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o重生之女配萌萌哒:拟态环境和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信息环境
所谓信息环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群体接触可能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总体构成的环境：
一，构成信息环境的基本要素是具有特定含义的语言、文字、声音、图画、影像等信息符号；
二，一系列信息符号按照一定的结构相互组合便构成具有完整意义的讯息，大部分讯息传达的并不仅仅是信息或知识，而且包含这特定的观念和价值，它们不仅仅是告知性的，而且是指示性的，因而对人的行为具有制约作用；
三，当某类信息的传播达到一定规模时，便形成该时期和该社会信息环境的特色和潮流。因此，信息环境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是制约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
浅析现代社会“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根源
所谓信息环境，指的就是一个社会中或者群体接触可能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总体构成的环境。日本学者后藤和彦认为：“信息环境，即在与自然环境相区别的社会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社会成员之行为方式的符号部分；并且，它主要是通过非人际关系向社会提示的环境。”
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形成的环境（拟态环境），不仅制约人的认知和行为，而且通过制约人的认识和行为来对客观的现实环境产生影响。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现代环境不仅越来越信息化，而且信息环境也越来越环境化。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提示的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
我理解的信息环境环境化的本质原因就是现代社会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
大众传播的双向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加剧。以电视媒体为例，最初电视媒体的受众只能被动的接受传者想传播的信息；到后来受众可以选择接受电视频道，这种选择是受众选择性接受信息的一种体现；到现在网络媒体的兴起，出现了网络电视，人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接受任何信息，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性逐渐增大；这样，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状态由完全被动接受到很大程度上的主动选择，这种过渡对大众传播本身发展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由于各种传播媒介飞速发展，人们对接收信息的可选择性加大，并且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在不断的上升到不同的高度，人们对于接收到的信息二次加工更加的深入，同时对于信息本身的深度广度方面的要求也不断加大，这对信息传者来说是一种挑战。正因为如此，信息传授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除了信息受者的选择，这种压力同时来自同类媒介之间的竞争。
为了在信息海洋中求得一席生存之地，各类媒体不得不竭尽所能，采用各种各样的收集方式，运用力所能及的方式进一步挖掘深层信息，然后以更加新鲜的传播手段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信息最大程度的完全暴露在受者眼前。理论上，不断的挖掘，不断的探求，信息传者是可以将所有的信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即将大众传播形成的拟态环境转换为现实存在的环境。但是，由于目前传播媒体本身也有各种局限性，加上国家政策、社会道德及和其他社会因素以及传者自身的性格因素等限制，现代社会中信息环境的环境化只是一种趋势而已。
拟态环境
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身外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产生脑海图景。所谓拟态环境，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 　　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拟态环境问题。并首次使用“Ｐｓｅｕｄ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一词。拟态环境有如下特点：一方面，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不是“真”的客观环境，或多或少与现实环境存在偏离。另一方面，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
论"现实环境信息化，信息环境环境化"
李普曼在其皇皇巨著《舆论学》（Public Opinion）的开篇引用了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来影射媒介在人们与实性世界之间插入的一道隔离屏障。那个比喻是说，一群囚徒被关在洞穴里，他们只能朝前看，面前是一道墙。背后闪烁着的一股火光，将人和各种物品投射到了墙上。人们看不到周围的实物，看到的只是墙上显现出来的彼此的身影。设想，“如果他们能够互相交谈的话，他们会不会正在称呼墙上的影子呢？”李普曼用这个象征性的比喻引出了他对“身外世界与脑海图景”的思考。洞穴用来比喻信息社会，囚犯就是受众，火光相当于大众媒体。媒体把受众看不到的“背后的事物”投射到报刊、广播、电视等介质上，形成影像，受众通过影像来感知现实环境，而对形成这些影像的实物却毫无察觉。
这个生动绝妙的比喻引发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大众传媒隐性功能的思考。而李普曼则是较早意识到“现实环境信息化”趋向的人。他认为，“由于真正的环境总体来说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难于直接去了解。我们没有条件去对付那么多难以捉摸、那么多种类、那么多变换的综合体。然而我们必须在那种环境中行动，就必须先以一个简单得多的模式来重构真正的环境，然后才能掌握它。要洞察世界，人们必须装有一幅世界面貌之地图。”在他看来，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远非个人所能亲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身外世界已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了。然而人们毕竟要在现实环境中行动，这就需要建构一个简单化的、可供感受的间接环境。这个间接的、虚拟的环境即是李普曼所称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符号化的环境。
在媒介社会中，人对世界的认知是通过“拟态环境”来实现的，而人对“拟态环境”作出的反应又是作用于现实环境的，媒介信息很大程度地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行为，进而影响人们对现实环境的理解，使现实环境在无形中涂抹上信息化的色彩，这就是“现实环境信息化”。这一过程实质就是媒介构建“拟态环境”替代现实环境的过程。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树立“意见领袖”、构造“媒介事件”和“媒介人物”的方式实现对现实环境的结构化和简单化。
然而，由于这种媒介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媒介所展现的信息环境当作客观环境本身。这就是“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较早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概念的是日本传播学者藤竹晓。1968年他在李普曼的观点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藤竹晓在《现代大众传播理论》中写道：“人，是环境的主体，应当靠自己的力量确认自己的环境。但现状却是，人只能依赖于信息环境及其赋予的定义而生存。在这样的现代环境的结构下，有时人就会被信息环境虚拟环境所欺骗。”对此，传播学者居延安说得更干脆：“我们看不到世界本身，看到的只是被大众传媒选择和解释过的世界。”
“现实环境信息化，信息环境环境化”这一媒介现象的社会意义实在无法估量。媒介话语的强势地位，媒介对信息的垄断，通过其构建的“真假难辨”的信息环境的作用，将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媒介最终是否将发展成为现实的唯一定义者？媒介是否在对受众进行变相的潜移默化的控制？而这是否有悖于“受众本位”的时代？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拟态环境”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
作者：赵建国
摘要　通过大众媒体所认识的世界，往往不等于客观世界本身。然而，利用“拟态环境”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实环境，千万不能将“拟态环境”取代了现实环境。
关键词　“拟态环境”　认识　实践
“拟态环境”本是一个舆论学、传播学术语。从“拟态环境”角度来考察认识和实践问题，对于哲学认识论来说是另一个角度。
一、“拟态环境”
1　什么是“拟态环境”
李普曼在自己的著作《舆论》(Public opinion)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越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按李普曼的观点，欲得到关于现实环境的真实图景是枉费心机。现实环境如此巨大、复杂而又稍纵即逝，根本不可能被直接感知。人类在这个环境中生存和行动，必须将其构成一个更为简单的模式。
大众传播媒介营造了一个介于人类和现实世界之间的拟态环境。对我们而言，在制约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方面，媒介环境常常比现实环境显得更加重要。以电视和电影为例，“任何影像手段，都不能全方位地、完全地记录被摄对象，也不能将世界的全部不间断地记录下来。”美国学者罗伯特，考克尔在《电影的形式与文化》中还这样说，“如果某种事物的影像非常接近这种事物本身的样子，我们就有可能会忽视事物本身。而事实上，那些事物在客观世界中仍在继续发展变化，而不会停止在影像中。”影像的记录远赶不上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我们不能以停留在影像世界中为满足。
2　新闻媒介为世人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拟态环境”
通常情况下，“新闻媒介不会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不会也不可能不带任何偏见；新闻媒介不可能完美地反映现实。”尽管绝大多数新闻媒体都宣称追求新闻真实，然而。“新闻和真实并不是一回事，必须清楚地加以区分。新闻的作用是突出地表明一个事件，真实的作用是把隐藏的事实显露出来。”
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争取更多的受众，许多媒体走上娱乐化之路。关系国计民生的硬新闻减少，“性(男女关系)、腥(暴力)、星(娱乐体育界明星)”新闻大量增多。
新闻媒体之所以在选择上出现“性、腥、星”的“同质化”，之所以有倾向地选择揭丑或“正面报道”，是由于他们的新闻价值观念在起作用。1973年台湾学者李瞻教授对传统新闻价值观提出强烈的质疑。他分析说，根据传统新闻自由的观念，新闻价值的标准是冲突性、传奇性、刺激性、显著性、临近性……这些观念大部分都是“黄色新闻”激烈竞争的产品。它提高大众化报纸的销数，但却忘记了本身对读者及社会所负的基本责任。“由于传统新闻价值观念的狭窄标准，报纸只使读者认识了社会的反常现象、突出现象及其黑暗面。这些消息绝大部分都与读者无关，不仅无益于读者，危害读者，而且造成社会的重大灾难。”
3　电视节目为世人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拟态环境”
1968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出于对国内暴力和暗杀事件的关注，下令成立暴力原因与防范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该委员会从他的7个特派小组和5个调查研究组的报告中提出了一项15卷本的报告。其中一项报告叫做《暴力与媒介》(Violence and the Media)。以下是《暴力与媒介》中的一些重要内容：
