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贤淑男哦漫画:百年前的一桩公案

百年前的一桩公案

作者 : 方广锠

　　百年前的一桩公案

　　内容摘要：本文探讨、考辨了发生在百年前的一件公案：负责将敦煌遗书押解到京的押解委员何彦升，在偷盗敦煌遗书之事暴露后，不得不续交敦煌遗书22卷、粘片2本。但在续交前，在22卷写经上伪造了题记10条、杂写3条，并作了以备辨识的勘记22条。文章介绍了这些遗，书目前的情况及这些伪题记对敦煌学研究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敦煌遗书；押运进京；何彦升；作伪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1-0064-10

　　2000年，为了配合敦煌学界关于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举办了一个名为“百年敦煌，秘籍重光”的特展。有关人员花费很大的力气，从档案室找到一些珍贵的档案，为我们研究敦煌遗书押运到京以后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拟根据这些档案及近年整理国图敦煌遗书时新发现的相关资料，对当年22卷续交敦煌遗书的若干情况作一些研究。

　　一 档案录文

　　2000年展出的有关档案，主要有两件。一件是清学部对京师图书馆的行文，一件是京师图书馆的接收底账。现分别介绍如下。

　　(一)学部行文

　　学部行文的对象是京师图书馆，内容为拨送敦煌遗书。今按照原行款录文如下：

　　学部为片行事，前据陕甘总督委／解敦煌经卷十八箱，业由／贵馆派员取运在案。查此项写经，经／上年曾由陕甘总督送到原样一／卷，亦应一并检送收藏。并据原解／委员续行呈到写经二十二卷、粘／六二本。拥应开单，片行／贵馆查收可也。须至片者／右片行(粘单一件，木匣一件，内经一卷)。

　　京师图书馆

　　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印)

　　监印室一等书记官存(押)

　　说明：“右片行”下括号中为单行小字。年款上押“学部之印”满汉双文官印，末行“监印室一等书记官存”为朱印。

　　(二)京师图书馆接收底账

　　这是一份事先印好的红色格式文件，专门用来记录填写各种接收品，今按照原行款录文如下：

　　京师图书馆收／[学部文一]件[续送敦煌经卷二十二卷粘片二本]由／值日官[十一]月日／[收]字

　　第[五]号／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存[宜字图三三]处／

　　说明：方括号中文字为墨笔填写，其余文字为红色印刷的格式公文。天头尚有钢笔注记，与本文关系不大，不录文。

　　学部行文提到样本一卷，京师图书馆接收底账没有提及。除此之外，上面两份材料相互呼应，反映了学部调拨敦煌遗书到京师图书馆的一个完整过程，对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有很高的价值。

　　二 历史探秘

　　关于1910年敦煌遗书押运到京及被盗的往事，敦煌学界早已耳熟能详，本文不打算对此多费笔墨，在此仅就上述两份原始资料给我们提供的新信息，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先呈样本。

　　关于敦煌遗书押运北京的经过，学者们已经写了很多文章，但是，上述学部行文提到一个以往没有涉及过的细节：1910年敦煌遗书正式押运北京之前，学部曾经让陕甘总督先呈交一件样本，行文写于宣统二年(19.10)，内称“上年曾由陕甘总督送到原样一卷”，可见呈送样本的事情发生在1909年。

　　我们知道，伯希和1908年2月到敦煌，搞到大批敦煌遗书，1908年10月曾到北京，但他对敦煌之行只字未提。1909年8月中旬再次到北京，才向北京学界公布他的发现。以前，敦煌学界对北京学界、官场得知这一消息后的表现，有种种描述。总的来说，赞扬了罗振玉等人的奔走呼吁，谴责了有关官员的颟顸读责。但是，就学部行文看，1909年8月下旬得到消息，当年年底以前，陕甘总督按照学部指令呈送的样本就已到了北京。就腐朽的满清晚期官场而言，这个速度还是够快的。我不是说通过这件事情，可以说明满清官场不官僚，办事效率很高；而是说，从这里，我们的确可以看到1909年伯希和北京之行，对中国各色人等刺激之大，还有，以往的文章，似乎夸大了罗振玉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我们不能否认罗振玉奔走呼吁之功，但也应该指出，当时罗振玉只是奔走呼吁而已，他本人并不在主持其事的中枢地位。我们在肯定以罗振玉为代表的学者奔走之功的同时，也应该客观评价当时主事之人的功过。

　　顺便联想到的是，说罗振玉如何奔走呼号，原始资料出于何处?出于罗振玉自己的纪录。罗振玉记录了自己的活动，没有记录别人的相关活动。研究者应揆诸情理，全面、客观地发掘、分析事物的真相。如果只凭一面之词叙述历史，难免出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局面。我想，研究者都不愿意自己的研究出现这种疏失。

