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中国个性官员：挑战官场陋习等6篇

中国个性官员：挑战官场陋习 挽回政府威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肖木日前刊文指出，近年来，在中国各级政治舞台上，一批批个性官员以鲜明的施政风格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和个性，为中国政坛吹入一阵阵新风。这些个性官员们通过铁腕施政挑战着官场上的诸多陋习，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民群众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他们真正代表了中国政治的良心。

　　这篇发表在《人民论坛》上的文章介绍说，这些极富个性色彩的政坛官员有敢于在审计风暴中将国家部委和大型金融机构的严重违规问题向社会公开披露、自称“国家财产的‘看门狗’”的铁面审计长李金华；有敢于“说狠话”、被誉为“灭火部长”的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有敢于“乱世用重典”、数次在中国大地上刮起“环保风暴”、自认“仗义”和“霸道”的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有敢于在教育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怒斥教育乱收费问题、点名痛批天津等八省市落实贫困生助学贷款政策不力的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

　　此外，还有一批主政一方的基层和地方官员，如敢于铁腕推行改革的江苏省副省长仇和，敢于让舆论监督的矛头直接指向主政地党政机关干部的山西省长治市原市委书记吕日周，敢于改革“惯性制度”、掀起党内基层民主政治改革风暴的四川省巴中市委书记李仲彬，敢于“起沉疴、下猛药”整肃陈腐的地方吏治的湖北咸宁市咸安区原区委书记宋亚平，还有敢于发出“另类”声音、誓言把房价压下去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等等。

　　文章指出，“个性官员”的界定的“个性”主要体现在：或者敢于挑战官场的所谓“显规则”或“潜规则”，立场鲜明，敢做敢当；或者敢于突破传统施政思维，锐意改革创新，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或者敢于触犯部门和局部既得利益，关注民生，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振臂高呼；或者敢于揭露政治领域中的敏感问题，直击社会时弊，把官位和乌纱置之度外。

　　这些“个性官员”捍卫的是党和政府的权威，维护的是制度和法律的尊严。囿于传统的、既有的官场规则，他们在中国庞大的官员队伍中仍属少数，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也许正是人们称其为“个性官员”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金华担任国家审计署领导职务20多年来，一再推出爆炸性的审计报告；潘岳走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的位置，不仅主导了在全国刮起的三次较大规模的环保风暴，而且极力坚持和推行绿色GDP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为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做出重要贡献；张保庆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的冲冠一怒，给予若干党政部门、教育机构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重重一击，无疑加快了贫困学生助学贷款问题的解决；李毅中在全国各地近乎奔命般的行走，终于唤起了各级党政官员和全社会对安全问题的起码重视……

　　文章指出，这些真正体现人民公仆秉性的所谓“个性官员”，以他们在阔大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卓越的表现，感动着期盼吹来政治清风的每一个人，感动着整个中国。这些“个性官员”的所作所为让人民群众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心。正是他们，才真正代表了中国政治的良心。

　　文章说，“个性官员”的出现体现了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是中国政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但是，从另外的意义上来看，进入21世纪，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考虑到“个性官员”产生的条件，这一现象也许正显示出中国在制度方面存在着某种缺失。

　　文章指出，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当代中国，“个性官员”的出现无疑推动了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积重难返的重大问题的解决，但不能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甚至几十个像李金华、潘岳这样的“个性官员”身上，而是要积极探索建立良好的、行之有效的制度，依靠制度解决问题。与所谓“个性官员”相比，制度更重要、更根本，更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

文章指出，没有好的制度，纵有千百个“个性官员”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并不断完善这些制度，李金华、潘岳、李毅中们才会有施展自己才华的良好环境，才会更率真、更畅快地展现作为人民公仆的本性和秉性；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人民期望和需要的“本性干部”才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也只有建立起好的制度，某些对封建时代的“人治”仍恋恋不舍的官员损害法律和制度的恣意膨胀的“个性”才会受到制约和限制。

