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搞笑 佛祖的手:纪录片创作之我见

　　纪录片的定义与界定，始终是电视界争论的焦点。抛开不同流派对其本质属性认识的差异，不同种类的纪录片在非虚构性和原生态记录上还是具备了大量的共同点。尤其纪录片的定义，在各种教科书和学术论文上已经有诸多体现。如：纪录片是直接取材与现实生活中的、用跟拍采访等方式制作的电视片；纪录片是用非虚构的方式记录人和事及细节，并通过剪辑等现代传媒组合手段拍摄完成的电视片等。其实，纪录片在共性与特性上远不止如此，后现代派纪录片中虚拟时空与事物的出现更对纪录片的原始定义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质疑。我们不妨尝试从制作理念的角度去揣测纪录片的本质。

　　纪录片是“等”来的真实

　　现实中，我们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为什么总要比拍新闻性专题（《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的时间要长呢？这是因为纪录片拍摄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有选择地纪录现实生活中的原生态。而这种原生态的记录又是需要时间的。特别是要记录出“故事”和“情节”，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功底。纪录片的定义和内涵决定了这种片子的情节和故事不可能像电影电视剧那样编造，所以制做人员往往在拍摄时，要等待“情节”和“故事”的出现。《龙脊》的前期拍摄经历了一年四季。《女特警雷敏》中的一个雷敏从来不使用手绢的细节，编导们整整等拍了4年。日本电视纪录片《小鸭子的故事》则是从鸭蛋开始拍起，一直拍到最后一只小鸭子飞上蓝天。对其中一只小鸭子在水面上总也飞不起来的故事情节，日本的电视人整整等拍了43天。还有一部今年获全国卫生系统一等奖的片子《生死之间》，反映的是北京某医院抢救突死病人的全过程。片子的作者为了完整地拍到了这组抢救成功的案例，架着摄像机等了12天。而世界著名的自然类纪录片《角马大迁移》、《猎豹三兄弟》等，更是十几年风雨无阻记录的结晶。纪录片的非虚构性促使精品纪录片的成功要素必须紧贴时间观念，所以“等”，可能是纪录片创作人员必须把握的一个“根”。难怪有人把纪录片叫做“功夫片”。也就是说，不下一定的功夫，不花时间去“等”、是拍不到好的故事或好的情节的。肯定的说，现在国内纪录片能够沉得住气的不是很多，类似《平衡》、《女特警雷敏》、《四姐》这种能够“等”拍到历经人间沧桑的“功夫片”并不多。“等”的时间跨度的增加，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物性格与事件的情节和细节定位。换句话说，“等”的时间越长，记录的时间跨度越大，被纪录的人或事的故事、情节、细节也就越丰厚，正是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等”不仅是个时间问题，更是对纪录片创作的态度问题。因为“等”拍到拍手叫好到的故事，毕竟比等不及而“导”出来的故事更真实感人。

　　纪录片是发现的艺术

　　当我们看完《埃及金字塔》、《布达拉宫》、《客家土楼》等纪录片时，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些片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通过全程的记录，得到了全程的发现。我认为纪录片的纪录，应该是对原生态的一种收集和发现。

　　有一部片子叫《扬琴艺人谷成忠》，讲的是一个扬琴演奏者谷成忠先生通过对扬琴的改革，使它可以奏出钢琴、小提琴、古筝、电吉它等多种乐曲效果。由于记录的细腻，我们在片中不仅看到了一个艺术家在改革扬琴中，获得了“日内瓦国际发明奖”、“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还看到了扬琴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被改革成“多音效果”的。还有《从化古民居》，人们在没有看到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很难想向在我国岭南{广东}地区会有千年古镇保存。而创作者们则是扛起了摄像机，在广东从化地区进行了为时一年的拍摄考察，最后观众通过对3集90分钟节目的审看，得到了我国岭南地区不但完整地保留了14个千年古村落，而且还从南北方不同的建筑文化上，考查到了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近些年，中央电视台联合各省市电视台拍摄的《丝绸之路》、《话说长江》、《望长城》，国外拍摄的纪录片《空中猎手》、《狂野非洲》、《穿越赤道》、《走向宇宙》等，都属于探索发现类节目。所以记录的过程，就是发现的过程；发现的过程，也就是人类在探索新知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在纪录片上，可能是一种行为的记录，也可能是一种认识的记录，还可能是一种结果或判断的记录。但不管怎么讲，纪录片的忠实记录，给了人们一个发现的过程，一个思考的过程，一个认知的过程。　　          

