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自化清静自在解释:张爱萍:46 改革年代 (二)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我和父亲在理念上的沟通，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我的一生大半是在军旅中度过的，这时的我，已在总参谋部工作，我们父子之间有了许多共同关注的话题。当初他得知我从军区调入总参时，是很不赞同的。他说：“为什么不愿意在下面多做些实际工作？”我说，部队又不打仗，除了安全防事故就是打扫卫生迎接检查什么的，好无聊。到总参来，搞些战略和战役的研究和组织工作，倒还有些意义。他没有再说什么了。我上班的第一天，吃晚饭时，我说整整一天都在誊写档案，都他妈是些没用的东西，新来乍到的，估计是要先磨磨你的性子。我妹妹在旁讥讽道：“哈，机关的小职员！”父亲狠狠地说：“说了不听，活该！”

他的腿在“文革”中摔断了，闲暇时妈妈总是督促我们拉着父亲一起活动。我们常常是晚饭后，边走边谈，大到宏观的世界战略格局，小到部队存在的许多具体问题，话题是相当广泛的。尤其对下面部队反应的一些问题，我感觉得到，他听得很专注。 

自上个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我国北部一直面临着来自苏联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老毛子陈兵百万，它的坦克机械化集群，在战略上成机动配置，虽然对它的企图判断不一，但毕竟如芒刺在背。７０年代后，苏联军事学说在二战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大纵深作战理论，把大规模集中使用装甲集群进行大纵深突破，作为未来作战的基本样式，这就更增强了中央高层的不安。“文革”结束后，军队生活逐步恢复到正常秩序，针对苏军的动向，在我军各大战区的战役训练中，掀起了研究相应对策和战法的热潮。在之前，邓小平提出了“制止敌人长驱直入”的战略思想，他说，现代战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打钢仗、打装备、打后勤。过去是小米加步枪，对后勤依赖还不算很大。现在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把敌人一下子放进来怎么能行？粟裕同志也针对苏军装备上的优势提出了“不远离阵地的运动战”作战方法。张震那时是主管我们业务口的副总参谋长，他在苏军出版的《突破》一书上批示：“研究一下，如何对付苏军装甲集群的大纵深突破，并把研究结果告我。”随着这股热潮在战役领域的逐步铺开和深入，促进了我军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的变化，形成了在战争初期，以坚固阵地的防御战为主要作战样式的战略指导思想。这在相当程度上回归到了５０年代彭德怀的思路上去。新的战略方针形成了，后来的“８０１”会议和代号为“８０２”的华北大演习成为它的标志。

当时许多领导同志都前往张家口参观演习，北京军区的领导见到我说，动员你爸爸也来看看。我转达了这个意见，父亲说，安排不开了，这样吧，我写幅字你送去，算是向军区的同志们祝贺吧。他大笔一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秦基伟司令把这幅字送到《解放军报》，刊登了出来。我回来向父亲谈起下面演习部队的热烈反响，他说：“民委转来意见，说是违反了少数民族政策。”莫名其妙，“秦时明月汉时关”，历史唯物主义上哪去了？

当然，这都是些生活中的小插曲。这期间，我和父亲闲谈的话题，常是围绕着新的战略方针展开的。他一般多是在听，很少发表意见，但我感到他其实是有自己的看法。

父亲说：“你们做的这件事很重要。５０年代和彭老总、粟裕，还有陈赓同志在一起，就在搞这个东西。就战争初期的概念来讲，我看不是大了，而是小了，要朝更困难方面做准备。但我现在思考的还不是这个问题。”

能详细谈谈吗？我当然愿意系统地听一听。

“我考虑的不是打的问题，而是不打的问题……你们算过没有，齐装满员是个什么概念？现在是按３００万常备军算，如果按战时扩编算，苏联二战扩充的兵员超过了１０００万，这又需要多少储备？这还只是讲数量，更重要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武器在更新，作战方式在变化，我们究竟该怎样准备战争？