倪洋军：官员为何被称老板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官员常常习惯于下属或群众称自己为老板，当然也有一些官员想当老板和津津乐道于做老板。有些官员，一看就像老板，出门有车接送，上班有人侍奉，就连走路，也是三跟四从、前呼后拥，全然一幅“大老板”的享受。有些单位，官员就是老板。大事小事，没有他拍板，就是定不下来；大会小会，没有他到场，就是开不起来，俨然，他就是“董事长”、“总经理”。有些人，称领导那更是老板长、老板短的不离口，好像不称其为老板，就是对其不尊重，就是自己不知趣、不识时务。

称官员为老板，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下面给捧的，是下属的一种巴结逢迎、溜须拍马、胁肩谄笑的行为表现。但是我认为，称官员为老板，最根本的还是领导自己喜欢别人叫自己老板。你想想呀，如果没人爱听，那能有人叫吗？就像做买卖，没买的，能有卖的吗？所以，领导如果不喜欢别人叫自己老板，那下级肯定没人敢叫。有叫的，那也一定是太不识时务者，或者根本就不想在那个位子上干了。市场经济社会，老板是财富的象征。老板意味着住豪楼，食珍馐，行有香车宝马，穿是世界名牌，无限风光，无尽奢华。老板还代表一身霸气，一手遮天，谁不听话，立马炒你鱿鱼，让权力欲得到尽情释放。如此，谁还不想当老板呢？当不上真老板，被人叫声老板也感觉舒服呀！再说了，在任何一个单位，总有一些说话管用的官员，大家迫于他的权威，敢不称他为“老板”吗？而有些官员，就在别人叫和喊自己为“老板”的浓厚氛围中，俨然也把自己当成了真老板，于是说话骄横跋扈、做事独断专行、为人偷吃扒拿。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即便经过艰苦的努力奋斗、长期的资本积累，也未必能做成一个成功的老板。而对于某些官员来说，做老板却易如反掌。因为有权，便有了一呼百应的可能；如果真想做点生意什么的，也因为有各种各样可以利用的关系，便有了生财之道、发财之路。尽管，根据《国家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规定，但是，还是有一些官员采取各种手段搞经商或经营性活动，或者干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称官员为老板或者说某些官员越来越像老板，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即官员自己想别人叫或自己想去做。还有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首先是对官员权力的监督不力、监管不严造成的。官员的很多权力在无人监管、无人能管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变异，而成为个人耍威风的资本和捞外快的工具。其次，就是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不够健全，还存在一些可以钻的政策空子，而有人钻了，又没有严肃规范的惩戒措施。第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使然。在以发财为荣、守穷为耻的价值取向下，个别官员认为自己与社会上的一些老板、商人比，苦吃了不少，但收入太少，于是便产生一种心理失衡，动起了歪点子。

要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当官员，就别做老板；要做老板，就别当官员。否则，官不官、商不商，糊涂的是自己，糊弄的是人民。（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洪泽县委组织部）

李克杰：官员不是“老板”的四大理由

政府和企业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组织，官员与老板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绝不能“并轨”。当前一些官员的“老板思维”却让政府完全偏离了正确方向，更倾向于一个唯利是图的经济实体了。

近年来，“经营城市”逐渐成为一个热词，尤其是一些城市官员把“经营城市”理论奉为经典，不仅深信不疑，而且还在自己的施政过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数年前，时任合肥市市长的郭万清，在《徽商论坛》上所作的开场白新颖奇趣、富有感召力：“如果把政府比作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我就是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我要像商人那样推销自己的城市，来经营城市。”这恐怕是对“经营城市”理念的最直观、最通俗的演绎了。不过，其他城市的官员们尽管没有把这种思想直白地表述出来，但他们的施政活动中却处处体现“经营城市”的观念和倾向，事实上已经把政府变成了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把市长变成了这个公司的总经理。