74％的现代剧(20世纪60年代)包含暴力，而与历史剧或未来剧相比，这个比例就相对“失色”了：98％的历史剧包括有暴力成分，而未来剧也总是有暴力内容。总之，研究者发现，电视剧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充满暴力的陌生人的暴力国度。事实上，美国被表现为一个在过去和现在都十分具有暴力倾向的国家，但最暴力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未来看上去完全是暴力的。报告的结论是：暴力是电视节目所表现的生活的最主要特征。
从以上关于新闻报道和电视节目所营造的“拟态环境”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电视娱乐节目，都没有为世人提供准确、全面的关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真实世界的情况。但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尤其是我们经验范围之外的世界的全面了解却主要依赖于这样的渠道。
二、“拟态环境”与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活动
这里所说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主要是指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和实践，对自然的认识和实践涉及较少。
1　“拟态环境”与人类的认识活动
关于媒介事件与人物(媒介事件与人物也就是“拟态环境”)同实际事件与人物之不同，在一项著名的传播研究中得到有趣的说明。1951年，库特·兰和格拉迪斯，兰借麦克阿瑟从朝鲜战场回国之际，对有关欢迎活动的电视报道作了一次研究。他们事先选派两班人马，一班观看电视报道，另一班分布在沿途迎候麦克阿瑟的人群中。这样安排便使一批人接触媒介事件与人物，另一批人则直接感知实际事件与人物。研究结果显示，在现场欢迎麦克阿瑟的人并不怎么激动，甚至感到有些厌烦。因为他们要等较长时间，而麦克阿瑟的车队开来时又一晃而过。人们顶多看上两眼，跟着欢呼两声，便作鸟兽散，对整个事件感觉平平。与此相反，人们对电视媒介报道这一事件的感受却大不相同。因为电视摄相机就架在麦克阿瑟后面的那辆车上，电视镜头时而朝向欢呼的人群，时而对着作微笑状的麦克阿瑟，推拉摇移，交替变化，给人以隆重热烈、胜利凯旋的印象。于是观看电视转播的人自然比较兴奋，情绪异常激动。
这项研究对理解媒介环境很有启发。这里的人是同一个人——麦克阿瑟，事也是同一件事——欢迎归国，但一经媒介传播，给人的感受与印象便大不相同。需要说明的是，对此事的报道基本遵循着客观性的法则，也就是说报道属实，并没有歪曲捏造，更没有无中生有。即便如此。尚有这般悬殊，更不用说那些客里空式的媒介事件与人物了。如果人们经年累月听到的都是媒介事件，日复一日见到的都是媒介人物，那么久而久之便难免将媒介提供的环境当成实际环境；如果人的主、客观活动都被置于一种“拟态环境”中，那么此种环境对人类生存及社会发展的潜移默化作用便不容忽视了。
身外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触、不可见、不可思议的”。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实际上也是说人们只有借助媒介的延伸作用，才能间接地接触实性世界。
绝大多数议程设置研究都显示，媒介并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一面镜子，按照本来面目反映社会现实。正如许多年前沃尔特·李普曼所说，媒介更像是探照灯(search-light)，该探照灯往何处照，往往取决于在某议题上有其特殊利益的集团，取决于人们为获取注意而制造的伪事件，也取决于新闻记者本身的某些工作惯例。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人在许多情形下是通过媒体来观察和认识世界的。通常观察本身就渗透着思维，从而决定着人类自我意识与客观知识的走向，何况大众媒体并不是镜子式的反映现实。通过大众媒体所认识的世界，往往不等于客观世界本身。大众媒体更侧重于社会生活，相比之下，对于大自然的介绍就少多了。因此，通过大众媒体认识的世界也不一定是完整和全面的。
2　“拟态环境”与人类的实践活动
由于“拟态环境”的存在，人的行为往往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但是，正因为这种反应是实际的行为，所以它的结果并不作用于刺激引发了行为的拟态环境，而是作用于行为实际发生的现实环境。
这段论述可以用下图表示：

表面看来，李普曼省略了人们对客观环境的认知。因为人们在行动之前必先获得实际情况的信息并做出判断。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拟态环境”就是对客观环境的认知。显然，依据“拟态环境”进行的实践活动，在不少情况下是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不吻合的，难免会经历挫折和失败。如果大众媒体为我们营造的“拟态环境”最大限度地逼近了社会真实，那末，我们据此行动就会有比较好的社会效果。
3　“拟态环境”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两难选择
一方面，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需要通过媒体塑造的“拟态环境”来实现，离开媒体提供的这种“拟态环境”，人类没有更好的办法来了解和认识范围几乎无限广大、内容丰富多彩又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媒体为我们提供的这种“拟态环境”不等同于客观世界，然而我们又要依据这种不等同于客观世界的“拟态环境”去面对这个客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去行动，去工作，去搏击。这样就难免在客观世界中碰壁。尽管人们对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微词颇多，可是现在还找不到更好的能够取代“拟态环境”的办法。于是，人们一方面力求媒体真实、客观、全面：一方面设法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水平。
面对“拟态环境”，只有少数对媒体保持高度批判意识的人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是非常必要的。那些做出原创性贡献的人们，多是很好地辨别并使用了媒介及其“拟态环境”的人，尤其要注意。他们一定时刻不忘真实的现实世界，时刻以客观世界作第一参照系，以其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利用“拟态环境”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实环境，千万不能将“拟态环境”取代了现实环境。
从“拟态环境”到“信息环境的环境化”作者：戴海波
内容提要：人类已经步入信息时代，成千上万的信息以每秒上亿条的速度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接触“信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自觉与不自觉的行动，而这些“信息”构成的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本身，而是与现实环境并存的拷贝世界或象征世界即“拟态环境”。人们把“拟态环境”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自身行为的重要参照体系，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趋势。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入手对这一趋势以及媒介在这一趋势中充当的角色作一番简单的探悉。
关键词：  拟态环境   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泛影响力   隐性权利
人类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生活在自然存在和经过先辈改造了的环境中，这是一种能够清晰感觉到的现实环境。现在，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以及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得以在感受外部世界方面自我扩张。在不知不觉中，人们总是习惯于接受和理解来自全球四海的各种媒介信息，生存于大大超出自身可以亲身感受的现实环境的另一种环境即“拟态环境”中。这种环境不是人们实实在在能够感觉到的事件或直接听到的观点本身，而是关于它们的复制符号或摹写。它是与现实环境并存的拷贝世界或象征世界。由于现代传媒及时迅速、无所不传、图文并茂的信息展现方式，使得人们通过传媒就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人们便心甘情愿地将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作为自己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自身行为的重要参照体系。面对着“客观的信息”，人们早已失去了选择的能力：闭塞视听意味着灭亡，而接受的结果便进入了一个媒体加工过的“拟态环境”之中。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用虚拟的观点改造着生活，而我们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又形成了虚拟的观点。这就是信息时代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信息环境的环境化”。在虚拟和现实的互动里，我们用现实映射的虚拟思想创造着整个世界，这也是在“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过程中人们唯一所能做的。
一、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1、李普曼的“拟态环境”说
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和专栏作家李普曼较早意识到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这一特殊信息环境。他在《舆论学》中对“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又译“假环境”）作了经典的论述：
“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递给我们时快时慢，但我们把自己认为是真实的东西当作现实环境本身来对待。”①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入物——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作出反应。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因为，在社会生活层面上，所谓人作出适应环境的调整是以虚构为媒介来进行的。”① 此处的“虚构”指的是在不同程度上人们自己对环境的描绘。
“由于真正的环境总体上太大，太复杂，变化太快而无法直接去了解。我们没有条件去对付那么多难以捉摸、那么多种类、那么多的变换的综合体。然而我们必须在那种环境中行动，就必须先以一个简单得多的模式来重构真正的环境，然后才能掌握它。要洞察世界，人们必须装有一幅世界面貌之地图。”①

从李普曼对“拟态环境”所作的论述以及这个图示中可以看出，拟态环境是与现实社会环境相对的一个概念，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联系点：拟态环境是从现实环境中抽取出来的一部分，现实环境是全貌，拟态环境是局部。现实环境是拟态环境的母本。区别点：现实环境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环境，拟态环境是通过大众媒介有选择性地“提示”现实环境中的客观变动而结构出一个符号化的信息环境。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个符号化的信息环境的反应，而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传播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人们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同时，李普曼还指出“拟态环境”是插入人与真实环境之间的环境，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拟”这一媒介进行的。
李普曼不但指出了现代社会信息环境替代客观环境的现实，而且指出这种替代的结果除了影响人的认知行为外，也会影响现实环境，使现实环境在无形中涂抹上信息化的色彩。可以看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理论在李普曼的观点中也得到了印证。
2、藤竹晓关于“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论述
较早提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趋势的传播学者是日本的藤竹晓。1968年，他在李普曼的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②他指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最初并不见得能被重视或普及，可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流行现象。藤竹晓曾经写道：“……人，是环境的主体，应当靠自己的力量确认自己的环境。但现状却是，人只能依赖于信息环境及其赋予的定义而生存。在这样的现代环境的结构下，有时人就会被信息环境虚拟环境所欺骗。”
