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隻僵屍暗戀你粤语版:谁提出过渡到共产主义

毛泽东说：中国是个大国，但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但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山东寿张县。刘少奇7月14日到那里视察，作了重要指示后，他们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口号，详见吴冷西《忆毛主席》 137页)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他们都说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要条件是产品极为丰富，否则怎么能实行按需分配呢？有些同志(指刘少奇，下同)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主席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 ”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不过看来赫鲁晓夫还比较谨慎，他现在只讲12年内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并没有说到那时就要过渡。我们有些同志(指刘少奇)头脑发热，想抢在赫鲁晓夫前头过渡，这很不好。苏联同志建设社会主义已搞了41年，我们才搞了9年就想当先锋，还不是头脑发昏？人有老中青，水有溪河湖海，事物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111-112页。以下应用简称《忆毛主席》)  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谁要饿死人?得好好研究研究下面的话!

强调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 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明年　3000　万吨钢(按北戴河会议决定 1959年钢产量为　2700-3000　万吨---笔者注)，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 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强调说：“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么多。但是，压缩成液态或者固态，使它凝一点。关于生产指标问题，他说：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究竟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后两个半月的经验，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想到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种办法，把指标减低？”他还说：“你说服我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按：毛泽东这里讲的“你”、“人家”、“别人”指的是刘少奇)由于当时许多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武昌会议压缩工、农业生产主要指标仍然偏高。但毛泽东在会议上讲的这些话，确实反映了他当时要求压缩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心情。
　毛泽东深知高积累对于一个落后国家的重要意义，认为“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但毛泽东继续一如既往地反对苏联那种只顾发展重工业、不重改善人民生活的做法。他希望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兼顾农业和消费的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工业产品）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毛泽东甚至希望通过改善农村生活，而保持农村人口的相对稳定，避免城市人口的无序膨胀，这是一个在“拉美化”效应出现之前就超前提出的反“拉美化”对策：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毛泽东并不认可苏联通过“物质刺激”促进生产增长的做法，他强调了思想文化的重要性，显示了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独特性：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关于产品分配，……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因此，毛泽东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收入差距过大：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毛泽东提出了让劳动者管理国家事务的设想：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这种民主管理的思想，将在“文革”中得到贯彻，虽然事实上并不能够全面落实到位。

五、在反“右”声浪中，毛泽东着手整治“五风”

　　1960年，毛泽东在推动理论研究的同时，继续以主动的姿态对卷土重来的“五风”进行反击。庐山会议后仅仅半年，1960年3月23日，毛泽东就代中央拟定了《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的通知，标志着反“五风”运动的升级。这个通知指出“‘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要求调查和处理一平二调、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歪风。要求在教育多数的前提下，“坚决撤掉或法办……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同月30日，毛泽东在《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指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因此必须解决“五多五少”的问题，即“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更进一步指出：“官僚主义状态，……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中央……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

　　以此为开端，毛泽东开始号召全面纠正五风：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彻底纠正“五风”》，1960年11月15日）

　　他要求对退赔等工作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看来“五风”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毛泽东特别强调地土地权属是农民的，不允许任何人随意占用。他把“圈地”视为一种“封建残余”，要求坚决纠正：

　　——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这时，毛泽东已经对“大跃进”的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在党内公开提出了“人祸”论。这是一个被一些人有意忽视的重要事实：

　　——庐山会议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与一年前的庐山会议相比，毛泽东对“大跃进”存在的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判断，因此对党内流行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比喻提出了质疑：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到1960年底，“大跃进”负面问题已经显露无余。但情势的发展并没有超出1958年毛泽东的预期：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这时，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彻底解决“五风”问题，拯救陷入困境的国民经济，宁可慢一点，但要好一点，以免“图虚名而招实祸”。他提出的工作思路是：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他决定在思想上、行动上终止全国的“钢铁狂热”：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

　　次年初，毛泽东主导召开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历史学家一般认为，这是纠正“大跃进”中极“左”思潮的重要转折点。

六、经济上调整，政治上稳定

　　在大力推进经济调整的同时，毛泽东试图维护政治上的稳定。从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毛泽东深知一个过急的路线转弯势必导致政治结构的失衡，从而损害正在形成的政治接力队形。这是他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他希望既从激进的经济政策上向后退，又维护现有的领导层格局。

　　他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坚持对“大跃进”采取一分为二的做法，维护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威信，缓减事实上的政策调整对党内团结的冲击；另一方面，他决定承担全部领导责任，把所有的批判火力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以此减轻其他领导人的压力，以免出现某些领导人被迫引咎辞职等灾难性事件。这并不是冒险，毕竟他拥有其他任何人都不具有的强大政治威望，这使他不可能因为坚决的自我批评而导致政治灾难。