然而，在我看来，官员们自喻老板，是非常错误的。这不仅源于其对“经营城市”理论的误解，颇有望文生义之嫌，更源于其对政府这个政治实体与公司这个经济实体的严重混淆，是官员自身角色认同及其权力定位错误的集中表现。因为，按照国家和政府理论，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即使发展经济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即使处于特殊历史时期，但政府就是政府，公司就是公司，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政府都不是也不应成为有限责任公司，官员不能也没有理由变成商人，市长也永远不能成为总经理。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和企业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组织，官员与老板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绝不能“并轨”。

政府与企业组织性质完全不同

政府是一个政治组织，旨在实现国家职能，满足人民维护安全和秩序的需要。而公司和企业则是一个经济组织，旨在通过生产经营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而获取利润，实现资本和财产的保值增值。按照早期资本主义学者的经典理论，政府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角色，是“守夜者”和“看门人”，只负责为资本的运行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安全的环境、稳定的秩序和通行的规则。因此，政府和企业一开始就性质不同，泾渭分明。

官员是政府的“雇员”，是政府管理职能的具体落实者和管理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官员不是政府的主人，更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尤其是在民主社会中，官员的基本定位是“公仆”，是服务员。官员的职责不能脱离政府职责和定位，政府权力范围外的事情对官员同样也是禁区。而企业的老板则不同，它往往是企业的投资者，是企业的主人，它的基本职责是保证利润的最大化，实现资本的增值。从一定意义上讲，把政府当作有限责任公司，把官员当成老板，完全违背了政府的传统定位，偏离了政府和官员的基本职责。

政府与企业、官员与老板的产生及存在方式完全不同

政府是一个政治社会事务的管理组织，政府并不是由人民按照人头和固定标准出资设立的，人民纳税也不是每个人都按同一标准进行的，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部分人民纳税，但政府却不能因此而拒绝保护那些不纳税者。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不再以是否纳税或纳税多寡而决定人民对政府事务的参与程度，相反政府还会更多地为那些从不需要纳税的贫弱者提供救济等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因此，政府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而存在的，既不嫌贫爱富，也不恃强凌弱。而企业的产生和存在方式与政府则完全不同，它由各个出资人按照一定的比例投入资本来建立，没有资本的人是不能成为企业的股东的，因此也不会享有企业经营的任何利益。企业是在生产经营的激烈竞争中生存的，完全实行优胜劣汰。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眼睛紧盯的是消费者的钱包，它要靠自己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来赢得消费者信任，来掏钱支持它。因此，企业服务的目标对象主要是有消费能力的人，而不是全体国民，更不是贫困群体。尽管现代企业也重视履行社会责任，但却不是它的法律义务，只要企业依据法律行事，妥善履行法定义务，它完全可以不去关注贫穷弱势群体，更不必去施舍救助。这一点与对政府的要求有云泥之别。否则，政府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企业也就不成为企业了。

当然，官员的产生与老板的产生也基于完全不同的机制。担任官员对人民来说是完全平等的，只以能力为条件，而老板则是凭借财产和资本来确定的，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平等可言，因为老板天生就是财富和资本的拥有者，穷人是没有资格当老板的。

政府与企业、官员与老板的权力性质及运作规则也完全不同

政府权力是公共权力，它的运行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则。一是它必须遵循公共性，应当为全体人民谋福祉，平等而无歧视地对待每一位公民；二是必须遵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现代法治原则，谨慎行使权力，特别是权力不得恶性膨胀，侵犯公民权利。而企业权力尽管在其内部也表现为管理权，但总体而言则是私权利，与公权力遵守完全不同的规则，通行“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现代法治原则，因此从权利的向度上有很大区别。

在当今社会，在公权力运行方面，越来越强调公众的参与，强调对政府的民主监督，当然更强调政府管理对每位公民的普惠，这主要体现在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和施行上。比如相比之下政府更多地关照贫困人员的生产生活，更多地“劫富济贫”，雪中送炭，而不是相反。企业则不同，它主要围绕资本和利润来运作，任何时候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可谓天生的嫌贫爱富。