藤竹晓认为，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这就是他所认为的“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②。同时，他也明确指出：人们依赖信息环境但却无从辨认其真伪，因此信息环境在指导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可能误导甚至欺骗人类。在这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行为是控制在大众传播的信息环境中的。媒体通过“议程设置的功能”、树立“意见领袖”、营造“意见环境”等等的手段来影响和制约舆论，从而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思维和行动。
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到藤竹晓的“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理论的提出，大众媒介也经历了传播事实真相或假象，通过“议程设置的功能”、树立“意见领袖”等等的手段来营造“拟态环境”的过程，实现了“信息环境化境化”的目的。信息高速运转的信息时代更加快了大众媒介的这一过程。
二、“信息环境的环境化”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大众媒介的传播模式是“沙漏式”的，即记者和编辑站在“把关人”的岗位上，控制着新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决定着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新闻的命运：让哪些新闻通过这个狭窄的“漏口”传播出去；哪些新闻不能传播，就地“封藏”。不仅如此，他们还担负着“议程设置”的职责，即将某信息放在何版面(节目)位置刊播、设计多大版面(节目时间)刊播、以什么方式组织报道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受众就只能跟着大众媒介走。
1、通过媒体关于“9·11事件”的报道看“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2003年3月10日至5月10日，《华盛顿邮报》共发表有关伊拉克战事报道253篇。在这些新闻报道中，积极的、消极的和中立的报道比例为107：63：83；非消极性报道占据了75%，共190篇，而批评性报道仅有1/4。从报道内容看，有关美方包括美军的生活和战斗细节、军事行动、政府策略等报道占据了总数的46％，共约116篇；而关于伊拉克方面的报道只有39篇，其中消极的就占据了17篇，其余12篇则属中立报道，而无一篇积极报道。从新闻来源看，来自于美英方面的消息为164篇，占65％；而来源于伊拉克方面的仅12篇，占5％。从图片尤其是新闻照片看，该报电子版从3月20日开战到4月9日攻占巴格达共发布照片414幅，其中表现伊拉克平民和士兵生活的110幅，约占1/4。就是在这些照片中，表现战争给他们造成影响和伤痛的画面很少，血腥场面更是稀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现伊拉克人离开家园时的平和的场景；而表现不同声音的——反战主题的照片只有区区10幅。其他约占3/4的304幅照片，则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美英联军（绝大部分时美军）生活、战斗的场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414幅照片中，仅有3幅是由伊拉克电视台提供的，只占总数的0.7%③。2003年4月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用约20页的篇幅刊载了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照片。据透露，在编选这些照片时，主编们刻意挑选那些能够表现美军"英雄主义"的照片，而绝对不用那些伊拉克平民被无辜打死、暴尸街头的照片。
大众传媒在某种意义上说成为了制造这场历史悲剧的首魁。似乎阿拉伯人就该仇恨美国，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对阿拉伯的战争，他傲慢且邪恶，所以中东的媒体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富汗的轰炸，而对纽约发生的悲剧只字不提；同样，我们在美国CNN的电视镜头前看到了大批支持本·拉登的阿拉伯人表现的对美国的仇恨，却忽略了或许数量更多的带在家里，更为安静的阿拉伯人对纽约死难者的同情；我们看到了塔利班支持者们要参与圣战的决心，却无意间忘记了那些对于塔利班分子仇恨有加的伊斯兰妇女的愤怒……媒介与历史往往戏剧性的将真实的世界抽象化，站在不同的立场将客观主观化，而它创造的这个并不真实的“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力往往给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人们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2、“信息环境的环境化”已经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主要包含以下三层意思：
1、信息环境能够多角度广范围地囊括或反映庞杂的现实环境的能力在不断增强；
2、由于人们往往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行动，人们将信息环境很多时候当成现实环境本身来看待，使得信息环境越来越环境化；
3、由于人们是根据信息环境来认识环境和采取适应环境的行动，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拟态环境”的特点，即现实环境的信息化趋向。
三、“信息环境的环境化”是媒体发展的结果
1、媒介化生存的现实
目前，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通的一种生活工具。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拥有电视和电话，约3/4的家庭拥有录像设备，一半以上的家庭与电缆相连，约1/3的家庭拥有个人电脑⑤。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媒介的拥有数量也已基本普及并呈明显的增长势头。
大量拥有大众传媒的同时积极接触大众传媒，成为现代人的重要生活内容。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曾经这样介绍美国人的生活与大众媒介的关系：美国人平均几乎把日常生活中四分之一的时间用在这些媒介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98%的美国家庭有电视机，这些电视机平均每天有7个小时处于开机状态；美国成年人中有75%的人要看报，大约每天花费30分钟的时间；美国99%的家庭和90%的汽车上有收音机，每天用于收听广播的时间约有1亿5000万小时；加上用在杂志、书籍和电影上的时间，美国人每天花在大众媒介上的时间数量之大，是很明显的。
广泛接触媒介并非美国的特殊现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接触大众传媒都是现代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日平均媒介接触时间的调查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触时间为4.4小时，中国人为3.7小时，这只是直接接触五大传统传媒的时间，还不包括人们观看电影和录像、听唱片等消费大众文化产品的时间，也不包括通过互联网接触大众媒介的时间。
不难发现，频繁接触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外，人们用了几乎一半的余暇时间来接触大众媒介，大众媒介已经充斥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可见，现实中人们已将大众传媒所建构的信息环境当作自己了解现实、寻求帮助、丰富知识和休闲娱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渠道。信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现实环境的角色与功能，信息环境越来越环境化。
2、媒介塑造更现实的“地球村”
现代传媒除了拓展传播内容、提供更多资讯外，也积极跻身于全球化的公共信息空间中，从而大大提高了媒介包容外界环境的潜力。
现实中，网络媒体快速发展，传统媒体也积极搭借网络优势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据统计，截至1999年3月，我国内地共有20省市的200家报刊创办了网络版。与此同时，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广播电视公司开始把自己的节目送上互联网。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结合，极大地拓展了节目传输范围，使受众日益呈现出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另据国际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表明：到1996年底，互联网就已经连接了世界186个国家和地区④。当代信息技术已经全方位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手段、方式与结构，多种媒体广播、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印刷媒体、电脑网络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越来越明显，信息的穿透力也越来越强。这预示着国际传播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个潮流已不可逆转。
可见，新媒体和旧媒体纷纷进入公共的全球化资讯平台中，这便从事实上有效打破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壁垒，其所创造的信息流通方式正在将我们融入一个环球性的大舞台。
在这一信息网络中，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识和资源，而且还可以在这一环境中顺利的进行各种形式的人际交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信息环境还可以帮助人们进行实际的工作生活。如在家庭中，电视机将变成网络终端电脑，再加上电话机，通过联网就可以享受电子邮件、电子付款、特别新闻节目、统计资料检索、居家购物、视频点播、可视会议等服务。网上大学、网上图书馆、网上会诊等都已成为现实。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现代媒介正在营造更真实的信息“地球村”。
一方面，媒介已冲破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界限进入全球性的信息大舞台，另一方面，这个大舞台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各种丰富的无限多信息，还能切实帮助人们的实际生活与工作。因此，现代媒介所建构的信息环境模拟现实的能力不断增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趋向也日益明显。
3、媒介话语的泛影响力
现代媒介创造出“地球村”式的信息环境就实质而言只是一种使用信息的方式，本身并不能影响人的认知结构。但是，当媒介以一种自己所认为的姿态站出来说话、表态时，媒介已不单纯是一种负载信息的形式或工具。
当“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全世界的各大媒体铺天盖地地进行报道，一时成为全球人们共同关注的话题；世界杯的现场报道总是牵引着全球的目光为此激动和狂热；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超级绯闻也甚至一时掩盖了遥远的中国人日常最关心的琐事而被议论纷纷。现代传媒的高度延展性与及时性使得媒介话语的影响力与辐射面也在不断扩展，媒介的内容不但帮助人们了解世界，甚至可以左右我们生活中每天的中心议题与思考内容。
可见，媒介话语之所以能够形成类似权力的东西影响甚至操纵人们，关键在于媒介话语建构现实的逼真性与优先权。
4、媒介技术的隐性权力
人们之所以心甘情愿、很大程度地依赖信息环境，使得“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日益明显，其中相当部分成就要得益于技术。
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的复制和广泛传播如今已不费吹灰之力，从而使得信息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复制功能更强。正如克楼克与库克这两位加拿大社会学家在研究电视时所言：“……非常之真实。电视就是真实的世界，不是现代而是'后现代’文化、社会和经济……这样的后现代社会，特色是科技以洋洋自得之精神呈现动态发展之势。”现代传媒技术无形中已经将人与“传媒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大众传媒在本质上只是附属于人的物，作为一种技术工具，按常理它只是一种实施权力的资源，不能实施权力更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力的主体。但问题恰恰就在于，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大众传媒在开拓人类生存空间时，因为超越了人类的身体技能而保持了它对另一种权力资源——信息的垄断式占有。传媒的运作也便逐渐具有某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征：印刷媒介对信息的传播必须以文字和图片对现实的抽象、剥离为前提；依靠声音的传播则把世界限制在有声语言和音响效果的框架内；电视把世界压缩在平面上，而且还是经过镜头挑选的局部世界。