　　纪录片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记录

　　在人文类的纪录片中，最重要的记录就是人文关怀。可是在现实中，我们所见到的并非如此，大多数所谓的纪录片，只是记录了这个人在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在干什么等日常繁杂的事物，并没有深入到人对生活的态度和人的生存状态中去。

　　一部人物纪录片，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历史，就是一个人不同于另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有一部新近创作的名叫《伴》的纪录片，作者历时4年追踪了一位74岁的养猪老太太。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养猪，多是为了吃肉和卖钱，尤其是农村。可是在湘西就有这么一位老人，将自己1997年养的一头23斤的小猪喂了6年，达到了2000多斤。如果是为了养猪吃肉，那么1998年这头已经长到900多斤的猪早就该杀了；如果是为了观赏，那么一家动物园要用3万元买这头猪，也应该卖掉了；如果为了挣大钱，2000年一家肉联厂要用8万元买这头大猪做广告，也应该卖了。那么是不是老人把这个庞然大物作为一个宠物饲养呢?经过4年的记录,记者才发现.，老人一生勤劳,晚年要有点事做。正是因为老人的“要干点事”，才把一头很不起眼的小猪，喂成了基尼斯记录，进而也就成了老人的一块心病：卖了吧，自己要重新找事做，而且失去了一个“伴”，不卖吧，猪已经长得太大了，一天要吃20公斤以上的食物。。。。。。刘老太太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从生活态度上看，74岁的刘老太活得充实，活得愉快。从生活状态上看，刘老太不缺钱，不缺吃喝，缺得是乐趣，缺得是没事干。所以《伴》的作者全程纪录了刘老太太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给人以深深地启迪。象去年在四川国际电视节获得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奖的《英与白》，在第九界上海国际电视节上获得最佳人文类纪录片奖的《三峡移民》、《干妈》等，都是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作了绝好的真实记录。而这种记录，又从一个个不同的侧面，表现了人的个性，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时代变迁。

　　纪录片是最主观的客观纪录

　　有人曾对纪录片下过这样的定义：纪录片就是不加主观介入地，用摄像机对人物和客观进行原生态的纪录。于是我们就能在部分电视纪实作品中看到，人物行踪和一些现实事件被原汁原味地复制下来了。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片子要反映（纪录）理工大学杜教授一心钻研科学研究的事。片子开头只用了4个画面：摄制组走进理工大学，镜头一路跟拍到杜教授家楼下，又从一层跟拍到五层。然后编导敲503房间的门问道“杜教授在家吗”？老伴开门回答“老杜在教研室呢”；第二天，画面重复跟拍到杜教授家门前，编导敲门问道“杜教授在家吗”？小保姆隔着防盗门答“杜老师在教研室”；第三天，画面仍旧重复前两天的“寻人”过程，到了五层编导再一次敲门“杜教授在家吗”，这回开门的是他女儿“我爸在教研室”。直到第四天（星期六）摄制组才在家门口堵住了正要出门的杜教授……虽然这部纪录片的开头只用了4个长镜头，但时间已经过去了11分钟。当制片人问起“为什么要拿出这么长的时间来表现杜教授不在家时”，这名编导说：“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纪实拍摄就是要原汁原味地展现这个过程，否则就不叫纪录片了”。

　　实际上前三天的镜头，完全可以用一天的画面来完成，剪辑时，打上一行字幕：摄制组连续三天没有找到杜老师。既便是这种冗长、拖沓的“原生态”纪录，我认为也是主观的产物。因为杜老师工作在忙，也不会一天不回家，不吃饭，不休息……所以所谓的“客观纪录”“原生态纪录”都是有选择的，都是主观指导下的拍摄，都是有目的的纪录。