政府与企业、官员与老板的基本价值取向及追求目标完全不同

任何企业都会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追求的首要目标，不会赚钱的老板不可能受到职工的拥戴，当然也不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而政府和官员则不同，一个城市不能视利润为中心，评价一个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评价一级政府的业绩，决不是只看它的经济发展指标，而要看它是否以人为本，市民的幸福感特别是社会的公平正义越来越成为重要指标，因为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就是公平正义。显然，评价政府和官员，比评价一个企业和老板要复杂得多，其价值判断标准、评价体系的内涵等都不可能相同。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官员自喻老板还在于对“经营城市”存在严重误解，多停留于望文生义的浅表化理解。其实，城市经营的概念在国外早已有之。1971年日本出版《城市的经营》一书，在该书中，时任神户市长的宫崎辰雄将城市经营的内涵概括为：高效地提供城市公共服务；涵养税源以确立城市的财政基础；与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外部负效应相对抗，维护公共的利益。他认为，一切行政活动的终极目标都是最高效地提高市民的福祉水平，如果说企业经营的理念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那么城市经营的理念就应当是“以最小的市民负担获取最大的市民福祉”。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经营城市”的关键点在于想方设法向公众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公共利益，增进全体市民的福祉，这与企业和老板追求的“利润最大化”有天壤之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我国当前一些官员的“老板思维”却让政府完全偏离了正确方向，更倾向于一个唯利是图的经济实体了。事实证明，这种错误思维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官商一体，官商不分，权力交叉，职能错位，唯利是图，与民争利，不仅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伤害了群众感情，影响了社会和谐，而且还严重腐蚀干部队伍，使贪污腐败有禁不止，败坏社会风气，破坏政府形象。

看来，在新形势下，加强官员的素质培养，促使其树立科学发展观，正确进行自我角色认同，切实防止官员成为“老板”已刻不容缓。（作者为山东政法学院教授）

陕西官员写作蔚然成风　副省长发表长篇小说

200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第11版发出人民网记者杨彦的报道《如何看待“官员作家”》，人民网也即时发出，许多网站转发时，使用了《陕西官员写作蔚然成风　副省长发表长篇小说》这个标题。报道赞扬“陕西省大批公务员，尤其是许多担任了较高职务的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纷纷拿起手中纸笔进行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引用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乐生的话说：“在陕西，官员写作非常普遍，从基层到厅局，从乡镇到省委，可以说已成规模了。”

报道说：“如何看待官员写作现象？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对此现象的评价言简意赅：‘谁都可以写作，我只看作品不看人。’另一位著名作家陈忠实也表达了与此相类似的观点：‘爱好文学的人不分职业，公务员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拿起笔来写作没啥可奇怪的。’”还有杨乐生认为，“大部分官员排除了“靠写作成名”的功利思想，所以他们的作品往往语言朴素，文风朴实，多是真性情的流露，“没有真性情，是写不出好文章的。只有心底的东西才能打动人，真情实感才能打动人。”杨乐生把官员大量加盟作家队伍的积极影响概括为“为文坛增添了新鲜的陌生感”。（全文）

但在杨彦的报道在网上发布后，当即就有众多网民提出批评，（详见：陕西官员写作成风网民批其“不务正业”）在搜狐论辩平台，不到一天时间，有14794人参与讨论，其中批评官员不务正业的反方力量有13835人，支持官员写作的正方力量尚不及千人。

也有网友呼吁官员写作要利用身份优势“为老百姓的利益抒发自己的感情，为老百姓利益而呐喊”。支持作家贾平凹的说法，“任何人都可以写作，只看作品质量就可以了。领导写作是好事，但并不值得炫耀，不需要炒作。”红网”介绍了正反双方的观点：