这就是说，即使不考虑传播者的主观选择和对信息的过滤过程，“传媒为人们所提供的，也只是被技术简化、变形和扭曲的世界，一个与真实世界相差甚远的影像世界。地球仪并不等于地球，真实的影像也不等于真实本身。”但现代传媒却以它独特的技术优势为人类提供更多、更广、更快的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和现实环境的同一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隐藏了影像与真实之间的差别。使得“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具有更大的可能与现实性。
四、网络的兴起并没有改变“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网络传播中的受众不仅可以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且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布信息；信息的重要与否，不再完全由传播者决定，而是可以由受众自己决定。尽管在许多场合下，例如知名的新闻类网站，对网络新闻仍然有编辑权，仍然有网络记者和网络编辑在充当“把关人”角色，但是，由于受众享有极大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新闻传播者的地位受到削弱，权力在向受众倾斜。
这样看来媒介对于受众的控制似乎是减小了，受众在这种新的传媒方式下可以更自由的选择信息而不受记者和编辑主观的影响，而受众在作用于现实社会时拟态环境对他的影响也就变小了，“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趋势似乎也不那么明显了。可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网络的信息虽然受媒介的主观性减小了，可是却是处在一种信息超载的状况下。面对这种新的传播媒体，信息便有了的新特点：绝对数量多的惊人、零散、表面化、无组织、筛选困难。而面对这种新的信息形式，有些人能够很好的接受，在短时间内找到自己所需的信息并加以整理归纳形成自己的观点，而大多数人却并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新信息形式的准备。
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指出：“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信息社会里并不构成资源，相反，它成为信息工作者的敌人”⑥。
从理论上来说，网络允许人们“拉出”信息，看上去，人们对自己在网络中的信息接收是有主动权的。但是，人们怎样才能利用有限的时间，从多如牛毛的信息中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些呢？
可以想象，结果是两种，一种是人们长期依赖于少数几个固定的网站来获得信息，其实还是把选择权交给网站；另一种结果是，人们在网上漫无目的地点击，看到什么算什么。实际上，信息数量的增多只是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性，但这并不会必然增强人们对信息的选择力，反而是对选择力的削弱。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最初，接受媒介制造的“拟态环境”而使“信息环境日益环境化”。不但如此，网络全球化，使天涯变咫尺的特点还更加深了“拟态环境”的作用。与传统媒体传播不同，网络传播还可以成为发生冲突的国家间或敌对民族间互相攻击的工具。这就是网络战——一种特殊形态的当代战争，尽管这是一种不流血的战争，但依然会给双方带来损失，也会成为加剧冲突的重要因素。
网络的特点在于它除了传播信息，制造拟态环境外，还为人们进行对现实环境的作用提供了条件和更先进的方式，使人们足不出户便可通过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世界直接作用于现实世界。这是以往的任何媒体都没有过的。人们可以在这一秒钟内感受网络这个拟态环境中提供的消息，而在下一秒钟内就参与黑客活动打响网络大战，给对方造成直接的损失。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影响至此进入了一个极至阶段，现实环境中带有拟态环境的特点，现实环境即成为这个拟态环境的时间变的越来越短。由此信息环境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中环境化的速度比以往更快了。可见，网络的兴起并没有改变“信息环境的环境化”，反而进一步加快了这个过程。
一方面，人们广泛接触大众媒介，其所建构的信息环境已经成为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而现代媒介除了为人们提供信息外，还可以代替现实环境帮助人们处理日常事务，使得媒介“地球村”的现实功能更强。信息环境越来越具有环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媒介话语和媒介技术很强的拟真性与包容性以及对信息的垄断式占有，使得媒介信息又能很大程度地影响人们的生活内容和认知行为，进而影响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现实环境也越来越具有信息化的色彩。
作者简介：戴海波,男 1982年3月生，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传播理论及媒介研究。
参考资料：
① 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 江红译，《公众舆论》 P4  P13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
②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P127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11
③ 罗以澄，叶晓华 ，《〈华盛顿邮报〉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分析与思考》 ，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11
④ 温宪 ，《"新帝国"的卫道士——分析美国媒体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报道导向》载于《新闻战线》2003年第7期
⑤ 黄顺铭 ，《拟态环境：主体建构与主体解读的多重意涵》 ，新传播资讯网  2004-6-3
⑥沙漠青鸟 ，《大众传媒的力量》 ，http://bulo.163.com/article/-4iho-Ddzivr.html
网络虚拟世界：噩梦还是救赎？
主讲：翟振明，　时间：2008年8月22日
(一)
陈实：各位街坊、各位听众、亲爱的朋友们，“岭南文化大讲坛”第七讲现在开始!今天的主讲嘉宾是中山大学翟振明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网络虚拟世界：噩梦还是救赎?”据中国互连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到2008年为止，我国网民的数量已达2.98亿，我看这个数字更多，有三亿三千八百万，博客数量已经达到了1.62亿，是世界之最。广东网民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554万，是全国之最，也是世界之最，其中29岁以下的网民占了73.6%，90后占了35.2%，90后成为了大多数。
由此可见，一个网络的虚拟世界正高歌猛进，穿过珠江河口向我们扑来。二十世纪有两大技术，一个是遗传技术，一个是虚拟技术，对人类的文明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翟振明教授将告诉我们，虽然虚拟世界不能制造工具，但这是一种能改变人自身的技术，是一种主体技术。虚拟世界与我们实在的世界、实在的空间具有同等的时代性和完全的等价性，我们不可能通过人工智慧创造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虚拟世界来重新创造一个经验世界。换言之，翟振明教授将用哲学的方式为我们解读人工智能和虚拟世界，进行一次哲学的探险和思想的实验，改变我们对整个实在世界的理解，站在康德的立场告诉我们虚拟的技术和遗传怎么样在终极性的价值理论问题上得到体现，这将涉及终极性的价值理论问题。
翟振明教授是知青，研究生时攻读哲学，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于2007年起在中山大学任教。他会作曲，刚才在现场即场为我作了一首曲。他多才多艺，他的思想和话语风趣幽默，滔滔不绝。翟振明教授是目前我国国内极少数的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在国外被誉为虚拟世界的思想先驱之一。在他的著作和文章里，有比科幻小说更具有想象力的思想实验，有比分析哲学更为严密的逻辑论证，有比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更为强烈的人文关怀。对经典著作和现象学原理有着深刻把握的翟振明教授不仅在国内堪称一流，而且在国外的学术界也享有盛誉。
我想起一个称呼叫“大师”，我知道翟振明教授很反对这个称号，但是我很想称他为大师。我心目中的大师不是那些招摇撞骗的风水先生，而是像翟振明教授一样能用深刻的学术功底和洞察力对我们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发出评判和质问的人。翟振明教授与刘小枫教授、龚骏教授、张军林教授同一间办公室，这些教授都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哲学教授。走进康乐园青青的草坪，在这座朝气蓬勃的广州城里面，在大学校园、书声朗朗的校园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大师。在季羡林这代大师走了以后，是他们年轻的一代接下了文化学术的重担，继续书写着中华民族的光荣和梦想。
我们这个“文化讲坛”将一一把他们请上来，让这些年轻的大师在这个讲坛上成一道文化强省的秀丽风景，下面有请翟振明教授。
(二)
翟振明：陈实教授过奖了。我最近老被称为大师，我说我这是“沦为”大师了，大师在中国已经越来越成为贬义词，所以千万不要叫我大师，开个玩笑。我讲的是网络虚拟世界：噩梦还是救赎?父母这一辈人很为自己的孩子操心，担心他们泡在网络中会被网络毒蚀，失去自我，忘记世界。在对此做出评判之前，我们需要考虑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每代人对下一代人新的生活方式和获取快乐的方式都会感到担忧，觉得世界到了末日。这样子的想法一直存在着，只是严重程度不同的问题。这就是前辈和后辈之间代沟的主要表现。老一辈人觉得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堕落，但是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吗?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每一代人都在堕落，堕落了三代、四代，我们会堕落到地狱里面，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地狱里。这样的想法从基本历史进程来看是错误的。
对上网的担忧与这个模式有没有关系呢?我们不知道。一方面，作为前辈，我们是他们的老师，有很多的东西教给后一代，培养他们。但是在另一方面，是否可以说，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长辈也许需要向下一辈学习?年轻一代正沉浸在其中的东西，他们新的生活方式，还有我们老一辈人所不理解的东西，也许正代表了不久将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提出这个论点，尽管暂时还没有结论。
家长们最害怕的是游戏。游戏的对立面是工作，游戏与工作哪个更有价值?就要看价值是怎么分的，如何定义价值的概念。因此要判断好坏，是堕落还是进步不能凭借个人的喜好来决定。讨论公众话题一定要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价值的本身是什么东西?东西方人的价值，价值观都是个人的事。如果想了解一项事物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基础，需要要分成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进行讨论。
在社会站稳脚跟的人都有反快乐和恐惧自由的倾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倾向?首先要肯定快乐本身就是生活的内在价值之一，快乐一定是生活本身的好的东西，但是任何的主流社会一般都存在反快乐与反自由的倾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一、游戏与工作：哪个更有价值?
一般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工作有价值，游戏只会浪费时间。但是这样简单的回答有时候可能会出差错。因为价值有两类：一个是内在价值，一个是工具价值。内在价值包括，健康、快乐、尊严、情爱、思想、认知、自由、创造力等等，它是生活本身的非工具性的价值，是生活本身就需要的，如果没有内在价值人的生活就会变得空洞。
