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法证先锋的通伯:中国雄狮--中国五大主力野战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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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原计划1950年解放福建全省的。
早在
也只有复苏了这一富庶地区后，人民解放军才能依靠这里的人力物力，进军福建、两广、大西南，继而解放全中国。
另外，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1950年解放全中国，也是基于帝国主义有可能直接干涉中国革命这一考虑。在指示中，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形势的发展比中央和毛主席的预想要顺利得多、快得多。渡江战役，敌人千里江防，一夜崩溃，南京地区的敌军全被歼灭，上海之战，守敌大部分被歼灭，残敌逃掉不多，杭州顺手而得，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蒋介石李宗仁权力之争日趋激烈、明显，美帝国主义自始至终未敢动手，而且似有抛弃蒋介石之嫌。针对上述情形，为了一鼓作气追歼土崩瓦解的国民党军，也为了最后消除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
“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并指示：
“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此准备即可能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同时也指出：“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对于一野、四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也作了相应部署。
提早入闽与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是紧密相关的。对于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这一战略决策，叶飞同志在几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仍感慨他说：“这一战略决策，充分地表现了毛主席伟大的气魄和超人的胆略，充分表现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思想。现在重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感觉更为深刻。”
提早入闽的作战任务由第三野战军的第十兵团完成。
当时第三野战军有4个兵团，15个军共60余万人。三野的第二十四军北调山东，准备攻击由美国军队和国民党军联合驻守的青岛（第二十四军尚未到达时，美军和国民党军就已撤逃）。第七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八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兵团部随即撤销），最强的主力第九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以后渡海攻台，第十兵团则负责进军福建。第十兵团是渡江战役前组建的，下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共10万余人。
第十兵团的干部战士大多数属于山东籍、江苏籍，尤其是二十九军的干部不少就是家住苏南和上海的，眼看着兄弟部队警备上海，卫戍苏南，而自己却要冒暑南征，不免心生埋怨。苏南籍的个别同志闹思想情绪：“跟着管文蔚多好，他是丹阳人，我们就在苏南军区了。跟着叶飞就倒霉了，要到福建去；韦国清是兵团政委，说不定还要跟着他到广西去哩！”
针对十兵团干部战士们的思想状况，
陈毅的一番动员化解了十兵团一部分干部战士心中的埋怨情绪。许多干部战士对于承担进军福建艰巨作战任务有了一种光荣感。他们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门去解放福建，这是对我军的信任。”有的说：“解放了京、沪、杭，好比锯倒了一棵大树，还没有挖根。要不挖根哪，它会发芽长枝，到那时候再动手，可就费劲了！”有的说：
“要刨根，全靠动作快，我们现在不怕敌人多，吃不了；就怕跑得慢，围不上。”
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前委在选择第十兵团进军福建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主要与十兵团司令叶飞有关。同时，为了第十兵团进入福建后开展工作的方便，入闽前，中央和三野特派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任福建省委书记兼兵团政治委员，入闽后主持福建地方党政工作。
叶飞，这位具有菲律宾血统的人民解放军老资格将领，年少时就活跃在闽东大地。曾担任过共青团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共青团福建中心市委书记，参与创建闽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任闽东特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独立师政委。红军长征后，他在福建领导军民坚恃了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领导的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北上抗日，从此他离开了福建，但在福建尤其在闽东，他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正因为如此，叶飞回忆说：“毛主席至少有三次要把他派回福建。”1944年底，毛主席曾电令叶飞率一个主力旅随粟裕主力旅之后，南下浙江西部天目山，横渡富春江，与浙东游击纵队会合，尔后再继续南下浙南，进入闽浙赣老苏区。1945年4月叶飞率部抵达浙江东部长兴地区，后由于抗日形势迅猛发展，叶飞第一次率部返福建的计划被搁置起来了。1947年7月，毛泽东在指示刘、邓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之际，同时电示：“叶（飞）陶（勇）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域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两广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成立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
张鼎丞，福建永定人，早年长期活跃在闽西地区，是闽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担任过特委书记，纵队政委，中华苏维埃土地人民委员和福建省苏维埃主席。红军长征后，他继续在闽西领导军民坚持游击战争，任闽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期间，随新四军北上抗日，从此离开福建。
张鼎丞参加革命早，因而粟裕等尊称他为“张老”。在福建张鼎丞颇有威望，尤其在闽西，老百姓称他为“土地爷”。
由于叶飞、张鼎丞对福建人地两熟，在福建颇有群众基础，因而中央决定派十兵团挺进福建。
未担任警备任务各军于战斗结束后撤至市郊休息，十兵团全部进行入闽准备。
第十兵团于是在刚解放了上海之后，就撤出了上海，集结于苏265州、常熟、嘉兴一带休整，进行紧张的入闽作战准备。
由于三野司令部认为逃到福建的蒋军，都是残兵败将，不会有大的战斗，因此三野原计划只使用十兵团的两个军进入福建境内作战。叶飞不同意三野司令部这一做法。他认为，凭他二三十年代在厦门、福建做地下秘密工作以及后来在闽东坚持3年游击战争对福建的了解，以两个军进入福建作战兵力不足，于是叶飞向华东局和三野司令部建议：以十兵团全部3个军担任解放福州、厦门及福建全省的任务。华东局和三野司令部同意了叶飞建议，并且为防备在解放福州、厦门时美帝国主义的可能介入，进行军事干涉，以二野主力控制浙赣线，掩护第十兵团完成上述任务。
由于上海战役期间第十兵团担负西线作战，伤亡较大，部队经过半个多月战斗相当疲劳，而入闽的准备工作，配备干部、调整组织、政治动员、接管准备，都需要时间，因此叶飞向华东局和三野司令部建议，部队不宜马上出发，先休整1个月。华东局报党中央后，批准了十兵团的意见。
要解放福建，对于第十兵团来说，军事上面临的问题远比接管面临的问题小一些。当时张鼎丞就认为“经营福建的最大困难是干部力量不足。”福建历来有“八闽”之称，自元代开始，就设有建宁、延平、邵武、汀州、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八路或八府。全省共有80多个县，福州是省府，厦门是对外的重要口岸，福、厦都是所谓五口通商城市。因此接管和经营福建，必须有1个省级、2个市级、8个地区级、80多个县级的党政领导班子和业务领导干部。由于解放福建战争的提前，当时张鼎丞手中只有由太岳、太行地区调集来的1套区党委、6套地委专署的4000多名干部，而接管浙江就用了8000名干部。接管干部的不足颇使张鼎丞烦恼，后叶飞给张出主意，通过陈丕显（时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在苏南地区商调了2套市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又从上海、苏州吸收了几百名知识青年，这样共有5000余名干部，可以组成福建省委及各级党政机构。之后，张鼎丞领导接管干部紧张地进行接管福建的准备。
十兵团在苏州、常熟、嘉兴一线休整之际，蒋介石一刻也未空闲。
5月底，蒋介石终于结束了长达半月之久的海上漂流，飞抵台湾。由于对陈诚防务的不放心，他先后居住在阳明山和高雄寿山。初到台湾，蒋氏的心情十分悒郁。
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可看出一些端倪。
烦闷归烦闷，痛苦归痛苦，此时的蒋介石并没有甘心就此输给老对手中共，他还想挣扎，还要与中共再较量。因此就在这“多梦”“睡眠不安”之际，蒋氏又拟定了一个新的防御计划。在计划中，台湾防务为第一，这既是他最后的落脚点，也是他日后反攻大陆的基地。为了守住台湾，蒋氏认为首先有必要守住东南沿海地区，它们是台湾的屏障；其次是舟山、马公、金门、澎湖一线。6月初，江苏全省已被解放，浙江仅剩以定海为中心的舟山群岛，只有福建省还算完整，因而对于蒋介石来说，当务之急，是部署福建的防务。
蒋介石一向重视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建。不仅因为这些地区物产丰富，是台湾的天然屏障，而且因为这些地区紧靠海岸有直接得到盟邦物资支援的便利。早在蒋氏第三次下野前的20多天，他就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见独立第五十师师长李以劻说：“福建非常重要，没有福建就没有台湾。你到福建协助李良荣主席注意闽浙边区、闽粤边区和闽台之间的联系。你所带的独立第五十师是战略预备师，是美械装备，应好好训练，作为防卫福建的有生力量。”1949年5月初，当蒋介百乘江静轮驶离上海，预料该城不久即将陷落时，他对蒋经国说：“中国最佳的希望在沿海的抵抗，藉此可与自由世界维持其联系。”
其时防守福建的国民党兵力严重不足，除李以劻独立第五十师装备精良，兵员充足外，其余全是渡江战役和淞沪战役失败后溃逃到福建的残兵败将，不是缺枪少弹就是少衣无粮。这些残兵败将到达福建后经暂时整编，在福建的国民党兵力共有3个兵团7个军，为：李延年第六兵团暂辖李天霞第七十三军、劳冠英第七十四军、于兆龙第九十六军，该兵团负责防守闽江以北地区；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辖沈向奎第五军、陈士章第二十五军，该兵团防守闽南泉州到厦门地区；刘汝明第八兵团辖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刘汝珍第六十八军，该兵团防守闽西南龙岩到漳州地区。此外还有以侯镜如、方先觉为正、副团长的公署军官团。福建省总兵力不足18万人，统归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
防守福建的国民党士兵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军心涣散，军纪废弛，己无作战的信心。自4月下旬长江江防被解放军突破，5月下旬上海被解放军占领后，国民党一败再败，许多部队自4月下旬至5月中旬20多天中，狂泻2000里以上，惟恐跑得慢，根本无心作战。6月初第二野战军一部长驱进入闽北、第三野战军一部长驱进入闽东后，退守福建闽江以北的国民党部队均不想再战，只想渡过闽江逃往闽南去苟全性命。福建绥署主任朱绍良，蒋介石下野安排在福建的一枚重要棋子，面对残兵败将，士气低落，也不想固守福州。尽管自人民解放军一部进入福建境内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及马公岛一再电令，要他在福州附近构筑一个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作坚强的防卫作战准备。可朱绍良根本就没有在福州建筑半永久性的工事，只是要陈士章在福州西北，要李以圆在福州大小北岭，王修身在福州东北，构筑一线野战工事，应付一下。而且福建的一些元老也反对蒋介石在福州决战，以免地方靡烂，反对最激烈的当属“福建上将”萨镇冰和陈绍宽。
上午9时30分，蒋介石在福州市南郊飞机场办公大楼召开临时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淞沪战役败军统帅汤恩伯，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参谋长范诵尧（兼代福建保安司令），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副司令官梁栋新、参谋长任同棠、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土章，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第七十四军军长劳冠英、第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第一○六军军长王修身、独立第三十七师师长吉星丈、独立第五十师师长李以劻，各军的师长、各师的团长、联勤总部第一补给分区司令缨启贤及其直辖通信兵团、监护团的团长，福州绥署各处处长、第六兵团司令部各处处长与绥署、兵团部直辖的宪兵、警卫、特务、水警等独立团团长，各军各师的副军长、副师长等80余人。此外，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主任俞济时、参军兼福州警察局长施觉民、总裁警卫室主任兼厦门司令石祖德、总裁机要秘书曹圣芬等均行列席。
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严肃地说：“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和共匪作斗争。但想起总理生前的付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胜利。”说到这儿，蒋介石竭力表示振奋的样子，并且脸上露出微笑。
接着蒋介石总结了前段战事，他说：“三年来各战场均失败，主要原因固然是我诚不足以感矣，也由于各级将领无德无能。我己听说了福建守军装备情况，除独立第五十师李以劻部兵员武器充实外，其余全省各军兵员、武器均差得很多。这个问题当前靠征兵、靠美援，俱难济于事，特别武器一项不易解决。美械愈来愈难，国械各兵工厂俱在大后方，每月产量有限，全国分配不足之数相差甚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盟邦美国，自抗日后期由于我国政略胜利，得到美援，美械的装备，六七年以来已装备我军将近100个师，并有其他重武器、化学武器。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目下存在菲律宾及日本冲绳基地的武器有限。盟邦看到我们屡打败仗，将它援助的东西转而送给了敌人，并壮大了敌人，朝野俱有不满，认为援蒋等于援共，真使我惭愧之至。现在武器来源不容易，大家再不知艰难，随便遗弃武器如阔少爷一样，就只有束手待擒。依当前情况，将来美械补充困难，就是国械土造也难如数补充。敌人把我们的武器抢去，部队战力强大起来，把我们的兵俘去，反过枪头来杀我们，的确是我们奇耻。如果大家不下决心，以一死报国，将为百代的罪人。”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语调不觉低沉了下去。然后他眼盯着七十四军军长劳冠英说：“劳军长，你听清楚没有？你所带的部队，就是有人没有枪，何等可耻！各军师长、团长回到部队去，要传达我的指示，人人做到爱枪如命。”
最后蒋介石讲到了会议的主题——固守福建。他说：“守长江及浙江的部队溃退到福建，是在5月上旬。当时敌匪陈毅主力攻上海，只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狼狈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你们任兵团、绥区司令的，只顾逃命，弃盔丢甲，沿途扰民，来到福建。我姑念前劳，未令国防部严加追究。
除裁撤大单位外，把大家保留下来，编余的悉有安置。现在各部队士气不振，军纪废弛，据报当师长、团长、营长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经批准竟擅去台湾。
对福建兵要之地竞失去信心，良可浩叹！大家应该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今后大家要树立雄心壮志，和共匪顽强斗下去。最迟到明年春，世界反共联军就会和我们一道驱逐赤俄势力，清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转达所属，知道我的希望与决心。在共匪未入福建之前，迅速整顿，作保卫福建的准备，用自己热血来巩固台湾，国土就一定能够恢复。”
会上，蒋介石就福建防务作出下列决定：
1、进入福建之解放军，在
2、第九十六军及独立第五十师作收复古田的准备；收复古田后应加以固守，以巩固福州外围据点（古田位于福州西北约100公里，四面皆山，城厢位置很低，乃福州通往闽北至浙江必经之道。蒋介石十分看重古田，认为它是福州外围唯一战略要点，不占据古田难以确保福州，7月下旬于兆龙、李以劻率一部分兵力向古田搜索前进，先头部队受到解放军阻击后，于兆龙、李以劻鉴于第十兵团先头部队已抵古田，“收复”古田已不可能，上报朱绍良请示机宜。朱复电，放弃占领古田计划，李以劻撤回大湖转为守备，于兆龙部也调整部署。于是蒋氏期望占领古田的幻想，也便冰消云散不再重提。
3、第七十三军仍确守平潭岛，加强据点，实行清乡，并封锁福清海口与平潭岛间交通，严格检查。
4、驻漳龙地区之第八兵团、泉厦地区之二十二兵团不北调。闽江以北兵力不足，将由台湾抽调增防，并加强重火力的配置。
5、原决定独立第五十师调金门归还二十二兵团建制暂缓实施，容收复古田后再定。
6、守福州的二十五军、一○六军及七十四军之第二十三师迅速加强工事，近郊要点应构成半永久性工事以资固守，征工征料由福州绥署统一计划之。
以上统由福州绥署朱主任速作调整布置。
后勤补给方面，蒋介石在会议上也作了安排。
（甲）在闽各军，有兵员而武器不足者，由福州补给区迅将存于高雄约两个师的国械装备运闽，先行发给守备连江、平潭之七十二、七十四两个军，其余平均酌量补充，以资应急。不足之数，另行由后方设法调用一部。
（乙）在闽美械装备部队（如独立第五十师）之弹药，尽速由台湾补给区补足三个数。马尾弹库所存之国械弹药，速行发足闽江以北各军，以资备战。
（丙）军粮缺乏，系由船只困难迟误所致，决由福州绥署主任朱绍良与联勤副总司令兼台湾港口司令何世礼协商定运，不得再误。
（丁）部队服装不足情形，限6月底清查确实数量，由福州补给区向台湾补给区补每人一套夏服，此事由第一补给分区司令缨启贤火速办妥，迟误即究。
（戊）马尾要塞重建工程及福州防御工程费用，另案预算。能就地征用者，速行构筑，不得延误。
会后，蒋介石又分别召见了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陈士章、劳冠英、于兆龙、吉星文、李以劻等9人，或则当面打气，或则查问人事，或则指定任务，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多疑、独裁和某些暗中的布置，下面择其要者一述。
