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打树花的作文:政治与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

——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使共产党的权力触角伸到了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也切实改变了乡村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这样一场上下逐力的运动中，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乡村社会，还有这原本外在于乡村的革命。土改工作队员们正是借助于在乡村的生活场景中，重新阐释革命的逻辑，使得革命一步步成为乡村人日常生活的内容，最终实现了革命的日常化转变。而乡村人也借助于工作队员们的情感动员，以及对革命场景的亲身体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活慢慢向革命靠拢。一种新的革命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开始形成了。   　　［关键词］土地改革 情感动员 挖浮财 革命日常化   　　1948年1月，在临泉解放三个月之后{1}，豫皖苏四地委和四军分区便决定在该县的宋集、迎仙两区进行土地改革试验。为了搞好此次试验性土改，四地委派出了100余人的工作队，在“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斗争恶霸地主”的口号下，用两个月的时间，分四步进行了土改的尝试。而为了响应四地委的号召，当年2月，临泉县委也决定在姜寨、鲖城、黄岭和瓦店四个区的130个村庄进行土地改革，并提出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口号。不过，令革命者们想不到的是，无论是四地委宋集土改试验，还是临泉县委主持的四区土改，都没能取得应有的效果。按照后来革命史的总结，这一“急性土改”失败的原因应该是实践过程中的“过左”倾向引发了社会混乱。   　　四地委和临泉县委此次并不成功的土改尝试，放在20世纪40年代末一个更大的革命背景中，并非孤立事件。1948年2月邓小平的一份有关新区土改问题的报告，反映出像临泉这样带有急性病思想的地方不在少数。“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实与农民有利，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我们南进后，由于对此认识不够，对此估计不足，企图迅速完成土改，确立根据地，五个月的成绩甚微，确犯有急性病毛病。”{2}临泉是刘邓大军南下的主要过境地区以及后方基地，邓小平此处的报告应该也符合临泉的情形。不过，与邓的分析不同，我们认为，急性病的出现并非是策略上的问题，这与共产党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乡村革命认识有关。   　　土地改革如果不是共产党乡村革命的终极目标，那也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环。早在1926年，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就阐述了要以革命的方式解决乡村土地问题的革命追求。{3}一年之后，在毛泽东和邓演达、陈克文共同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的《对农民宣言案》中，更是明确提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的问题。”{4}按照金冲及等人的研究，这样的提法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意思。{5}而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很快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已经明确提出了要以“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方式，“取消封建式的剥削”。{6}这一表述体现了中共推动乡村土地改革的理想追求。而中共自此之后的乡村革命实践也表明，土地问题一直都是其乡村革命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领导开展井冈山斗争的初期，就在湖南酃县的中村和桂东沙田进行过土地制度改革的试点，通过访贫问苦和诉苦会、斗争会发动群众，然后插牌分田。{7}这样的思路也成为此后各地开展乡村革命的典范。   　　到了20世纪40年代，作为毛泽东追随者的地方革命人士，每至一地，都会循着毛泽东早年的足迹开展革命。