　　实际上，就纪录片前期拍摄而言，当我们抗起摄像机开始纪录的哪一刻，就参与了作者全部的主观意图。有一个摄制组在云南拍摄当地的古代民居。笔者看到：摄像师的镜头始终在抓拍穿着有当地特点的村民，而对那些围观的穿着“汉化”服装的群众，却不屑一顾。原来，编导和摄像师为了凸现古代民居的久远，镜头在拍摄的时候，尽可能地纪录那些穿着旧一些的、有少数民族特点的画面。实际上，这个村落的穿戴早已“汉化”了，全村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的人早就没有了民族服装。

　　纪录片既然是作品，就不可能没有主观创作的参与。纪录片来源于生活，当我们把这些纪录的生活呈现给广大观众的时候，并不是现实中的原生态，尤其不是完整的客观纪录。编导和摄像师在拍摄片子的时候，就知道我要表现什么，不表现什么。即使是“完全的”客观纪录，也是有大量主观成分的。有一名自称“绝对客观纪录”的作者，把一部几乎没有剪辑的纪录片放给我们看(210分钟)，内容反映的是：一名大学生在校园里如何孤独。节目看完后，有人问：他每天还上课吗？宿舍里住了几个人？网吧里就他一个人吗？为什么没有纪录他吃饭和上厕所？真正的、完全的“客观”纪录是没有的。

　　纪录片属于“非虚构类”影视作品，作者在创作前是没有脚本的，作品的完成是靠现实中纪录的故事或剪辑出来的情节来实现的。因此，开机时的主观选择，是纪录片作者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创作过程。拍什么不拍什么，表现什么不表现什么，都是由创作者自己“头脑中的脚本”决定的。而“头脑中的脚本”就是作者的思路，摄像机就是跟着这个思路走。比如纪录片《女子特警队》，编导在53人的特警队里，跟踪拍摄了两年，纪录和采访了27名武警女战士。片子剪辑时，作者只选用了9个人的素材。等到片子完成播出时，我们看到的获奖节目《女子特警队》，只表现了5个人的悲欢离合。

　　所以纪录片的创作，不仅仅在纪录拍摄的时候需要有很强的主观指导，就是在后期制作的时候，也需要按照作者的思路选材、剪辑、配音、配乐等。这些主观指导下的艺术介入，不是要破坏“客观纪录”，是要使观众看到一个有故事、有情节、有起伏、有人物性格的节目，而不是一盘平铺直叙、客观冗长的画面素材。             

　　纪录片是用世界语言讲述人人都看得懂的故事

　　世界有70多种语言，要想了解另一个国家的事情，就必须学习那个国家的语言。但是世界上有一种语言是通用的，是人人都看得懂的，那就是画面语言。比如一个日本人在画面上讲什么，作为中国人、俄罗斯人和美国人是看不懂也听不懂的。可如果是一组日本警方在东京街区围捕绑匪的画面，中国人、俄罗斯人、美国人和阿拉伯人都看得懂。尽管这些画面中没有采访语言和解说，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可以从警车和警察穿的制服上，从绑匪挟持人质的环境中，看到了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这些好人和坏人都在干什么。再如世界自然类知名纪录片《土狼家族》、《猎狗的故事》在几乎没有解说词，只有少量地域和季节字幕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的不同人种都看得懂。还有去年四川国际电视节的获奖节目《猴王勇士》，无需语言和解说词，更不需什么采访，观众就看明白了一个新猴王诞生的整个过程。所以那种以词为主“写故事”和“用话筒采访故事”的做法是有违于纪录片创作宗旨的。这样讲并不是不要解说词和现场采访，而是要尽量减少纪录片中“听”的功能，因为“听” 的功能毕竟是有局限的，只有画面语言才是世界上人人都看得懂的语言。也就是说，一个好的纪录片必须画面语言是完整和流畅的，是一部人人都“看”得懂的画面“故事”片。 　　              

