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配良缘国语:《白鹿原》

《白鹿原》

作者：陈忠实；载《当代》1992年第6期、1993年第1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6版。

关于作品的总体评价。冯牧在给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的电话中说，对这部小说的“初步印象是一部具有史诗规模的作品”，又说，“《白鹿原》达到了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长篇小说所未达到的高度与深度，闯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我向陈忠实表示热烈的祝贺”。（《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小说评论》1993年第5期）雷达说：“阅读中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中国文学领域出现了一部重量级的大作品”；“《白鹿原》不仅是对民族历史的反思，也是对民族生存的文化反思”；它“吸收了当代中国和世界文学的许多新成果……是一部新时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雷达还认为，“《白鹿原》的出现，给当今寂寞的文学界带来了新的震撼和自信”；它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一次飞跃”。（《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蔡葵认为：“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从总体上它是气势恢宏的史诗，从局部、具体细节、语言看，又细针密线，经得起眉批，经得住多方面检查，可以像《红楼梦》一样读。”（《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是九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长篇创作领域所出现的难得的艺术精品，经得起反复阅读、反复咀嚼、深入批评。……陈忠实给自己，也给陕西文学立了一个纪程碑，也是中国当代的重要突破”，作品“可以用史诗二字来评价”。谢永旺认为，“这是一件高水平、高层次的艺术。有文采，有弱笔，但无明显败笔”。

邢小利在综述西安《白鹿原》研讨会情况的文章中指出：“《白鹿原》是一部很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是近年来罕见的一部大作品。……《白鹿原》以其全景性的历史观照和宏阔的史诗规模开拓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层面，它既不同于那种写市民市井生活的新写实，也不是那种带有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它为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有力的新例证。……标志着陈忠实的创作摆脱模式走向自由，走向成熟。”这是“作家创造的结果，也是时代造就的”。（《一部展示民族秘史的力作》，1993年4月26日《陕西日报》）

白烨在题为《史志意蕴·史诗风格》一文中指出，《白鹿原》“独具丰厚的史志意蕴和鲜明的史诗风格”，它“在一部作品中复式地寄寓了家庭和民族的诸多历史内蕴，颇具丰赡而厚重的史诗品位，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当属少有”；“而又如此好读和耐读，这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亦不多见。”“这些突破……把当代长篇的现实主义创作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从而具有了某种标志性的意义”。（《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4期）黄国柱也说：“尽管我们目前尚难断言《白鹿原》就已经进入了经典长篇小说的行列，但是就丰厚性和博大精深而言，《白鹿原》显然在当代小说中是无与伦比的。一方面，是深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当代性的和谐统一。……另一方面，是哲理象征性和历史神秘性的和谐统一。……再一方面，是情节结构曲折性和细节描写丰富性的和谐统一”；总之，“《白鹿原》是一部富于哲学意味的史诗，它将镌在文学史中，永远地具有活的生命和灵魂”。（《当代》1993年第4期）

与上述评价不同，金惠敏认为，《白鹿原》“较之于传统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显得深刻、丰厚和超越功利一些。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进步”；“不过，……当我们把新时期而不是十七年作为《白鹿原》的历史坐标，《白鹿原》所取得的进展便不再具有多少新意了；它至多只是把已有的思想成果应用于开辟的那块陕中地域。这算不得创造”。他说：“我坚信，大作的出现，既不是某种政治观念、历史哲学（如阶段斗争论）的直接演义，也不是对既有思想成果或者说思想常识的借取和推广”，但“我们在《白鹿原》中所看到的”是“对已有常识的文学应用”。（《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从〈白鹿原〉〈废都〉谈起》，1993年11月6日《文论报》）

傅迪更认为作品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他说：“恕我直言，这部作品不仅与前面摘引的评价直去甚远，而且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恰恰是这些根本性质的缺陷，被某些文艺评论家提到第一位来加以赞扬。因此，这里我要提出来商榷的并不是一些评论文章中的过头话，也不是任何好作品都难以避免的小疵微瑕，而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后面将摘引——编者）（《试析〈白鹿原〉及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1993年第6期）

关于作者的历史观。李星在《世纪末的回眸——〈白鹿原〉初论》一文中说：“《白鹿原》之所以可以称之为大作品，不是因为它有50万字的篇幅，而是作者以当代眼光、当代意识审视、反省这段历史时，所具有的全新的体验和认识。……在陈忠实的笔下，历史不再是一部单线条的阶级对抗史，同时也是一部在对抗中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历史；历史不再是一部单纯的政治史,同时也是一部经济史、文化史、自然史、心灵史；历史的生动性不只是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展开，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生动，更为丰富，更有诗学的价值。”他认为，“陈忠实正是通过价值，更有诗学的价值。”他认为，“陈忠实正是通过《白鹿原》将我们民族的存在历史提升到一个新的诗学境界，它的独特的认识价值是无可怀疑的，它的独特的审美价值同样是无可怀疑的。”（1993年5月20日《文学报》）