蒋介石传见朱绍良时，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1）征询朱对东南行政长官人选的意见。蒋为了拉拢朱绍良为自己卖命，表示他和陈诚都认为由朱担任最合适。朱一听，赶紧表示，恐难胜任，陈诚担任东南行政长官比较合适。因为陈诚熟悉台情，而且过去历任军政部长、参谋总长多年，对东南各省军政人事、指挥调度较为便利。其实蒋氏心中早就定下陈诚充任东南军政长官，他提出此点，不过是试探朱的态度。（2）蒋希望朱绍良在调整部署之后，共军未进攻之前，如情况许可，到闽南视察，并亲到漳州和刘汝明见面，消除前嫌，以示同舟共济之意（刘与朱因一向不在一个战场或地区相处，原无宿怨。5月上旬，刘率第八兵团南窜抵闽北建匝，照理进入福建应受福建最高指挥部——福州“绥靖”公署的指挥，可刘进入闽境数百里，竟不向朱报告情况。后朱派少将高参汤位东到建瓯和刘联络，刘傲慢不理睬。朱绍良为此特向蒋介石控告刘企图不明。后刘兵团的五十五军七十四师李益智部，在南窜途中迷失方向，与该兵团失去联系，擅自窜抵福州附近，朱绍良立即派人收容并想加以改编。这颇让刘恼怒，向蒋告状。因此刘入闽近两个月未与朱主任照面，连电报往返也很少。刘朱矛盾很使蒋介石不安，他认为这不利于守卫福建。（3）蒋要求朱绍良认真督饬各区专员、县长，加强地方团队，利用党团骨干征集志愿兵，配合正规军作战。（4）蒋要朱对于地方参议会，一面要设法“诱导”，叫他们不要轻率提出反政府的意见；一面亦要立威，对在地方上有煽动行为者，加以严厉处置，借以慑众。（5）蒋再次对朱绍良说明福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希望朱在战前多加计划、部署，并实行督战，以稳定局势。
接着蒋介石传见了汤恩伯，要汤对福建备战作全面性的计划，分“大陆要点守备”与“沿海岛屿守备”两案具报，并要求汤在共军未继续南进前，着重乘舰沿海岛屿布防，加强督练，整饬官兵颓唐现象。
蒋介石最后传见了独立第五十师师长李以劻，谈的内容比较多。李以劻在淮海战役期间，是蒋介石派到前线战场去的战地视察官，这种“监军”明查暗访，有事均“直达天听”，颇有“钦差大臣”的特殊使命，是蒋氏的一种特别耳目，一般只有亲信才可担任这类差事。
蒋介石首先要李报告自离开总统府半年来在福建地区所见到的重要事情。然后蒋问道：“据报朱一民主任每天醉酒吟诗，对备战很松弛，是否属实？”
李回答：“他饮白兰地酒是经常的，但不很醉。得空时，爱和福州官僚、文人聊天，有时和省府秘书长曾小鲁吟吟诗。他对福建备战，不很积极。表面看来很平静，但对守住福州信心不大。两月前李汉魂（时任李代总统府参军长）来榕，朱要我作陪。席间李汉魂对朱说，历史上守福建没有成功的先例，劝朱注意调整部署。朱当时曾表示：‘国家成败兴亡定于数，非人力所能挽回’。前月萨镇冰、陈绍宽、了超五、何震等人向商人筹款，组成福州市民自卫队300人，目的是在将来国军撤退前后，由自卫队临时维持治安。
这件事，事前是得到朱主任默许的。如今校长要我们死守福州，上述这些事情，请校长估计一下。”蒋听后亲自记下。
蒋又问：“加强福州工事问题，我一再向顾总长说过，要国防部赶快进行。也一再函告朱一民加紧构成半永久性建筑，作持久战打算。但是据报，福州工事做得太差，没有一点计划。是否征工征料难，还是福州绥署不奉行我的指示，到底是什么原因？”
李回答说：“在福州外围，野战工事有了一点，但很薄弱。有计划的守备问题，福州绥署并未明确区分任务。至于半永久性筑城一点没有。福州市长何震说，在福州做工事，征工征料不易，除非政府拿出钱来，再说即使有了坚固工事如上海，又能守多久？”蒋介石听到这儿，一边摇头感叹，一边问何震的出身及其平日言行。
蒋问：“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自由国防部史料局长调回福建以后，据报有厌战论调，并曾多次向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你听他讲过这些话么？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你在陆大肄业，听过他的课么？你谈谈他的情况吧！”（注：1950年吴石因福建特务头子王调勋告发有通共嫌疑，被蒋介石杀害于台北。）
李小心地回答说：“1940年我考入陆大时，吴已调走了，没有听过他的课。1942年我从陆大毕业，回第九战区工作，路经广西参加柳州陆大同学聚餐时，才和他认识。1947年我在国防部工作时，曾与他见过几次面。他是从战略上来谈勘乱问题的。他认为长期打下去，会把我们拖败，在战场上要想三年五载将共军消灭实不可能。因战线长、战场宽，在江西围剿三年尚不成，何况今天共党羽毛已丰乎？”接着李义报告一些吴石的近事，他说：“今年5月底他来福州，不久邀我至他家中吃饭，当时他说过：福州易攻难守，最大的地障是背靠乌龙江；福建是山岳地区，便于打游击，而打游击又是共党的起家本事，我们的游击本领比共党差多了。又说，从三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的国民党，无可战之将，亦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绥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也是个饭桶。又说，当今之计，从政略、战略、战术、战斗诸方面看，一线之望或可持久者是守岛屿，因共方无战船不能水战。”蒋听后急忙记下。
蒋又问：“福建省参议会在我引退时，据报曾策划反对征兵，连招募志愿兵也反对，是否属实？他们也曾主张过‘闽人治闽’和‘联省自治’，是否属实？福建人对中央还有什么不满的？”
李说：“福建省参议会议长丁超五及大部分省参议员，排外心理很重。
唯闽南、闽北两派地域观念的隔阂，在意见上也不完全一致。总的说来，以闽北人尤以福州的土绅、官僚、政客、退投将校为甚。例如去年年底校长派我来福州兼任师长时，当时在南京和福州就有许多人骂过李良荣主席，认为李丢尽了福建人的脸，在福州成立一个独立师，还要用一个广东人来当师长。
今年春天，总统府参军施觉民调兼福州警察局长，第三局高参于天宠调任闽北师管区司令，参议会均大加反对，认为‘福建人只配当兵，不配当官’。
他们说，福建成为浙江和其他外省人的殖民地了。又说，‘真奇怪，共产党对福建人不轻视，还出了一个邓子恢任中原政府主席，在国民党则空空如也，连本省主席也要外省人来当。国民党对福建人薄待至此，这种兵还能应征么？’这些事情，与守福建、守福州的困难是分不开的，请校长注意这些言论的影响。至于‘联省自治’或福建自治问题，在校长引退以后，他们认为大势已去，朝廷无主，只有各自为政。这种论调在3月间还有所闻，近月来却没有听到了。”蒋听后略记了记。
蒋又问：“李司令官（李延年）对战局信心怎样？吃大烟的瘾戒了没有？是否还常常搓麻将，他有什么困难？”
李说：“近月来，李司令官的思想十分消极悲观。他前月告诉我：自总统引退后，人心大变，战也亡，不战也亡，这是中华民国的国运问题。现在福建尽是败亡之将，惊弓之鸟，只知上骗总统，下压官兵，对上浮报，对下克扣，打起仗来只知保全性命。至于他本人，生活腐化，校长是清楚的；他到福州后，仍喜欢吸大烟，打麻将。不过他打仗有办法，算断敌情比较精确，气量较宏，统驭上也较服从。李本人对总统是忠实的，但对陈总长（陈诚）则非常不满，在思想上亲何（应钦）、轻陈的倾向是一贯的。他非常担心日后陈诚作他的顶头上司不放过他。”蒋听罢频频点头，没有作记录。
上述对话中，蒋氏前一个“据报”，后一个“据报”，可见他所“据”的“报”不止一处。蒋氏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一向喜欢设置层层种种特务组织，从各方面监视所属人员举动，同时又让他们相互监视，以便控制。当局势于他不利之际，他更加疑神疑鬼，连部下的饮酒吟诗，全在他监察范围之列。这成了他极权统治的一大特色。
李以劻谈完李延年情况后，蒋介石说：“时间到了，我不进城了。原想进城巡视，看看福州父老的，容下次再来吧！”说完他又转身问：“还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
李说：“关于收复古田之事，这个任务比较困难。九十六军是杂牌军，构成复杂，兵员装备又不充足，即使攻下古田，只怕也难固守，当前福州外围兵力单薄，加上军粮不足，补给线太长，攻守都有困难。校长不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目前共军正在休整，这是共军作战惯例。我们守闽江以北的部队有8万之众，如果在陈毅主力未入闽进攻福州之前，有计划地将主力撤过闽江这一条非常不利的地障，逐步抵抗至闽南，这对持久作战很有利，对巩固台湾外围，更有实际效果。我向校长提出这些，并不是怕死，而是从大局着想。”
蒋介石听完，叹了一口气，说：“你当我的学生，难道不知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么？没有军队还有国家么？保存军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入共匪手里，其政治影响甚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他们知道福州失了，就更误以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了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是必须死守的。希望你体会我的心事，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地也可以生。同时，你应明白，我们政略是成功的（意指依靠美国），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
蒋说完了一番聊以自慰又慰他人的话以后，下午3时，由朱绍良陪同赴飞机场。3时30分，“美龄”号飞机起飞离开福州，朱绍良赶紧宣布“各回原防，听候具体指示后行动。”
根据福州会议精神，
朱绍良原是蒋介石心腹人物之一，这次之所以被撤，一则因为他对福州防务不甚尽心。福州会议后，朱绍良对构筑半永久性工事仍不热心，这主要由于他对坚守福州没有信心，认为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南有乌龙江、东临大海，背水之地，如何能固守？何况福州贫困，征工征料很是困难。另则据李宗仁说，朱的被撤是因为7月下旬朱绍良对李的福州之访太过热情，因而引起了蒋的猜忌。其时李蒋争权已白热化。李事后回忆说：“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人了。”
蒋介石撤销朱绍良委任汤恩伯之时，李宗仁代总统一无所知。事后蒋派一秘书到广州，要阎锡山的行政院对汤恩伯出任福建省府主席兼福州绥署主任予以追任。
李宗仁对此极为愤慨，当即对阎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面前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介石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任既成事实，实在太不像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作主席。”
阎锡山苦笑着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李宗仁只好再次忍气吞声，一个星期后，李宗仁副署任命。
蒋介石一心固守东南沿海和台湾，是以牺牲华南为代价的，这必然引起一部分南迁广州的国民党要员和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反对，这样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守粤之争。
南京政府南迁广州以后，守卫广州这个临时国都遂成了问题。国民党南迁要员和两广地方实力派，都认为保卫广东远比据守沿海某些据点重要得多，希望蒋介石将嫡系部队调到大庾岭以北地区，与白崇禧所指挥的兵力紧密联系，并肩作战。
对于国防部如此军事部署，吴铁城大为不满，没等萧毅肃发言279完毕，他马上站起来说：国防部这种兵力部署，根本没有保卫华南或广东的决心，为什么汤恩伯部从上海撤出时，不移军广东，而撤到福建沿海？刘安琪部从青岛撤出为什么远去海南岛而不调驻粤北？从这些部署看，国防部只准备守住沿海一些岛屿，从来没有制订保卫华南的整个军事计划。吴认为国防部的做法是“本末倒置”。最后吴铁城责问：“我愿意知道，国防部这样部署兵力，究竟是谁的主意？”
吴的一番责问，使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和参谋总长顾祝同面面相觑，不吭一声。接着马超俊发言，他也同意吴铁城的意见。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最后顾祝同不得不说：“所有部队调动和兵力部署，以及有关构筑防御工事，都是由总裁亲自决定的。”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蒋介石如此军事部署，不仅是为自己留一后路，同时也是想置令他头疼的桂系李、白军于孤立境地，借中共之手将其消灭。
李代总统很清楚蒋氏的用心，这之后李宗仁三番五次逼蒋介石更改军事部署。7月中旬，蒋介石赴粤后，李宗仁就守卫广东问题与蒋当面摊牌。蒋答应考虑后再说，而实际上他从未考虑过更改军事部署。
这之后，李宗仁多次重提防守广州问题。蒋介石虽然声称广州保卫战是“决定最后成败的一战”，而实际上他已命退至海南岛的蒋家军胡琏兵团向闽南靠拢，致使粤北门户洞开。
在此之前，第二野战军的杨勇兵团驻扎在上饶，以一个师前出南平。6月上旬，叶飞派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梁灵光率领一个工兵营为先遣队进抵建瓯，同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建立联系，了解情况，整修公路，筹措粮秣。
福建是东南沿海地势最高的一省，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0％，因而进军福建的最大困难就是交通不便，武夷山、洞宫山、雁荡山、仙霞山、括苍山等高
河道也因水急，土石壅塞，大多不能利用，就是能利用的几条河道，船只载量也极小。
先遣队的任务十分艰巨。他们先乘汽车出发，途经嘉兴、杭州、衢县到浦城。由于浦城以南公路已被敌人破坏，先遣队不得已改为步行，经水吉、建阳等地，
曾镜冰，海南琼山县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1933年4月到闽北，以后在黄道同志领导下，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新四军北上后，曾镜冰留在福建坚持斗争，1938年后任福建省委书记，以后任闽浙赣省委书记，被选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在福建仍坚持武装斗争，任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先遣队与曾镜冰领导的游击队会师以后，6月底在建瓯县城广场召开庆祝会师大会。这次大会推进了福建人民群众踊跃支前。会师后，曾镜冰和当地其他领导同志在听取了梁灵光汇报后，立即进行了研究和布置：黄■禹配合后勤先遣组负责支前粮草工作，粘文华负责支前交通工作，苏华同志潜入福州收集敌情和做好接管福州的准备工作，曾镜冰则亲自出任建瓯军管会主任。
先遣队的果敢能干为十兵团大军南下扫清了障碍。
十兵团大部队
时值炎夏，一路上十兵团广大指战员行军十分艰苦。古语云：六腊月，不动兵。何况广大指战员还须身负数十斤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爬山越岭。
艰苦的行军使十兵团每天因中暑而非战斗减员的人数不断增加。
福建北边山区多是老革命根据地。一路上，十兵团不断得到闽北山区游击队的帮助。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就创建了闽西革
命根据地，在这里举行了著名的古田会议。1929年毛泽东曾写了一首诗记录这段光辉历程：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叶飞部队进入福建境内后，人民游击队就主动为部队当向导，侦察敌情，配合作战，山区人民也动员起来，为部队筹集粮草，修桥筑路，还在山村路口摆下茶水站，热情欢迎解放大军。
行军尽管艰难，在人民游击队的支持下，在胜利信念的鼓舞下，第十兵团于7月下旬胜利到达建瓯、南平、古田地区，并立即展开了对敌进攻的准备工作。根据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和福建的敌情、地形、交通条件及我军状况，叶飞、韦国清决定，首先围歼福州守敌，控制福建中部，打开局面，然后乘胜南下，续歼泉州、漳州、厦门地区之敌，解放全省。
福州是福建的省会，又名榕城，当时人口50万，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之一。福州位于闽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形易守难攻。7月初，当十兵团大举入闽后，蒋介石坐卧不安，又一次从台北飞临福州，亲自督战，并将李延年的第六兵团计6万余众全部布防于福州及外围山区，又火速从台湾运来第五十二军刘玉章部的第二十五师一个加强团附山炮团一连，增防马尾港，以保障福州与闽江口的交通要冲。蒋介石打算阻滞共军于福州外围山区。事后证明，蒋介石的这一如意算盘并不如意。
进攻福州的作战方案当时叶飞拟定了两个。
一是采取大迂回，断敌陆上、海上退路，向南迂回，占领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分割福州朱绍良兵团和厦门方向汤恩伯兵团的联系，截断福州之敌从福厦公路南逃的退路。执行这个方案的困难较大，因为向南迂回的部队，必须从尤溪出发，翻越百余公里崇山峻岭，然后从永泰钻出来，攻占东张，才能夺取福清、宏路。这一路全程200多公里，山多，山高，没有公路和大路，只有山路小径，不能携带大炮、山炮，只能轻装。
一是向东迂回，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退路。
两个方案相比较，前者不但艰苦，而且非常危险。担任攻占马尾任务的部队，只有2天路程；而选择第一方案，部队则必须走5天，武器弹药不算，每人还需自带5天粮食，翻山越岭，天气酷热，长途跋涉，部队必然十分疲劳，以疲惫之师，插入福州、泉州之间，一旦遭到敌人南北夹击，必将全军覆灭。但如果采取第二个方案，虽然比较稳妥，但由于没有大迂回占领福清、宏路，不能断敌陆上向南退路，即使追得再快，也不能顺利通过闽江桥，渡过乌龙江，这样可能会变成赶鸭子，无法全歼敌人。
叶飞与张鼎丞、韦国清再三权衡后，决心采取第一方案，实行大迂回，在福州外围撒下一张大网，以求全歼福州之敌。
右路，二十九军从南平出发，翻越沙县、永泰大山，之后强渡闽江，沿江南岸长途奔袭500余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敌后，在闽中游击队配合下，连克永泰、福清等重镇，控制了福厦公路，截断了福州之敌和厦门之敌之间的联系，并堵截了福州之敌南逃。
中路，二十八军，担任由古田向福州正面攻占的任务。
左路，从古田出发，担任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逃路的任务，得手后即由马尾向福州攻击前进。
英雄的济南第二团，在夜袭马尾港战斗中，犹如神兵天降，一个团的敌人还没来得及穿上裤子就被歼灭了。被俘的蒋军军官事后沮丧他说：“开始听到枪响，以为是自己的队伍又在搞什么演习啦，后来清醒过来，已经晚了！”
16日，十兵团三路大军己兵临福州城下，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福州国民党守军仓皇分路钻隙向厦门、平潭岛逃窜，沿途迭遭人民解放军伏击，损失重大，溃不成军。独立第五十师亦宣告起义。这时，朱绍良、李延年眼看要当俘虏，便不顾蒋介石的“死守”命令，匆匆爬上飞机逃往台湾。
17日拂晓，第十兵团向福州发起总攻，守敌一片混乱，很快福州城被拿下了。福州解放了。
第二十九军乘胜追击和堵截福州逃路，经连日追堵，至23日，仅7天时间，就将逃敌大部歼灭于福清西北地区。福州战役胜利结束。
福州战役，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计歼敌福州“绥靖”公署，第六兵团，第二十五军军部，第九十六军军部，第四十师，第一○八师，第二○一师，第二一二师，第二一六师，第二一八师，第三一八师，独立第三十七师、独立第五十师等部，共35400余人。十兵团伤1789人。福州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解放福建全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三、漳厦之战
先金后厦，还是先厦后金？叶飞颇费思量。重兵守厦门，蒋介石企图最后一搏。蒋经国说：美国的白皮书，是宣布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并暗示如何料理后事。张发奎劝李宗仁做张学良、杨虎城第二。李宗仁忍无可忍，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严辞训蒋。叶飞说：我一生打仗走过两步险棋，攻打厦门算一回。汤恩伯本是瓮中之鳖，但侥幸从海上逃脱。
福州解放后的第三天，即
与福建军区建立的同时，福州市成立了军管会，第十兵团政委韦国清担任军管会主任，负责接管福州工作。叶飞则率十兵团主力继续南下，肃清闽南漳泉地区之敌，尔后再向厦门，金门两岛进击。
福州失守后，蒋介石急忙重新调整了指挥系统，撤销了福州绥署和第六兵团建制，由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八兵团、胡琏十二兵团和李良荣的二十二兵团，并将兵力收缩防守厦门、金门、漳州和潮汕等几个大据点。蒋介石如此部署兵力，目的是希望凭借厦门海岛的有利地形和要塞原有的永久性工事来抵抗共军的进攻。
福州战役结束后，第十兵团主力即位于福州、福清地区进行短期休整。
同时第十兵团司令叶飞令第二十八军一个师渡过闽江，向甫推进。在闽中游击队的配合下，至9月中旬，先后解放了惠安、泉州、蒲田、安海、围头、莲河、平漳、南目等广大地区，为十兵团主力南下开辟了道路。
为了贯彻解放福建全省的既定决心，第十兵团部决定迅速率主力南下组织漳厦金战役。