“这就摆出了个问题：不仅要研究今天的战争，更要研究明天的战争。早打、晚打，对战争准备来说，是大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被眼前的局面所束缚，那我们就无力发展。不忘战备是对的，但战争并不是就迫在眉睫，我和杨勇同志就多次说起过。当然，他们有压力也是实在的。”

后来我知道，他的这个思想，曾在军委多次谈过，只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利害关系自然也就不同了。军委副主席张震当时任副总长，我在他领导的部门工作，记得一次张震见到我曾说过：“你爸爸说得对，军队建设怎么搞，核心是先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和他的看法是一致的。”前两年我和哥哥去看望张震，他拉住我们兄弟俩的手说：“你们的爸爸不在了……”他又说：“你爸爸是很有眼光的，他对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是卓有贡献的。毛主席提出‘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你爸爸他说‘我是打什么仗搞什么武器’，这就是着眼于客观，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他抓武器装备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也是他的创造。”

新的战略方针的诞生，冲破了多年来军事思想的禁锢，成为新时期军事思想领域的第一次突破。但情况远不是那么简单。战略方针的修订，势必带动和影响国防建设的其他领域。加之许多领导同志都相继发表了以苏联卫国战争为参照背景的针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学术性文章，在这种氛围下，各个相关领域制定和实行的规划、方针，不可避免的带上大打、早打的全面战争的背景，这就使本身已经捉襟见肘的国防经费无形中面临了更大的压力。

一直到１９８２年新一届军委成立后，他们才慢慢意识到，这个以苏联二战模式为框架的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宏观构想，将会给各个领域带来多大的挑战。训练领域提出了在８个重要方向上陆续组织大演习，而每次演习都将是几个亿的花费。国防工程的费用就更大得惊人了，在战略战役的浅近纵深内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那将是怎样的一个天文数字？更不用说，在各个可能的作战方向上囤积强大的反突击预备兵团，这就使武器装备的生产和国防工业面临一个更为吓人的数字，要储备上千万人份的武器装备，不用说新武器的研究了，就是把几年的装备费都给它，恐怕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虽然这一切并未完全付诸实施，但足以使处于军队建设二线的同志感到压力了。

父亲回忆时感慨地说：“当时很难说服那些同志，谁上来都是要的越多越好。我给他们说，储备这样多的老式装备，有意义吗？结果只能是搞得自己无力发展。有些同志，心情是好的，经验是有的，不容否定，但观念、知识、能力、魄力都不行，目光短浅且狭隘，所以管你什么破铜烂铁都拿来凑数。当然，他们确有实际困难。但问题在于决断。说到底，不在下面，还是出在军委，不敢拍这个板嘛！”

军队面临巨大困难，计划中的“８０３”演习停止了。我们原想缓口气也好，明年继续干，但紧接着，杨尚昆又亲自叫停了“８０４”演习，然后，无限期推迟了“８０５”、“８０６”、“８０７”……军队建设走进了一个转换时期。

在当时，战略研究还是个禁区，不像现在，战略论坛、战略协会，打开互联网，比比皆是。记得当时全军只有一本军事科学院编的《战略学纲要》，还是未定稿，通篇是诠释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思想。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只有最高领袖才有资格考虑战略问题，对未来，领袖早就替我们安排好了，一般人只有学习、理解和贯彻的任务。所以，在当时我还不可能意识到，父亲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军事战略的层面，涉及到了国防发展战略的范畴。

但在最高统帅部和各大战区、各军兵种的领率机关里，活跃着一群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改革观念的青年军官们，通过每年例行的战役训练和演习，以及战役理论研讨，把我们这帮青年人联系汇集在一起。其中许多人现在已经走上了我军高层的领导岗位。当我把和父亲的谈话告诉同志们时，立即引起了共鸣。同志们认为，仅仅满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的更新，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战争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的支持，一个层次更高的、范畴更大的国防发展战略提出来了。它涵盖了作战指导和战争准备；涵盖了军队建设和国家国防力量的建设和发展。它属于国家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这在当时，无论是对高级干部还是领率机关，都应该是个新的课题。