　　第二，两次调拨。

　　敦煌遗书运到北京后，学部怎样把它们调拨到京师图书馆，以往敦煌学界缺乏论述。从现存学部行文看，情况大致明了，学部先后分两次调拨给京师图书馆。

　　第一次，调拨18箱。具体时间不清，应在1910年11月以前。程序应该像第二次一样，由学部行文，由京师图书馆接收。

　　第二次，调拨写经23卷，其中1909年呈交的样本1卷，押解委员续交22卷，另有粘片2本，从行文口气看，也是押解委员续交之物。1910年11月12日学部行文，同月14日京师图书馆接收。

　　根据两次调拨的数量分析，很显然，敦煌遗书到京，何彦升、李盛铎等人偷盗若干后，将其送交学部，学部随后拨付京师图书馆。这就是第一次的18箱，后来，李盛铎等人的罪行败露，群情汹汹，据说有人上疏弹劾。在这种情况下，何彦升又交出写经22卷、粘片2本。学部把何彦升交还的写经、粘片，加上前一年甘肃送来的样本，一并送交京师图书馆。这就是第二次调拨，也就是上述学部行文的内容，上述学部行文中“右片行”下有小字1行，谓：“粘单一件，木匣一件，内经一卷。”其中粘单就是另行开列的那22件写经与两本粘片的目录。木匣及匣内写经，就是甘肃呈送的样本。由此说明，那个样本是装在一个木匣中呈交学部的。

　　这里连带的一个问题是敦煌遗书怎样从敦煌运到北京。以往敦煌学界有一种说法，说敦煌遗书是装在麻袋里，每袋100件，运送到北京的。以前我也听信了这种说法。发现敦煌遗书上颇多鸟粪之后，我把这些鸟粪作为废弃说的证据之一。一次与一位主张避难说的先生辩论。我举证鸟粪问题后，他反驳：这些鸟粪也许是遗书存放在藏经洞时，小鸟飞进去所拉，我说：藏经洞是一个封闭的洞窟，小鸟飞不进去。他又说：也许是运京的路上，小鸟拉的。我说：经卷装在麻袋里，要拉也拉在麻袋上，不会拉到经卷上。现在明白，这些经卷是装在18个箱子中送到北京的，

　　以前还有一个说法，由于每麻袋装100个卷子，所以，李盛铎等人偷卷子时，不得不用撕裂写卷的方法以充数。从北图现存敦煌遗书现状看，李盛铎等人撕裂写卷以充数的传说应属事实。也就是说，北图现存约14000号由敦煌直接押运来的遗书，当年不是乱七八糟地分装18个箱子，应该是先装在某种东西(麻袋?布袋?包袱皮?)中，大的卷子100卷为一袋(或一包)，残片分装，然后再装在箱子中。

　　三 实物现状

　　下面介绍此次整理国图敦煌遗书，对第二次调拨进馆的这批敦煌遗书的新发现。

　　(一)背景情况

　　在此需要先介绍一点背景资料，

　　1910年敦煌遗书进馆之初，馆方就为较大的写卷编纂了一个草目，定名为“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以千字文为序，从“地”到“位”用了87个字号，编人敦煌遗书8679件。前86个字号，每字100号，最后的“位”字，只编到79号。这时，馆藏实物与《敦煌石室经卷总目》的排序是一致的，其后陈垣先生编纂《敦煌劫余录》，改为以类相从，目录与馆藏实物的排序便不一致了。所以《敦煌劫余录》注明每卷的千字文编号，以便取阅。

　　上个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北图为所藏敦煌遗书拍摄缩微胶卷，以赠送印度友人，拍摄时，有关人员决定按照《敦煌劫余录》的顺序拍摄，并趁这个机会，把馆藏敦煌遗书全部按照《敦煌劫余录》次序重新排列庋藏。《敦煌劫余录》原无自己的编号，工作人员便按照《劫余录》顺序新编缩微胶卷号，拍摄工作结束，馆藏实物排序与《敦煌劫余录》次序虽然基本一致，但《劫余录》有一件多款的情况，缩微胶卷号共有8738号，与原遗书不能一一对应，造成管理的不便，

　　考虑到方便管理，也考虑到千字文编号是敦煌遗书入馆时的原始编号，反映了这批遗书入馆时的原始状态，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重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时，以千字文编号为基础，新编了“北敦”号，并将馆藏遗书按照千字文顺序排列，以恢复原状，使编号顺序与实物排列完全一致。

　　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关于这22卷遗书中的问题，以前有的研究者已有所觉察。但是，由于原卷按照《敦煌劫余录》排序，22卷写经分散在各处，使问题不容易集中凸现。而我们这次按照千字文顺序重新排序，使曾经被打散的这22卷又集中到一起，卷子集中了，问题也集中了，从而使我们相对较为容易地发现这些问题。

　　(二)样本

　　前面提到1909年，甘肃曾经呈送一件样本到学部。想必这件样本对学部下决心将敦煌遗书全部押运进京起到相当的作用。这件样本是哪一件?我们在勘查到羽字号时，发现了这件样本。

