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147召唤70级输出手法:我眼中的李约瑟-0

拯救人类的救星——李约瑟博士
——跨越“卡夫丁峡谷”启示（12）
李约瑟是当代英国科学家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与罗素、J.B.S.Haldane和赫胥黎一样，大大刷新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当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存在了三百多年，而中国则刚刚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李约瑟博士用他科学的眼光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只适合于西方而不适合于东方。中国的古代科学和文明历史证明，中国自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中国也不需要资本主义。
李约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能以他科学的本能，批判资本主义，并得出资本主义一定要消灭的结论。同时也得出和马克思对东方世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看法一致的结论。
李约瑟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他能以他科学的本能，一方面肯定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明的经验，另一方面赞扬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并提出西方应该向东方学习。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人与自然的本质，当人类认识到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以后，人就会与自然界和谐共处，从而也就拯救了人类。因此，一切科学家不管人们意识到意识不到他的历史任务就是为了拯救人类。
李约瑟博士本来是研究生物化学，对胚胎学特别感兴趣，这样实际上就和达尔文、赫胥黎一样，主要研究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当李约瑟把研究方向转入中国古代科学文明史以后，他就自然而然地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理论和中国古代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从而就能看出，人究竟如何生活才能够符合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就能判断出现存世界那些社会制度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需要的制度，那些不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制度。
我今天要说的李约瑟博士花费几十年研究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明，得出的结论是：一方面东方人要坚持自己的历史经验，向人类大同世界迈进，另一方面西方人要向东方人学习，抛弃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向人类大同世界迈进。所以我把李约瑟博士誉为“拯救人类的救星”！
一，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中谈了他的研究目的。“本书实际上既不是为汉学家，也不是为一般公众写的，它的对象是一切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不是科学家，只要他们对全人类文明史有关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与技术发展史，特别是对欧亚两州的对比发展感兴趣。”“实际上，这本书难道不能看作是对增进国际了解的一个贡献吗？中国人民的才智，禀赋难道没有被西方大大误解过吗？中国人的这种才智，过去很普遍而且经常被一些中国文人向西方读者说成是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和艺术方面的才能，这种看法完全无视在纪元后的最初十三个世纪里西方曾从中国学习到许许多多技术发明，而且一点也不知道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近代科学是在十七世纪欧洲兴起的那个运动中诞生的，因此，也许有人在评价过去的科学技术时，会以它是否曾经对这个运动做出过直接贡献来作为标准。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实际上究竟有多大，还有待研究。可是，即使假定研究的结果证明中国在这方面并未作出什么贡献，那么是不是有任何理由贬低研究中国人发明创造的价值呢？不管怎样，是事实已铸定了的：世界只有一个。全世界人民必须共同生活在这个由于飞机和无线电的发明而日益缩小的世界内。如果一切个人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圣贤和先驱者们的成就像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圣贤和先驱者们的成就一样清楚，那他就必定只能是对其他民族的成就给予应有的了解和赞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种新的大同世界的黎明时期。假设人类能幸免于那些掌握着空前未有的强权而不负责任的人们所带来的危机，那么大同世界观念便能把一切种族的劳动大众团结成一个共同的、合作的社会。这座大厦的柱基石就是相互间的谅解。”这就是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目的。
二，李约瑟在《四海之内》的“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中，告诫西方人要克服傲慢与偏见，虚心向东方学习。
由于西欧现代科学技术的勃兴，给人们带来了空前未有的控制自然的力量，从而产生了一种似乎不自觉的统治心里。这种统治心里就是把欧美的生活准则、生产方式，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推广到全世界。他们认为西欧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它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因而具有更高的优越性。由于这种优越性就被认为西欧文化的扩张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因此，西欧文化还要不断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