依据闽南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第十兵团司令部决定漳厦金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歼灭以漳州为中心的厦门、金门两岛外围陆上残敌；第二阶段歼灭厦门、金门等岛上残兵。具体部署为：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一部执行第一阶段作战任务。第三十一军进至南安、安溪地区集结后，分往同安、长泰，直趋漳州，横扫该地及厦门以西、以南陆上各点守敌，不使其逃入岛上；第二十九军一部由泉州以南地区出发，攻歼厦门以北澳头、集美等地守敌，以配合第三十一军肃清大陆残敌。第二阶段作战任务区分为：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主力会攻厦门，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各以一部而以二十八军为主攻击金门，并争取同时击破两岛。另为扫除我军南下作战的海上障碍，并为金厦作战准备船只，决定以第二十八军主力及第二十九军一部于战役发起前攻下平潭岛。
部队在休整期间，依据新的作战任务和福州战役的经验进行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深入动员，使全体官兵进一步树立“解放全福州、建设新福建”的决心和信心，迅速整顿了战斗组织，安置了伤病员。
为了锻炼部队适应海上作战，南下时叶飞特命令第二十八军两个师沿海南下。
第一阶段作战十分顺利。第二十八军主力经过约半个月的渡海准备后，
第一阶段作战，十兵团共歼敌2．3万余人，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形成了对厦金两岛三面包围的态势。
第三十一军先头部队越过九龙江后，在南靖西北与坚持敌后斗争的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八支队胜利会师，率队前来会师的是边区纵队参谋主任王汉杰。其时，边纵司令刘永生已率领一、二、七团西去江西会昌，与南下的四野大军会师。在此之前，边纵在闽西的部队已解放了武平、连城、清流、丰顺、龙岩、安溪、永清、漳平等县。会师后，边纵积极配合第十兵团解放了平和、漳浦、云霄、沼安等县城。
闽粤赣边区纵队在敌后坚持武装斗争长达30余年，到漳厦战役发起时，队伍已发展为2000余人。司令员为刘永生、政委魏金水、副司令员铁坚、副政委朱曼平。与三野会师以后，边纵分别受福建军区和广东军区领导。
边纵司令刘永生，福建上杭人，因长期坚持地下斗争，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在闽粤赣边区，他的大名妇孺皆知，群众给他编了不少故事，而且越传越奇。早在1927年，刘永生就参加了闽西农民运动。1928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参与著名的金砂暴动。之后，他担任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长兼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独立团团长、独立八团团长、永东游击司令员，打了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留在闽西南继续坚持斗争，担任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总队总队长、王涛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粤东游击支队支队长、闽粤赣边总队总队长、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会师以后，刘永生调任兵团兼福建军区副司令员。
第十兵团在结束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后，开始准备实施漳厦战役中更艰巨更关键的第二阶段作战：攻打厦门、金门二岛。
厦门为福建南部的重要军港和商埠，当时人口约17万，靠大陆较近，海峡最窄处约
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
据史书记载，宋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就在名叫鹭屿的海岛上筑塞设防。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为了抵抗倭寇侵扰，江夏侯周德兴奉命在鹭屿建造城堡，命名厦门城，取大陆如华厦，鹭屿即门户，坚守门户保大厦之意。同时，在鹭屿东面的浯州屿筑城，命名金门城，取金汤永固、雄镇海门的意思。从此就称为厦门、金门两岛。明清两代都有重兵驻守，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都在这里战斗过，明末清初，公元1646年，郑成功起兵于浯州、南澳抗清，并于公元1661年，以厦门、金门和漳州部分沿海地带为寨，发战舰数百艘东征，收复台湾。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军始终把厦门岛作为重点进攻目标，先后两次进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为大举入侵东南内陆，早在1938年5月就占领厦金两岛，直至被迫投降之时，才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收回。
厦金两岛的重要性，国民党是十分清楚的。当时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说得很清楚：“金厦的得失，对台湾国军进守之势，均有莫大的影响”，“本省（指台湾）应该尽一切的力量，来支援金厦战事，以保全这一个重要的反攻基地。”
蒋介石的确是拼凑了当时所能收罗到的“一切力量”投向金厦。
厦门守敌为汤恩伯集团五十五军全部、一六六师及六十八军从漳州方向逃来的余部，总兵力近3万余人。具体部署是：以装备充足的七十四师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一八一师守东南面；以二十九师1个团和要塞守各总队，六十八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二十九师两个团守鼓浪屿。在阵地编成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敷设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
为了给厦门守军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地从台湾来厦门“巡视”，还由台湾派来劳军慰问。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三五年没有问题”。
对于厦门，蒋介石一向是看重的。自
早在上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就曾对汤恩伯说过：“台湾为民族复兴的基地，舟山、马祖、金（门）、厦（门）等地至为重要，必要时应增加其守备。”
之后，蒋介石一再督促汤恩伯加固厦门的工事，作好固守厦门的计划。
1949年8月，厦门危在旦夕已令蒋介石坐卧不安，然而更令他焦虑的是，在这个危难之际，他的美国主子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并且宣称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出去。
在白皮书中美国对中共伸出了橄榄枝，表示如果中共政权不倒向苏联一边，美国将会尊重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同时美国也表明，如果中共威胁到美洲安全，美国将不能坐视。
已经摸清了美国脉搏的中共断然对此不予理睬。毛泽东在北平连续执笔，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予以批驳。毛泽东指出：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
白皮书的发表，对蒋介石不啻是雪上加霜，他深怨美国“自断其臂”。
他以美国的左膀右臂自居，甘愿为美国的霸权效力，怎奈美国主子嫌他无用，把他一脚踢开。他哀叹道：“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
白皮书的发表，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强烈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蒋介石批判白皮书。蒋介石深知保台湾还要依靠美国，因而他只好采取打落门牙吞下肚的办法，回答说：“不必了。”同一日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其实，蒋介石对美国的白皮书一直未曾忘怀。
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这之后，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蒋介石的心情也愈来愈沉重。首先是他关心的东南沿海局势越来越糟，共军已发起漳厦战役外围之战，而且进展神速，9月底已抵厦门城下。其次西北战场一败再败，
李宗仁怨恨蒋介石不无道理。自蒋介石在内外交困时把一堆烂摊子丢给李宗仁后，他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李代总统施政的于293
扰。和谈问题、江防问题等等都因蒋介石的插手而使李宗仁下不了台。李宗仁深感，只要蒋介石一日不放权，他一日就不能有所作为。南京失守后，为了表示抗议，李代总统决心撤手不管，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不理朝政。
当时的蒋介石见李宗仁真的动了气，而自己亲自赴穗主政又名不正言不顺，于是策动国民党元老居正、阎锡山、李文范3人随白崇禧赴桂林促驾，并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中首先指责李说：“现在党国处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理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来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除了出国一事“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外，从今以后“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问闻”，一切军、政、财权均可由李掌握，一定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
蒋介石的话说得十分诚恳，保证也作得十分郑重，李宗仁不由得再次动心，决定
对于李宗仁的幼稚，刘斐曾当面讥讽说：“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人想把它捉住，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个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
果然李宗仁赴穗主政后，蒋介石自食其言，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在马公岛遥控军政大权。更有甚者，
16日，“非常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亲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此时蒋介石已由幕后走向台前，再次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之后，他就积极策划牺牲华南确保东南的阴谋。
对于蒋介石的为人和险恶的用心，桂系和粤系的许多重要人物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纷纷要求李宗仁扣留蒋介石。其中呼吁最激烈的当属张发奎。
张发奎作为粤系人物的名将和汪精卫的旧部下，对蒋介石一向深怀戒心。凭着他对蒋介石的了解，深感蒋介石决不会允许李宗仁独立支撑两广局面与他分庭抗礼，而要想保卫两广必须去掉蒋介石从背后的掣时，最好的办法是将蒋介石扣留于广州。
程潜起义后，广东已岌岌可危，张发奎再度向李宗仁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一如当年张学良、杨虎城之所为。你是代总统，居于合法地位，而蒋介石正处于兵败如山倒之际，他的旧部未必还那么尽忠于他。这是挽救广东危局的最后办法。”
可是李宗仁反对，他说：“这是徒招恶名，无朴实际的莽事。”
张发奎大失所望，一连说了几句：“德公，你太胆小，太胆小了！”
李宗仁苦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的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李宗仁解释说：“今日之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先生一连串拖垮两广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道，把他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大局已定，不必于败亡前夕作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人笑！”
张叹息不止，无可奈何他说：“德公，你虽有宁人负我，我不负人之德，可人家未必领你的情。当断不断，反受其害！”
李宗仁无奈他说：“终归是要失败，最后维持一点失败的光荣不是很好吗？”
李宗仁虽有宋襄公之仁，却感动不了蒋先生。正因他的一意孤行，弄到广州指日可下的局面。蒋先生的“江山宁让共产党坐，也决不留给桂系”的计谋快要得逞了。
面对蒋先生的欺人太甚，李宗仁已忍无可忍。广州失守前，李宗仁专门约见了蒋介石。他已决定要严厉地教训蒋介石一顿，以稍纾胸中积愤。
谈话地点安排在梅花村蒋的行馆，时间是9月中旬。
二人坐定后，李宗仁的第一句话便令蒋介石异常刺耳。李一字一顿他说：
“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
李宗仁的严肃使蒋介石感觉今天的谈话非比寻常，李氏一扫昔日的卑恭、奉承，蒋介石不由紧闭双唇。
李宗仁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不得不畅所欲接着李宗仁数说了蒋氏的罪状：“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的话所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李宗仁越说越激愤：“你主政20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
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论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在不成体统，当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的，可你无动于衷，你究竟作何感想？”
说到蒋介石下野后的幕后掣时，李宗仁更加激愤：“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等人一再声明，5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可事实上，你的所作所为都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7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这些都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李宗仁急急地数落了蒋介石一通后，本以为蒋介石会暴跳如雷、咆哮辩驳的，可蒋介石出人意料地自始至终未发一言，唯唯而听。李宗仁见蒋介石面色紧张尴尬，不置一词，他获得了心理上从未有过的满足，仿佛过去所受的一切窝囊气与遭到的挫折都从蒋介石的深默中得到了补偿，于是气势渐消，冷冷地起身告辞。
李宗仁劈头盖脑的一番指责让蒋介石难受了好一阵，因为这毕竟是他生平第一次听任别人训斥。
进入10月，蒋介石的处境更加艰难。
对此蒋介石非常担忧。当天蒋介石写下如下日记：“俄帝之承认匪伪政权，实乃既定事实，且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盖以我在联大控俄案通过，彼乃不能不出此一着，以作报复之行动耳。今后俄帝必与共党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的确是“最大顾虑”，一旦中共拥有海军和空军，蒋介石的弹丸之地台湾如何能保？
为防备解放军随时都可能发起的进攻，他连有重兵把守的厦门都未敢进，只留在座舰上召见、宴请军官。
就在蒋介石、汤恩伯为如何守住厦门、金门精心策划之时，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叶飞也正在为如何打下厦门绞尽脑汁。
尽管漳厦战役的前期作战，第十兵团进展十分顺利，但是第十兵团对于攻取厦门这个要塞还是十分认真对待，进行充分准备的。这不仅因为厦门日本人构筑的工事十分隐蔽，与海礁、岩石颜色差不多，不易发现，而厦门岛离台湾又很近，敌人有海空军支援，而且也因为我十兵团完全没有渡海登陆作战的经验，又没有海空军的掩护。
第十兵团攻打厦门的作战准备主要是征集船只。大军渡海登陆，需要船只数量很大，筹集不易。第二十八军原本收罗了一些船，不料在平潭岛吹散了大部分，不得已只好继续在泉州湾搜集补充。第二十九军也在泉州湾征集船只，收获不大。第三十一军则在九龙江证船，得到的全是江船，江船平底，出海困难。由于船只不够，第十兵团司令叶飞不得不把攻击厦门、金门的时间推迟了三次。
要攻打厦门、金门，对于毫无渡海作战经验的十兵团广大干部战士来说，还必须学习气象知识。八九月份正是台风侵袭福建、浙江沿海的季节。由于不懂气象，在解放平潭时，第十兵团已领教了台风的厉害。当时部队登陆刚两个团，突然台风降临，刮了一整天，船只都被台风吹散。敌人的船只也被刮得稀烂，双方都未能增援。攻打厦门可不能再冒平潭之险了。众所周知，公元1281年，忽必烈出动10万大军攻打日本，因为遇上台风，这支所向无敌的骠悍大军全军覆没了。1944年12月，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占领菲律宾的明多罗，也由于强台风袭击，险遭全军覆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由于有了平潭教训。叶飞命令十兵团干部战士虚心向老渔民学习，记住渔民所教的已传了一辈又一辈的谚语：“断虹现，天要变”；“马尾云，吹烂船”；“静海起浪头，渔船快回头”；“东吼叫，西吼叫，台风来到鼻梁梢”；“海水发烫，船莫出港”；“海水发臭，台风随到”……
十兵团原定攻打厦、金两岛的作战有三个预案，即：“金厦并举”或“先金后厦”或“先厦后金”。这是
十兵团为了解放福建全省，争取迅速肃清厦金两岛的残敌，初拟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一军攻占厦门，同时第二十八军攻占金门。“金厦并举”完全是从军事角度考虑。因为从来在军事上金厦并称，金门厦门唇齿相依，相邻并列，扼台湾与大陆海上交通要冲，紧紧拱卫闽南大陆。这个方案的优点在于：可以造成国民党指挥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后来这个方案没有实行的主要原因是铅只不够，渡海登岛作战最关键的是船运问题。第十兵团不仅没有可用军舰，连渡长江时的木船也很难征集到。由于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船只，又考虑到再也不能延误战机了，所以只得放弃“金厦并举”的作战方案，改成“先金后厦”或“先厦后金”。当时兵团研究判断：如果先攻打金门，后攻打厦门，优点在于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乘隙攻击，但缺点是厦门之敌势必成惊弓之鸟，未等我军转手攻厦，厦门蒋军就可能从海上逃跑，不能全歼。当然，如果“先厦后金”，金门之敌亦同样因惧歼而仓皇逃跑，攻下厦门后仓促决定进攻金门，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先打厦门，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比较易于奏效。而且厦门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显然要比金门重要。
叶飞权衡再三，从情报中得知：厦门守军虽然在拼命作顽强固守的准备，但也显露出恐慌动摇之态。汤恩伯总部后方和厦门补给司令部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到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等撤往台湾。种种迹象表明，汤恩伯并没有坚守厦门的决心。叶飞认为，应该趁敌军士气瓦解之际，拿下厦门。
