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应对金融危机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理念

2011年08月16日 10:58        来源：中国经济网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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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唐双宁就金融文化建设、货币政策制定以及金融衍生品监管等内容，接受了中国电子银行网的专访。

中国电子银行网：唐董事长，这次您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书法答谢展”于6月29日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中国电子银行网有幸参观了您的书法展，并在网站上进行了专题报导。首先祝贺您的书法展览取得圆满成功！作为一名金融工作者，唐董事长是怎样与草书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唐双宁董事长：我喜欢草书作品，要说起来还是我们那个年代造就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应该说是对文化的大破坏，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文化就是用毛笔写大字报。那个时候的帖啊碑啊是看不到了，但是能看到的是毛主席的书法、毛主席的诗词。

所以我跟有的媒体讲，那个时候这个光芒万丈，那个光芒万丈，我觉得真正光芒万丈的是毛主席的书法。我那时十几岁，在我看来，毛主席的书法龙飞凤舞，给人一种阳刚之美的感觉，也就下意识的开始学习他的书法。其实也算不上学习，有时就是用手指头比划，有时用铅笔、钢笔练一练，有时也用毛笔写一写，后来慢慢发展成艺术创作，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中国电子银行网：在外人看来，您具有多重身份，您既是书法家，同时又是出版了多部诗集、散文著作的文学家，并将哲学恰到好处地运用到了金融当中后，您也被称为金融界的“哲学家”，但从您的本职工作方面来看，您首先是一个金融家。请问其他身份对于您成为金融家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唐双宁董事长：在你说的这些身份中，我的本职工作当然首先是金融了。从考入财经大学算起，三十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同时，我也喜欢文史哲。就说书法吧，我最早练习书法是从抄大字报开始的，后来书法就成了休息的一种方式，因为磨刀不误砍柴工，休息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再后来就变成了一种业余爱好，从被动变成主动，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再后来就变成了一种需要，不能离开了。对于其他爱好也是如此。

书法是以汉文字为对象，以中国传统的笔墨纸砚为工具，以书外功夫为基础，用以宣泄情绪、创造美感的一种艺术。而书外功夫就是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件事、师万人长、抒万般情、拓万丈胸。我认为书法的这种书外功夫也是成为金融家所应具备的基础功夫。

哲学与金融也是互通的，哲学中的许多理论有助于解释金融问题。我在一次金融文化的讲座中提到要成为“勇于担当的金融家”，必须学好哲学。学好哲学，一通百通。我那次讲座还谈到许多诸如形而上与形而下、躯体与灵魂、金融物与金融人、硬实力与软实力、平面扩张与立体提升、金融大国与金融强国、德治与法治、安全与发展、信任与管理、谋技与通道等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其实都是哲学的命题，也可以说是“金融哲学”。“金融哲学”是“金融文化”的基础。“金融文化”说穿了就是解决金融物与金融人的内外因的关系问题，从内因、长远、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文化与金融哲学互不可分。我体会最没用的是哲学，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最有用的是哲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问题。业务是楼房，哲学是地基。不能只打地基不盖楼房，更不能不打地基只盖楼房。因此，哲学是金融文化建设的基础，是当好金融家的基础，是一个人生存、在社会安身立命、既自身心情愉快幸福又有利国家社会的基础。

中国电子银行网：说到金融文化，我们知道您有过深入的研究。您认为中国金融业需要培养什么样的“金融文化”？

唐双宁董事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在业务发展、法治建设、管理水平、体制转轨、服务社会等形而下层面的进步，在形而上层面都映射着金融文化的影子。改革、发展、安全、管理、诚信、法治、服务、效率、和谐、幸福，应该是今天中国金融文化的“主题词”。

我曾将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利、法、信、义、道”。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为前提，要以“道”为基础。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正所谓小才通技，中才通策，大才通略，超才通道……“道”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宇宙的普遍规律，是人类的特有智慧，也可以说更是中国文化的特殊现象。

我最近还提出一个应对金融危机“小胜靠力，中胜靠智，大胜靠德，全胜靠道，道乃德、智、力之和”的观点，不妨也可以作为我对“金融之道”、“金融文化”的某种理解。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现阶段也可以表述为：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

