山。在700 多华里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柘汪、岚山头、石臼所、王家滩、灵山卫、两城等港，台潍、泰石等公路干线纵横交错。南北可控制连云港、青岛市，东可控制各个海口，西可控制鲁南重镇临沂，既是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地区的接合部，又是山东、江苏两省的交界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鲁东南地区人民勤劳勇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山东省党的创始人王尽美同志的家乡就在莒县。早在大革命时期，滨海地区就有党的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日照、诸城都建立了县委，莒县的南关、西辛庄、主家岭和临沂的板泉小学也都建立了党支部，并于1932年发动了闻名全国的日照暴动。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鲁东南地区党的组织也随着暴动的失败遭受到严重破坏，但是余火未熄，犹如埋藏在地下的火山，时刻积蓄着冲击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颁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国同胞联合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经过整顿的中共山东省委也发出了战斗号令，要求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反抗日寇的侵略。鲁东南地区的共产党员也和其它地区的共产党员一样，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挺身而出，参加抗日活动。原属中共临郯县委领导下的板泉小学党支部，首当其冲，支部书记王任之带领薛汉鼎、高立明、夏林以及一部分青年学生奔赴陕西延安，参加革命队伍。未走的党员组成新的支部，坚持开展抗日宣传。原莒县南关、辛庄、主家岭等支部所属的一批共产党员，如张百川、孔福亭和刚出狱的主纪先等同志，也积极在本地进行抗日活动。1937年8月间，早在战前就因共产党嫌疑而被国民党判处三年半徒刑的谢辉同志，这时也利用担任涝坡乡长的合法身份，和张子亮、刘瑞卿、刘怀川、何连峰等人一起，组织了200多人的“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并和临沂地下党组织崔介取得了联系，成为滨海地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尔后，又在 1938年3月，参加了由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山东省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这支部队根据省委指示，开赴沂水，和邵德孚组织的抗日武装合并，组成了四支队六大队。同月，由五十七军百十二师地下党员赵志刚发展建立的北杏村党支部，也组成千余人的抗日队伍。6月，在百十二师地下工委领导下，中共赣榆县临时支部和中共日照县下元村特别支部建立，不久又成立了“日照县抗日民众自卫联合会”，下设涛雒、巨峰、碑廓、高兴等四个分会。7月，滨海地区抗战后的第一个县委中共莒县县委在岳家沟建立，郭有邻任书记。县委建立后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等问题。与此同时，四支队派遣徐方辰、李子恒到达莒县南部的十字路一带，帮助张子亮、丁景文扩军，不久，又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武装。
随着抗日救国运动的蓬勃发展，滨海地区党组的活动不仅在群众中大见成效，而且逐步向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延伸。在我党影响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下，莒县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建立，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失掉关系）路雨亭任主任并兼莒县保安旅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曹明楼也参加了动委会工作。尔后，在我党控制下，以国民党新六师政治部和国民党莒县政府的名义，在牛家庄举办了战地干部训练班，由中共党员徐锦江、钮新农、米新华担任教员，为我党培训了一批地方干部。
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7月，鲁东南地区党的发展和党的活动总形势是好的，基本上有三条线，第一条是中共山东省委（曾一度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直接领导的中共莒县县委和通过中共临郯县委领导的板泉支部；第二条是五十一军我党地下工委原临沂军事工作小组领导的十字路、兰陵、博山三个武装基点；第三条是五十七军百十二师地下工委领导的赣榆县特支、日照下元特支和莒县北杏村支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也建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发展了一定数量的革命武装力量。但是，由于多头领导，各地党组织“各行其是”、“各自为政”的现象比较严重，形不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又加国民党在这里不仅掌握着政权，而且拥有大批军队，莒县顽县长许树声仅以抗日名义就扩充了3000多人马。此外，还有许多旧官僚、旧军阀以及土匪武装，如临沂的郑德顺，莒县的王乐天，诸城一带的“五霸”、“七雄”等。他们表面上也打着抗日的旗号，招兵买马，占山为王，实际上是和日寇狼狈为奸，制造磨擦分裂，剥削压榨群众。为了广泛深入地开展党的工作，积极主动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有效地应付错综复杂的局面，就必须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因此，在鲁东南地区建立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不仅是革命形势的需要，也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
（二）鲁东南特委建立的经过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山东省委，对开辟鲁东南地区的工作，建立鲁东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历来十分重视。早在1937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就通过赵健民、姚仲明同志，派中共党员、济南师范学生郭有邻，回到家乡莒县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冬，省委又派李仲林作为巡视员，到沂水、莒县、临沂、日照等地，检查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情况，传达省委指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1938年8月，中共鲁东南特委在大店正式建立，特委成员有景晓村、刘涌、刘居英、李仲林、崔介、杨昆、张岗等。景晓村任书记，杨昆任组织部长，崔介任统战部长，李桂五任特委秘书。到1938年底，特委领导机关在桑园进一步健全。景晓村任书记，李仲林任组织部长，孔楚白任组织科长，李均任宣传部长，辛玮任宣传科长，崔介任统战部长，谢辉任军事部长，庄泽华、蒋爱民任参谋，特委委员张敬堂负责职工工作，李纪德负责青年工作，赵波负责妇女工作，袁子扬任特委秘书处主任，刘夏峰任交通科长，秦海村任总务科长。
特委的建立，不仅产生了鲁东南地区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而且为鲁东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特委建立后，在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形成了三项决议：一、宣传扩大我党的政治主张，大力发展武装；二、培养训练干部；三、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同时决定，以莒县为中心，向南北两个方面发展。
在特委建立的同时，二支队也开赴大店进行整编。整编后的二支队，由刘涌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委，杨昆任副政委，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下设参谋处、供给处、军医处。政治部下设三个科，孔楚白任组织科长，李向群任宣传科长，郭有邻任民运科长，不久由王正接任。二支队下辖两个营，由罗积伟、吴坤分任一、二营营长。二支队是特委领导下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它为开辟和建立鲁东南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9年3月，省委决定景晓村调任清河特委书记，高克亭接任鲁东南特委书记，春末，鲁东南特委机关进一步健全，高克亭任书记，李仲林任组织部长，李均任宣传部长，崔介任统战部长，谢辉任军事部长。尔后，设社会部，徐锦江任部长。李纪德任青委书记，张敬堂任职工会长，赵波任妇委书记，袁子扬任秘书主任。特委委员除各部部长外，还有张敬堂。特委常委由高克亭、李仲林、李均、崔介等人组成。秘书处下设三个科，总务科长秦海村，交通科长刘夏峰，财政科长赵子俊。还有组织科长孔楚白，宣传科长辛玮，社会科长洪林，军事部参谋庄泽华和蒋爱民。
（三）特委建立后的初期活动
特委建立后，始终把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在短时期内，就和各县原有的党的组织取得了联系，宣传了省委关于鲁东南特委的决定，了解了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在此期间，活动在苏北灌云一带的许家屯同志曾到大店介绍了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经验，特委参照他们的做法于1938年10月，在大店召开了鲁东南地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地方和部分党员代表三十余人，其中有郭有邻、辛玮、曹明楼、艾光楼、辛纯、王新华、钮新农等。会议由特委统战部长崔介主持，他讲明了鲁东南地区党的历史、严重任务和召开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接着特委书记景晓村传达了冀南区党委李菁玉《关于建设抗日根据地政策》的报告，然后由特委组织部长李仲林领导大家学习讨论。最后，由景晓村作总结。这是鲁东南地区各地党组织代表参加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共开了两天，到会的同志明确了当前的任务，提高了政策水平。接着，又举办军政干部训练班。通过散发招生简章，招收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男女青年到训练班学习。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怎样做群众工作和部队政治工作。训练班党组织在培训过程中，不断考察学员的政治表现、觉悟程度和工作能力，毕业后量才使用，有的被分配到民运工作团，有的充实到连队，有的留在训练班进一步培养，也有的被选送到岸堤干校继续深造。这样的训练班共举办了两期，为地方和部队培养了一批干部，对开展鲁东南地区的宣传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在广泛开展宣传的基础上，特委还组织了民运工作团，深入群众，开展宣传工作。由于特委的重视，二支队民运科得到很大发展。民运工作由原来的几人增加到二十多人，其中有王正（现名王真）、黄民兴（现名黎辉）、毛洪、徐华、刘曦、王卓、刘欣、孙涛、毕业、邵英、张鹤村、刘炎、孙忠民、尹茨芬、蒋新亭、耿桂华、张少白、董福山、来伯衡等，他们分成若干小组分赴各地，主要是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宣传、唱歌、演戏、写标语、印传单和进行家庭访问，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二是帮助地方建立乡级动委会和群众抗日团体。在莒县的七、八区，许多乡动委会形成第二政权（当时县区乡政权是国民党的），许多抗日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他们积极扩军、募捐，为八路军筹粮筹款，做了大量工作。
在工作中，特委和二支队的同志还特别注意通过实际行动宣传影响群众，他们所到之处，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做好驻村群众特别是房东的工作，帮助房东挑水，打扫院落，帮助群众干些农活，借物送还，损坏赔偿，……这些现在看来好似不起眼的事情，但在当时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广大群众过去从来未见过不欺负老百姓的队伍，现在看到八路军的行动，感到新鲜敬佩，互相传颂着八路军的好处。特别是二支队在莒南小坊前（现名左家坊前）一带，铲除了几股骚扰群众的土匪之后，更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有不少农村青年，主动找上门来要求参军。临沂五区庞瞳村（现在莒南板泉镇）的开明士绅纪心如（又名纪尊平），把自己的儿子纪贵、纪富，女儿纪振，都送到二支队。莒县八区庞家垛庄庞贡生的儿子庞伯华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加宣传队的。
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之后，到1938年11月，特委和二支队开赴莒北之前，已经建立了莒县、诸城两个县委，莒县县委书记郭有邻，诸城县委书记乔志一。莒县南部的七区、八区都建立了区委，七区区委书记庄伯方、八区区委书记袁子扬。良店、十字路、张家薛庆、聚将台等地也已经发展了一批党员。日照、诸城、赣榆等县党的组织也有了迅速发展。
特委在开展宣传的同时，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在鲁东南地区，当时最大的统战对象是国民党新编第六师师长高树勋。高树勋于1938年4月到达莒县后，就向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地方政府发号施令，成为左右鲁东南地区形势的军政长官。这个人对我党过去就比较友好，曾向北方局要钟辉同志担任他的政治部主任。到山东后也还不错，又向省委要了不少干部，如宣传科长许言、民运科长张岗，教导队政治部主任刘居英等。
在鲁东南地区，特委的统战对象除高树勋外，就是各县县长及地方实力派。当时的统战工作以赣榆、莒县为好。赣榆县国民党县长朱爱周，思想比较进步，对我党态度友好，他让中共党员刘寄萍担任赣榆县军警政训处主任，后改为县常备旅政训处主任。又派中共党员张树仁担任六区区长。刘寄萍、张树仁等同志，在朱爱周的支持下，利用合法身份，积极从事党的工作，使赣榆县的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莒县顽县长许树声在高树勋对我党态度比较友好的情况下，也表示愿意与我党合作，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失去关系）路雨亭担任了他们的保安旅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辛玮、辛纯、王新华、吴士军、徐锦江、钮新农等也到政治部工作，从1938年7月，就组成了国共合作的莒县民众动员委员会。特委建立后，又以二支队政治部的名义，和许树声交涉，选派了一批党员干部担任了各区、乡动委会的指导员，使这一带半政权性质机构的领导权，大部分掌握在我们和开明人士的手里，对当时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委在莒南的统战工作，不仅在地方上有了发展，在军队中也初见成效。在许树声的保安旅中，有两个独立营——杨华魂营和马跃伦营非常倾向我们，特别是马营，在我党统战政策的影响、在共产党员马弊带领下，于1940年弃暗投明，举行起义。在统战工作中，特委认真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既联合，又斗争。1938年10月，特委在大店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后，高树勋以大店地主告状为由，划定了莒县安丘边界的柿子园一带为特委和二支队的防区，并正式下达命令，要我们立即离开原地。对于高树勋错误决定，特委拒不执行，在安排好莒南的工作后，二支队由刘涌、杨昆率领开赴诸城，特委也进驻了莒北招贤一带，共同开展莒、日、诸边区的工作。特别是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之后，高树勋日趋反动，勾结地方顽固势力，制造磨擦分裂，对此，特委曾向他们提出多次批评和抗议，但他拒不接受，最后，我们只好撤出干部，中断了和他的统战关系。
总观这阶段的统战工作，在莒县和赣榆还是比较好的。日照、诸城则出了些问题。在日照，先是国民党县长赵丹坡害死涛摊区抗日救国联合会负责人王建一，尔后，日照县国民党保安大队长尹鼎武，又在皋陆袭击我们新成立的一个中队。特委和二支队闻迅后星夜驰援，在惩罚尹鼎武的同时，派统战部长崔介赶到日照，向新上任的国民党县长牟希禹提出抗议，接着，又找到张里元驻日照的旅长卢灿章，要求严惩凶手，伸张正义。结果，牟希禹的县长被撤职，换上了张里元的亲信陈瑞，尹鼎武的保安大队长也被撤职，换上了日照地方土顽李延修。
在广泛开展宣传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特委进一步加强了武装建设。原四支队六大队从沂水开赴莒县时，只四、五百人，到8月即发展到两个营七百多人。不久，又收编了朱信斋部三百余人，组建了二支队四大队（亦称独立营），朱信斋任大队长（后因叛变被我镇压），杨昆兼政委。与此同时，在四支队徐方辰、李子恒和特委成员崔介帮助下，莒县成立了独立营，有六百多人，张子亮任营长，丁景文任副营长，徐方辰任教导员。
