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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十三经简介
目 录
01.《易经》、《乐》(失传)、02.《诗》、03.《礼》、04.《尚书》、05.《春秋》、06.《论语》、07.《礼记》、08.《孝经》、09.《大学》、10.《中庸》、11.《孟子》、12.《周礼》、13.《尔雅》
01.《易经》
一.托名进言
《易经》如同做记号的纸笔,好坏并无实际意义。《易经》如同万花筒,砸烂了看则大呼上当。所以只能说《易经》是托名进言,原始哲学,适用于诡辩。
坤
(地)
艮
(山)
坎
(水)
巽
(风)
震
(雷)
离
(火)
兑
(泽)
干
(天)
←上卦
↓下卦
11
地天泰
26
山天大畜
5
水天需
9
风天小畜
34
雷天大壮
14
火天大有
43
泽天夬
1
干为天
干
(天)
19
地泽临
41
山泽损
60
水泽节
61
风泽中孚
54
雷泽归妹
38
火泽睽
58
兑为泽
10
天泽履
兑
(泽)
36
地火明夷
22
山火贲
63
水火既济
37
风火家人
55
雷火豊
30
离为火
49
泽火革
13.天火同人
离
(火)
24
地雷复
27
山雷颐
3
水雷屯
42
风雷益
51
震为雷
21
火雷噬嗑
17
泽雷随
25
天雷无妄
震
(雷)
46
地风升
18
山风蛊
48
水风井
57
巽为风
32
雷风恒
50
火风鼎
28
泽风大过
44
天风姤
巽
(风)
7
地水师
4
山水蒙
29
坎为水
59
风水涣
40
雷水解
64
火水未济
47
泽水困
6
天水讼
坎
(水)
15
地山谦
52
艮为山
39
水山蹇
53
风山渐
62
雷山小过
56
火山旅
31
泽山咸
33
天山遯
艮
(山)
2
坤为地
23
山地剥
8
水地比
20
风地观
16
雷地豫
35
火地晋
45
泽地萃
12
天地否
坤
(地)
注:六爻是从最底向上数的,最底下称为“初”,接着是“二、三、四、五”,最顶称为“上”。另外,最顶两爻代表“天”、中间两爻代表“人”、最底两爻代表“地”,即天地人三位一体。
二.出处
一说:伏羲(约前23000年以前)画八卦。[1]周文王(约前1200~前1000年)作《周易》,所以《易经》又称为《周易》。[2]
二说:《易》集合了古代《连山》、《归藏》两书的思想。[3]
三说:《易经》成书大约在西周时期,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因难以读懂《易经》,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撰写了《十翼》,又称为《易传》。
四说:《周易》起源于甲骨占卜的实践,[4]或许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写下了64卦的卦辞。后来在春秋时期,孔子(前551~前479年)的弟子著《易传》。
五说: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史记》:“文王拘而演周易”,后人推演认为《易经》是商朝末年、西周之初确立,是周文王奠定了《易经》以“干”为第一卦,并为每一卦写下“卦辞”。周武王之弟周公旦(生卒年不详)是“爻辞”的创立者。《十翼》是孔子的弟子与再传弟子的作品。到了汉武帝以后,《十翼》被称为《易传》,并被视为《周易》的一部分。
六说:1973年,湖南长沙西汉马王堆出土了将近完整的前二世纪的《易经》、《道德经》和其它书籍,是现存《易经》的最早版本,并包含了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孔子所著的《系辞传》上、下,但并不包括《十翼》。
学者通过比较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易经》和周朝的钟鼎文之后,认为《易经》不可能是周文王所著,最可能的成书时期大约在公元前九世纪末。现时一般认为《易经》并非任何一个传说或历史人物的著作,而是西周时期占卜用的文字编纂而成。河图、洛书、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等,都不是《易经》原著,而是后人根据对《易经》的理解而添加的。事实是否如此,只有西汉武帝的儒博士田何(生卒年不详,约前140年左右的人物)知道了。
注[1]:伏羲、神农不是指某一人,而是指漫长的原始人类进化时代。其中神农至黄帝时代大约也有18000年,先祖们学会了刀耕火种,开始尝试“治病”等。
注[2]:周文王是商末纣时西部诸侯的首领,武王之父。武王灭商建周以后,追尊其父为周文王。其实,前841年之前是名符其实的断代史,只有零散的考古史料。
注[3]:《连山》和《归藏》是不是书?无人能够拿出像样的证据,事实是前秦儒家无人抨击《道德经》,结合秦汉古籍(刘歆“发现”《周礼》之前)中从无提及《连山》、《归藏》,反而证明它们很有可能是王室世传之物。有人判断刘歆(约前50~公元23年)虚拟《连山》和《归藏》,伪托《周礼》,似乎证据不足。至于有人瞎猜《连山》和《归藏》的内容,也不可取。
注[4]:大约在春秋以前,占卜是不是迷信?祭祀是不是迷信?“贞人”是什么人?目前已有不少考古实物证明有关以前这方面的定论可能不成立。
02.《诗》
一.诗乐同工
《诗》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优秀诗歌。先秦称为《诗》,或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风、雅、颂,都以音乐为名,从政治角度讲,乐与诗异名同工。
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歌谣。《风》诗是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地区的土风歌谣。大部分是民歌。
雅。西周王畿(王城、帝京)的正声雅乐,即朝廷之乐,多属贵族作品。《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分《大雅》和《小雅》。
颂。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王(公)室祖先的功业。《颂》诗又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二.出处