正方

武汉市网友：中国古代很多官员都是文人。在当今写作不仅可以激发官员读书，思考，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官场风气，摒弃打麻将等没落的习俗。而且，写作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培养官员善良、爱民之心，也是官员坦露胸怀，走向民众，融合民众的一种方式。从大的视野看，官员参与文学创作，也是百花齐放的表现。

西安市网友：文化是亘古不变的会说话的东西，写作的过程是疏理心情的过程，作为一方父母官，有此“雅兴”有什么不好？

阜阳市网友：写作是个好事，总比利用业余时间去泡舞厅、喝酒、搞腐败的好吧。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写作作为业余爱，偶尔动笔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写长篇、出散文集等行为出现了下属拍马屁，去购买领导的作品，这事就有点暧昧了。而且把写作所用的时间用在关心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上、用在基层蹲点调研联系群众上，岂不是更好！

芜湖市网友：干部也是人，也应该有放松的方式，整天绷得紧紧的干工作，未必是好事，效果也不会好到那儿去。选择写作作为业余生活方式，比起那些胡吃海喝、沉湎麻将歌舞的干部们不知强了多少倍！写作的过程，也是调查积累、研究思考的过程，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既可以陶冶情操，也可以寻计问策。如果是作为工作的一种补充，应该是相得益彰的事情。当然，如果干部们特别是头头们热衷于写作，那就弃官从笔吧！

反方

深圳市网友：写作是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的，特别是长篇小说，如果官员都把精力花费到这里来了，如何还能关心民生?不知道这些官员如何对得起纳税人，如何面对组织和国家！

湘潭市网友：一个在职的省部级领导，有时间写出长篇小说，反过来说明他在实际工作上花费的时间是不多的。据我所知，省长们都是很忙的，根本没有正常的节假日和休息时间。

红网还发表了马而立的评论《官员热衷创作别成为“官场现象”，说的有理，现将其主要内容转发如下：

官员搞文学创作不该是个问题，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从古至今，官员成为文学大家的不是少数，柳宗元官至柳州刺史，政绩卓著，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作为党的主席，其词和书法作品艺术造诣堪称一流。然而，大批公务员热衷文学创作，就要警惕“文学现象”演变为一种“官场现象”。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因为楚灵王喜欢看到臣子们有个婀娜多姿的细腰，满朝文武大臣便千方百计地减肥，结果文武官员个个面黄肌瘦、形容枯槁、成了弱不禁风的废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很难说有的官员喜欢文学创作，是真正出于对文学的爱好，并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而不是投上级领导之所好，为求得“共同语言”采取的“旁门左道”。

文学创作是个文雅之事，比陪领导喝酒、跳舞显得更有档次、更有情趣，在群众眼里也显得卓尔不凡。通过此道就能接近领导，赢得欢心和宠信，毫无半点巴结、阿谀之嫌，何乐而不为？如果再给领导的作品写一篇吹捧文章，替领导销售新作，让领导名利双得，比送钞票还管用。

官员热衷创作的“文学现象”一旦演变为“官场现象”，就不仅是文学的悲哀了，还是社会的悲哀和老百姓的悲哀。

公务员创作很难厘清“业余”的边际，不是到点了关机子去上班，下了班打开电脑接着再来那么简单。官员在办公室、开会中、检查工作时构思情节、打腹稿，其实也是在创作。而文学创作是一项费时耗神的脑力劳动，有作家曾说，一部作品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时，就像得了一场大病，由此可见创作的艰辛。处于这种境地的官员，很难保证全部精力用于履行职务，更难做到用创作的精神去创新工作。

而官员出书成名牟利已成腐败的一种新现象。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高勇出书向单位和个人索要赞助费高达数百万元，原霍州市委书记王月喜每有新书问世，便“上门直销”，甚至向下属单位索要“空白发票”，为购书单位、个人提供报销凭证。

著名作家、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对公务员创作现象的评价是：“谁都可以写作，我只看作品不看人。”但纳税人用血汗钱供养公务员，却只看人不看作品，更不愿看到由此产生的“官场现象”。