　　该件新编为BD06825(原编号羽025，缩微胶卷号为084:2412)，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157，总长770.8厘米，16纸，435行。卷轴装。首尾均全。有护首，有残洞及破裂，下边残缺，护首有竹质天竿，残留2厘米紫色缥带，有护首经名及经名号。尾有原轴，两端镶嵌亚腰形轴头，下轴头已活动，可取下。有乌丝栏，有首尾题，乃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图版可见新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3册与《敦煌宝藏》73／209A—218B。

　　认定它就是样本的依据，是当年京师图书馆的《敦煌石室经卷总目》的记载，该目录第7册著录羽字25号时，明确注明“样本”，天头又有注记：“以下补交22卷。又，样本一卷带返。”这条注记，不仅与前述学部行文、京师图书馆接收底账完全相符，而且解决了两个疑问：

　　第一，如前所述，学部行文提到样本一卷，而京师图书馆接收底账却未记录样本。这是为什么?难道没有收到?

　　“样本一卷带返”六字告诉我们，原来这卷样本送到北京后，就交给京师图书馆保管，后来出于某种原因，又送到学部。这次学部将它与何彦升等退还的写经一并送到京师图书馆，就京师图书馆而言，样本本来已经人了财产账，这次只是归还而已，当然不应该再写入接收底账，故称“带返”。所以真正写入底帐的，只有22卷加两本粘片。

　　第二，样本以下，亦即从羽字26号开始，到羽字47号为止，这22号，就是何彦升他们想要吞没却又不得不吐出来的赃物。

　　记得有文章这样讲，当初调运敦煌遗书，学部舍不得出钱，用了某大学的经费，并答应可将遗书交该大学保存，但遗书运到北京后，学部看到所用运费并不贵，便出尔反尔，将遗书送交京师图书馆，从甘肃送呈样本由京师图书馆保存看，从一开始，学部就计划把这批遗书交由京师图书馆保存。所以上述说法是否可以成立，还可以再研究。

　　这件遗书虽然不算敦煌遗书中的精品，但首尾完整，并保存护首、原轴，可算得是敦煌遗书中有代表性的写经，这大概就是它被选作样本的原因。

　　(三)退还的22卷

　　下面把这22卷的情况介绍如下：

　　1　BD06826(羽026，105：4809)

　　《妙法莲华经》卷2，长520.7厘米，11纸，301行，卷轴装。首尾均残，卷面多水渍，第10纸上有破损，背有古代裱补。有乌丝栏。已修整，9—10世纪归义军时期的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3册与《敦煌宝藏》86/648B—655B。

　　第3纸行间空白处有题记“天保一年比丘法常诵持”。第4纸末行间夹写“大中七年莫高乡人阴仁衷所宝”。尾纸背有勘记中文数字“五”。

　　题记、勘记，均为伪造。

　　2　BD06827(羽027，094：4088)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长346.7厘米，9纸，180行，卷轴装。首残尾全，卷上边油污，尾纸下有破损，有乌丝栏。7—8世纪唐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3册与《敦煌宝藏》82／85B—89B。

　　尾有题记“上座金维那”，首纸背有勘记中文数字“三”。

　　题记、勘记，均为伪造。

　　3　BD06828(羽028，105：5320)

　　《妙法莲华经》卷4，长432.1厘米，9纸，251行。卷轴装。首残尾脱。卷面多油污，纸张脆裂残破。有乌丝栏，已修整，8世纪唐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3册与《敦煌宝藏》90／644A—650B。

　　第2纸背面有题记“开元七年净土寺藏此卷，敦煌郡人索元洪校”。卷尾背有勘记中文数字“二”。

　　题记、勘记，均为伪造，

　　4　BD06829(羽029，070：1006) 《维摩诘所说经》卷上，长240.5厘米，5纸，138行。卷轴装。首残尾脱。卷面多污秽。背有古代裱补。有乌丝栏。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3册与《敦煌宝藏》64／372B—375B。

　　卷首背有勘记中文大写数字“壹”。

　　勘记伪造。

　　5　BD06830(羽030，105；4558)

　　《妙法莲华经》卷1，长725，工厘米，16纸，404行，卷轴装。首尾均残。经黄打纸，砑光上蜡。卷面多水渍，有残破，上边有等距离残缺，背有古代裱补，有乌丝栏。7—8世纪唐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3册与《敦煌宝藏》84／428A—439B。

　　卷背有一墨书勘记“×”，疑为苏州码子“×”(数码“四”)。

　　勘记伪造。

　　6　BD06831(羽031，105：5820)

　　《妙法莲华经(八卷本)》卷7，长643.9厘米，14纸，383行。卷轴装。首残尾全，经黄纸，卷面多水渍，第1、2纸接缝处上部开裂。有乌丝栏。尾纸与前各纸不同。7—8世纪唐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3册与《敦煌宝藏》95／240A—248B。