关于快乐，常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但是拿快乐作为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工具来看，这是一种基于工具性的理解。虽然快乐有这种功能，但是我们不能将它作为工具来理解。如果生活中没有快乐，大部分人都不想活了。快乐的反面是痛苦。消除痛苦是生活的重要方面，到医院看病的目的就是健康和快乐，这样理解是把健康和快乐工具化了。
再说情爱，爱一个人有什么用?如果问我这样的话，我扭头就走。说是爱，但是这样问的话想的可能还是别的东西。爱能不能带来财富，爱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每天吃山珍海味，如果不能那就不是爱。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说辞，真正的爱是“爱”这种东西，就连结婚生子这都不是“爱”这个东西。不管快乐会来带来什么后果，我们都想要快乐，这就是所谓的内在价值。
思想也是内在价值，我们要思想，并不是因为思想有没有用我们才决定要不要。比如说让你成为一个不会思想的植物人来生活，这个生活值不值得过呢?你会觉得不值得过。思想有用是一定的，但是不能因为思想有用才要思想。没有思想就不成为人，而是植物人，这就是作为人的内在价值。
认知，一般人的理解是有用的东西才用，但是在西方并非如此，特别是哲学家，从古希腊的伯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时代开始就在研究，一个傻瓜算人吗?比如爱因斯坦的共识，不管有没有人用它，它都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人家问爱因斯坦这个有什么用?他生气地说，我是理解这个宇宙，把握这么大一个宇宙，一个小小的人的思维把它把握住，这不是很有用吗?后来出来的很多东西，包括原子弹，都跟这个公式有关系。
自由就是想干什么都不受别人的阻碍。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是没有人要自由，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你想别人阻挡你想做的事吗?这是不可能，要干事情就要干成，所以没有人去阻挡。因此一个人作为一个行动者没有自由就不会行动，由此可见自由也是生活本身需要的东西。
创造力，人家说上帝很伟大，我们不相信他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上帝理解对的话，他就是所有东西的创造者。就因为他是创造者就伟大，不管他创造出来有什么用，创造的世界是做什么的。这不是拿出来玩一玩的。创造本身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我们不是上帝，但是我们有一些小创造，小创造和大创造都是等值的。即使创新不能带来很大的实际后果，我们也需要创新性的活动。艺术创造就是这样的活动，如果艺术的东西有用的话，就和原来的目的相违背了。如果一个农民把雕塑放到稻田驱赶偷吃田里稻谷的鸟，这里的雕塑发挥的已经不是艺术的功能了，它在这里就变成了和猎枪差不多功能的东西了。所以艺术本身不是为了有用的，而是为了它本身的价值。
这些不是我的价值观，这是我试图根据很多哲学家自古至今的思考所得出来的一些想法。无论生活在什么时代，人如果放弃了这些东西，生活就无所求，活不活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工具价值是一切为达到内在价值而采用的手段。这个麦克风有没有用?如果没有麦克风观众就听不到我说话了。所有的工具如果真的成为工具的话，最终都是因为对内在价值引起一定的正面作用，如果起反面的作用就是负价值。我们的汽车、房子都有工具价值，包括组织管理。组织管理本身不是人类的生活价值，所以这些东西为了达到内在价值采用的手段，这个价值就可以问有用还是没有用、有害还是无害。所有有价值的东西就这两种。
这里面的内容还是很值得讨论的，也许哲学家正在争论这些问题。这和文化、东西方、古代现代没有关系。
工作是为了实现内在价值而付出的努力，包括制造和使用工具、组织管理等。我们专门为健康去锻炼不是工作，为了尊严不受一口气，拼了命也和你干了，这不是为了制造工具，所以尊严也不是工作。政治权利的争取是去奋斗，不是工作。谈恋爱也不是，思想有时候是工作，因为它可以得到工作的后果，但是没有任何工作的时候也要思想。
（编辑：闫磊）
http://ll.peoplexz.com/7414/20090910164114.htm
(三)
内在价值相对于工具价值何者更重要?“重要”这个概念出来又有问题，我们平时用的时候用得很糊涂。“重要”有两个含义，盖房子基础最重要，打好基础房子就不会倒。但是作为工程师要做事情，需要根据本身的价值判断基础重要还是房子的空间重要?在价值意义上空间重要，基础不重要。
在空间飘着的太空站是没有基础的，有没有基础我们不在乎。但是有很多没有基础但是有空间的地方我们要不要?举一个烂尾楼的例子，有没有人要?作为价值意义来说，烂尾楼谁都不要。所以两种重要的说法最根本的重要是价值关系的重要，价值关系和因果关系在这里相反的。如果不是为了空间的话，根本不要基础，但是即使没有空间可以得到基础，也没有谁会要基础，这就是价值。工具价值从根本上来说要服务于内在价值的。
我们全人类从古到今都有一个概念叫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是自然灾害。但实际上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地震在哪里都可以发生，但是只有和人群有关系的才叫自然灾害，和人群没有关系的就不叫自然灾害。它如何界定?自然灾害这个词完全是相对于内在价值的关系而言的，和人类生活的内在价值的损害和知识没关系的，发生什么都不叫自然灾害。所以刚才判断出错就是这样的，人们只想到过的发生过的地震，但是有的地震发生在海底，因为和人类没关系，所以不报道出来，人们也就不知道了。但是真正作为自然灾害的地震是很小的一部分，不是所有的地震都是自然灾害，所以大部分人搞错了。
所以自然灾害是不是现代人才有的，将来人和古代人没有的概念?不是。所以我们看这个文化判断不是相对的。我原来在美国生活了14年，我如果这样想问题的话就疯掉了，我差不多30岁才去美国，在那里今天是西方的说法，或者是变成了彻底的机会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比如谋财害命、滥杀无辜这些都是不道德的事情，所以刑事犯罪都必须把这个包括进去。我们就不用人云亦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我们要判断网络是救赎还是噩梦，这样就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了，就不会乱说了。当然还有很多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根据的，那块我们就不要判断，自己相信的，和其他人相信的不一样，那就不要拿出来作为公共问题讨论。我们只能找到一个大家共通的道理才能评价公共事业，自己的事情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不能说我是绝对正确，如果没有这个想法和找一个标准，起码动机非常不对，你就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这就出现上辈人和下辈人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偏好都不一样的问题。我们讲道理不用相互冲突和相互敌视。
认知也有收获和失去的，但有时候收获的东西会更多。比如说，哲学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方面，以前想读这方面的书也找不到，书店上也没有卖。但是在网上就不一样，你随便输入一个哲学家的名字，哪怕是一个几千年前的哲学家的名字，这个条目比任何一个大明星的名字出现的都要多，比如柏拉图、康德，这些出现了几千条、上万条。单单讲游戏，它本身能直接收获内在价值，它也有工具价值，工具当然有正有负。如果我们的内在价值的实现不需要工具价值，那我们就可以不要它了。
我们在这里劳作种田、种地、开垦，都是正经的劳作，所以劳作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东西。现在网络游戏没有了工具就达到了这些东西，初步一般看不是一个噩梦，好象它是一个我们更有效率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进入游戏状态，初看起来好像是正面的，但是实际上也有很多负面的地方。
第一，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按照这种生活方式来建造的，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一个位置。如果不能在社会里得到公认，要在这个世界顺利地生活，单纯地收获内在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生存的。一个人如果不学会社会公认的本事，就会被社会淘汰。这是父母真正担心得有理由的地方。
第二，吸毒有没有得到快乐，为什么不好?它得到了快乐而失去了很多的东西，而且现在的快乐把未来的快乐性失去了。我们在生活中收获这些内在价值的时候，也要把自己当工具来造工具。因为你收获的是现在的，明天要继续收获的话，不工作为明天铺垫的话，下一代人就没有了，所以要有相当的时间去劳作，否则无法持续内在价值的收获。
如果劳作的时间超过一半以上，可以说这种社会不太健康，应该说收获内在价值占更多的时间，但是现在的社会不接受这种观念。不得不做的东西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有人说培养子女先需要让他劳苦，但是人的平均寿命没有走到那一段就过去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只有劳作，那就亏了。还有一句口号，我们要为人类做贡献，就是让大家的生活过的更好。工作越来越少，内在价值越来越多，这个就叫进步。既然我们号召要为人类做贡献，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要反对，这就是自相矛盾，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
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共同点都是相当一部分绕过工具价值，直接在内在价值实现。在真正的审美的艺术意义上来说，赝品和真画是没有区别，完美的赝品和原作在审美上直接的感受是没有区别的。但为什么赝品不值钱，那是因为有其他的东西附在上面才有了差别。赝品在艺术家那里没任何的价值，因为那不是他创造的。
游戏比起工作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游戏本身并不是坏的。游戏会令人上瘾，上瘾以后只收获当前的快乐，不会收获以后的快乐。所以有的人担心“过把瘾就死”，就是这个道理。家长们的害怕不是因为游戏本身不好，而是如果孩子因为玩游戏而上瘾，这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东西，或者说和其他的价值有冲突。所以说最重要的是内在价值的关系，这也是哲学家现在最关心的。
色情和暴力相提并论对不对?内在价值的关系是不是一样的?事实上，色情再坏也不属于暴力那一类的坏，有时它使人收获了很多的快乐。欺骗是对认知的否定，对自由的否定，对尊严的否定，这些都是坏东西。现在社会上最怕的就是为了快乐而色情，但是单单这方面看，色情本身就是得到快乐。暴力刚好是否定所有这类东西，他把你搞死、搞伤，别说快乐和情爱了，它是会让你痛苦，丧失尊严的。而色情起码有一部分是让人有收获的，正面的，所以把两者放在一起说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的性质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有可能是相反。
在我们保护儿童的措施里面，绿坝就是把儿童从色情中隔离开来，也许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因为色情会上瘾，所以未成年的下一代一定要与其隔离。但是有人说如果色情开放，社会就一定要堕落，这种想法就一定要反思一下，我们既要讲理论也要讲实际。
世界上色情最开放的国家有哪些?瑞典、荷兰、比利时、丹麦、芬兰，这些都是社会秩序和公德最好的地方。瑞典就是里面最典型的。事情经常是这样的，现实好像与人们的设想恰恰相反。但是暴力多的地方一定是最糟的，这一点没有疑问。哪些地方最开放，哪里就一定最混乱、里面的人最堕落、儿童最不健康吗?也许是、也许不是，但起码初看起来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在这里，色情和暴力的不同也可以被揭示出来。还有人说成年人可以得到快乐，小孩不能得到快乐，因为小孩要成长，长大后再得到快乐，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公平的，最合理的说法应该是人在人最有能力获得快乐的时候，就给他快乐的，到了老才给，他还能快乐吗?那时候你都不能动了，给你吃你也不能吃，给你电影看你也打磕睡，给你色情你也不行，所以啊，什么时候最有能力，就应该在那个地方给他最大的机会。
人生要有意义是要有创造的。白活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创造就死了不是挺亏的吗?艺术作品就像虚拟世界创造的东西，不是拿来用的，如刚才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对他来说没有用，但他就是伟大的。如果这个东西大人垄断了，小孩不管多大，在父母面前，就是他四五十岁了还是小孩子，父母还是要控制这个东西，其实这也是其他东西的表现，而这就是代沟。
二、主流社会和反快乐和惧怕自由的倾向
