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国”说法的再考察

从前我在《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并不规范》一文中，探寻“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从何而来？根据文献资料，最早是在梁启超作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首次提出“四大文明祖国”之说。这首七言长诗写道：

“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邻相望……”

梁启超自注：“侯官严氏（按即严复）考定小亚细亚即汉之安息，今从之。”

梁启超又注：“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

梁启超的这首七言长诗抒发了一种热烈的爱国情感，但在学术上根据不足。他所谓：“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其中这个 “小亚细亚”指的是“安息，即波斯或伊朗”，可见当时梁启超对于世界古代历史并没有深入的考察。

    实际上，考古发掘证实：公元前 2 千纪以前世界上的文明古国至少有20几个，大致集中在北非和西南亚一带，如：尼罗河谷（上埃及）的布托、尼罗河三角洲（下埃及）的孟菲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依兰、哈拉巴、巴比伦、亚述、地中海沿岸的腓尼基、犹太、克里特岛的米诺斯……它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都比殷商早（传说中的夏朝尚未发掘出确凿的文字遗迹），全世界的“文明古国”何止“四大”？而“安息即波斯或伊朗”却是后起的，比两河流域诸国晚得多。

　两河流域文明时代最早的居民是苏美尔人 

梁启超宣传“亚洲中心主义”

    此后20多年间，梁启超关于“几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一变再变。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又曾宣称：“世界文明之祖国有五：曰中华，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国亡，其文明与之俱亡。……而我中华者，屹然独立，继继绳绳，增长光大，以迄今日。”就是予以补充而增加墨西哥（玛雅文明）成为“五大世界文明之祖国”。这个说法没有得到普及，不了了之。

    当时梁启超并没有认识到：国家虽然灭亡了，其文明并不一定“与之俱亡”。因为“文明”乃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自有它独特的传承性和融合性。

    如古希腊化地区各国、古印度各王朝、宋皇朝、明皇朝都曾遭到入侵而灭亡，但是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都并没有因“亡国”而随之灭亡。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自古一直传承至今。

    梁启超一直有意识地抵制、对抗西方即欧洲文明，在他的历史观里，一味弘扬东方的精神文明，而排除西方物质文明及其源头——古爱琴海希腊文明。

    当然，如墨西哥的玛雅文明是被殖民主义者灭亡了，没有传承下来……。总之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再后来，梁启超引据日本人志贺重昂《地理学讲义》一书，宣称“亚洲为世界各古文化的发源地”，不仅排除了古代爱琴海希腊文明，甚至排除了古代埃及文明。

    梁启超说：“尔来绝代之伟人，如释迦，如孔子，如耶稣，如阼乐阿士打（按：即琐罗亚斯德），如摩诃末（按：即穆罕默德）相接出现于此土。全世界所有之宗教，如婆罗门教，如佛教，如儒教，如祆（xian）教，如基督教，如回教，如马尼教等，无一非此土之产物也。号称世界最古之国，如印度，如中华，如犹太，如亚西里亚（按：或译作亚述），无一非此土之肇建也。而泰西一切文学、哲学、美术、巧艺，其渊源大率自印度、中华、亚西里亚（亚述）、巴比伦尼亚、腓尼西亚（按：即腓尼基）、波斯、阿刺伯等国而来，无一非此土之子孙也。”(梁启超：《亚洲地理大势论·小序》，载《饮冰室合集》，第2册，第69—70页。)

     梁启超又写道：“当希腊人文发达之始，其政治学术宗教卓然笼罩一世之概者，厥惟亚西里亚（亚述）、巴比仑、腓尼西亚（腓尼基）诸国。”

     在这里，梁启超又认为：“号称世界最古之国”并不止于“四大”或“五大”，而是包括印度，中华，犹太，亚述，巴比伦，腓尼基、波斯、阿刺伯等亚洲古代国家，数一下，梁启超文中举出了八个文明古国。人称梁启超观点多变，学问广而不精，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显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的文明史观，宣传“亚洲中心主义”来跟“欧洲中心主义”相抗衡。

“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何时定型？ 

     后来我国通行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将原先梁启超提出的“小亚细亚”去掉，换上了“巴比伦”。