其实，对战争形势的判断，邓小平早有他自己的说法。１９８０年对来访的外国人谈起，说是５年打不起来；不到１年，他又说，我看这个仗，１０年至２０年也打不起来；后来他又提出更长的时间预测。这对“文革”以来要随时准备打仗的提法，应该说在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突破。但遗憾的是，虽然他已经实际上是军队最高领导人了，但他这些重要的结论，当时只是作为外事工作动态性文件和讲话在高层机关传阅、传达，并没有形成对军队建设具有约束力的纲领性文件，以及派生出一系列相配套的方针、政策。

我们向军委提交了《关于制定和平时期国防力量发展方针的建议》：

“长期以来，我们在战争形势的估计上，把战争的可能性扩大为现实的危险性，在工作指导上，模糊了具体战备计划和随时准备打仗的军队使命的界限，致使军队建设长期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状态。……目前应该抓住国际上出现的有利的和平时机，把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坚决果断地转入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增强国防实力，迎接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军事领域的变革，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

……

我向父亲提出，请他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提供军委研究。但父亲不愿意，他说：“要说，你自己说去吧。我说的已经太多了。”这多少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似乎感觉到这里潜藏着什么难言。但想想也好。在这之前，《动态清样》登载了建议的基本内容，并分送给政治局和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但没想到，这竟招惹来不少麻烦，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起来。上面传出话来，什么人在这里瞎发议论！后来还是父亲在这份清样上批了句话，才不了了之。他的批示是：“我们这些老同志是不是也应该学习一下这些年轻人的精神？”

７月３０日晚我特意赶到北戴河，第二天上午挤上了返回北京的军委专列。我先找杨小二，他很热情，马上和他爸说，我们的战略家来了，要找你谈话呢！杨尚昆说，你爸爸告诉了我，有一批年轻同志对军队建设很有些见地，我是很想听听。他说，我们边吃点东西边谈好吗？我哪里有心思吃，赶紧说，我吃过了，您一边吃饭，一边听我汇报行吗？杨尚昆说，你怎么不找你爸？我说，他说他不管，让我找你。杨是个很敏锐的人，当他饶有兴味地听完了我的长篇大论后，第一句话就是：“军队建设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战略性的转变，这个意见好。但问题是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话是谁提出来的呢？”这可把我给问住了。是啊，我们的一切立论都是建立在否定这句话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能对这句话的出处和它的历史缘由给予确定的解释，那么后面所说的建议都将是苍白无力的。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浅薄和稚嫩。我说，我没有查过，但只记得最早是６０年代林、罗主持军委时喊出来的。他看我尴尬，就把话岔开了。最后，杨说，你先和李希庚（注：军委办公厅主任）谈谈，他在帮我组织讲话，看看你们的那些东西，能写进点什么。

车窗外掠过了崇文门的古箭楼，列车徐徐地进入北京站。我和杨尚昆道别，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们一起的还有哪些同志？都代我向这些年轻同志们问好，告诉大家，军委感谢你们。困难啊！军队建设受到国家经济的制约。”我说，杨副主席，下面部队的同志都有这个志气，钱少不怕，和平时期，军事领域一样可以大有可为的。他笑了，说：“怎么跟你爸爸一个样。我和你说句心里话，我们其实都是一致的。”

是安慰吗，还是解释？我后悔不该讲那么多，其实他们什么都知道，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９个月后，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裁军和“忍耐”。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对军队干部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集中财力物力搞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加强国防建设也就好办了。”“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对此，军队同志表示坚决拥护，理解国家的困难，做好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但杨的讲话中到底还是用了我们建议中的一句话：“要实现我军建设指导上的战略性转变，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这能视同是军委接受了我们“实行战略转变”的意见吗？感谢李希庚同志动了恻隐之心，从我们厚厚一大本建议书中摘出了这句话。但这已经足够了，这段话理所当然地被总部印发的许多文件引用，形成了阐述战略转变的固定用语，战略转变因此而被叫响。这对我们这些年轻军官们应该是个安慰了。过了好久，父亲一次笑着对我说：“军委有的同志问我，大家都在说战略转变，怎么我就记不起是在哪次会议上通过的呢？”