掌握了权利和资源的人，他们自己把收获到的内在价值的东西都垄断起来了，没掌握的人就有排斥的倾向，而且不知道如何有意义。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得来意义的，比如说有些作家经过文革、磨难、打右派，后来写小说就有内容，里面有很复杂的情节，他们觉得这是真正的文学，是有意义的。现在新一代写的文学在他们看来都是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没有感受就觉得是空的，事实是这样吗?像电视上每两年一次的青年歌手比赛结束以后都有一个综合知识考试，其都是掌握话语权的老人出的题，在这面前，年轻人好像很蠢，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假如倒过来让年轻人出题，那帮人将显得更蠢，他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觉得哪个更有意义?其实是他们都有意义，所以代沟(相互不理念)不是对理念的理解，是不讲理。
还有一个是控制力，他们都说是为了你好，父母经常说的“我懂，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长，我做的梦比你睡的觉多”其实大部分是错的。特别是像我，我52岁小孩才两岁半，如果我把这种想法灌输给他，那我一定是最蠢的人。如果15岁生小孩的情况还好一点。如果彼此差50年你都说“你不懂，我懂”，“生活方式一定我教给你一定没错”，那你是很蠢的，未来的社会变成什么样你都不知道，你说你教给他的经验、人生智慧都很行，包括选专业也是这样，但是现在，毕业以后满街的MBA，当初的选择真的正确吗?这些根据自己的经验做的决定好像一定对的，但是一出来三四年你就会发现其大多不是那样的了，给孩子整个人生的设计也是这样的情况。这一点就是代沟，自以为有理的前辈在很多的情况是没有理的，只是他们有话语权。
道德讲“义”不讲“利”，“义”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就是要为大家好;“利”是为自己好，但是不同于自私自利的“利”。在这里，“义”和“利”根本不是两个对立的关系，“利”最终不是物质、精神，而是让人有更多的内在价值;“义”不是单独要收获内在价值，而是别人的也一起收获，所以他们不是根本对立的概念。如果道德是义的话，就是让大家一起收获内在价值，因此如果有人以道德的名义谴责人收获快乐，那他就自相矛盾了。
有一个道德学说叫功利主义，它不是讲自私自利，而是讲什么东西是道德的，那是西方最有影响的道德学说。道德原则第一个功能是每个人要干一件事的时候先问自己该不该干，问完了再干，这就是讲道理的时候，怎么问呢?道德哲学说，问问你自己想像一下有什么后果，如果所有的后果里，被你的行动影响的人合起来的快乐最多的，那就是道德的，所有的东西不要了，只要快乐，这就是功利主义。西方有两种道德学说，一个是康德式的道义论，另一个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不是自私自利，是大家合在一起的功利。大家普遍接受就是把快乐当做唯一生活的价值，概念的东西不说了，其实尊严、健康这类东西没有独立的意义，就是为了快乐才需要尊严，就是为了快乐才需要情爱，他把一切还原成一个概念就叫功利主义，所以这是最有影响力的道德学说。当然这个道德学说我是不同意的，我要道义论，以尊严概念为起始，而不是快乐，不能让别人主宰，不能主宰别人、控制别人，不能不自愿的情况下去侵犯别人，以自我决定为主要概念，这叫道义论，我是倾向这边的。
“义”本身的内容是把快乐这些东西向大家公平的进行分配，这就是内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一定不是和快乐相冲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起码也是被包含的，所以不能拿道德反对快乐。我们说把人类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就是拯救全人类，不是让他失去苦难得到快乐。
人家说这个人不道德有两种意思：第一是说你是坏人，你干的事是不对的，不应该干这个事，这是一个含义;还有一个意思是不符合传统的道德观念的意思，或者是流行的道德观念。这两个东西都是我们所说的不道德里面的含义，但是这两个是不统一的，如果这两个东西统一起来，那就是说，凡是不符合传统观念的事都是坏事，这种观念是不对的，有些东西和大家的观念相冲突才是好事，大家一样才是坏事，是有这种可能的，所以道德观念是混乱的，因此不要随便说道德这个词，因为大家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
如果这两个一等同，问题就来了，或者是传统观念或者是流行观念，都不能以这个为根据。道德判断的根本是好，按照内在价值所有做的事情对大家的内在价值是正面关系的就是道德，如果大家收获的内在价值是相反的就是不道德的，传统也许大部分都对得上的传统道德，如果对不上就不把它当做道德原则，所以这种情况下道德判断就有理性根据。这个东西不是我凭空说的，也是有传统根据的。
鲁迅更相反，他是我们的英雄，他写了一个《狂人日记》，他说“在传统的经典里面，我们看到的只有两个字“吃人”，他把传统和道德看成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他还是我们的英雄呢。当然他也是错的，不可能所有的传统的东西都和道德相反，人没那么蠢，如果思想自由的话，大家想想出来的东西也就都差不多。所以传统思想里面有很多和这个能对上的，比如不能乱杀无辜，不能骗人，不能强迫人干什么，这些概念都是对的，但起码不能说传统就是错的，也不能说所有的传统都是对的，一定要有理性的根据，就是把尊严、自由、自律放在一起衡量一下，看看这种行为是道德还是不道德。
(四)
我们讲道德不道德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在医院里有3个人内脏出了毛病：一个人肝有毛病，其他东西都没毛病;一个人肾有毛病，换个肾就健康了;还有一个人心脏有大病，不换的话过两天就会死去。这时候我是医生面对这三个人怎么办?我现在没有这些器官，这时候刚好进来一个人，是健康的人，他是婚前体检。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功利主义的原则，按照行为的结果应该收获最多的快乐和起来就多，我应该干什么呢?把健康人的器官挖出来分给那三个病人，不然三个人全死了，如果换了是三个人活了一个人死了，那不是说收获了最多的生命吗?所以快乐主义的道德观念，起码快乐是好东西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作为道德原则这是有问题的，快乐在一群人中怎么分配，所以一定要有尊严的概念。人家都会觉得不应该这么干，如果他自己自愿的话，我们再一步一步想。如果他不自愿，一进来后医生说我为了给最多数人谋幸福，把这个人的内脏分了，一算后果是最好的，不然就不道德了，不这样分倒不道德了，这是不对了。道德问题涉及到谁该得到，谁不该得到，而不是单独算总量，这就对了，这样的话我们就有了基本的权利概念、尊严的概念。
如果健康人自愿献出来又不一样了，我虽然健康，但是我为了三个人的健康我牺牲了无所谓，他自己要求人家把自己分了，这种情况下还挺道德的，医生如果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把他的器官分了，医生就是不道德的，不管后果如何。所以道德观念这样讨论起来，内在价值和谁该得到、谁不该就得到一个标准了。
如果健康人是一个母亲，她已经有点不健康了，但是器官是好的，她觉得我的三个孩子是我的生命，我自己的生命延续在他们身上就可以了，捐出去让他们存活，该不该干呢?争议就更大一些，起码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就可以再讨论，稍微合理一些，因为她是自愿。尊严的概念是要和自愿和在一起，一些东西是自己做了决定的话就是有尊严，被别人强迫是没有尊严的。这时候哲学家就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所以道德判断要一一进行对比，最后找到一个合理的根据，而不是传统道德告诉你什么就是什么。
前几年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些人让意识形态影响了以后，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功能都没有了。南通前几年有一个养育院，里面都是智障的儿童和青年，女孩子到了十三四岁开始来月经了，那里养育院领导觉得太麻烦又脏又不好管理，刚好我们国家规定这些人不允许结婚，所以他们认为她们的子宫是没有用的，子宫只能给我们带来麻烦和管理上的不方便，所以就把她们弄到医院把子宫摘除了，医院也觉得是公益的事业就免费了。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好、没有问题，他是按照最终的快乐总量和工具价值来思考这个问题，把人当工具。他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老百姓听了以后觉得很吃惊，传出去以后媒体去采访，他说这不是好事吗，这是很好的事情，你怎么觉得不对?这就是他把道德的问题按一般的管理工具思路去思考的，他是本末倒置的，道德问题不能以工具方便不方便来考虑，这一定是本末倒置的道德，一定要看你干的事情符不符合内在的价值才是真正的标准，所以以道义论为起点的理论可以还原成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要把人仅仅当成工具，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所以医院里的例子就可以重新解释了，我们不能把健康人当工具，我们就是目的，带来巨大的后果也不能把他们当成工具给用了。
我们说小孩得到快乐以后，会对社会稳定和家庭结构带来不好的影响，这种思考方式是错的，因为是按照管理和工具价值的需要去服从他，如果这些东西倒过来为他服务就是本末倒置。所以对于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该不该让它发展，不能看我们方便不方便，管理其合适不合适、节约不节约，每个人都是目的，不能牺牲将来的好处，变成了最后没有目的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看看这些判断是怎么样。
说这个人自私也是经常出现的概念，自私是什么意思?人家都是按自己的想法干事情、都为了自己就叫自私，这种定义自私的方法一定是不可能的，一定是错误的。因为所有的行动只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动，别人的想法没有变成我的想法我是行动不起来的，我干不了任何事情。
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住在12楼，别人看到我掉下来死掉了，有三种可能：第一，我跳下来的;第二，我掉下来的;第三，被人推下来的。三种可能都有，如果是我自己跳下来的属于自杀，这个杀是谁干的?你自己干的，道德责任应该是你自己承担。掉下去就像杯子、电视机掉下去一样，这是谁干的?没有人干，可以说是老天爷干的，是发生事故，有可能有道德问题。被人推下去有没有?设想怎么被推下去的。一个人可能在看风景或者看美女，后面站着一排人说着“有什么这么好看”，要排队等候，于是一大堆人都在排着。后来有人说这个人是色狼一个，她最烦色狼了，想趁着这个机会把他搞掉，就站在最后推了一下，这样那个人就掉下去了。或者是她不是故意要杀他，反正有人推了他一下，好像每个人都在推，到底这个杀人的人是谁?是最后推他下去那个人还是离他最远的那个人?要追究责任的话，是离他最远的人而不是离它她们最近的人。因为他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中间人是没有想法，那只是被当做了杀人的工具，自己并没有杀人的想法。有杀人想法的就是离被杀者最远的，第一个推的那个人，所以他有责任，要骂的话就骂他，是那个人坏，其他人不坏。
比如9?11事件，美国的楼是谁撞的，是飞行员还是拉登?一般没有人会回答是飞行员，而会说是本?拉登干的。为什么?因为虽然拉登没有开着飞机去撞，但是念头是从他而来的。如果我要支持慈善事业，在慈善成为我自己的想法之前，我能做吗?在这里，行为责任和行为意图的概念被联系到了一起——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完成的行为才可称为是“你做的”，否则不然。所有的行为的责任者都是意图的发起者，意图是谁的，行为就是谁的，跳楼是自己做的，事故则不是谁做的。做好事也是这样的，要变成我的想法才行。所以，行动和意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行为责任的归属者就是最先产生意图的人。有人把按照自己的想法干事情说成是自私，这是毫无道理的。在自私的问题上，意图应该被分为两类，不然就不知道自私的对立面是什么了。因此自私的道德概念应该重新澄清，把一部分称为自私，一部分则要按照意图的不同分类来做。这样，道德的概念就比较清楚了。
如果你在干事情时只想到自己的利益，别人的想都没想到，却专门和别人对着干，这就叫自私。如果自己干事情时既想到了自己的健康快乐，又想到了别人，或甚至只想到别人的利益，这就叫不自私。但起码是我的想法，我为了你的快乐是完全可以的，我自己的快乐顺带也有或者是两个一起快乐，这就不能叫做自私。
把自私的概念澄清以后，将道德、不道德的概念与不自私、自私的概念对应联系起来，道德、不自私，就是大家用一切努力共同收获的东西，在有冲突的时候不强迫人家，自己不垄断这些东西;不道德就是要垄断，我才能收获你不能收获。
好像这些人只管自己，收获快乐，是自私的，但是社会不自私要限制你这些东西，有可能限制者刚刚好要垄断收获东西和分配这些东西的权利，可能限制者才是不道德的，而不是追求这些东西不道德，所以我们不要乱说道德不道德这些话了。
年轻人都在堕落这种说法不成立，把用新的方法找乐子当成是坏事、堕落也是不对的。你的孩子玩网游、上网，有多少是不健康的成分，有多少是堕落的成分，有多少是好的成分，你自己就可以评判其收获的内在价值。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所以不应该用一揽子去回答、认为有这个工具就好办了。
（编辑：闫磊）
http://ll.peoplexz.com/7414/20090910164114_1.htm