浙江在线发出的一篇评论则称，官员业余时间搞创作，不是坏事，可是不必提倡，而且再提倡，也不可能蔚然成风。说“官员写作成风”是个伪命题。我比较同意他们的看法。

下面将这篇文章全文转发如下：

“官员写作成风”是个伪命题（来源：浙江在线）

近年来，陕西省大批公务员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乐生近日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在陕西，官员写作非常普遍，从基层到厅局，从乡镇到省委，可以说已成规模了。”(2月18日《人民日报》)

一个副省长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局长的一篇散文获得了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几个官员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于是，便有人说该省官员写作成风，官员创作已成规模。类似的情况，近年我们见得已经够多了。还是在陕西省，当年曾有干部记民情日记蔚然成风的报道，试问一下，几年过去记民情日记的还有几人？有个市要求官员写博客，试问，官员写博客的都坚持下来了吗？

关于官员写作成风的报道，本人十几年前就领教过一次了。当时那篇报道说，胶东某小城官员写作成风，一位市委副书记出版了多部小说，一个副镇长出版了作品集，一个局长在报上发表了文章。可是，实际情况是，出版小说的市委副书记是个专职作家，其行政职务只是为体验生活而临时挂上的，市长的论文是别人代写的，局长的文章是秘书完成的。

近年，的确有领导热衷于写作和出书的，这其中不乏热爱写作，业余时间以笔耕为乐者，但也有为博雅名或者以此为捞钱途径者。比如，山东省政协原秘书长李风臣，在写作行内很有名气，曾一年内出版过6本书，可此人却是名与利都要，是个大贪官；原山西霍州市委书记王月喜，有出书的癖好，用公款出书，出了书就逼属于购买，收的购书款归己，明明是个大贪官，偏偏要出版《廉政读本》。陕西省搞创作的官员中，有没有以权谋私的？有没有借出书敛财的？别人写的书销不出去，当官的书为啥好卖，难道真的是比专门写作者写得好？其中的原由人人心知肚明。

官员业余时间搞创作，不是坏事，可是不必提倡，而且再提倡，也不可能蔚然成风。说白了，写作是个人爱好，这与有的官员爱好喝酒，有的官员爱好打麻将是一个道理。再说，当官的只要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能为民造福，其出版不出版著作，问题不大。所以说，“官员写作成风”其实是个伪命题，当不得真的。

2004年02月18日08:05 华商网-华商报发出的 陕西文坛官员写作群异军突起(组图)  对于“官员写作群”的出现，表示欢迎，同时也有更多的期待，希望他们能成为文坛的一方独特风景。  

中国官员新时期的必修课：学会直面公众

还公众一个真相有多难？公众永远不会停止质疑，周老虎事件虽尘埃落定，但周正龙是不是替罪羊？相关领导只是“不作为、乱作为”？政府官员非圣贤，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空喊口号。如果充满热情的民意表达，得到的只是“无言的沉默”和搪塞，不但真相将永为悬念，更加受挫的是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损伤的是政府公信力。看来，一些政府官员的老脑筋要改一改了，时代的开明、民众思想的解放教给中国官员一个道理：学会直面公众。      

如果没有反思，那么周老虎之类的事件则没有意义。我们的官员不该忘记，当今社会信息大爆炸，公众若不能从官方渠道得到有益的信息，便会做出自发性的信息选择。政府信息不透明，只能助长流言蜚语，而任何流言最终指向的只能是政府。一些官员还没有完成从“官老爷”到“人民公仆”的角色转换，但公众还是一如既往地扮演着“大胆刁民”的角色。

公民拥有的知情权，对应的应当是相关部门及时披露信息的义务。官员把公众置于跷跷板的另一端，以平等的姿态与其对话，公众对官员的信任才能加强。正如《左传》有云：从善如流，宜哉，想要公众“从善”其实不难，只需官员给出正确、坦诚的意见，善意的规劝。