特委和二支队紧紧抓住了军事胜利这一有利时机，召开了诸胶各抗日部队代表联席会议，组成了“诸胶抗日部队联合指挥部”，公推我二支队司令员刘涌任指挥，国民党胶县县长兼保安十七旅长姜黎川的二团团长徐明山任副指挥。
二支队在驻泊里期间建立了鲁东南地区的第一个海口税收机构，征收进出口货物税，这项工作由二支队财政科长赵子俊负责。税收虽然不大，但在当时已经是一步登天了。过去，吃饭、穿衣靠要“给养”，靠募捐，现在有了自己的海口，不仅解决了部队的吃饭、穿衣和地方的经费问题，而且还经常向省委借款。过去，我们没有被服厂，有了自己的海口之后，就筹集资金，在石场的岳瞳，建立了鲁东南地区的第一个被服厂，军衣由被服厂统一制作。过去，各县办事处花钱都是自己想办法，现在，可以造预算领经费了。有了自己的海口，对部队和地方上的同志都是很大鼓舞。
正当二支队在泊里一带大显神威的时候，鲁东南特委在人民群众和开明士绅的要求下，由招贤移驻桑园，对外称二支队后方司令部。为了尽快开辟莒、日、诸边区的工作，特委再次组建了民运工作团，黄民兴任团长，团员有陈明、宋绍九、毕业、王盈、王华、王涛、刘灼、鞠征等二十多人。他们边宣传，边访问，边调查，边开展群众工作。
与此同时，特委还先后在日北的古家沟、诸城的前后长城岭、宋家庄、阎家庄、葫芦柄、五莲山区的高戈庄以及九泉山里的靴石三家村等地，建立了点线关系。古家沟的古敬安、古方亭等，是日北红枪会的领袖，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他们接受了我党的领导之后，日北山区的局面就很快被打开了。后来，这两个人都成为共产党员，古家沟也成了莒日边山区的堡垒村。高戈庄一带，是诸城县四区的中心，在这里，住着以张瑞亭为县长的国民党诸城县政府和他的保安部，什么“五霸”、“七雄”之类的“游击队”，谁也进不去。可是，当我们做好了地方势力派刘宗唐和刘仲永的工作之后，八路军诸城办事处（对内是诸城县委）就能进入这个地区开辟工作。阎家庄的郑冠五，虽非当地士绅，却有一定影响，和我们接触之后，进步很快，国民党地方派曾多次去接他，他总是坚定地表示跟共产党走。后来，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阎家庄也成了我党控制下的堡垒村。
从1938年8月鲁东南特委建立以来，经过八个月的艰苦工作和英勇奋战，鲁东南地区党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部队不断扩大。到1939年4月，鲁东南地区已建立了六个中共县级单位，即：莒县县委，郭有邻任书记；日照县委，范景蘧任书记；诸城县委，乔志一任书记；胶县工委，邱也民任书记；赣榆工委，刘寄萍任书一记；莒赣临工委，白炎波任书记。同时，建立了一些分区委和村支部。
各县县委对外称八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有的单设，有的县委书记兼任，莒县郭有邻，日照刘鸿若，诸城王圣兴，胶县邱也民，泊里前方办事处主任钮新农。在特委的统一领导和部队的大力支持下，莒、日、诸、赣等各级党政军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为后来开辟和建立滨海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根据党史委的档案资料整理）
二、山东省战工会创立与滨海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1940年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伟大胜利，是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抗日民主政权适应当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特殊形式。它和1943年8月改称的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以及1945年8月改称的山东省政府一样，都是山东省的人民民主政权。名称不同，是适应斗争形势需要的结果，也展示了我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发展壮大的艰难历程。
（一）省战工会的创立
战工会是在山东广大抗日军民的要求下，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迫切需要建立起来的。1939年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顽固地执行蒋介石的限共、溶共、反共政策，限制我党我军活动，封锁我军给养，破坏抗日群众团体。1939年夏季日寇大“扫荡”中，沈鸿烈的各级政权相继垮台。凡是我军和群众组织能够控制的地方，都先后建立了县、区、乡政权。滨海区也于1940年3、4月间先后建立了日照、莒县的县、区、乡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废除了苛捐杂税，统筹抗日救国公粮，实行了初步合理负担，“庄户”县长、区长、乡长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同时也遭到以沈鸿烈为首的反共顽固派操纵的反动武装摧残，斗争异常尖锐。
1939年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于
民主宪政运动的全面开展，实现了山东人民的心愿，在政治上也给蒋介石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和山东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破坏抗日民主政权的活动以有力的打击。
在这种民主与宪政的气氛下，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统一领导机关的鲜明旗帜打出来了。
战工会成立后，立即于1940年9月召开了全省行政会议。战工会秘书长陈明同志根据《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检查总结了山东的政权工作，部署了今后各项工作任务，着重阐明了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各种政策的基本原则等十四个方面的问题。从此使山东的抗日民主政权工作走上了巩固发展的道路。
（二）滨海区的政权建设工作
省战工会成立后，主要活动在滨海区，直接领导滨海区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关于民主制度的认真执行，日照、莒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时，并未建立县参议会。为了健全民主制度，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建立后，江华同志即向地委机关干部做了“抗日根据地各项政策的报告”，高克亭同志召开地委常委会，决定建立莒县、日照两个县的参议会，提议以县委书记白炎波、郑子久分任莒县、日照县参议会议长，进步人士王东年、开明士绅徐干卿为莒县副议长，进步人士高燮宸为日照县副议长。莒县参议会于1940年9月建立，日照参议会于10月建立，并照以上拟议提名选举了议长、副议长，仍选举谢辉任莒县县长，刘鸿若任日照县长。为了坚持民主制度，1941年初，地委根据对敌斗争形势需要，建立莒中县委时，因来不及召开莒南、莒中参议会，只好在政权形式上原莒县参议会、莒县政府的名义暂不改变，莒中县的政权机关以“莒县县政府莒中行署”的名义出现，在工作上直接归滨海区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领导。莒县县长仍由谢辉兼任，由副议长王东年代理工作。直到是年7月莒南县参议会成立，肖华同志又证明了王东年同志在冀鲁边一段党的组织关系，才选举王东年为莒南县长。
关于发展战略的指导。1940年12月，鲁东南召开了莒县、日照、赣榆三县及临沂东部两个区的代表会议，选举了莒、日、临、赣四县行政联合办事处。战工会主任黎玉同志指出：这个名称不妥当，应改为“滨海区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当时的地委是沿用一区党委第五地委的名义，而政权则系滨海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到1941年8月，又召开了滨海区参议会选举了行政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成立了滨海区行政专员公署。从表面上看是个名义上的问题，实际上这是滨海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战略问题。1942年3月又与鲁南四地委合并在一起，地委也改称“滨海地委”，1943年又成立了滨海区党委，发展到下属南至陇海铁路，北至胶济铁路以南诸、胶、高，东到沿海的广大地区，建立了3个专署，15个县政府。
关于村政权的改造。为加强政权建设，战工会推行行政村及划小区的制度，加强了县对区的领导，把工作重点放在行政村的改造上。因为，县、区两级民主政权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村政权仍然为封建势力所控制。公平合理负担政策一到村就变了样，他们还是按地亩摊派；减租减息法令公布了，他们当作耳旁风。相反，在村财政的处理上，他们却任意摊派，群众苦不堪言。经过发动群众选举成立村政委员会和优救、调解、财粮、战争动员、文教等委员会，在组织形式上比旧的村政权有了变化。但是，由于封建的经济、政治势力没有削弱，村政还是被封建势力所操纵，对抗日民主政府法令的执行是阳奉阴违的。工、农、青、妇、民兵等群众组织虽然组织起来了，并没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减租减息是明减暗不减，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还没树立起来。后来，经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地主，在政治上摧垮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以贫雇农为主体的村一级“三三制”民主政权，才真正建立起来，抗日民主政权的进步法令畅行无阻地推行开了。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生产和抗日积极性大大提高，推动了参军参战、拥军优属、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与发展。
特别是经过整顿三风，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提高了各种组织的战斗力，深入查减斗争，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得到充分发动，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发展变工互助，推广植棉，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开发盐田，组织运盐队，发展纺织等合作社，奖励劳动模范，改造二流子。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在机关部队中也开展了生产运动，初步实现了丰衣足食。由于生产的发展，也推动了文化教育，改革了封建礼俗。庄户学（村学）、妇女识字班、村头识字牌、黑板报、读报组、农村剧团、俱乐部普遍发展，在不少村庄的青壮年中消灭了文盲，红白大事中的封建习俗大大改变，医药卫生条件也有发展。群众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出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局面。这些蒸蒸日上的新气象，也吸引了外来的难民，并得到安置。群众拥军的热情更高了，每逢敌人“扫荡”，受到民兵游击小组的阻击与袭扰，我军主力则机动打击敌人，深入敌后摧毁敌伪据点，粉碎敌之“扫荡”。
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战工会的若干法令，都是先经过试验，加以充实修正或反复修正后再普遍推行的。给人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救国公粮公平合理负担办法》的实施，先后经过甲种办法、乙种办法，以后发现免征人口太多，累进差额过小，又作了补充规定。到1942年秋，战工会决定废止甲、乙种办法，改行了按产量征收的《征粮新办法》。新办法在发展生产的作用上前进了一步，但因征粮办法多变，大家心中无数，执行结果比乙种办法还重。因此，1943年对新办法又作了修改补充。到1945年夏收前，省行政委员会根据解放区大发展的新形势，又制定了《山东省征收公粮条例》，肯定了按负担亩计算办法与按土地收入计算办法，分作五个等级计算负担。至此，抗战时期的征收救国公粮合理负担办法才更加完备地固定下来。以上可以看出，战工会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如何的费尽心力，反复实践，不到完美的程度，决不休止的负责精神了。
（三）加强基层的创举
战工会常驻滨海区，虽然人员不多，派出人员到滨海区帮助各项工作，则是常有的事。如秘书处对征粮合理负担办法制出换算表，民政处抽出干部加强专署民政科工作，财政处派出干部任专署财政科副科长，实业处则在大店区兴办水利，教育处在洙边区与滨海教育科合办教育实验区等等。
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省战工会在秘书长李竹如同志的主持下，与滨海专署合署办公，一个机关，两颗印信。滨海的事需要行文时由战工会秘书长和正副专员联署；全省的事需要行文时，则以战工会的名义单独行文。在这种情况下，滨海专署也调出不少干部加强下层，崔介到日照担任县长，迎接甲子山区的解放。战工会司法处副科长刘锡九也到日照县府任司法科长。专署财政科长王子谦到莒中任县长。省司法处的姜斌同志同时负责专署的司法工作，戚铭同志同时负责专署的财政工作，两个秘书处更是一套班子。这个做法，使滨海区的政权工作得到大大加强。可惜试行不久，日寇即发动了1942年冬季大“扫荡”。战工会机关为了机动转移，除将老弱留滨海区秘密疏散外，李竹如同志率领战工会机关及警卫连转移到沂蒙山区，不幸于
第二次全省行政会议的召开。这是一次准备反攻、迎接抗战胜利的会议，于1944年夏天在莒南县的坪上开始，到1945年1月在小山前结束。会议由整风学习，交流经验到检查领导，总结工作，整整开了半年。滨海各行署（后改专署）各县负责人和全省的主任、专员、县长，省行政委员会机关共200多人参加了会议。夏天，会议在树林里，冬天在村子前面，下雪天就找个四合院，院子里放张桌子，发言人戴上苇笠披上蓑衣讲话，四周门洞里的人都在倾听。有时还要半夜里紧急集合转移，避开敌人“扫荡”。就这样，解决了“民主思想、民主政策、民主作风”迎接抗战胜利的反攻大计。参加会的同志都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老同志至今回忆起来感到自豪。
（四）联想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战争年代，为什么群众会在生死斗争的严重关头，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卫抗日民主政权的利益？这是因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有多少群众为了保护干部、公粮和其他物资，受尽了酷刑甚至牺牲了生命。在严酷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为了战争的胜利，无论任务多么艰巨，干部党员总是身先士卒，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同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所以在任何困难面前，总是万众一心，上下一致，克服了种种困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三座大山”被推倒，就是在依靠党与群众血肉联系中取得的。
第二，毛泽东同志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强调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保证。战争年代的“庄户”县长、区长、乡长，“老张老李”，官民不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生活上不搞特殊化，能同群众打成一片。这条经验应很好的汲取。
（根据采访原鲁东南特委统战部长崔介的手稿整理）
三、中华抗日第一村——莒南县渊子崖村
渊子崖村位于莒南县板泉镇的沭河东岸。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躲避匪盗祸乱，村里围村筑起了
（一）齐心抗日
1938年，日寇的铁蹄踏进了鲁东南。之后，便在沭河西岸临沂县的小梁家等村安上了据点。鬼子汉奸经常到河东“扫荡”，残杀百姓，抢掠财物，一些恶霸地主、土匪武装也打着抗日的旗号，到处横行霸道。穷苦老百姓过着“白天怕见人跑，夜间怕听狗咬”的日子，提心吊胆，不得安生。
1940年秋打开凸凸凹后，八路军山纵二旅独立营来到渊子崖一带。这支部队的指战员生活艰苦，平易近人，关心群众，杀敌勇敢。当地人民认识到，只有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不久，八路军抗大文工团也来到了渊子崖村，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群众听了，觉得句句在理，更加感到，要赶走日本鬼子，只有依靠共产党、八路军。在党的领导下，渊子崖村很快建立了民主政权，林凡义被选为村长。接着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等群众抗日组织，还先后建立抗日自卫队和游击小组，大家把过去打土匪用的“生铁牛”、“五子炮”、大刀、长矛、雁枪集中起来，作为准备同敌人斗争的武器，在大街上，贴出了抗日标语；村子内外，传遍了抗日歌声，整个抗日救国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