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做了普遍性和优越性的结论，这是很可以自慰的。但是这种结论不正确。西方文化亦即资本主义文化，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另一部分就是资本主义的成果。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的主要特点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西方人把西欧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就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推广到全世界。
不可否认，西欧文明确实产生了用飞机和无线电统一起来的世界整体，这是历史事实。但这一事实不是法学家、政治家、神学家和著作家造成的，而是工程师和科学家造成的。由此我们要问一问西欧文化中到底哪些部分具有普遍性，哪些部分局限于欧洲？真正具有普遍性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必须清楚，西欧产生的科学，并不是西欧的或者西方的，而是普遍适用的世界科学。因为“一切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无论来自何种种族，何种民族，无论在何时何地相遇，他们都能够很好地相互理解，他们说的是共同的语言，认识的是共同的真理。因为自然是不会歧视任何人的。一切人类，不论种族，不问性别，只要受到应有的培养教育，具备适当的条件，在自然的真理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事业。”
西欧中心论的基本错误在于隐含着一种武断臆说：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确实产生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并且具有普遍性，因此，任何欧洲的东西无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资本主义也就具有普遍性。这种武断臆说必须予以彻底纠正。有些人说，只有西欧文明才具有真正的历史价值。这种观点也不正确。“如果说真正要说具有历史价值的文明的话，那么光荣应归功于中国。中国浩瀚的二十四史追溯到纪元前90年，集国家主篆的（但大部分是私人著述）历史文献之大成，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能及的。”
“今天欧洲人必须认识，他们的亚洲兄弟应该和他们分享现代科学给世界人民带来的无穷福利。但他们决不能勉强亚洲人接受他们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那是与亚洲人固有的伟大文明格格不入的。”
常有人说，亚洲人只是抄袭了欧洲的智识和技术成就；其含义就是说，欧洲人辛辛苦苦创造了一切现代科学的器械设备，而亚洲人只是在他们艰苦创业的基础上坐享其成。现代科学的诞生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准备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全欧洲曾吸收了阿拉伯的学术知识，印度的思想意识和中国的工业技术。所以欧洲人要把科学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那是极其荒谬的而且不可能的。科学不是欧洲人可以利用的一种手段，借以达到他们的传统和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的人民。科学也不是欧洲人所能享有永久专利的东西，科学总是属于全世界的人类社会的。
知识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由于现代文明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传播，必然会促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觉醒，坚决要求分享现代科学技术给现代人们带来的高标准的生活方式。他们坚决奋勇前进，争取必要的条件来满足我们现代所说的文明人的最低生活需求。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如在中国决心要大步迈进，采取捷径，少走一些弯路，避免如像欧洲十九世纪“黑暗的魔鬼作坊”时期所带来的那种“工业革命”的灾难。这对于全世界向世界大同的整个运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最后李约瑟博士告诉欧洲的资产阶级：“我们必须自觉地从克劳特.罗伊所说的‘虚假的神秘铁幕’之下解放出来。欧洲人和美洲人必须随时准备，不仅要和一切亚非人民分享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认识和利用自然的宝贵财富，而且还要向他们学习关于个人生活以及社会集体的许多道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的话，欧洲（以及美洲）从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最终还是要成为全世界人类的公共财富的，但是，我们的文明在历史上流传下去，就要成为一种歪曲和邪恶的文明，一种虚伪的说教，脱离实践的文明将会受到后世子孙万代的谴责。”这就是李约瑟从科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
三，李约瑟在“现代中国的古代传统”一文中，告诫中国人民，要汲取我们老祖宗的生活经验，不要搞资本主义，而要利用资本主义的成果，才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大同世界。
在过去两千年中国社会结构，从广义上说，中国还不曾有过像西方那样的军事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从来就没有任何中间的封建主阶层。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封建主，即皇帝统治，而由一个极其庞大的官僚机构掌握政权。这种社会结构可以叫做东方生产方式。
这种东方的生产方式，是从古以来的社会体系中最稳定不变的一种形式。那个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阻止了资本主义在本国的发展。“这种官僚制度的统治是非常成功的；它抑制商人，使他们不能上升掌握国家权力；它限制商会的范围使它只能起福利互助的作用；它扼杀了资本积累的萌芽；它对矿业课以重税使它不能生存；它对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施加压力，彻底摧毁（如15世纪郑和逝世以后的情况）；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制度两千年来搜罗了社会各阶层中最优秀的人才为之效力。只凭最后这一点，就可有力地说明，为什么西方的封建制度不得不让位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可以平安无事地一直保持下来。”