在他们的意识中，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进行土地改革。1947年冀鲁豫区党委发布的一份贯彻耕者有其田的指示表示的相当清楚：“虽然我们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我们对农民是不熟悉的。农村问题就是农民和地主的问题，而农民和地主基本是土地问题。只有将地主的土地拿出来，消灭了地主封建势力，农民才能翻身，农村基本情况才能改变，才能使封建社会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所以土地改革就是农民的革命运动，不要怕乱，不要想四平八稳按步就班，不要想象出什么运动纳入正规，制造什么阶段论，这样当不了要出岔子，因为这是不合运动规律的。”{8}豫皖苏区党委1948年1月20日也发出了一份近乎相同的指示。在这份《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中，区党委指出“土改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的中心”，要求各解放区“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击退一切思想障碍，展开热烈的土地运动”。{9}四地委在临泉进行的土改试点，显然是受到了这份指示的影响。这也决定了1948年的临泉土改，同样是在“土改工作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的中心”这一认识指导下展开的。   　　毫无疑问，1948年临泉土改的结果，革命者不会满意，但是迫于中央当时同样在调整各地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10}这次并不成功的土地改革只能暂告段落。但土改在革命者的心中，始终是一个近乎神圣的目标追求。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签署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按照此法对其适用地区的解释，临泉这样尚未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地区自然在列。{11}新土地改革法的颁布，为临泉地方当局尽快开展全县范围内的土地改革运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样也为革命者早已积蓄的土改热情提供了释放的机会。不过，两年前急性土改的失败可能令革命者始终无法释怀。于是，为了积累新区土改的经验，在阜阳地委的统一部署下，1950年12月，临泉县首先在城关区的田桥、李庄两乡进行土改试点，并于次年2月结束。后来者对此次土改试点工作的评价是“为全面展开土改工作取得了经验”。{12}在试点工作完成之后，临泉县的土地改革工作随即分两个阶段全面展开。第一阶段从1951年2月开始到6月中旬结束，共完成了姜寨、黄岭、城关、迎仙、瓦店和鲖城6个区，也就是土改报告中屡次提及的西六区。第二阶段从同年9月至11月中旬，其余各区也完成了土地改革。至此，临泉县绝大部分区乡完成了土地改革。   　　从以上简单描述的临泉土改时间历程来看，全县范围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告结束，这样的土改进程不可能是弗里曼意义上的“静悄悄的革命”。{13}而由临泉土改的分阶段发展来看，地方革命者显然不希望新形势下的土地改革，再次像1948年那样出现反复。或许正是出于这一点，革命者对在临泉这样的新区开展土改显得相当谨慎，不仅首先在两乡试点，即使在全面展开之后仍然分阶段实施，有着相当强的计划性。不过，高度的计划性并不表示接下来的土改工作必会是一帆风顺的。这与革命者对土改前临泉社会形势的认识密切相关。   　　1952年，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土改工作团华东区第二团在参加临泉县土改的工作总结报告中，对土改前的临泉社会形势有着这样的描述：{14}   　　1947年刘邓大军渡河南下，八月临泉解放。从那时起到土改前止，敌我的斗争始终激烈地进行着。1948年的反不公找穷根运动，使农民获得合理负担。1949年的反匪反霸运动，打垮了股匪和恶霸头子。1950年临泉大水灾。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生产救灾，镇压了敌人的破坏活动。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把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一步，并使带特务性的政治地主遭到沉重的打击。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运动，农民热爱毛主席，信赖共产党，在各方面俱有表现。全县群众加入五大组织（农会、妇联、青年团、民兵、少儿队）的农民一天多似一天。