一说:行人采诗。班固(32~92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二说:孔子删(选录,抄录)诗说。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诗经》大约成书于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前544年,吴国季札出使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8岁。据此,孔子删诗说不成立,但后来孔子将其“修订”成教科书是可信的。
三说:周朝太师编定。朱自清(1898~1948年)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工头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和宴会等都得奏乐唱歌。《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生卒年不详,大约前700年左右,春秋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基本说明《诗经》是由周王朝的太师选编(删)。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推理:也很可能后来被孔子“修订”了,太师编定的其它原文诗篇也就失传了。
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我们现在看到的《诗》是由西汉文帝的儒博士申培(生卒年不详)、景帝的儒博士辕固(生卒年不详)、文帝的儒博士韩婴(约前200年~前130年)及其门生们传下来的。至于最终如何形成今日之版本则无从考证。
03.《礼》
一.尊卑上下
《仪礼》是记载古代礼仪礼节制度的书,原称《礼》,汉朝称《士礼》,晋代称《仪礼》。对《礼记》而言,又叫《礼经》。
礼是通过尊卑上下的原则来使社会中的个体各安其分的。《荀子》称“礼者人之所履也”,即《易经》之履卦的“辨上下,安民志”。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社会里,礼制属于上层建筑,是士大夫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可谓繁文缛礼,非经专门职业训练并时常排练演习者而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就是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逐成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中庸》:“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仪礼》所记的仪节制度,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尤其婚、丧、祭等仪礼,一般都被后世承袭,只是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在有关仪礼细节上有所增减而已。
二.出处
《史记》和《汉书》都认为出于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汉书·儒林传》载:(孔子)“论《诗》则首《周甫》,缀周之礼”。班固说孔子把周代残留的礼缀合成书。《礼记·杂记下》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史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从小到大都爱好且留意各代各国的礼,“适周问礼”,注意采辑搜访。《论语·八佾篇》说:“子入太庙每事问”,说明他时刻注意礼事。他编辑的《礼》是传授弟子们的一门重要课本,尤其重视实习。《礼记·射义》说“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这是在演习《乡饮酒礼》。他周游列国也是这样,《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但综合分析历史资料后可知,孔子及其门生的《礼》并没有传到汉代。
汉武帝的儒博士高堂生(生卒年不详)是西汉《礼》学的开创者,依靠“记忆口传”《士礼》十七篇。高堂生把《仪礼》传给萧奋,奋传给孟卿,卿传给后苍,苍传给大戴(戴德)、小戴[戴圣(生卒年不详),大约前80年左右的西汉人物]、庆普。但此说与史料相比还缺一个人物,即萧奋的前面还有徐氏。其实徐氏“善为颂”(《汉书·儒林外传》)。
现存《仪礼》的篇次是郑玄(127~200年)采用刘向(约前77~前6年)《别录》所定的次序,按尊卑吉凶的次序编排作注。今只有此本传下来,即《小戴记》。
04.《书》
一.王肃说书
《书》,称为“经”始于《荀子》,到汉朝改称《尚书》,尚同上,意为“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书》是我国最早的公文集,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包括尧、舜、禹、皋陶、启等人的远古历史传说和周朝初年的一些重要文献及所属不同时代的零散孤立的档案等。可贵的一点是《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尚书》中的所谓“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君臣谋略的记载;“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
在儒家传下来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问题最多。已知《今文尚书》、《古文上书》和伪《尚书》甚多,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伪尚书”。朱熹注释《中庸》引用的“十六字心传”正是王肃伪作《古文尚书·大禹谟》里的句子。[1]
二.出处
一说: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到孔子修《书》。
二说:朱自清认为,所谓“书”只是当时保留下来的一些古代档案。那些档案也许并没有结集成书。汉朝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
三说:“清华简”中已发现多篇《尚书》,都是“焚书坑儒”以前的写本,即前秦作品。
近代学者多认为《尚书》编定于战国时期。