　　卷尾有题记：“大足一年三月十五日，信尼慧／昌为亡母索氏写此一袂，获福／无量。”题记中“年”、“月”、“日”均为武周新字。卷尾背面有勘记中文数字“一”。

　　题记、勘记，均为伪造。

　　7　BD06832(羽032，070：1112)

　　《维摩诘所说经》卷中，长356厘米，9纸，221行。卷轴装。首残尾断，上下边有破裂残缺，有乌丝栏。8—9世纪吐蕃统治时期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65／364B—368B。

　　卷背有淡墨“一”及“[①＠＋]”两字。卷端背面有勘记一处，草书，疑为“五”。

　　卷端背面勘记伪造。

　　8　BD06833(羽033，105：5131)

　　《妙法莲华经》卷3，长569.1厘米，12纸，335行。卷轴装。首残尾全，经黄打纸，砑光上蜡。卷面有水渍，略有残裂，后半卷油污严重，有乌丝栏。7—8世纪唐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89／112A—119B。

　　卷尾有题记“开元九年二月十三日马奉禄于此经略取众义”。“开”字被硬物刮伤。卷端背有勘记中文数字“五”。

　　勘记伪造。

　　9　BD06834(羽034，105：5460)

　　《妙法莲华经》卷5，长937.5厘米，21纸，正面568行，背面11行。卷轴装。首残尾全。卷面有水渍，有等距离霉斑，卷首尾有残洞，卷尾有虫茧。有乌丝栏。本遗书包括2个文献：(一)《妙法莲华经》卷5。抄写在正面。7—8世纪唐写本。(二)《大佛名忏悔文》，抄写在背面。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92／138B一154B。

　　有杂写多处：“佛”、“恶”、“佛子”、“道阳(场)”。卷端背面有勘记中文数字“四”。

　　勘记伪造。

　　10　BD06835(羽035，083：1972)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10，长631.8厘米，15纸，365行。卷轴装。首残尾全。第11、工2纸处脱开，背有古代裱补。有乌丝栏。7—8世纪唐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71／193A—20lA。

　　尾有题记“大统七年比丘输迦摩陀奉持，为人天忏业，永居净土”。卷尾背有勘记墨书“三”。

　　题记、勘记，均为伪造。

　　11　BD06836(羽036，156：6856) 《四分律比丘戒本》，长680厘米，18纸，465行。卷轴装。首残尾全。卷首多油污，上部有残缺，脱落1块残片，可以缀接。尾纸上部有残洞，有鸟粪。有乌丝栏。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102／264A—272B。

　　卷尾有朱笔杂写“四分戒序”。卷尾有题记：“贞观四年长安普仁寺主惠宗受持日宣。”卷背有勘记苏州码子“δ”(数码“五”)。

　　题记、勘记，均为伪造。

　　12　JSD06837(羽037，105：4715)

　　《妙法莲华经》卷2，长672.4厘米，22纸，583行。卷轴装。首残尾全，卷上部多水渍，首纸下有破裂，接缝处有开裂。有燕尾。有乌丝栏。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85／476A—488A。

　　首纸背有勘记中文数字“一”。

　　勘记伪造。

　　13　BD06838(羽038，105：5743)

　　《妙法莲华经》卷6，长318.5厘米，7纸，179行。卷轴装；首残尾断，卷面有污渍，卷面有多处残洞及下部残缺破损，有乌丝栏。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94／577A—581A。

　　卷尾背有勘记中文数字“四”。

　　勘记伪造。

　　14 BD06839(羽039，105：4586)

　　《妙法莲华经》卷1，长497，5厘米，11纸，253行。卷轴装。首尾均残。卷面有油污，多有破裂，已修整。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84／643A—650A。

　　卷端背面勘记有中文数字“六”。

　　勘记伪造。

　　15　BD06840(羽040，070：0902)

　　《维摩诘所说经》卷上，长437厘米，9纸，正面249行，背面7行。卷轴装，首残尾脱。前4纸残破严重，第6纸下边有破裂。有乌丝栏。已修整。本遗书包括3个文献：(一)《维摩诘所说经》卷上，抄写在正面。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二)《社司转帖残片》(拟)，抄写在背面2块古代裱补纸上。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三)《千字文》，抄写在背面古代裱补纸上。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63／643B—649B。

　　第2纸背写有：“天复二年写生索奇记。”

　　卷背有勘记中文数字“二”。

　　首纸背有杂写工行：“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着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

　　第3纸背有杂写2行：“野无吏则无畜积，官无常则下讪上，器械不巧，则／朝无定，赏罚不明，则民薄其产。”

　　第4纸背有杂写2行：“审饰小节以示民，时言大事以动上。／远交以超群，假爵以临朝。明主之禁也。”

　　题记、勘记及纸背三条杂写，均为伪造，

　　16　BD06841(羽041，105：5840)

　　《妙法莲华经》卷6，长302。9厘米，8纸，177行。卷轴装。首残尾脱。卷首多水渍，下边有破裂，中间有残洞，接缝处有开裂，有乌丝栏。8世纪唐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95／331B—335B。