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板泉区委和区人民政府号召在全区开展对日伪抗粮、抗捐活动，区长冯干三来到渊子崖村召开群众大会，讲明了抗粮、抗捐的意义，指出了斗争的艰苦性和复杂性，使群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曾给地主扛活多年的林九兰说出了群众的心里话：“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是咱老百姓的贴心人。咱留着粮食给自己的队伍吃，决不送给鬼子、汉奸。”
（二）旗开得胜
汉奸队长梁化轩，纠集了一百四、五十人，把渊子崖村包围了。一个汉奸小队长冒出来高声尖叫：“赶快交出所要的东西，否则攻进围子，杀你个鸡犬不留……”他的话音未落，自卫队的土炮响了，随后瓦片、石块一齐向敌人飞去，打得敌人抱头乱窜，汉奸队长梁化轩一面用枪指着汉奸队员不准后退，一面强打精神对着围墙嚎叫：“你们抗粮不交，还向皇军开炮，老子的二十响可不认人。”接着，汉奸队被逼着朝围墙涌来。自卫队员不慌不忙，沉着应战。当敌人靠近围墙时，“生铁牛”一声怒吼，只见烟雾四起，伪军被打得纷纷败退。村长林凡义马上命令：“开炮追击，抓活的了！”霎时，火炮齐鸣，浓烟滚滚。自卫队员在炮火掩护下，手持大刀、长矛向敌群飞去。汉奸们见自卫队员冲出围墙，英勇无比，吓得一个个六神无主，拼命往河西逃窜。渊子崖村的自卫队员同汉奸首次交锋获胜。
（三）浴血奋战
打跑了汉奸以后，冯区长来到渊子崖村表扬了这里的干部群众，并鼓励他们总结战斗经验，研究备战措施，以防敌人卷土重来。全村男女老少齐动手，有的修补围墙，有的擦拭武器，有的制造弹药。自卫队进行了整顿，每个排配备一名有战斗经验的同志负责领导工作。全村群众也作了分工，男青壮年守围墙，女青壮年运送弹药、石头，老年、儿童送水送饭，救护伤员。
炮火刚停，又有一群日寇顺着东沟，拉着大炮，往东北角进逼。在渊子崖村帮助工作的区委李秘书和副村长林庆忠，带着几十个人赶来，迎击敌人。在敌人靠近到二十来米的时候，自卫队把炮点响了，敌人连滚带爬，退回了北大沟，留下了十几个尸体，不一会儿，从西路又上来了一群鬼子。林九兰、林崇松等立即点燃了火炮，有的队员抱起石块向敌人扔去。只听“呀”、“呀”几声，三个鬼子被打死。
中午过后，敌人的大炮一齐轰鸣起来，炮弹落在了围墙、炮楼、大街和房屋上。村内火光冲天，村东北角的围墙被炸毁一段，不少队员被埋在土里，有的光荣牺牲了。鬼子朝着围墙缺口冲来，年轻的自卫队员林端五手握铡刀迎上去，“喇”的一声，一颗子弹飞来，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林端五的父亲林九宣看到儿子倒在血泊里，两眼冒火，转身向缺口冲去，他举起长矛，狠狠地刺死了一个鬼子。林九宣刚拔出长矛，又一群鬼子扑了上去。左右的自卫队员上去了，同敌人展开白刃战。在这生死搏斗的时刻，林九宣老人身受两处重伤，支持不住，倒在墙下。他吃力地说：“拼到底，要报仇！”老人的话，给自卫队员们增添了力量和勇气。林九乾手起刀落，结果了一个鬼子的性命。他自己身中数弹，光荣牺牲。村长林凡义正想弯腰搀扶自己的战友，一个鬼子的刺刀对准了他的脑门。可是，那个鬼子却先倒下了，原来是林九乾的妻子用撅头把鬼子砸死的。
鬼子进攻又一次被打退了。有的守着亲人的尸体在哭泣。林秉标老人对大家说：“现在不是流泪的时候，要站起来和鬼子拼到底！”说完，他扛起门板冲向围墙。几十个群众赶来了，大家用石头、沙土块和门板，重新把围墙缺口堵好。过了一会儿，鬼子发动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堵了的缺口又一次被密集的炮火打开了。一群鬼子在炮火掩护下冲了进来。这时，林九兰、林崇松手持铡刀，守在缺口两旁，一连砍死了两个鬼子。鬼子冲上炮楼，林九兰看到护身的楼墙眼看要倒塌，便急中生智，同林九先一起，猛地将这堵墙推倒，几个鬼子被砸在了墙下。林九兰、林九先借机抢步下楼，抡起大刀同鬼子拼杀。但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东炮楼失掉以后，鬼子又冲进西炮楼。守在这个炮楼上的林庆海，看到三个鬼子朝他冲来，便把火绳向火药罐里一扔，“轰隆”一声，冒起了熊熊烈火，林庆海竭尽全力冲出火海，三个鬼子却变成了“火人”。接着，林庆会、林兆岭等人赶来，把这三个鬼子刺死。林庆海因烧伤过重，光荣牺牲。
太阳偏西的时候，大批鬼子涌进村里，自卫队员和乡亲们在街头巷尾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林崇州负了重伤，村干部把他背到一个园子里让他休息，可他怎么也不肯，大声说道：“我们的房屋在着火，亲人们在遭难，我宁愿拼死，也不躺在这里。”说着昏倒在地。几个鬼子冲进这个园子里，林庆会猛地冲上，把长矛刺进了一个鬼子的后背，冷不防，他被另外几个鬼子抓住，手不能动，便用牙齿狠狠地咬断了鬼子的一个手指头。这时，被刚刚苏醒过来的林崇州看见了，他忍着伤口的剧痛，挣扎起来，抡起撅头朝向鬼子，但又昏倒了。凶恶的敌人把林庆会、林崇州捆绑起来，然后扔进正在燃烧的火堆里。这两个队员在临死前，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王彦治一连杀了三个鬼子后，又从夹道冲上去，用拳头将一个鬼子打倒，夺了他的枪。几个鬼子紧紧围着王彦治，他当机立断，从腰里掏出一个手榴弹拉响了，和鬼子同归于尽。
天快黑时，鬼子被前来增援的山纵二旅五团和县委、区委临时召集的武装赶跑了。这场战斗共歼灭鬼子官兵100多名。渊子崖村的英雄人民，受到了省、地、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表彰。但胜利来之不易，渊子崖村100多名自卫队员和乡亲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区委书记刘新一，区长冯干三等同志，也牺牲在这次战斗中。
英雄的渊子崖人民，掩埋了烈士的尸骨，迎着困难，不屈不挠，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机智灵活地运用麻雀战、地雷战，在反“扫荡”中打击敌人，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党和人民政府为了颂扬渊子崖人民的英雄业绩，纪念死难的烈士，1944年在该村北面的岭上，用紫红色的巨石，建立了一座六角七级纪念塔。滨海专署、滨海参议会和沭水县政府、县参议会的领导同志都在碑上题了词。建国以后，在临沂烈士陵园纪念堂里，陈列了渊子崖战斗的浮雕；在山东省博物馆里，展出了渊子崖战时用过的大刀、长矛；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曾设置专门版面，介绍渊子崖战争的英雄事迹，渊子崖人民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还多次被拍成电视片，在中央和省、市、县电视台多次播放。
（根据党史委早期档案资料整理）
四、抗大一分校进驻莒南
地处莒南县城北5华里的曲流河村，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村，村碑上雕刻着“抗大一分校常驻村”八个大字，向人们昭示着该村的光荣历史。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为了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决定以陕北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部分、陕北公学和安吴堡青训班组建抗大第一分校，挺进敌后就地培养干部。1939年冬，该校近4000名干部和学员由晋东南挺进到山东沂蒙山区，1940年1月到达沂南县岸堤，1941年春由沂南县转移到莒南县，校部（司令部）设在曲流河村，对外番号是十支队。周纯全任校长，李培南任政委，刘浩天任政治部主任。一分校设校部、政治部、训练部。校部设行政、队列、供给、卫生等科，还有被服厂、制药厂等；政治部设组织、宣传、民运、锄奸等科。办了油印校报《战旗报》和校刊《共产党员》。还组织了文艺工作团和民运工作团。训练部设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等科。学员编为4个大队，另有高干队、女生队等，每个大队有六、七个中队、七八百人不等。除第一大队在胶东地区独立进行教学活动外，其他大队均随校部在沂蒙山区的沂南、莒南、日照、费县、蒙阴一带活动。
学校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采取了军事教育为主，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方针。在人人要学会战争的前提下，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战斗保卫学习。教学方法主要是强调讲课、记笔记、小组讨论相结合，重视实践教学，学了即做，多演习、多观摩、多总结，互教互学，共同提高。教学的主要内容有军事教育、政治教育和群众运动教育等。
学校的学习条件是非常艰苦的，没有教室、课桌，没有课本，没有参考读物，惟一有的学习用具就是一个本子一支笔。上课时，群众的场院、沙滩、树林就是课堂，膝盖就是课桌，背包就是板凳。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学员们满怀“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来承担”的历史责任感，学习热情十分高涨。
抗大一分校十分重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教学质量。学校设党委会，各大队设总支委员会，中队设支部，经常召开党的会议，总结部署教学工作和军事行政工作。通过不断加强充实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学班子，精编教材，进行创建、评选模范活动，注意调查研究，有的放矢进行教学，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抗大一分校不仅是一个教育单位，也是一支战斗部队。在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多次配合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作战，甚至单独执行攻打据点任务。分别参加了侍郎宅、甲子山反顽战斗，攻克前程子伪据点和两次铜井战斗，以及无数次反“扫荡”作战。1941年秋季反“扫荡”中，第三大队坚持在西蒙山布袋峪地区，依托高山峡谷，以小部队分散控制要点纵深梯次配备，坚守通道两侧阵地，顽强抗击日伪军千余人连续多次进攻。同年11月反击日军5万人“铁壁合围”的大青山战斗中，第二、第五大队配合蒙山支队及山东分局、战工会、抗协的少量警卫部队，抗击日军一个旅团的进攻，掩护领导机关大部突围。血战中，第二大队政委刘惠东及第五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程克、第五中队队长邱则民等数百人英勇牺牲。
抗大一分校还十分注意做好驻地及周围村庄群众的工作。学校每个干部和学员都是一名工作队员，走到哪里，就把工作做到哪里。校民运工作团常到数十里外的村庄，发动和组织群众，和村、乡、区民主政权联系，了解情况，帮助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争方针，罗荣桓率山东主力挺进东北，抗大一分校亦随之行动。1946年2月，原在延安的抗大总校挺进东北后改名为东北军政大学，抗大一分校即编为该校第三大队。抗大一分校在沂蒙山区转战6年，先后举办了6期培训班，培养了14000多名党政军领导骨干。她就像一座革命的大熔炉，使有志青年在这里得到陶冶和锻炼。
50多年过去了，抗大精神一直激励和鼓舞着沂蒙人民。抗大一分校长期驻过的曲流河村，自然面貌大为改观。如今的曲流河村，田成方，树成行，旧貌变新颜，到处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曲流河人民正以百倍的努力向着小康目标奋进。
（根据党史委早期档案资料整理）
五、滨海中学在莒南建立
滨海中学，是抗日战争时期滨海地区一所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从1941年春创办到1944年秋滨海建国学院建立，先后共四年的时间，它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有用人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滨海中学在最艰苦的年代建立在莒南县，在战火中成长，每当回忆起那一幕幕的往事，总使我激动不已。为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激情之下，写了对滨海中学的片断回忆。
（一）滨海中学的建立与发展概况
1940年滨海地区开展了建党、建政、建军、建群等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1941年春中共五地委和滨海区各县联合办事处，决定建立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经过短时间的筹备，滨海中学于3月份在莒南县官地一带正式建立了。地委确定由各县联合办事处副主任崔介同志兼校长，滨海参议长高燮宸兼副校长，管戈任教导主任主持学校工作（同年7月间主纪先到校继管戈任教导主任）。开学的那天，到校师生员工有三、四十人，滨海区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谢辉同志在开学典礼上作了动员报告。他热情洋溢地鼓舞大家振奋精神，努力学习，艰苦工作，一定把滨海中学办好。不久，学校就发展到有中学生50多人，小学教师培训班一个班，学员100多人，教职员工30多人，学校初具规模。
1942年7月沭海中学与滨海中学合并，这是滨海中学大发展的时期，当时校长高燮宸，副校长邹华民，教导主任靳耀南，副主任俞松若，总务处长王士已。两校合并不久，即分为中学部和师范部，中学部驻湖子村，师范部驻玉山村。师范部主任主纪先，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指导员郭抵，女生指导员赵均。教师有庄佐臣、卢兼三、孙俊生、李德贤等，总务股长邱炳。
1942年10月下旬，敌人开始对鲁中进行第三次大“扫荡”。地区领导指出这次敌人“扫荡”是用拉网合围的战术，通知学校立即动员疏散，反“扫荡”胜利之后再集中教学。接到地区的紧急通知之后，立即在中学部和师范部分头进行动员，当天下午就进行了有组织的疏散。疏散时，原沭海中学师生，由靳耀南带领到临沭郯城，有些学生曾参加解放郯城的战役；原滨海中学师生中的一部分疏散到十字路镇西一带，由俞松若带领进行游击式的教学活动，不久也分散了。师范部教师和一部分中学部学生由主纪先带领转移到筵宾邢家水磨村，坚持教学活动。这时有指导员宁林和教师庄佐臣、孙俊生、卢兼三、李德贤等。政治指导员任杏发将莒中县的学员集中起来在盛家垛庄建立了学习组。当时为了坚持抗日战争的宣传鼓动工作和交流教学经验，在垛庄学习组出刊了《恋战》，在水磨出刊了《酣战》，这是当时大家都愿阅读的姐妹小刊物。
在当时情况下，滨海中学的中学部停止招生，师范部移住到筵宾区集西村创办了实验小学，同时招集了中学部的一部分学员四、五十人，经过三个月的师资培训，多数到小学去担任了小学教师工作。
1943年夏到1944年秋，滨海中学师范部从集西转移到洙边区刘家莲子坡，开始蒋杞任支书，不久就是滨海师范专办小学教师轮训班，主纪先任主任，周抗任党支部书记兼教导主任，轮训班主任庞焕，教务股长任杏发，政治指导股长孙秉超，女生指导员陈奋，教师是卢兼三、庄佐臣、李德贤、孙俊生、马峭峰等，总务股长兼会计邱炳，这时学校主要抓了以下几点工作：
一是以培训小学教师为主并吸收社会知识青年，经半年教育之后，分配做小学教师。学习时间是半年，在1943年和1944年先后办了两期。
二是举办了一期艺术队，培训时间为半年，艺术队主任鲁光，教师王佐卿等。主要教育内容是绘画、歌舞、演剧等。三是在1943年秋冬，从轮训师资班中抽调出学员张建华，在滨海师范驻地刘家莲子坡举办抗日小学，随后创办了“庄户学”。
四是在1944年春节之前，举办了一期文艺演唱训练班，具体由鲁光同志负责，主要对象是莒南、日照等县的区文教助理员和文娱骨干，培训内容是编排演唱新的文娱节目，以及具体布置春节文娱活动和慰问军、工、烈属等工作。
1944年在滨海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滨海地区的对敌斗争和以查减为主的群众运动开展迅猛。在这种形势下，1944年秋建立滨海建国学院，开始时设师范科、中学部、附设群众工作队。院部驻莒南县的山扁山一带，原滨海中学的教职工大部分分配到建国学院工作，院长刘导生，教导主任周抗，总务主任马亚鲁，生产外勤王力，校部秘书商励，文印股长任杏发，中学部主任曹在钧，群工队队长李希平，政治指导员杨涤生，师范科主任主纪先。师范科招收两个队，一队队长兼指导员庞焕，二队队长李实甫，政治指导员倪康华。师范科秘书丁原景。教师有卢兼三、李德贤、孙俊生等。校部、师范科、中学部和群工队，由于住在一地有困难，经常是分开各住一处。校部是单独住在山扁山以北的高柱村，召开全院领导干部会议，一律到校部集中，一般都是当天开完会当天回原地。这时工作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一是培训小学教师，半年结业，两个班共有学员一百多人。为了便于招生，开始曾说恢复滨海中学，继续招收中学生。群工队的学员，多数是在职的区、乡干部，全部是党员。
二是师范科兼路镇教育实验区工作，主纪先分工负责，路镇完小校长由省教育处颜润生同志兼任，周抗和王佐卿二同志经常去官地、温水泉两个村研究和指导这两地的“庄户学”。所以这两地的“庄户学”有新的发展，使“庄户学”和抗日、参军、生产紧密结合起来。
三是建国学院热烈响应滨海专署的号召，普遍动员和进行大生产运动。中学部帮助当地群众进行生产，并开了些小块荒地。师范科组织运盐等。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后，师训班结业了一部分学员，分配了工作。刘导生院长带领院部和群工队、中学班以及师范科小部分学员，到滨北专区地专机关驻地诸城县城，将大部分学员分配到滨北地区工作，所以后来诸、胶、高各县，有些县、区的领导干部都是当时建国学院的学员。
（二）滨海中学的办学方针和办学宗旨
滨海中学产生于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年代，它的办学方针是教育学员树立抗战到底的思想，掌握一定的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并具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文化知识水平，结业之后，服从分配到各抗战单位去工作，成为各单位的青年骨干分子。对师资轮训班，主要是进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思想政治教育，适当地提高文化、业务水平，以适应当时抗日小学的需要。
