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极天下有声打包下载:闽西汀江流域古村镇

一、混合型古村镇

1、长汀县汀州镇

汀州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长汀从唐大历十四年（769）到清末均为州、郡、路、府的治所，是历代闽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亦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有“客家首府”之称。1994年该县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据《八闽通志》载：“晋太康三年，分建安郡，置晋安郡，又立新罗县，唐开元二十四年，始开福、抚二洞，置汀州，……天宝元年，改州为临汀郡…… 乾元元年，复为汀州。初治新罗。后迁长汀村，又迁东坊口。”[1]《唐会要》云：“天宝元年，改新罗县为龙岩县……大历十四年，移汀州于长汀县白石乡”。[2]从而汀州镇就在“前直圆峰，后枕卧龙”、“郡境山明水秀，川回谷深”的地理之中。在历史的长河中，长汀人民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古迹和革命文物，堪称传世之宝。

汀州至今留下了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艺术、民间艺术、宗教文化和客家风俗，留下了总多人文景观和文物古迹。龙山白云、朝斗烟霞、云骧风月、霹雳丹灶、拜相青山、宝珠晴岚、苍玉古洞、通济瀑泉等八景，和汀江龙门、官坊奇洞、岿龙凌空、大悲观日、东华翠嶂等自然景观，悠久的历史给长汀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城区现有保存完好的唐代建筑古城门、三元阁、宝珠门，明代建筑朝天门，唐至明代的古城墙，宋代的汀州文庙，明清两代汀州试院以及唐代的双柏树、宋代双阴塔、清代朱子祠等宝贵的历史文物。革命遗址主要有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中央红军医院旧址福音医院、周恩来旧居、中华基督教堂和刘少奇旧居等等，还有古书院、古塔、古桥、古民居、古宗祠和石刻石雕等乡土建筑文化，在其背后是深刻人文文化。新西兰女作家路易.艾黎曾说过，长汀是中国最美丽的两个山城之一。

汀州教育发达，先后兴建了众多书院学舍，如明代建新罗书院、正谊书院、鄞江书院、觉觉书院、龙山书院、龙江学舍等，清代增设正音书院、紫阳书院、丽泽书院、南山书院、龙山书院、道南书院、森玉书院，还有东山、喻义、广陵、文明、观文等书院等。学校之多，教育之盛，为八闽之最。

汀州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曾引得历代文人墨客流连吟诵，在此任职或小住。汀籍进士70名（武进士4名），举人265名（武举人87名），特奏42名，荐辟16名，明清两朝“五贡”528名，由此可见书院在文化传播和教育科举上的巨大成就。自唐宋以来的一千多年间，有名臣循吏，也有文史学家，书法家画家、科学家、隐逸雅士更是不少，他们的诗词脍炙人口，经久流传，是长汀传统艺术之瑰宝。如张九龄、元自虚、陈轩朱熹、文天祥、陆游、宋应星、宋慈、黎士宏、上官周、王捷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在此领导过革命斗争。

世代中举的不少，如杨联榜是长汀名进士，其子文史学家杨澜，年十五饱读经史，其文尚汉魏之风，著述颇丰，有诗集《负薪初稿》和《汀南廑序集》，尤以史学研究著称，晚年在其弟浚《郡志补正》的考订上写成《临汀汇考》，成为非常重要的史料，其次子文史、韵学家杨浚，文才横溢，国学第一，著述亦丰，如《郡志补正》、《五经字音辨讹》、《韵府分编》、《竹书纪年辨讹》等许多重要的论著。

长汀地处闽西汀流域，万山丛岭中，千年来最主要的居民是中原迁来的客家人，同时还有原住闽越族，畲族和其他先客家而来的汉族。故长汀风俗，以客家人从中原地区带来的风俗为主，不断渗透、吸收、融化了闽越族、畲族等的风俗文化，至今在客家人风俗中，保留有畲族风俗的痕迹。

长汀地处汀江上游，为闽粤赣交通要道，志载：“实江西、二广往来之冲……在山谷斗绝之地，西邻赣吉，南接潮、梅。介于虔、梅之间”。[3]唐宋时期，因山峻水急，舟车不通，商货阻滞，农耕落后，经济贫困，故民风崇尚朴实，服用无华，民性劲毅果敢，轻生尚武。宋宋慈任长汀县令时，打通汀江与韩江的交通，成为闽粤赣交界地的一条大动脉，汀江码头经常是停泊了数百条商船，十分繁荣。此后，舟楫往来，货物转运都需经此江，给赣南的瑞金、于都、宁都、会昌和闽西的长汀、上行永定，以及广东的潮汕等地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同时促进了这一带工农的发展。因此汀江与赣闽粤三省的经济文化关系密切。汀江流域向来不能自己，各生活用品皆仰靠赣南、宁化。潮汀人经商往北方，多从长汀到瑞金，然后顺赣江而下。长汀扼闽赣两省咽喉，地理形势十分重要。长汀又是汀江、闽江支流的上游，又有陆路通往归化、清流二县的码头，三条贸易路线相连，才有长汀的繁荣。故史载：“是汀虽非产盐之区，而实为通盐之路，亦江广之咽喉，为闽之外府也。”[4]据载：“寰阓繁阜，不减江、浙、中州。”[5]清代市场土布吞吐量年大十万匹，据长汀文史资料记载，“江西各地运销长汀的棉布、夏布，大都经长汀染成色布、花布后，返销赣南，行销汀属各县。”当时长汀印染业非常兴旺，为长汀的经济建设作出重大贡献，解决因山地少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与酒缸、酱缸并称为“发财三缸”。[6]：“蓝靛出长汀县”。[7]清代遗留的染坊有泰和号、范步兴、李懋昌、蓝正兴隆。从侧面映证其经济繁荣。宋临汀郡守陈轩诗云：“十万人家溪两岸，绿杨烟锁济川桥。”从诗中也反映了临汀城的繁荣景象。

长汀城如金瓯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山谷斗绝的盆地中，府县治的选择其风水环境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视其防御功能。始建于唐的古城墙，沿汀江而筑，自东向西呈弧形，东西两端沿卧龙山两旁的山脊筑到山顶，构成了挂壁城池，形成城内有山，山中有城的独特格局，使整个城池前有汀江天堑、后有卧龙山为屏，故有诗云：“环郡皆山，高城固壁”。宋汀州太守陈轩描述为：“一川远汇三溪水，千嶂深围四面城。”史载：“前直圆峰，后枕卧龙。一川迅急，汇乎三溪。千嶂重复，环夫四面。其形胜也。”[8]

此外用于与外界沟通和瞭望的城楼是军事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宋代广储门城楼，宋代朝天门城楼，明宝珠门城楼，且从城南始开濠池，自西门外西溪水入城。经西瑞门、广储门、镇西门、流至立春门汇入东溪，有一条全长375丈的濠池，从记载来看，濠池非常宽阔，绕城而围之，整座城就在水流中保护，犹如河流中的孤岛，易守难攻。自建立行政机构就设置各类维护汀州的安全的机构，如汀州卫指挥使司。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都设在这里。汀州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冲突和战争，也迫使加强防御，以保护居民的安全和生产，史载：“宋绍兴十四年十二月，汀贼华齐寇县，安抚司遣兵捕之，为所杀。元至正十七年四月，汀、漳叛贼廖得胜等伏诛。洪武二十年，盗锺子人等寇长汀。”[9]因此从军事设施、军事机构的设立及历史事件可以看出其强烈的军事地位，从汀州的历史人物也可看出军事环境端倪，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涌现了张赤男、罗化成、陈丕显、杨成武、傅连璋、童小鹏等许多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早期领导人矍秋白、何叔衡英勇牺牲在这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进行过许多革命实践，被誉为“红色小上海”，成为我国革命圣地之一，并留下了不少革命文物，形成发展了客家文化。从1955年至1964年授衔的长汀籍将军有13位，赫赫战功，名垂于世。

街上深沉的青砖围墙，门面破落的雕梁，屋顶上青瓦层叠，高低参差，都不时竞相显现着这座古城往惜的辉煌。客家人创建了汀州，也创造了独特的客家文化，走进长汀，只要留意一下这里的建筑、饮食、民风，就不难感受以它独特的魅力。

2、上杭县临江镇

临江镇，是闽西的一座山城。东西长，南北短，成椭圆形，地势平坦，主要是靠水路，有汀江、旧县河以及黄谭河，上通长汀、连城，下则达潮汕地区，因此，在过去来往的客货，多倚舟楫。而陆路交通，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有公路汽车通行。

唐大历四年（769），划湖雷下堡（今永定县下湖雷）置上杭场。宋淳化五年（994）年升场为县，仍然用场名，称上杭县。宋乾道四年（1168），县治迁郭坊村，今临江镇，史载：“宋时称乐土，无反侧之虞”，[10]因镇区“三岗脊像川字崩洪”，又名杭川。史载：“本晋新罗县地，唐为龙岩县地。……周显德元年，南唐徙艺梓保。……天圣五年，徙钟寮场。乾道三年，县令郑稷因民之请，奏徙郭坊，即今治也。”[11]
《闽书》亦载：“宋淳化五年，升场为县，割长汀南镜隶焉。” [12]