已经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数量虽属不少，但其组织不健全，斗争力是不强的。地主阶级的当权派（恶霸头子）及其所“养”的土匪，虽在各种运动中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打击程度极不平衡，地主阶级仍有对抗的活动，他们从武装对抗转入经济封锁，有些地区甚至原封不动，地主继续统治农民。在南三区“急性土改”乡，地主进行“倒算”，纂取村政权是很突出的。这就是我们步入阵地时的基本情况。   　　当然，如果仅仅是工作团对临泉的革命形势有这样的认识，或许还不会影响到地方在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政策执行。王广宇作为建国初期阜阳地区的主要革命领导人，他对该地区土改前农村阶级特点的下述看法，对临泉土改中的政策执行无疑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15}   　　根据七县材料来看，农村阶级特点是：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统治势力还很雄厚，其对土改的抵抗也是顽强的；地主阶级在解放后，经过合理负担、剿匪、反霸、生救、治淮、抗美援朝及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遭到严重的打击，特别在镇反中对地主阶级的骨干分子——匪首、反动会道门头子，给予了严重的打击，杀了一批，关了一批，管了一批。反动统治气焰确实下降了，但由于运动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是不够深入，运动是断续进行的。因之，对地主阶级的打击不够彻底，地主阶级的统治根基还依然存在。某些村庄的“中小天下”还是他们统治的，公开的明目张胆的反抗、抵抗没有了，但统治农民、抵抗土改，花样还是很多的。   　　有了这样的形势研判，临泉土改虽然经过局部试点再推广，但其过程必然不会是和风细雨的。后来的《阜阳地区志》编纂者们在介绍建国初年这场有着严密计划的土地改革时，是这样描述的：“农村土地改革具体分四个步骤进行。第一步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宣传教育，调查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整顿农民协会；第二步按照标准划分农村阶级，确定斗争对象，组织阶级队伍，进行清算斗争；第三步没收征收和分配斗争果实；第四步颁发土地证，调节纠纷，复查补课，全面总结。”{16}这样的四个步骤，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就是革命与乡村深入接触的四个场景。而我们通过对当年土改资料的阅读发现，在这四个场景中，无论是访贫问苦还是阶级划分以及斗争果实分配，其间都存在着诸多的变数。而在这诸多变数的作用下，土地改革似乎也脱离了革命者的预定轨道。尽管最后还是大体上完成了乡村土地和财产的再分配，但同时也给乡民的生活带来了深深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固然有着“国家形象塑造”{17}的内容，但更多的则是土地改革中的几大场景，合力改变了乡村里的政治社会生态，改变了乡村人原有的社会生活逻辑，一种高度政治化的乡村社会生活方式开始逐步形成。而革命也由此逐步成为乡村人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最终实现了由一种外在于乡村的政治实践到内在于生活的态度的日常化过程。当然，在革命逐步日常化的过程中，乡村也并非完全处在一种被动位置，相反，农民对革命的反映同样牵动着国家的神经，也正是在这样的关联作用下，革命犹如一匹脱缰野马般奔离了革命者为其设定的轨道。   　　与以往人们的土地改革研究不同，本文对临泉土地改革实践的关注，只是我们观察革命逐步走入乡村社会，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的载体。经由土地改革所呈现出来的革命日常化过程，则需要我们在如下的叙述中慢慢体味。   　　一、感情与政治：乡村人的生活态度   　　裴宜理认为，在中共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情感”在革命动员工作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是以前的革命研究者未能注意到的。并据此提出了“以情感的模式，重访中国革命”的命题。{18}裴宜理虽然提出了情感模式的重要性，但是并未为人们展现这一模式产生的原因。按照勒庞的分析，感情在群体行为中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感情可以传染。{19}莫斯科维奇同样指出：“人群和群体的生活受到强烈感情和极端情感性活动的支配。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智力来控制他们基本的情感状态，所以情况就更加如此。”