滨海中学，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学员完全脱产，实行供给制，并和专区机关一起随军活动。但为了蒙蔽敌伪的耳目，为了统战工作，并适应一些学员家长的心理，就定名为滨海中学，公开印发了招生简章，以普通中学的口气，讲到三年毕业之后，可以服从学校分配，也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在招生简章中还讲到要具有高小毕业或同等文化程度，考试合格后，到校办理入学手续等。可是在实际的招生工作当中，是通过了各县、区行政村抗日民主政府和群众团体发动的。有的还通过敌占区地下党组织秘密动员的。所以学员的来源和情况等等不一，多数来自滨海区各抗日根据地，也有来自各边缘区和游击区的，还有来自敌占区的有志青年。学员中有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中的人员和领导干部子女，军、工、烈属子女等等。学员的年龄也是参差不齐的，有二十几岁的，还有十四、五岁的。文化程度上，也高低不等，有的是中学肄业生，但更多的是高小肄业生或初小生。
滨海中学是以抗大一分校为榜样兴办起来的。抗大一分校于1941年3月随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司令部来到滨海，就驻在莒南县的良店和西岭泉一带。滨海中学第一任教导主任管戈同志和第一任书记郭抵同志以及中队长与中队政治指导员如宁林、山智中、余松若、任杏发和后来到校的周抗、庞焕等领导同志都是从抗大一分校聘请和调派来的，这些同志始终保持着抗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影响着滨海中学的教育方针和校风等方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滨海中学也是一所“抗大式”的学校。
（三）滨海中学火热的教学生活
为了适应战时环境和教学上的需要，滨海中学在组织上实行军事编制，将中学班和师资培训班，分别编成中队和学习互助小组。由在职干部分别兼任队长和政治指导员，民主选举学员任副队长和班、组长。政治指导员多数兼任政治课教师和负责做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中队长经常和学员生活在一起，以便更好地联系。
滨海中学的教学方法是生动活泼的。特别是政治课，不仅有教师讲授，还采用以班、组和中队为单位自由讨论的方法。有一次在上政治课时，提出了一个“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问题，学员展开讨论，然后，由老师作总结讲解，以加深学员的理解。学习班、组及时把预习中提出的问题汇报给授课教师。学员可以当堂提问，教师视情况可以随时解答。这样的一些教学和学习方法，使学员对所学内容融会贯通，认识逐步深化，培养了学员的独立思考和活动能力，还可以使教师经常掌握学员在学习中的一些情况，不断的总结教学经验，便于教学相长。
上时事政治课时，一般是采取集体上大课的形式，如《论持久战》、《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程，都是分别在中学班和师训班分头进行。文化课以班为单位进行讲授。在师资轮训班中，还设有教学教法、实习和参观、观摩活动。在中学班和师训班中都有课外作业和教师批改作业的活动。另外有体育、音乐、绘画等课，多数是中队进行活动。还时常将学员绘画的佳作，择优展览，以资鼓励，互相观摩。
滨海中学在平时上课、下课、吃饭、出操和临时规定的紧急集合等各项活动中都体现出军事化的特点。如平时早晨一起床，都按时打好背包，上课要以自己的背包作课凳，双膝就是课桌。一般人乍看起来这样的学校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可是师生平时过惯了，都在精神上感到是非常愉快的、乐观的，这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有着一种崇高的理想和信念，都有着为人民服务和抗战到底的决心。
滨海中学还把教学活动和当时的中心工作相结合，让学生参加一些实践并在实践中学习、锻炼。
学校每到一地，师生们都无例外地帮助房东挑水，打扫街道和院落。夏、秋大忙季节，学校总要放假几天和群众一起抢收、抢种，密切了同驻地群众的关系，增强了群众观念。学校还组织开荒队、运输队，如1943年春，以师资轮训班为主，组织了有一百多人的运盐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之下是以三辆盐车为小队，以便随时互相帮助。这次运盐的劳动，不仅增强了劳动观念，增长了关于食盐的伙食生活。
在反“扫荡”中，学校师生们一方面分成若干小组坚持教学活动，同时和群众一起参加反“扫荡”，进行“坚壁清野”，有时参战，在解放郯城的战役中，有些学生和民兵们一起参战抬担架，袁堂同学等还被评为解放郯城战斗中的模范。疏散到莒中县的学生，积极参加解放莒县城的战斗。如女生李敬彬动员妇女参加慰向解放莒县城时的伤病员，受到战士和当地群众的称赞。
滨海中学为了使学员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经常请领导同志来校作报告、讲时事，滨海专署副专员崔介同志、滨海地区的参议长高赞非同志、山东省政委会的文教处长杨希文同志等，都常到学校作时事政治和新教育理论等专题报告。这为滨海中学的发展自然也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根据原苏州教育学院院长主纪先回忆录整理）
六、庄户学在莒南创办
1943年冬至1944年春，莒南县洙边区的刘家莲子坡村，创办了一种适应战争和生产的学习形式—— “庄户学”。小学教员张建华同志被省授予“教育英雄”的光荣称号。“庄户学”这种新的学习组织形式一出现，就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党与政府的重视。山东《大众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都曾报道过这里办“庄户学”的消息及办学经验。全省各地纷纷组织参观团，冒着危险，穿过敌占区，远途跋涉到刘家莲子坡村参观学习。“庄户学”的经验很快在各地推行。群众文化水平提高了，有力地推动了抗战、生产和各项工作。
张建华同志是一个朴实敦厚、热情细心的男青年，当时才十八岁。他从滨海中学被分配到刘家莲子坡小学当教师的时候，人们并不十分重视他。
张建华办学没有成功，但并不气馁。他走出学校，跟踪追寻孩子们的去处，发现他们有的拾草去了，有的拾粪去了，有的在家带小弟弟妹妹。张建华暂时放下了教学，到山坡、田间地头，和孩子们混在一起，孩子们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慢慢熟悉了，就趁机教他们识几个字。这样以来，孩子们都很高兴、张建华进而把他们编成小组，适当安排了劳动和学习的时间，好天就在田间坡前教课，雨天回教室读书。这样做了以后，村里的少年儿童入学人数迅速增加，达到全村少年儿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二，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个办法被村干部和家长们知道了，人人称赞说：“这样又干活，又学习，很合咱们庄户人的意，像个庄户学堂”。接着，刘家莲子坡村的学校又陆续成立了成人班、妇女班、民兵班以及村干部班，也都是根据群众的需要、习惯来确定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组织形式。大家说，既是采用新办法，也不妨起个新名称，讨论来，讨论去，都觉得“庄户学”这个名称最合适，就决定采用了。以后，又有不少村庄也把原来的小学、识字班改称“庄户学”。有的还另外办起了“庄户学”。不久，莒南县人民政府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县推广“庄户学”。刘家莲子坡的“庄户学”很快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内教育改革的一面红旗。
从一般的民校、识字班到“庄户学”，这不只是简单的在名称上作了改变，而是在原有的群众教育的基础上，对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作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教育与生产劳动、抗日活动结合得更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强了。在儿童当中，不仅学习人数增加、学习成绩有了提高，而且干活更能干了，拾粪、拾草比以前增多了。因此，家长们说：现在孩子打架少了，心思都用到念书和干活上了。有一首快板简要地道出了“庄户学”的主要特点：
庄户学，真正好；群众办，党领导。
边识字，边拾草；庄户学，误不了。
又写算，又读报；天下事，都知道。
大组大，小组小；看忙闲，论老少。
子教母，姑帮嫂；自动学，互相教
要自愿，随需要；人人夸，都说妙。
（一）“庄户学”的教学内容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密切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庄户学”改变了过去不重视成年人教育的情况。各村除儿童班教学以外，都开办了青年、妇女以至老年人的班次。对于成年人来说，政治教育是一堂重要课。当时敌后战争形势比较紧张，减租减息后的阶级斗争形势仍然相当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办教育，尤其对成年人进行教育，是不可能不和这些政治内容联系起来的。
当时，在“庄户学”中讨论的政治思想问题很多，据我现在还记得的，有这样一些内容：抗战几年了，前途怎样？反攻胜利，要依靠谁的力量？穷靠富，富靠天的话为什么不对？命好命坏的话有没有道理？世界上有鬼神吗？此外，在备战工作、拥军工作、减租减息斗争、成立变工组中所遇到的各种思想问题，都经常拿到“庄户学”来讨论。其中又以“靠谁反攻”“谁养活谁”这两个问题讨论得细致广泛。在“靠谁反攻”这一问题中，群众根据自己目睹的事实，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实质，想靠国民党取得抗战反攻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的军队才能取得胜利。在讨论“谁养活谁”的时候，群众说：财主们说是他们养活了咱们，田地是他们祖上留下来的。可是他生下来的时候，带来了几块土坷垃（土块）？哪一颗谷粒上粘了他的一滴汗？他能知道在高粱地里晒太阳是个什么味吗？庄稼地不靠咱们拼命干活，能自己长出粮食吗？就这样，群众以自己亲身的经历，以不容置辩的事实，以生动通俗的语言，阐述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
1945年初，滨海根据地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庄户学”对成人的教育内容，又偏重到生产方面。其中有的是关于生产组织形式的，如变工队、互助组的好处，变工互助应根据什么原则等；有的是关于劳动最光荣，反对“二流子”思想的；还有的是关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如选换良种、积肥造肥、灭虫除害、打井修渠等。教学内容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解决了疑难问题，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群众在“庄户学”中交流生产经验，教师也在授课时作生产知识的介绍。不少教师原来对农业生产是完全外行的，这时也随着农民一起锄荷下田，携斧上山了；有的教师还学会了改良鸡窝、防止猪瘟的本事。石门涧村的一位年轻女教师，过去是五谷不分，草苗莫辨，后来不仅学会了几样庄户活，还对种棉技术作了一番比较认真的钻研。她专门讲了两课种棉方法，群众反映说：“前两年这位老师给我们上课，那些小孩子念的书，总是什么‘大狗叫、小猫跳’，听起来叫人烦死了。现在她也能讲‘栽地瓜，植棉花’这才真对了咱们庄户人的胃口”。
还有一次，区里开教师会议，教师们背着粪筐，边走路边拾粪，开会的时候，会场外摆满了粪筐粪叉，过路的农民见了，感叹地说：“在早，这些老师见了粪堆就捏着鼻子，绕着路走，现在见到会场外面的粪筐，就知道他们在里面说的一定离不了咱们庄户人的事了。”通过生产劳动，教师与群众的关系更为密切，相互间也更为了解和信任了。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我们的
1944年高庄村在发动青年参军工作中，有的群众由于受旧社会“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旧思想的影响，不愿叫孩子去当兵。村干部和教师在“庄户学”里，讲明保卫祖国、打败日寇的重大意义和参军光荣的道理，并动员积极分子带头支持这项工作，马上就有八名女青年写了送郎参军的申请书，六名青年报名参了军，他们在欢送大会上披红戴花，高兴地上了前线。
（二）“庄户学”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比较适合于敌后的战争环境与群众生产劳动的习惯。
说到这个问题，又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大约在1944年夏季，有两位同志从胶东专程到洙边来参观“庄户学”，在他们想像中，这样一个新的组织，一定会有什么新校舍、新设备。但当他们到村里转了一圈后，却什么也没发现，不禁有点失望，回来找我，要我带他们去找“庄户学”。正在这时，敌人“扫荡”开始了，我们必须转移，那两位同志来不及参观，便随我们离开洙边，到了西面山区。夜间又接到通知，叫我带一部分民兵迅速到东南去和另一部分民兵会合，那两位同志也一同随行。这时洙边一带已被敌人占领，当我们到了离敌人不过四、五里路的一个小山村时，那两位同志像发现了什么奇迹似的惊呼了一声，原来东面各村民兵正聚集在一间屋子里，因为行动时刻还没有到，都拿出课本专心致志地学习，“庄户学”教师正在给大家授课。假设不是人人肩头倚着枪支，屋里摆满了准备破坏道路的铁锨镢头，那简直就是一所很像样的正规学校。两位参观的同志见到这种出乎意料的情况，都十分感动，对我说：“找了一天‘庄户学’没找到，想不到却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点碰上了”。反“扫荡”结束后，这两位同志又在田间树下见到群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景象，就写了几句话给我们：“手捧书本肩荷枪，隆隆声中夹琅琅，碾盘锅台作石板，山野林间是课堂。”
“庄户学”的组织形式与教学方式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农闲时集中学；农忙时，分散学；大忙时就停学。年青未婚的妇女，家务劳动较少，学习热情高，在中午或晚间集中教学；中年已婚妇女，则在刷锅洗碗后或推完磨后，抽出短时间学习；年纪大一点的不愿出门，就在家里个别学习；老人家冬天爱晒太阳，就在墙根屋角组织读报；村干部们工作忙，则在会前会后简单地教一些，然后再由他们自己抽时间去温习；民兵有时候要集中生活，便在他们集体住宿的地方进行教学；油坊工人人数虽然不多，但要求相同，劳动时间较有规律，便较有计划地安排教学时间。生产运动开展后，妇女们组织了许多小组，如纺线组、纳鞋底组、搓棉条组、结蓑衣组等，就以这些生产组为单位组织学习，使学习组织跟生产组织统一起来。
对儿童的教学也是如此。一般集体授课的方式还是保持着，跟常规小学差不多，有时因农事较忙改为半天上课，或半天集体上课，半日分组活动。对于家庭中需要多负担一些劳动的儿童，则全部采用小组教学的形式，如刨草组、拾粪组、放牛组等，他们利用休息间隙或午间歇晌的时刻读书习字。人们经常可以在田头坡前见到这些小组此问彼答，琅琅诵读；也经常见到牛角上、粪筐上挂着一块小小的识字牌，儿童们放牧归来、拾粪途中，可以反复学习牌上的生字。
有的妇女家务缠身，无法摆脱，有的儿童也须留在家中照看幼小的弟妹，因此有的村庄把字送到田头地边的同时，还实行“把字送上门、把字送到炕头上”。这就是登门访问，个别教学。
刘家莲子坡有一个初结婚的妇女，家里人手少，活很多，她一心想学习，可就是脱不开身。村里识字班几次动员她参加，她都推辞了，有人说她思想顽固。“庄户学”成立后，分配了一个小姑娘每天上门给这位妇女授课，她一面烙着煎饼，一面在煎饼鏊子旁边用柴枝习字，后来在纺线车旁放了块小识字牌，再以后房间里、锅台上也写满了字。麦收以后，按当地习俗：“割完麦，打完场，抱着鞋底看老娘”，妇女们要回到娘家纳鞋底去了。而现在她回娘家还要向学校要介绍信，以便回到娘家后还能得到那边学校的帮助，不致使自己的学习中断。
（三）怎么办好“庄户学”？可以归结这样六个字：民办、互教、自学。群众中有学习的积极分子，有教学的积极分子，也有办学的积极分子，三者相辅相成，形成了庄户学的骨干力量。
在办学方面，一般村庄都有文教委员会的组织。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不一定都是识字的，但却是群众慎重选举出来热心办学的人。他们负责聘请教师，动员学生，制订“庄户学”的各种制度，也负责筹集经费，管理学校。对于民办的学校，除政府给予补助外，各村文教委员尽量自行解决经费问题，实行勤俭办学，减少政府的困难，在有的村庄里，即便是政府派出的教员，也实行群众管理，这样就使得办教育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事情，使教育工作能更好地贯彻群众路线。
“小先生”是群众教师的一种，他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百字师”、“千字师”到处皆是。在家庭中，夫教妻、妻教夫、子教母、孙教祖、弟教兄、妹教姊、媳教婆、嫂教姑等现象普遍存在。我们还可以听到小两口灯下共读，老两口互相考字的故事。这不仅促进了大家的学习，而且还增强了全家的团结。温水泉农民李子富因赌钱生活困难，两口子经常闹仗。经过在“庄户学”里受教育，李子富改邪归正。教师为他们编了一段快板写在黑板上：“李子富不赌钱，回头就把贩挑担。酱油咸菜卖得全，每集能挣两三元。生活继续得改善，人人夸他好学员。”李子富小两口也感动得编了个歌：“庄户学来好处多，帮助俺家谋生活。全家三口上了学，还给俺俩编成歌。感谢大家教育俺，深情厚谊没法说。”
在群众教师中，我记得洙边村有一个姓刘的农民，一向不大讲话，开起会来，他总是掏出个小烟袋，不住地吸烟，一言不发。有人和他打趣，问他：“成天不说话，嘴皮不发痒吗？”他说：“嘴皮痒了到墙上去擦擦，发言干什么。”后来因为他认识了几个字，又会打算盘，就选他做群众教师，慢慢地，他的话也多了，人也变了，讲课时还能联系实际，说得大家乐呵呵的。他熟悉本村的情况，了解谁家干什么，缺什么，想学什么，对于兼做小生意的，他就教记账、算账、打算盘；对于干部，就教看通知，打路条；对于经常替驻军烙煎饼的人家，就教记煎饼账，粮食账；对于抗日军人家属，就教看信写信。他教学认真，又能摸透各家的不同需要，灵活地进行教学，所以大家很尊敬他，见面就叫“老师”，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万人找”。大家不仅在学习上有困难时请教他，就是家庭不和，邻舍纠纷，以及碰到什么疑难的事情，也去找他解决，而他呢，再也不是闷声不响的人了，而成为群众中很活跃、很有威信的“