上杭丁氏人才辈出，虽然丁氏人口不多，但十分重视读书，他们节衣缩食培养后代。从元至清，上杭先后有912人中科举，殿试状元1人，乡试夺魁7人，进士50人，众多文人学士之中，画家诗人居多，故有“诗画之乡”的美誉。[13]如明朝的李源、莫梦琦、丘大儒等人。历代贤人著书达147种数千卷，如李鲁的《烬余集》、刘坊的《天潮阁集》、丘嘉穗的《东山草堂遗稿》、包育华的《无妄集活法医书》、包识生的《包氏医宗》。还有历史学家、目录学家谢国桢等都是上杭杰出人物。其中职位最高的文官是莫树椿，是该县第一位钦点翰林，而武官则是丁氏家族，出现了不少人才。从家谱上摘录有：丁启元任南京京城兵马司副指挥。丁锦堂在同治十年殿试钦点第一名，状元及第。他在殿试中，武勇技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主试总批》作如下评定：“臂力方刚，雄姿迈从。……勉成伟器，用副深期。”同治帝大婚，赐穿黄马褂，御前骑马，诰授武显将军。光绪帝即位，又授振威将军，任南澳游击，署理总镇。光绪十七年调升郁林营参将，肩负固守西南边陲重任。光绪二十七年病故。特授浙江金华知府、文状元吴鲁为其作《墓志铭》，结句为：冈兮，与日月而争光。”封建王朝开设武科后，历科武试魁首，几乎为北方武士所包揽，有“武(状元)不过江”的说法。福建历史上出过多位文状元，而武状元只有丁锦堂一人。

南送嘉定六年（1213）汀州改用船运潮盐后，汀江水运日渐发展。明嘉靖三十年（1551），知州陈洪范召集石匠炸开回龙滩后，汀杭之间开始通舟楫。故有“上杭河通粤潮，一切盐货，俱由县经过，上至汀州口岭，或从本地贸易”又明正德年间，王守仁在上杭抽税养兵，“每货一船抽银一钱一分五厘，岁无定额，以船之多寡定税之盈亏，每年多者约可得银四五千两”[14]可见航运之繁忙，经济之发达。清代水运已很发达，有“上河三千，下河八百之说”。

临江东门至西门，有一条约三里长的古街，旧称登俊街，“登俊坊，宋绍定间毁，后重立。”紧靠汀江，宽不足三米，店铺有五百多间，西侧主要是一层，每户门前有两间店铺，东侧则更多是骑楼建筑。1925年前，南门是商业中心，货栈林立，加上小摊便贩，致使交通堵塞，有的店铺前还砌了货架，用以陈列货物，街道就更是拥挤不堪了。东门外却是行栈林立，营业极旺盛，所有油盐米豆纸张方面的生意，都在那里设庄开栈。其营业额与南大街不差上下，西门外还有二百多家。当时这些地方商业繁荣主要是靠近码头、渡口，从调查过程中也可看出，东门、西门、南门均在汀江沿岸，其商业的兴盛与航运的地点的远近有直接关系。

临江镇地处汀江中游，周围是金山晓旭、袍岭朝云、七峰拥翠、“琴冈横案于前”，史载：“前襟三折之清漪，后几七峰之苍翠”。[15]地势东北高西南低，地理位置险要，三面环水，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有河道，北有池塘、东无退路、西无战场，素有“铁上杭”之称。古城墙始建于宋端平元年（1234），历时8年，周1424.6丈，基宽2丈，墙高2丈，垛2482个，东西南北门四，水门三，为闽、粤、赣交通要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重要的战场，上杭籍中将军衔有三人，少将24人，占福建将军总数的31%。[16]

二、经济文化并重型古村镇

1、连城县培田村

“闽，古之荒服，而连则荒服中僻壤也。山居其九，田居其一，……区区数钟田，家给不足矣。”[17]故培田、四堡和芷溪在发扬耕读文化的同时，也加强了经济的努力，以确保生活和教育能够顺利进行。
培田，为河源十三坊之一，据清杨澜《临汀汇考》载：“唐开元二十四年设置汀州”，下辖长汀县和宁化县，唐宋时期，长汀管辖下设古田乡河源里，培田处于上河源里，上河源和下河源虽然长期出于不同的行政领域，却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认同和联系。明清时期，河源里改称宣河里。据清道光《长汀县志》载：“宣河里下统六图”，培田就是第六图第八甲。[18]1956年划入连城。《培田吴氏族谱》载：吴姓先祖吴八四郎于元至正四年（1344）由浙江迁至宁化，再辗迁至河源里，繁衍至第三世是，由于家族人口太多，故长子文贵迁至培田，成为培田开基始祖，繁衍至今已近30世，时近700年。迄今，全村300余户人家，1400多口人，全村均为吴姓，培田故民间被称为“吴家坊”。在培田有限的地域空间中，家族发展之间生存竞争异常激烈，因此吴氏家族的历代族人中，只有少部分留下来，大部分已相继失传，或迁徙外地。

培田村现属宣和乡，地处福建长汀河连城两县的边界。东邻文川乡和文亨乡，南接朋口乡，西靠长汀境，北罗坊乡。村北枕罗坊与宣和交界的雷坑顶，西倚长汀、连城交界的松毛岭，村后卧虎山与天波山相连，天波山是层峦叠嶂的龙山，“龙势”逐步升高，延绵数十里，直通武夷山脉。东面为笔架山，“中峰峭削，两峰旁府，形如笔架”，培田村在山谷中的盆地。河源溪上游的连屋田溪、洋利坝溪、五磜坑溪，汇聚于培田村前的永济桥和万安桥，溪自西北转而村东南，形成环抱全村的“腰带水”。因此可以看出是非常理想的生存环境，从其地理环境来看吴姓祖先很明显是按风水原则来选定村址的，完全符合“后龙脉，前朱雀，左青龙，右白虎”风水文化。古村落在空间布局上普遍遵循这样的原则，即村后的山脉必须是蜿蜒绵长、逐步升高且要敦实壮观，村前则要平坦开阔的地面，且对面最好有像书案或笔架的山峰，左右两边必须要有龙虎护山和扶手的“山林”，要有一条如玉带的河流流经村中。而培田正是按此规则来规划的。从现代科学理念来看，这种布局是非常科学合理的，十分适宜人类居住。

吴氏六世之前只是力农起家，七世之后是耕读传家，此后培田文武英才辈出，从明中叶至明末，培田吴氏共有十一人考取科举功名，从清初至清末，共有五十九人考取功名，明清科举时代出了百余名秀才。谱载，从顺治7年到乾隆30年，培田培养出了191位秀才。由于有福州饱学之士邱振芳、宁化才子曾瑞春、上杭名儒袁南宫、永定孝廉温恭等诸多贤达加盟共造，培田进入了第二个人才高峰期。从乾隆30年到光绪31年，先后出了邑庠生、郡庠生、国学生、贡生等120人。其中有3名举人、1名翰林、1名武进士，有5人被诰封或驰赠大夫。有19人平步仕途。而这19人中，有8人领九品衔、4人领八品冠带、5人领5品衔、1人为三品宫廷内侍，从而真正赢得了“文墨之乡”之美誉。培田第三个人才高峰期出现在清末民初。据民国《连城县志》载，其中九品衔的有八人，八品衔的有四人，五品衔的有五人，三品的有一人。民国时期，造就了4名曾与周恩来总理一起赴怯勤工俭学的学生，以及3名黄埔生。新中国成立至今，小小山村也培养了大中专毕业生200余人。

明中叶以后，培田人为教育族内子弟，先后创办了许多书院学堂，如第十代任道创办了“十倍山学堂”，第十二代君建的“白学堂”，第十三代配虞德“义屋学堂”和“伴山学堂”，第十四代健庵的“岩子前学堂”，第十五代锦江公的“南山书院”，第十六代纯一的“清宁寨学堂”，除了这些专门的学堂书院外，吴氏祠堂和住宅中有不少的私塾和学馆，在科举和启蒙教育的作用上不亚于学堂书院。[19]

为了支持家族文教事业，培田先后设立各种不同形式的族产，专门用于办学和资助科举考试，聘请老师。如遗命诸子捐田，租谷在不同支派中也有专门用于文教和科举的族产，如南邨公在分家之际设立了经蒙田、南坑学堂田，秀才田，义田等。清代后期，培田为了鼓励族人到省城应试，专门设立了试馆，解决考试住宿难的问题。反映对科举的重视。培田历史上各种集会和结社活动，大多也与文教有关，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创立德孔圣会，文昌社，以及朱子惜字社晚清转为紫阳书院，这些每年都举行一些文会等活动，虽然大多是士绅参加，但客观上也潜移默化了族人的思想。在历代士绅的推动和感染下，培田文风昌盛，不少族人以文人自居，甚至有些并非儒生，也捐纳学衔，附庸风雅。