对中国人来说，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完全是外来的东西。由于西方人在短短几个世纪中侥幸地发展了现代科学技术从而凭借军事力量强迫中国人接受资本主义。中国人和西方接触之初，资本主义并未随之而来。十六世纪的葡萄牙商人和十七世纪的耶稣教会教士虽然各方面都给中国人带来很大影响，但是在经济方面却丝毫没有触动。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发生后，才使中国文士贵族感觉到工业化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了。随着就出现了一个过渡时期，即洋务运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私人资本家才得到一个发展的机会，他们所占的领域还是极小的、没有超出轻工业的范围，而大部分的工矿企业、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业仍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中。“因为归根到底，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是中国人民从来不习惯的，不需要的，而且越来越不愿意接受的。”
国有化生产传统，中国人不但在公共建设事业方面有悠久的传统，而且还有国有化生产的传统。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纪元前四世纪。但是正式颁布命令则在纪元前120年。后来到了纪元前81年就出现了伟大著作《盐铁论》。当时就是把盐铁生产收归国有而由政府派官员管理，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铸铁局，进行冶炼和制造。中国在纪元前2世纪铸铁技术已相当进步，而世界其他地方在公元14世纪才掌握了这门技术。国家统制的概念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大胆的革命思想，而是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在这一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想观点有极大的差别，因为西方人在过去三百年中已渗透了资本主义的个人企业发展的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农业一向看作是国家的根本，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农民自古以来就占相当高的地位，在四民之中占第二位，仅次于士（士农工商）。中国文化含有一种显著的农民的精神气质。同尚农的传统观念相联系的就是中国历史上一贯的尊重劳动的观念。中国古代的大家庭制度，延续了几千年，不仅成了每个家庭的规则，也成了皇帝治理国家的规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还有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就是在农民中一向有高度的互助合作。在各个朝代，“村社”一级合作成分总是存在。“所以，中国现在政府成立初期所提倡的互助合作运动，其实并不是前所未有的、暂新的东西。在中古世纪，各县的行政长官（县丞）对于各个村子里的事往往不大过问。只要各村的村长能够按时完成上交租税和征集壮丁的任务，他们就完全有权和当地的族长们共同商量决定有关本村的土地使用，道路桥梁修建，以及其他有关公益事业的事务。”这就是土地国有制的证明！
人民公社“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目前中国已经普遍实施的合作制度的进一步扩展。在原则上，这是符合中国社会传统精神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劳动人民是能够接受的”
“事实上，世界上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的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这就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
“我以前已经指出，中国文明本身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因此，很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中国在本世纪必须经历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在本质上是外来的东西。中国人绝不会自己产生资本主义；他们不理解，而且越来越不需要什么资本主义。所以在二十年代，自然就产生过不少议论，中国是不是最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确实，我们不妨把中国在本世纪的历史概括为下列过程：广大人民逐渐地，但是坚决的做出了决定，要取消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四，“李约瑟表明，大约在1400年以前，中国在科学、技术这两方面都比欧洲先进。他问：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象15至16世纪的欧洲那样发展出现代科学文化？”这就是李约瑟的难题。对这个难题我的看法是：在1400年前，中国的生产是农业生产，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的条件（水、土壤等）都比较优越，所以，与农业有关的科学就比欧洲先进，考古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15至16世纪，欧洲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引起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应用就形成了现代科学文化。这就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而中国由于抑制商品，也就抑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因此，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工业革命就不会出现现代的科学文化。这就是中国近代所谓的落后的原因！
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农业生产必然要发展到工业生产，工业生产必然要为人的解放准备好条件。所以，任何国家都要发展自己的工业才能达到解放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东方（俄国和中国）是否要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工业的办法，才能够为人的解放准备条件呢？这就是回答李约瑟难题的关键！
李约瑟认为，中国不需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许多中国的专家（例如林毅夫等）就认为中国只有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与李约瑟自己的看法对立的，也与毛泽东的抛弃资本主义的实践相矛盾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中国是不是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李约瑟的思想。为了实现世界大同，我们不是跟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屁股后边爬行，而是总结我们古代的历史经验和毛泽东跨越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为了实现世界大同即共产主义，不是东方要向西方学习，而是西方要向东方学习！这就是李约瑟思想的本质所在！
劳动者2011年9月5日