注[1]:伏胜(生卒年不详,约前200年左右的人物)藏书。《史记·儒林列传》:“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事后“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今文尚书》。所谓在孔壁发现的《书》,经孔安国(生卒年不详,是西汉景帝时期的人物)整理后称《古文尚书》。东汉初,杜林(?~47年)得漆书《尚书》一卷,亦称《古文尚书》。这三个版本都没有传下来。其根本原因是三国末年的魏国出现了一位权势大,学问大、野心大的人物——王肃(195~256年)。他伪造了五十八篇《古文尚书》,打遍天下无敌手。唐太宗诏令孔颖达(574~648年)等编撰《五经正义》,于653年颁行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唐会要》卷77),成了标准的官书。其中《尚书正义》便以伪《古文尚书》为底本,使伪尚书成为一尊,而流散在民间的所谓正本《尚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清朝学者阎若璩(1636~1704年)、丁晏(1794~1875年)等人彻底揭穿了伪尚书的假面具,但还原《尚书》已回天乏术了。
王肃。其女儿嫁司马昭为妻(司马懿是司马昭之父,司马昭长子是司马炎)。所以王肃是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外祖父。
朱熹(1130~1202),他作《四书集注》,造假的节目很多(请参见“《中庸》简介”中的有关介绍),他是儒家造假的集大成者,使造假文风达到顶点,也是中国走向落后于世界的起点,直到出现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才站起来。
05.《春秋》
一.义春讳秋
《春秋》,又称《麟经》(《麟史》)。《春秋》记载了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至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计242年的历史。注释《春秋》的书称为“传”,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称为“春秋三传”。由于后来东周诸侯国的史书均已散失,只有《春秋》留传下来,所以倍加珍贵。
《春秋》“记事”常用一个字,儒生奉为:以一字为褒贬,微言大义,在乎其中矣。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天人三策》:(董仲舒)“《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在晚年作品《春秋繁露》中由“民臣之心”和“孝子之心”推论:《春秋》“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1]刘知几(661~721年)《史通》评说:《春秋》“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此其所以为长也。”他同时指出:“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儒士评说《春秋》是以《春秋》论《春秋》。对孔子而言,《春秋》只是一种载体,并无史实曲直之分,书写天命和仁义礼智信才是本义,所以用“讳”写“义”是《春秋》的一大亮点。对此,董仲舒有深解:“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天人三策》)
二.出处
(一).《春秋》
一说:儒家认为作者是孔子,经常引用孟子(生卒年不详,约前330年左右的人物)的话:“……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司马迁同意此说,《孔子家语·观周篇》:“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也就是说,孔子有权自由出入周天子的密室。
二说:相传由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
三说:墨子(生卒年不详,大约前500~前300年之间)书里说:“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各国皆有《春秋》。钱玄同(1887~1939年)认为,《左传》昭公二年(540年)载:(韩起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即在孔子以前,鲁国早有《春秋》。《春秋》应是鲁史旧闻,如“郭公”、“夏五”之类,都保存了原来的缺简,但在长期转抄流传中,也难免没有改动。《论语》载孔子生平言行甚详,但对《春秋》一字未提。所以《春秋》并非成于一时或出于一人,而是鲁国史官们在两百多年时间里接续编纂,从而出现了一些前后笔调不尽一致的地方。
(二).《左氏传》即《春秋左传》。
一说: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有人认为史上有两个左丘明,还有人认为左丘明是子夏(前507年~约前420年)。
二说:有人认为作者是子夏的学生吴起(约前440~前381年)。理由:⑴.《左传》尊贵季孙氏,而《韩非子》记载,“季孙新弑君,吴起仕焉”,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⑵.晋史尊魏氏,而魏文侯重用吴起;⑶.楚史尊王而贬臣,吴起在楚国受到楚王重用,而大臣反对他;⑷.吴起是军事家,而《左传》擅长描写战争;⑸.吴起为“卫左氏人”。
三说:司马迁、班固和清朝纪昀(1724~1805年)都说作者是左丘明;郑樵(1104~1162年)《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1129年~1208年)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1278~1334年)认为是伪书;康有为(1858~1927年)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
《左传》中有许多古字,与考古得到的春秋铭器吻合,而许多字词含义和用法不见于战国及后世,所以当为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所作。杨伯峻(1909~1992年)考证,认为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三).《公羊传》即《春秋公羊传》
一说:《公羊传》原作者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生卒年不详)。