(五)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虚拟世界的异军突起。Second Life(游戏《第二人生》)就是很好的例子。通过键盘操作，我在Second Life里钻来钻去……这是哈佛大学盖的一个模拟法庭，让学生们一起上课;这是IBM的总部，求职的面试和新产品的发布都在那里举行;这是一个类似酒吧、夜总会的场所，你进去以后可以自己设计一个形象，旁边有一个人你可以和他聊天，这是真的人，在那里有一个代号;这是瑞典政府在《第二人生》里面做的领事馆的办事处，这个是韩国总统竞选时的形象。
现在《第二人生》还有一个虚拟紫禁城，很清晰、很立体。紫禁城里面所有能看的东西也都是立体的，有机器人导游，有其他的游客。你可以向其他游客打招呼，也可以研究任何一个地方，比如紫禁城里面的龙有几条，某个怪兽的牙齿有几颗，砖块有几块……在这里研究紫禁城的建筑、艺术是最好的。“虚拟紫禁城”是在IBM和故宫博物院合作下，由IBM花了三年的时间做出来的。现在声音是立体的、形象是立体的，但是有一个还不够真正的虚拟，比如刚才我这个形象和我玩的，最终我的形象和这个形象形成一个进去。现在已经有网络技术可以做到，但因为计算量很大，电脑受不了。另外还有一个和网络相分离的技术——戴一个头盔，声音在头盔内部发生，就完全像一个人进去一样，以后触觉也会有，你可以摸。比如一位女士递给我一个麦克风、发出声音，也可以发生。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得病了要动手术，这个医生不用去那里，而只需进入这种场景，对着虚拟的器官动手术就可以了。但是怎么治病呢?这个病人所处的地方有一个机械手跟医生的动作是同步的，如果怕网络连接有问题还有医生看着，在检查完毕后就可以动手术，口子可以割得很小，动过几例。这个就是在虚拟世界里操作现实世界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把虚拟世界和网络世界接起来，就可以设计你要设计的世界，如果把神六送上天都可以做出来，这就是完全的虚拟世界了。这是独立于现实的虚拟世界，而不只是上上网了。这样的世界很吓人，有点像《黑客帝国》，现在这套设备还没有接上网，而应用于工业设计、动手术。如果这样，我们的这个世界就被抛弃了，我们的世界就变成了虚幻飘渺的形而上的世界了，从小在虚拟的世界长大，从而不知道有这个世界的存在，如果告诉他就觉得这个现实的世界吓人。我们现在讨论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更实在的世界也一样，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可以。所以这样的虚拟世界出来以后，伦理问题才真的严重了。于是我们引入了这个概念——主体技术与客体技术。
上网可以说是客体技术，作为工具搜索之类的，以往的技术大部分属于客体技术，做东西以后为主体服务，桌子、飞船、汽车也好都可以不要扔掉，或者是放在仓库里，原子弹也一样。客体技术的伦理问题还不是很急切、迫切。但是主体技术的对象不是别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陈教授也说了，不是搞东西了是搞我们自己，另外一项技术是克隆人。整个世界都可以扔掉，进去虚拟世界以后界面全部可以自己控制，设计成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由自己创造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是你的工具的一部分，所以不用的时候当一个工具来考虑，所以叫主体技术，这个概念从来没有提过。如果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话，就变成了主体技术，整个世界可以编辑、重来、建造、毁灭，这时候就不是真正的工具了。
这样，提供商面前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前几天我和中国的“第二人生”总裁进行对话，他们还没有正式的开放。我们讨论到这样一个问题：要提供给人类什么样的世界才是真正的负责任?这就是最重大的伦理问题。过去哲学家莱布尼茨讨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说，因为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良的，所以这三个“全”合在一起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一定是“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现在类似的问题又出现了。什么样的世界是最好的世界，这是作为提供商面对的最大的伦理问题。
打一下你建的房子，会不会把它打碎?一个人的替身可不可以杀死?那个东西可不可以变旧?四季要不要更替变化?……这些基本的原理你要想好。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又要针对刚才讨论的“人生的内在价值是什么”来讨论才有一个标准，不能的话又是乱说。
人生的内在价值是什么?我们让人收获最大的内在价值造成最小的冲突，所以道德和正义问题都有冲突。自杀有没有道德?有些人认为有，但是我的理解是没有道德的，如果没有其他连带责任的话，就有价值的否定。如果一个人自己不要，要把他否定掉，他没有什么冲突，他否定了自己的价值，如果有冲突的话，道德问题才出现。快乐、尊严、健康有可能相冲突，我的快乐和别人的快乐有冲突，我的尊严跟别人的尊严有冲突，有冲突才有道德、政治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不要本末倒置，把为了实现内在价值变成工具，把社会的机构和工具变成了目的，我们的社会就有这样的倾向。现在虽然觉得网游收获的是内在价值，但是实际上，这些人还不行，在这个社会不能好好地过日子，因为制度和社会运行机构没有跟上去，如果要世界重新开始的话，就要把这个问题好好想一想。我们商量过未来虚拟世界的大宪章，弄了一个必要的规矩出来，把现实世界没有道理的东西挡在外面不让他它进去，这个已经整体成13万字要成书了。
“第二人生”是03年出来的，我的书《Get Real》是98年出来的，是我在美国期间写的。我在论证这两种世界的对等性，对等既不能把它说成是游戏，现在这个游戏概念是另外一个概念，是游戏与世界的对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说这个世界是对等的，创始人就接受了我这个观点，后来研究者把我看成是虚拟世界的理念先驱，9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讨论透了，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在中国又有了，理念上我们就重新搞清楚。
虚拟武汉现在有一个版本，现在已经可以进去了，另外的版本正在做，他把以前的武汉搬到里面了，据我所说，武汉市政府已经介入这个东西，他和市政府合作。这个有点像虚拟紫禁城，这是中国现在已经出现的虚拟世界。现在的那里看起来有点像游戏，但是很多人已经当真了，美国有几千万在那里活着，可以交易、买卖、发财，什么都有。在金融危机过后，废墟中将崛起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这个跟虚拟经济没有什么关系，是人把创意、时间、劳动花进去然后出售，出售兑换成真金实银。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虚拟世界，到最后它会变成一个在理论上可以完全进去在里面生活的世界，在康德的哲学里论证过，我们的空间也是这样的感觉凑出来的，现在的量子力学都是这样说的，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空间都是能量凑起来的，并不是一个东西在那里，凑足了以后就成为了真正的实在。现在那里有的听觉、视觉都是三维的，加上触觉，味觉、嗅觉好象不太重要，没有也可以，这样看的话，其实这种空间和我们的物理空间是对等的，要理解我们的空间就是这么理解，所以这一点要非常技术的去论证。
“第二人生”里面，我策划了一个艺术展，它是在中央美院一对夫妇在那里搞虚拟世界，专门收集文革以后前卫艺术展放在那里，而且里面建了一个艺术馆来举行的。艺术展还弄了一个开幕展，作品有数码艺术，还有音乐。我也在这里面参与了，将来他们要大肆宣传的时候，还有可能把鸟巢租下来做声像展示。
我今天讲的就这些，后面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讲，但是时间已经过了，我们要讲的都是大家已经熟悉的网络的问题，这一块我稍微点了一下，就是有这样一个东西，这东西在北京已经有公司的了，美国已经有几千万人在那里生活了。谢谢大家!
(六)
陈实：我得出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就是虚拟世界真真正正地在未来会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世界。我觉得今天翟振明教授演讲有几个特点：
第一，他提出了许多一对一对的矛盾，比如说主体技术与客体技术、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劳作与工作、私有与自律、传统和理性等等。
第二，他辨析了很多概念，比如自私、快乐、游戏、工作。
第三，他提出了很多问题，大屏幕上有七个问题。
第四，他演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采用了排除法、排解法，比如说他讲到游戏、劳作等等这些概念的时候，一节一节地说是不是快乐、对不对。如尊严、有没有情爱、能不能产生思想、是不是有自由、认知、创造力，然后得出一个明晰的概念。第一、二个问题实际上解决了在虚拟世界可能碰上的问题，最后简单地讲一下虚拟世界到底怎么回事。
第五，他热爱年轻人、热爱未来，年轻人是用新的办法找乐子，而我感觉到我们老同志也很快乐。
我们现在就按照惯例，大家可以和翟振明教授互动，有什么问题可以向翟振明教授提出来。
提问：翟振明教授你好，我是南方网的网友，我觉得您的批判、反思和内在价值是我很欣赏也是试图在实践性的东西，现实中的很多人应该对这些东西是集体性的迷失，在这个意义上您在做很有示范性和倡导性的伟大工作。我想提两个相关哲学的问题。第一，现在的时代叫被时代，被增长、被就业等等，我的意思是时代处于被时代，我们的日常生活被价值、工具化很厉害的，您觉得在被时代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如何定位和发展自己，如何实现自我的内在价值的双赢?
第二，您在分析社会学范畴的批判是相关联的，这算不算社会化的倾向?我觉得哲学的高雅、高尚是我敬仰的，这是不是存在悖论?
翟振明：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被动接受事情，我们被时代的潮流抛来抛去。我们对自己的内在价值判断有一个自我的标准，理念上先要反复地加强理念核心，对价值判断要有讲理的态度，不要采用相对主义的态度。如果什么都有理相对就把握不住自己。不要一开头就是东方、西方，你的价值观如何、我的价值观如何，这样说多了以后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随随便便的，我是儒家，你是道家，然后就没有话可说了，我们不管什么家，你说这个道德不道德，凭什么这么说?对自己也要问一个，如果别人说不清楚就搁在一边，因为没有凭据就不算数。
第二个问题哲学是不是也被工具化了?有一个价值是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作为概念不用讲，但是对实际的分类是它内在价值，同时也起到工具价值作用的东西，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说了，这是一种最好的价值，自己是有内在价值的，没有工具作为它也要有的，但实际上它也起到了工具的作用，为我们的生活谋到了利益，这个东西是这两种功能兼而有之的，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就有两种意义。
关于鲁迅说的话，他说中国历史上的“吃人”。“吃人”说的是贬义词，他不可能是历史“吃人”，只是“人吃人”，他讲的是道德关系，我们中国的道德关系和道德伦理学并没有独立的，就是在伦理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所以把历史上的吃人和道德观念上的吃人说在一起的话，在中国伦理学每人独立的情况下是不成立的，所以它是把政治观念和道德体制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中国没有发展出独立的伦理学的学术。
提问：我刚才听了您的讲座非常兴奋。说到虚拟世界，可能还有很遥远的东西或者是很高科技的东西，我感觉我作为一个在读的大学生已经被抛弃了，有越来越多的技术精英和专家掌控这样的技术，会不会在将来的社会赋予他们的权利越来越多，您作为专家的技术强势，你有没有控制的快感?
第二个问题，我是学社会学的，在虚拟空间已经从现实空间脱离出去了，这会不会对原生态的社会有一个巨大的冲击，技术的产生对原来的社会将会有怎样的冲击?
翟振明：这个很容易就进去了，下载一个用户终端，它不是让你搞技术，而只是一个工具。我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快感，当然有，讲演就有。但是干事情之后，道德就变成了第一个原则。我为什么介入实际干事情的人?因为一般的商业化操作以商业目的为起点，但你也不能阻止他，所以你介入把你能想的东西全部融入进去。徐辉是真正为了一个理念做这个事情，真正什么时候挣钱很难说，他也很信任我，我们要对话之后还要出书，所以他已经认识到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是创造一个准世界出来，到最后极端的话就可以代替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责任一定跟得上，这种理论的东西已经扎根了，你刚才说的危险事实上也是存在的。
提问：我今天本来想冲着网络虚拟世界这个题目来的，由于时间的观点，翟振明教授没有在这方面展开，我听得非常不过瘾，我的问题很简单，我想请翟振明教授介绍几本从哲学角度讲的网络世界比较好的几本书。刚才您用英文写的著作翻译成中文没有，如果有的话，到底是哪一个出版社出的?谢谢!