李约瑟的中国古代传统的基本观点
——跨越“卡夫丁峡谷”启示（13）
李约瑟是研究生物化学的专家，所以他了解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社会的本质；李约瑟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早最完全的英国人，所以他了解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无法克服的；李约瑟是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第一人，所以他把中国古代的各种特点和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得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传统。李约瑟认为，正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作用使得中国能够存在几千年不变化。正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作用，使得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正是中国古代传统的作用，使得中国人民有了认识自己的标准。
有人说，你一再地强调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事实是资本主义已经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说这些有何用呢？李约瑟用科学的事实证明中国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资本主义是外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外来的东西在中国总是要被同化的！蒙古人进入中国建立了元朝历时近90年，蒙古的文化并没有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而是被中国古代传统同化了！满清人进入中国建立了满清政府男人都留上了长辫子长达267年，满清的文化并没有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而是被中国古代传统同化了！八国联军占领中国十几年，并没有把中国变成殖民地而是被中国古代传统同化了！因此，资本主义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才不过三十年，按照历史的经验，因为它是外来的东西所以一定会被中国的古代传统同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
李约瑟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的古代传统，并用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实行农业上的人民公社制度，工业上的全民所有制制度，计划经济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制度，民主集中制度等等都不过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自然延续，而不是新的创造！所以了解中国古代传统了解我们的老祖宗是怎样生活的对我们建立新的社会具有现实的意义和历史的意义。
第一，古代官僚专制主义体制的传统
李约瑟用官僚封建主义（这是中国人的说法）代替马克思的亚洲生产方式（亚细亚所有制）立即声明“在历史上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同西方社会完全不是等同的，虽然也不无相似之处。”“在过去两千年中，从广义上说，中国还不曾有过像西方那样的军事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不管叫什么名称，中国的制度确实和欧洲人所知道的任何制度不一样。”“我有一个想法，觉得中国的制度，从来没有任何中间的封建主阶层。整个国家只有一个封建主，即皇帝统治，而由一个极其庞大的机构掌握管理；这个机构就是‘文士贵族’中任用的非世袭的文官系统或官僚系统，或官吏系统，这一体系是否可以称为阶级那是很成问题的。因为这个体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程度的流动性。很多家族可以上升到‘文士贵族’的地位，而重又坠落下去。那些家族如果不能产生优秀的子弟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为官吏，就只能在社会的上层至多存留一代或二代，不久就没落了。”士即文士官僚，就是这个国家两千年来掌握文学和行政的优秀知识分子。不管在那一个时代，文士式的官僚和那么贪得无厌的商人相比，他们的道德准则总是迥然不同的。可见，非世袭的文官制度是古代中国的基本事实，它和现代中国发生的情况之间有相互联系。“在现代社会中（指毛泽东时代）那种旧式的专谈理论脱离实践的公务人员或官僚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优秀知识分子必须要有充分的实践知识，自己参加生产劳动同时执行行政任务，才符合于新的道德观点。换句话说，从古老原始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上产生共产主义的社会伦理观点新动力，从而形成了对今天和明天的行政官员和人民领袖的基本要求。”
第二，排斥资本主义的传统
中国传统的封建官僚制度确实是从古代以来的社会体系中最稳定不变的一种形式。自秦到清“那个制度对于保证中国文化的延续性一直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那个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像在印度一样）阻止了资本主义在本国的发展。这种官僚制度的统治是非常成功的；它抑制商人，使他们不能上升掌握国家权力；它限制商会的范围使它只能起福利互助的作用；它扼杀了资本积累的萌芽；它对矿业课以重税使它不能生存；它对航海事业和对外贸易施加压力彻底摧毁（如15世纪郑和逝世后的情况）；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制度两千年来搜罗了社会各阶层中最优秀的人才为之效力。只是凭最后这一点，就可以有力地说明，为什么西方封建制度不得不让位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可以平安无事地一直保持下来。西方贵族世袭的原则不能使最优秀的人才登上最有权力的位置。当社会上最聪明能干的人不走教会统治集团的捷径，而从事商务贸易或者成为皇室顾问时，西方的封建制度就频临末日了。在中国则不然，因为行政官吏都是从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中选拔出来的，就不会像西方社会那样，由于贵族后裔的懦弱无能而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和反抗；这是导致西方封建制度崩溃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今天西方人必须认识，对中国人来说，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完全是外来的东西。由于西方人在短短几个世纪中侥幸地发展了现代科学技术从而凭借军事力量强迫中国人接受资本主义。中国人和西方接触之初，资本主义并未随之而来。十六世纪的葡萄牙商人和十七世纪的耶稣教会教士虽然各方面都给中国人带来很大影响，但是在经济方面却丝毫没有触动。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发生后，才使中国文士贵族感觉到工业化确实是不可避免的了。”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开展洋务运动办起了官商合营的兵工厂和制造厂，从外国请来了工程师。“这种企业当然不具备西方企业公司长期积累的经营管理经验，无法和西方竞争。”“因此，在大半个世纪中，中国政府和官僚们觉得还是做出让步，让那些熟悉业务的外国人去办。其结果就严重遏制了中国人自营企业的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外国人放松了在中国的营利活动，中国资本家的自营企业才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这些自营的企业家人数是极少的，不能称为一个阶级。他们过去大多以买办的身份与外国厂商有联系，因此他们能够将现代的金融管理方法应用于中国企业。但是即便如此，他们所占有的领域还是极小的，没有超出轻工业的范畴，而大部分的工矿企业、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企业仍掌握在外国资本家手中。他们与外国资本家仍然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他们必须要同国内最受尊敬的知识官僚家族结合起来。国民党无非就是这种内在的社会本质的表现形式而已。”而国民党的镇压手段是十分严酷的，因为归根结底，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制度是中国人民从来不习惯的，不需要的，而且越来越不愿意接受的。“国民党所日夜忧虑、梦魂不安的一个问题就是：欧洲的‘黑暗的魔鬼作坊’时期那种无限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显然不是通向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唯一的道路。另外有一条康庄大道，通行无阻。”
