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春主要内容20字:舒芜：半生是非俱终结

2009年08月21日10:

　　8月18日深夜,一代文化老人舒芜去世。这位因“胡风运动”而名噪一时的文化人,因其站在了不光彩的一列,终其一生背负着骂名。随着这个“反面角色”的离世,因“胡风运动”而纠缠其半个世纪的个人恩怨也到此为止。而作为学者、作家的舒芜,其早年对文艺理论的某些探索,晚年在古典文学、杂文写作等方面的成就,不会因历史问题而磨灭。

　　舒芜,1922年出生于安徽桐城,在《<回归五四>后序》中他说,父亲和祖父都是读书人,从小受到熏陶,上中学前已通读四书五经,并开始阅读哲学和新文学,然后迷恋上鲁迅、周作人,十五六岁开始,那些阅读过的进步书籍已经给少年舒芜思想上留下很深的印痕:“一、信马克思主义;二、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三、反法西斯主义;四、尤反蒋介石政权在文化上搞的法西斯主义。”

　　1938年,日军攻入安徽,舒芜随家人逃亡,并在逃亡途中开始发表文章,但影响不大。“这两年中,有一件极重要的事,就是1940年冬天认识了青年小说家徐嗣兴（路翎）。其所以重要,一是他介绍我到建华中学教书,二是他介绍我认识了胡风。” 舒芜曾写道。与路翎,特别是经路翎介绍认识胡风,舒芜也承认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之一。当时,胡风已经是最具知名度的文艺理论家。

　　谈到与胡风的认识,舒芜说:1943年七八月间,报上刊登了胡风等作家来到重庆的消息,“路翎看了消息,非常兴奋,决定第二天请假进城去看胡风,并且要我一起去。我说我不想见名人,路翎说,'你要这样想,那就无话可说了。’我同意去看看。”还带上了几篇文章。不过在路翎的回忆中,他写道:“由于生活的环境,我认识了舒芜,应他的要求,又将他介绍给胡风。”到底谁的记忆更为准确,也不得而知,不过重要的是,之后舒芜和胡风熟识了,也通过胡风认识了更多名人。不过胡风感觉到舒芜与其他年轻文友气质上不同,在胡风眼中,舒芜“既是书生,又是打括弧的'实际’的人”。尽管“舒芜喜欢卖弄,善于迎合”（路莘《三十万言30年》）,但胡风还是非常赏识舒芜的才学。当年胡风创办《希望》杂志时,也将舒芜的文章刊登在创刊号上。

　　之后几年,舒芜发表了一些小有名气的文章,南宁解放之后,舒芜任南宁高中校长,但他一直托在上海的胡风帮忙,希望调入北京或上海。1952年,他进入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为“舒芜”的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文章的编者按说: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这个“编者按”出自毛泽东。舒芜的材料将胡风问题提高到如此程度,这是许多人包括舒芜本人没想到的。舒芜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编辑室的编辑,比胡风年轻近20岁。舒芜的材料大致有三部分:从胡风给他的书信中摘取一些段落或句子并分类编排;对这些段落或句子分别加上他的注释;舒芜本人的文字。

　　当胡风和各地“胡风分子”纷纷下狱之时,舒芜不仅名噪一时,还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97年,舒芜在他的《<回归五四>后序》中写道,他最初的文章题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后被一改再改成《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系“始料未及”。不过学界对于舒芜的这一澄清仍有疑问,标题从《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最初改为《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确为舒芜所为,从“小集团”最后上升为“反革命集团”非舒芜所作。舒芜献出“密信”这一叛卖性事件,将舒芜变成了“犹大”。绿原说:“要研究胡风问题及其对中国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教训,不研究舒芜是不行的。”他把舒芜的典型性称为“舒芜方式”。

　　“无知”之路上的知识分子

　　舒芜如何走进“告密者”行列？也许可以把这一行为归之于当时的整个政治环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思想上相信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舒芜,赞成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他认为,不但自己的思想需要改造,而且还有权利,也有义务帮助友人进行改造。他在《<回归五四>后序》一文中说: “解放后三十年,我走了一条'改造路’:先是以改造者的身份,去改造别人;后来是在'次革命’的地位上自我改造,以求成为'最革命’;结果是被置于反革命的地位,接受另一性质的改造。反正谁有马克思主义,谁就有权改造别人。而改造的标准、真理的标准,都是实践,集中到最高的实践,即共和国的政治、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与策略。”

　　舒芜在1955年的行为多年来一直为人所议论,视其“犹大”者有之,为其辩护者不乏其人。但他“背叛”、“出卖”、“陷害”朋友的行为,应该是不容置疑的。在晚年,舒芜做了忏悔:“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付的一份沉重的责任。”但承担什么责任,舒芜并没多言。而且,他似乎对外界纠缠于“告密信”有点不满,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去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不好,这我可以理解,换上我,我也不会有什么好感觉的。但事实是,包括交信等问题,都是有出入的。”

　　不久前过世的另一位“胡风分子”何满子也说:“如果不是舒芜的'揭发’和上纲上线,并提供那些书信,就不会产生一个子虚乌有的'胡风集团’,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事件,牵涉到那么多的人。连我这个跟胡风毫无关系的人,竟然也受到了牵连。为此,我这些年写了十多篇反击文章。”

　　舒芜是“胡风运动”中关键的一个环节,但从整个历史角度看,“舒芜”的出现又是必然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很早就已为当时政治环境所不容。舒芜是历史中大人物的一个棋子而已。如果要总结其一生,舒芜晚年自己说的一句话非常到位:“我解放以前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就为权威所否认;解放后我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自己,也得到'那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与权威者达成共识。解放后,我自以为学到了毛泽东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起义人员’,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回来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只是自作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

　　无论是站在舒芜一队的,还是站在对立面的,相当数量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都走了这一段“无知”之路。

作者：石剑峰 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章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