畅广元认为作者的历史观有三点：“首先是当代朱先生的历史眼光。朱先生是作者笔下的文学大儒，被白鹿原上的代表人物白嘉轩尊为圣人。朱先生看历史，一是重史实，二是察民心，三是观动向，四是多体验。他不唯旗号、招牌，但看政绩、实效；不轻易说长道短，评三论四，更注重自我省察、思索和付之行动。陈忠实透视他笔下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历史眼光；“其次是民族利益的历史尺度。……它较之一个阶级的立场要视野广阔得多，胸襟博大得多，气度也恢宏得多；“再次是秉笔直抒的史家心态”。这些“构成了陈忠历史的冷静客观的态度，把历史当作不断向偶然开放的人类生存活动的历时运演。正是这样的态度使作家把白鹿原的悲剧写得淋漓尽致，涵纳了几乎连作家本人也未必意识到的深邃的文化意义”。（《冷静客观地审视历史——浅议〈白鹿原〉的历史观》，1993年4月26日《陕西日报》）

黄国柱指出，“《白鹿原》最可贵的艺术品格，在于它保持了历史过程的某种浑沌状态”，“它显然地区别于建国后产生的大量同类题材作品，就是没有在诸如‘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抗日英雄与汉奸走狗’……等等政治的选择中采取一种非此即彼的誓不两立的视角态度”，没有沿着‘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这个常规的思路去发展情节，结构故事。无论国民党去发展情节，结构故事。无论国民党的断断续续的统治，还是共产党在原上几起几落、地火般地运行，都是白鹿原历史之河中的水流和浪花”。他说：“尽管人们已经过国共两党的成败是非、善恶黑白作出了公正的判断，小说的历史描写也对此作出了勿庸置疑的结论，但是从主观上看，小说的作者仍保持着某种淡泊的距离感和客观冷静的态度。显然，作者站在了另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俯瞰历史，进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宽广和辽阔，以及深刻和深邃。”

朱寨也说：“作者不是从党派政治观点，狭隘的阶级观点出发，对是非好环进行简单评判，而是从单一视角中超出来，进入历史和人、生活与人、文化与人的思考，对历史进行高层次的宏观鸟瞰。”（《一部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蔡葵说：“现在有新历史主义……总的目的是解构历史。……陈忠实也解构，解阶级斗争、政治、经济的单一视角，但重要的是他不仅解构，而且重建。……从国民心理，民族精神，灵魂方面重构，写出了民族的人格力量，回答了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存在三千年的问题。”

白烨对作品中关于“‘鏊子’ 一说出，把白鹿原的错综纷繁的争斗史，简洁而形象地概括了、提练了。它既生动地描画了白鹿原式的斗争因‘翻’而构成的列席和频度，又深刻地喻示了这种‘翻’来‘翻’去的闹法给置身其中的乡民们造成的困苦。……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成了鏊子’，实质上是正剧幌子掩盖下的闹剧，以闹剧形式演出的悲剧。”

傅迪不同意上述意见，他说：“‘白鹿原成了鏊子’……这句话的意思是：白鹿原的历史是一部翻煎饼的历史，翻过来，又翻过去，把一个好端端的白鹿原折腾得不得安生。……一连串的斗争是不合乎人性、人道的。”并举例说：“小说描写了二十年代中期的那次农民运动。……但是……我们却几乎看不到这场运动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如此这般农民运动岂不成了一场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闹剧院”傅迪指出：“如果说《白鹿原》本身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么，那些连篇累牍的评论就走得更远了。……这些论者确实以其敏感抓住了贯穿于《白鹿原》确实为这些论者宣传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政治观提供了某些形象性的思想材料。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所不及的。”

陈忠实自己说：“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我不过是竭尽截止到1987年时的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我上述的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的。”（《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关于作者的文化价值观。邢小利的文章认为，作品“深刻地把握和表现了我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写出了传统文化——包括仁义思想、宗法观念等怎样沉积为农民心理的地质层，展示了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它强调了文化、文化传统对人的重要作用……写了传统文化的力量，也写了它的负面……

