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打铁花:李昌平的盛世危言

作者：李杨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6823    更新时间：2010-2-8
提要：2000年给朱镕基总理上书的著名乡党委书记李昌平，10年后再度语出惊人：近年连续出台的涉农一号文件，目标与措施不配套，甚至南辕北辙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李杨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10年前，李昌平的仗义执言犹言在耳。2000年3月8日，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痛陈农村存在的严重问题。
李昌平此举震动中央，七常委动情批复，引发了当地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由此引起全社会对“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的关注。
2000年，李昌平当选《南方周末》年度人物。而他的那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也成为对“三农”问题最经典的概括。
此后，李昌平当过记者编辑，在国际著名的农村发展组织香港乐施会有过6年多扶贫实践，现在是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我向总理说实话”10年后，2010年1月31日，就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第7年发布涉农的中央一号文件之际，始终关注“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阐发了另一番盛世危言。
“公司+农户”不能增加农民收入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农村目前的情况与你10年前给总理写信时相比，改变没有？
李昌平：10年来，三农变化很大。首先一个变化是农民负担比过去大大减轻了。第二是粮食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我给总理写信的时候，粮食产量处于一个低谷阶段。第三个变化是，现在农村的医疗、教育、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纳入到了中央财政范畴。但在改变的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你认为，近几年，中央连续出台涉农的一号文件是否针对了农村的问题？
李昌平：最近几年的一号文件细读下来，我发现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特别是提出的目标和采取的措施不配套，甚至南辕北辙。
《财经国家周刊》：请举例说明。
李昌平：比如，有好几年的一号文件目标都是增加农民收入，可后来采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减少农民收入的。
《财经国家周刊》：此话怎讲？
李昌平：1985年以前，农村有很多万元户、专业户，种20亩地，养20头猪就是专业户，就能成为万元户。那时的万元户相当于今天的几十万元户。然而现在，种20亩地，养20头猪，农民能挣几千块钱就不错了。原因在哪？
目前中国政府增加农民收入采取的核心措施之一是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政府文件中所指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就是“公司+农户”，即由资本主导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而非农民主导。最近两年，有开始鼓励和扶持农民将土地流传给公司，农民作为股东和农工，或者佃户和“计件工”。
资本主导下的农业产业化或现代化，利润总是要流向产业高端。那么产业化程度越高，作为产业低端的农民，收益就越小。
《财经国家周刊》：按照你的说法，农业的现代化与农民增收背道而驰？
李昌平：不是这样。因为农业现代化存在多种道路或模式，典型的有两种，即菲律宾模式和日本模式。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的精英阶层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农村和农业。于是，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下乡兼并了菲律宾小农的土地，主导农业产业化，甚至控制了农村金融保险等领域。农民逐步退出农业产业和农村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资本的雇佣农工。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所需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失地和失业农民拥进城市。但50年代中后期菲律宾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大量城市失业农民工不能返回农村了，菲律宾从此由“亚洲典范”国家走向内乱不断的国家。这就是菲律宾模式。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也不是让资本主导农业现代化，而是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协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还分享金融保险、加工、流通仓储、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
菲律宾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已经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学习台湾土改。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农业和农村，我认为是难以走通的道路。
应针对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相应政策
《财经国家周刊》：目标和措施还有哪些不配套的地方？
李昌平：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没有根据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相应政策。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农业发展应分为几个阶段？
李昌平：农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农产品短缺阶段，以追求增量增长为目标。因为增产就可以增收。“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这个阶段的农业政策要点。
第二个阶段是主要农产品供需平衡阶段，以追求价格增长收益为目标，这个阶段增产往往会减收，要想增产又增收就必须追求价格（稳定提高）收益。以水果为例，供需平衡以后，产量增长1%，价格下降5%。减产1％，价格也可以上涨5％。今年广西的香蕉卖两毛多钱一斤，就是大幅增产导致的。山东的大蒜暴涨，主要是大幅减产所致。 “谷贱伤农”，是第二阶段的常见现象。
这个时候怎么保护农民的利益？就需要依靠农民组织了。比如，台湾有七八个生产柑橘的农协。假如预测到某年柑桔要增产10%，就意味着价格将下降50%。怎么办？农协联盟开会，产生一个决议，比如把一级品二级品拿去卖，三级品四级品坚决不准卖。价格比去年高一点，一级品二级品卖完了，钱也回来了。三级品四级品生产果汁，再不行做肥料或往海里倒。这个阶段的农业政策要点是：“技术（质量）密集＋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
第三个阶段是农业高度发达和高度市场化阶段，追求市场份额收益为目标。这个时候农业政策要点是：“技术密集＋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国家产业政策扶持”。美国等国家就是扶持自己龙头产业抢占别国市场份额，如美国扶持其四大农业资本集团占有了中国大豆极其产业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收益。
《国家财经周刊》：目前，中国农业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相应政策？
李昌平：中国1982年实行包产到户，1984年出现局部了“卖粮难”，1985年粮食供需平衡，用了3年多的时间解决了主要农产品短缺问题，农业发展从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加入wto后，不少地方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了。
然而，我们从85年至今，大部分农业政策依然还在第一阶段。始终鼓励农民以追求产量增长为第一目标。虽然也有“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国家扶持”，但，我们走了菲律宾模式，而不是日本模式。我们应该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主导农业产业化，追求的是价格增长收益：应该鼓励龙头企业向海外进军，占有更大的海外市场份额，而不是扶持龙头企业下乡抢农民和农民组织的市场份额。
“如果让我制定一号文件”
《财经国家周刊》：假如让你制定一号文件，你认为应制定什么样的政策？
李昌平：一号文件应该确定的是农业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战略性问题，并不断总结实践，典型引路。
首先，一号文件必须回答清楚，农村基本经济制度还要不要，这个大问题要明确。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两句话在80年代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基本名存实亡了。到底该不该消灭这个基本经济制度？消灭了，那么下一步用什么来替代？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支撑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基石。不管学术界对“土地制度和双层经营体制”如何争论，在政策上这个问题都是必须要回答清楚的，不能含糊的。
第二，要分阶段、分区、分权制定政策。
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要匹配不同的农业政策。我国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农业发展阶段，有的还在第一阶段，大部分在第二阶段，胶东半岛、辽东半岛、海南岛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怎么能用同样的政策呢？东北和西南有着不同的农业体系，几大粮食主产区，要保证的是国家主粮安全，应该分区制定相应政策。
另外就是要分权制定政策，把相当一部分权力放下去，让省市县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制定政策。
第三，一号文件要确定农业发展的主体和道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和主导是农民和农民组织，资本集团不是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体和主导，“公司+农户”不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路径、更不是唯一路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道路。我们到底应该选择菲律宾模式，还是日本模式，或是中国模式？这些三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是政策制定者及一号文件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
第四，要改善财政“支持三农”资金的配置方式，提高财政资金“支农”效率。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多一些一般性转移支付；让条条的权利小一些，让块块的权利大一些；权力配置资源要尽量少，法律配置资源要尽量多；各级人大决策资源的使用，农民和农民组织主导资源的使用和监管，政府要协助农民和农民组织用好管好“支农”资金。
第五，一号文件要在调查研究和试验示范的基础上写。上年的一号文件贯彻执行的如何，要回顾；新的一年应该推出一两个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典型引导，以点带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