究竟如何请你们依实情自行决定之，总之以充分准备有把握的发起战斗为宜。”兵团遵此指示，又鉴于船只不够，其时海上风向也不利于同时攻击金厦两岛，故决定首先以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主力共5个师攻歼厦门守敌，尔后再转移船只和兵力攻取金门。
厦门之战是解放战争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是在不宜于航海的台风季节里，进攻有重点防守并有永久性工事的要塞岛屿。
进攻厦门之前，我攻厦部队依据作战计划，进行了紧张的渡海登陆战的准备工作。在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史上，这是第一次渡海登岛作战。对此，从兵团到连队都不敢轻率从事，除陆续收集足够的航海船只，增加对气象知识的了解外，对渡海航行的情况及岛上敌情、地形、都进行了调查研究，选择确定最合适的起渡时间、航行线路和登陆地段，部队普遍进行了渡海作战的动员教育。第一梯队还进行了必要的海上训练。
15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取厦门的战斗。
如何攻取厦门？
叶飞断定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因此决定：首先渡海登陆强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援，这是佯攻方向；主攻方向则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
首先渡海登陆佯攻鼓浪屿，这是调动敌人很重要的一着棋。35年后，叶飞谈起厦门之战时说：“这是我又一次采取鲁南突围时使用一个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然后主力突然向西突围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我一生就用过这两次。”
攻击厦门的具体部署是：三十一军的九十一师及九十三师一个加强团，担任佯攻鼓浪屿任务；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八十六师和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在集美强大炮兵群的火力支援下，从西、北、东北登船，采取多箭头，在厦门北部高崎两侧30里的正面登陆突破，夺取高崎滩头阵地，然后向厦门继续攻击。同时，把二十八军配置在大小嶝岛、莲河、围头沿海阵地，监视金门国民党军，并以炮火压制金门进行牵制。
下午4时30分，天气由晴转阴，东北风渐起，炮兵依原令提早30分钟开始进行破坏射击，但命中率不高。
18时，三十一军两个主攻团，即九十一师二七一团（济南第二团）和九十三师二七七团4个一梯队营，扬帆鼓桨，从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由于东北风越刮越猛，第三十一军突击船队遇风受阻，航行不利。当船队行至距岸
三十一军的英勇顽强，造成了汤恩伯判断错误，他误以为鼓浪屿是共军主攻方向，立即将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并将其控制于厦门腰部的机动部队南调，这就造成了我军从厦门北部登陆的有利时机。鼓浪屿由于敌方的增援，战斗更加激烈了。登陆的战士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直至全部壮烈捐躯，终于牵制了敌人，威慑了敌胆。战士们洒满鲜血的阵地，战后命名为“英雄烈士山”。
就在第三十一军一部强攻鼓浪屿之后，担任主攻厦门的第二十九军两个师，第三十一军一个师的先头部队，于当晚12时，分别由北、西、东北登船起航。东北风对攻厦部队十分有利，船队顺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似地驶向各自的预定登陆突破点，对高崎发起全线攻击。
对高崎滩头进攻，叶飞分三段进行。
在西段，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两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
由于这是一片宽约
在中段，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高崎是扼守厦门岛北部的重要卡口，国民党军在这里重兵把守，自吹是“海上堡垒”。
但是，当二十九军主攻部队的船队趁夜秘密地在高崎东侧的白莲尾、湖莲一线抵滩，先头班越过堑壕时，国民党守军才从酣睡中清醒过来。经激战，16日晨6时，“海上堡垒”土崩瓦解了。同时，另一主攻团也在高崎西侧的神山前沿抵滩，随即攻克神山。
在东段，八十六师在钟宅、下马一线上陆。这里多陡壁，经人工削修，高达三四丈。我两个营在夜色掩护下，顺利登上陡壁时，国民党守军还以为是自己人。国民党军发现上当后，随即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进行反扑，苦战数小时，二五八团二营只剩50余人，仍坚守海滩阵地。
16日拂晓，十兵团突击部队在20多里的进攻正面上，全线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厦门北半岛前沿一线的防御，并迅速地向周围扩张，沿岸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上午11时，汤恩伯慌忙把已南调的机动部队北调向高崎反击，被我军一举击溃。我军即由高崎向厦门本岛追击，向纵深发展。战后，被俘的国民党军七十四师中将师长李益智说：“没有想到你们从石湖山攻下来，从来没有想到你们这样打厦门。”的确，解放军选择钟宅至石湖山多泥滩多陡岸地段作为主攻方向，太出乎他们意料了。
16日下午，我登陆部队基本上控制了厦门岛北部，并且把进攻线推到了岛腰仙洞山、松柏山、园山和薛岭山一线。
这一线山头是厦门南北半岛的天然屏障。抢占这一线山头，就控制了整个北半岛，并可以此作依托，向南推进。
位于中段的松柏山，是卡住厦门南北交通的咽喉。午后至黄昏，汤恩伯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向我反扑，很快被我军击溃。特务头子、厦门警备司令毛森见势不妙，即用卡车运来他的特务营，刚到山口，就被截住，未等他们跳下卡车，即将其全歼。
19日黄昏，被击溃的国民党军慌乱南撤，大部缩集于东南海岸曾厝安、黄厝一线，纷纷向舰艇呼救。兵团接到报告后，当即令各部勇猛追击，排除当面小股敌人的阻挠，坚决向退集海岸待运之敌猛插猛扑，务求全歼。这时，新任福建省“主席”，坐镇厦门指挥的汤恩伯，本已成为瓮中之鳖，但可惜的是却让他侥幸从海上逃跑了。当时，汤恩伯见大势已去，带了一部分人马，一边向海边跑，一边用报话机直接呼叫停泊在海中的军舰放下小艇接应。其时，天已黑，潮已退，小艇抵不了岸，急欲靠岸搭救也无可奈何。汤恩伯在海滩上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地向军舰呼救。我十兵团司令叶飞接到司令部报告说，他们从监听报话机里清清楚楚听见汤恩伯的呼救声。叶飞急命先头部队尽速追击，务必活捉汤恩伯。可是前线部队只顾追击当面敌人，却忽略了同后方联系，连报话机都未打开，任凭兵团司令部怎样呼叫，也无回音。汤恩伯在海滩上足足滞留一个多小时，恰逢海潮又复上涨，敌小艇急速靠岸，汤恩伯跳上小艇急急逃掉。事后，追击部队得知因忽视联络而致使汤恩伯侥幸逃脱并已到金门，一时引为憾事。
汤恩伯逃跑的同时，并非蒋介石嫡系的八兵团五十五军也作鸟兽散。其头目刘汝明急令所部下海逃台，但我紧追不舍，敌八兵团厦门守军大部被俘，只有4000余人上船逃跑。
漳厦战役自
十四、喋血金门
弹丸之地，蒋介石设重兵把守。“打金门，小菜一碟！”第十兵团大胜之后生骄气。萧锋为将打金门，碰上了过去的老对手。备战困难，进攻时间一推再推。粟裕电令“三不打”。临战之前，萧锋犯了犹豫，兵团部坚持决心不改！敌军中尉无意踏雷，天公作祸我军遭袭。团长刘天祥给大陆发来最后一电。风萧萧兮易水寒，九千壮士不复还！攻金失利，萧锋、叶飞自请处分。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通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
金门之战已过去了40多年，金门失利引人深思的问题太多了。
此次登陆作战，人民解放军3个团9000余人全军覆没，这种损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战史上是罕见的。
尽管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红四方面军西征以及皖南事变，在伤亡人数上都超过此次战役，但却没有整团整营地全部牺牲。
此次战役，暴露了海岛作战的特殊性和残酷性，往往没有退路可走。
相反，作为连连溃败已逼到背水一战境地的国民党军队，往往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金门岛过去是一个并不出名的岛屿。金门旧名浯州，又名仙州，亦称沧州、浯江、吴洲，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上，屹立在台湾海峡中，与大陆咫尺相距。其东北面与晋江县，北面与南安县，西面与厦门岛和龙海县茫茫一水之隔。最近处为马山至角屿，仅
金门分大金门和小金门。周围还有大担、二担几个小岛。主岛大金门面积为124平方公里，小金门为15平方公里。大金门岛位于厦门以东约
金门全岛当时居民约4万人，多为华侨家属，居民多靠农、渔业为生。
金门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战略上非常重要。有关史料曾说：“台湾扼东南四省之要，二岛（金、厦）又扼台湾之要地。”“金厦两岛为泉漳屏障，金尤为厦咽喉，踞上流是控制台、澎，而与海坛、铜山、南澳各水师，互相犄角。”正因为金门特殊，所以蒋介石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弹丸之地。
蒋介石深知金门的重要。这一点，可从蒋经国
“金门岛离共军大陆阵地，不过一衣带水，国军退守此地之后，父亲以其对军事和政治，均具极大意义，必须防守。固于午间急电驻守该阵地作战之汤恩伯将军告以：‘金门不能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
1955年蒋介石曾说过：“无金门，便无台、澎，有台、澎，便有大陆。”
其时，守备金门的是李良荣的二十二兵团。该兵团是8月初从厦门移驻的。在此之前，金门岛驻军很少，仅有少数从吴淞要塞撤退下来的部分官兵。
第二十二兵团所辖第五军一六六师已在厦门基本被歼，剩下的军部和二○○师约3000守小金门。
此外在金门还有一支装甲部队，即国民党军战车第三营、第一营的两个连，近400人。该营初建于1949年初，其成员主要是从双堆集包围圈和华北战场上逃回的装甲兵人员。该营组建后曾在台湾训练了半年，9月中旬运抵金门，是一支担负反登陆作战的重要力量。
担任此次攻打金门任务的是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
厦门解放以后，我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应厦门市委的请求，率兵团部由同安渡海进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当时厦门粮食、燃料十分缺乏，叶飞进驻厦门后，立即责成兵团后勤部在10月底以前，筹措大米400万斤，柴草600万斤，以保证部队和厦门市民的生活供应，攻击金门的战斗于是交给第二十八军前指执行。
这一计划或许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事后表明，这一决定是金门之战失利的原因之一。素有“常胜将军”、“小叶挺”之称的叶飞，正是由于被繁杂的地方工作牵制了大部分精力，没能像过去历次战役一样，亲自分析、检查、准备金门之战，而且此时被一连串的胜利激励着的叶飞，也同整个兵团一样，轻视金门之战。叶飞认为：厦门是敌人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又有海空支援，已被我军攻克了；而金门不过弹丸之地，又没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只不过是两万残兵败将，我以一个主力军和二十九军两个主力团攻打金门，绰绰有余了。在轻敌思想支配下，叶飞对金门之战准备工作过问不够详细。
由第二十八军主攻金门早在预定作战方案中就定下来的。第二十八军的前身是1947年4月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该军是山东部队，没有海岛登陆作战经验。
由于第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均因病留在福州治疗休养，因此，攻打金门的指挥官便是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和军政治部主任李曼村。
萧锋，时年仅33岁，作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萧锋堪称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勇将，足智多谋的儒将。在土地革命时期，萧锋担任过江西省万太县游击队分队长，太和县游击大队队长，万太独立团团长，少共信丰、南康、南雄地委工委组织部长兼代理书记，红军总政治部组织干事，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总支书记、政治委员。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第一期列宁团校，随后即转中央马克思主义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中及红军战略转移，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作为一名红军团级指挥员，跟随红军军部行军，肩负着保卫中央机关安全的重任。在攻克吉安城的战斗中，他一马当先，采用“火牛阵”战法，智取吉安城，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受到朱德军长的赞扬并亲自奖励他一把盒子枪。在瑞金保卫战、突破乌江以及飞渡泸定桥等举世瞩目的战斗中，他抢关夺隘当先锋，屡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赞誉，曾荣获三等红星奖章。
1935年7月，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奉中央命令，单骑探险穴，只身和国民党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谈判，达成互不侵犯条约，对当时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战期间，萧锋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团政治委员、第五团团长、军分区副参谋长。他率部创造的“猫耳洞”、“麻雀战”等因地制宜、群策群力的战法，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中使日寇闻之丧胆。在平型关、百团大战等著名的战役战斗中，都可见萧锋的身影。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萧锋担任渤海军区警六旅旅长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作为解放军第二十八军的创始人之一，在敌我拉锯的严酷岁月，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渤海地区及至齐鲁大地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这期间，他先后任山东军区第七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第十一师、第二十九师师长，直至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其间，他参加过莱芜、孟良崮、皖东、皖西、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和这次的漳厦金战役。淮海战役中，率部担任萧县、永城地区攻击杜聿明集团的作战任务，配合友军击毙国民党军上将兵团司令员邱清泉，俘虏了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多名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上海战役中，他率部歼灭国民党驻吴淞的守军，切断了国民党经吴淞向海上逃跑的退路。根据多次战斗实践的检验，经与赵明奎等同志通过一百多天的反复试验，研究创造了“迫击炮发射筒送炸药法”，在淮海战役、上海战役中大显神威，多次受到三野前委和纵队首长的表彰，向二野和其他纵队普遍推广，给予在美帝的支援下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军队以有力的打击。
可以说，萧锋是当面之敌——金门守军为老对手，真可谓冤家路窄。
自
要打金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渡海的船只问题，然而很难解决。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大肆进行破坏，有的烧毁，有的被强行拉走。再者，当地渔民不了解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以为和国民党一样拉船拉夫，所以，当第十兵团到达后，许多渔民把船隐藏起来。
关于征集船只的困难，萧锋曾于日记中这样写道：“攻金船只征集极困难，自
直到
进攻金门部队原定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二四五团、二四六团、第八十四师的第二五一团以及第二十九军的第二五三团，第二五九团共6个团兵力完成。由于无法筹措到一次性渡运6个团兵力的船只，第二十八军前指作出了一个如下过于理想化的预想：将攻金部队分成3个梯队。其中第八十二师之第二四四团及二四六团三营、第八十四师之第二五一团、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之二五三团，共3个多团为攻金第一梯队，约9000人，由八十二师统一指挥。分别由莲河、大嶝岛、澳头东北港起渡，在大金门岛北部湖尾乡至古宁头段登陆突破，首先攻歼该岛西半部之敌，尔后会同后续部队攻歼东半部之敌。第一梯队登陆后，船只迅速返航，再运送第二、第三梯队，这样来回几次，考虑到第一梯队登陆时的损失，我部队仍可有1．3万人左右，而对方守大金门之敌当时估计只有1．2万人左右。双方数量上基本持平。
但对方是新败之师，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昂，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取胜是有把握的。
这个近于理想化的方案表面上是可行的，然而它却未充分考虑到敌情和海情的变化，未考虑到敌人随时可能的增援，更未考虑到国民党海、空军较为强大的作战能力。当时国民党陆军虽一败涂地，但其海空军还大部完整，拥有10万余吨位的作战舰艇和200多架作战飞机，并在福建沿海的金门等岛屿上建立了陆海空三军配合的立体防御。事后证明，对国民党海空军作战能力严重忽视是金门失利原因之一。
正当第二十八军在为攻打金门积极备战之际，蒋介石决定向金门增兵驰援。金门的敌情有了变化。
蒋介石十分清楚，金门距厦门不过一衣带水。为了阻挡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守住这东南小岛，蒋介石决定放弃广东潮汕地区，将驻守在那儿的第十二兵团撤出，增援金门。
第十二兵团的司令是蒋介石的嫡系胡琏。该兵团当时归属以李宗仁代总统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受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指挥，担任保卫广州右翼的安全。1949年9、10月间，该兵团曾再度进行整编，由原辖2个军扩编为3个军，即第十八军，下设十一师、四十三师、一一八师；第十九军，辖十三师、十四师、十八师；第六十七军；辖五十六师、六十七师、第七十五师。该兵团虽是淮海战役后重建的部队，经有一定实战经验的指挥官胡琏的整治，已逐渐从“残兵败将的颓废氛围中”解脱出来，具有一定作战能力。
其时，因广州岌岌可危，广东国民党政府要十二兵团调往粤北；而台北的东南军政长官陈诚要十二兵团驰援舟山和金门，因胡琏系陈诚的旧部，又一向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因而当9月底，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罗卓英衔陈诚之命来调军队时，胡琏满口答应。
胡琏置广州方面的要求于不顾，决然于
由于时间紧迫，这一重要的军情变化没有引起我军指挥官的高度重视。
这样，在我军攻打金门之前，在胡琏兵团未到达金门之前，国民党的守军已不是1万多人，而是3万多人了。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对所辖部队重新进行了如下部署：十八军的十一师，二十五军的四十五师守备金门东部官沃至琼林一线，统归十八军军长高魁元指挥；二十五军直属队和四十师余部、二○一师，防守琼林至古宁头一线，统由二十五军军长沈向奎指挥；小金门及大担、二担由第五军的第二○○师和十八军的十一师三十三团守备；十八军的一一八师和战车第三团第一营两个连为机动部队。