第三，官僚体制“提取回扣”的传统
传统的官僚制度最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我称之为“提取回扣”的特征。和朋友谈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表现最起劲的就是贪污勒索。一个县官告诉我：“过去的状元当上八府巡按，到了各州各县，都要盛宴款待，所有的碗筷杯盘都是银子做的，吃完了就送到他们的行邸去。几个世纪以来一向如此，已成惯例。这就是他的‘回扣’”这个办法是通行无阻的，已经成为社会运转规律的一个部分。中国老话说“升官发财”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传统准则。
中国自古以来，捐税都是以实物方式从各地征收，以大批船只满载着粮食、丝绸等运往京都。而且历朝政府向例给各省官吏的薪俸都不足以维持生活。所以，官僚们要保持自己的排场，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提取百分之十的回扣了。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之所以想说明以上各点，想说明“随着社会和工业的变化，在行政‘道德’观念上也必须要有深刻的变化。否则，旧社会就不可能转变为现代化的新国家。”
第四， 中国人尚文不尚武的传统
官僚封建主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尚文不尚武的社会风气。古代县官们的统治基本上是依靠文教感化，而不是靠武力镇压。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极其重要的。自有人类以来，一切社会都依靠武力，中国也不例外。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从来没有执行过贵族统治的原则。所谓贵族，概括地说，只是包括统治皇室的亲属；那些贵族的成员往往被看做是争夺皇权的嫌疑人物，因而受到严密的控制，不得参与官僚政治；到朝代更迭的时候，贵族也随之消灭了。他们完全不准许掌握军队。“我认为中国尚文不尚武的精神仍将继续保持下去，并且预示着今后几个世纪中基本上和平发展的前景。”
第五，统治者和人民结合的传统
在中国社会中有某些特性是非常牢固不变的。在中国统治中“一贯强调人民之间的团结和领袖与人民的统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古代皇帝和大臣们每年都要举行礼节性的耕田。皇帝就是天子。他受命于天，治理天下万民。自古以来，皇帝负有保持日子繁荣昌盛的责任，尤其他要负责选择适当时令进行耕作。他既是君主，又是宇宙守护神的祭司。他代表天下万民向上天祭献，不但要为万民祈福，而且要以自己的行动祈求上天降幅。他必须以上天的意志行事。因为皇帝有君主和祭祀的双重使命，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对皇权产生了深厚的爱戴之情。“从而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政府不是单纯地依靠人的力量构成的，并不是由于某一个人比其他人强而组成了政府。政府是整个宇宙运转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六，国家管理水利工程和公共建设事业的传统
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关于中国官僚专制主义的起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认为那和中国古代水利工程超越一切的重要性是有关系的。水利之所以重要可以推源于中国的地理以至地壳结构的特征。农业方面需要灌溉渠道以进行集约耕种，需要筑堤以防止水灾，需要开掘运河为朝廷运进各省的贡赋。这一切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贯重视大规模的公共事业的传统。这一传统至今仍占着重要的位置。
第七，国有化生产的传统
中国人有国有化生产的传统。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纪元前四世纪。但是正式颁布命令则在纪元前120年。到了纪元前81年就出现了令人惊叹的伟大著作《盐铁论》。这是一本争论记录的书，核心是盐和铁的国有化问题。当时的办法是把盐铁生产收归国有，由政府派官吏管理。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铸铁局，进行冶炼和铁器制造。中国在纪元前2世纪铸铁技术已相当进步，而世界其他地方在公元14世纪才掌握了这门技术。铸铁局的一个任务就是铸造农业工具如犁锄耙锹等等。到了汉朝后期国有化的范围更扩大，酿酒工业也归国家经营了。“显然，现代中国的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思想，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中早已存在。”所以，国家统制的概念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大胆的革命思想，而是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在这一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想观点有极大的差别，因为西方人在过去三百年中已渗透了资本主义的个人企业发展的思想。中国现在的企业的原动力是社会主义的合作互利的精神，而不是个人主义的扩展或谋利的精神。
第八，社会等级排列的次序的传统
与国有工业生产有关的就是中国社会等级的排列次序的问题。这里等级不是阶级。古代历史上是士农工商。这种排列顺序在中国人思想深处是经常存在的。这句成语自从纪元前3世纪封建结束，帝国统一之时起，几千年来一直广泛流传着。中国人一直把商人放在末等地位，对于兵士也有类似的看法。今天这仍然反映着中国人一种类似直觉的心里特征。“国民党之所以崩溃主要是自然要归咎于他们的银行家、买办、商人集团所做的种种罪恶勾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对于不学无术的国民党从来没有寄予任何幻想。他们绝对不相信国民党的资本主义是代表中国文化演进的必然道路。他们口头上高谈什么封建道德，提倡什么新生活运动。而他们自己却大量搜刮财富，这和他们的倡导的新生活教条完全不相符合。
国民党暗示的次序是“商士工农”。共产党排列的次序是“工农士商”。
第九，中国以农为本的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农业一向看作是国家的根本，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农民自古以来就占相当高的位置，仅次于士。在中国文化中常体现出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因为，归根结底，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中国的文化含有一种显著的农民的（或者自耕农的）精神气质。中国文学中常常有“归田庐 ”的题材。许多诗人谱写诗篇歌咏归田之乐 ；要辞去官职，脱离尘网，回到自己的祖先的田园中去，叶落归根。“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力量的来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党员都是在农村里成长的，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具有‘农村党’的优点，既是革命家又是农民，一身而二任，这只有在中国才能取得成功。但是，这也是在农村中取得和保持领导权的一个主要因素。”