{20}不过，我们在对临泉土地改革史料的阅读中慢慢体会到，革命动员中对情感问题的重视，应该不会是革命者认识到了勒庞意义上的感情传染性，而很可能是其不得不去适应乡村社会的一种无奈之举。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个道德共同体，感情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也正如费孝通所言，“差序格局”的中国乡村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所组成，而这“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21}这种现象其实并非中国乡村之特例。斯科特在马来西亚一个叫塞达卡的村庄里也发现了同样的道德感情逻辑。“不管一个人是不是富人，只要他是好人，村民会帮他。如果他办筵席，即使他的谷仓里已经有一百麻袋稻谷，村民仍会送他稻谷作为礼物。但是如果他心肠不好，我们就根本不会理会他。”{22}在这样的社会中，村民们往往会通过构建一个道德共同体来约束富者的行为。魏丕信就发现，长江下游的多数省份，都存在着一种地主和佃户之间“相资相养”的关系，只不过在其看来，这是为了“维持一种严密的、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调节的剥削制度”。{23}魏丕信的判断未免过于绝对，在“相资相养”的关系维系中，是无法忽略道德情感作用的。   　　面对这样的感情社会，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念势必会与乡村显得格格不入，如此的情形，在各地的革命实践中多有出现，往往令革命者们难以理解。   　　（一）革命之惑：乡村里的情感纽带   　　阜阳县委在乡村革命的实践中，就曾经遇到了革命无法理解农民感情生活的例子。高堂地主刘龙阁，用软磨硬缠的办法抽回佃户的地。佃户朱文秀在地已被卖了十几亩的情况下，依然是无动于衷，并未求助于驻村的工作组。到夏收麦子的时候，朱与刘之间产生了纠纷，无法解决后才跑去向工作组诉苦，并抱怨道：“不能提啦，说翻身，越翻越深啦，苦越外剥削都打倒了！（原文如此）”同时提出要分麦子，不能白种。这下刘龙阁也火了，便拉着朱文秀要到市政府说理：“官司打到老天爷那里粮食也不能少给一点！”这下可吓住了朱文秀，找到庄里的农会，却无人敢出头。{24}没辙的朱文秀，只能向工作组的张文战求救。张随后就把地主训了一顿，迫使其在农会跟前承认了错误。而令张文战没有想到的是，此时朱文秀却说“没啥，张同志，俺是自己爷们”。{25}一个“爷们”抵消了此前所有的不悦，这就是令革命者无法理解的乡村感情世界。不过，朱文秀对感情的重视，也使革命者感觉到了阶级斗争理念与乡村社会生活之间的距离。   　　我们在临泉作柳玉龙的口述访谈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柳作为当年的土改干部，就谈及了自己发动群众诉苦时的困惑。据他的回忆，很多佃户诉苦并不积极，甚至出现不少包庇地主的佃户，与地主很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他以一个佃户的口吻向笔者述说了当年的情形：“你瞧，我种你（地主）五十亩地，五十亩地你分二十五亩地，我分二十五亩地，你待我又好点。要是打出来粮食，分个庄稼啥的，这秫秸分，这芝麻秸又是花柴（棉花秸）不分呢，光分秫秸。小粮食，这麦打打（指脱粒）弄好以后，就分，一扒两下哩，又是这个秫秫也是这样分，豆子也是这样分。要是芝麻稞里带（套种）几个绿豆和豇豆啦，带那小粮食啦，那都不顶哩分，那就稍微给他（地主）一点他下锅，他吃不多少点。这样，给我哩多，待我好，我不提（指向地主诉苦），我就不提啦啊！”{26}实际上，在一些具体的革命场景里，不仅是佃户会同情自己的田主，即便是一般人对“好地主”的被斗也会抱有道德上的同情。江苏省开阳县朝阳乡六村在斗争地主金福昌时，台下的数百群众便齐声叫喊：“不能打，他原来是苦出来的好地主。”{27}这些都反映出，即便是到了土地改革展开之时，道德情感仍然在乡村人的行为观念中占有重要地位，更勿论是革命之前了。   　　很显然，如果充满着斗争意蕴的革命不能以乡村人理解的方式进入，那么革命的乡村之旅必然会颇多曲折。正因为这样，每每在斗争会召开之前，革命都需要有一个适应乡村感情社会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就是访贫问苦。在我们的意识中，访贫问苦就是革命者适应乡村感情生活的第一步。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被改变的不仅仅是农民的传统意识，革命同样也在发生着变化。经由访贫问苦，革命者所做的并非是改变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分类价值观，而是以一种乡村人理解的方式重新阐释革命，进而实现革命的乡村认同。{28}从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乡村人生活观念的变化，而是革命被阐释成了乡村人生活的一部分，是从“血缘”兄弟向“阶级”兄弟的转变，无论这期间带有多少的意识形态成分，但“兄弟”本身却是植根于农民意识中的。