下一步，在中国金融文化建设中，我认为需要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做到“八个坚持”：一是安全与发展并重，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二是竞争与服务并重，改善服务，文明竞争，服务第一；三是德治与法治并重，提倡德治，并用法治，德治第一；四是信任与管理并重，增进信任，加强管理，信任第一；五是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六是信仰与约束并重，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七是市场份额与员工幸福感并重，重视市场，更重视员工，员工幸福感第一；八是谋技与通道并重，重视技术，更重“通道”，“通道”第一。

中国电子银行网：人民银行今年以来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最近又采取了加息动作，在货币政策方面有逐渐收紧的信号。您曾经在人民银行工作过，对于人民银行制定货币政策的过程较为了解。为了提高货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唐双宁董事长：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体上实行过四种货币政策，分别为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当时CPI达到8%，不得不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随之后来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中国难免受到冲击，又不得不在2008年底把货币政策由从紧调整为适度宽松。说是适度宽松，但两年新增贷款18万亿。因为虽然中央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是力求审时度势松紧兼顾，但地方政府和一些部门是期盼越宽越好，存在一种“倒逼机制”，这是我们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考虑这种“盼宽松心理”和“倒逼机制”，“适度宽松”这个度，是难以把握的。2011年，为既要防通胀又要保增长，又将货币政策改为“稳健”。这个稳健的“度”也不好把握。我们2008年“从紧”时准备金率是17.5%，现在“稳健”时准备金率却是21.5%。

为了提高货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在今年的两会上，我提交过《关于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的提案》，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稳健”、“适度从紧”二种模式应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常态选择。

第二，慎用“从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三，中国不可采用“宽松”(积极)的货币政策，除非万不得已。

第四，建议在货币政策决策上，实行“稳健”、“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人民银行提出，国务院决定；实行“从紧”、“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由国务院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实行“宽松”(积极)的货币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

中国电子银行网：近年来，金融创新催生金融衍生品业务快速发展，您曾经在银监会副主席任上分管金融创新，您如何看待金融衍生品监管？

唐双宁董事长：我2009年曾提出对金融衍生品进行五级分类监管。按照金融衍生品远离基础产品(真实交易)的程度，具体是这样划分的：第一类是利率掉期、外汇掉期等具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衍生品；第二类是期权、期货等兼具套期保值和投机功能的基本衍生品；第三类是信用违约掉期、结构性产品等多种市场因子模型化后的高级衍生品；第四类是担保债务凭证(CDO)等资产证券化产品和有对冲性质的基金等缺乏真实交易背景、为交易而交易的衍生品，特别是合成式、非现金交割的衍生品；第五类是杠杆倍数畸高、赌博倾向明显的高危性衍生品。

这里面，第一、二类属于基本衍生产品，是规则的、可计算的，是基本金融产品的延伸；第三类正向与负向功能兼具，与基础产品的链条已然被拉长；其他类则渐次显现出高危性衍生产品的特点，是不规则、不透明、难于计算的，主要靠所谓的“模型”说话。因此在监管中，对于第一类金融衍生品可视为“正常”类，监管部门通过数据统计和信息汇总，掌握情况即可；第二类可视为“关注”类，若在交易所交易，则依靠保证金制度和交易流程予以规范；若在场外交易，则需要监管部门通过统计报表汇总相关的表外科目，并且要求金融机构逐日盯市计算市场风险敞口；第三类可视为“高度关注”类，监管部门应要求金融机构能够对有关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进行合并管理，并分类报送数据，对不同目的的交易设置不同的账户，账户间设置“防火墙”，定期向监管部门提交风险报告；第四类可视为“限制”类，监管部门必须采取例外监管方式，设置杠杆倍数的最高限值(阈限值)，并把净值交割限定在合格投资者范围之内；第五类可视为“禁止”类，现阶段除少量在实验室进行外，应明确禁止，待今后对这种衍生品有了更充分的认识，有了更有效的监管手段后，再考虑开禁。

此次日本核事故再次使我联想到金融衍生品的分类监管。“核”这个东西是个客观存在(我这里的“核”特指原子核在聚变和裂变过程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核”也是一块“鸡肋”，同其他事物一样都具有两面性。为此，1990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了《国际核事件和放射事件分级表》，将核事件分为七级：一—三级为“事件”，四—七级为“事故”。按递增的严重程度排列，一级称为“异常”、二级称为“一般事件”、三级称为“重大事件”、四级称为“影响范围有限的事故”、五级称为“影响范围较大的事故”、六级称为“重大事故”、七级称为“特大事故”。具体比如对“一级”的定义是，一名公众成员受到辐射超过法定限值，安全部件发生少量问题，但纵深防御仍然有效；而“七级”的定义就是放射性物质大量释放，对健康和环境具有大范围影响，需要实施长期的应对措施。日本这次七级特大核事故，公布影响遮遮掩掩，很不地道，甚至有日本记者怀疑核电站藏有核武器，如果如此，那就更令人发指了。