第十，尊重劳动的传统
同这种尚农的传统观念相联系的就是中国历史上一贯的尊重劳动的观念。这种观念可能在文学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但是历代诗人却是不断歌颂劳动的。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所以至今受到热爱，就是因为他们在诗篇中总是歌颂农民，讥讽官僚和谴责黩武的军阀。所以形成这种风气，其部分原因可能就是由于有些政府官员必须掌握水利工程，公共建设以及交通运输方面的技术知识。但是另一方面，脱离劳动和实践的现象在中国也很普遍，因为，归根结底，行政人员的修养主要还是在文学方面。
一切国家的文化都具有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但是所有最伟大的思想家、实验家和艺术家们都知道：每个人只要把体力和脑力（或智力）劳动结合起来才能够达到人类成就的最高境界。这种结合无论在理论科学或技术发展的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两者的结合，才产生了先苏格拉底时期许多唯物主义的设想，才形成了亚里斯多德学说的精艺，才启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工程师们的聪明才智，而以达。芬奇的成就达到最高峰。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出现的瓦特、斯蒂文斯、爱迪生等也是这样。更进一层说，理论与实践结合不但使我们能够真正地认识自然，而且还可以使我们与社会底层的人民建立更深厚的感情，因为他们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仍然以体力劳动为主。
有人认为在中国劳动是一种惩罚性的劳役，那是某些作家出于误解的歪曲宣传，令人深感遗憾！
第十一，道德阴谋权术的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到底有多少虚伪奸诈的成分呢？不消说，这种成分是很大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如此。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成分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少一些，因为几千年来历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忠诚附庸儒家崇高的道德观念。历代的诗人都歌颂这种道德观念，而在中国，最大的诗人本身也都是官吏。归根到底，中国历来就有一套我们不妨称之为标准的管理人民的艺术，例如，颁发各种恩惠、互惠义务、例行荣典等。此外说服教育的艺术在中国生活中有悠久的传统。这一特征也许是在中国文明初创时期由于一些偶然性的特殊技术条件而形成的。中国在周朝封建时代，诸侯贵族的防御武器设备是很薄弱的，而平民百姓却善于使用一种坚强的武器，弓弩。因此，说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统治的艺术就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另外，还有一点，生活简朴是一般公认的美德——在非工业化的社会里大都如此。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也有帝王骄奢淫逸，生活糜烂，但其结局总是悲惨的。中国人的精神一向反对无原则的权谋，不正直的行为和奢靡的生活。争夺和攫取的行为是品德高尚的人所不愿做的。君子和人民是结合在一起的，正如梁山“好汉”的领袖们，他们是在人民之中，而不是在人民之上，发挥其领导作用。
第十二，监督官僚的公众舆论的传统
有人说在中国中古世纪公众舆论是不存在的。这是错误的。中国的文士贵族，特别是那些文官体系或官僚系统中担任公职的，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监督官吏也监督皇帝（谏官）。这些文官们都是坚持传统的教义。当和皇帝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并不妥协，因此他们一再放放逐或处死，但并不因此平息儒生们的抗诉。因此，在各个朝代中，文官体系中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京师的知识分子，往往形成广泛和明智的舆论势力，而他们一般也能反映广大平民百姓的意见。
第十三，社会团结力量的传统
在任何一个文化体系中，这都是在生活和思想上有根本性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首先我们必须谈一谈中国的大家庭制度。在中古时期，它确实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有许多情况是和大家庭制度分不开的。例如，提倡不妒的美德；崇尚礼仪的风气；“顾全面子”的普遍现象，这是出于一种不要使别人难堪的意愿。大家庭的维系力量主要就是依靠容忍。1958年我在中国到处看到的是人民自觉自愿，满怀热情，共同努力提高生产和实现现代化；对古代文化的自豪感促使他们努力争取在现代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在公共卫生、社会服务、工业建设以及各种福利事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而这一切成就如果没有不同年龄，不同种类的体力和脑力工作者真诚自愿的合作与团结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谈到商人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中国是有商会的，但是中国的商会从来没有起过像西方社会的商会哪样重大的作用；从来没有在国家政府中取得权力，从来没有侵犯过皇家官僚行政体系的权力。这是因为官僚政府故意限制了商人的势力。“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为什么中国社会后来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因而也没有出现现代的科学？”
西方人认为城市是人民合法的安全保障。在中国人看来这是难以理解的。“中国的城市在根本上是皇家行政系统的一个环节。在西方国家，城市中往往由‘市参议员’或‘商业巨头’独立管理市政，公然对抗贵族而直接和统治的皇室挂钩。这种情况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也是难以理解的。”
第十四，高度互助合作的传统
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还有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在农民中间一向有高度的互助合作。在各个朝代，“村”一级的合作成分总是存在，虽然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所以中国现在政府成立初期所提倡的互助合作运动，其实并不是前所未有的，暂新的东西。在中古世纪，各县的行政长官（县丞）对于各个村子的事往往不大过问，只要各村的村长能够按时完成上交租税和征集壮丁的任务，他们就完全有权和当地的族长们共同商讨决定有关村上的土地使用，道路桥梁修建，以及其他有关公益的事务，这就是土地公有制下的村社自治传统。
至于人民公社，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目前中国已经普遍实施的合作社制度的进一步扩展。在原则上，这是符合中国社会的传统精神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中国劳动人民是能够接受的。
第十五，中国民主的传统
虽然中国的传统并没有受到著名的希腊文化的任何影响，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深深蕴藏着一种天生的民主气息。对于有才学的人，不论出身高低一律受到尊重；在儒家理论中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工人农民一贯尊重其人的尊严。“所有这一切在我们同中国人的交往中，以及在中国人自己相互关系中，都可以生动地体会到。此外我们不能忘记，两千年来中国主要的社会哲学学派的一条基本原理是：人民有权利和义务‘反对不符合儒教精神的君主’，这比欧洲的宗教改革者提出的类似论点还要早将近2千年。我想，我们可以断言：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从来没有西方国家所说的那种‘代议制’的民主政体，但是中国也绝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个纯粹的专制独裁的国家。中国是一个高度立宪化的国家（宪法是不成文的），是依靠风俗习惯进行统治的。”