尤为难得的是，在兴文重教之外，培田并不抑商，那鳞次栉比的商铺就是明证。立于村尾的“乐善好施”牌坊可做旁证，它表彰的吴昌同就是一位开钱庄、做生意但仗义疏财的巨商。培田教育的发达和大屋宗祠的兴建于其商业的繁荣分不开。明中叶以后，培田土地开发已完成，人口的持续增长，梯田和山坑田已开垦，山林已毁坏，人口土地矛盾日益加深，无奈之下明嘉靖、万历年间第九代族人东溪、石泉兄弟开始外出谋生，他们的儿子乐庵、毅吾则完全是弃儒经商。而乐庵之孙翼明则是亦官亦商，虽然他临终之时对诸子一再强调“子孙必读书为贵”，但实际上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大都还是经商致富、或亦官亦商。在清代留守培田的吴氏族人中最为兴盛的是在敬房，亦官亦商，进入家族发展的鼎盛时期。明清之际，人丁衰微，第十三代男丁只有五人，此后在敬房崛起，第十六代就有男丁六十二人，其之所以能兴起就是因为十四代日炎公“年方十八，遂弃笔砚而理牙筹”，一生累积财富巨万，建了七座大屋，正是有经济基础，才人丁兴旺，教育才有保障，故日炎生六子，二十九孙，生员三人，贡生三，此后培田商人和士绅大都出自这派。以十七世“南顿公”为例，其六子，昌同、昌剑、昌启、昌乾、昌风五子在道光至同治年间均为商业巨子。分家时提留得族田就有四百多担，用于祭祖、教育、婚嫁、科举，为家族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清中叶以后，培田商人富甲一方，开始新一轮买地建房，乡村建设达到高潮。出仕为官的有十七世梦香出任台湾北路千总，后升守备，茂林出任寿宁县儒学教谕，十九世永年出任江西鄱阳司巡检，震涛出任松溪县学教谕，拔桢出任山东青州、登州守备。村前的“恩荣”和村后“乐善好施”两牌坊是培田文化与经济辉煌历史的象征。

正因为有经济实力才大量买田买地建房，目前培田留下的大屋和祠堂大部分是这支派所建。在培田现存的古建筑中，随处都可以看到崇学重教的楹联和匾额，令人深感昔日文风之盛。如双灼堂的“善居室惟怀完美，好读书立志修齐”，馥轩公祠的“积德润身如积玉，遗书教子胜遗金。”

培田因为有古驿道经过，是“通长、连往来要津”，士民官商都要经过此地，又是汀州、龙岩等地竹、木、纸及盐、油等日用品的水陆中转站，其经济地位的得天独厚，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到了清中期，培田商人开始涉及金融业等重要领域，商业资本进入省外市场，并且在经营当地起着重要作用。之后，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培田吴氏商人市场做大，横跨东南数省的庞大商业网络，为后代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

培田商品经济的繁荣，集中体现在墟场的设立和千米长街的形成，培田作为山区的小村，能够设立墟场，说明其地理和经济地位的重要，逢四、九开墟，便于省内外商贩推销和购买货物。千米长街，是河源地区上游的商品集散地，据载当年此街不仅经营油盐酱醋、铁银器皿、药材食品等日常用品、还有银库当铺、客栈赌场等娱乐场所，从目前所存的遗迹不难看出当年的繁华与热闹。鼎盛时期的培田仅百十户人家,却已有了百余座豪宅大院，店铺近五十家，其中有织布厂、印染厂、造纸厂、火药厂、枪厂，甚至有了钱庄、银库等金融行业，还有赌场和当铺，明清时期曾经是车水马龙的大都市的缩影。

在培田，到处是历史的印迹，到处是文化的碎片。在培田村各家各院都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时候的楹联，每个角落都散发着文化的气息和保留了红军的壁画标语。还有数不清的诗词歌赋、民间传说、自叙堂记、寿序墓表和山歌俚语等，都极为精彩。[20]培田的建筑、培田的文献、培田的民俗风情，可以帮助我们追溯久远的历史，找回失落的记忆重温古老的岁月。[21]清代邮传部官员项朝兴在“至德居”的题联“庭中兰蕙秀，户外市尘嚣”，可见当时培田村优雅与繁华兼具。通过家族成员之间的合作，实现了绅商地主三者的结合，也实现文化教育、科举和从商的结合。

2、连城县芷溪村

芷溪原名朗村，位于连城南部，是南大门。东、南、西三面与上杭的古田、蛟洋乡接壤，北与新泉毗连，东北与宫溪相邻。芷溪是万人古村落，共有芷溪、芷红、芷星、芷民等6个自然村。以门楼和祠居合一的“九井十八厅”古宗祠文化为名。

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人类在境内繁衍生息。据《连城县志》记载，经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有4处，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34处。如芷溪村无山岗中心坪就有商周时期遗址，在芷溪村无岗山中心坪采集西周陶罐，尖唇、口微外撇，斜肩，折腹，凹底，长短格纹，口径14厘米，高12厘米，约残缺三分之一。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连城建县前芷溪村由长汀县管辖，属表席里。绍兴六年(1136年)，连城县成立后，该村正式划归连城县辖域。民国23年7月，中共成立新杭县委，同时成立县苏维埃政府，辖区包括芷溪。民国时期为连城第二区。1949年11月，成立芷溪乡，归康乐区管辖。1958年春，成立芷溪镇，同年10月，芷溪人民公社成立，1959年更名为芷溪大队，归新泉公社管辖。1972年2月，从新泉划出芷溪、庙前丰图等15个大队成立庙前公社，另行成立庙前人民公社。1984年9月，芷溪正式定名为庙前镇芷溪村至今。2002年，该村被福建省授予省级第二批历史文化名村称号，命名为“芷溪自然村”。

芷溪村历史悠久，最为突出的是古宗祠文化，其中精品大部分是在清中后期所建。当地群众流传着 “邱三千、华八百，姓黄姓杨一百” 的说法。据当地四姓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南迁前均居住在黄河以北，后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先在宁化县石壁定居，后再往南迁移，芷溪的邱姓约在元朝中期由上杭迁居到芷溪邱坑牛角屋，而华姓是在明初迁至芷溪，距今均已600多年，而杨、黄两姓来芷溪定居也有500多年。在芷溪至今还保存了大小宗祠74座，其中黄姓41座，杨姓23座，邱姓10座，大型祖屋难以胜数。这些宗祠祖屋绝大部分建于清朝中叶，从其建筑的外部结构，内部庭院的摆设，建筑规模的宏大，内藏古老文物之多，在连城可称是独一无二，而可供开发利用和保护研讨的古建筑设计、装饰、雕刻等更是枚不胜举。目前保存最古老的牌匾是邱姓的“纯孝”匾，为明朝万历年间所赐。芷溪古宗祠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诸多精华在宗祠上的反映。在提倡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的现代化建设中仍然有借鉴意义。[22]

芷溪村重视文化教育事业，是文化比较发达的乡村，也与古宗祠息息相关，联系密切。明、清两朝，私塾遍布，经考举中兴的不泛其人。在清代连城有文进士13人，武进士10人，芷溪就分别有杨簧、杨廷傅、黄位斗、黄桂鋆4人和邱在标、杨彪2人。此外还有文武举人、贡生、秀才数百人。其中职位最高文官是杨簧，曾任江苏巡抚，代理两江总督，武官是邱作训，曾任宜昌彝陵总镇，任州、县官及总兵、千总的有数十位。

尤其是杨德庵房，从德庵公到第五子杨吟庐公、吟庐公次子书蕉公、书蕉公次子锦城公、锦城公之第四子炳兴公、炳兴公之第四子惟馨公、惟馨公独子杨怀连续七代秀才，且这房七代中人获廪生14人，贡生16人，国学生10人，举人6人。[23]当地还有：“一巡、二院、三典史、九文十武、四监生，正堂正堂正正堂”之说，据杨本俊查余庆堂家谱，证实了这一说法。 为何杨德庵一脉教育如此之兴盛，其族谱载：“高祖德庵公曾有遗训，书板悬于余庆堂：第一、以勤俭为本，存心要正，立品要端，度量要宽，处世要和，长辈要敬，亲族要睦，愤恨当忘，……惟愿尔后人，克勤克俭，清操砥砺，或耕或读，坚志图为。”[24]

仅杨德庵一脉教育功绩就如此显著，可见芷溪的确是文人众多，教育发达。再如杨怀祖，13岁中秀才，入县学位廪生，被称为神童。怀祖除精通古典文学外，还自学数理，著有《微积分》一书（未付印）。民国重修县志时，怀祖为黄颖成得力助手。所书秀丽潇洒，人多称赞。《连城县志》刊印时，蓝本大半为其手迹。

另外民国时期黄海任国民军团长，曾留学日本，黄鸣谦、黄永源和黄翼深曾留学法国，和周恩来有交往。民国四年（1915年）基督教传教士英国人 詹姆斯到芷溪传教，民国五年（1916年）在芷溪松树坝创办“崇实学堂”。1929年，芷溪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宣传革命成立了“芷溪俱乐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开展革命工作，也为芷溪潮剧团的创办打下基础。民国24年（1935）2月，芷溪村创办了中心小学，1937年后沿海形势吃紧，省立龙溪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也于同年迁到连城芷溪，学校在芷溪虽只有一年，但对连城教育产生很大影响，为日后连南中学的创办播下了种子。民国28年（1939）开办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民国32年（1943）私立连南中学成立为全县三所普通中学之一，这些均为国家培养不少人才。该村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芷溪人多地少，为了谋生，自古就有许多人走上了经商之路，也正是他们善于经商，发家致富，才使他们能够买地建房，才会有今天能看到宏大规模的古宗祠。现存宗祠规模宏大，设计精巧，雕刻绘画工艺精湛，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是很难完成如此瑰丽的建筑群，也从侧面反映了芷溪经济之发达。也正是外出做生意，才将各地先进的建筑雕刻技师，带回芷溪，才会有风格迥异且精美绝伦的建筑艺术留下。