前后参与了这项工作的同志还有：佟炜铭、章沁生、郑威、郭卫平、尹斌、廖世宁、邱晓光，以及《军报》的曾光军、李炳彦。后来父亲告诉我，张震同志在军委会议上还专门提到过你们这些同志。是的，他们不应该被忘记。 

和平来到了。但军队究竟怎样利用这个难得的和平机会为战争做好准备呢？转入和平时期的军队又该做些什么呢？今后军队发展的目标和道路又是什么？全军将士又应该怎样去奋斗？我们真的不满足仅仅“忍耐”两个字。

其实翻开领导同志的讲话，忍耐，仅是基于目前国家财政状况，中央对军队同志要顾全大局要求，要能体谅国家的困难，军队建设要在国家大局下行动。但不知怎么搞的，忍耐竟成了军队建设的目标。面对即将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面对世界军队的高科技化，我们这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军队，该怎样面对挑战呢？作为一名军人，我们想听到军委发出的号令。仅仅停留在“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队”这样概念化的口号上是远远不够的。但军委这次会议没有回答，或者说是回答得不明确、不鲜明。起码我是这样看的。

我对父亲谈了自己的看法，军队冬眠；国防工业又让人家拿走了，我们还能干什么？

父亲静静地听着，长时间的沉默着，没有回答我的话，也没有像往常那样，制止我许多出格的牢骚怪话。我很难受，你们为什么都如此沉默？

大概是一个月后吧，他忽然找我去，说是抽个空子，谈谈你们的大作。我坐下还没张口，他突然发问：“你对今后的战争怎么看？”

我说，一句话怎么说得清楚。

“应该能说清楚，也必须说清楚。”

“你们提出的，抓住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这个机遇，积聚力量，这没有错；要制定一个统一全军行动的方针也没有错。但问题是，怎样准备战争？怎样建设军队？建设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你们的依据又是什么？”

他用手杖顿了一下说：“答案是，战争！”

“仅仅停留在战争可能推迟的结论上，是远远不够的。我经常说的，未来的敌人是谁；在哪里打；打一场多大规模、什么样式的战争？我们基本的打法又是什么？这些关于战争研究的结论，正是今天我们建设军队的依据。但你们没有回答清楚，这也正是你们这个建议不足之处。你看，是不是这样？”

“精简固然不错，但精简成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才是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呢？理由又在哪里？”

他开始详细地阐述自己对制定战略计划的体会：“一个好的战略计划的核心是对今后战争的认识。这个问题搞透了，军队建设的依据就有了。国防体制、三军比例、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型号数量、作战部队的编成等等，就有了依据。

最后才是实施计划。要落实就要有个步骤，先减掉多少兵员，先装备哪些部队，分几步到位，等等。对国防工业来说，上哪些，下哪些，按什么比例发展。现在我们是有点本末倒置，上来就讲给我砍掉多少多少万，那怎么行呢？消减兵员、调整比例、研制武器，统统都是为战争服务的。一句话，打什么样的仗，就组建什么样的军队，失去了对战争分析的结论，军队建设就失去了龙头，就是盲目的，经验主义的。

过去彭老总在的时候，我们也搞过。我们在脑子里对未来战争都有一个宏观构想，根据当时的战略环境，设想敌人主要来自海上，所以加大了守备部队和战役反击力量的建设。后来批他的海防思想，就是指的这个。６０年代转向北面，针对苏军作战的特点和三北地形，加大了战略纵深，组建机械化集团军。那时也困难，比现在还困难，但不是无所作为。毛泽东抓两手，原子武器，大办民兵师，就是基于对战争的认识，那时就是准备帝国主义对我全面入侵的。一个让你不敢打；一个让你打不起。

今后呢？你们好好研究一下。对未来可能面临的战争，不是军委几个人能提出来的，军委只能指出这个方向，这应该是全军的任务，尤其是你们作战、训练部门应该拿出来的。”