第十六，中国人的唯物主义传统
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在许多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个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中国学者说：“真是妙极了！这不就是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的身边来了。”永恒哲学就是中国的非二元论的、有机的宇宙观。
欧洲人一直在神学的唯心主义和机械的唯物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欧洲人要想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那是多么的困难啊！一方面是原子传统，另一方面是唯心主义传统。这种二元论的冲突反映在无数无数的矛盾之中——必要和自由的矛盾，物质与精神的矛盾，情欲与禁欲的矛盾，现实与理想的矛盾——这一切就好像在一个宇宙性的大战役中的许多局部的交锋。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从来不存在的，因为，在中国，人世间的皇帝既是君主又是牧师。天子就代表天上的北斗星，一切星辰都围着它运转。
中国文化深刻的一元性不但有利于中国人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因为他们把它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永恒哲学的一种全面发展的形式；而且这和一党专政国家概念也是非常适合的，中国历史传统向来就是如此。
第十七，没有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神学的传统
在中国文化中缺少某一种思想，最明显的就是它从来没有唯心主义思想的坚强传统。从庄子的著作中没有形而上学的思想。从整个说来，我认为更多的是神秘主义而不是形而上学。佛教思想对于中国的思想的发展来说，其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佛教思想被看作是异端邪说。
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尘世并不是虚幻的；贤明的政府和公正合理的社会是可以实现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正常的家庭生活是自然的人生之道；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获得拯救。因此，在中国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神学思想。造物主和上帝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宇宙体现着一种天然的秩序，完全排除了法律概念。
第十八，中国人讨厌法律原则的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一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反对编撰法典和讨厌法律原则的倾向。中国人有一种深刻的信念，认为任何案件必须根据它的具体情况进行裁判，也就是说，就事论事。虽然从汉朝后期每个朝代都有法学家编了不少的判例汇集，而且每个朝代都有钦定的法规。但是总的来说，这些法规从来没有起过像欧洲的查士丁尼法或其他伟大法典的作用。而且在中国人思想上“公正”的观念比“成文法”的观念要重要得多。同样地中古世纪的中国社会还有一种不喜欢法律诉讼的倾向。老百姓尽可能避免到那个要钱的县衙门去。
第十九，中国科学应用的传统
只有研究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上古时代中国的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有惊人的发展，而在十七世纪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从广义来说，在纪元前3世纪至公元十五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要进步得多。但是从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的科学开始占领先地位了。这是因为“欧洲有许多特殊因素必须考虑进去；欧洲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欧洲封建制度的形式，欧洲重商主义和工业化的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希腊人从先苏格拉底时期以后对欧洲文化历史一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都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和成长归之于什么欧洲精神的神秘命运或者欧洲人的天赋才能。”
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勃兴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东方文明中？在中国古希腊城邦的概念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它不是封建社会。在西方，商人的利益对于现代科学的勃兴起着重大的作用；而在中国，商人的利益一贯受到抑制的。此外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神圣化的家族祖先体系；另一方面是人格化的上帝造物主。一方面是一切事物内在的“道”使他们自然地达到和谐；而另一方面则是原子作用和机械推动的理论。现代方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似乎需要有一种启发性的自然纯朴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恰恰是中国天赋的智能所缺少的。
中国人能够更好的把科学应用到人生事务上，这方面要比西方高明得多。中国早在纪元前2世纪就习惯用浇注法制造农具了。
西方人必须认识，在中国人看来，科学并不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慷慨恩赐，并不是在中国自己的文化里毫无根基的。相反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光辉灿烂而深厚的根基。这一些中国人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
第二十，中国人有虚心听取意见的传统
以上各节所述，其目的是想通过一个对于伟大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者的目光为考虑现代中国问题提供一些历史背景知识。我没有任何企图想贬低现在中国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改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所取得的惊人的成就。同时任何一个西方人要想真正理解现代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他也必须要懂得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特征；而恰恰在这一方面，西方人的知识贫乏得可怜。确实中国自己的学者有时为了论证新生的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往往会贬低自己过去的历史，过分强调了过去妇女备受压迫，地主贪残凶狠等等阴暗方面，而低估了几千年来哲学和艺术方面的伟大成就。这种情况只能说是自暴自弃吧！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劳动者2011年9月7日