叶飞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等有关人员。
叶飞询问胡琏兵团是否已到金门？参谋人员回答，正在海上徘徊，尚未到达金门。
正在这时，机要人员送来一份截获的电报，是23日胡琏十九军在海上向蒋介石发出的，内容是请求撤回台湾。叶飞分析这份电报说：“从这份电报看，胡琏兵团的行动有两个可能，一是增援金门，一是撤回台湾。可能是蒋介石命令胡琏增援金门，而胡琏不愿意，所以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撤回台湾，因而在海上徘徊。”作为身经百战指挥员，叶飞深知抓住战机的重要。他侧身对身边的作战处长说：“攻打金门的时间已经推迟了几天，现在是最后一个战机，应趁胡琏兵团尚未到达金门之时，攻取金门。”于是叶飞批准了第二十八军开始攻击金门的战斗。
其实，这一命令下得太过草率了。
其一，守备金门的兵力早已不是1万多，而是3万多；其二，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撤到台湾的是胡琏第十二兵团第十九军，而蒋介石严令该军撤往金门的电报却没有截到。
其三，
经审问，知道胡琏兵团第十八军的两个师已全部抵达金门。
这一重要敌情本该引起高度重视，可是部分指挥员已经主观上认定只要我军一登陆，敌人就会逃跑。对于这一不合乎主观意向的客观情况未予以重视，甚至怀疑俘虏供词不可靠。
一连串的失误导致了最后的失利。
30多年以后，指挥此次战斗的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对此检讨说：
“这次失利是我骄傲轻敌的结果，也是我有私心杂念的结果。对于战前的一些准备情况，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果我能在发起攻击之前，跟粟司令通一次电话，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我没有这样做。”
早在攻打金门之前，有关俘虏的供词已反映到第三野战军主管军事的粟裕副司令员那里。
粟裕感到情况可能有变，立即特别指示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
（1）以原敌二十五军一○八师1．2万人计算，只要敌军增加一个团也不打；
（2）没有一次载运6个团的船只不打；
（3）要求苏北或山东沿海挑选6000名久经考验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
可惜，粟裕这些指示并未落实，甚至一点也未落实。
其时，第二十八军也有自己的想法。
萧锋
不注意实际情况变化而作出的决定必然酿成失败的悲剧。
按照战斗部署，第一梯队分成3路：
东路：二四四团组成，其任务是从金门岛蜂腰处北部湖尾乡和垄口之间登陆突破，将大金门岛之敌从中间拦腰斩断，同时阻击东部西援之敌。
中路：二五一团组成，从湖尾乡以西登陆突破，向西南攻击金门县城。
西路：二五三团组成，从古宁头登陆攻击古宁头半岛守敌，得手后，向南迂回，会同二五一团攻取金门县城。
原计划第八十二师指挥所随第一梯队登陆作战，以便统一指挥分属不同帅的3个团，可是因为缺乏船只未能成行，结果整个登陆作战中没有一名师以上指挥员。加之渡海前各部队也没有进行协同演练，所以，登陆部队一离开码头，即与上级指挥部失去联系，而且在航渡中遭国民党炮火拦截时，登陆船队又缺乏协同作战经验，一些船队在航渡中被打散。
金门守军对于金门的防守十分尽心尽力。当时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除了加强工事外，还十分注意我军情报的搜集。他根据从我军截报的情报分析，估计我军于25日、26日对金门发动攻击。24日上午第二十二兵团开会，汤恩伯到会督导，会议决定进行作战演习。当天下午，金门蒋军二○一师和一一八师（加强战车连），在认为我军进攻登陆可能性最大的垄口至古宁头之间海滩举行联合攻防演习。下午7时演习结束。过了七八个小时，我军果然在这一地段登陆，大举攻击。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我军的这次进攻必会十分不利。
然而另一个小插曲，似乎更预示着我军的这次进攻出师不利。
当年金门守军二○一师六○一团团长雷开瑄在台湾《近代中国》季刊举行的“金门大捷30周年口述历史座谈会”上如是说：
“金门大捷有此似是天意，更是幸运的巧合。当年10月25日凌晨一时半左右，六○一团第二营突击排长卞立乾中尉，查哨时，不知怎的，误触了地雷。
“一时间，引起全线警觉，东西一点红的两盏探照灯也就全亮了。
“真巧，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大家发现大嶝岛方向的海中央，有10多艘机帆船（注：实为木帆船）正急驶而来。
“于是，就这一‘不幸’的误触地雷，紧跟着惊天动地的金门古宁头之役就发生了……”
国民党守军侥幸发现的是我二四四团。
一时间，二四四团全暴露在守军的眼皮底下，国民党守军以密集火力封锁海岸，妄图阻止我二四四团登陆，二四四团因这一突发情况损失惨重。但二四四团的官兵在对方炮火和机枪扫射面前毫不退却，依然勇往直前。
尽管出现种种不利情况，我攻金第一梯队的3支登岛部队在25日凌晨2时分别登陆成功。左翼二四四团在金门岛蜂腰部北岸的琼林、兰厝间登陆成功，抓住国民党官兵100余人，占领了敌人10多个碉堡；中路的第二五一团先头营在金门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后，后续营的登陆却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近三分一；右翼二五三团在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间顺利登陆后，随即向敌发起进攻，于拂晓前攻占了古宁头滩头阵地。
听到登陆成功，第二十八军前指和各师指战员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登陆即是成功。
欢喜之余，他们只盼望着船只早点返航，以便接运第二梯队登陆。
但正是这节骨眼上，第一梯队在仓促之中犯了一个容易被忽视，却又很难避免的失误，因这个失误就种下了攻金登陆部队后来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祸根。这就是第一梯队在抢滩登陆后，没有及时地组织船只返航，因而使全部船只在潮退后搁浅在沙滩上，给敌人以可乘之隙，天亮后敌军一阵狂轰滥炸，所有的船只全部被炸毁、烧毁在沙滩上。在当时船只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这一失误可以说是致命的。但这一失误与其说是登陆部队犯下的，还不如说是二十八军前指犯下的。在敌人拥有海空优势的情况下，战斗未开始之前，我指挥员就应充分估计到各种可能，其中之一就是运送第一梯队登陆的船只可能无法返回。
船只未能如期返航，第二十八军前指和各师指挥员心情开始紧张起来。
无可奈何之中，他们迅速请求第十兵团领导人给予援助，请求派船支援。
兵团领导人得知后，即下令第三十一军将现有船只调给第二十八军，可是第三十一军此时几乎无船可调。
第一梯队在金门岛上孤军奋战，后续部队却无法增援，这种痛苦是局外人无法体会的。
第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后来回忆说：“我们眼看船只被烧，第二梯队无法过海，内心的着急和痛苦实非语言所能形容。古语说‘隔岸观火’，是事不关己袖手旁观的意思，而我们却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异常着急而又无计可施！这样的心情，是我参加革命以来，从未经受过的。”
应该说，我第一梯队登陆是成功的。但登陆之后，登陆部队急于向前推进，又犯了另一失误，即没有巩固滩头阵地，除了右翼的第二五三团留下一个营巩固古宁头滩头阵地外，3支登陆部队没有统一指挥，没有按照作战前兵团司令员叶飞交代的方案行动。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思想支配下，兵分几路向纵深处猛插狠打，把纵深敌人李良荣兵团击溃，于拂晓前攻击西山、观音亭山、湖尾、湖南高地及安岐、埔头一带，之后，又向料罗湾方向追击。
20多年之后，台湾方面的战史也承认解放军登陆后几小时的攻势几乎势不可挡：
“第一线海防，未经激烈战斗，即为匪所执。次为一三二高地，居高临下，射界广阔为一理想之防御阵地，但于匪登陆之后，不及数小时，即将高地四周（包高地南坡）整个占领，据云仅有零星抵抗，至此金门‘三高’，已去其一，所幸琼林要隘有战车三连演习之车辆扼守；……否则胜负属谁，实可未知！”
正当我军发起攻击之际，
胡氏此行目的是，接受台湾之东南军政长官陈诚的任命，以兵团司令官和福建省主席名义率领所部十八、十九两军，接防金门，汤恩伯、李良荣俟胡抵达后调回台湾。因此，可以说，金门战斗是在金门守敌进行换防，要调走的还没有走，要调来的却已经来的时刻打响的。这样一来，我攻金部队当面之敌，一下增加数倍，形成了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态势。
有识之士曾这样指出，如果我攻金发起时间提早二天，或推迟二天，那么，这场战斗的结果将是另外一个样子。这种假设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胡琏在《泛述古宁头之战》一文中曾这样说过：“当时十八军若不先到金门，十九军亦不续到，则金门存亡，实难逆料。金门若失，则此万人亦不得撤回台湾了！盖海岛作战，殊难安全脱离，成则全胜，败则全没。”
登陆部队的强大猛攻，给国民党守军以极大的杀伤。为了保住台湾的前沿阵地，为了给台湾岛留下一个屏障，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挫败共军之行动”。在严令胡琏兵团进入金门岛的同时，又于24日凌晨4点命令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少将，率领旗舰“太平”号白澎湖基地开往金门岛增援。而且，早在黎玉玺到达金门之前，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海军全力进行海上封锁。
25日上午，国民党从汕头撤往金门的第十九军全部在料罗湾登陆，这样金门守军增至4万人以上，由汤恩伯和他的顾问——日本侵华重要顾问、原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统一指挥。
国民党在内战期间，聘请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重要战犯当军事顾问，这已不是首次。冈村宁次就曾长期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面对5倍于我的守军反扑，登陆部队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尽管参加此次金门作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为新兵，但胡琏的第十二兵团却有一些老骨干。这些骨干经过一些战役的锻炼，颇有作战经验。再次，海岛作战无后路可退，除了拚命别无选择。而且胡琏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也豁出去了，他令各军、师长亲到第一线督战，对后退的士兵一律格杀勿论！关于这一点，胡琏在后来的回忆录《古宁头大二担》中说得十分清楚，他说：“第十二兵团在徐蚌失败后，此乃第一次与毛共正面作战，再则此时大局逆转太快，一般都是土气低落。第十八军军长高魁元把他的指挥所推进到李树关的师部，李师长便向前推进到安歧，前线官兵除了猛攻前进，也无路可走。”
为此，国民党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台湾官方出版的《金门大捷30周年口述历史座谈会》记述说：“当时担负古宁头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因伤亡重大，一时顿挫。后该师师长尹俊亲督警卫营冲击，结果警卫营伤亡自是十分惨重，自营长以下，所有干部非死即伤，最后只剩下军官1人，士兵57人而已。”
在金门守敌的疯狂反扑下，我攻金登陆部队面临的局势一步步恶化。
二四四团首先失利。25日上午10时，二四四团除少许人员向西突围，加入二五一团、二五三团战斗外，大部分指战员都壮烈牺牲，另一部分负伤被俘。与此同时，其他两个团也面临数倍于我的强敌，在孤立无援的苦战之中，危在旦夕。
到了
前线的危急引起了隔岸军首长的极度焦虑。
因时间太紧，经多方努力仅仅征集到几条船，有的还需要修补。
刘培善指示，天黑以后由第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率一个营上去增援。
入夜，第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率4个连官兵乘一艘小轮船和几艘木船出发了。
孙云秀是一个英雄团长，打仗很有一套，已内定担任第八十二师副师长。
这次派他渡海登陆，是让他担负指挥全部登岛部队的任务。
然而，4个连仅400多人，如此少的兵力，如此“添油”式的增援，怎能希望扭转战局呢？！
孙云秀明知此去凶多吉少，生还的希望很小，但他仍抱着拼死一战、效死疆场的决心，受命带队增援。
25日夜向金门渡海是非常危险的。国民党把这一夜看着是能否全歼共军登陆部队、守住金门的关键一夜。关于这一夜的重要性，国民党第十九军军长刘云瀚后来在《追述金门之战》一文中这样写道：“到了
为了防止共军渡海增援，25日晚，国民党守军派出飞机在海面上巡逻，不断地投掷照明弹；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旗舰“太平”号率两艘炮艇往返巡行于古宁头以北海面，拦截一切从大陆来的船只，并不断向大陆及古宁头方向解放军登陆部队的阵地炮击。
尽管国民党守军层层设防，孙云秀团长所率的4个连队仍躲过了国民党海空军的搜寻，登上了金门岛。
增援部队登陆后，经过一些不太激烈的战斗，推进到双乳山一带，与第一梯队取得了联系。第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第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和第二五三团团长徐博都向军指报告，拥护孙云秀团长统一指挥岛上的部队。
古宁头，是位于大金门岛西北角的一个半岛，形似鸡髻头，为平坦台地，间有起伏丘陵。这一带多是渔民的房舍，这些房舍为御台风，多用石块垒成，比较坚固。我登陆部队退至这一带后，依托这些房舍，同敌军进行了逐村逐屋的拉锯战，国民党守军因此付出较大代价。台湾国民党方面后来撰写的战史也承认：“在当天下午的战斗中，我军几乎每占一处阵地和一处房屋，都要付出很大伤亡。”
尽管如此，双方战至26日天黑，古宁头阵地仍有1200名解放军固守。
当时任国民党青年军团长的雷开瑄在后来为台湾军方所撰写的《金门古宁头战役讲稿》中这样写道：“金门古宁头之战十分艰苦，对方的优点是：不仅冒险犯难，行动迅速，攻击作业力强，而且干部控制力强，因此战斗意志在其控制之下甚为顽强，只要在其干部控制之下，可顽抗到最后。”
26日傍晚，第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仍等在海边，准备率第二五三团剩下的一个连渡海，可是没有等到船只。
26日深夜，二十八军前指与登陆部队的联系逐步中断。
与此同时，我登陆部队在金门岛上仍苦苦挣扎。27日晨，第二五三团团长徐博来电说，该团一营600多名官兵已在古宁头全部牺牲，全团剩下的150多名官兵和第二四四团剩下的70多人正准备到海边找船，如有可能，渡海回到大陆！这是二五三团的最后一次来电，之后便杳无音信了。
第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最后一次同军前指通电说：“我们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说完便引爆自杀。
第二五一团政委田志春率50多人，因弹尽粮绝被俘。
第二五三团团长徐博隐蔽在山洞中一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里挖番薯过活，后经国民党军反复搜山被俘。
28日下午3时，金门岛的枪声平息下来。
前线官兵牺牲、被俘之际，后方指战员们正心急如焚地翘首盼望他们的归来。
27日军指电：
“亲爱的二四六团孙云秀团长，二四四团邢永生团长、孙树亮主任，二五一团刘天祥团长、田志春政委，二五三团徐博团长、陈利华政委，第一梯队全体渡海攻金门的英勇指战员们、船工们：
“25日、26日，你们在金门西部浴血苦战，抱着有我无敌、宁死不屈的决心，为解放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为解放金门11万勤劳勇敢的人民流尽了鲜血。现在战斗虽然失利，但你们英勇牺牲的精神是永存的。望你们凭依岛屿每个角落保存自己，并千方百计找到船只、竹木、门板等渡海工具，不分昼夜向北或西北方向渡海归建，我们在厦门、莲河等地区，派船在海面接应、护航，我们等待你们归来！”
但没有人归来，一个也没有！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十一去兮不复返！
9000余名官兵全军覆没，无一生还！但也没有一个人投降！国民党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战后蒋经国亲临金门“慰劳将士”，如此记述：“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悲壮的金门之战降下了帷幕。
金门失利，引起了全军以至全国的震动。
战斗失利后的第二天，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来到厦门十兵团部，见到叶飞，面色惨白，失声痛哭，叶飞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振作精神，准备再攻金门。这次攻金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员，由我负责，你们回部队去吧。要安定部队情绪，你们两位先应该振作起来……”
萧、李二人走后，叶飞立即起草电报，报告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并报中央军委，报告中，叶飞简述了失利经过，并引咎自责，请求给予处分。陈毅司令员回电说：“现在不是处分什么人的问题，而是接受经验教训。”中央军委也没有给予处分，命令十兵团准备以后再攻金门。
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
据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呜三同志
军委
十月甘九日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
第一个发言的是萧锋。他说：
“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错误，指挥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也违背了粟裕首长批示的三个条件。
“我作为直接指挥官，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下一个极大的罪，我请求十兵团党委、三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
叶飞第二个发言，他说：
“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是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萧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两个营，萧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予严厉处分。”
叶飞尽管过去战功卓著，却为这次金门失利一再向华东军区和党中央请求处分。
负责指挥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粟裕副司令员，尽管未指挥金门之战，事前还作过如遇敌增援、船只不足、老区的船工不到都不能打的指示，战后却主动向中央承担金门失利的责任。粟裕曾对萧锋说：
“金门失利，不能归罪叶飞，更怨不上萧锋，主要责任在三野前委，特别是我这个主管作战的人。谈具体一点，我得到包括你在内所反映的一些情况后，曾归纳成三条明确电复。同时也电令江苏军区和山东军区一定要袖1500名船工支援十兵团，直接到二十八军报到。但是，我由于背上了上海、南京、杭州这些大城市的包袱，怕这些地方出了乱子影响坏，所以没有挤出时间到你们那里去检查一下战前准备情况，因此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金门失利，原因多多。
（一）只要有敌人存在，在具体的战役与战斗上轻视敌人的急躁思想是极其危险的。金门战斗正是由于指挥上过低估计了敌人的数量优势（金门敌人与我攻击部队比），过高估计了我军的质量优势，胜利冲昏了头脑，已经发觉敌胡琏兵团的增援到达，敌情发生根本变化之后，仍然没有清醒的判断，改变决心，坚决向上级建议和下级商量，而是机械地坚持已经脱离了现实的决心与意志，这就铸成错误，注定了危局。
（二）如果违背了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就必然打败仗。金门战斗的失利，就是违背了“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一原则。当时敌人未增援也无把握，增援后更无把握。船只是海岛作战胜利的决定因素，而此次战斗的船只准备是极其潦草与极其不充分的，又因未能掌握海情，以至船只一去不返，后备力量无法增援，战术打算无法实施，这是战斗组织上的重要错误。