　　从1960年至1962年，毛泽东公开作了一系列的自我批评，其次数之多、态度之坚决，是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无法比拟的。1960年6月18日，他检讨了自己在“大跃进”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账。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

　　随后，毛泽东决定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白纸黑字，在全党范围内进行自我批评，以期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导广大干部软化“光正伟”的僵硬立场，为全面纠正“大跃进”问题奠定政治基础。在这份红头文件中，他的自我批评并不是走过场：

　　——毛泽东同志……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永远不许一平二调》，1960年11月28日）

　　毛泽东也指出了中央决策层存在的问题。但他避免对任何中央领导人的指责，以免导致党内斗争复杂化。因此，他是代表整个领导班子作自我批评的：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十四句话，也搞了六条指示，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960年12月30日）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自我批评说：

　　——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

　　毛泽东批评了那种单纯依靠公文来决策的文牍主义，认为公文往来并无益于解决上下级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他仍然用自己作为反面教材，只是顺带点了河南省的名：

　　——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961年3月13日）

　　在稍后召开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不厌其烦地重申了自己犯的错误：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3月23日）

　　1962年，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了“许多地方”对群众隐瞒他本人的错误的做法，显示了他对于讳医忌医心态的强烈不满，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上体现了自我批评的态度：

　　——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并不仅仅只是一种领袖的高姿态，更重要的是，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带头作用，推动各地的党政领导加强自我反省，找出在“大跃进”中犯下的错误，并且进行改正，从而尽快走出“大跃进”的阴影。他说：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尽管毛泽东批评和纠正“五风”不遗余力，却并不希望通过极端的手法，以处罚甚至刑罚的方式解决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相反，他采取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通过教育干部，帮助他们提高思想认识和工作能力。这样一来，党就可以避免在不可挽回的错误上纠缠，而是着眼未来，谋求实现国家的更好发展。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最后，毛泽东仍然把解决“大跃进”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试图通过“让群众讲话”的办法克服官僚主义：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他尖刻地批评了那些“只干不争论”的领导干部：

　　——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但真正的“摸老虎屁股”，却是四年以后的事情。

七、“大跃进”过去了，但暗流却在涌动

　　虽然毛泽东以平和的手段解决了“大跃进”问题，但他的内心世界却远不像表面上那样平和。尽管他在公开场合没有点出中央和地方领导所犯的具体错误，但这并不表示那些错误没有在他心中留下任何阴影。事实上，他在少数场合不经意地流露出真实的情绪，证明他对地方抵制中央正确决策的做法是难以释怀的，尽管这种不满最终仍然体现为自我批评：

　　——（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13日）

　　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的问题上，毛泽东严格地采取了“内外有别”的方针，对外竭力维护领导核心的形象。然而，一些内部信函却证明他与自己的高层同事之间已经存在一些裂痕和隔阂。1961年，他在一封写给刘、周、陈、邓、彭等人的信中表现出罕见的急躁情绪：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请同志们……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反对两个平均主义》，1961年3月13日）

　　仅仅过了两个月，在写给两位省级干部的信中，毛泽东的不耐烦情绪仍然十分强烈，而且口吻十分严厉：

　　——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1961年5月6日）

　　从这两封信来看，毛泽东显然认为自己的同事中已经存在不可忽视的官僚主义问题，甚至可能认为一些同事自大狂妄、目中无人，已经丢掉了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在这些信件中透露出来的不满情绪，其实正是“文革”中“推倒重来”的先声。如果说这时候毛泽东的不满还不是公开的，那么1962年以后相继发生的一些事件，却极大加强了毛泽东对于现有干部队伍的不满情绪。

　　首先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从来不否认“大跃进”灾难中具有人祸成分，而且他甚至多次在高层领导中暗示“大跃进”的问题首先是由于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问题。然而，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的需要，毛泽东选择了“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作为对外宣传的基本口径。这并不是毛泽东为自己辩护。他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辩护，他在“大跃进”中始终如一的反“五风”言行就是他最佳的辩护词。但他需要为这个犯下了集体错误的党组织进行顽强的辩护，这是改正错误、重新前进的基本保证。

　　因此，当出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且得到一些干部的支持时，毛泽东必然感到不快。这时，一位杰出领袖的胸怀，使他不可能像我等俗人一样，向那些持“七分人祸”论的领导问上一句：

　　——当发生七分人祸的时候，我在坚持反“五风”，但你们都在干什么？

　　但他并没有这样问。这样，毛泽东的沉默与“七分人祸”论者的“直言”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与会人员中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心理效果。由于没有一个“七分人祸”论者像毛泽东那样作出任何具体而坚决的自我批评，相形之下，看起来更加彻底地批判“五风”的“七分人祸”论就使得持此论者显得比毛泽东更加坚决。在一切不太深知中共高层决策内幕的人士看来，毛泽东似乎在文过饰非，而“七分人祸”论者们却是在试图深刻地揭示“大跃进”灾难的真正原因。