二说:徐彦(生卒年不详,唐朝人)在《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引用《戴宏序》所述《公羊传》由战国初至汉初的传承关系是:“子夏传予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1]题公羊高,则是“盖著其始耳”。《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高子曰”、“鲁子曰”等语,这说明除公羊氏五代之外,还有其它解经与传经之人。所以,《公羊传》实际是由公羊高于战国初期首创之后,在数百年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经公羊氏历代子孙和历代儒生不断增益补充,至汉景帝时才最后定型并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正式记录成书。
(四).《谷梁传》即《谷梁春秋》
谷梁赤(生卒年不详),旧说鲁人谷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儒生集体讨论整理编著成书,年代不晚于汉初,要晚于《公羊传》。
注[1]:董仲舒(前179~前104年)。胡毋(生卒年不详),汉景帝的儒博士,是首先将公羊师说著之竹帛的人。胡毋与董仲舒同业,两位既是好朋友,又是西汉初最早的《春秋》传授者,且董仲舒很敬重胡毋,在儒士中威望甚高,但不被重用。所以班固伪造《天人三策》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武帝采纳其建议的动机和目的并不是孙景坛所说的“为董仲舒鸣不平、讨公道”那么简单(《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而是继承儒家造假家风,树路标,做广告。
06.《论语》
一.徒孙造神
《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等。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
《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刘熙(生卒年不详,约生于160年左右)在《释名·释典·艺》中说:“《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王充(27年~约97年)在《论衡·正说篇》说:“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
《论语》传到汉朝,有三种版本:㈠.《鲁论语》二十篇;㈡.《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鲁论语》相同,但多出《问王》和《知道》两篇;㈢.《古文论语》二十一篇,没有《问王》和《知道》两篇,篇次和《齐论》、《鲁论》也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西汉末年张禹(生卒年不详,西汉元帝、成帝时人物)以《鲁论》为主,结合《齐论》,合而为一,称《张侯论》,共20篇。郑玄以 《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即今本《论语》。
《论语》以“天”立论,以“天→命→性→情”为演绎魔圈。之后,孔子的徒孙们都学会了“代圣人立言”,孔子思想的中心说也就可以随意定位了。
二.出处
一说: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
二说:学者猜测可能是曾参的学生们编定。[1]理由:㈠.《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最多(与其它弟子比较而言);㈡.有一章记载了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鲁悼公之臣)的一段话,是《论语》所叙最晚的言行。所以《论语》应成书于众手(包括孔门以外的人),至早在战国初期。
注[1]:曾参(前505年~前436年),字子舆,16岁拜孔子为师,称“曾子”。曾子的父亲叫曾点,字皙,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之一。有一个传说是孔子的孙子孔汲(子思)师从曾子。曾子与孔子、孟子、颜子、子思共称“五大圣人”。即朱熹伪造儒家“道统”的依据之一(请参阅“《中庸》简介·朱熹造假的三种方法”)。
07.《礼记》
一.生死有礼
《礼记》主要记载和论述了先秦的礼制、礼仪及解释仪礼,记录了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了修身做人的准则。
汉朝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所收文章是孔子的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士的作品,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西汉宣帝的儒博士戴德(生卒年不详)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成85篇,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共49篇,称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至隋、唐时已散逸大半,现留传39篇;《小戴礼记》则成为今日通行的《礼记》。两书各有侧重和取舍。
《大戴礼记》现存最早的注本是“北朝·北周”卢辩[(生卒年不详,约570年左右武帝时人物)《孔子三朝记大戴礼疏八卷》(北周卢辩原注)]。《小戴礼记》的主要注本是郑玄的《礼记注》,由于注释出色,使《礼记》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重视且取代了《仪礼》。
儒家全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顽固宣扬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在《礼记》中都得到充分反映。但其中有一段话成了“新儒家”的救命稻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可见,《礼记》里有儒家的宏伟蓝图,仅次于“按需分配”。为了实现宏伟蓝图,先要实现“初级阶段”的“小康”目标。为了“小康”目标,先要“谨于礼”。其实,读者只要理解了“天→命→性→情”这一魔圈的含义,就很容易戳穿儒家吹牛的小把戏。为此简单解释一下几个儒家词义:“仁”是执政者的言行天意;“义”是为执政者掩盖罪过;“礼”是要求人民自觉当奴才;“智”是要求官民都要想得开;“信”是要求大家相信执政者的鬼话。