     那么，是在什么时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定型的呢？本文加以考证。

     根据我所查阅到的文献资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逐渐定型的。

           1924年，陆懋德在《中国第一篇古史之时代考》（载《清华学报》，1924，2）一文中，评论韦尔斯(Wells)的《世界史纲》时写道：“吾国为东方最古之民族，此为世界所公认者也。……此书（按指韦尔斯《世界史纲》一书）于中国上古文化之开始，虽未能详定其时代，然已明言‘当阿利安人 (Aryan) 语言生活传布东西之时，其他文化甚高之民族，已存在于埃及、米索怕土迷亚，或中国及印度’。此于中国虽用疑词的‘或’字，然固已不能不承认中国之文化与埃及、嘉尔地、巴比仑同一远古也。”

      差不多同时，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引证日本学者浮田和民《西洋上古史》论迦勒底、亚述、巴比伦、埃及的兴衰年数，柳诒徵得出这样的看法：“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之，中国独寿。”

      柳诒徵此文，是迄今我所见到关于“四大文明古国”的最早的定型说法。

      稍后，王正颜做了历史比较研究，认为“巴比伦文化距今八九千年，中国自伏羲至虞舜二千年，自虞舜至今五千年”。他划分世界文化为“发源之国”与“非发源之国”两种类型，称埃及、巴比伦、中国为“文化发源之国”，而希伯来、以色列为“非文化发源之国”。(王正颜：《国学原理考》第12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

      但是王正颜对于世界文明史的年代划分，根据不足，更没有确切考证；神话传说是不足为凭的。

历史最久远（公元前3000年代）的文明摇篮地区

中外历史学家并不公认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

      然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学家对于古代世界文明的学术观点，并不公认这“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例如 ——

          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一书里面，将中国历史跟世界历史作一比较，说道：“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灿然大备，较之埃及、迦勒底、印度、希腊，无有愧色。读中古之史，则见国力盛强，逐渐用兵，合闽、粤、滇、黔、越南诸地为一国，北绝大漠，西至帕米尔高原，裒然为亚洲之主脑，罗马、匈奴之盛，殆可庶几。此思之令人色喜自壮者也。”(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6页。)他认为中国上古历史，较之埃及、迦勒底（两河流域）、印度、希腊，“无有愧色”也就是足以相提并论。实际上历史学家夏曾佑已经默认“古代世界五大文明——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希腊，中国”的观点，而并不认为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为“世界开化最早之国”。

        1930年历史学家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将与西方的文化加以比较，他把中华文化上溯到神话传说时期，认为自黄帝、唐虞、三代至汉武帝重通西域，“全世界各国，皆混沌鸿濛，惟我中华，开化最早。……史学发达，郁郁乎盛矣！西方诸国，如埃及、迦尔底、亚述利亚、巴比伦、波斯、腓尼基、犹太、希腊等，皆瞠乎我后”。(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1页，北京辅仁大学图书馆印，1930年)。

    张星烺认为“惟我中华开化最早”的情绪化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因为“埃及、迦尔底、亚述利亚、巴比伦、印度”的文明史实际上早于华夏，而“腓尼基、犹太、希腊等”跟华夏几乎同时（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文明时期。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埃及、迦尔底、亚述、巴比伦、波斯、腓尼基、犹太、希腊等”都是文明古国，他并没有遵从“四大文明古国”的专断说法，而是采取了“古代文明多元化”的观点。

    据我所见，五四以来的大学者中，如胡适、陈独秀、鲁迅、顾颉刚、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著述里面，几乎都没有采用“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唯有少数学者如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里面提到这“四大文明古国”；此外许倬云也提到：“古代的几个主要文化——两河、埃及、中国及印度河流域”（许倬云：《论雅斯贝斯枢轴时代的背景》，见《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第101页）

 五大文明摇篮——尼罗河流域（埃及）、两河流域（苏美尔）、

印度河流域、爱琴海地区（古希腊），黄河长江地区（华夏）

应该称为“五大文明摇篮” 

     目前世界各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们通常公认的说法是：“人类文明最初的根基在公元前3500年的西南亚（两河流域）和北非（尼罗河流域）；欧洲现代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希伯来和罗马……；公元前2000年以来，印度的影响、还有中国的影响，也起了伟大的作用。”

         20世纪是人类各文明全面交流、沟通、融汇为一个整体的全球化（地球村）世纪。200多年以来国际考古学、历史学获得惊人的发展，所有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对于“文明与文化”的基本观点逐步趋于一致。但是，全世界没有一部正规的历史著述采用“中国和埃及、巴比伦、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因为这个说法并不规范，缺乏科学论证和史料的根据。因此，我曾建议：在普及历史考古读物以及中小学教科书里面，实事求是地采用“人类五大文明摇篮（地区） —— 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爱琴海地区、黄河长江流域”的科学说法，代替不科学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即“以五代四、以地区（摇篮）代古国”，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