　　卷端背面有勘记中文数字“六”。

　　勘记伪造。

　　17　BD06842(羽042，105：5189)

　　《妙法莲华经》卷3，长145.8厘米，5纸，86行。卷轴装，首尾均残。上边有等距离水渍。有乌丝栏，8—9世纪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89／375A—377A。

　　卷端背面有一墨笔勘记，似为中文数字“一”。

　　勘记伪造。

　　18　BD06843(羽043，046：0434)

　　《大方等如来藏经》，长393.6厘米，10纸，220行。卷轴装。首残尾全。有乌丝栏。7—8世纪唐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59／工36B—142A。

　　卷首背面有勘记中文数字“二”。

　　勘记伪造。

　　19　BD06844(羽044，083：1629)

　　《金光明最胜王经》卷3，长244.7厘米，6纸，138行。卷轴装。首尾均残。通卷残破严重，有残洞，背有古代裱补。有乌丝栏，已修整。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69／33B—36B。

　　卷端背面有三个墨点，似勘记中文数字“三”。

　　勘记伪造。

　　20　BD06845(羽045，094：4248)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长171.2厘米，4纸，97行。卷轴装。首脱尾残。经黄打纸。卷下部有等距离霉烂，尾2纸下部有残洞。有乌丝栏。7—8世纪唐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82／504A—506A。

　　卷端背面有勘记中文数字“三”。

　　勘记伪造。

　　21　BD06846(羽046，094：4294)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长171.8厘米，4纸，96行，卷轴装。首残尾全。经黄打纸。卷下部有残缺。有乌丝栏。7—8世纪唐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82／599B—601B。

　　卷尾有题记“毗柰耶寺经生令狐世康”、“一校竟”。卷首尾背面各有一个勘记中文数字“二”。

　　题记、勘记均为伪造。

　　22　BD06847(羽047，105：5436)

　　《妙法莲华经》卷4，长69.5厘米，2纸，36行。卷轴装，首残尾全。有乌丝栏。7—8世纪唐写本。图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94册与《敦煌宝藏》91／476A—477A。

　　卷尾有题记“天宝五载五印度僧祇难写”。尾端背有勘记中文数字“四”。

　　题记、勘记均为伪造。

　　判定这22卷就是学部行文所谓“原委员续行呈到写经二十二卷”，不仅在于羽字25号样本上的注记，还在于从羽字48号到羽字55号，被清政府送给了奥地利博物馆和张謇，目前馆藏属于空号，也就是说，从馆藏现状看，从羽字26号到羽字47号，这22号正好自成一个单元。

　　(四)粘片2本

　　学部行文提到的两本粘片，一直保存在北图，所谓“粘片”，是一些古代遗书残片，被集中起来，粘贴在白纸上，然后把这些白纸装订成册，民间常见此类藏品，往往装帧考究，如日本静嘉堂所藏吐鲁番遗书粘片(原属素文收藏)。北图所藏这两本敦煌遗书粘片则装帧粗糙随意。十几年前初次见到，不明它们的来历，从学部行文知道乃何彦升所退。这两本粘片中的残片，已经北图善本部修整组揭下修整，编为BDl5818到BDl5994，总计177个号。

　　四 真伪考辨

　　以上22件写经中，共出现题记11条，除了BD06833卷尾“开元九年二月十三日马奉禄于此经略取众义”一条外，其余10条全部是伪造的。共有勘记22条，全部是伪造的。此外，还伪造杂写三条。

　　说这些题记、杂写、勘记是伪造的，理由何在7

　　1　笔迹字体

　　敦煌遗书中，一般来讲，题记与原卷笔迹、墨色、风格均相同，可以肯定就是同一人所写，无可怀疑，有时也有题记的笔迹、墨色与原卷不同，那是因为书写题记与抄写经典乃是不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两者时代相同，一般风格也协调；有的两者时代不同，风格也会有差异，但无论如何，会与书写者所处时代，或敦煌遗书中大体同时代的其他书写品的风格基本协调。

　　但这22卷中的10条题记、3条杂写、22条勘记的情况，则与上面所说完全不同。所有的题记、杂写、勘记，笔迹与原卷笔迹、墨色、风格均不类。而这些题记、杂写、勘记的笔迹、墨色、风格等却相同，可以肯定是一个人所写。不能设想，这个人同时生活在天保、大中、开元、大足、大统、贞观、天复年间。

　　2　表述方法

　　BD06826第3纸行间空白处有题记：“天保一年比丘法常诵持。”

　　BD06831卷尾有题记：“大足一年三月十五日，信尼慧／昌为亡母索氏写此一袟，获福／无量。／”题记中“年”、“月”、“日”均为武周新字。

　　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表述习惯，在敦煌遗书中、在古代的其他典籍中，纪年为“一年”时，均称为“元年”，我们没有见到过有所谓“天保一年”、“大足一年”这样的表述法，