在群众性的互教活动中，还充分发挥了政府派来的教师作用，洙边区原有几十位教师，他们是民办学校的重要组织者。他们协助各村干部建立起文教委员会，并成为委员会中的成员。他们又是群众教师、“小先生”的辅导者，按期给群众教师上课，解答他们的疑难问题。他们本身也直接授课，成为
广大的群众热情参加学习，他们的目的不但是为着认识钞票，为着记账，而且也是为着能阅读党报，能看懂政府法令，能知书明礼，能帮助生产。当时滨海区出版了一种通俗刊物，叫《滨海农村》，很受群众欢迎。洙边村南的三界首，最多时曾订过五十多份。演剧、扭秧歌、画漫画、出黑板报、搞集市宣传等文化娱乐活动，在当时也开展得热火朝天；尤其到了冬天，村村锣鼓响，户户读书声。翻身后的农民们，是那样迫切地要求新的文化生活，是那样如饥似渴地要求读书识字！学习工具不足的时候，他们就在附近山上采来滑石做笔，以薄薄的石板为纸；有的就干脆用树枝、草棒在地上划字，所谓“白天划地皮，晚间划肚皮”的是真有其人。
刘家莲子坡有一位叫“学习迷”的村干部，他说学习文化有三句话，一是见字就抄，二是见人就问，三是有空就划。仅仅用了一个冬天，他不但学会了看通知、写路条，甚至听报告时还可以做简单的记录。该村还有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农民，人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熬干灯”，意思是说他每晚学习都要把灯油熬干为止，其实他有时在灯油熬干后还要借月光学习一阵。有一次，我问他哪来的这股学习劲，他回答得好：“我前半辈子当了睁眼瞎子，这后半辈子却不能再瞎了。现在我已经五十来岁，总还想着多听听，多看看，多明白事情，好叫人家知道咱们庄户人并不比别人鲁笨，不比别人少一窍。
是啊，庄户人并不笨，许多人经过“庄户学”或其他教育组织的培养，已经成为知书达礼，能写会算的新式农民了。我记得十年以后，即1954年的秋天，我在青岛市一次晚会上，遇到一位女同志，她笑着问我：“还记得我吗？那年成立“庄户学”，你还动员我上学来，学习了两个月以后，村里又叫我担任群众教师，我不干，还为这事哭过一场。”她告诉我，她已是青岛市一个工厂的干部。那时的一些庄户同学，有的出来工作，有的留在农村里生产，都进步得很快。听过她的一番话，不禁勾起我记忆中的许多往事，使我又想起那些年老、年青的同学们，想起那些“百字师”的
（根据战时省文教处干部洪林同志的回忆录整理）
七、山东省新华书店在莒南成立
山东省新华书店的前身是滨海书局，1943年5月成立于莒南县十字路镇。书局刚开张时，只有三名工作人员，三间小草房，里面的书架书台都是用土坯垒的。别看它设备简陋，店堂很小，可里面整洁，严肃大方，内容十分丰富。书局由－一五师政治部的潘寿卿任经理，另两位是周吉庆和何立生，他们都是经过战争锻炼的老战士，曾经多次负伤的荣誉军人。
书局内陈列着各种书籍，吸引着各方面的读者。大众日报社出版的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读物以及反映解放区新气象的文艺小说、诗歌等最受人们欢迎。为了扩大宣传和方便读者，在店堂的南头又专门隔出半间屋作为阅览处，备有长凳、桌子，很多附近工厂的工人、学校的学生和党政军各机关团体的干部、部队的战士来这里看书读报，自觉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了大家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
书局积极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整风运动刚开始，就主动宣传和发行《整风文献》、《整顿三风》等书；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及时发行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组织起来》等书；为了活跃解放区的文化生活，发行了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一类图书；每逢元旦、春节前后，专门发行有关庆贺新春的文艺演唱材料。这些图书都是宣传抗日和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及动员参军参战的内容，非常适合广大农村读者需要。
书局创建时环境是艰苦的，十字路镇西30里的地方，就是敌占区，经常受到敌人的骚扰。每年的麦收、秋收季节，日寇都要搞大的“扫荡”，书局的工作也就经常处于战备状态。每次“扫荡”前都要进行坚壁清野，把图书文具清点好，选好存放地点，一有情况就掩藏起来，待敌人“扫荡”过后，再取回营业。在敌人“扫荡”期间，书局的工作人员分散隐蔽在埋藏物品的地带，开展群众工作，保护存放物品。
党组织对书局的工作都非常关心，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的负责同志，经常过问书局的工作。只要路过十字路镇，就在书局里坐一坐。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肖华、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都常到书屋，看看有什么新到的图书和文具，问问工作和思想情况，鼓励大家为革命做好图书发行工作。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书局的图书发行事业也随之发展壮大。1944年5月，大众日报社接管了滨海书局，同年7月，以滨海书局为基础，山东省新华书店在莒南县洙边镇后净埠子村正式成立。从此，滨海书局便作为省店的一个门市部，把毛主席亲自题写的“新华书店”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镶嵌在门市部的正门上端。
山东新华书店成立后，相继设立了3个分店、9个支店、30多个分销处，分布在山东抗日根据地。除发行图书外，新华书店还是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身的出版机构，曾出版过《山东文化》、《滨海农村》、《新华文摘》等8种刊物和各种书籍。影响较大的书籍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苏联文艺作品外，有《政治经济学》、《学习方法与思想方法》、《蒋党真相》、《中国共产党烈士传》等，为“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供应全山东以精神食粮”做出了积极贡献。1945年10月后，山东新华书店转战于鲁南、沂蒙、渤海等地区，1949年2月迁入省城济南。
（根据党史委早期档案资料整理）
八、大鸡烟厂在莒南创建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针锋相对地开展对敌斗争，山东军区抽调了我们几位搞过敌工工作的同志，建立了侦察队。开始，我们主要是靠化装侦察，例如巧装改扮成小贩、行商，伺机插入临沂城内，在酒馆、饭店、集场、赌局等敌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搜集情报。这种做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也从敌人口里摸到了一些只鳞片爪的情况，但不系统不准确、特别是一些重要敌情，根本就搞不到手。
能不能寻求一种更好的方式了解掌握敌情呢？这时，我猛然想到，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是利用职业作为进行工作的掩护，那么，我们能不能搞点职业掩护呢？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情报处，我们几个同志一商议，都认为是个好办法。在谈论到以什么职业作掩护时，有位同志讲了听到的一个故事，他说：“今年春天，有位同志到临沂城里去侦察，刚进南门，就看到聚拢着一伙人嚷嚷，近前一看，原来是两个汉奸正在打架，一个汉奸的衣裳已被撕成布条，另一个汉奸的鼻子被打破了，鲜血淋淋。据围观的群众说，这两个人都是烟鬼，为争买一盒烟打得头破血流。”听到这里，我不由心中一动，随即脱口而出：“敌占区缺烟，我们根据地里有的是烟，俗话说得好。亲友见面，酒烟为先，我们何不在烟上做做文章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说：“好主意！”
我们滨海地区的农户，原来就有种黄烟卷纸烟的习惯，每到烟叶一成熟的季节，他们就用土机子制成卷烟到市场上出售，在莒南县的十字路、相邸、大店等集镇上，把一家一户生产的卷烟买进来，然后通过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带进敌占区，一部分卖给小商贩，和他们建立供销关系，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供应给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让他们以卷烟作诱饵，靠近日伪军，掌握敌情。为了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建立个联络点，我们通过内线关系，派遣敌工人员张玉卓，携带妻室子女在临沂城定居，以开炭场、出烟摊为职业掩护，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按照当时的分工，我是负责联络工作的。因此，经常骑着自行车来往临沂和十字路之间，把一箱箱的纸烟从根据地运到临沂城外，再把敌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由临沂带回根据地，有时也在城附近落落脚，住几天，分别向敌工人员传达上级的有关指示，总结交流情况，研究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措施。以职业为掩护的做法，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
随着对敌斗争的发展，卷烟的需要量越来越多，单纯从农户中收购显然已供不应求。有些已经收购的卷烟，由于质量太差，日伪军中比较高一级的头目根本不用。为了让卷烟打入敌人上层，使其在敌人核心中发挥作用。1943年5月，山东军区保卫部研究确定，自力更生，建立烟厂。兴建烟厂的决定下达之后，我们迅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在莒南十字路北的山扁山脚下选定厂址，派人到上海购买了卷烟用的罗纹纸和制烟用的香料，聘请了技艺比较高超的卷烟师傅，招收了一百多名卷烟工人。
要生产香烟，就得有个商号，创个牌子，到底叫什么牌好呢？我们共同商定了一条起名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名字要通俗，含意要深刻。按照这个原则，大伙进行了热烈的议论，不多会，就想出来十几个商标。在场的同志都发了言，惟独孙鲁光同志未出声，他静静地坐在一旁，默默地用笔勾画着什么。当我们问起他有什么想法时，他笑了笑，把手中的纸一举，一只英武的大公鸡展现在面前。大家同声高喊：“好！”没容我们继续称赞，他又高兴地吟诗一首：
阴云漫天雾重重，
东风横扫露寒星，
雄鸡高歌天破晓，
红日冉冉正东升。
在一阵热烈的赞扬声中，我们确定了香烟的牌子叫“大鸡”，烟厂的名字也自然随之叫“大鸡烟厂”了。
正因为大鸡烟厂是根据以敌斗争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所以，从投产的那天起，职工们就把生产香烟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多生产一箱香烟，就等于多在敌营中投放了一颗炸弹；多生产一支香烟，就等于向敌人心脏中多插了一把尖刀。”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夜以继日地劳动，生产指标一再突破，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这批自己生产的香烟，除留下一小部分供应根据地军民之外，大量的都运进了敌占区，重点是临沂城里。由于大鸡牌香烟原料纯正，质量优良，价格便宜，气味芬芳，很快名声大振，博得了敌占区各界人士的赞扬，不仅日伪军政人员争买大鸡牌香烟，就连川本、高桥也都偷偷地把大鸡香烟作为生活的必需品，有时还买进供奉给自己的上司。通过大鸡香烟作媒介，我们的敌工人员逐步靠近了日伪的上层人物，活跃在他们的中心，从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紧密地配合了对敌斗争。
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临沂城内四千名拒降伪军，虽然被我彻底歼灭，但一批日特和国民党特务却潜伏下来，敌人的鲁中、鲁南和滨海三个战略区都向临沂派出了特工人员。为了统一指挥，加强领导，彻底搞清临沂城内的敌特活动，山东军区保卫部研究确定，在临沂城内南关大街上建立大鸡烟厂临沂分销处，并确定由我担任分销处的经理。我们又继续利用大鸡牌香烟联络各方人士，调查了解情况，查清了隋玉贞等一批暗藏的特务分子，揭露打击了他们妄图组织反革命暴乱的罪行，保障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光阴如水，岁月流逝。运用大鸡香烟与日伪军作斗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在艰苦年代里创建的大鸡烟厂，却一直在不断发展，现在已变成了现代化的大企业，它的产品——大鸡香烟已畅销全国各地。
（根据原临沂地区副专员张方庚和原大鸡烟厂包装组组长孙立善的回忆录整理）
九、莒南的减租减息运动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根据地实行的一项土地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改善群众生活，调动群众生产和参战积极性，壮大抗日民主力量，支持敌后抗战，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滨海区莒南县的双减运动，较之山东各地，有其得天独厚的特点：一、中共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山东军区等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在莒南，直接领导了这一运动；二、1942年后，特别是甲子山战役之后，顽固派逃往路北，日寇对莒南“扫荡”较少，规模亦小，战事不多，莒南成为滨海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因此，莒南的双减工作进行得比较广泛、深入，成效比较显著。
（一）封建的租佃观念
旧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造成了农村土地占有的不平衡状态。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占有大量的土地，却不从事生产劳动和只从事部分生产劳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则缺少土地或没有土地，只得依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或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计。这就形成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若干阶层和封建租佃关系、雇贷关系等。
旧社会莒南的租佃关系是怎样的呢？抗战前夕，莒南一带普遍流行的租佃制度是“对半分粮”制。即：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切农本（指种子、农具、肥料等），由佃户出，收获的粮食柴草平半分开。如佃户使用地主的种子，分粮时先将种子扣除。一般的佃户不使用地主的牛具，而采取自养牛或合伙养牛的办法。如使用地主的牛具，分粮时，将牛价折粮扣下，牛草随牛。
雇佣关系，是指地主富农雇佣贫苦农民为其耕种土地而形成的生产关系。旧社会莒南一带出现的雇用工人，分长工和短工两种。长工是指常年在地主家做活的雇用工（当长工，俗称扎觅汉、扎活），长工一般是开春上工，秋后下工，吃、住都在雇主家中。长工的劳动报酬，开春时，双方商定，秋后下工时一次算清。年工资多少，视雇工劳动情况、身体强弱、技术高低而定，因人而异，无固定标准。大工（指领趟的、使牛的）高一些，小工低一些。在战前，一个长工的年工资一般是五至十块大洋。“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动荡，局势不稳，市面上大洋渐渐消失而被钞票代替，长工的工资一般在二、三十块至五、六十块钱之间。后来，局势继续恶化，纸票繁杂，物价上涨，雇工不喜欢钞票，改为粮食。一个长工每年的报酬为数百斤高粱或子。短工（也叫“做功夫”）是指地主富农或其他缺劳力户在农忙季节临时雇用的工人，报酬以天为单位计算，或粮食、或钱，无固定标准。农忙时，各地的集镇上还有“功夫市”，做短工的农民拿着农具在市上等候出卖劳力，需用短工者到“功夫市”上将劳力领到家中。
借贷关系，抗战之前，农村中流行的借贷制度是：农民借贷地主的钱，一般十个月为期，每块钱月息三分或四分，到期不还，将息做本，利上翻利。有的借钱时就指地做保，到期不还，地主便将它“准”去。如以后将借债还清，也还可以将地“赎”回。
以上所说之租佃、雇佣和借贷关系，是指一般的情况而言。有些地区、乡村，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量则远远超出上述所说之标准。例如大店，庄家大地主对佃户雇工的剥削花样之繁多，手段之狠毒，剥削量之大，更是骇人听闻。
（二）“五一”减租
抗战以来，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它的基本特点是：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党的政策是扶农、助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党的政策是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故在实行减租减息的同时，又实行交租交息，保证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于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
