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建明 姜宝莲
中国古代人名，有一特别现象，即有一定地位与文化者，多具有两种称呼：一曰“名”，一曰“字”。和今人相比，多出一个所谓的“字”来。
即有名，又有字，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然而，这一文化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却鲜有学者提及
有名又有字者如孔子，名丘，字仲尼；诸葛亮，名亮，字孔明。老子在《道德经》中论述“道”时，不仅为道起了名，而且也给它取了字。“吾不知其名，字之‘道’，强名之曰‘大’”。由此可见，名与字同时使用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
本来一物一名，足以辨物，一人一名，亦足以辨人，何必又造出一个令人难解的“字”出来作怪呢？我们知道，大凡事物出现两个或更多的异名，不外乎是因地区不同而称呼不同，或处于新旧过渡交替阶段。但是，古人名字共存的原因并非如此，而是有意识地命名取字，这一名一字，即都代表其人，又有不同作用。所以，名与字的产生可能有其特殊原因。
名
人为何有名，东汉许慎说：“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1]汉人的《白虎通义》也说：“人必有名者何？所以吐情自纪，尊事人者也。《论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2]无论是由于“冥不相见”或出于需要“吐情自纪”，都是因人类社会活动所需而产生了名。
文献记载，古人出生三月后命名：“子生三月，则父名之”[3]。《白虎通义》对此解释说：“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咳笑，与人相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4]。取名的内容比较复杂，有按出生日命名，如名为甲、乙者；有依事取名，如姜嫄之子小时曾被抛弃，故名“弃”；有按长相起名者，如孔子头顶较洼，象鲁国的尼山，故名“仲尼”，等等。所以名也可能是单名，也可能是双名。贵族起名，还有许多考究。《礼记．曲礼上》说：“名字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5]这主要是考虑到吉祥的原因，同时，也照顾到“避讳”的问题。因为语言中常用的字，容易为人不断呼叫，这样就显得对贵族不尊重。所以，当“讳”很严格时，帝王们的名字都尽量选择冷僻的字。《秦记》曰“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义，而择淑令，所以祥其名也。”又说“遍告内外，所以昭其名也，书而藏之，所以宝其名也，贱者避焉，所以贵其名也。”[6]古代贵族起名字，即要声名远扬，又恐平民也用相同的名字而随便呼叫，显得不尊贵，所以煞费苦心要选择特殊的名字。
至于命名的地方，贵族也是很严格的。“名之于祖庙者，谓子之亲庙也，明当为宗族子也。一说名之于燕寝。[7]”
从以上材料可以了解古人命名的大致方法，即孩子出生三月，由父亲取名，取名时有一定的风俗和礼仪。
字
字与古代的冠礼关系密切，故先说冠礼。
据《礼记．曲礼》记载：“男子二十，冠而字之。”“女子许嫁，笄而字。”[8]《礼记》是保存大量先秦文献的古书，这里的冠礼，一般认为是周礼，但这种冠礼的渊源更古，孔子以为：“诸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也。[9]” 可见至少在夏代就已经存在了。估计比孔子说的时代还更古老的多。 与冠礼的起源相比，其消亡的时代则比较清楚。唐人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以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10]”说明冠礼在隋唐之前久已废止。
冠礼大致相当于许多原始部落的成丁礼。是一种表示男子已经成年而举行的加冠仪式。加冠以后（女子为加笄），则具有成年人的权力和义务，在社交、婚姻、宗教、分配、战争、参政等方面都与加冠前不同。如《大戴礼．逸礼》：“太子即冠，成人免于师傅，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11]”在法律上也要自负其责了。《左传》曰：“冠而生子，礼也。”都是指加冠前后的不同要求。
古人取字就在冠礼中进行。冠礼既然这样重要，其礼仪也必然十分隆重。在加冠仪式中。就由来宾为其取字。按规定：“冠者立于西阶，东南面宾，字之。……字辞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12]冠者的“字”就这样诞生了。
古人对于字的解释很多：“字者饰也。”[13]“冠而字之，敬其名也。[14]”“人所以有字者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15]”后边我们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名与字的关系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古人命名和取字的过程，原来古人是先有其名，后有其字的。故《礼记．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礼也。”[16]并且，名与字还有一定的关系。《秦记》：“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礼，字依乎名。”[17]字依乎名说明“字”的含义是从“名”上引伸而来的。正因如此，所以二者才有表与里的关系，古人才称字为“表字”。这种关系，导致了“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18]清代的王引之对此很有研究，他在《春秋名字解诂．叙》中说：“名字者，自昔相承之诂言也。……盖名与字，义相比附。故叔重《说文》屡引古人名字，发明古训。”[19]古文字学者已经利用名与字字义相通来研究文字字义了。