（三）打胜仗必须靠军事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如果指挥上主观主义，以个人的热情、愿望代替军事民主，使下情不能上达，群众的智慧不能发挥，指挥意图不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就必然打败仗。金门战斗前，团里有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和应有的重视与采纳，因而失去悬崖勒马、挽救危局、改正错误的可能的时机。
（四）执行上级的命令，必须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以对党、对人民、对部下态度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正确的分析当前情况，积极的向上级提出处置的意见（必须与叫苦区别），才能使上级的意图得到真正的实现。那种怕个人影响不好，怕碰钉子而采取自由主义不负责任，把战争当儿戏的态度，是金门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在最危险的情况下，共产党员特别是主要的负责同志应该挺身而出，与部下共生死去挽救危局，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二十八军以上的教训是在金门失利后20来天作出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比较深刻地触及了导致金门失利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但由于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且是从参战部队自身角度来检讨的，因此，这些教训不可能反映问题的全部。
叶飞在几十年后说过：“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不能仅从微观上看，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50年代初，在我海、空军正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仅仅靠木帆船横跨台湾海湾，解放台湾，现在看来，恐怕是会吃比攻打金门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接受攻金失利的经验教训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这里。”
叶飞的一番话，导出了金门失利偶然中包含了必然因素。
攻打金门虽然失利，但攻岛部队不怕牺牲、拚死作战的精神是永存的。
10几年后，粟裕还说：“二十八军是支好部队，在金门战斗中英勇善战，宁死不屈，面对几十倍的敌人打得极其顽强，他们歼灭的敌人，连台湾的报纸也承认有2．6万多名，真是打出了军威，我若再带兵作战，一定点名要二十八军，并委以重任。”
金门之战结束后，望风而逃、败迹连连的国民党军队惊魂甫定，大喜过望地称其为“金门大捷”或曰“古宁头大捷”。蒋经国更是在其日记中鼓吹：
“金门登陆共军之歼灭，为年来之第一次大胜利，此真转败为胜，反攻复国之‘转捩点’也。”
把共军金门失利说成是国民党转败为胜的“转捩点”，那是言过其实了。
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如胡琏在70年代曾说过这样一番话：
“笔者20多年来，不愿谈古宁头战事……我辈军人失去中国大陆，耻辱殊甚！……区区登步，何足道哉？！”
十五、解放舟山
蒋介石认为：只有守住舟山，反攻大陆才会方便得多。蒋经国四赴舟山给守岛官兵打气。战前粟裕发来紧急指示。指挥不当，天不作美，登步岛几蹈金门覆辙。攻舟失利，中央军委电令暂停攻击。关键时刻，粟裕再次向中央提出重大建议。解放海南岛，毛泽东要林彪向粟裕学习。有老大哥支持，国民党从此失去空中优势。丢卒保车，蒋介石被迫作出痛苦抉择。备而不用，海陆空三军甚感美中不足。
早在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攻打金门之前，舟山战役外围之战已经打响。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杭州湾外的东海中，由舟山、岱山、登步、桃花、金塘、大榭等400多个岛屿组成，总面积1200平方公里（本岛523平方公里），首府是舟山本岛上的定海镇。舟山群岛是中国海上交通的要冲，又是沪宁杭地区的海上屏障。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曾两次入侵浙江沿海，都是先从舟山群岛的主岛、定海登陆的。英国的海军陆战队，还曾以定海为跳板，一度入侵镇海、宁波、慈溪……由此可见，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蒋介石败退上海之前，对舟山就给予了高度重视。蒋经国曾回忆说：
“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速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很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机场的工程已进行到何种程度了？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机场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蒋介石看重舟山群岛，决非仅仅是把它作为部队撤退的一个中转站。蒋介石十分清楚中共没有海空军，他要利用这一弱点，控制舟山群岛，利用这些岛屿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控制长江口并袭扰大陆的理想基地。
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以后，国民党驻守江浙和上海一带的部队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之下，纷纷逃往舟山，并组成了以原上海防卫司令石觉为司令的“舟山防卫司令部”，下辖第七十五军、第七十八军以及新编第一军共6万余人，妄图凭借东海的水障，长期盘踞舟山。此后，蒋军的飞机不时从定海机场起飞，对宁波、镇海一带狂轰滥炸。当时定海机场距离上海只有
为了坚决彻底消灭敢于顽抗之敌，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首长，决心乘胜解放舟山。此任交由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完成。
第二十二军接受任务后，根据舟山群岛的地理条件和敌优我劣的现实情况，确定了首先逐次攻占外围岛屿，然后攻占舟山本岛的作战方案。
之后，第二十二军投入攻打金塘岛的准备之中。
金塘岛位于大陆与定海之间，是舟山群岛的第二大岛，也是我军进攻舟山本岛的最大障碍。二十二军六十六师，是该军的前卫师，当六十六师抵达镇海之时，早已逃跑的敌人已在金塘岛进行坚守防御的作战准备了。
渡海作战准备工作一开始，六十六师副师长石一宸和师指挥所人员，先期来到金塘岛对岸的海边，侦察地形，了解敌情，布置任务，研究战法。一到海边，师指挥所就意识到：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差别太大了。首先是没有船，其次我军士兵大多是山沟里长大的，从未见过海，不识水性，一旦翻船怎么办？但任务必须完成，于是第二十二军全体指战员一起动手，展开了一切征服海洋天险的大搏斗。
首先必须征集船只。渡海作战，没有船只的部队算不上部队，因此首先必须解决船只问题。但这一问题要解决并不容易。当时所有的船只，差不多都被国民党军队抢光了，带下走的也被他们破坏了。于是，广泛地征集船只成了当时很重要的一项战备任务。二十二军从机关抽出许多干部，带上小分队分头出发找船。一直从浙江沿海找到江苏、山东，连山东的木帆船也找来了。有的船在海上日夜兼程南下，有的船用火车送到浙江。不长时间里，二十二军共征集到了600多条船。但这些征集来的民船大大小小，船上的附件七零八落，用火车运来的船只因长途运输，已被碰得残破不全了。于是师、团后勤部门立即成立修船厂，有的船要加固，有的要配橹，有的要加篷……
负责征集船只的同志，有的当采购，有的当木工，有的当铁匠，有的当技术指导，一时忙得不可开交。除了修船，已修理好的船只还必须防备敌人的空袭。国民党部队对于这些船只的用途是一清二楚的。侦察机低空搜巡，轰炸机水平投弹，轮番地进行轰炸。敌人白天炸，我军夜晚抢修，为了这些船只，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经过苦斗，二十二军在临战前终于修好了350条船，满足了一个加强步兵师渡海作战的需要。
其次必须尽最大努力将北方“旱老虎”变成南方“水蛟龙”。渡海作战，除了船以外，还必须训练好自己的水手。金塘岛战斗以前，第二十二军曾攻打过一个小岛。当时二十二军没有自己的水手，主要由当地船老大撑船。平时训练还可以，战斗打响后，敌人的机关枪、迫击炮四面开花，船老大就不敢开船了，有的干脆跳水逃跑了。为了顺利完成渡海攻打金塘岛的作战任务，二十二军首长觉得有必要训练自己的水手，用自己的战士开船。于是二十二军每个突击连都配有三五条船，各连都成立船管小组，派一名连的干部负责；突击营成立船管中队，步兵团成立船管大队，各级船管机构很快建立起来了。
二十二军选调一些打仗最勇敢，办事最机灵，责任心最强的干部到船训练队工作，并把一些最勇敢的战士派去训练成水手。干部、战士们整天泡在海水里，经过一个月的训练，这些新水手们不仅能划桨、摇橹，而且能撑篷掌舵，一次航行可达二三十华里。之后，新水手们又苦练复杂情况下的驾驶技术，一直综到操作灵活、进退自如为止。基础练好后，水手们又进行了向敌岛附近试探性航行训练。翻来覆去练了一个月以后，水手们越练情况越熟，胆子越大，信心越足。北方的“旱老虎”终于练成了南方的“水蛟龙”了。有了自己技术过硬的水手。二十二军攻打金塘岛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第二十二军在战前组织干部反复地察看地形，认真研究作战方案。
当时敌军在沿海一线配备有两个营，在滩头设有障碍物，少的四五道，多的七八道。在纵深200多米的地域内，布满了木桩、铁丝网、竹签、鹿砦、地雷、碉堡。
根据敌方的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二十二军确定了先以炮兵摧毁敌一线工事和压制二线阵地的火力射击，同时突击队力求迅速登陆并突破敌人防御阵地的方案。
到了9月下旬，二十二军渡海打金塘的作战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上级领导经周密考虑，最后批准二十二军10月上旬发起战斗。按潮汐规律，
部队已处在“箭上弦、刀出鞘”的临战状态了。
正在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从北京传到了浙东前线，战士们备受鼓舞。他们说：“我们多少年来流血牺牲，盼的就是这一天。快打！要把解放舟山的捷报早一天送到北京，送到毛主席手里！”
把守金塘岛的是敌一个比较能打的一○二师。但因在我登陆部队的正面只有2个营把守，因而，我登陆的先头部队9个突击营没遇多少抵抗很快就突击上岛。经过一天的战斗，敌一○二师被彻底消灭了，共俘敌少将副师长以下2400余人。
在二十二军发起攻打金塘岛战役之际，
大榭岛、金塘岛和桃花岛登陆作战的成功，打开了舟山外围的屏障。于是，第七兵团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指向了舟山本岛的最后屏障——登步岛。
连续作战的胜利，使第七兵团官兵们滋长了轻敌速胜的情绪，没有估计到当时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利的变化。
自金塘、桃花等岛屿失陷后，蒋介石十分紧张，
由于解放军当时几乎没有防空武器，蒋介石的座机B—25毫无顾忌地飞到镇悔和宁波上空。蒋介石低头俯瞰，映入眼帘的是山清水秀的江南美景，是他熟悉的一草一木。他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一种有家不能归的凄然之情油然而生。他痛苦地说：“飞回去吧！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但只有守住了舟山，我们反攻大陆才会方便许多。”
飞机降落之后，蒋介石匆忙在舟山防卫司令部召开了海陆空军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台湾省主席、东南军政长官陈诚，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舟山防卫司令石觉等。大会拟定了防守定海和外攻反围岛屿的计划，决定采取如下三条措施加强防守力量：“一、加强扩建岱山机场（注：即定海机场），保障重型轰炸机起降；二、将海军第一、第五舰队及从汕头撤出的胡琏兵团的第六十七军调往舟山；三、至少调一个加强团到登步岛，巩固舟山西南屏障。”为了加强领导，会上还决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舟山指挥部，以郭忏为主任，石觉为副主任。
蒋介石部署完毕后，又在舟山巡视了一番，“对于情报人员多能奋斗不懈，空军亦能尽职作战，甚感欣慰”，于是14日中午放心地返回台北。
经过蒋介石的一番策划，这样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达到9万人，超过解放军攻岛部队的一倍，并有大量的海空掩护。由于登步岛成了舟山本岛外围最后一个屏障，于是蒋介石重点防守，由国民党第八十七军派驻一个团另一个营，并在岛上抢修了许多坚固工事，决心死守。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在没有确实掌握敌情、水情、风向、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为了尽快攻占舟山本岛，命令已进占桃花岛的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4个营的兵力以桃花岛为出发地，利用大雨天敌人飞机无法起飞的机会，渡海向登步岛发起进攻。
在此之前，第二野战军主管作战的粟裕副司令员曾给第七兵团下达过如下指示：
“……夺取登步岛必须集中足够兵力，要有保障第一梯队同时起渡，第二梯队连续航海的足够的船只，确实掌握敌情、水情、风向、气候的变比，严格检查参战部队的作战部署和各项准备工作，以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指挥上的粗枝大叶。”
上岛部队建制混乱，重武器也未能携带上岸。尽管一开始就出师不利，但我登陆部队上岛后，随即展开攻势并且锐不可挡，很快登陆部队就突破了国民党军设在海边的障碍和火力封锁，连续突击，歼灭了敌军8个连，俘敌500余人，控制了全岛四分之三地区。国民党军被迫退至岛上一角，固守待援。
鉴于形势于我登陆部队不利，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领导果断决定：撤出战斗。夜幕降临后，解放军以一部向流水岩发起佯攻，国民党军误以为我登陆部队又会像前一夜一样发起反攻，马上转入了防御。趁敌人不注意，我登陆部队1000余人携带伤员和俘虏，安全地撤回了桃花岛。
登步岛的失利是由于第七兵团在思想上盲目轻敌，没有认真贯彻粟裕指示造成的。
金门、登步连续失利，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甚为不安。
于是，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渡海作战暂时停顿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金门岛、登步岛的失利虽然向人民解放军显示出渡海作战的难度很大，但并没有能阻挡我人民解放军向中国大陆和沿海地区的进军。
到了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部在成都战役中覆灭后，国民党残部被迫退至四个岛屿，它们是：
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岛。
3．2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
140平方公里的大小金门岛。
1200平方公里的舟山群岛。
中央军委根据以上情况决定：第四野战军以一个兵团攻占海南岛，第三野战军则集中力量先攻占舟山再攻金门。
自1949年12月起，人民解放军攻击目标指向海南岛和舟山群岛。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它的面积和战略意义仅次于台湾。在当时国民党所占的四个主要岛屿中，它比金门、舟山距大陆都要远。它与雷州半岛相隔的琼州海峡宽约20—
从许多方面看，攻击海南岛要比攻击金门难度更大。
其一，金门北岸距大陆只有
其二，国民党军的军舰因为害怕解放军的炮火轰击，只能在远处拦截；而海南岛的国民党军舰可以到中流进行拦截。
其三，当时金门岛上还没有完整的机场设备，只能呼唤台湾的飞机进行空中支援；而海南岛上就驻有20多架作战飞机，可随时直接支援守岛的国民党军作战。
其四，四野渡海作战工具仍是木帆船，是以陆军单独向敌军陆海空三军的立体防御发起进攻。
其五，国民党在海南岛上驻扎有10万兵力，5个正规军共19个师，有海军大小舰艇50余艘，空军20余架飞机，在海南防卫司令薛岳统一指挥下，集中主力，组成了以薛岳的“字”命名的“伯陵防线”。
早在12月中旬，广西战役临近尾声时，第四野战军就立即请示中央军委，准备渡海解放海南岛。
中央军委同意后，四野的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共10万人组成渡海兵团，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开赴雷州半岛，准备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渡海战役。
对于这样一次规模更大的渡海作战，毛泽东十分关注。
“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
电报还举出三野第十兵团在金门战斗的教训是：
“……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9000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3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
同时，毛泽东还要林彪等人向粟裕调查了解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部认真研究了金门作战教训后，在战前经过了3个月的周密准备，特别是参战各部队进行了登陆和海上战斗的训练，研究了对付敌军军舰和登陆作战的各种办法。同时吸取了金门作战的教训，先后征集到4000名船工和2100余艘船只，一次能够运载10万人以上的登陆部队。
兵团部根据海南岛有琼崖纵队存在这一事实，决定攻打海南岛先以小部队从各个地方实行偷渡，与岛上琼崖纵队会合，使大部队一登陆就得到有力的接应；然后正式开始强渡，第一梯队就使用10万兵力，带足粮食，准备不依靠后援即可独立发展。
守备海南岛的国民党部队除刘安琪的第三十二军和新组建的第四军战斗力稍弱一些，其余的第六十二、六十三和六十四军均属粤军的精华，有较强战斗力。“防卫司令”薛岳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战功卓著的悍将，与侵华日军在长沙的三次会战是他的杰作。但这次他似乎未交上好运。
第十五兵团在渡海过程中，船队遭到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的拦截，我登陆部队早就预料敌人会有这么一招，他们事先在木船上装配好了战防炮、火箭筒（战士们称这种船为“土炮艇”），利用夜暗勇猛接敌，近处开火，结果一举击沉守军舰艇1艘，击伤2艘（包括旗舰“太康”号），海南岛国民党海军最高指挥官——第三舰队司令王恩华也在交战中被打死。
第三舰队遭此重创，夜间再也不敢进入海峡拦截我登陆部队的船队了。
这种以木船打军舰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个奇迹。
第十五兵团第一梯队登陆以后，迅速击溃了守卫海南岛北部的两个军。
“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无心苦守，向蒋介石发报，要求撤至台湾。
征得蒋介石同意以后，薛岳下令各部队向南面的榆林岛聚集，尔后乘船向台湾撤退。
此次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有7万余人。
由于国民党军在撤退途中，大肆破坏道路、桥梁，加之解放军没有海空军拦截，致使薛岳及手下官兵得以顺利逃脱。
海南岛的解放，给台湾带去巨大冲击。一时间，台湾人心惶惶：海南既失，台湾保得往吗？为了安定人心，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竟把这一惨败说成是“从海南岛向台湾转移兵力的顺利完成”。把溃逃说成是“战略转移”，这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谎言。
在第四野战军积极准备攻击海南岛的同时，第三野战军也在积极准备进攻舟山群岛和再攻金门。