　　BD06836卷尾有题记：“贞观四年长安普仁寺主惠宗受持日宣。”

　　“受持日宣”，这种表述很古怪。不要说敦煌遗书，就是传世的其他古代写经，都没有这种表述法。

　　3　佛教知识

　　BD06828第2纸背面有题记；“开元七年净土寺藏此卷。敦煌郡人索元洪校。”

　　敦煌确有净土寺，敦煌遗书中存有多号资料，陈大为先生近几年对该寺作了很深入的研究，但除了本号之外，有关该寺的资料，最早出现在吐蕃时期，至今没有发现吐蕃以前有净土寺的记录。

　　BD06836卷尾有题记：“贞观四年长安普仁寺主惠宗受持日宣。”

　　整个唐代，我们没有关于长安有“普仁寺”的记载。

　　BD06846卷尾有题记“毗柰耶寺经生令狐世康”、“一校竟”。

　　即谓“经生令狐世康”，显然把该经当作在敦煌抄写的经典，然而敦煌没有“毗柰耶寺”，我们在敦煌遗书中，也没有发现过“毗柰耶寺”这个名称，不但如此，佛教不可能把“毗柰耶”作为佛教寺院的名称，因为“毗柰耶”意为“律”，“毗柰耶寺”就是“律寺”。明代以前，没有一个寺院采用这种称呼。明代禅教律分离，寺院名称有加“律”以表明身份者，但不能单独使用，必须加上其他的简别词，以与其他的律寺区别。比如苏州西园寺的正式名称为“戒幢律寺”。

　　4　古今观念

　　BD06826第4纸末行间夹写：“大中七年莫高乡人阴仁衷所宝。”

　　古人写经，是为了做功德，不存在什么“所宝”的问题。“所宝”云云，是现代人的观点。再说，这是一个首尾均残的《妙法莲华经》，归义军时期写本。此类写经，敦煌遗书中存有数千号。无论从哪个角度，这个卷子也不值得古人去“宝”。

　　BD06835尾有题记：“大统七年比丘输迦摩陀奉持，为人天忏业，永居净土，”

　　大统为西魏年号，七年当公元541年。当时，印度的礼忏仪式已经传到中国，但“人天忏业”这样的观点，是水陆道场产生以后才有的，随着明清以仪轨佛教为中心的信仰层面佛教的普及而普及，这不是南北朝的语言与思想。

　　5　书写习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书写习惯，无论如何掩饰，一不小心就露出马脚。

　　BD06826第4纸末行间夹写：“大中七年莫高乡人阴仁衷所宝。”

　　BD06847卷尾有题记：“天宝五载五印度僧祇难写。”

　　上两条题记中各有一个“宝”字，繁体字作“實”。但两处的这个“實”字均无下面的“貝”。这就是作伪者不小心露出的马脚。

　　6　有悖情理

　　BD06826是归义军时期写经，上有“大中七年”题记，还说得过去，但出现“天保一年比丘法常诵持”，就无可理喻了。

　　BD06835是唐写本，却出现“大统七年比丘输迦摩陀奉持，为人天忏业，永居净土”这样的题记。特别是该遗书所抄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卷10，这是唐义净于则天时代翻译的经典，无论如何不可能出现西魏的题记。

　　BD06836是归义军时期写本，出现“贞观四年长安普仁寺主惠宗受持日宣”。

　　作伪者伪造了一堆挂在中国人名下的题记，意犹未足，又造了两个题记，挂在印度人名下：

　　BD06835尾题记：“大统七年比丘输迦摩陀奉持，为人天忏业，永居净土。”

　　BD06847卷尾题记：“天宝五载五印度僧衹难写。”

　　前一条说那卷经典由印度人“奉持”，也就罢了。后一条明目张胆说该写经是这个印度僧人写的。我们可以考察原卷，那是7—8世纪的一个唐写本，书法相当不错。如果唐天宝年间有一个具有如此高度中文素养的印度僧人在中国活动，中国人绝对不会让他当一个普通的写经生，起码会让他参与翻译经典之类的活动，史籍也就一定会有记载。然而，我们不知道当时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人。为了与原卷书法匹配，作伪者在笔迹、墨色上也极力模仿，不可谓不下功夫，但“宝”字还是露了马脚。

　　7　三条杂写

　　BD06840背面有三条杂写：

　　(1)首纸背杂写：“三官不缪，五教不乱，九章着明则危，危而无害穷，穷而无难。”1行。

　　(2)第3纸背杂写：“野无吏则无畜积，官无常则下讪上，器械不巧，则／朝无定，赏罚不明，则民薄其产。”2行。

　　(3)第4纸背杂写：“审饰小节以示民，时言大事以动上。／远交以超群，假爵以临朝。明主之禁也。”2行。

　　说这三条杂写也是伪造的，理由很简单，它们与题记的笔迹、墨色、风格完全相同，是一个人写的。

　　8　关于勘记

　　这22卷写经的背面全部有伪造的勘记。与题记、杂写相比，勘记本身能够提供的信息很少，说它们是伪造的，理由何在?