革命动员就是在“阶级兄弟”的发现中，开始了它的乡村感情之旅。   　　1948年3月，刚入张庄的韩丁就发现，村里的土改工作队员往往都不是本村人。“根据回避政策，从小在本村长大并且担任领导工作的人，都被派到其他村去协助进行改组，而这个村则由别的村派人来。”{29}张庄经验反映的是老区土改工作队员的来历，类似这样的情形在新区土改中就表现得更为突出。   　　阜阳地委1950年发布的一份土改试验计划认为，试验土改干部的配备数目，一般要有15个至20个，其中要有区干五六个，乡干、工农出身六七个，知识青年三四个，并要有县委一人直接带队领导，区委书记一级干部当组长，并设一个副组长。{30}这样的人员组成，必然会使得土改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都是区级以上干部。而就新区的干部情形来看，区级干部往往都是出自老区，他们作为工作队员进入乡村后，对农民而言，毫无疑问都是外来的陌生人。我们在临泉县委1951年整理的一份杨桥区土改工作队干部简明登记表中发现，该区总共有110名土改工作队干部，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本县的其他区乡，只有30人是来自杨桥区。{31}虽然县委并没有说明当地工作队成员的组成同样考虑到了回避原则，但是从干部的来源上，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对多数乡村人而言，土改工作队员基本上都是他们面前的陌生人、外来者。   　　阜阳地委1951年的一份土改干部训练计划表明，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在土改中有着不小的认识差别。“区以上主要干部是来自老区，过去的土改经验教训尚未有肯定的明确起来，左的残余不敢放手的思想都存在，新培养起来的干部斗争积极、敢干，缺点是阶级觉悟不够高，部分干部成份、出身不纯，行政命令作风存在，另有一部分干部被地主收买、贪污腐化脱离群众者亦严重。”{32}在地委看来，老区干部虽然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他们的革命立场是坚定的。而新培养起来的干部，则多数出身不纯，与地主阶级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由于新区土改基本上是在农村政权已经基本建立的情况下进行的，这里所指的新培养起来的干部往往就是各村村干。而村干们革命立场的不稳，固然有其对政策理解的不深入，但感情因素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一点，能够在各地发现的村民、村干共同帮助地主分散财产的事件中，体会更为深刻。   　　田桥乡曾是临泉的土改试验乡。而根据一份地委材料透露出的信息，仅此一乡，“受骗给地主保存物质者四十七户，中农六户，乡村干部有十一人，计农会主任一人，武装干事一人，生产组长四人，团支书一人，党支委及小组长三人，农会会员二十四人计分散粮食7743斤，其他有农具，衣物，布匹，棉衣，烟叶，烧柴，被子，银洋，元宝等，使土地关系与农民内部思想上铸成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33}田桥乡还主要是农会会员，与宋集区张集乡的情况比起来，算是轻的了。“宋集区张集乡组长以上干部172人，被地主收买，包庇地主者即有96人，占百分之五十六。”{34}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乡村社会里的感情观念。而地主们则恰恰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土改来临之前，通过各种手段与普通群众乃至村干搞好关系，加深感情。临泉县在西六区的土地改革中，就发现类似这样大打感情牌的地主相当普遍。“王寨乡刘楼地主听说土改，给佃户王纪清送麦6斗，衣服好几件，要他土改时为自己辩护。梁庄地主韩平，在二月初给农协会秫杆1200个，其他过年送肉送麦等则常见不鲜。”{35}有的甚至不仅送东西，还与革命干部及时攀上了亲戚。“姜寨区韩马庄重点乡指导员被韩姓地主收买，并与地主女儿结婚，饱食终日，不管政事，纵容袒护地主盗卖粮食，破坏土改。”{36}类似这样的情况，在革命的解释中，都成了乡村干部成份不纯、立场不稳的表现。不过，在我们的意识中，这样的立场不稳，并非都是出于对政策的不理解，应该更有感情因素的作用。韩敏在皖北李村的发现就颇为明显。“那时，我们李姓干部都想把老李家的阶级成分划得比其应该划的成份低一些。”{37}李家人的这种表现，如果放在革命的解释中，无疑就是执行政策混乱的体现。但是在多数李家人看来，这却又是合情合理的。陈永发亦指出，与本村本土人不同，南下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团，在各地的土改斗争中一般较少亲情的考量。{38}
来源: 《开放时代》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