如余庆堂，建于康熙年间，虽历经三百多年，至今保存良好，它位于芷溪中心，足见其经济地位显赫，后经几次拓建扩大到一万多平方米，内分东西南北中五部分，有总祠、子祠、会客厅、宾舍、学堂、议事厅、演武厅场、宅院等，可谓词中有祠、院中有院，规模之宏大，外大门就有三座，一字排开，数十米，飞檐斗拱，十分壮观，堂内还有七座门楼，这种门外有门，楼外有楼的设计，显示了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不然是建不出如此雄伟又精巧、且风格独特的古建筑群。

康熙年间，朋口至新泉，新泉至上杭、潮州的航运开通至后，芷溪从事商业就越来越多，其中开店经商的较多，挑箩摆摊的也不少，范围涵盖百姓日常所需，每月逢二逢其庙前墟，逢三新泉墟，逢八杨家坊墟，逢五逢十芷溪墟，逢一逢六西山下墟，也就是说逢四、九不用赶墟之外，每个月其他天都要赶，加上相隔有一定距离，路上也要花费不少时间，可谓非常辛苦。大宗生意主要是木材和纸品。自十八世杨云岩至十九世峻亭、西林，两代三个百万富翁，富甲一方。而云岩和峻亭两父子就是经营木材而发财，在峻亭时就建立永庆堂、延庆堂、德庆堂等大屋，并建了峻亭公祠和树堂公祠；西林则是靠纸品，经营有方，不久建立从原料、生产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的纸业经营模式，而且垄断了连南及古田一带的所有纸业。

云岩发迹之后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捐入国子监，五十年捐纳贡生，嘉庆四年，已70岁了，还捐衔朝议大夫，而峻亭于乾隆四十四年捐入国学，五十四年捐纳贡生，嘉庆十四年，此时已61岁还不忘捐衔朝议大夫。虽然他们都是从商，但对学历和官职还是非常在意，因此只要经济能力允许，也要花钱捐个衔职，以示地位和品位不低，从侧面反映芷溪对文化的重视。

3、连城县四堡乡

四堡位于连城西北部，是县内最北的乡村，南邻北团，西接长汀，东部和北部靠清流。在汀、连、清三县结合部，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小镇，然而以其兴盛的雕版印刷业成为明清时期全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中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名列“福建省历史文化名乡”，幸存的古书坊群也列入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系长汀辖境，1951年划归连城，1984年改为镇。

明万历年间，浙江杭州仓太使邹学圣辞官归里，把苏杭的元宵灯艺和印刷术，以及部分雕版带回故乡汀州四堡。万厉八年（1580），四堡开办雕版印刷业，鼎盛乾隆、嘉庆时期。自此“镌经史以利后人”，四堡雾阁印刷业不断发展，至乾隆、嘉庆鼎盛时期，板印术书籍行销各省。

四堡印刷在中国文化史留下辉煌灿烂的一页，在前后300多年中，使四堡成为文化集镇，大部分四堡乡民卷入印刷业务中，当时印坊栉比，全乡有书坊300多家，从事印刷业的人员占总人口数的60%，经销商629人，[25]木刻印版不可胜数。印刷工场与住房紧密结合，形成以家族为单位的作坊体系。

到了康熙中期，在激烈的竞争中，开始注重产品的质量，除纸质、字迹外，还对版面设计、版本校订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经、史、子、集，历代名著，均逐字逐句严加校核。特别是康熙后期，邹圣脉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放弃功名，在家潜心著述，研究古籍，校刊版本后，大小书坊争相效仿，使四堡古籍成为士林交口称道的善本，销路激增，从而进一步促进印刷也的进一步发展。

在鼎盛时期，全乡大小书坊不下数百家，规模较大的就有100多家，有的开始兴建专门印书房，面积大的有五六百平米。随着规模的扩大，出现了按件计酬的雇工生产和严密的分工程序，从版面设计、底本考据、书写成形、校对考核、刨制坯版、到裁纸、调墨、印刷及装订、包装、发运等，均有人专人负责，这就使得生产效率大为提高，业务不断扩展，印刷书目急剧增多。举凡启蒙读物、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历代史籍、地方志乘、字典韵书、诗文词曲、小说话本、医药历法乃至巫卜星相、堪舆诸书，均有刊本。甚至明、清下令的禁书如《水浒传》、《金瓶梅》、《西厢记》等，亦有刊本。从此看出当时四堡商人就有明显的消费群体考虑，符合现代市场目标定位。从残存雕板、珍本古籍旧书及当地族谱资料可以得到考证，为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四堡刊印的书籍种类种类繁多，内容无所不包，约有9大类900余种。铅字印刷兴起后，上海各大出版书局很多再版古籍，多以四堡刊印的书籍为蓝本。我国现代著名学者宣称：“福建长汀四堡是明清时期中国雕版古籍的四大印刷基地之一。

它为保存与传播民族文化立下汉马功劳，由于四堡书籍印刷精致，校勘精详，价格较高，但销路依然很广，四川以南以东南的华东、华南、西南地区，均有四堡人开设的书店，发售四堡印刷的书籍。故当时有“垄断江南，行销全国”之说。而且通过广西、云南边境销往交趾，通过广东、福建沿海销往南洋各国华侨聚居地。为传播发扬我国传统文化，宏扬民族精华作出巨大贡献。

姑田、宫溪等乡所产的宣纸、连史纸、玉板纸、玉扣纸等堪称省内独一无二，连史纸和玉板纸、玉扣纸是印刷珍本古籍、名家著作的高档纸张，两地离四堡较近，这样就为古籍的出版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大大节省了成本。据载：从清顺治年间到光绪三十年人口由20000左右增至178857，侧面可反映当时经济之繁荣。

四堡商人有敏锐的经济意识，为协调家族内各作坊间的正常生产运作，邹、马两大家族制定了一项族规，即“岁一刷新”。正月之前，各书坊须将明年出版销售的所有图书品种全部刷印出清样，贴在各自书坊门墙上，以便正月初一各家各户互相串门之际能了解各书坊的出书情况。如遇图书品种重复，那么族长或有权威的长者就出面调节，避免重复，然后各书坊方可正式安排当年的生产任务。这说明四堡有非常先进的经营理念，已经考虑销售和版权问题。

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下，四堡人才辈出。邹徽，为地方名儒，工诗文，善词章，其子应龙自幼聪慧，过目成诵，及长，善辞令，常惊四座；工诗祠，同窗共仰；擅对策，压倒群儒，登宁宗庆元二丙戍进士，状元及第。

马驯，生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弘治九年（1496）卒，历事四朝，自部员累官巡抚，封政议大夫，官至二品，驯生平著作甚丰，有《鄞江八景诗》、《谕俗》、《为恳惜征剿大费，俯从安长策疏》、《安置流民疏》、《防边策》和《上兵部止兵揭帖》等有关国策之作。另率村民辟出“扶风十景”，并题有“扶风十景诗”。马襄，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出生于四堡马屋一个仕宦之家。为明右都御史马驯之七世孙。父马宁，为宁化守备，襄少时随父寓居宁化，与黄慎友善，志趣相投，二人皆善画，后终成一代画家名苑。现除马屋天后宫彩色残迹外，尚有《马氏族谱》中的“扶风十二景”版画，因刻工、印刷、纸张欠佳，与原稿真迹相距甚远。

邹学圣，是四堡印刷业创始人，为清代声名颇著的学者之一。生于明嘉靖二年（1523）四堡雾阁，世代书香之家，祖周桢，父仁声，是“镌经史、秦汉诸书，广而布之”的古籍雕版印刷书业者。文理优良，工文学，善书法，举乡试，后以举监入太学。嘉靖二十六年（1547）授户部广积库大使。后调杭嘉湖督粮道。万历八年（1580）辞官归里，创办雕版印刷古籍，课读儿孙。万历十五年，筑室鳌峰山麓，名学圣书屋，和地方名士邹邦儒、邹运光、邹峄等人讲学其间，四方士子慕名云集，享誉一时。汀、连、清、宁来此士人络绎不绝。著名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作者之一。梧冈（学圣）之子邹云亭，乾隆隆三十年（1765）举乡试，中举，授厦门长泰千总，不久升福宁府守备。辞官后，在鳌峰山麓长坝里建书屋、辟武场，择子弟贤达者严格施教，。于是前来求学者不可胜数。早授经史，晚教兵法，晴练武艺，雨习文章，文武并重，自此，“中不一科，科不一人”，之孙，云亭次子邹丝，年十五中举，并遵父教，不贪仕途，亦以教育为务。其门生“获售而中者，以百计；其显达寄干城者，不下数十人。”故云亭六十大寿时，门生感其德教，撰联“八邑文人咸善其教育，十闽秀士共沐以陶成”。

邹经，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抗击海盗、保卫海疆的著名将领，福建巡抚余文仪誉之为“人之龙虎”。乾隆七年出生于雕版印刷世家。父廷扬，字徵耀，号怡轩，博古通今，尤善书法，颇有文名。邹经在严父的督教下，“博学文经，搜罗三坟五典；精通文韬武略，贯虱穿杨”。二十八年岁试，深得纪晓岚赏识，“取入邑痒，为名诸生”。三十年举乡试没，名登虎榜。先后授厦门提标、千总、守备，累官至台湾水师提督。马履丰，出生书香门第，世代以刻板为业。曾祖父、祖父皆乐善好施，重视培育后代，时聘名儒童我梅、邱锦芳在喻圆、奎文阁等地主讲经史。乾隆三十六年（1771）中辛卯科。