　　在此把22条伪勘记罗列如下：

　　BD06826 尾纸背有勘记中文数字“五”。

　　BD06827 首纸背有勘记中文数字“三”。

　　BD06828 卷尾背有勘记中文数字“二”。

　　BD06829 卷首背有勘记中文大写数字“壹”。

　　BD06830 卷背有一墨书勘记“×”，疑为苏州码子“×”(数码“四”)。

　　BD06831 卷尾背面有勘记中文数字“一”。

　　BD06832 卷端背面有勘记一处，草书，疑为“五”。

　　BD06833 卷端背有勘记中文数字“五”。

　　BD06834 卷端背面有勘记中文数字“四”。

　　BD06835 卷尾背有勘记墨书“三”。

　　BD06836 卷背有勘记苏州码子“G”(数码“五”)。

　　BD06837 首纸背有勘记中文数字“一”。

　　BD06838 卷尾背有勘记中文数字“四”。

　　BD06839 卷端背面勘记有中文数字“六”。

　　BD06840 卷背有勘记中文数字“二”。

　　BD06841 卷端背面有勘记中文数字“六”。

　　BD06842 卷端背面有一墨笔勘记，似为中文数字“一”。

　　BD06843 卷首背面有勘记中文数字“二”。

　　BD06844 卷端背面有三个墨点，似勘记中文数字“三”。

　　BD06845 卷端背面有勘记中文数字“三”。

　　BD06846 卷首尾背面各有一个勘记中文数字“二”。

　　BD06847 尾端背有勘记中文数字“四”。

　　敦煌遗书中颇多勘记，勘记的出现是有规律的。主要是标注首尾均残写卷的经名、卷次，这是古代勘查、整理残破经典的僧人留下的记录，所以我将它定名为“勘记”。勘记一般只有寥寥数字，或只有一个数字，但它的内容都是可以释读的。勘记位置一般写在卷端的背面，偶尔在卷末尾的背面。

　　此次发现：

　　(1)勘记数字与原卷卷次大部分均不相符合。个别虽与卷次相合，但与其他明显为伪造的勘记完全一致，所以也可以确定为伪造。

　　(2)有的勘记位置不合。

　　(3)大部分勘记墨色、笔迹、风格与伪造的题记、杂写符合。

　　(4)不少勘记为现代行书写法，个别为草书，与古代不同。

　　(5)勘记中出现两个苏州码子(“δ”确为苏州码子，由此推断BD06830的“x”应为苏州码子)、一个“壹”，这在古代勘记中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6)22个勘记均为数字，其中，一、二、三、四、五各有4个，六有2个。规律性很强，显示出这22条伪勘记的整体性。

　　由此，判定这22条勘记全部为伪造。

　　值得注意的是，作伪者虽然在9个写卷上伪造了10条题记、3条杂写，却在全部22卷个写卷上都标注勘记。可以肯定，这是作伪者自己所做的记号，以便将来识别，这也是中国书画作伪者常用的伎俩。

　　五 流毒

　　这22卷写经，在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属于“敦煌劫余录”部分，即在敦煌押京的所有遗书中，第一批被整理、编目，早期编目者在《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中同时著录了这些题记。在羽字26号条下，编目者著录了“天宝一年”、“大中七年”的题记后，旁注这么一行字：“此卷年月，似出一人之手，殊可疑，”说明当时曾对这一卷有所怀疑，特意做了记录。遗憾的是没有深究，也没有把全部22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由于《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中已经著录这些伪题记，所以可以确定这批题记只能是何彦升等伪造，而不可能是入藏北图以后其他人伪造的。

　　1911年下半年，日本京都大学派出内藤湖南等五位教授，专程来北京考察敦煌遗书，根据内藤湖南的考察报告，他们总计考察了近800卷，似乎没有看到这22卷。

　　其后，两位先生的工作涉及这批遗书。

　　一位是陈垣先生，经多年努力，他在1930年编定《敦煌劫余录》，收入这22号遗书，对这些遗书中的22条伪勘记，陈垣先生没有注意，没有著录。三条伪杂写，陈垣先生注意到了，记录为“纸背杂写数行”，看来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问题。10条伪题记，陈垣先生著录了羽字26号、27号、31号、35号、36号、40号、46号、47号等9条，漏BD06828(羽028，105：5320)一条，著录时，有些题记仅撮略内容，没有全文照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BD06835(羽035，083：1972)《金光明最胜王经》卷10条下的著录原文为：“尾题‘大统七年比丘输迦摩陀奉持，为人天忏业，永居净土’等语，俟考。”也就是说，虽然他对其他题记没有表示态度，但起码对这一条题记产生了怀疑，的确，唐代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竟然出现西魏的题记，实在令人可疑。