何西来说：“作者用了一种大文化眼光，写出一种历史文化，地域文化的深厚复杂。我不同意用儒家文化涵盖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白鹿原》的文化视野就不只是儒教，还有其他，如性文化……道德伦理文化……”张韧认为：“这部作品第一次写出了家庭、家族力量不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支柱，而且有搞御社会动乱，抑制自然灾害的巨大作用。”（《一部分可以称之为史诗的大作品》，出处同前，）冯立三说，作品的“长远价值就在于用精到的地方语言在无比深邃无比广阔的时间和历史空间隧道中表现了东方文化东方人格精神的无愧魅力”。

雷达从作者处理人、历史、文化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作者的文化价值观。他说：“《白鹿原》的作者不再站在狭义的、短视的政治视点上，而是站到了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思想制高点上来观照历史。他以民族心史为构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作为主线来结构全书。”“作者的创造性在于，他在充分意识到文化眼光与阶级斗争眼光交融互渗，从而把真实性提到一个新高度。”他说：“我始终认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文化价值观念，但我坚决捍卫他作为一个作家保留自己独特的评价生活的眼光和权利。”（《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出处同前）

谢永旺也在肯定作品自觉解析人物的文化心理同时，提出“作品是否有对传统文化批判不够的问题”？他说，“最不满意的是朱（先生）的出场，这与作者想叫他充满理想色彩有关。……在历史大变动中，朱先生的基本思想是世界变迁处静观态度，这正是我们民族灵魂深厚的方面……也是变革的深厚阴力”。

傅迪认为，“作者以浓墨重彩讴歌了传统的宗法文化。……突出地体现在他着意刻画的两个理想人物身上。一个是白鹿原的族长白嘉轩，他的经历几乎是一系列善事义举的延续。……但这个传统宗法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大大地被理想化了”；另一个“是在白鹿书院讲学的朱先生。……在朱先生形象的塑造上，作者的敬仰与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他说：“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的文化作品，从中只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的作用，却看不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有作用，却几乎看不到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的影响，这不能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的。”

关于艺术成就。李星说：“《白鹿原》不仅成功把现实主义的潜能利用得很充分的艺术，而且成为将东方文化的神秘感、性禁忌，生死观同西方文学中的象征广义、生命意识，拉美魔幻主义相结合的特色鲜明的现代艺术。……它昭示着这样一种艺术现象：大作品的产生往往并不代表新方法的产生：大作品往往产生在前辈作家探索拓荒的基础上，产生在新方法的成熟阶级；它吸收和继承了、取代了以往的生命。”

白烨认为，与作品“丰厚隽永的史志意蕴相得益彰，它在艺术形式上气宇轩昂，具有鲜明的诗史风格”。而获取这种风格主要有两点：“其一，又‘入’又‘出’，‘宏’‘微’相间”。使作品既有“现实感与历史观相结合的真实性，又具有微观透视与宏观鸟瞰相融合的深刻性；其二，有‘清’有‘浑’，虚实相致”，“作品因写得既‘清’又‘浑’，亦实亦虚，格外地丰厚和凝重了，也耐得起人们的咀嚼和回味了”。

雷达认为作品“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找到了一种有能量、有张力的叙述方式。它的意义决不限于叙述语言，它是一种浓度很大的，致力于回到事物本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表现”。

林为进分析这部分长篇的结构艺术说：“网状式的结构，全程独作品的内容丰富，不流之于单调呆板。而舍弃了单线或所谓复线的描述，网状的构架，使整部作品像个浑厚的球体。此外也比较好的扩大了作品的空间感。”

南帆在《文学·历史·叙事话语——读陈忠实的〈白鹿原〉》一文指出了这部小说的艺术创伤。他说：“陈忠实从白鹿原的芸芸众生之中提炬出了三种势力。宗法家庭的势力，叛逆者的势力，政治势力。白鹿原上的诸多人物和事件集结于这三种势力的周围”。然而“政治这支线索上的故事多半了无新意。片断和细节均未成为衍生故事的内核。小说仅仅按照大革命时期、搞日时期、国共战争时期排列人物的经历，叙事话语穿透时间的功能不知不觉地萎缩了”。他说：“我们还可以发现，政治势力这支线索与其他两条线索之间出现了游离和脱节。甚至可以设想，即使将这支线索上的故事抽掉，小说的完整性并未受到明显损害。这恰好从反而证明，《白鹿原》的叙事话语出现了破裂。”“我们没有理由将这个破裂解释为一种疏忽。也许陈忠实并未详细考虑儒家传统与三民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无法继续想象它们之间冲突与交织所形成的生动故事。可是，思想的回避并不能代零替叙事的回避。未完成的思想只能导致未完成的叙事。”“这在《白鹿原》里面留下一个重大的艺术创伤。”（1994年1月8日《作家报》）

1997年11月，《白鹿原》（修订本）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