这里多说一句，以前人们只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实际从辩证法的角度看，科技也是“第一破坏力”。有些国家实际在有些方面已面临“生产力”与“破坏力”的临界点，需要调整科技的“方向与结构”。

“核”如此，金融衍生品亦如此。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家把金融衍生品说得天花乱坠，玩得天花乱坠，我们不搞怎么行？但金融衍生品内生着比原生品大得多的风险。以往银行不良资产一般是面向实体经济的贷款，因此不良资产数额再大也是有底线的，而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其金额甚至可以远远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因此，其危害性也就远远大于不良贷款(在这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全世界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630万亿美元，是当时GDP的15倍多，到今天据说已增加到690万亿美元)。可以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是金融衍生品惹的祸。为此，我呼吁监管部门着手制定对金融衍生品的分类监管办法。在2009年认识的基础上，我想再突出强调十个字。

一是合作，就是建立衍生品监管的全球合作框架。在全球层面，继续强化已有的国际金融机构(IMF和世界银行等)的作用，充分吸纳各国参与构筑"同一与多元"相结合的全球监管框架，将更多的“国际共识”转化为操作性较强的标准和动作，引导衍生品回归到资源配置、流动性改善和风险管理的职能。这是多元向本源的回归。

二是附体，就是虚拟经济必须附在实体经济上。股票、债券、衍生品等在早期促进了铁路、科技等产业的发展。然而，如果货币虚拟资本产生的利润远超过产业资本，或者货币虚拟资本获取利润速度长期超过产业资本创利速度，当到达临界值的时候，崩溃就将成为必然。“大萧条”、“日本泡沫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都印证了“金融咒语”——泡沫最终是要破灭的。

三是求本，就是金融创新的根本是增进人类福祉，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金融衍生品是为对冲风险而产生的，根本的是要服从实体经济融通资金和管理风险的需要，最终要考虑产业资本利润创造的承受力。如果单纯为创新而“创新”，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就增加不了实际价值，那只能是吹泡沫，终究免不了一劫，何谈人类福祉！

四是重实，就是金融模型不是万能的，自货币经济诞生，市场已由“拜物教”向“拜钱教”转移，而金融衍生品大规模发展后，又出现了“唯模型论”。那些高危性衍生产品主要靠“模型”定价，大搞数字和账面游戏。岂不知，“模型”中的一个假设概率条件发生变化，那么整个估值将随之倾覆，出现“赵括现象”，产生纸上谈兵效应，使“多米诺骨牌”倒下，重创实体经济。我认为要“有模型，不唯模型，重在实际”。

五是发展，就是我国发展金融衍生品的决心不能动摇、步伐不能停止。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应着力推动原生产品上的第一次衍生工具，切忌衍生工具过度虚拟化、泡沫化。要按照四原则(实需原则、市场监管原则、集中清算原则和简单适用原则)发展金融衍生品，并且依照类别加强监管，避免出现“金融核事故”。

中国电子银行网：非常感谢唐董事长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中国电子银行网的采访，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具有艺术家和哲学家风范的金融家的风采。中国电子银行网新上线不久，您领导的光大银行也是中国电子银行网的合作银行之一，日前光大银行首页还加上了中国电子银行网的链接。您是否能对中国电子银行网在加强与银行的合作，更好地为各银行及银行用户服务方面提出些要求？

唐双宁董事长：我希望中国电子银行网能做到像你们的宗旨"专业铸就信赖，平台引领安全"所倡导的那样，能为包括光大银行在内的各商业银行提供一个统一的平台与窗口，共同向广大用户宣传电子银行安全知识、电子银行新产品与新服务，突出专业性、实用性，促进电子银行业的交流，加强与各方的联动，打造成一个行业的权威品牌。光大银行也将继续深化与中国电子银行网的合作，共同致力于推进中国电子银行业的蓬勃发展。(本文作者：李丽仙、胡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