1941年1月，莒南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后，曾在工作基础好的区、乡、村进行过减租减息试点。但由于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工作推不开。有的农民白天减了租，晚上又偷偷地把粮食送还给地主。大店南村实行减租的户数尚不及5%，而目仅限于个别农户和不在家的地主。1941年秋天，部分村庄开始了“增加工资”的工作。增资工作由各级政府协同职工会进行，经雇主和雇工双方协商，给雇工增加一定数量的工资（或粮食），以增加工资后达到养一个半人的生活资料为标准。就全县范围来说，1941年至1942年春季的这段时间内，“双减”工作基本上没有开展起来。
（三）双减运动
1942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由华中返回延安，中央要他路过山东帮助检查工作。刘少奇同志长途跋涉，穿过日寇严密封锁的陇海铁路，来到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中共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司令部驻地临沭县朱樊村，他通过大量调查研究，抓住了山东问题的症结，在山东分局召开的会议上作了重要报告。在充分肯定山东工作成绩的同时，严肃指出了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接着，分局于
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于1942年5月4日发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指出：认真实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和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山东党政军民的一切工作，今后均须围绕着这一中心任务。决定以滨海地区的莒南、临沭为“双减”实施中心县，并派出大型工作团进行试点，创造经验。
山东省战工会1942年5月15日公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对双减增资做出了政策规定。其要点是：减租，凡公私租佃之土地，均须实行二五减租（即减租25%，莒南一带战前一般实行的是“对半分粮”制，实行二五减租后，主佃双方按3.75和6.25分粮），承担人于减租后，其应纳之租额，须按约交清，不得抗租不交；定租（定额地租因天灾人祸，致收成之全部或大部被毁时，得由双方协议减付或停付地租，如有争议由政府调处之；承租人因确系无力交纳，积累三年以上之欠租，得予免交，如有争议，由政府调处之；减租后，救国公粮由主佃双方负担，土地税由土地所有人负责之等等。减息，凡抗战前成立之借贷关系，应以清理旧债为原则，并厉行分半减息（即年息减为一分五厘）；债务人应付息达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付息达原本二倍以上者，债务消失；凡抗战后本条例颁布前成立之借贷关系，以实行减息调处争议为原则，未实行分半减息之贷款，双方无争议时依其原则约定，因利率过高发生争议时，由政府调处，调处不成者，即自借贷之日起按分半计息判处，另换新约等等。改善雇工待遇的政策是：一般成年男工，除由雇主供给食宿及习惯上一般待遇外，其年工资最低标准，应按照各地生活状况，以能再供一人之最低生活必须费用为标准，其具体数目由双方协议规定。但最低不得少于通常食粮（高粱或玉米）300斤；女工、童工工资之增加，以成年男工之工资标准比例计算之。但成年女工最低工资不得低于成年男工二分之一，童工不低于三分之一；短工工资有市价者，依其市价，无市价者，应由工会农会与雇工雇主按期商讨规定之；工资之付，均以粮食为标准，等等。
在“双减”试点过程中，刘少奇同志深入到村了解情况，帮助解决问题。6月17日，少奇同志来到赣榆县吴山区大树村。当他了解到该村以熊老七、熊丙伸为首的封建势力还相当嚣张的情况后，便亲自动手，发动群众同熊老七进行了说理斗争，使熊老七接受了职工会提出的条件，同雇工签订了减租减息合同。
莒南“双减”工作团在试点过程中，开展了“拔地”斗争。“拔地”是过去就有的习惯。即没有种地的农民，在某一季（多是麦收之后）与地主说通租种大佃户的地，至多不过一、二亩，一季即归还原主，一般租额较高。这种能向地主拔到土地的，必须是在地主及掌柜的面前有面子的，否则是办不到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拔地瓜地”。在“双减”运动中，工作团首先在下河村开展了“拔地”斗争，继而全县各地的农救会积极响应。从1942年6月28日《大众日报》刊载的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的“拔地”的情形。
旧历年端午节大店附近24个村庄的千多贫农。结成队队行列，齐向大店请愿，人的浪潮汇流在白杨林内，土堆上站着区农救会长，讲着简单有力的话：“我们的要求是合理！吃饱肚子才有劲头儿抗日！”大家高喊拔几亩地瓜地种，当场推出十个代表向地主请愿，群众排队游行，大旗飘扬在前面引路，锣鼓喧天地敲打着，喊声像爆发的火山，烈日下，绕遍大街小巷，达三小时之久，复回到树林中，由代表报告请愿谈判的胜利经过，地主代表庄佐臣、
这是莒南老百姓第一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地主阶级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拔地斗争的胜利，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破除了农民对地主阶级的迷信，动摇了封建统治，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1942年6月底，中共山东分局和滨海地委在临沭县东潘村召开干部大会，进一步布置“双减”工作。会上袁成隆、管戈同志分别介绍了临沭县“双减”试点和莒南县“拔地瓜地”的经验。
同年夏天，莒南县“双减”会议在温水泉召开，各区区委书记、各救会长参加了会议。会后，各区、村成立了“双减”委员会或领导小组，在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庄开展减租增资工作。一般的做法是，由职工会、农救会出面，选择骨干力量进行思想发动，然后召开村地主绅士座谈会、雇工座谈会等，宣传党的政策，打通各阶层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召开有雇主、雇工、佃主、佃户参加的评议会，双方协商应减租或增资的具体数目。
这次全面开展的双减运动，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了我党在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初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调动了农民生产、参战的积极性，使农村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运动发展得不平衡。址坊、薛庆、大山等区许多村庄，由于长期为顽固派盘踞，或靠近顽战区是在1943年春才逐步开展的；有的村由于干部包办代替，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减租流于形式；有的村地主用各种谣言威胁佃户或拉拢干部佃户，使佃户不敢减租；有的明减暗不减，即租户白天减了租，夜间又偷偷地把粮食给地主送回去等等。因此说，从1942年夏天到1943年秋天，莒南县的双减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很不平衡，很不彻底。
（四）“查减”运动
1943年春，中共山东分局确定莒南县为分局实验县。在中共山东分局和滨海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莒南县的抗日工作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1943年12月底，县委对全县的查减运动进行了初步总结。指出：自
1944年初，县委发出了《彻底完成查减，深入发动群众，进一步推动大生产的动员布置》，文中指出：“我们于阴历年前后进行了全县比较普遍的查减斗争，200余村庄完成查减，3000余佃户减了租息，并发动了100多个查减斗争”。“县委决定在5月初到6月初，利用春耕后，麦收前的农闲空隙，大量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彻底普遍完成查减，扫除开展大生产的障碍。”随后，县委派各救会长袁成隆同志率领工作团到大店搞查减斗争，如下篇所述，取得了很大成功。
大店封建堡垒被攻破之后，“双减”运动在莒南轰轰烈烈地展开。8月初，莒南县政府召开区长和民政助理员会议，总结和布置查减工作。11月，中共山东分局将《大店查减斗争总结》印发全省，供各地学习、参考，有力地推动了滨海地区和全省的“查减”运动。
1944年12月，莒南县委继续部署深入进行“查减”斗争。各区根据县委部署，对各村的“查减”，进行普遍检查。通过检查，仍发现有个别角落、个别户没有减或减得不彻底。例如，洙边村通过逐户检查，又查出还有六户不彻底。查出问题后，当即进行解决。峧山区王家坊前进行了第三次查减，又有26人找加工夫钱，有四户减了息，一户减了租，并召开翻身大会。涝坡区通过二个月的普遍查减，开展了找工运动（干拨工是地租以外的额外剥削），找回现钱537267元，找地4597亩。
莒南县的减租减息运动，从1942年夏天开始至1945年底基本结束，历时三年半，其高峰时期为1944年。运动发展是健康的，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它提高了农民的政治地位，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焕发了广大农民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它和大生产运动、大参军运动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对巩固和发展滨海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当然，在这样大规模的、长期的群众运动中，在执行政策上和工作方式上也曾出现过“左”的偏差，例如“拔地”斗争，有的地方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拔地方式也不是根据自愿原则，而是强迫执行等等。但是，把这些问题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去看，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是难免的。今天，在我们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当然要正视运动中出现过的问题，引为教训。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它的主流，看到它在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双减”运动将永远载入莒南农民运动的史册。
（根据党史委早期档案资料整理）
十、攻克封建堡垒 ——莒南大店“查减”纪实
解放前，大店镇是鲁东南一带最大的一个封建堡垒。大店的“查减”，是当时滨海根据地建设中一场不平凡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在初步进行了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在中共山东分局、滨海区党委和莒南县委的领导下展开的。这些现在看来有些过火的做法，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些工作才奠定了省政府在大店镇诞生的良好基础。
1942年，中共中央发布减租减息指示。这年春天，刘少奇同志来山东，指示中共山东分局要大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山东分局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召开干部会议，作了动员部署。会后，分局组织工作团进行“双减”试点。莒南县当时是山东分局的驻地和实验县，我于1943年从“抗大”调到这个县，任群委书记、各救会长。1942年至1943年，莒南县各地曾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但很不彻底。1944年春，莒南县委根据山东分局关于开展“查减”斗争的指示，让我带领工作团进驻大店，配合中共大店区委，进行“查减”试点工作。
（一）大店当时的情形
来到大店之后，我们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摸清了各阶级、阶层的情况。认识到号称七十二家堂号的大店庄氏地主家族，确是名不虚传的官、绅、兵、匪、商五位一体的典型封建堡垒。
大店庄氏家族在明清两代世世为宦。其中取得翰林、进士、举人、拔贡等功名的三十多个，担任巡按、道台、知府、知县等七品以上官吏的一、二十个。光门前的旗杆夹子和上马石就有六十多座，十几顶轿子出来进去，好不威风。经过几个朝代的演变，形成七十二家堂号，大量霸占土地，传说挂过千顷牌。庄氏家族的土地横跨六、七个县，百里之内共有六、七十个佃户村，真所谓“马行百里不吃别姓草，人行百里不宿别家店”。到了民国时期，昔日的翰林、进士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党的官僚。这个家族那时做官的有二十多人。在地方上，他们勾结土匪头子刘黑七，并与莒县县长许黑子结拜为把兄弟，在莒县城里设“庄公馆”，在大店有“许公馆”。农民都说“莒县官是大店的”。
旧社会，有钱的能当官，当官的更有钱。大店庄氏地主家族不仅霸占大量土地，他们还在周围大集镇上开当铺、钱庄、粮店、作坊一百二十处，进行残酷的剥削。当时，庄家除要佃户对半交租外，还规定了“双除种”、“份子粮”、“白带地”等办法，对佃户巧取豪夺，骇人听闻。
所谓“白带地”，就是要佃户无代价地给地主种十亩或二十亩地。“双除种”就是规定佃户用地主的种子，春借一斗，秋还二斗。“份子粮”是佃户每租种一亩地，就得吃地主二十斤霉烂的粮食，春吃一斗，秋还四斗，不吃不行。另外，佃户使用庄家的耕畜、农具，还要收“折旧费”、“折牛价”。每到秋后打下粮食，地主家的掌柜的、狗腿子，就带着斗、秤、算盘、账来到了乡村，先扣一半租，再扣“双除种”、“份子粮”、“折牛价”，七扣八扣，佃户劳动一年，往往落个两手空空，所剩无几。若是遇上灾年，更是还不清的阎王债，驴打滚，利滚利，到后来，佃户自己的几亩祖业和房屋全部垫进去了。
除了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之外，大店地主对佃户还实行“干拨工”、“强送礼”。凡是迎亲送友、泥墙扫房、上坟祭祖、洗衣推磨、挑水浇园等，都要派佃户替他白干，一家佃户一年要给地主无代价地劳役剥削一、二百个工。腊月23日这天，按地主规定要送年礼，成群结队的贫苦佃户，自己连顿饭都吃不上，却含着眼泪把鸡鸭鱼肉送到地主门上。
通过深入调查，我们不仅了解了大店地主对贫苦农民的压迫和剥削，而且了解了大店贫苦农民向万恶的封建地主阶级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特别是1942年到1943年，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大店开展了减租减息、“拔地”斗争，向大店封建堡垒打响了第一炮。但由于大店地主统治根深蒂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双减很不彻底，致使地主在政治上的威风远远没有打掉，经济剥削仍很严重。因此，工作团进村之后，广大贫苦农民急于反奸诉苦，报仇伸冤，争取政治上的解放，迫切要求向地主算账，要地主退地、退钱、退粮食，达到经济上翻身。
（二）查减之初的艰难工作
为了检阅斗争的力量，我们召开了第一次查减大会，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通过这次大会，揭露了地主的剥削行为，锻炼了积极分子，教育了群众，也进一步掌握了地主的动向。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实战练兵大会。
针对练兵会上很多农民的模糊认识，我们继续深入进行了“谁养活谁”的教育。特别注意了通过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进行教育，使群众逐步从封建道德观念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在大店一带，有两个有代表性的佃户，一个是王成，另一个外号叫“不吃亏”。
王成，当时六十多岁，他家给地主庄家当了五辈子佃户，穷得连件整片衣裳都没有，但“宿命论”的思想却很严重，外人送他外号“常有理”。有一次，我们找他谈心，问他：“你一不赌钱，二不喝酒，天天起早睡晚地干活，为什么这么穷呀？”他想了半天，叹了口气说：“咱命苦呀，有什么办法。”我们又问他：“为什么地主整年整辈子不干活，可是吃得好，住得好呢？”他的第一个说法是：“人家当过大官还没钱吗？”第二个说法是：“人家开着大买卖还不发财吗？”最后又归结到：“人家命好呀！祖宗埋到好地方去了。”我们问他：“你有什么办法不受穷吗？”他毫不迟疑地说：“咱没有不受穷的命，强求是枉然！”我们向大家讲：“人和人都应该是平等的，劳动者创造天下，没有穷人种地、纺线，地主就会没的吃、没有穿。是穷人养活地主，不是地主养活穷人……”他听到这里，立即反驳道：“同志，你说的哪里话，从古至今是穷靠富，富靠天。地是人家的，给咱种是面子，不给咱种是正好。弄不好，东家把地一抽，咱两手拍巴掌还不是干瞪眼？”我们说：“从古至今都是富靠穷，穷靠干。命、天都是财主们胡诌的！你们听说，几时老天爷给过谁一亩地？地还不是咱穷人开的荒？说财主命好，谁见过他们哪个从娘肚里下生就带下百十顷地来？他们的地是做官贪的，是放利钱挣的，说到底还不是杀不得穷人致不了富？与其说咱是穷命，倒不如说头脑还没转过来。自己一滴血一滴汗挣的营生，白白送给地主去享受。自己吃糠咽菜，卖儿卖女还是命如此。说来说去是受人家哄了，这真是千古奇冤。”我们的这些话句句说在理上，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弦，他感慨地说：“活了多半辈子，糊涂了多半辈子，这回我总算明白过来啦，不是财主养活了咱穷人，是咱穷人养活的那帮子吸血鬼！”从那以后，他逢人就说，见人就讲这个道理。
“不吃亏”住在大店北门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农会和工作团的同志三番两次到他家，动员他参加查减运动，他采取回避态度，家里人就推说“赶集”或“走亲去了” ，其实，他就躺在家里睡大觉。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派两个同志登门等候。“不吃亏”藏不住了，才露出面来。经过耐心交谈，我们了解到，原来“不吃亏”心里有四个解不开的“疙瘩”。