三、经济型古村镇

1、长汀县三洲乡

三洲乡位于长汀县东南部，距长汀县城34公里，东北与河田镇毗邻，东南与涂坊乡相接壤，西北与河田镇交界，西南与濯田镇相邻，有河田-濯田水泥公路过境，在长汀河田可接上赣龙高速公路。汀江河由北至南贯穿小潭、兰坊、三洲、丘坊、戴坊、曾坊六个村，南山河由东往南与汀江河在曾坊村交会，桐坝、小溪头村分布在南山河两岸。三洲在1949年建三洲乡，1961年改三洲公社，同年并入河田公社，1987年10月从河田镇划出建制，复置三洲乡， 乡政府设在三洲村，全乡面积137平方千米，人口1.4万，辖三洲、戴坊、丘坊、兰坊、曾坊、小潭、桐坝、小溪头8个村委会，人口均为汉族。

三洲乡在宋朝以前便是繁忙的商埠码头，明代设立了古驿站，形成了早期的汀杭大道——集镇。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曾停舟驻马，留下御书赞三洲为“古进贤乡”。三洲现存比较完好的古建筑有近70处。1929年，毛泽东、朱德曾在这里设立“永红乡”，被誉为“中国红色第一乡”。该乡依托丰富的文物古迹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提出打造福建省级历史文化名乡的目标，现正在积极申报中。

长汀三洲村：一个村庄，曾经是一座古城池

近日，长汀县三洲乡的戴氏祠堂被确定为福建省级文保单位。戴氏祠堂位于三洲乡三洲村下街路口，始建于元代，1940年由时任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的戴仲玉带头出资维修，占地332平方米。

三洲乡历史文物丰富。据《临汀志》记载，南宋时汀州已有“何田市”与“三州墟”，即今河田镇与三洲乡。依托汀江河的航运功能，在盐上米下的水运时代一直都是古汀州经济较为富庶、文化较为昌明的地区。在宋朝以前便成为繁忙的商埠码头，明代设立了古驿站，形成了早期的汀杭大道——集镇（老街）。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曾停舟驻马，留下御书赞三洲为“古进贤乡”。

三洲乡现存比较完好的古建筑有近70处。1929年毛泽东、朱德曾在这里亲自设立“永红乡”，被誉为“中国红色第一乡”。1931年初夏，邓小平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偕妻子金维映，从上海秘密启程前往中央苏区的红都江西瑞金，他们经地下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后来到福建长汀“永红乡”停留调查苏区工作。

三洲乡现依托丰富的文物古迹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提出做好打造福建省级历史文化名乡，走旅游强乡之路，大力开展历史沿革、传统风貌、民俗风情，尤其对保存完好的近70处历史建筑的调查工作。

三洲古城,原始形状为船形,城中和周边的主要文化遗迹有:古城墙,南城门,关帝文武庙,四角亭,戴氏总祠.丘氏宗祠.俞氏宗祠,温氏宗祠,肖氏宗祠遗址,黄氏宗祠,东宫圆井,西宫四角井,文昌阁(重修),回龙庵(遗址),众多明清古民居,甚至元代建筑,午门,三闾大夫庙(遗址) ,东林寺,社公庙 ,古牌楼(遗址),黄温桥(80年代修公路桥时被毁，只有遗址),鼓楼(解放后被毁)。

三洲方言为长汀客方言之一,是50万长汀人中比较独特的一种地方方言,只有本乡一万多操讲,语音语调不硬不软。

三洲主要民俗: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七迎花灯,戴黄两姓共10多盏大型花灯,走古事,前有锣鼓打击乐队(音乐特别),后有十番乐队,上街巡游.家家户户上香燃鞭炮迎灯祈福,戴黄两姓供奉三大祖师,尝新禾,过六月半节,过九月半节。

三洲位于汀江之东.是古代汀江河运便利发展起来的古城,原来的文明曾发展到何种繁华程度,需要文物部门多多研究。（来源：雅昌艺术网论坛；作者：戴先生0597-2822280）。

长汀三洲：凝固的时光——

走进长汀三洲，如同穿越时空隧道，走进一段凝固的时光。 这段时光由若干个不同的时间碎片拼接而成：元代的城墙、明代的祠堂、清代的民居……它们在我眼前交织穿梭，展示今天的三洲古建筑群的风貌。

2008年全国文物大普查，专家意外地在这发现了宝藏：小小的村庄，竟有那么大规模的古建筑群，而其中能列入文保单位的就有11处。它们如凝固的音符，默默屹立，让游客感悟三洲的繁华、辉煌、没落、复兴……

洲，指的是水中陆地。汀江河与南山河在这块盆地中交汇，形成一个丁字形，把陆地分隔成三块，于是，这三块水中陆地就被叫做三洲。

长汀县志上说，未有汀州，先有三洲。依着汀江水，三洲早早地形成集镇，并兴旺起来。作为汀南一个重要的码头重镇，在发达的航运推动下，三洲一度商贾云集，商旅不绝，“日见船帆不断，夜泊船桅成排”，描述的就是当年的繁华景象。到了明清时期，三洲更成为汀州府三大驿站之一，俨然是汀州水陆交通的枢纽和货物集散中心。

如今，汀江在三洲河段已无当年气势，河床抬升，少水无船，昔日的繁华烟消云散。行走在河边，桥头还有始建于清代的祠堂，供奉的却是海上女神妈祖，小小的三洲乡，这样的妈祖庙有三座，足可见当年航运之发达。

从南城门进村，找寻时光的碎片。小小的土墙就是当年的城门——元末时的遗物。当时，三洲出了个怀远将军叫戴应寿，为了防备贼寇，回乡的将军主持修建了三洲城墙。如今，当年的工程至今只剩下南城门。门后就是三洲特有的圣帝庙，所谓圣帝庙，是前面供关公，后面奉孔子，庙不大，但香火旺盛。客家人崇文尚武的精神，在一座小庙中找到物化体现。

顺着三洲老街行走，会路过四角亭，亭中挂着一块古进贤乡的牌匾，牌匾是后人立的，赫然题着乾隆大帝的御笔。这是三洲人的骄傲，传说乾隆南巡到三洲码头，乾隆独自上岸游玩，于四角亭歇脚时落下了随身包袱。等回头找寻时，发现包袱还在，而且还有人在边上看守。乾隆感慨民风淳朴之余，御笔手书“古进贤乡”。今天看来，这个故事的真实性非常可疑。但却不妨碍三洲人继续传说，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家乡是真真正正的礼义贤乡，不管乾隆是否真的来过。

说到贤乡，总要有些文化色彩。三洲是一个典型的客家古村落，客家人最敬祖宗，不管在哪里，修建得最漂亮的往往是祠堂，三洲也不例外，气势恢宏的明德堂就是例子；客家人也最敬读书人，不管是三闾大夫庙还是“培植惟勤”，书院总要比住处好。行走在老街上，我们路过大大小小的古民居，都可以读到三洲人“耕读传家”的人生哲学。

“聊可自娱”是一幢清代古民居，建造者非官非宦，仅仅是一户殷实人家。但从房子的名字，我们能读到主人豁达的人生态度。在这幢宅子里，每个细节都会带给我们惊喜。进门看到的是高朋满座，横屋里，门窗上雕刻的不是花花草草，而是一副对联，“宜交尽鸿儒，丰待无白丁”。还有更多的字、词，隐藏雕刻在你偶尔一瞥中，当你发现它们的时候，不由会心一笑。

耕读传家，方可聊可自娱。这在散落于各建筑里的对联中可以找到踪影，“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居家惟勤俭，处世在读耕”；“精农精工利人利己，炼文炼武兴国兴家”。

炼文炼武兴国兴家，在这样环境熏陶下，近代三洲也走出了不少风云人物。红色革命时期，毛泽东、朱德在这里设立了“永红乡”，近千名三洲子弟参加工农红军，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当年的红军标语、毛泽东旧居、苏维埃旧址也存在于三洲的古建筑群中，闪耀红色光芒。

在三洲，每一幢老建筑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走进它，细细品读，是一次不错的时光漫步。（来源：福建日报；记者：陈文波，通讯员：陈天长）。

长汀三洲，那一幢幢美轮美奂的民间建筑——

长汀三洲的汀水两岸汇集了50余处传统建筑和传统建筑遗存。建筑型制多姿多彩，既有数量众多的居住建筑、礼制建筑，又有文化建筑、崇祀建筑、商贸建筑等。走近时光深处的三洲传统建筑，恍如置身于客家建筑文化的博览园。其中三洲戴氏家庙外看天际轮廓曼妙优美！

丰富的建筑遗存折射出闽西民间建筑千年演变轨迹，长汀三洲传统建筑历经千年的发展。

就宏观布局而言，三洲的居住建筑（含祠居合一建筑）普遍具有围屋的特点。清代以前多为多进多开间围屋。如建于元末明初的丘坊俞氏宗祠系典型的客家围屋。据《俞氏家谱》记载，俞氏宗祠为三进、三开间建筑，后围辟有天井、众间一眼等。到了清代，为了满足人口增长之后的安居需求，客家先民巧妙地对传统围屋进行变身，以正栋为中心向两翼和空中拓展空间，三洲的民居建筑逐步发展成为多厅、多井、多间的围屋模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九厅十八井”式围屋。这种围屋规模宏大，总计厅数9个以上、天井数18个以上、房间数也不少于108个。如丘坊俞氏居上公祠后围建走马楼，两翼加建对称横屋，计有12厅、18井、108房间。另外，戴坊戴氏敦睦堂、集镇戴氏公馆也均为“九厅十八井”建筑。