名和字最大的不同不是别的，而表现在名字的运用上，即在运用中体现封建礼制中所谓的“尊卑”。古人是依交往双方的地位尊卑不同，来决定用名用字。
《秦记》云：“君之于臣，先生之于门人，名之可也。至于同官之于僚党，同姓之于昆弟，同门之于朋友，可以称其字而不可斥其名。故《公羊传》曰名不如字者，非谓其人之名不如其字尊，乃谓为人所字则近乎见尊，为人所名则近乎见卑也。”[20]也就是说，被人称名，是表示自己比对方卑贱，被人称字，则表示比对方尊贵。所以古时直斥其名是一种不敬的表示。在同辈同事之间，称呼其字，也是表示尊重对方。
这方面的规定古代非常严格。如在君父之前自称时要说名，君父则呼自己的名，这就是“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国君与帝王是最尊者，不能称呼国君之名，所以说“国君不名。”
《左传》曾记载谷伯与邓侯朝见鲁桓公，因国家弱小礼品轻薄而被“贱之，书名。”[21]
名和字的区别最后成了“名者，已之所以事尊，尊者所以命已；字则自己所以接卑，卑者所以称已”[22]的专用区别身份的标志。
到了这一步，名和字简直成了区分社交中地位尊卑的工具。
为了表示尊敬，不敢直呼其名与直书其名的做法古人称之为“讳”，也就是为尊者讳。这种礼制，在中国古代很有影响。
这么说来，我们能不能说：名和字的出现最初就是专门用以区别尊卑？
答案是否定的。
名字之源
名，是事物的称号。当人类产生语言思惟以后，为了区别千差万别的事物，必然对于不同的事物给予不同的称谓，以资区别。对于不同的人也是一样,也要给予不同的名称，才能判明彼此。反映在人类语言中，以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的事物，也就是所谓的“名”，许慎所说：“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则给我们暗示“名”最初与口有关。所以，从人类历史上看，名这外概念产生是相当古老的，在文字产生之前，必然已经产生了无数的名。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语言的产生很早，相比起来，文字的产生可以说是很晚的事了。文字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开端，其本身也有从萌生到成熟的过程。早期的文字是在人类语言和一些图案符号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当文字产生的初期，人类的语言已经相当成熟了。早期的文字当然比不上语言词汇的丰富，也难以反映语言的许多变化，因而也就产生了文字和语言间的差异，即文字与语言有脱节现象。我国汉字的历史虽然悠久，但也少不了有过初期阶段。同时，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表意文字虽有许多优点，但其也存有致命的弱点，即文字繁多，有多少语义就可以造多少字，学习掌握比较困难。在这一方面它不象表音文字只用一定数量的字母，就可以把人的语言记录下来。
可以说，古汉语和早期汉字间的配合是很不协调的，即使现在，汉语和汉字间的这种情况也没完全解决。有些方言中的词语至今无相应的文字。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古代名与字的关系就更易于理解。
在文字产生的早期，孩子出生后，由父母（也可以是其它人）给孩子起名子，这个名子只是用于呼叫，只是特指这个孩子的声音符号，并不急于用文字形式表达它。由于语言的丰富，家长可以给孩子起各种不同的名子，名子可以包罗万象。从襁褓中的婴儿，一年年长大成为青少年的孩子。一直生活在氏族大家庭中，要受到族人的保护和抚养，这些族人都呼其名，而且多数都是其长辈或年令大于他的人。由于这种关系，可以说，多数称呼其名的人都是他应当尊重的人。而且。在这一段时间，由于他是未成年人，还缺少劳动能力或军事能力等，缺少许多成年人才有的权力与自由，在家庭中，只是一个地位不高的附庸人物。
待到成年，即男子二十来岁或女子十五岁时，开始具备许多成人能力，并且要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获得一定的权力和自由。这时举行成丁礼或冠礼（笄礼），冠礼对于加冠者来说，这是一种隆重仪式，以表示其由少年步入成人阶段。加冠以后，在社交和许多活动中，也许要用书面来记录该人之名，所以，就在冠礼上为其取字。古代冠礼中规定由来宾为加冠者取字，为什么要由来宾取字？我们推想，上古时能掌握文字的人不多，这个来宾应当由文字水平比较高的人来担任。但是，即便如此，面对许许多多不同的名字，要用数量有限并且还与语言有不少脱节的文字去附丽“名”的含义，必然也不是件容易之事，要尽力搜寻出一个接近这个语言名字概念的字词去表达它。这个字词，书写出来，就是“字”。字可以与名不同，但两者之意思必须相同或相近。