二.出处
一说:郑玄的《六艺论》、陈邵(生卒年不详,约270年左右西晋武帝时人物)的《周礼论序》和唐初(656年)官修目录《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戴圣编定《礼记》。
二说:近代学者研究认为,《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儒士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记”。所谓“学所记也”。西汉儒士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礼记》是由戴圣删定。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修,到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已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者篇数多,名为《大戴礼记》;后者篇数少,名为《小戴礼记》。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戴德、戴圣各自附《仪记》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的原貌。
08.《孝经》
一.孝廉忠君
关于《孝经》的标题,班固在《孝经艺文志》中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即《孝经》之“经”不是经典之“经”,而是天下的大经***。所以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孝经》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忠”是“孝”的发展,并把“孝”的社会作用绝对化和神秘化——“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所以“孝”在封建法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孝经》)
在儒家经典中,惟《孝经》有皇帝批注史实,所以儒士们引以为傲。
天宝四年(745年),明皇(玄宗李隆基)为《孝经》、《老子》、《金刚经》作注。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现存有《石台孝经碑》,碑上镌刻有玄宗行书批注[答李齐古(生卒年不详,国子祭酒)石台孝经表批]:“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亲自训注,垂范将来。今石台毕功,亦卿之善职。览所进本,深嘉用心。”
“批注”背景与命运。李隆基的儿媳妇杨玉环(杨贵妃)736年入宫“孝敬”皇爹,众人难以理解;745年批注《孝经》,诸皇子心服口服;755年“马嵬驿”事件,盛唐转衰。这就是儒经消极作用的社会缩影。比照今日社会贪腐现状,“新儒家”何言以对?
二.出处
今文《孝经》传说出自汉初,河间人颜芝原藏(无法考证,只能当作传说),用通行的隶书字体书写。《汉书·艺文志》载:“《孝经》一篇,十八章”。郑玄为之作注。古文《孝经》传说出自孔子故居墙壁中,用先秦古文字书写。《汉书·艺文志》载:“《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安国为之作注。
一说: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孝经》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即后代儒生润饰加工,归纳整理而成。
二说:因为《吕氏春秋》引用了《孝经》文字,所以最迟不晚于公元前239年(大约增删《吕氏春秋》一字奖千金的时间)。
三说:《汉书·艺文志》记载:“《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即《孝经》为孔子所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以为(曾子)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即《孝经》为曾子所作。熊禾(生卒年不详,南宋末年人物)在为董鼎(生卒年不详)《孝经大义》一书作序说:“曾氏之书有二,曰《大学》,曰《孝经》。”
关于《孝经》的作者,主要有八说:孔子说;曾子说;孔子门人说;曾子门人说;子思说;齐鲁儒者说;孟子门人说;汉儒说。
09.《大学》
一.格物修身
《大学》即《礼记·大学》。朱熹把《大学》分为“经”一章,“传”十章。
粗看《大学》,豪言壮语不少,说得头头是道。细看全文,“格物”就是要求摆正自己的社会位置及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修身”就是“明明德”。必然结果:你自己怀才不遇是“命也”;他人不“明明德”是“过也”。全文核心是“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自己要先明白而且要主动地去格物、修身而达到“明德”。所以“大学”是“礼”的基本范畴,略作“礼”的延伸。至于“平天下”(天下平安,即“维稳”),情也。
二.出处
见“07《礼记》·二(出处)”。
10.《中庸》
一.礼信忠诚
《中庸》即《礼记·中庸》,主要是礼的延伸——忠诚(孝、贤、义与智、仁、勇)。但由于朱熹作《中庸集注》,引用王肃的伪作“十六字心传”,构建儒家假“道统”,尽拍马之能事,先篡改原著的“忠诚”思想为“执中”,再曲解“中和”为“不偏不倚”,使伪《中庸》欺骗世人800年,严重阻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
朱熹造假的三种方法:
㈠.错对中和法。中:从口;上下通,即礼器。本义:中心;当中。延伸涵义甚广,如:正、礼、礼仪、和、内心、内脏、不偏不倚、通“忠”、河南话“中”,等等。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先庚三日者、先事而图更也。”延伸涵义甚广,如:用、常、功、劳、愚、岂、沟(水庸)、城、信任者、大钟,等等。再看朱熹的定义:“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其实“中庸”二字是“礼”与“信”的演绎词语,是由“礼”的外在形式向内心转化而成的“忠诚”精神。儒家的思维模式是“天→命→性→情”,如:《大学》就是由“礼”与“修身”谈到天下平安。《中庸》是由“礼”与“忠诚”谈到天下平安。万变不离其宗,“维稳”是目的。朱熹造假是在“灭人性”上下功夫。
㈡.假中造假法。朱熹超越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儒家要求,将王肃伪作《书·大禹谟》里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作为假“道统心传说”的依据,吹牛造假不着边际:“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
众所周知,尧、舜、禹是传说,汤、文、武是断代史,而盘庚(约前1300年)始用甲骨文,春秋始用竹简,西汉初始用缣帛,105年才有“蔡侯纸”。朱熹的“上古之传”纯属白天说梦话。
㈢.赤膊上阵。朱熹注《中庸》是其思想的一部分,“忠”离不开“孝”,所以在《中庸章句序》中虚构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朱熹这一假“道统”系谱,将儒家精义丧失殆尽,但得到元明清历代皇帝赞赏。自元朝开始,朱熹的经学注释著作成了科举考试的依据,被尊为“朱子”。朱元璋于1369年决定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清高宗于1787年为“紫阳书院”御题匾额。
出土儒简证明:孔子、子游、子思、孟子都比较重视(唯心主义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另外,曾子(该系为孝道派)不是子思的老师,而子游才是子思的老师。子思也不是孟子的老师。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按“不偏不倚”和“临界点”解释《中庸》,自相矛盾。如对“孝、贤、义、智、仁、勇”等儒家概念的解释无法“不偏不倚”,而用“忠、诚”解释则豁然贯通。所以,在“中学语文在线”上《〈中庸〉原文及释文》中写道:“作为儒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历来对‘中庸’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本章是从情感的角度切入,对‘中’、‘和’作正面的基本的解释。”好一个“正面”,误人子弟,望能删除此类毒害学生之文。
二.出处
见“07《礼记》·二(出处)”。
11.《周礼》
一.人财两得
作者通过官制和礼制及经济制度来描述治国方案。《周礼》六官: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周礼》本名《周官》,又称《周官经》。西汉成帝时,刘歆校理秘府所藏书籍时将《周官》列入书目,但缺“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补足。王莽建立新朝,始改《周官》为《周礼》。郑玄作注后,与《仪礼》、《礼记》并列为《三礼》。宋代列入《十三经》。
㈠.人事。
传说由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辅助周王。[1]
在周王和师保之下设三左:太史、太祝、太卜;三右:太宰、太宗、太士。合称六卿。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太史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太祝是最大的祭祀官;太卜管卜筮;太宰类似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太士是神职官吏。六卿下设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总称卿事寮。
六卿之外,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司马是管理军赋;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管理百工职事;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中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五官下设很多僚属,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
㈡.经济。
《周礼》规定,全国的最高土地所有权属于周王(周天子)。在千里王畿(直辖地区)内,由周王直接占有的土地称作王田,封给直属的公、卿等的土地称作采邑。王畿以外的土地,由天子封给诸侯。至于如何将土地分配给民众,有无井田制,学者各说各的理,共识部分是实际耕作者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
㈢.礼制。
一句话:天礼合一,礼法合一,礼为天下。
二.出处
由于在西周、西汉的各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无法找到与《周礼》官职体系一致的王朝或侯国,所以其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成了千年之谜。有关争论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下面简录三说。
一说:《周礼》面世之初,不知什么原因,连一些身份很高的儒士都没见到就被藏入秘府,直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在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献中才发现此书,并加以录目。刘歆十分推崇此书,认为出自周公手作。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是刘歆伪造。
二说:周公旦所著(周公被尊为儒家奠基人——“元圣”)。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论语》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见周公。”