就微观装饰而言，清代以前三洲建筑装饰崇尚简洁，线条疏朗大方。如始建于明前期的戴应寿将军祠建筑内外许多部位都未见雕刻。即便有作雕刻装饰，其风格也较为朴素清雅。如该祠上厅堂屋门窗用木条拼接成简单的“亚”字形，上厅主梁雀替、下厅主梁雀替的图案线条均较为粗犷，大厅垂帘柱篮身篮底显眼部位均未作雕琢装饰。至清代，三洲建筑装饰风格完全向奢华繁缛的方向转变。如建于清中期的“似续三攸”宅几乎无处不雕刻：宅内柱、梁、穿枋、门窗处处精雕细琢。宅外正大门也是极尽奢华之能事：正脊两吻位置塑蚩吻，而垂脊则设计成象角状，曲线优美，动感十足；墀头位置的彩绘、灰塑，则施以水草、游鱼、牡丹、苍松、八仙等寓意吉祥和人们喜闻乐见的图案。

三洲丰富的建筑遗存，折射出了闽西民间建筑千年演变的规律。 鲜明的客家建筑风格彰显客家建筑文化的魅力。

封火墙跌落式处理（近似徽州马头墙）、厅堂采用条砖铺地、楼层栏板文字雕刻装饰是三洲传统建筑的三大特色。但三洲民间建筑总体上属客家建筑文化的范畴，于诸多方面反映了客家传统建筑的鲜明特点。

三洲民间建筑普遍具有“房倒屋不塌”的特点。三洲民间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宅内以木框架为主要承重结构，四周墙体只是起着围合作用。即便墙体倒塌，木框架往往完整如故。如建于清代的长龄公书院、建威将军祠饱经沧桑，墙体已多处倒塌，但木框架仍保存较为完好。

三洲民间建筑还展现了客家人敬祖敦宗的精神追求。三洲民间建筑有相当部分是祖祠，或供奉某一先祖或供奉列祖列宗。如位于戴坊桥头半山腰的戴氏家庙，是为南唐相国公戴安公庙。而添禄公祠一开始是用于供奉戴氏添禄公以上列祖列宗的。许多民居实际兼有祖祠的功能。如戴氏惟常公祠、敦睦堂、道宾公祠等。无论是祖祠，还是兼有祖祠功能的民居，神主牌均被安放在最为核心的位置，客家人祖宗至尊的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三洲民间建筑处处照顾风水。房宅基址一般选在风水宝地的位置。如戴坊建威将军祠即是风水形势上狮子摇铃的位置。对坐向也有讲究。如阳岽岭文昌阁正对着西面的笔架峰。如果坐向不佳则要纠偏。如建威将军祠以门楼来纠偏，正栋基址朝东南方向，门楼则开在向东的位置。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客家先民的风水观实质是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三洲民间建筑也还无处不体现务实的理念。三洲客家先民营建房宅讲求实用。如传统民居多厅多井的布局是为了通风与采光的需要。三洲多雨，为了排水顺畅，主厅一般采用大出檐的悬山顶。当然也充分考虑了其他方面的需要。如敦睦堂每幢横屋都是相对独立有上下厅的建筑单元。为了防范洪水，均在上厅楼上建谷仓楼。考虑到火烛的安全，均不在上厅安祖先神位，而移至下厅。（来源：闽西日报 作者：俞如先）。

长汀三洲旅游贴士：

●三洲乡位于长汀县东南部，交通十分便利，距龙长高速河田出口仅仅5分钟车程，距龙岩市区60分钟、长汀县城20分钟车程。

●三洲有大量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有祠堂、书院、寺庙等，有鲜明的客家建筑特色。目前该乡正在积极申报省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乡。

●三洲是长汀河田鸡的家乡。因为河田鸡在国际上扬名时，三洲还只是河田下辖的一个村。长汀可以说是豆腐王国，三洲豆腐以其追求原味的做法在长汀卓尔不群。

●三洲积极发展农业生态旅游，力争做到一年四季，有花有果。每年端午前后，杨梅成熟时，都会举行盛大的杨梅节，招待四方游客。

2、永定县峰市乡

《永乐大典》载：“闽中诸郡，非负嵎濒海，……大率地狭民稠，大半他业。”所以汀州流域的大部分村镇，均有从事商业，但在发展过程中，因条件和历史环境不同，各有侧重。

峰市，位于县境西南，汀江下游河畔，紧临广东大埔县，以集市贸易在双歧峰岽山峰下而得名，据载：“汀州府，下水，九十里，三洲驿，九十里，蓝屋驿，七十里上杭县，四十里，大孤市，七十里峰头。”[26]宋时划归上杭兴化乡，明代归溪南里，清初是汀州府八县的重镇，曾设分县、县衙设在河头城。民国属第一区。民国25年（1936）为福建省直属特区，可见其地位不一班。1940年划归永定县。处于水上交通要道，闽粤赣三省10余县的土特产集散地，来往客商多，仅街区人口就达1万多人，在闽西偏僻小镇是少见的，从侧面当时经济的繁荣兴盛，曾被称为“小香港”。

据《福建航道志》：“峰市至石市是闽粤两省交界地，全长仅7公里，谷名‘半山’，两岸石壁如削，河床最为狭窄，狼牙巨礁，林立棋布，流态紊乱，回旋飞溅，水雾蒙蒙，白浪翻滚，其声如雷，数里可闻，船行至此裹足不前，为千百年来的航运禁区。”[27] 详细描述了峰市险恶地形，凡汀江河上游船舶到此，因受棉花滩的影响，货物须卸船改有陆路搬运至广东大埔石市，再由船运至潮汕，而由潮汕运上来的海产品和盐等物品，至峰市也是如此，然后再通过水路、陆路，销往江西等内陆地区，因此，成为闽、粤、赣三省十余县的货物转运枢纽，它是闽、粤、赣3省10余县航运转驳的关口。事装卸搬运人员除当地农民外，还有广东、湖南以及本省3省18县的搬运工共计1000余人。他们每年要负担1万多吨的码头搬运作业，是永定、也是闽西最大的码头。码头工人云集，来往客商众多，从而带动饮食、住宿等服务相关产业，商业发达。民国时期中央、中国、农民、交通、汇丰等银行设有分行，可见经济之繁荣。[28]1960年以后，由于公路运输迅速发展，进出物资多弃水就陆，船运逐渐减少，码头装卸随之锐减。至1987年，码头工人只剩20人，担负少量装卸业务。

山多关隘，川聚险滩，紧扼粤水陆交通要道。攻可东制漳厦，南抵潮汕，西控梅惠没，北击汀赣。南送嘉定汀州知州赵崇模奏准改销漳盐为潮盐，便整治汀江航道，历经三百多年，明嘉靖三十年长汀水口到峰市的航道开通，峰市作为盐运上的过驳码头，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内地与与粤海地区的交流越发重要，货物运输往来日益繁忙，此时峰市作为东南地区通往潮汕的唯一水路的经济地位不言而喻。其特殊的地形和经济，因起了张四满等“起为盗，势猖獗”，故为了保护经济的繁荣在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设立抚民馆，要不是经济上的原因，如此弹丸之地不会引起当局重视。随着航道的兴旺，行政治安更加繁重，抚馆城已无法胜任，故又设立了河头城，兼管民政和军事，其规模和级别都高，以保护闽粤赣地区的经济命脉。

摺滩街对岸的泥角村有务本楼、华萼楼等十几作大楼，大都是因为在摺滩街做生意而赚来的。该村仅仅百余户，全为廖姓，当地有一俗话：“有女爱嫁华萼楼”，反映当时华蕚楼家之富裕。华萼楼建成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由廖义福、廖增福共建，因分别在摺滩街开“茂记”和“万兴隆”经营油米等生活用品和转运生意而资金充裕仅一年多即完成，正楼分前后两堂，左右各建一横屋，前堂两层，后堂三层。全楼大小厅19个，房间106间。其规模之大，令人叹止。旧有硿头，九坎石之称，即后来的峰市街址，分上中下三街，清初摺滩险石凿除，峰市开始热闹，并超过摺滩街，依山河沿岸半山为店，清雍正十二年开发（1734），集市前临汀江，后依‘三峰山’，商店依山，街道两边为转木石结构，街长1000余米，宽约6米，上下街有更楼，夜间关门不通行。

3、永定县高陂乡

高陂历史悠久的永定，文物颇多革命文物尤为丰富。从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和采集的实物标本证明，新石器时代，永定已有越族先民生存。高陂乡北山村西门排、背头山，青铜时代，石箭镞，印纹硬陶片，砥石；西陂村背头山、神岭头，石锛、可辨器形陶罐口沿和底部、印纹硬陶片。[29]《八闽通志》载：“晋新罗县地，唐为龙岩县地。大历四年，始析胡雷、下保，置上杭场周显德元年，南唐徙艺梓保。” [30] 又“秇梓堡，在县北太平里。南唐徙上杭场于此。” [31]《临汀志》载：“大历四年（769），龙岩县属下堡（今下湖雷）置上杭场，南唐保大十二年（954）徙艺梓堡，即今高陂北山。至道二年（996）上杭县志从芄梓堡迁往白砂，永定属上杭管辖，明成化十四年（1478）福建巡抚高明在镇压农民起义后，奏本析上杭五里十九图置永定县，“取永久平定之意”，康熙版《永定县志》亦载。由此可知，高陂北山作为上杭场治40年，是最早的上杭县治。从建县到民国初年属太平里。民国初期为第九区，称天阄，民国31年（1942）第四区，称仁义乡，和平乡，后因高陂桥得名，故称高陂。乡东北与龙岩红坊乡相连，西与虎岗乡毗邻，西南与鱼堂堡乡相邻，南与坎市镇相依。