　　总之，除了对《金光明最胜王经》上的西魏题记感到不解外，陈垣先生没有对这批遗书上的伪造内容产生疑问。

　　一位是许国霖先生。他在自己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中同样著录了羽字26号、27号、3l号、35号、36号、40号、46号、47号等9条，漏了BD06828(羽028，105：5320)一条，但他未对这些题记提出任何疑问。此外，他在《敦煌杂录》中，还以“为政箴言”为名，抄录了BD06840背面的两条杂写，把它们当作古代文献正式介绍给读者。

　　陈垣、许国霖的成果属于工具书，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芳村修基等编纂的《敦煌佛教史年表》，完全接受了上述成果，把这些题记分别纳入年表的相应位置，池田温的《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也收入这些题记，其实，池田温对其中某些题记还是心存疑惑的。比如，著录羽字26号时：他把“天保”录为“天宝”，把该遗书放在天宝元年(742)的位置上。并特别注出；“后方存大中七年题记，笔迹稍似。天保题记恐系大中时落书，”对羽35号唐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与西魏题记的矛盾，池田温推测为“经与题记原系别本”。总之，池田先生没有对这些题记的真实性产生疑问，仅力图从各个角度来解释，以求消弭矛盾。

　　翻阅有关资料，可以发现上述伪题记误导了很多研究者。有的研究者只是客观引用这些题记，未加发挥；有的研究者则以这些题记作为立论的依据，导致其论点无法成立，关于这一点，这里就不多说了。

　　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我自己也曾经受这些题记的误导，在1985年到1986年撰写《敦煌学大辞典》的有关词条时，我把这些题记引用在词条中，其后撰写关于敦煌遗书中的《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的有关论文时，又照抄了词条的内容。虽说当年撰写词条时，还没有查阅北图原卷的条件，但在《敦煌学大辞典>>出版前，理应根据原卷一一复核，但当时没有做这一工作，留下今天的教训。凡是因阅读《敦煌学大辞典》相关词条及我写的相关论文而受到误导的，我都应该向他们道歉，并承担责任。

　　第二，这些年，还是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法国的戴仁。戴仁在其《敦煌与吐鲁番写本的断代研究》一文中，论述到唐代以前的写本时，指出“羽字第35号，系义净译本(703年)的《金光明经》卷一之末(方按：此处经名、卷次有误)的抄本，因卷子的某一页被断代为541年，其中指出输迦摩陀接受并保存了该经卷，该卷写本的纸张很接近于在唐代抄经中使用的那一种。我们很难知道有关一名非汉族血统人物的这样一段记载是为什么和怎样才得以加入其中的”。在同一篇文章中，戴仁还提到羽26号，认为上面的题记“与文献没有关系”，当然，戴仁文章的立论基础是这些遗书已经被正确断代，他是在这一基础上从事进一步的研究，归纳不同时代写经的共同特点。因此，他仅止步于提出疑问，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

　　六 结 语

　　事情的发生，至今已近百年。百年前的一桩公案，今天才算水落石出，负责将敦煌遗书押解到京的押解委员何彦升，在偷盗敦煌遗书之事暴露后，不得不续交敦煌遗书22卷、粘片2本。但在续交前，在22卷写经上伪造了题记10条、杂写3条，并作了以备辨识的勘记22条。抚今追昔，感慨系之。

　　从现在情况看，何彦升、李盛铎等人偷走的敦煌遗书，数量甚为巨大，现在，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总，目录正在定稿。定稿完成后，我们将会根据馆藏写卷缀接的情况，推测出当年被盗遗书的大致数字。这个数字当然不能说很准确，但虽不中亦不远矣。偷盗大量卷子后，在群情汹汹的情况下，交出区区22卷、2本粘片，便算蒙混过关。这充分说明当时官场的腐败。

　　这22卷写经中，《妙法莲花经》12卷、《金刚经》2卷、《金光明最胜王经》3卷、《维摩诘所说经》3卷、《四分律比丘戒本》工卷、《大方等如来藏经》1卷。其中除了《大方等如来藏经》之外，均属敦煌遗书中最为常见的经典。这些人偷走大批精品，为了抵挡追查，便用这些一般的经典来充数。不仅如此，还要伪造题记、杂写，目的何在?

　　我曾经设想，他们大概打算把这批写卷转让出手，加上题记，便可以卖出好价钱，但再三考虑，揆诸当时情状，监守自盗，已是千夫所指，应该没有出卖写卷的客观条件，也就是说，他们在这批不得不交出的写卷上大做手脚，是有意的恶作剧，是临呈交之前的发泄。

　　已经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怎么能没有一点愧疚之心?在人人喊打之际，怎么还能做出这种伪造作假的无耻、无聊勾当?我无法理解这种心态。对有些人，有时真的很难理解。

　　出自: 《敦煌研究》     2009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