　　没有人能够在这种投机取巧行为面前感到无动于衷。

　　但对毛泽东来说，这只是一个插曲而已。尽管他可能感觉不快，却并没有公开表示自己的愤怒。这显示了他维护团结的巨大决心。毕竟，对于一个优秀的政治领袖来说，在这样的重大危机时刻，最大的利益就是维护党的团结。在这个最大利益之外，任何有关个人得失的考虑对他来说都已经无关紧要。

　　更为严重的挑点，是随后出现的路线问题。路线分歧的代表，就是“大跃进”之后的“三自一包”政策。这项政策似乎是从省县一级产生的，随后被中央认可。但毛泽东本人并不赞成这个政策。因此，看着这个政策的实施，毛泽东也许重新感受到在“大跃进”期间经历的那种无可奈何感。这时，他肯定意识到：这个在他的领导下闯过生死关并且夺取国家政权的政党，已经具有了某种自发的目标和动力，不再是他能够轻易左右的政治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这支政治力量似乎正在偏离他所期望的政治目标。那种认为毛泽东“恋权”的观点是幼稚的，低估了他的政治境界。事实上，权力在毛泽东眼中永远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只要这个手段有利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毛泽东是绝对不会在意谁在行使权力；但如果权力手段的运用偏离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毛泽东就绝对不会听之任之。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说“大跃进”具有正确的方向和错误的步骤措施，那么“三自一包”就不仅是在步骤和措施上是错误的，而且在方向和目标上也是根本错误的。

　　斯诺曾经根据一个不够准确的翻译，把毛泽东形容成一个独立特行的“孤僧”。在“大跃进”时期以及“文革”前的那些日子里，这个形容也许能够很恰当地描述毛泽东的真实心境。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的孤独源自于他的博学和深思。跟他的同事相比，毛泽东读书更多更广，更能够依据历史的经验，在现实的微妙变化中察觉到未来的色彩。

　　因此，在结束“大跃进”之后的那几年，在多数人看起来只是手段调整的社会经济政策变迁，在毛泽东看来却代表着方向和目标的变化。他或许甚至忧郁地意识到：昔日那些在“大跃进”中以激进主义者姿态出现的领导干部们，在“大跃进”的灾难面前，作出的政治反应竟然是掉转方向，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开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这时毛泽东想起了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数千万战友们。他们是喊着“为了新中国”的口号倒下的。依然留存在记忆中的血色使得毛泽东不可能不对未来的道路保持冷漠的态度。说到底，他毕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绝对不会允许“手段”干扰“目标”的实现。确实，毛泽东说过“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但他却并不认为“解放生产力”就是最终的目的。他没有办法忘怀死去的战友们所梦想的理想社会。虽然毛泽东根本不相信那个理想社会是可以用区区十多年甚至几年就一蹴而就的，但他绝不会抛弃那个理想。

　　他试图改变现实的发展趋势。这样，就有了“四清”运动。这场旨在清除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政治运动其实正是“文革”的预演。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那些自上而下的改造手段将在“文革”中以自下而上的方式重现于世。但在毛泽东看来，“四清”是失败的，其根源就在于它是自上而下的，而且其矛头指向群众而不是干部。这完全不符合毛泽东的一贯理念。相反，他从“大跃进”及后来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群众基本上是好的，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

　　毛泽东对于“四清”是失望的。“四清”的结果，使得毛泽东更加深刻地怀疑现有权力机制自我改造的有效性，并且试图找到使这一机制重新恢复活力、重新把握方向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要在1966年亲手拉开那场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的根本原因。如果说在“四清”中，毛泽东希望把矛头指出广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文革”则把目标定位在最高领导层。然而，即使是“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也对“党内资产阶级”的自我觉醒和痛改前非抱有一定的希望。

　　因此，在“文革”的最初五十天，毛泽东似乎还心存幻想，试图把运动的主导权交给各级领导，寄希望于他们被这场更加猛烈的群众运动所惊醒，并且接受昔日的教训，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接受洗礼和改造。但在这段长达两个月的“文革”“考验”期里，权力运行机制却又重蹈了“四清”的轨道，不是进行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习惯性地斗争的矛头转向基层和群众。这使得毛泽东对既有政治结构完全幻灭，由此开始了对整个权力结构进行清洗的“休克疗法”。

　　“文革”肯定是一个更加富有深意的话题，但这个话题并不属于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我只想说：“文革”之因深深在埋藏在“大跃进”的灾难之中，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逻辑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只是对“大跃进”错误的全面报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