4、永定县古竹乡

古竹乡在永定县境之东，因古时境内盛产苦竹笋而得名苦竹，后雅称古竹，是永定主要侨乡之一，东与漳州南靖县梅林乡、书洋乡接壤，南与湖坑乡相连，西与歧岭乡为邻，北与抚市相靠，下辖9行政村，总人口14981人。明、清时属金丰里。民国时称古竹联保，属上金区，第三区，后称高竹乡、上金乡。1957年称古竹乡，公社化时设古竹人民，1984复位古竹乡。

新石器时代，永定已有越族先民生存。据载古竹乡古竹村茶头岗，有青铜时代的印纹硬陶片，在大德村石山岗青铜时代则有石箭镞，印纹硬陶片。[32]南宋以前还是荒无人烟的荆棘之地，宋明时期，先后有28姓移民入进，但清前，人口还是比较稀少，交通闭塞，全境也只有金山银山一条路进出，经济非常落后。清中叶以后，人口不断增加，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岭子圩场设立，现存梁、邬、曾三姓同立的圩场界石。清咸丰之后，高头溪两岸被开发，却只剩江、曾、邬三姓，而江姓占了95%以上。此时条丝烟已经发展迅速，商业经济繁荣，圩场也因狭窄由新店迁到天后宫前。据载高峰时期，市场一日过货三千余担，挑工三、四千人，高头一地连轿子都有70多顶，轿夫两百余人。所有漳州、厦门、泉州的药品、纺织品、日杂或乃是食盐，都从陆路经高头挑运至广东梅县、潮州及江西赣州及信丰。

“ 烟夙昔驰名长江南北，所在有岩人烟铺，今其利为永邑人所夺，龙岩县志永民多借此以致厚实焉。”[33]故有“福烟独著名天下，而汀烟已杭、永为盛”[34]之评论，也就有了“永民之财多积于贸易，捐监贡及职衔者，人以千数，外地置产者，所在多有，千金之赀，固不乏人”之说。[35]当时大小商埠、码头，都有永定人开的行、店、栈，大江南北的大小商铺换回了滚滚银元，造就了许多财主，发财之后更多的是买田建房，买官职以光宗耀祖。条丝烟使永定人发财，是永定人走南闯北开行开店，使永定人获得显赫功名，是有这样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如今令世界佩服的高大土楼在永定境内一座座拔地而起。除了当地有丰富的黏土、木材、竹子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持续的、数量巨大的资金投入。有些是进入仕途后发家，有些是到南洋做生意，更多的是烟草种植和制造的持续发展和烟行的长期繁荣。

条丝烟的从业和销量，整个清代的统计资料均无法找寻，民国版县志载，巨大销量，丰厚的利润，使条丝烟成为永定的主要财源，在当时每个村除了种水稻之外，几乎家家种烟，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烟棚，吸收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史载：“膏田种烟，利倍于谷，十居其四。”[36]王简庵：“自康熙三十四五年间，漳民留寓汀州，遂以种烟为业，因其所获之利息，数倍于稼穑，汀民亦皆效尤。迩年以来八邑之膏腴田土，种烟者十居三四。”[37]

条丝烟促进了其它经济行业的发达，表现最明显的是金融业，开钱庄的日益增多，其次是运输业，包括航运和脚力搬运，同时也起了其他产业的兴起和繁荣，如烟刀的打造、烟笼烟笪的竹篾也、包烟用纸的土纸业，走南创北也促进了饮食也的发展，从九江引进草鱼，也扩大了渔业生产，还有其它许多服务业。以制烟业为龙头产业的带动下，产品远销长江南北各大城市，甚至南洋，操纵长江中下游金融，村民富足，由一个落后的山区县变为资金雄厚，拥有宏伟土楼群的富县。这说明中国已有相当部分农村已摆脱了自然经济，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因此农村要摆脱贫困，就应该发展商品经济，以优势产业为龙头，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走向富裕是很好的一个出路，对解决三农问题是一很很好的路子。

由于有较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私塾、书院、学堂、学校在各乡村不断出现，数目和速度激增，中举中士人数明显增加，如江世春，历任云南太和、永平县知事，后任四川广安知州；江桂兰，在乾隆末年获“优贡生”，嘉庆五年为恩科举人第四名。废除科举之后，县内创办的第一批小学如高东小学、古竹小学等，都是由因烟丝发迹人士捐资建的。当地许多人也能担负得起去厦门、上海甚至出国留学的费用。其中不乏功名显赫、学有专长的，更有许多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的土楼的建造规模、建造费用，耗费时间时、主人情况发家等来看，明末清初，由于条丝烟的兴盛，促使永定经济发展、宗族和人口发展到规模，也有实力来提高居住条件。

以高头为例，条丝烟的起步要比其他乡迟一些，但速度迅速。从其数量看自清咸丰初年起，至20世纪30年代，是高头条丝烟兴起到鼎盛时期。大小近百家烟厂，大的有四五十名雇员，也有父子兄弟合作进行生产。在高头开办最早的是万顺仁烟厂，厂主原是屠户，眼看烟叶获利甚大，家里又劳动力众多，遂投资建厂，几年间获利巨大，后遂扩大规模，远销省内外，自此富甲一方。至万顺仁发财之后，村民纷纷挂牌办厂，形成一股热潮，据统计，当时有九十多家，其中较有名的有：高东村，由江建岩、江国柱、江初传的公义昌，江树锦、江树声、江树棠的广隆昌，江慨民的太华，江赐章的新华，江权三的新华杈记，江汝舟、江汝耆的有源，江万分、江益添的永天香，高北村，江寿礼的万有田，江景星的丰泰景，江顺可的万裕晋，江宣言等五兄弟的福茂仁，江祥海的泰裕祥，高南村，江桂宗的万信得，江契生的金兰业。

从销售来看，制造业的发展必然促进销售业兴盛，各厂在本地设点零售货批发。对外销售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经广东大埔的三河，溯汀江转入江西、湖南、湖北等内陆各地，另一路经漳州到厦门，出海抵上海、江苏一带以及南洋各地。后者是主要渠道，古竹乡各地各主要烟厂都在省内外都市开设了专营店，如万有谦在上海的大昌烟店，万顺仁在苏州的同名烟店等等。这些烟店的经理人和帮手，留下不少后裔在设专营店处，足见当时高头条丝烟在各地推销的盛况。据统计，当时高头由种植到制造每年有20到30万银元。

到民国以后，条丝烟业便开始走下坡路，主要是因为，天灾人祸，烟厂及其经营的烟店相继倒闭，如万顺仁设在苏州的烟店失火，致使破产，建到一班的环形土楼一半就停止了，后虽到南洋发迹，但终难力挽狂澜。民国3年至13年的十年间，土匪猖獗，屡遭抢劫，损失惨重，大多烟厂元气大伤。民国14年驻漳州张毅部队将高东烟厂全部烧毁，从此一蹶不振。

四、 军事型古村镇

1、武平县中山镇

市场和驻军的镇的区别，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完全可以检验出来。即使这两种类型的镇是交叉重复的，并且有时是集合于一个社区内的，也还是各有侧重。

中山镇是千年文明古镇，历史悠久。据民国版县志载，在中山发现新石器石器，因此中山三四千年前就有人居住。唐开元24年（736）置汀州，隶属长汀，设武平镇。五代南唐保太4年（946）并南安、武平为武平场，据清杨澜《临汀汇考》载：“当是因其地为汉南武侯所封也。……”。[38]

宋淳化5年（994）升武平场为武平县。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设武平千户所，为福建12个千户所之一，全国65个千户之一，据康熙县志载“初在武溪里，后用日者刘正己言，迁今所（平川镇）”。[39]

民国设武所区，后因执行国民党政策有功，于是授予“中山乡”的称号。从此，武平所就改称中山，至今不变。可见武平升县以前，中山是镇治、场治、所治的所在地；升县以后，又是最初的县治所在地。中山方圆不到十里，人口不逾万人，聚居着102个姓氏人家，成为中国的“百家姓镇”。从中山镇的产生原因、设置的目的、发展过程、历史作用及古迹来看，中山属于典型的军事型古镇。

从中山镇地理、建置原因和演变来看。康熙志载：“崇山峻岭，为汀南斗绝之地。南注明海，西接古虔，东走杭川，北会本郡，实三省之咽喉。”[40]从史料记载可看出武平地理位置的重要，而中山是重中之重的位置。汉时为南武侯的封地，之所以开始在此设封地，也是考虑到其位置的重要性。唐时经济发展，版图近一步扩大，在中山设置武平镇，地位进一步提升。在南唐时，其版图即为粤东闽西一带，作为三省之喉的中山，更为南唐重视，因此并南安、武平，提高其军事实力。

明朝以武功定天下，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卫、所兵制。中山自然是“要害之地”。于是，武平千户所便应运而生，据《明史.地理志》载：“洪武二十四年正月，设武平所”。而民国时期设武所区，民主革命时期是我党的主要活动区之一，因此国民党要加强此地的防御。