“我已经老了，很多话，说了一辈子，也不想再说了。还是那句话，不要好高骛远，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

以我当时的心气，是不可能对父亲最后这番话有更深层次的理解的。我只觉得有一种冲动，是啊，既然是名军人，就应该下力量把未来战争搞清楚。但这无疑是一座大山，不是几个秀才笔下的文章。它需要对世界发达国家军事学术思想的研究，需要对近期几场战争的剖析，需要对军事前沿科学和发展趋势的了解，我明白面前这个任务的难度了。

我向胡长发部长和我的老局长佟炜铭谈起了父亲的思想。他们二位都是极富创新精神的前瞻型领导人，有着丰富的总部机关工作的经验。他们表示，首长给我们提出的是一个带有指导性的问题，你们战役训练要针对未来作战进行是天经地义的。过去光凭你们局自己搞不行，要扩大范围，发动全军的力量。并同意了我们提出的三项措施：召开全军第一次战役理论讨论会；通过高级干部讲座的形式把军事科研机构、院校、情报系统和各军兵种、各大战区组织起来，赋予他们相应的课题；组织各大战区、军兵种以未来战争为题目，结合各自的作战任务和作战方向进行演习和图上作业。胡部长说，从全军抽调力量，由你来组织，先集中搞几个月，争取拿出一个对未来战争的基本意见，然后作为全军战役训练和演习的依据，在实践中再论证完善。

张震那时已调到国防大学任校长，他说，就到我这里来吧，我把帅园给你们腾出来。帅园，刘伯承元帅曾在这里住过，现在是国防大学最漂亮的地方了。张震开玩笑地说，你们年轻人在这里研究未来作战，肯定可以获得先人的灵感。

在父亲临退休前的一个月，我把研究成果《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形势、任务与战略指导》摆在父亲的桌上，这是一本集全军智慧的论文集，由迟浩田总参谋长作序，熊光楷、贺承选、廖锡龙、刘存智、张序三、糜振玉等对世界军事动态和我国周边热点地区的未来作战提出了建议。父亲一边翻看一边说：“是送给我的礼物吗？”他概略翻了一下，又说：“这么一大本子，我看不完，还是有空听你摆摆龙门阵吧。”遂大笔一挥，在封面上写道：“儿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这才看到，桌上放着他的小孙子画的贺卡，噢！今天是他的生日。

早在一年前，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军委扩大会议。我参加文件起草。我问父亲，你准备讲点什么？要不要我帮你拉个提纲？

父亲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还是准备一个好，万一推不掉呢。我说，我们整理了一个材料，把下面部队反映的问题汇总了一下，要不你看看？

他说：“不用了，问题不在下面。”

在我国，国防部长是个政府职务。军队领导人的职权是按军委分工确定的，父亲只负责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全局性的工作由杨尚昆负责，军事工作由杨得志负责。在这样全军性的会议上，他讲点什么呢？讲国防工业，不如回你自己那摊去讲，讲捧场的话，又多余，想想，还是沉默的为好。 

但和我预料的一样，与会者一致要求父亲“讲一讲”，其他军委领导人都讲了，国防部长怎么不讲话？杨尚昆也说还是讲一下好。盛情之下，他还是那个习惯，掏出一张在日历上扯下的纸片。他这次讲话收集在《张爱萍军事文选》中，题目是“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

我记得他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民富国富，并不等于国强！”

“不错，国防建设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在集中力量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应以适度的财力、人力加强国防建设。”

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们绝不能说，待有了钱，即可向外国买武器，这是绝对靠不住的。它即使卖给你，也要受政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限制。”

“国防建设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没有一定的财力，没有较多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要求国富民富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逐步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

然后他就国防建设的主要任务为题，分别阐述了关于武装力量的建设；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国家战争动员体制；全民国防教育；以及军事学术思想的研究与发展。

同时专门就研究未来战争对战争准备的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做了阐述。 

他终于开口了。他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我想起早在１９８２年，他在１２次党代表大会上陈述的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

“当时听到一些言论，引起了我的警觉，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搞不好，会犯历史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