　　纪录片是用画面语言叙述过程

　　纪录片是同步取材，而且这种“材”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不是虚构和扮演的。可以想象，没有创作者较长时间的投入，没有深入细致的跟踪记录，就难以出现好的作品。客观记录不是纯客观主义叙述，它必须融入创作者的主观表现因素，否则片子就成了一本有闻必录的流水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叙事方式是主观和客观的完美结合。在实际创作中，创作者一般会花很长的时间，去实地追踪采访，与被采访者交流沟通，逐渐形成一种融洽自然的氛围。当被访者达到真情自然流露的时候，真正的拍摄也就开始了。这种方式要求创作者有较深的采访功力和一定的采访技巧。在正式拍摄时，尽量隐蔽创作者，不让创作者的形象和声音进入画面。在编辑时，往往运用一个故事来结构和叙述，并大量使用同期声，较少依赖解说。从创作观念上讲，这种叙事方式的选题一般从小处入手，注重的是个性化的事件和人物，讲究叙事情节化，创作者往往把节目好看当作创作的第一要素，结果片子就有了吸引人的因素，好看、耐看。这种叙事方式是对纪录片纪录本义的回归，也是目前纪录片创作的一种发展方向。无论是《潜伏行动》、《平衡》还是《四姐》、《重逢的日子》，无不是采用这一叙事方式的杰作。

　　叙事结构作为纪录片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指将前期素材进行排列组合的方式，不同的叙事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叙事效果。比如里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经苏联人之手，无非是进行了重新剪辑，也就是改变了素材的结构方式，就变成了反法西斯的影片《普通法西斯》。这就有点象化学中的碳原子的排列，一

　　种方式是石墨，如果改变这种排列方式，普通的石墨就会变成了光彩夺目的金刚石。不过，纪录片创作中的这种“化学变化”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结构方式的变化只会引起所谓的“物理变化”，即叙事效果的优劣分野。优秀纪录片的结构严谨、统一而又自然，低劣的纪录片结构雕刻痕迹很重，整体给人的感觉是松弛、甚至混乱。结构能力的高低是区别纪录片水平高低的一个最重要方面。即使面对相同的素材，结构能力不同的编导也会创作出质量迥异的节目。比如《生活空间》曾播出的纪录短片《姐姐》，编导原来准备把拍回来的素材编一个反映先进警察的人物片。后来制片人发现这段素材如果重新编，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反映儿童的纪录片，正是制片人的金手指才有了《姐姐》的出笼。

　　不要给纪录片涂上太浓重的功利色彩

　　当纪录片从大（电视）台走向小台，又从小台走向全社会的时候，我们发现纪录片越来越引起各层领导的关注。于是，纪录片的政治色彩、功利色彩也被渲染得更为浓重。曾有某一地方台领导对我说：“我对下面的要求就是‘纪录片要表现大主题’、‘小纪录片要赋予大思想’、‘要能明确地表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在社会上产生大的影响’”等等。这种施加的任务的确给纪录片创作者的肩头压上了一副“担子”，也同时也给纪录片背上了重重的“包袱”。

　　电视纪录片是党和政府宣传、引导舆论的工具。毫无疑问，纪录片也不例外。但电视纪录片从其形式上与其功能的特性上来说，与电视新闻、新闻性专题和《焦点访谈》式节目是有很大区别的。电视新闻和新闻性专题节目的主题相当明确，先有立意，后有论据和阐述，在表达方式上是单刀直入、直达主题的，每一句解说词和每一个镜头都是为了向观众言简意赅地阐述一种观点，以使观众在较短的时间内清晰地获知、接受、理解每一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而纪录片则不同。它是用一种相对真实客观的纪录方式引导观众去关注某一种现象，某一种心心态，某一些变化，使观众在收看、接受的过程中逐步地产生观点和结论。是逐步地将人们的思想导入深层空间的思考过程。与新闻性专题的简明直观相比，纪录片是深沉含蓄的。所以纪录片是不可能象新闻性节目那样直白、犀利、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快捷的时效性等。相反，纪录片的魅力就在于它纪录的是现实社会、人文思想的存在形态；是一段历史的存在；它有着更现实、更深远的教育意义、艺术品味和思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