从历史事件、民俗来看。武平县属闽、粤、赣边，为“一脚踏三省，鸡鸣三省”之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军事事件，军事古迹颇多。据康熙版《武平县志》云：“明洪武二十年，山寇谢仕贞倡乱，县丞蒋昭奏闻，遣汀州卫指挥黄敏，提军剿捕，因设兵防守。”，《方舆志.邑建》亦载。[41]

为了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防止“倡乱”的进一步滋生和蔓延，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1391），开始筑城，即老城。同年于顺平里武溪源筑城，置守御所。嘉靖十九年（1540），舒容伟继筑新城。中山老、新城的兴建都是出战争的需要，要么防贼寇骚扰，要么政权所需。

此外所东南隅一里许武平所教场，明制天下已定，度要害地，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为百户所，据载：“汀州卫一，上杭、武平所各一”[42]。

明洪武年间，正千户四员（贾辅、张忠、祝三光保、陈牛儿）等18将驻武平，军籍皆世袭。同时由于将士皆外人，所朱元璋特准当地“花灯节”，以慰籍将士思乡之情。据载：“元宵灯火，各乡皆有，惟武所旧俗十三至十九日，灯火迭赛，为明驻防屯兵旧俗。他乡则十三至元宵而已。”[43]

这从侧面也反映“百姓镇”和“花灯节”民俗是军事作用的结果。从驻军中山将军之多，世袭军功军衔也可看出朝廷对中山的重视，为了保障部队的稳定性。

从以上史料反映出，中山古城因处三省咽喉之地，地广袤，山多地少，客家和少数民族聚居，因此矛盾激烈，盗贼居多，反抗起义也多。西宁、巢之梁等官员也因此政绩显著，为后人所表。

从近代史看，武平是中央苏区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率领红军主力三进武平开展革命斗争。中山镇不仅风情独特，而且还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该镇上杭村农民三次发起武装暴动。

从文物古迹看其历史内涵。中山是千年古镇，留下众多文物古迹，且和军事有关，如城墙、武平千户所、武平守备司、塘等。再如义勇祠在武所迎恩门外，清同治间，所民公建，祀三年坚守所城之把总赵一雄，并附当时守城殉难治乡兵王棉猷等三十人，营兵王安等三人，烈妇危门邓氏，张门舒氏二人。此外还有军籍祠，供奉十八将军，今祠堂已毁。平寇亭，在所城，为郡城黄色中署县剿寇立。寇碑亭，在教场前左，明祭酒龚用卿记“是大盗之雄也，不急去，将为民害……成功之速，是可歌也。”。两古亭皆是为了表彰辉缴寇之功而立。从这些非军事设施古迹也可从侧面看出中山镇在历史的作用性质。

筹边堂在所城守备行司，府吴文度匾其堂曰“吾意侯平居无事，则于此堂励士训兵，修饰武备，制服豺狼之心，使之威震摄武而不敢发。”读易轩，在所城守备行司内，与诸生为文会，而日教武士射击。两者虽为名居，但在此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且设置目的也针对于战争的需要。

综上所述，中山镇自唐设立以来，从其设立的原因、目的、作用及演变过程，都反映其历史内涵的本质是军事性的，特别是千年来所下的古迹、风俗，更是体现在军事上，因此作者认为中山是军事型古镇。

2、武平县岩前镇

岩前镇位于武平县南部，与广东省梅州市毗邻，是闽西连接粤东的交通枢纽，素有闽西“南大门”之称。从岩前城的设立原因和遗留下的文物古迹来看，和中山镇一样，属于典型的军事型古镇。

史载岩前城：“在县南、上杭西、俱八十里，界连广东。明崇祯元年、四年等，广寇螵掠，杭、武等县乡民屡遭痡毒。巡道顾元镜目击此变，会同知府竺继良、同知黄色中、上杭知县陈正中，率堪舆黄敬贤，亲诣彼地，相其要害建筑城堡，设兵措饷，移屯防御。”[44]这说明岩前的设立就是因为广寇经常骚扰杭、武人民，灾害严重，故移屯防御。康熙版《武平县志》：“鸠工于崇祯五年八月，告成于六年九月。”“周四百二十丈，高一丈六尺，阔八尺九寸。……建楼四，铺二十四，了望墩台三，兵房一百二十，公廨一。”[45]康熙版《武平县志》之卷十《艺文志》中顾元镜《鼎建岩城碑记》亦载。

之后不久设立岩前营，史载：“筑城与崇祯五年，六年九月城成。巡抚熊文灿、巡过颜元境诣勘，议将把总李国英所领兵三百名移屯，……”[46]同年还设立岩前城守备司以加强防卫，“巡道顾元镜建”。[47]清裁守备，“至清，革除守备司营兵，令象洞巡检司驻此。”[48]在南岩均庆寺前有平寇台，“为巡道曾樱剿寇立”[49]。又“寨之为用，凡男女老幼、粮食家畜悉搬入寨，贼来严垒固守哦，贼无所虎掠，则不得食。此昔人坚壁清野之计也。” 如在岩前里有南安寨，而县南八十里的岩前在钵盂岭钵盂隘，通山子背，
另外从岩前有的祠庙及其所祭祀的人物来看，军事成分占很大比重。在岩前东门内的列宪祠，合乡绅董请准建筑。中奉明汀漳兵备道顾元镜、曾樱、吴简思，知府黄明照，知县巢之梁、郑立所诸神位。祠中横梁挂一匾“三省金汤”。而兵宪祠则是“中奉清汀漳兵道范慎时、张嶙然神位。”这些都是在当地历史上有过战功的，故立庙以祀。[50]

参考资料：

[1] 明.黄仲昭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八闽通志》卷一《地理.分野》.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18页

[2] 《唐会要》转引《八闽通志》，第18页

[3] 黄仲昭、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八闽通志》卷二《地理.分野》.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48页

[4] 明.郭造卿《闽中兵食议》.《天下郡国利病书》，齐鲁书社影印本，第26册，第427页

[5]《临汀志》之《坊里墟市》

[6] 长汀政协.《长汀文史资料》.第19辑，第66页

[7] 清乾隆版《汀州府志》之《物产志》

[8] 明．何乔远．《闽书》卷二一《方域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第490—491页

[9] 同上，卷之一百四十九《萑苻志》，第 4429页

[10] 民国.《上杭县志》卷之《城市志》第 页

[11] 明.黄仲昭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八闽通志》卷之一《地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19页.

[12] 明.何乔远.《闽书》卷之二十一《方域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第491页

[13] 《上杭文史资料》，第19辑，第76页

[14] 明. 唐世涵.《汀州府志》卷九《权政》，崇祯，第39页

[15] 明.黄仲昭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八闽通志》卷之一《地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49页

[16] 《上杭文史资料》，第19辑，第10页

[17] 清.《连城县志》卷五《官师志》，康熙，第91页

[18]郑振满、张侃.《乡土中国——培田》，北京：三联书店，2005，第3页

[19] 郑振满、张侃.《乡土中国——培田》.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9月，第95—105页

[20] 中国古镇游编辑部.《中国古镇旅珍藏丛书》(福建、广东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37页

[21] 郑振满、张侃.《乡土中国——培田》.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9月，XVI

[22] 政协连城县委员会.《芷溪古宗祠文化初探》，2003年5月，第6页

[23] 黄振福.《历史文化名村——芷溪》，《客家》福州：《客家杂志社》2007年第1期，第53页

[24] 政协连城县委员会.《芷溪古宗祠文化初探》，2003年5月，第47页

[25] 《连城文史资料》，第18辑，第71页

[26] 明. 杨正泰校注，黄汴.《天下水陆路程三种》，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1992，第243—244页

[27] 林鸿怡.《福建航道志》，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第91页

[28] 一个地区的繁荣与否很大程度上看其金融业

[29] 永定县地方志委员会.《永定县志》卷三十二《文物》，1993，第814页

[30]《八闽通志》卷之一《地理》，第19页

[31]同上，卷之八十《古迹志》，第1271页

[32] 永定县地方志委员会.《永定县志》卷三十二《文物》，1993，第814页

[33]道光〈永定县志〉卷十六

[34]长汀县志〉咸丰，第256页

[35] 道光《永定县志》第257页，转引周学香.〈多学科视野中的客家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36]道光《永定县志》，卷一第246页

[37]王简庵《临汀考言》卷六

[38] 杨澜.《临汀汇考》卷之一《建置》，第2页

[39] 清.赵良生.《武平县志》

[40] 同上，《方舆志》

[41] 清.赵良生《武平县志》卷之《城池》，卷之三《方舆志.邑建》

[42] 民国.丘复《武平县志》卷之十六《武备》

[43]同上卷十九《礼俗志》

[44] 民国．丘复.《武平县志》卷二十《古迹志.古戍》.民国三十年，地方志编著委员会校刊，1986，　第427—430页

[45] 清.赵良生．《武平县志》卷三《建置.城池》.康熙三十八年，地方志编著委员会校刊，1986，第58-59页

[46] 同1，卷十六《武备志》，第386页

[47] 同2，卷五《莅治志.捍圉》，第97页

[48] 同上，卷之三《建置志.城池》59页

[49] 同1，第435页

[50] 清.赵良生．《武平县志》卷十八《祠祀志》.康熙三十八年，地方志编著委员会校刊，1986第408页

（来源：现代历史研究-闽西汀江流域古村镇的历史内涵分析；再由长汀综合修订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