一是“头顶庄家的天，脚踩庄家的地，靠种庄家的地吃饭，减租没良心。”我们就说：“天是穷人的天，地是穷人的地，你租种二十多亩地，每年收入几千斤粮食，都哪里去了？为什么地主吃的山珍海味，你吃的是糠菜树叶？为什么地主穿的绫罗绸缎，你冬天还穿不上棉裤？不是穷人没有良心，而是地主太狠心。”
二是他觉着“东家还怪好，给过一碗两碗粮食”，我们就说：“谁不知财主无恩官无情。他给咱一点小甜头，也是咱自己的血汗换来的。”
三是“和东家认了个拐弯抹角的表亲”。我们就说：“地主的粮食呼呼地往外淌，你家里吃糠还不牢靠。什么亲戚，顶个啥用？今天用着你，就是表亲，明天用不着你就一脚蹬。人家分场的时候，一粒粮食也没多给过你。”
四是怕“变天”。我们就告诉他不要轻信谣言，这天不是地主想变就能变的，变天要看谁的力量大，就大店来说，地主有多少？穷汉有多少？为了更形象地说明问题，我们先从桌上拿起了一根筷子，用手一折断成了两截。然后又从桌上拿起了一把筷子，怎么折也折不断。向他说明，团结起来力量大，只要大家抱成个团，一人一口唾沫就淹死地主了。
“不吃亏”听了这些道理，连连点头。接着我们又给他算了笔细账。实行二五减租，就是把分给地主家的一百斤粮食再找回二十五斤。他家租种的二十亩地，要找回麦子三百来斤，秋粮五百来斤。算到这，还没等“不吃亏”表态，他老婆从里屋里跑出来，指着“不吃亏”头皮骂道：“你这老糊涂，老混蛋，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哟，你还躲躲藏藏的。”“不吃亏”也马上来了劲头，连声喊道：“减！减！谁不减是婊子儿！”
拨亮一盏灯，照明一大片。随着“常有理”和“不吃亏”思想问题的解决，“谁养活谁”的教育更加深入人心。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积极分子队伍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为了保证查减斗争的顺利进行，我们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大力进行了组织整顿。
大店过去减租减息不彻底和第一次斗争会没有开好，与组织不纯有很大关系。村干部队伍及农会会员成分复杂，有些地主、富农、流氓及投机分子也混进来了。党支部及群众团体力量薄弱，几乎成空架子。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重点整顿了党支部。对领导班子不纯的，进行改选；对班子软弱的，充实领导骨干。同时也整顿了大店及周围十几个村子的群众组织。大店的佃户村，有个农救会长，过去在地主家当狗腿子，后来投机到农会当会长。他经常到地主家吃吃喝喝，给地主通风报信，是村干部抱粗腿的典型。我们发动群众斗争了他，撤掉其职务。并在内部开展了反“抱粗腿”斗争，纯洁了群众组织，发展了新会员。农会、青救会、妇救会、民兵、识字班、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很快建立健全起来。群众看到自己的力量不断壮大，参加查减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也就更加提高。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我们认真地进行了查减政策法令的教育，并针对大店地主多、苦主多、案件多的特点，进行摸底排队。大店七十二家堂号，大小不一，盛衰不一，对“查减”的态度也不一。经过调查了解，群众要求清算的地主有四十多家。其中民愤最大，定为斗争重点对象的有两个，一个是庄英甫，一个是庄景楼，他横征暴敛，强占土地，霸占妇女。大店的事不论大小，都是他俩说了算。他们是大店反动地主的代表人物，是大店封建堡垒的柱石。此外还有两三家是开明地主，他们表示坚决遵守政府法令，支持减租减息，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我们对他们表示欢迎。其他地主既坚持反动立场，又不敢公开对抗运动。对待他们，我们既联合，又斗争，努力争取分化他们。
经过一段深入细致的工作，召开第二次斗争大会的条件基本成熟，向封建堡垒的总攻就要开始了。
（三）大店农民的彻底翻身
1944年麦子黄梢的时候，我们在大店北门的栗树林里召开了第二次斗争大会。到会的人员除了本镇和四乡的群众外，还有外县代表，共一万多人。大会由几个庄的农会会长组成了主席团，大店区农会会长担任大会主席。会场上红旗招展，人群如海。主席台两侧挂着一副大对联。上联是“想当年受坏地主压迫，多少佃户成了屈死鬼”。下联是“到如今有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都是新主人”。会场周围有民兵持枪站岗。台下地主庄英甫、庄景楼低头站在群众面前，二十多个有一定民愤的地主站在两旁。二百多名急于上台控诉的苦主，站到了人群的最前面。
大会刚一宣布开始，人群中就卷起了阵阵怒涛，多年积压在农民心头的沉冤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苦主们争先恐后地控诉地主的剥削罪行。佃户张殿忠送不起年礼，在腊月三十，被揭锅封门赶到野外地里，一家饿死了三口人。佃户王文友因还不上高利贷，被夺去了全家仅有的十一亩地。佃户慕顺因欠“五柳堂”三斗“份子粮”，被抓进监牢，还被霸去了十四亩好地。有多少人家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多少人家被打得皮开肉绽，伤筋断骨……一人控诉，众人作证，一腔腔苦水，一笔笔血债，真是诉不完说不尽。控诉的人们，有的气得嘴唇打颤颤，有的泣不成声，他们一齐拥到台前，指着地主鼻子控诉。
当二十年前给地主出过“鹰殡”的魏大娘从人堆中站起来控诉时，会场静下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高潮。
1923年春的一天，老佃户魏大娘的老伴魏学敦正在门前捣粪，忽然飞来一只恶鹰，抓住他家母鸡撕咬，魏大爷以为是野鹰来抓鸡，一锨把鹰打死。谁料惹下了塌天大祸。中和堂庄善昌骑在马上，带领一伙狗腿子追鹰追到魏大爷门前，见鹰打死，就暴跳如雷地喊道：“你吃了老虎胆还是豹子心？敢打死我的鹰！非叫你给鹰老子偿命不可！”魏大爷见事不好，连赔不是。狗地主那容分说，先用木棍把魏老汉一顿毒打，后又拖回大店吊在树上，用鞭子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最后送进牢房。魏学敦老母亲闻讯赶来，跑到庄家叩头求饶。狗地主硬逼着魏学敦摆两桌酒席赔礼，拿出六十吊钱给鹰做棺材，并要扎两对纸鸡、纸兔，雇八个吹鼓手给鹰出殡，还要修个鹰坟立个鹰碑，把死鹰埋在魏家门前。给鹰出殡那天，狗腿子拿着棍棒逼着魏学敦披麻戴孝，走一步哭一声“鹰爹”。观看的人们无不咬牙切齿，眼泪不住地往肚里流。出鹰殡后，魏学敦的老母亲看看家里的田产变卖一空，怒气难忍，一病不起，不久就死了。魏学敦把母亲的尸体用秫秸裹着埋了，带着一家含冤忍辱外出要饭，路上又饿死三口。魏学敦不久也含冤死去。临死前他对老伴和儿子说：“千万不要忘记这深仇大恨，你娘儿俩要给我报仇呀！”魏大娘诉到伤心之处，不禁放声大哭。会场上群情激愤，人们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纷纷挤到台前要和地主拼命，高喊：“平掉鹰坟！报仇雪恨！”人们不等大会主席发布命令，就一拥而上，押着地主涌向王家庄。“穷人要翻身，就要平鹰坟！”六声土炮一响，人们争先挖土平坟，周围树上爬满了看平鹰坟的人。刨一镐，消一口心头怒火；平一锨，洗一层穷人的耻辱。不大功夫，鹰坟平了，碑砸了。这时，掌声、口号声、欢呼声响成一片。随后，大家又把地主带到冤死多年的魏大爷坟前，让这个恶霸地主给魏大爷磕了头，赔了罪。
平掉鹰坟，砸碎石碑，不仅给魏大娘报了仇，雪了耻，也给千百万遭受地主欺压的农民兄弟解了恨，伸了冤。人们欢欣鼓舞，吹鼓手陈大爷使劲地吹着喇叭。他说：“俺吹了半辈子喇叭，心都吹碎了。二十一年前出鹰殡，俺是流着眼泪吹的，今天，才是笑着吹的呐。”人们都说：天晴了，地平了，浔河的水流的更欢了！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咱穷人的今天啊！特别是当民主政府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当场宣布将庄英甫、庄景楼逮捕关押时，全场欢声雷动，“共产党万岁！”“坚决拥护民主政府！”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大店的两次斗争大会，充分地揭露了地主的罪行，打掉了地主的威风，吐出了穷人的苦水，这是在政治上取得的一个很大胜利。与此同时，认真解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我们成立了善后委员会，组织群众叫地主退租。
退租退息是根据中共中央和山东分局有关指示进行的。首先组织群众向地主提出退租。凡是1942年双减政策公布以来没有实行“二五”减租的，一律叫地主退租，并按“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订了几千份新的租佃合同和借贷契约。其次是彻底废除了各种超经济剥削，农民过去因超经济剥削而受到严重损失的，根据具体情况由地主适当退赔补偿。如用“干拨工”、“白带地”等办法，向农民进行无代价的劳役剥削的，要“找工”；对用所谓“大抹头”手段明火执仗侵吞农民土地财产的要偿还所侵财产；对用“双除种”、“折牛价”、“份子粮”等高利贷办法掠夺的农民土地要退回；贪污、霸占的公共财物一律归公。这次查减，牵扯到四十三家地主堂号，有三县、十区、六十四村、612户农民参加。在农会的带领下，一伙伙的大人小孩，扛着口袋，推着小车，理直气壮地出入于四十多个地主堂号，按照政策找回大量被地主无理剥夺去的钱财、粮食和土地。在那些日子里，大店和周围的穷苦佃户如临大喜之日，无不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大店的农民初步翻身后，家底很薄，发展生产有困难，我们便组织了几十个“变工组”。随后又建立了消费合作社，共收股金12万元，拥有社员1200名。在900多名妇救会会员中，有700名入股，建立了60多个纺织小组，添置了360部纺车，四台织布机，一张弹花弓。大店供销合作社成立那天，人山人海，锣鼓喧天。这些互助合作组织的出现，对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根据地经济，支援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进一步鼓舞了滨海根据地的广大农民。当时滨海区党委召开了全区干部大会。会上莒南县委介绍了大店“查减”斗争的经验。1944年11月，在陈沂同志主持下，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印发了《大店查减斗争总结》的小册子，发到各地，以指导查减工作。
（根据原国家农业机械部副部长袁成隆的回忆录整理）
十一、莒南的文化井
莒南县石门亭村前有一口井，群众送了个名字叫“文化井”。
从1941年日寇开始用“三光政策”摧残抗日根据地以后，根据地的生产连续受到破坏，军民的生活非常艰难，吃不上粮食，穿不上衣服。共产党、八路军和民主政府与群众同甘共苦，一面同敌人作战，一面参加生产。常驻地区的周围如有一点荒地就开出来种上庄稼和蔬菜。夜晚，部队里的政委和指导员们，政府里的县长和区长们都摇起纺线车，吱隆隆吱隆隆地纺棉花，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自给，减轻群众的负担，改善机关部队的生活。当时山东省文化协会这一批文化、文艺工作者，同样参加了战争和生产。
山东省文化协会经常在十字路周围转游，十字路周围的村庄几乎都住遍了。这些村庄的群众不论男女老少都认识，我们也就不再称呼老乡或同志了，都是以大爷、大娘、三哥、二妹相称。1945年政府决定不发菜金，所吃蔬菜要靠生产自给。这年初春，我们就在十字路镇西北15里石门亭村找到了一片土地。石门亭村是富裕中农占大多数的村子，土地多了自己种不过来，又是减租减息之后，觅长工、短工都不容易。地多了种不好，打粮食不一定多，公粮要按地亩负担，所以，他们愿意把村前一片洼地让给我们种菜，我们给他们相当的代价，和租种他们的差不多。
经研究后，决定派种庄稼出身的司务长马树元来经营，还有年老和因病行动困难的两位同志住在这里帮助。种菜的畦子都调好了，就是天旱不下雨。没有水是不能种菜的，于是决定在这片地里打井。井打在什么地方好呢？什么地方能打出水来呢？这是一个难解决的问题。我们访问了很多老农，有的说蚂蚁聚居的地方有水。可是初春，蚂蚁刚出蛰，能找到的不多。有的说，用一个碗晚上扣在地下，第二天早上拿起来看，碗上有水珠就可以打出水来。也有的说，把同一地面的干土和湿土球合起来捏成一块，过一夜看看，要是湿土把干土湿过来了，取土的地方就有水。我们在地里扣了七、八个碗，每个碗上都有水珠，我们捏了五、六处土，每把湿土都把干土润过来了。这就是说随地都可以打出水来。要是这些经验不可靠呢？岂不是枉费人工？但我们还是拿定了主意，选择在地中间偏东，适应三面顺水的地方打井。
对于打井，不但我们是外行，就是当地的农民也没有经验。后来，我们访问了水利先进地区——胶东的同志，得到了一些打井的知识。找木匠制滑车，到市上买筐桶，作了些准备，就开始挖地，挖到一丈深以前是很顺利的，用不到几个人。可是到一丈二尺深就发现石头了，这石头一层一层的很软。用镐头可以刨得动，但很吃力。这时，能否打下去，能否打出水来就成了问题。经过多次考察和研究，认为虽然碰上石头，可是石头湿漉漉的，不像没有水的样子，挖土一天挖三尺，挖石头一天只能挖一尺，慢一点还是可挖下去，就挖石头用力大，换班勤，人手要多，非有组织地进行不可。于是决定成立打井委员会，集体领导这工作，除了文化协会的干部外，又把协会领导下的实验剧团调了来，挑选身体壮的男同志分班下井，岁数大而老诚的，轮流把井口，防止出事故，其余的男同志编组拉滑车。打井工作紧张起来了，青年们唱着歌，喊着号子，热烈地劳动着。
越往下挖，在井下工作就越困难，光线不足，动作不便，又非常寒冷。在井上拉滑车的重量和距离也加大了。可是也有了新的希望，第二天井底下就有积水了。多挖一尺积水就深一尺。挖到一丈八尺的时候，井底下的同志一镐头下去，水像一支箭似的射上来了，“水……水……”他们在井底下忘记了劳累，欢喜地狂叫起来。井上的同志听到了也互相拥抱跳跃起来。村里的群众都跑来看。原来这井正打在两块大石头的夹缝上，水在石头下受了压力，往上冒是很有力的。我们还不满足，撤去水，堵住泉眼又往下挖了二尺，直到水力太大不能再挖时为止。
这井要用200立方尺的石块彻成，井底用石板铺平。我们从八里以外的徐家石沟定购了300多立方尺的石头，要运100多小车，我们用六辆小车运了四天。这一批文艺工作者——作家、演员、导演、音乐家，作了挖井的工人，又作了运石头的车夫。他们脸上流着汗，手上起了泡，身上差不多都受了些轻伤，但是劳动热情没有降低。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女同志姚明，她要求下井，因为委员会不允许，她哭了，继续要求，后来终于和男同志一起下了井。女演员薛芗，坚决要推小车，初上来不断的歪倒，最后也能推400斤石头了．在当时，不仅部队上没有女同志下井、推石头，就是农民妇女也是很少的。
因为我们计划日后安装水车，井筒要大，但是为了节约石块，又要井筒小，所以井口砌的是椭圆形。有的同志问老石匠：“这井可以支持多少年？”老石匠说：“谁知道啊，反正千儿八百年是坏不了的。”
这井的水是石裂缝中吐出来的，喝一口又清又凉，浇蔬菜，蔬菜长的肥美。井打成以后三个月，文化协会和实验剧团，就源源不绝地收到用驴马驮来的黄瓜、芸豆、萝卜等。自己园里，用自己的手打成的井水浇灌起来的蔬菜，不知怎的，吃起来觉得比市场上买的格外香甜。
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进了临沂城，这片田地由马树元同两位年老的炊事人员耕种。因为不需要菜园，改种了稻子，稻子也获得大丰收。秋收时节，解放战争爆发了，这片田又交给了农民。可是因地里多了一口井，在春天干旱时节，可以从这井里打水浇地。夏天天涝，村里的土井灌成泥浆，群众也可吃这井里的清水。他们吃水不忘打井人，风趣地称这口井为“文化井”。我们打井人呢？回想起来能继续搞创作，当演员，对于农村生活能有一些真正的体会，应当是这一段体力劳动给我们的帮助。
（根据原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陶钝的回忆录整理）
十二、山东第一个团支部在莒南创立
1946年，中共中央根据国内革命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考虑建立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作为新时期青年运动的核心。她的性质是：同民主青联配合起来，团结全国广大青年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并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斗争。根据中央的建议，中共华东局决定在滨海区的莒南县试建，并指派我和张明晓、杨荣生等同志到金沟官庄开展这项工作。
初冬的一天傍晚，寒风习习，我们一行三人风尘仆仆来到了莒南县沟头区的一个偏僻乡村——金沟官庄（现属筵宾镇）。这个村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革命老根据地，群众觉悟比较高。
初到金沟官庄，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生气勃勃。乡亲们见到我们，那种亲热劲真是无法形容。妇救会长带着几个老大娘忙忙碌碌地给我们煮饭；识字班队长和民兵，提着马灯跑来跑去为我们寻找房子，安排住处；一群群天真无邪的青年男女，团团地围着我们问长问短……那情景，简直就像迎接久别归来的亲人。村子里几乎所有平滑的墙壁和门板上都画满了粉笔字，许多房屋门口都挂着识字牌。黎明，牛角号一响，全村的青年男女都跑步，接着就传来朗朗地读书声，晌午，随着一阵阵节奏不同的哨子声，青年男女和老人儿童就仨仨俩俩的从各个窄小的胡同里出来，集中到大街上，又一群一群地向着村西头的学校走去。他们手里拿着石板和课本，嘴里唱着歌曲。吃过晚饭，村团部里打锣鼓的、拉胡琴的、唱戏的、跳秧歌舞的聚集在一起，他们唱一阵、跳一阵之后，就分散到各个纺线组、学习组里去。整个村子，到处荡漾着歌声、笑声和读书声。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
第二天，我们向党支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并讲明了建团的意义和任务，以及团员的义务、权力等等。支部委员们听后十分赞成。他们兴奋地说：“有了这样一个组织，以后的青年工作就有抓手了”，“俺们党支部的工作又添了一双手”……经过共同的研究决定，让村青联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纪丕福同志具体协助我们抓好这项工作。