此次舟山登陆作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人民解放军新建的海军和空军也准备参加渡海作战。这样，舟山登陆作战即成为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第一次陆、海、空三军的联合作战。
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的计划是，如果攻击舟山成功，将乘胜以船队南下再攻金门。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初具规模，这得力于苏联的大力帮助。
其实，早在1946年，人民解放军就已开始起步建立空军，这一年成立了“通化航校。常乾坤任校长，吴溉之兼任政治委员，蔡云翔任教育长。
1949年3用，航校搬到长春。5月，这所航校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到10月，共培养出各种航空技术干部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械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讯、仪表、参谋人员88名，这些人员大都成为后来建设空军的骨干。
随着解放战争全国胜利的临近，中共中央对空军的建设越加重视。
1949年夏天，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提出了渡海作战需要空军配合的设想：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海军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虑选派三四人去远方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渡海……”
这里的“远方”指的是苏联。
斯大林虽然震惊于中共的魄力，但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航校不必设在苏联，可以由苏联派人到中国帮助开办。还说，中国现在建设空军已经晚了，如早一年，即可参加解放中国南部的战役。其实斯大林并不清楚，中共为了拥有空军已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出了最大努力。
有了斯大林的承诺，中央军委马上要求预定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组织人员研究建设空军的规划。
走马上任的刘亚楼随即拟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一年内建成一支拥有300至350架作战飞机的空军。
空军的特点之一，建军必先建校。没有航校培养不出飞行员，没有飞行员就组建不了空军。
于是“办好航校”成了压倒一切的重点。
1949年冬季，人民解放军空军紧急开办了7所航校，重点技术课程全由苏联专家担任。
1q49年11月起，从苏联订购的飞机陆续到达。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至3月间，苏联派出一个空军师到上海、徐州担负空防任务。
该师装备有当时比较先进的飞机，抵达上海后，连续击落5架前来轰炸内地的国民党飞机。此后，国民党空军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进入上海附近地区了。
经过紧张的准备和训练，1950年5月，空军各航校速成班第一批学员毕业，空军有了组建航空部队的基本条件。
与空军相比，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设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
1949年以前，中共海军建设完全还是一片空白。1949年初，蒋介石准备逃台以后，最担心的是中共拥有海上力量，所以一旦出现国民党海军起义情况，蒋介石就马上命令空军对起义舰只跟踪轰炸。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起义后，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追踪轰炸，结果这艘5270吨的军舰负伤后为保全舰体，被迫在葫芦岛码头自沉。
张爱萍将军希望利用这批起义舰艇建立海军，但国民党空军不断对起义舰艇进行轰炸。此时，人民解放军没有有效的防空力量，只能眼看着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而无能为力，结果起义舰艇多被炸沉或自沉。
于是，毛泽东决定在组建海军之前，先组建空军。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考虑到今后台湾战役和保卫海防需要，决定立即建立海军司令部，将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部改为海军司令部直属机关，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提任海军司令员。
萧劲光上任后立即命令上海等地的造船厂抓紧抢修被国民党军破坏或炸坏的船只，以供新建的海军使用。
蒋介石在大陆失败以后，对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十分看重。登步岛共军的失利并未减轻他对舟山群岛防守的担忧。1949年底，蒋介石又将在金门的第十九军和台湾守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五十二军（也是从辽沈战役中唯一整军逃出来的一个军）派驻舟山。
至此，舟山群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已达6个军，连同海空军共约12万人，驻军数量超过那时防守海南岛的人数。
蒋介石控制舟山群岛目的很明显，是想把舟山作为他反攻复国的桥梁，作为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的中转站，由台湾起飞的作战飞机到舟山的定海机场加油以后，其航程可达到华东乃至武汉一带。
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国民党空军利用定海机场作为基地，对我刚解放的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轰炸达26次，同时又对华东沿海、长江下游各港口进行连续轰炸，以破坏我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并阻挠人民解放军向华南沿海集结船只。
国民党海军也利用舟山基地封锁长江口，运送武装特务，袭拢江浙沿海地区。
台湾当局宣称：共产党能攻占上海，但保卫不了上海。
因此，攻击舟山群岛，拔掉定海基地这颗钉子，成为第三野战军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金门、登步两次登陆作战失利后，粟裕对于舟山作战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粟裕仔细分析了两次登陆作战失利的原因，认为关键是我军没有海空军配合，而敌人却能够以绝对优势的海空力量实施快速增援，从而使我军在决定的地点和时机处于极为悬殊的数量劣势。粟裕由此得出结论，渡海作战是我军战史上所没有过的比较现代化的作战，如果没有足够的渡海船只和适当优越的装备以及充分的物资供应，是很难成功的。
粟裕考虑成熟后，于
粟裕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影响战争进程的重大建议，都被采纳。这一次，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经认真研究后，再一次接受了粟裕的意见，决定将攻击舟山的时间延至1950年春夏。并从新建的海空军中抽调部分部队配合陆军作战。
于是，一场陆、海、空三军协同渡海作战的准备在华东地区展开了。
会议结束以后，各部队迅速开始了紧张的临战准备。
配合这次渡海登陆作战的空军是1950年5月空军航校第一批学员毕业后，利用接收苏联的5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南京组建的空军第四混成旅。海军则是5月间，华东海军在上海建成的第一支可用于作战的舰艇部队——海军第四舰队，装备大型坦克登陆舰10艘，中型坦克登陆舰9艘。
为了确保这次登陆作战的胜利，第三野战军集中了大部分机动力量，原计划渡海攻台的第九兵团也用于舟山作战了。由于海军舰只少，渡海还主要靠木帆船。华东党政机关从山东和苏皖内地征集了大量帆船，由铁路运至浙东、苏南沿海，连同当地原有的船只共达2000余艘，并将其中一部分改装成机帆船。在海军空军的掩护下，这时已有把握一次运载10万人以上的部队登陆。
海南岛的失守引起舟山守军的惊慌。舟山守将石觉尽管得到大批部队增援，仍感到舟山易主不可避免，有心主动撤退，无奈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像抓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抓住舟山不放，严令坚守，只得作罢。
“准备对共匪发动攻势作战。”
其实，所谓的“攻势作战”是蒋介石为了撤走舟山国民党守军所施放的烟幕。
此时的蒋介石在海南岛失守后，重新考虑了舟山的命运。海南之战解放军是10万人乘木船进行的，而舟山面对的将是20万有备之师，且有海空军配合。舟山12万守军相当于国民党当时仅剩的陆军部队的三分之一，一旦再遭歼灭，守备台湾就是一个大问题。
为了集中力量固守台湾，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从舟山撤军。
一下飞机，郭寄峤就把蒋介石的亲笔函交给前来迎接的舟山防卫司令石觉，只见上面写着：
“此时防务匪机突然来定轰炸我运输舰船，比防范其陆军渡海来攻本岛更为重要，故应从速准备，以防万一。并期于本月15日至迟16日上午，必须完成全部工作，是为至要。”
16日晚7时，郭寄峤、桂永清、王叔铭等乘坐最后一架C—46飞机起飞。
飞机刚一升空，花费4000万银元修建的定海机场在一阵爆炸声中化为灰烬。
蒋介石终于赶在解放军进攻舟山之前，安排守军悄悄撤离。自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指挥得最好、进行得最顺利的军事行动就是舟山逃跑。
海南、舟山的大撤退引起退守台湾国民党人士的不安。为了对撤军行动有所交待，
他说：“当时衡量客观现实的情势，估计我们政府所有的实力，若非集中一切兵力与共匪作战，我们就无最后胜利的把握，反将要被共匪各个消灭。”
撤退本是迫不得已之事，蒋介石却解释成是他复职后第一个计划的“完全实现”。他说他曾制定了一个大计划，由四个步骤组成：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立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为了替老蒋消愁与稳定社会情绪，蒋经国发表了一封《由定海到台湾》的公开信，说：“这次国军从舟山撤退到台湾，放弃了最接近大陆的陆海空
根据地，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惊人的举动。老实讲，我是一样的沉痛和难过，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有时会支持行动的，但是在环境愈是恶劣的时候，愈需要高度的理智，并且要拿出理智来控制感情，用理智来支配行动……保卫台湾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一仗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和准备，才能保证一定胜利。”
蒋介石的撤退出乎第三野战军的意料之外。
规模宏大的舟山群岛海陆空三军协同登陆战准备工作，虽然未能投入实战，但是对国民党军造成了重大威胁，促使其未开战就从岛上溜走，从此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长江口的封锁和对上海及江浙附近地区的空中威胁，同时使部队受到了渡海作战的训练，意义同样是十分重大的。
在第七、第九兵团积极准备攻打舟山群岛之际，我第十兵团于1950年5月组织了对福建南部岛屿——东山岛的进攻战。
东山岛是福建省仅次于平潭岛的第二大岛，面积165平方公里，人口8万左右，是福建、广东海上交通要冲。由于该岛是国民党军联系台湾与广东万山群岛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其向闽粤两省内地派遣特务武装的重要基地，因此岛上驻有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七军的两个师约5000余人驻守。与金门岛相比较，东山岛离大陆较近，最近处仅隔
第十兵团根据金门作战的经验教训，为确保作战的胜利，集中了第三十一军的第九十一师和第三十二军的第九十四师，并加强了野炮1个营、山炮2个营，事先集中足够的船只，拟定好详细的作战方案，做好了各种准备。
十六、放弃攻台
魏道明突然失宠，陈诚带病受命，一个女人大骂：真是个老混蛋！美国人对陈诚说：蒋介石如来台湾，只能以避难者身份相待。茫茫九州无处藏身，蒋介石作了最坏的打算。阻止“祸水”来台，美国人一厢情愿。败有所悟，蒋介石不再玩花架子。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兴奋异常。美国出兵台湾海峡，攻台计划被迫搁浅。
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下一个目标便是台湾了。
而这正是蒋介石最最心忧的，蒋介石对台湾寄予了太多希望。
早在1946年10月，蒋介石就萌发了把美国人喻为“不沉的航空母舰”
——台湾作为自己的退路和反共基地的想法。其时，蒋介石正偕夫人宋美龄巡视台湾岛。由于台湾人视之为收复宝岛的“领袖”，对他们颇为热情，因而这次巡行给蒋介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巡视台湾之收获，较巡视东北之收获尤大，得知全国民心之所向。”接着，蒋介石又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奈我何乎？”
当时蒋介石还远没料到他会被赶到台湾，但是他却已看到了台湾的重要性及有利条件，初步形成了经营台湾以作为内战后盾的设想。
随着内战局势的逐渐逆转，蒋介石的想法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成熟。
当1949年初面临第三次下野的唯一选择时，蒋介石更加坚定了另起炉灶，把台湾建成反共基地的想法，并付诸实施。
事后，蒋介石讲到他为什么第三次下野时，曾对亲信们这样解释：
我之所以下野，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俄帝集团的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堡垒。”
后来，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时称：“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持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下野。”
当然，蒋介石的这番言辞难免有粉饰自己被迫下野窘境的成分，但经营台湾，把它作为反共基地的想法却是真实无疑的。直至即将逃离大陆的最后关头，蒋介石仍然在强调：“在台湾要做最坏的打算。”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台湾作为“偏安求存”的基地，是因为台湾有以下几个便利条件：
（一）便于避居困守。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位于距大陆100多公里的海面上，东北隔着琉球群岛与日本遥遥相对；东面是浩翰无际的太平洋；西面和西南面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福建省和广东省相望；南临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邻。台湾处于西太平洋交通要道，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价值。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蒋介石认定、从最坏处考虑，万一大陆完全丢失，凭他手中现有的海、空军力量，跟几乎谈不上有这两方面力量的共产党军队隔海周旋、对峙，或许可以苟延残喘，香火续存；从好处着想，台湾有海路与舟山、厦门、上海相通，又便于由空中对这些地方策应，坚守东南沿海城市，既可以台湾为后援，稍缓后顾之忧，又便于调集转移兵力，把台湾作为最后的退路。一旦在东南与共产党军队形成较长时间的对峙，则可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卷土重来。果真如此，从长远看，国共双方的这场角逐，最后究竟鹿死谁手，亦未可知也！
（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先进的工业。台湾省面积3．6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本岛、澎湖列岛等80余个大小岛屿。岛上有被誉为“台湾三宝”的米、糖、茶三大物产；有四季不断品种繁多的水果；有相当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森林面积总和的“森林宝库”；有200多种已探明的“地下矿藏”；还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适应，台湾又是较早兴办洋务、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的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以后，在50年的时间内，为了榨取台湾人民的血汗与掠夺台湾资源，进行了广泛的投资，使发电、钢铁、机械、化学、金属等工业逐渐增长。交通、金融事业也很发达，农业亦有一定基础。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接管了台湾的一切设施与行政权。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较先进的工业、交通基础成为国民党败军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三）便于同美国进一步勾结，获取美国援助。蒋介石一向重视东南沿海地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靠近海岸，便于直接得到盟国的支援。对于腰杆子一向不硬，总是祈求别国施舍过日子的蒋介石来说，此点十分重要。尽管美国已厌弃了蒋介石，总是想与他拉开距离，但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贯立场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这一点蒋介石比别人都看得清楚。他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等待美国笑脸重现。只要美国反苏反共，总有一天，美国仍会需要他，给他大量援助的。
正是出于上述种种考虑，蒋介石在1949年初第三次下野前匆忙宣布：“发表陈诚为台湾省主席的任命。”
蒋介石的此举过于突兀。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事前对此竟完全不知，以至气得他老婆郑毓秀破口大骂：“我们做得这样好，换人他也不告一声，真是个老混蛋！老混蛋！”
她哪里知道，这是蒋介石下野前的一着“妙”棋。他在为后路着想。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最后任命”，连当时“倒蒋”的副总统李宗仁也觉得突然，颇感意外。多年后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此次新职突然发表，前主席魏道明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过入台北。
接着李宗仁又写道：
“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前，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的政策，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便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日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演接收政权的美梦。”
李宗仁的分析可以说是透彻入里。
1949年3月，蒋介石又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在蒋的操纵下，国民党行政院授权陈诚指挥监督中央驻台各机构。
至此，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
陈诚能受此重任，与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和他同蒋关系密切不无关系。陈诚，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三爱将之一。1894年出生于浙江青田县高市乡外村。