三说:写作年代是春秋时期(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全书的补充定型则是在战国时期。
近代学者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研究等手段,对《周礼》进行研究,认为成书年代偏晚,约作于战国后期。
因此,《周礼》是托“周”之作,并非实录周朝典制,而是为万世立法则。《周礼》六官即六卿,作者的安排是每卿属下六十官职,六卿的属官总数为三百六十,暗含年度。王城中“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等,体现了阴阳五行思想。钱穆(1895~1990年)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周官著作时代考》中评说:(《周礼》)“把整个宇宙,全部人生,都阴阳配偶化了”。
注[1]:关于“太师、太傅、太保”见黔粤行解读《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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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孟子》
一.仁善于政
汉朝以后高抬《孟子》,在于孟子吹捧孔子“集大成”,首次提出“人性本善”论和“仁政”唯心观,三者在理论上第一次使仁义实现贯通,成了唯心“民本”论的悬空支点,无可无不可,正好符合汉武帝“兴太学”、“举孝廉”的主旋律,为封建执政者愚弄民众提供了借口。由此开始,“千古魔圈”中的“天、地、人三道”实现了无缝对接,[1]其魔法并没有随封建制度的灭亡而消失。
孟子和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的观点相反相成,即外儒内法,王、霸道杂之而无法摆脱魔圈。正如《南海康先生口说·荀子》(康有为万木草堂讲学时的学生笔记)中所说:“孟子之后无传经,……二千年学者,皆荀子之学也。”
二.出处
孟子,名轲,在汉代以前的古书中没有孟子的名字,但在魏、晋之后传出“子车、子居、子舆”三个不同的字号,所以其人及生卒年月都是历史之谜。《史记·孟荀列传》: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是最早书本证据。至于《孟氏宗谱》不足为信。
《韩非子·显学》[韩非(前279~前232年)的著作为后人辑集,始于《汉书·艺文志》)]: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2]《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由于孟子其人是历史之谜,其书更是谜了。欲解孟子生平之谜的思路可能在子游的学生之中,孟子的老师也许是子思的学生,也许是子游的其它学生的学生;欲解《孟子》一书之谜的思路可能在与杨、墨论战中,成书者也许是孟子的学生,也许是王肃式的人物。
注[1]:请参阅黔粤行《千古魔圈》,页面网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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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说卦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其发展现状:阴阳变为(二元)矛盾对立统一论,柔刚变为权势术,仁义变为黑厚学。
注[2]:㈠.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与子游、子夏、曾子齐名;㈡.子思是孔子的孙子;㈢.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安贫乐道,但毫无建树;㈣.孟子力主“性善”,重“仁政”;㈤.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好勇任侠;㈥.仲梁子、陈良;㈦.“孙氏之儒”是以荀子为代表(力主“性恶”,重“礼”);㈧.可能是孟子弟子乐正克,也可能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
13.《尔雅》
一.古代辞典
《尔雅》全书共19篇,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辞典”,初衷是为了疏通“六经”。由于从汉朝开始,历朝都有人补充《尔雅》,使其逐步成为阅读先秦古籍的重要工具书。宋代将其列为《十三经》之一,奉为儒家经典。后人模仿《尔雅》著书都带一个“雅”字,故称“雅书”。所谓“尔雅”,(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说:“……尔,昵也;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即规范的共同语言。清代郝懿行(1757~1825年)《尔雅义疏》说:“尔”为“近”,“雅”为“正”,“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正言也。近正者,各国近于王都之正言也”,即“普通话”。由此可见,“雅书”对维护国家统一起到重要作用。
《小尔雅》是《孔丛子》中的第十一篇,托名(汉)孔鲋撰(清人定为伪书,当为汉、魏之际成书),共十三篇,皆补《尔雅》所无,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张揖(生卒年不详,三国时魏国200年左右的人物)撰写《广雅》上、中、下三卷,唐以后分成十卷。王念孙(1744~1832年)《广雅疏证序》评价《广雅》:“盖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则其书之为功于诂训也大矣。”
东晋郭璞(276~324年)撰写的《尔雅注》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最早且完整的《尔雅》注本。清朝郝懿行(1757~1825年)撰写的《尔雅义疏》是所有《尔雅》注本中最详尽的一种。
二.出处
《尔雅》确实与儒家有关,但成书说甚多,令人疑似信口开河,无据可考。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成书于汉朝之初,非一人之手。否则,这么重要的工具书在汉朝之前怎会无人引用或注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