说起纪丕福，给我的印象就更深刻了。他自学成功，在县里被选为全县特等学习模范，被称为“中了状元的苦命孩子”。他当时二十二、三岁，中等身材，赤红的脸膛，为人既朴实又能干。他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幼小的哥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940年，共产党解放了这个地方，1942年村上组织了青抗先，十九岁的纪丕福被选为青抗先队长。从此，他常到区里开会，道理听得多了，想识字的念头也越来越强。他说：“现在是新社会，青年人不学习怎么行呢。”开始，他动员青抗先队员穆长清和自己一起学习，不到四个月，两人就识了四百多字。后来，纪丕福又动员村里的青年们一起学习，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动员了八个人，但纪丕福并不灰心，他说：“有咱八个人就不愁有全村。”不久，村里又成立了青救会，纪丕福就和青救大家一起动员会员们来参加学习。这时，在金沟官庄村里第一次出现了学习热潮，后来，果然达到了全村人人学习。1946年3月，纪丕福被选为全县的特等学习模范。他的名字和学习经验，也随着《苦命孩子中了状元》那本小书传遍了整个滨海区。
金沟官庄的青年工作有这样扎实的基础，又有纪丕福这样的积极分子，就给我们开展建团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为了进一步摸清青年们的思想情况，我们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每次座谈会都开得生动活泼，大家无拘无束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有的人问：“天会不会变，翻身的果实会不会被蒋介石夺走？”有的人说：“下庄户实在太苦，不如出去当个干部痛快。”更多的青年是对革命前途还缺乏认识，不知道将来的路子怎么走，方向不明确。我们掌握了这些思想动态后，认真做了分析和研究，决定从开展前途教育入手，启发他们的觉悟，让他们把一切仇恨与不满归结到旧社会旧制度上，把青年自己的前途和社会的前途紧密结合起来，提高他们改造现实、建设新社会的积极性。青年们很愿意听我们描绘社会主义的远景。什么“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走路不小心，苹果碰着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村村有电话，户户有喇叭”等。每当我们讲到这里，他们就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向往。他们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同时又感到实现起来困难很大。我们便通过青年自身的生活体验，进行今昔对比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发展才会一日千里，将来美好的远景一定能实现。大家充满信心地说：“这几年，社会已经大变了样，建立个新社会不用愁。”经过半个月的酝酿、讨论，大家一致认为，现在的青救会不适应形势，必须建立个组织把青年团结起来。
团支部成立以后，村里的青年工作更活跃了，他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有力地配合了党的各项中心工作。特别是通过艺术形式，广泛开展了宣传活动。出伕之前，有的妇女扯男人的后腿，他们就演出了《爬山头》。有个婆婆虐待儿媳妇，他们就演了《苛婆婆》，因为剧情真实，这位老人一看就明白。她回家后说：“今晚上的戏好像演的我，我是有这个错，往后一定改。”从此，她拿着儿媳妇有疼有热了。有个人的妻子是巫婆，成天装神弄鬼，青年们就依照她的材料编了个反迷信的戏。她看了以后，回家就把供桌子、花堂子拉了，还在大会上检讨说：“我以前全是骗人的，大家以后别再上我的当了。”青年们编的每一个戏或歌，都能帮助村里解决一个问题，达到教育群众、共同前进的目的。因此，村里人都互相勉励说：“可得好好进步，咱也当个戏中的模范人！”
村西南有个大洼，占田一顷多，群众称为“油瓶”。每逢下雨，沟水倒灌入洼，十年十荒。有人说：“金沟上挂油瓶，不能开河，否则油瓶一破，风水被破坏，全庄就更穷了。”由于这些封建思想的束缚，人们眼巴巴地看着庄稼被淹了也不敢动。为了破除迷信，发展生产，村支部决定砸破这个“油瓶”，并通过青年团发动了全村青年，整整戽了二十天的水，又向南开了三条沟，结果百多亩良田救出来了，全村人都乐滋滋的。为了多打粮食，团支部还决定在村前老林的空地上挖一个积肥池。挖积肥池，就要刨祖坟，那还了得！老人们竭力反对。敢想敢干的青年们却不听那一套，硬是在老坟地里挖了一个大粪坑。男女青年们背起了粪筐，把拾的粪倒在粪坑里。此外，纪丕福带领青年们搞了小麦浸种等科研项目，这在当时也是破天荒的事情。
1947年春天，正值解放战争的烽火熊熊燃烧的时候。为了支援前线，县里组织了常备伕。金沟官庄出伕的十三人中，就有九名是青年积极分子。他们跟随解放大军，转战南北，历尽千辛万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青年纪广兴光荣牺牲，纪丕法身负重伤，董玉森等三名青年在火线上入了党。
金沟官庄团支部是山东解放区的第一个团支部，是全国第二个团支部（当时，中央青委在延安冯庄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团支部），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青年运动开始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到1949年4月，金沟官庄团支部已发展团员三十多人，有十几名团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纪丕福同志代表团支部，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根据原陕西省教育厅厅长鲁钊同志回忆录整理）
十三、中奥人民友谊的伟大使者——罗生特来莒南
1943年9月下旬的一天，中共特别党员、奥地利医生罗生特来到了驻莒南的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部。
（一）来自奥地利的反法西斯战士
罗生特1903年出生于奥地利加里齐恩的莱姆贝格，维也纳大学医学系毕业，获泌尿科、妇科综合医学博士学位。早在大学期间，罗生特就阅读过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并投身于反法西斯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因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斗争，被捕关押在德国布痕瓦特集中营，遭到法西斯暴徒的凌辱和摧残，牙被打掉，肾脏和腰脊被打伤。但他毫不屈服，坚持秘密斗争，并用自己的医术为难友医伤治病。1939年罗生特被释放和勒令出境，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上海。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暴行，激起了罗生特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他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些情况，决心到根据地去，到中国的抗战前线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41年春，罗生特在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安排下，化装成德国传教士，在新四军卫生处长沈其震同志带领下，巧妙地通过日寇封锁线，到达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陈毅军长和刘少奇政委亲切地会见了罗生特，并在新四军军部为罗生特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讲了话。
（二）生活在中国人民中间
陈毅军长根据罗生特的意愿，安排他在新四军卫生部的直属医院工作，他不仅在苏北地区为军区医伤治病，还经常奔走于驻淮南、淮北的新四军各部队之间。从军部到各师都要经过敌人的据点和封锁线，他自己不会骑马，腰、肾又受过伤，但他始终怀着一颗为新四军指战员和伤病员服务的诚心，不论酷暑，还是寒冬，只要有任务，他立即带上药品器械和翻译、警卫，不分昼夜地越沟涉水，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各部队。苏北、淮南、淮北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深受新四军指战员的爱戴，称他为“新四军里的白求恩”。
经过几年敌后斗争的考验，1943年春，经陈毅军长和钱俊瑞同志介绍，罗生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特别党员。
1943年9月，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同志肾病复发，血尿不止，军区急电陈毅同志，邀请罗生特来山东为罗司令治病。此时，罗生特和其医疗组正在淮北新四军四师师部，得知这一消息后，星夜赶往山东军区驻地。9月下旬的一天，罗生特来到滨海军区所在地——莒南，他不顾连续几天几夜的旅途劳累，当晚就去看望了罗司令。在罗生特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几天的时间，罗司令的血尿奇迹般地消失了。
为了更好地发挥罗生特的作用，山东军区任命他担任军区卫生部顾问，从此，罗生特积极参与了山东军区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和附属所的临床医疗以及卫生学校的教学工作。
罗生特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极端热忱，对各种医疗规章制度的要求十分严格，无论是诊断和病历书写，还是查房和手术，他都是一丝不苟，他常说：“一个医生要特别细致，点滴疏忽都会给病人带来痛苦和不必要的麻烦。”在术后缝合伤口时，如有一针不平，他也要重缝。老红军战士、营长曾炳华，在1942年8月的一次战斗中左腿被打断，一年多的时间，多次转院治疗不见好转，常年卧床，一切都要别人侍候，这个铁打的硬汉十分苦恼，几乎失去了信心。1943年10月，罗生特大夫为他作了认真检查，并两次为他进行手术治疗，终于使他保住了这条腿，并在地方同莒南人民一道工作了几十年。
1943年11月下旬的一天深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匆匆赶到罗大夫的住处，说：“滨海军区政委符竹庭在突围时从马上摔下来，头部负重伤……”，未等肖主任说完，做了一天手术的罗生特立即起身下床带上器械就走。当他和警卫员李光汗流浃背赶到滨海军区时，伤员已经停止了呼吸。尽管如此，罗生特还是毫不犹豫地对伤员进行了心脏按摩、口对口地做人工呼吸。当确实抢救无望时，罗生特猛然站立起来，用两个拳头猛击着自己的头部，连声自责道：“都怪我来迟了，都怪我来迟了！”接着他一挥粗壮的胳膊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学会骑马！”回到军区卫生部驻地时，天已经亮了，他没顾得休息，接着又走上了手术台。
一天罗生特在下峪子村一座房屋里正为一个伤员做手术，突然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炸弹就在草屋前后不远处爆炸，震得耳膜嗡嗡直响，同志们劝他先撤到附近山沟隐蔽一下，他镇静而又果断地说：“手术不能拖延，抢救伤员要紧！”就这样，他冒着生命危险，坚持为这位伤员做完了手术。
（三）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罗生特和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心连心，对老百姓的疾苦，他有求必应，有时是自己找上门去为群众查病治病。
1944年，罗生特应邀在军区召开的庆功大会主席台上就座。会中，一位基层干部匆匆跑到会场，找罗大夫去救一位难产妇女的性命。罗生特得知后，像接到命令一样急忙带随员赶到产妇身边。产妇已呈严重休克状态，胎心音已听不见了，床上找不出任何干净的东西来助产，罗生特当机立断，一面吩咐家人烧开水，一面叫人到村里找来白酒消毒，并将自己刚刚在会上领到的奖品——一条白毛巾垫在产妇身下，迅速将死胎引出，挽救了产妇的性命，之后，罗生特又几次跑去随诊，直到产妇脱离危险。乡亲们称罗大夫为救命的“菩萨”。产妇的丈夫和村干部为报答救命恩人，特意为罗大夫送来一只鸡和几十个鸡蛋。罗生特婉言谢绝，而产妇丈夫说什么也要叫他留下，争执了半天，罗生特只好收下了这些礼品，并把它转交给直属所的伤病员。
莒南县王家坊前村王金方的妻子，患病一年多，瘦得皮包骨头，出门走路要扶着墙，罗生特看到这种情况，主动上前询问病情，要她到医疗所检查治疗。王金方的妻子因手中无钱没有去。过了一些日子，她的病情突然加重，丈夫在外支前，乡亲们看她不行了，急忙为她准备后事，这时，罗生特外出治病回来听说此事，立即跑到王金方家为她诊治，挽救了她的生命。这名妇女活到83岁，直到1986年才去世。
当时，罗生特居住在坪上镇西辛庄村张月芹家教房东说英语，又向房东学汉语，学家务活，和房东亲如家人，房东的孩子得了脑炎，罗生特给他治好了病，还把自己的津贴送给房东，要他买营养品给孩子滋补身体。当时《大众日报》有则消息报道说：“山东军区卫生部附属所半年来平均每天给十几个老百姓治病，国际友人罗大夫很和蔼地给老百姓开刀……解除了无数群众的痛苦……。”
罗生特在莒南县生活了两年多，住过几十个村庄，足迹遍及莒南大地，和莒南人民群众结下深厚情谊。至今，在罗生特居住时间较长的王家坊前、大坊前、陈家老窝、崖上等村，提起罗大夫的名字，老人还都赞不绝口。
（四）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1948年冬，东北全境解放。罗生特随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入关。平津战役结束后，罗生特经协和医院专家诊断，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主动脉硬化性并有陈旧性心肌梗塞。医生告诫他要多加注意，防止心肌梗塞突然发作，多年来，他明白自己有病，但一直不告诉别人，干工作一如往常热情饱满。我军领导同志知道他的病情严重，决定让他随同罗荣桓政委去天津疗养。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罗生特和中国人民一样，欢欣异常，他想：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建设新中国也不容易！我的祖国已经从希特勒的统治下解放了，我可以回奥地利去，动员我的老师、同志及好友来中国参加建设。同时，他也想和自己分别十余年的亲人欢聚一堂。
党中央批准了罗生特回国的请求。刘少奇在天津会见了罗生特，赞扬和感谢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卓越贡献。罗荣桓政委和林月琴同志亲自到天津车站为他送行，叮嘱再三，依依惜别，途经上海时，罗生特受到陈毅市长的热情欢迎和款待。
1949年11月，罗生特带着战斗的风尘，带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良好祝愿，由上海启程，踏上了归国的旅途。临行前，他说：“我一定再来中国，我永远忘不了中国军民的深情厚谊，我要为增进中奥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贡献力量。”遗憾的是他回国不久，因病于1952年4月逝世了，时年49岁。
罗生特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根据党史委档案资料整理）
十四、莒南人民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参战支前情况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莒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的解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1942年以后，莒南成为省和滨海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像肖华同志所说，抗战后期几年，莒南县是全省政治、军事指挥中心，是山东的小延安。在分局和滨海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全县人民参军参战，积极开展游击战、地雷战，多次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同时，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蓬勃开展。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据抗战胜利后17个区的统计，抗战八年中，全县民兵共参加反扫荡作战1360次（配合主力打据点在外），响雷355个，打死炸伤敌伪354人，生俘敌人130人，缴获长枪、短枪、手雷、炸弹、子弹等一大批，参战民兵7040人，其中女民兵269人。全县有普通自卫队员男41449人，女25321人，共66770人，占人口总数的16. 7%。8年抗战中，全县共有13698人参加八路军，占人口总数的3.44％。有烈士614人（县团以上证明者）。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县有4600人参军，烈士1086人，全县参加出伕支前的共30余万人（包括常备伕、短备伕、子弟兵团）。1947年4月至11月，全县6000余人的担运队随许谭大军辗转服务8个月，历经临蒙路、孟良固、南麻、临朐、诸城、昌南等著名战役，英勇参战，建立卓越功绩，有98%的干部队员立功。纵队部授予“钢铁担运队”、“支前模范”两面锦旗。
在淮海战役期间，全县出动小车42970辆，担架2915辆，毛驴6348头。1948年9月中旬，济南战役至淮海战役结束，全县出伕支前达到高潮，全县在已出常备民工31840人的基础上，又组织常备民工23566人，支前常备民工达55406人，同时出动短备民工169067人次，临时民工6100余人，总共255000多人次。后方支前工作也异常紧张，全县设粮站15处，民站、军站各11处，加工军粮1090万斤，做军鞋8万余双，全县慰劳军队的猪1350口，鸡1349只，花生4400余斤，北海币793000余元。
1949年2月，全县组织400多名青壮年，编为华东子弟兵团十六团一营，随军南下，长途跋涉六省一市，艰苦转战一年，参加过渡江战役、上海战役、解放福建战役等，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被解放军第十兵团授予“跋涉六省支前模范营”锦旗一面。
（根据党史委早期档案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