字辞修，取自《周易·乾》里“修辞立其诚”之意。别号石臾。1913年，陈诚瞒着父母离开家乡来到丽水，考上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又入省立体育专科学校，次年毕业。年轻的陈诚志不在教，离开体校后，又以总分前三名的成绩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成为该校第八期炮科学员。同期同学有刘翰东、罗卓英等人。1920年因直皖战争军校停办，陈南下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供职，其间加入国民党。次年军校复课，又北上完成学业。1922年6月军仅毕业后被分到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六团第三连任见习军官。不久，陈诚南下任第一师中尉军官、上尉连长。
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陈诚离开第一师来到黄埔军校，先是在校部机关服务，任过上尉教育副官、特别官佐。正是在黄埔军校期间，陈诚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据台湾出版的《陈诚传》记载：某夜蒋介石巡视营房，发现陈诚天未亮就起床阅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陈诚此举深得蒋介石的嘉许。
后来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陈诚的炮兵连屡立战功。当时任教导团一团团长的何应钦说：他们对有限的炮弹，加以充分的利用，弹无虚发。“陈连长三炮定江山，就此闻名。”两仗打完，“陈诚”二字深深嵌入了蒋介石的脑中，渐渐地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并视为心腹。从此，陈开始摆脱壮途上停滞不前的处境，直线上升。陈诚当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任过的官职多。蒋介石有什么要职，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都先让陈诚担任，以解燃眉之急，有的要职只任数天，几个星期；第二是升官快，不几年就高职集身。
十年内战期间，陈诚更上升为蒋介石的亲信。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新军阀混战、举行对红军的三、四、五次“围剿”时，陈诚总是一马当先，充当替蒋卖命的急先锋。与此同时，陈诚也建立起了自己的以“土木工程系”（十一师、十八军）为核心的势力的集团，在蒋的嫡系部队中，举足轻重。
为了笼络陈诚，在他任十八军军长时，蒋介石派宋美龄出面，收谭延闿的三女儿谭祥为干女儿，并由蒋、宋二人出面作媒介绍给陈诚。陈诚为此与结发妻子吴舜连离婚。陈、谭联姻后身价倍增，在他与蒋的关系中除了同乡关系、黄埔关系，又多了一层“翁婿关系”，更得蒋的宠信。
西安事变时，陈诚与蒋一起“蒙难”，且表现得“忠贞不二”。抗日战争期间，陈诚的官职不断上升，到1944年出任军政部长，次年一月兼任后方勤务总司令，负责国民党军队整编，以应付抗战结束后国共斗争的新局面。
抗战结束后，陈诚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成为蒋介石身边红得发紫的人物。1947年8月，东北战场危机四伏，陈诚被任命为东北行辕主任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到了东北之后，颇想力挽狂澜，无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败局已定。此时的陈诚可谓一败涂地，偏偏身体又不争气，胃出血大发作，还是夫人谭祥走了干妈宋美龄的内线，蒋介石才准许他离开沈阳，赴沪就医。尽管陈诚溜出了东北，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内响起一片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挥泪斩马谡”的呼声。听到这些消息，正在上海一幢陈旧公寓里养病的陈诚不禁百感交集，悲从中来。国民党败局已定，自己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可悲的替罪羊的角色。想当初，自己对这场内战心中何尝没有过矛盾，他曾暗暗自叹：“还得作恶几年才能了事！”但蒋介石发动内战决心已定，跟随蒋介石几十年的陈诚，自知政治生命已与蒋介石紧密地绞在一起，没有蒋介石，便没有了陈诚。所以，他觉得唯一的选择是辅助蒋介石尽快打赢这场战争。现在看来，这条路是选错了，但已无法更改。好在蒋介石对陈诚仍宠爱如旧，一再为陈诚开脱，并亲自出面承担责任：“辽沈战役，责任在我，与辞修无关。”
1948年10月，陈诚带病受命，以无职之身搭专机飞往台湾草山。名义上，陈诚是在台湾赋闲养病，实际上是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做开路先锋。这之后，蒋介石更是为陈诚安排妥当，委他以党政军大权，让他在台湾充分施展。
陈诚也不想辜负蒋介石的厚望，想方设法治理好台湾，以便为蒋介石留下一条退路。所以陈诚一上台，就着手收买台湾人心。他宣称：
“台湾不是日本人遗留给我们的，更不是战利品，是台湾同胞50余年血汗所积累，是全国400万军民先烈血肉的牺牲从日本人手中夺取回来的。我们若不把台湾弄好，非但给日本人讥笑，更何以对先烈对台湾后代子孙！”
看来，陈诚是很想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作为一番。
蒋介石十分关注陈诚的“基地建设”。
“一、多方引用台箱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人士参加政府。
“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
“三、收揽人心，安定地方。
“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可多订计划，总以踏脚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
“五、每日特别注意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
“六、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至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
蒋介石的电报使陈诚颇受感动，他细心揣摩，深觉此电不仅仅是指示守台方针，更是蒋先生对他个人修养的诸多告诫，委婉地提醒自己注意以往执事中的毛病，字里行间，蒋先生对他寄予了深切厚望。
除了作指示，蒋介石更给陈诚以实际的援助。不久蒋介石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蒋介石此举可谓一石一鸟，一方面使刚刚上台的李宗仁无法维持统治，另一方面为败退台湾奠定经济基础。据代总统李宗仁后来回忆说：自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时，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称：国库所存金钞共值3．35亿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价格计算，若以海外比值论，尚不止此数。与此同时，国民党还抢运了大量的珠宝、文物等。
仅北平、南京的文物就被盗走5000多箱。
之后，当国民党节节败退之时，蒋介石更是精心地将其嫡系部队收缩到东南沿海一带，为日后退台作长远打算。
事后证明，蒋介石的这些长远打算对残留其反动政权来说，确有“先见之明”。
尽管蒋介石为自己的后路作了精心安排，但他的去台之路并不一帆风顺。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主子千方百计的阻挠。
自1948年下半年，美国经过对中国内战形势的分析，认为中共在大陆的胜利已不可避免，进而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后，台湾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军事地位突出起来。美国担心，一旦腐败的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则台湾很可能遭到和大陆同样的命运：落入共产党之手。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为此，美国政府作出决
“当中国的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知道我们要在台湾和什么样的统治集团打交道时，美国应该设法加强一个非共产党地方政府并给予支持。……我们应该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
这样，美国必须先阻止蒋介石退台，使蒋介石王朝不能在台湾开张，以免把祸水引向台湾。
早在1948年秋，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茨就与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进行了秘密接触。魏道明表示，只要美国给予1000万美元贷款，作为美国对台“心理上”的支持，他就可以实现台湾的“自治”，劝阻蒋介石不进入台湾。但又因蒋介石有所觉察，换掉了魏道明，这一计划没能实现。
魏道明卸职后，没敢回大陆，他携带家小远走高飞，到巴西做寓公去了。
陈诚入主台湾后，尽管知道他是蒋介石的心腹，美国人仍不甘心丢掉台湾，转而千方百计地拉拢陈诚。
一、台湾应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政府分离，在经济贸易上与中共绝缘。由台湾省主席独立办理台政，美国每年拨给台湾经济援助2500万美元。
二、形式上联络菲律宾、澳洲、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各国，各出一些象征性兵力，会同盟军占领台湾。希望在两周内，在台召开政权转移会议。
三、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海峡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之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袭击，同时遣送不受欢迎之大陆在台分子。
四、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来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
五、邀请美国所欣赏的人如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此次秘谈双方只是亮明态度，但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性进展。后来，双方又多次接触，陈诚对美国的经济援助颇感兴趣，对“自立”尤其是背叛蒋介石没有兴趣，美国的算盘又落空了。
莫成德拉拢陈诚无效后，美国为了阻止蒋介石去台，又在国际上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由联合国委托托管台湾。对于这一点，蒋介石认为“此一问题，最足顾虑”。他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决不能文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
之后，蒋介石还让前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台公开发表讲话：“台湾是收复的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对该岛拥有绝对的主权。”
由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还有中国共产党等各个实力派别，都不赞成，美国想托管台湾这一阴谋没能得逞。
美国的掣时虽然未能最终阻止蒋介石去台湾，但还是使蒋介石费了不少周折。
美国拉魏拉陈，使蒋颇起疑心。联系到大陆许多国民党要人纷纷倒戈投共，在此难世之秋，实在难保陈诚不在美国优厚条件下动心从而投靠美国。
因此，在大陆战事连连失败后，蒋介石曾作过最坏的打算，一旦去不成台湾，就流亡菲律宾。
事实上，在美国的高压和利诱之下，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的冲击下，陈诚对待蒋介石这位“故主”，内心是有过矛盾和冲突的。他曾设想蒋介石从此归隐林泉，颐养天年，不再出山。
由于对陈诚态度把握不定，蒋介石在上海失守后没有直接飞往台湾，而是走一站停一站，
对陈诚的态度和蒋介石去台湾时的犹豫，吴国桢有一段回忆文字：
“1949年5月，蒋先生自舟山致电陈诚，告有赴台之行，陈在24小时未行复电，蒋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雄市非陈势力范围。孙立人、彭孟缉等往迎，蒋劈头第一句话：‘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回答：‘由我们保护，有什么不安全？’”
7月初，蒋介石在阳明山设总裁办公室，下设党务、经济、军事、宣传、国际问题研究、秘书、情报、警卫、总务9个小组及一个设计委员会。
经过一波三折，蒋介石终于在台北安顿下来。但此时蒋介石的心仍没放在台湾，他只是以台湾作为最后的栖身之地，他还想“以在野之身”指挥大陆的残兵败将作困兽之斗。直到这年12月西南战役败局已定，
刚到台湾时的蒋介石，心情极为沉郁。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就要到了，为了调节蒋介石的情绪，蒋经国鼓励父亲带全家外出过节。
圣诞节晚，蒋介石在涵碧楼写下这样的文字：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
“近日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军队，以求内部转纯，团结一致。”
但没过几天，共产党的元旦对台广播又使蒋介石的心情悒郁起来。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绝不放弃向全国进军的立场。我们绝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我们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也绝不容许美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它中国领土的非法占领。”
蒋介石不禁自问：“台湾真的无法自守了吗？”
1950年，就在蒋介石忐忑不安中来临了。
要解放台湾，是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早就定下来了的。
早在1949年5月上海战役结束之后，蒋介石把大本营偷偷撤往台湾，中央军委就已开始策划台湾战役了。
当时，中央军委责成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
因华东地区许多地方还未解放，又需要分兵进行剿匪，于是粟裕只能抽出三野主力兵团第九兵团的4个军进行攻台训练，同时第九兵团还要兼任上海地区的警备。
后因三野第七、第十兵团在进行扫清台湾外围屏障的浙东和福建沿海作战中，在金门、登步两次受挫，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意识到渡海攻台的艰巨性，以4个军进攻台湾的计划被迫进行修改。
随着三野首长对渡海作战艰巨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台湾战役计划一再修改。
1949年秋天，三野制定的台湾战役计划投入兵力是8个军，其中以第九兵团的第二十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共4个军为第一梯队。
1949年末，第三野战军再次修改计划，决定攻台兵力增加到12个军。
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这个意见。
另外，此时攻台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即美国公开表现出与国民党当局拉开距离的政策，一般估计攻台时美军不会介入。
粟裕在《华东军区1950年政治工作指示》中，对此这样解释：“直接参战在政策上、军事上都是对美帝不利的，所以美帝只能间接参战，如动员日本的‘志愿兵’去帮助蒋匪。”
基于这种估计，第三野战军在研究台湾战役时，曾设想同日本援蒋军人作战的可能性。
其实，当时日本尚未从战败中恢复过来，经济千疮百孔，愿意替蒋卖命的人很少。
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军委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台湾战役的准备，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以实现祖国的统一。
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
当时作出这一设想，是对东南沿海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进行了分析后作出的估算。
当时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共还有50万军队，其中在舟山、金门和海南岛的部队又随时有撤回台湾集中力量防御的可能，再加上少量日本“志愿”人员的协战，按照一般的登陆作战规律，第一梯队登陆部队要有能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而最忌“添油”式的逐次增兵。所以预定的第一梯队必须有足够的兵力，再待第二梯队上岸后，总兵力至少应和台湾守军大致相当。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同等数量的国民党军。有50万人登陆就可以确保在短期内不间断地发展胜利，以占领全岛。
根据以上设想，第三野战军准备在舟山战役结束以后，以第七、第九兵团担任攻台的第一梯队，第十兵团和入闽的另外3个军担任第二梯队。
这样，第三野战军的12个军部队连同后勤支援人员，投入台湾战役的总兵力将达50万人。在大陆内地，第四野战军以第十三兵团（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西北野战军抽出第十九兵团（原华北第二兵团，辖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兵力。
然而，要实现这一登陆作战的设想，第三野战军面临两个最大的困难：
一是缺乏渡海船只；二是海空军掩护问题还没有解决。
解决渡海船只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确是一大难题。要运送50万部队渡海，连同装备、粮弹、饮水、燃料、马匹、车辆等，所需的船只甚多。因此，中央军委估计需要筹集几十万吨位的船只。台湾海峡海宽浪大，渔民的小帆船难以航渡，需要用轮船或者较大的机帆船。近代中国海运一直不发达，沿海地区机器动力的船只很少，加上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又将大多数轮船带走或加以破坏，所以要靠以沿海现有船只中筹集几十万吨位的机动船是办不到的。
解决海空掩护问题，也是保证渡海攻台成功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而我人民解放军当时所薄弱的就是这两方面。台湾距大陆最近距离也在
因此，有了渡海船只后，还必须建成一支能够较敌方具有优势的海空军，才能保证台湾战役这种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胜利。
对于这两个主要困难，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早就深谋远虑了。1949年7月，毛泽东提出，要攻打台湾，除陆军外，主要靠海军及空军。之后，中央军委积极解决这两大问题。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技术设备极其落后，人才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中共创建海空军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到了1950年5、6月间，中共的海空军已初具雏形，并可以从事一些小规模作战活动。
鉴于海空军具有一定作战能力，华东军区根据攻台作战的需要，于1950年6月间确定了新的训练大纲，决定从同年7月至次年3月各军兵种分别进行训练，翌年4月和5月进行三军两栖作战的合练，然后准备以三军配合的两栖登陆作战最后解决台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