公众是官员观察自己的一面镜子，官员应该习惯直面镜子中的自己，也就是公众眼中的自己。然而这样的意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好在公众一浪高过一浪的振臂高呼把一些官员从庙堂唤回市井。形象不能靠作秀来维持，只有积极公开正确的信息，有所为才能获得信任与尊重。

现在的官员不妨回头看看周总理的“大无大有”：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无怨、逝不留言，此为惊人之无；大爱、大德、大智、大勇、大才、大貌，此为超人之有。面对私欲得失，官员应该有种“钝感力”，把个人之小利看得淡一点，把公众之大利看得重一点。还是那句古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保障公民权力是新时期政府义不容辞的担当与责任，这是一种执政的魄力。

官员直面公众是官员形象的组成部分之一，关系到民心向背。有关部门自身放弃话语权的过程，也很可能是自毁形象的过程。官员的当务之急，应是要学会敢于直面公众，说正确的话，说诚恳的话，说平等的话，建立起亲民、真实的话语体系。这样，我们的政府才会拥有更强的公信力。 

许远国：当今官员离老百姓的“鸿沟”有多远？

最近，中央决定在党政干部队伍中开展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开展这个活动的同时，胡锦涛做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痛斥了当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他说：“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多年来，人们看到，当今的中国一把手是个厚道人，温良恭俭让，体现的比较充分，大有儒家风度。从他上任时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执政理念上来看，出发点是人们非常理解的，上任后的第一任期就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是啊，人们为何不想这个社会和谐呢？人们为什么要天天互相斗争呢？大家一团和气，事业不是兴旺起来了的很快么？何况中国还有个家和万事兴一说，毛泽东搞的那一套斗争学说是不行的！

可是，据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现在，用这个标准检验一下，就发现，良好的愿望，固然不错，但是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措施来组织实施，付诸实现，再好的愿望也会形成当今的“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如果照此下去，干部们成了冷血动物也说不定。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现象呢？还得从胡锦涛的这段话中找答案：比如，宗旨意识是什么呢？现在，党的宗旨好象没改，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干部的本质没变，是人民的公仆，为了深化这个理论，这些年来还特别强调一切工作和努力都是造福人民。但是，由于把毛泽东那个讨厌的斗争哲学给扔在一边，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态度，缺乏群众监督的基础，这个大厦就非常的不坚固。比如，工作中出现问题，甚至犯了错误，不是找问题，痛改前非，谁要反映这些问题就说谁破坏和谐，甚至给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那么，和谐的初衷又无法实现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日益显现出来了。

要深刻分析这个问题，觉得有必要查出问题的根源，就百姓的眼光看，即然现在把问题提出来了，就得量一量官员与百姓的距离，如果这么一量，也许会发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那么，对解决问题或许有什么帮助，也许，有些问题也会迎刃而解的。

当前，官员与百姓的距离有多远呢？估计得这样丈量：

一是，工资待遇距离。现在，党政干部的薪水是比百姓高的多了，比如，前年，党政官员的工资就比百姓高一到两倍，可是统计局不去统计他们涨了多少工资，硬是去统计空调的职工的工资，这是人们想不通的，但他们增加的是事实，他们百分之百的涨，别人有钱就涨，没钱就空调放在哪儿，这不是叫吃苦在后，享受在前吗？不管百姓在物价不断上涨的前提下，拿不拿到相应的工资，他们是一分也不少，他们何必去讲什么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养尊处优就行了。如果说，哪个地区百姓拿不到那么多工资，党政官员的工资也不能拿那么多，你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大局意识？再一个，企业领导也是官了，国有企业老总就可以去当省长副省长。这就告诉人们，国企与官员是官商不分了，但这个待遇还玄乎，他们拿的工资更高的吓人，比如马明哲年薪6610万元，相当于每年收入一万元的工人有6610人。这样的收入，官与民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二是，官员除了拿薪水高以外，还有个是吃喝的问题，每年公款吃喝据说9000多亿元。那么可以这么说，科以上干部，基本就不用在家吃饭，他们天天有迎接各级检查的，有单位开会的，有互相请吃的，这样，就是民谣所说，工资基本不动。这样还不说，党政干部每年还有名目繁多的考察、学习、旅游、参观甚至出国等活动，这些活动又是吃喝玩乐。有了这样的活动，只有看着百姓们奔命地挣钱，为他们服务了，他们都是官老爷了，天天漂漂然，昏昏然就不在话下了。而中国，旅游区、名胜古迹多的是，还有人造政绩盆景，看都看不完，用得着，或者哪里还有心思去扎实工作？想让他们不飘浮，又谈何容易呢？如此下去，官员离百姓有多远呢？