这样，古时加冠后的人，不但有一个从小就使用的可以用口呼唤的名，也有一个可以书写记录的字。名和字都是一个人的代表符号，一个是声音符号，一个是文字符号，两者间过渡的桥梁就是有共同的涵义。这种双重称号的情况可能会形成一种习俗，进而也会发展成制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日渐丰富，表达语言的能力也不断增强，过去许多难以记录或者难以直接记录的语言声符也能变成文字时，就把名也以文字形式记录了下来。字在使用中可以书写和呼叫，名也可以书写了。但由于传统的关系，虽然有名在先，该人依然要再取一字，名与字就成为同一个人共有的两种称号。
鉴于前述原因，称呼其名者，多为该人长辈，应当尊敬者多。而在对外交往，如婚聘，契约等使用文字处，多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活动，名字的主人受到一定的重视。所以，形成专用名和专用字的区别，渐渐就发展成为对人尊敬称其字，对人不需要尊重则称其名的习惯，久而久之，形成中国古代的用名用字制度。
这其间，女子与男子还稍有区别。女子相对社交活动少一些，主要是成年后用于婚姻媒聘：“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23]这时才赶快起一“字”，以供使用，女子字的使用几乎是专为定亲而取。后世遂把未定亲许嫁的姑娘称为“未字”，或“待字”。已经定亲的称“已字”。女子在出嫁后也不太用字，在周代多被人称为“某氏”、“王姜”、“齐姬”等。这相当于说：“某家女子”、“嫁给王的姜姓女子”、“嫁给齐的姬家姑娘”之类。后世又变为“张王氏”“刘氏”之类的称呼。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名有字，在中国古代，有名而无字者大有人在，其数量要远远大于有名有字者。这些人，主要是社会地位卑下的人，或者是没有读书识字者。
结语
名与字产生与并存的复杂关系，是在古代汉语和早期汉字不能很好地配合的情况下出现的结果。名产生是很古老的，而字的产生应当在汉字出现的早期。这个早期能早到什么时代？传说古帝少昊已经“中挚字青阳。”[24]中国古代的周礼脱胎于殷礼，而殷礼又脱胎于夏礼。看来周代的那种冠礼至少在夏代已经出现相近的仪式。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四五千年前的中国，可能已经产生名与字共存的现象了。
名与字共存的现象发展到西周，文字这时也与语言更加和谐，已经完全没有必要有名又有字，照理名与字应当“统一”了。但是，由于旧风俗及礼教的影响，尤其是封建尊卑等级观念对名字强烈的渗透，使名与字反而更加疏远，更加固化。唐时期，产生“字”的冠礼虽然消失了，但用字制度依然顽固地保存下来，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现代随着封建社会的完结和封建等级意识的削弱，用名用字的旧习也日渐衰落。如今的年轻人取字者已经寥若晨星，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字”是什么东西了。即使年纪大一些的文化人，也对那一套繁缛的用名用字不太讲究了。看来，在中国运用了几千年之久的人名中的“字”，将被历史淘汰，成为陈迹。而名，却要长留人间了。
“字”的产生与消亡，不但反映出汉字发展的早期特点，也折射出古代社会制度的许多变化。通过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对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字有更多侧面的认识。（源自《中学历史教学》2004年第六期。）
[1] 见《说文解字》“名”之条下。
[2] 见《白虎通义．姓名》，浙江人民出版社《百子全书》第六册。此书旧题为《白虎通德论》今用习用名。
[3] 同2见《白虎通论》
[4] 同2见《白虎通论》
[5]见《十三经注疏》中《礼记．曲礼上》
[6] 见《太平御览》卷三六二“名”字条下所引《秦记》。
[7]见《十三经注疏》中《礼记．曲礼》
[8] 见《十三经注疏》中《礼记．曲礼》
[9]见《太平御览》卷五四０“冠”条下所引《孔子家语》。
[10] 转引自王力《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中华书局８０年版，第８９０页。
[11]见《太平御览》卷五四０“冠”字条下所引《大戴逸礼》。
[12]见《太平御览》卷五四０“冠”字条下所引《仪礼》。
[13]见《太平御览》卷三六三“字”字条下所引《春秋说》。
[14]见《太平御览》卷三六三“字”字条下所引《春秋说》。
[15]见《白虎通义．姓名》，浙江人民出版社《百子全书》第六册。
[16] 见《十三经注疏》中《礼记．檀弓》
[17]见《太平御览》卷三六二“名”字条下所引《秦记》。
[18]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二，
[19]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二十二，
[20]见《太平御览》卷三六二“名”字条下所引《秦记》。
[21] 见《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９５页。
[22]见《太平御览》卷三六二“名”字条下所引《秦记》。
[23]见《十三经注疏》中《礼记．曲礼上》
[24] 见《太平御览》卷七九“少昊金天氏”条下引《帝王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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