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穗拥有几对翅膀:位卑未敢忘忧国——湖南抵制“文革”的一代先驱

位卑未敢忘忧国——湖南抵制“文革”的一代先驱

　　——摘自《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二卷

在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利用的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国家和人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时间已经过去了30多年，然而人们对那场浩劫仍然刻骨铭心。然而年轻一点的人们可能不知道，尽管林彪、“四人帮”实行法西斯的专制统治，以言获罪的情况比比皆是，然而湖南仍有不少的思想先驱和勇敢志士，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忧心，对人民疾苦的关心，冒着生命的危险，对那场狂热的“革命”表示怀疑和进行各种方式的抵制，为此，他们中有的光荣献身，有的蒙受冤狱，更多的则是横遭批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这些人中，有领导干部，也有普通的群众。历史不应忘记他们。

一、省军区组织处长王佑民抵制林彪的“顶峰论”

从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开始，他就开始搞个人崇拜，别有用心地鼓吹毛泽东是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到了“文革”初期，他因受到毛泽东重用而红得发紫，谁要敢对他说半个“不”字就会招来灭顶之灾。然而人们对“副统帅”的“顶峰论”总是难以理解、接受。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长王佑民就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个。

“文革”初期，有一次他到新化县武装部检查工作，参加他们的政治学习。讨论中，县武装部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王佑民认为：“毛主席讲‘一分为二’这是对立统一的规律，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是发展的。从真理的两重性和发展的观点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当讨论到林彪提出的“顶峰论”时，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顶峰’的提法不妥，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讲从一个高峰到另一个高峰比较确切。”这一情况被人反映到了上级，这下可闯了大祸，为此，他被扣上“观点反动”、“犯有严重政治立场错误”的帽子，被送往省军区马坡岭学习班审查，受到批斗。1970年10月被免去处长职务，降任城步县武装部副部长。林彪叛逃事件以后，他的问题得到平反，以后担任了冷水江市委书记。此外还有隆回县区委书记罗仁峰因同类主张而被判刑，幸得省委书记万达以巧妙方式得以保护。

二、新化高中生肖瑞怡三次上书毛泽东

新化一中高中生肖瑞怡1968年毕业，因“文革”中停止高考而回家乡科头乡桃林村参加劳动。他目睹“文革”中派性斗争带来的灾难和个人崇拜束缚人民思想的严重性，痛感长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带来的很多敝端，于1968年5月至6月先后三次向毛泽东上书。上书包括6个部分，约12000字。第一部分，要求改革土地制度，提出“借田借土”给农民种；第二部分，消除人为的阶级斗争；第三部分，废除个人崇拜活动，解放人民思想。他的这些思想在当时认为是“大逆不道”，被视为“现行反革命”而遭通缉，先后到洞庭湖区转徙避难，1970年终被抓捕。本欲判处死刑，后得县武装部一副部长保护，最后交群众监督劳动。1978年平反。

三、湖南的“张志新”——汤玲英抵制“文革”而献身

醴陵红旗陶器厂女共产党员汤玲英，针对“文革”中林彪、“四人帮”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恶行径，1968年6月4日，她在厂内贴出7张大字报，反对打倒各级党委，反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领导人，歌颂建国17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指出林彪、江青是野心家。6月8日，醴陵公检法军管小组以“破坏文化革命”的重大现行反革命案件对她进行专案调查，厂里轮番进行批斗。在“反省”中，她进一步认为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是不对的，革命委员会是不好的，打倒刘、邓、陶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中央文革抓“党内一小撮”是不正确的，江青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为此，8月25日她被捕入狱，判刑20年，被押往茶陵米江茶场劳改。劳改中，她继续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斗争。1970年3月5日被改判死刑。1981年中共醴陵县委、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法院为她召开平反大会，省人民政府追认她为烈士。汤玲英被人们誉为“湖南的张志新”。

四、大庸县“四女杰”抵制个人崇拜

大庸县（今张家界永定区）女共青团员丁祖晓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她对“文革”中个人迷信盛行、武斗不断、贺龙受迫害、特别是当时大搞“三忠于、四无限” 的情况心急如焚，于1969年3月17日向县革委会写信，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姐姐丁祖霞也支持、参与她的活动，于4月21`日庆祝党的九大召开时进城散发传单。此事被认为是“穷凶极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列为大庸“特一号案件”，姐妹二人被捕入狱。她们的同学李启顺、李启才姐妹也对林彪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十分不满，支持丁家姐妹的正义行动，9月27日，李启顺拿出20多元钱刻印《告全县人民书》广为散发，还直接寄给“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传单歌颂贺龙的功绩，抨击“忠”字化运动和打击迫害老干部的罪行，称赞丁祖晓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为此，她们四女杰被打成反革命集团，1970年5月8日，丁祖晓、李启顺被杀，丁祖霞和李启才分别被判20年、10年徒刑。临刑前，丁祖晓还慷慨陈词：“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奴隶主义。”1980年8月，中共大庸县委公开为她们进行了平反。

五、绥宁梁炳煌13次上书中央反对林彪、江青

绥宁县林业局干部梁炳煌曾是省委宣传部长唐麟的秘书，1959年反右倾时被错整，1962年下放偏远的绥宁工作。“文革”中，面对全社会的无政府状态，1967年10月以真名实姓上书中央，批评林彪、江青一伙。1968年3月，他给人民日报写稿，再次批评江青有野心。好心的同事劝他不要再冒这个政治风险了，那会打成反革命的。他坦荡地说：“生命是有限的，年龄逝去永远不会再回来，真正为人民做点事，才对得住人民，才对得住苦心教育我的党。”他先后13次上书党中央，公开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辩护。1968年6月，他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判处20年徒刑。1971年10月30日病逝狱中。1978年5月21日，中共绥宁县委为他平反并于1980年10月17日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六、花明楼炊事员巧藏刘少奇画像和匾额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把刘少奇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叛徒”、“内奸”，造成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然而湖南广大干部群众出于对刘少奇的热爱，纷纷冒着政治风险，为其鸣不平，说公道话。有一位农民挑菜赶集时，一头挂着毛泽东的像， 一头挂着刘少奇的像，他以此表示，湖南出了两位主席。在刘少奇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故居被封禁了，但是一些群众冒着风险巧妙地将刘少奇画像和故居匾额和其他遗物保留下来。其中故居匾额被一个炊事员藏于菜板下，以后相继又被三个人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