三是，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为所用的问题。现在，官员的手中权力，大得人们眼馋，大的国家部委一级，年年审计刮风暴，年年就出现挪用资金数以几十亿计去盖楼堂馆所，去为自己的单位谋福利，小的一支笔，钱想花在哪里就花在哪里，自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大的吃喝报销，连嫖娼也是公款消费，大得早几年人们都深恶痛绝地说，一把手成了一霸手，有了这个霸，还何谈宗旨意识？这样的现象，拉远官员与百姓的距离，是轻而易举的问题，是一点也不费力气的问题。

四是，发展为谁，为谁发展的问题。现在，发展这个词用的非常的频繁的，一心一意谋发展，加快发展，如此等等，非常具有诱惑力，上至各级官员，下至贩夫走卒，谁不想发展？但是，靠什么发展？谁支持你你才能发展？当然靠手中有权力才能发展，目前，最快的发展是批地可以发展，管项目可以发展，开发矿产资源可以发展。那么，批地也好，管项目也好，开发矿产资源也好，都是有限的，给谁不给谁，让谁不让谁，俦谁就成了问题。有了这个前提，官员该给谁发展呢？当然该给认识的人，认识的人当然是亲戚、朋友、同学之类，当然是谁送礼多，谁发展了不忘记他们才是首选。这样，就成了李真所说：你在商场，我在官场，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你利用我，钱越挣越多，我利用你官越做越大。在这些话的背后，不是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吗？不是当官的先自己捞吗？近期得多了，怕了，不是先把自己的子女妻儿送到外国，裸体做官吗？所以，要想官员与百姓不产生距离，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五是，官员的思想距离离百姓有多远？当今的官员，在台上说什么，台下说什么，差别很大，有网民总结出官员的惊人语录多了，每年都有惊人的发现。这说明，这些官真的不仅与百姓不是一条船，与这个党也不是一条船了。为什么呢？在某些精英层，他们说的话很是让人不满，据传，有的官员，自己是共产党的官，却在一些高级宾馆召开会议，据说是什么西山会议，百姓孤陋寡闻，不知道在什么样地方，而且召开了两次，都是什么人参加的？据说也是有记录的，话也传出来了。据说他们说什么这非法，那非法，甚至攻击污蔑我党创始人不遗余力，想想看，他们与百姓，与这个与人民心心相连的政党有多少距离？在基层，一些有良知的官，不送礼，不拉关系，当不上官，送礼拉关系又得成本，不贪就没有成本，贪了，又愧对良心，进入两难境地，所以，本来想与百姓拉近距离，因环境使然，也只好拉开距离，如此而已。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看到，当今的官员离百姓有多远？估计很远很远，如果用尺寸量，是个很累的活，不知道用多长时间才能量到。如果用丈量，也要很长的时间怕可以量得到，如果用公里来形容，怕又有些夸张，还是用鸿沟还量比较贴切，这就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吧，用现实山西那个垮坝来形容，就是，一个六十米左右的样子，这沟里还不是淌的水，是几米深的稀泥，如果强行越过这个鸿沟，那么这稀泥会让你深陷进去，而且，这个鸿沟怕越来越宽，越来越不可逾越，如果想靠某个理论的学习，就可以消灭这个鸿沟，怕是很难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