我为什么赞赏李约瑟？

——跨越“卡夫丁峡谷”启示（14）

   有人说我用李约瑟的基本观点美化旧社会 ，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之所以把李约瑟看做是拯救人类的救星，是因为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判断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

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亚细亚所有制的生产方式。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和欧洲的贵族封建社会绝不是一样的。

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是土地公有制，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由村长和族长共同安排村社的土地使用并组织生产、水利、公共建设。

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的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李约瑟认为中国人异常重视农业生产，尊重劳动，农民互助合作团结一致。

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俄国和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就能进入新社会，李约瑟认为中国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中国人民不需要资本主义。

   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是专制主义社会，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的官僚专政是非世袭的文官系统或官僚系统。

   我这样进行比较得出一个结论：是不是因为李约瑟的判断和马克思的判断是一致的，就认为李约瑟是拯救人类的救星？绝不是的！如果这样认为，就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教条式的理解！

   马克思的理论只有符合实际才是正确的！那么李约瑟的基本观点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实际呢？

   李约瑟有句名言：“事实上，世界上其他各国都需要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但向现代的中国学习，也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和经验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可以说，李约瑟之所以研究中国古代的传统，就是为了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有了医治现代病的良方，就能够拯救人类！这就是李约瑟的伟大的目标！

   所谓现代病就是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弊病，在这个社会弊病面前人类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认识，而且还把它看做是人类最好的生活方式！可怜的人类啊！

   李约瑟无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中，还是在他的各种讲演中，各种论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国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中国来说是外来的东西，中国人不需要资本主义。这就是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唯一的指导思想！唯一的中心议题！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理解李约瑟！

   李约瑟利用几十年时间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特点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他用这个结论和西方的资产阶级进行辩论！他用这个结论证明毛泽东的人民公社、生产资料公有化、计划经济、民主集中制等等都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延续！他用这个结论赞扬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他用这个结论号召全世界各国不仅要向古代的中国学习，而且要向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学习！这就是李约瑟的伟大之处！

   李约瑟总结了中国古代的十九个传统，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他告诉中国人民不要自暴自弃，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如何在皇帝的官僚专制统治下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自古以来就是集体生产的模范，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自古以来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管理者，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自古以来就是道德模范的执行者，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自古以来就是热爱劳动互助合作的典范，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团结的样板。所有这一切都是和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

   我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赞扬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不是就是赞扬中国的官僚政治的统治？是不是就是期望中国人民回到皇帝时代呢？绝不是的！这是因为，人类的历史是自然发展过来的，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中国社会稳定，人民生活自由是有一定的内在的原因的，这个内在的原因就是李约瑟总结的十九条传统。

   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历史，也就是劳动的历史，也就是生产的历史。这个历史的特点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始是手工劳动，接着是集体手工劳动，最后是机器劳动。开始是农业生产，接着就是工业生产。因此，在手工劳动以及农业生产的历史阶段，历史上的表现形式就是亚细亚所有制、古代所有制、日耳曼所有制。这些所有制在世界各国以不同的程度发展着，以不同的形式表现着。在东亚在中国，表现为夏商是奴隶社会，在周朝是封建社会，在秦朝到满清是亚细亚所有制。对于中国的劳动人民来说两千年的历史就是皇帝官僚专制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中国劳动人民是村社自治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所以，两千年的亚细亚所有制即皇帝官僚专制制度就是中国人民需要的生产制度和政治制度。它与夏商的奴隶社会和周朝的封建社会相比具有与历史的先进性。这就是李约瑟肯定中国古代传统的原因。

   历史发展到机器劳动时期发展到工业生产时期，这种皇帝官僚专制制度是否还需要呢？回答是肯定的，不需要！王亚南同志说过官僚专制制度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制度，就是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历时两千年。因为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诞生了三百多年，而中国的皇帝官僚制度一直没有受到资本主义所破坏，这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这种制度对商业是采取排斥的态度的，资本主义就无从产生。

   到了毛泽东时代，由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毛泽东继承中国历史中劳动人民生产的传统，进行合作化运动，成立人民公社，建设公有化的工业。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官僚专制政治吗？自然不需要！毛泽东的党内不断地整风、大搞群众运动、揭露政权中的官僚主义、取消军衔制、干部的工资和工人一样多、干部参加劳动、鞍钢宪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官僚政治的遗毒。所有这一切都得到李约瑟的肯定。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原来的官僚主义政治也随之死恢复然。可以说，现在中国人民愤恨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可恶的中国的官僚政治的遗毒！因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并不是广大的劳动人民，而是中国官僚主义者阶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官僚阶层则是资产阶级的保护伞！所以消灭官僚主义和消灭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来说是同样重要的！

      劳动者2011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