翟振明：这个书按照哲学讨论的，全世界唯一就是我写的一本，当时有一些文化性、批评性的，但是不像我这样论证的。我原来学工科的，也发表过非常技术性的东西，这样讨论世界对等性的东西只有我的这本书。2007年北大出版社出了《有无之间——虚拟实在的哲学探险》，网络这块没怎么讨论，而是讨论世界本身和各种哲学理念。我前几天和徐辉对话的那本书有13万字，估计有一年左右才能出来。其他的都是皮毛的讲，用马列主义的概念或者是其他的概念讲讲，这些有点哲学的味道，但是不是真正讨论哲学本身讨论出来的问题。但是我的在中文写这些文章里面，大部分都有点不着边际，不太切中要害，我真的推荐不出来，而且我很少看中文的东西，我的学术第一语言是英语，我的学生跟我学都是英文的资料，中文的资料问我我都不太知道。
提问：刚刚您提到了自愿的原则去判断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界限，道德在运行的时候大部分情况是依靠人类的虚荣心，用人类的荣誉感使得人类向善，人类的羞耻感去限制人的恶性。在古代的时候丈夫死了要求女人去守寡，更严重的是这个女人去殉葬我们认为这个女人在做善的事情。不管是好的标准还是坏的标准，都没有在人类历史上和自愿的原则冲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用自愿的原则确定道德和不道德之间的界限呢?
翟振明：这个问题很好，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让人变得道德，这是一个问题，哲学家一般对这方面无能为力。哲学家有能力的地方是，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要有判断。如果把坏事当成好事情干很可怕。哲学理念方面的思考做出道德正确判断的东西，怎么样让人道德起来要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等东西，康德试图要讨论这个，他说叫道德的方****。现在的哲学家以为是错的，或者是哲学问题用什么方法思考?他一看不是，他说我们判断知道怎么判断了，但是就是把人当工具怎么办呢?人家一般不理性按照这种规律去做事情怎么办?这个方面哲学是无能为力的，你只是不要把判断都搞错了，比如我消灭了很多快乐我很道德，有尊严我把它弄掉了就很道德，这是不对的。比如人家说中国没有正义、公平的概念，过去很多人说这是西方人的概念，其实不对，我们的窦娥冤演了多少年?一个人的冤枉带来了民愤，人家看得那么激动，不是因为它带来的社会后果怎么样，而是人家看了都认为很冤，这就是正义的概念。中国有正义的概念，被冤就是坏的，滥杀无辜都是错的，有人说中国的道德观念不一样，可以株连九族，这个和西方人完全不一样，其实也搞错了。如果没有你干事你负责的概念的话，就不会株连九族。为什么是九族就是有连带责任，只是西方人划很小，有时候小一点有时候大一些。我们恨日本人，他们的先辈杀了我们的先辈，这就是现代责任，这是划圈子划多少，中国人就是划得太大了。所以株连九族可以，十族、十一族再株连不干了，现在的家庭责任越来越具体化的，所以在政治干预的情况下，人类思考的问题不会出太大的差错，但是就是由于那些人的干扰，性的观念是最复杂的，不同的民族和观念变来变去，如果社会和时代不一样了，那些人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
陈实：请您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是文化?
翟振明：文化有两种含义。第一种就是所有的自然物被我们影响过的部分，都属于文化的东西。还有一个狭义一点，意识本身是无形的、符号性的东西也叫文化。有时候概念倒过来应用，包括原生态的概念，其实就是最没有被符号影响的也叫文化。文化太复杂了，就是被人影响过的自然、物、机构、语言，都是人的意识造成的叫文化，还有人的有形、无形的观念叫文化。
（编辑：闫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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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拟态环境”理论
《今传媒》杂志社供稿   刘怀丕
2010年05月28日
现代社会巨大而复杂的环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感性经验范围。李普曼认为，人们再也不是主要凭借直接经验去认识客观环境，而是通过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即“拟态环境”去把握它。
“拟态环境”是指“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 ①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所以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在这整个的过程中，作为传播者的大众媒介以其所理解的方式精心编织与描绘了一个关于客观世界的图景，而广大公众却在不曾意识到这个过程的情况下欣然接受和认可这幅图景以及附着于其背后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意义与想像。
由此可见，在李普曼眼中，公众是事实的“局外人”，他们接受信息的自由仅限于被媒体操纵的结构化的“拟态环境”中。
一、“拟态环境”由被媒介精英操纵走向公众参与构建
李普曼于1889年生在纽约。他是家中独子，家境富裕，毕业于哈佛大学。一战期间，李普曼供职于美国军事情报局，亲历了新闻媒体对公众的影响以及公众在战争宣传中难以区分事实与谣言的现实。这些经历促成了李普曼在“拟态环境”理论中所表现出的精英论以及对公众理性能力怀疑的观点。李普曼认为，理性就是要用怀疑的、批判的精神面对成见、面对事实，就是超越个人利益面对全局利益。只注重个人利益的普通民众是缺乏理性能力的，而只有少数“社会贤能”才遵守理性的规则。正是基于这样的“前理解”，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理论。
笔者认为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包含两个预设：其一，在现代社会，公众仅凭自己的能力无法认识广阔的客观世界。李普曼以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作类比，来说明公众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是片面的。他认为大部分人一方面囿于有限的交往范围、时间与注意力，另一方面受感情、习惯和“刻板成见”左右而非利用理性来认识世界，因此远离客观。李普曼曾这样写道：“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②
其二，传播者与受众是二元对立的关系。李普曼认为，一般的公众不可能独自面对外部世界，他们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只能被动接受新闻媒介为他们提供的关于世界的图景，只能充当“局外人”。而传播者是由一群“有着职业荣誉感、敏锐和有深刻洞察力的新闻工作者”组成。这些人具有理性、能着眼于全局利益，是可以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信息从而做出明智的判断的“局内人”。他们不但能为“局外人”提供关于客观世界的图景，还能以宣传左右“局外人”的意见走向。李普曼把传播者与受众对立起来，并形成“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成见，这暗合了他一贯秉承的精英论。
基于以上两个预设可以得出，李普曼所谓的“拟态环境”实质是指在公众无知、缺乏理性和行动力的情况下，理性的媒介精英所操纵而构建的信息环境。但这个理论的成立是在李普曼取消了公众的理性主体和传播主体之后才成了顺其自然的逻辑现实。但“拟态环境”的理论缺陷首先在于把人类社会盲目简单化，其次还夸大了公众理性和行动力的缺失。
人类社会是多样的、复杂的。李普曼简单地把一部人想像为理性的人或另一部分人为非理性的人有失偏颇。人是社会和历史的行动者。无论是由理性控制的人，还是由欲望、情感所导引的人，都是片面的人。真正构成社会动力的是“全面、自由发展的人”，这样的人是同世界建立起来各种各样关系、积极参与社会交往的有生命的个体，不是接受少数“社会贤能”理性导引的“局外人”，而是自然潜能充分发展、社会关系高度丰富的交往主体。因此，人在传播领域也不能被简单的分为二元对立的传者与受者。在当代语境下，传者与受者还存在着信息互动、角色互换的关系。李普曼对公众理性认知能力消极否定，并持有“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成见，从而就消解了公众与少数“社会贤能”作为理性主体与传播主体的平等权力。历史地看，李普曼所说媒介精英会极具理性、着眼全局利益的观点值得商榷。实质上，李普曼把他所谓的“社会贤能”、“局内人”在某种意义上想像成了集中人类品德、理性与良知的代表。
在当下的信息时代，随着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自由民主观念的深入人心甚至变成制度设置，公众的信息渠道和交往范围得到了极大扩展，随之而提升的是他们运用理性关注世事的能力。李普曼“拟态环境”中处于20世纪初的可以被社会精英随意操纵的公众已为历史陈迹，代之而起的是有着交往需求和行动能力的公众。这些公众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会成为信息的发布者，他们参与现代社会中“拟态环境”的构建。
二、“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趋向
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的20世纪初是传统媒体独大的时代。那个时代，经媒体操作进行选择、加工的“信息环境”是具有内部统一性的即结构③化的特征。在当代，公众参与构建冲击了“拟态环境”的结构化特征，从而出现了“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趋向。“拟态环境”的非结构化是指“拟态环境”内部呈现原生态、多样性、无序化的特征。
在当今时代，公众接收信息的渠道里增加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新媒体的出现及其地位的提升给信息环境带来两大变化，一是信息渠道的多元化，二是信息把关的弱化。
网络是崛起中的新媒体的典型代表，它是促使“拟态环境”出现非结构化趋向的主要动力。网络是一个自由的信息平台，甚至是对现实世界的全面模拟。相对于传统媒体，公众可以在网络上更自由地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但他们已不止满足于被动接受。他们会对当前的信息做出判断而有选择的接收，甚至会否定已有信息的真实性，动用网络的力量扩展交往范围或亲自行动起来去挖掘信息。如近年来“人肉搜索”的兴起及“躲猫猫”事件中网友们的亲自调查就是例证。另外，网络还是一个发布平台。公众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布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这些行为既扩大了信息环境中的信息量，又增加了信息的多样性。
网络信息的海量在事实上弱化了信息的把关功能。把关功能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负面影响，造成信息内容的泥沙俱下，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呈现混乱无序的状态。但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过滤和加工，也使得信息的内容更加原生态。
在信息渠道多元化和信息把关弱化的环境下，公众发布信息出于各种动机，其信息形式和内容也相对自由。他们不同于传统媒体受相对统一的新闻价值观和发布信息所固有的逻辑模式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的影响。因此，公众的信息呈现多元化、原生态的特征；但从另一个侧面看却显得这些信息不成一个逻辑整体。
而这无数看似凌乱嘈杂的信息堆砌与意见交换却能使公众最终实现对真相和真知的探究，如“华南虎照片”事件。究其原委是公众的宏观理性可以超越微观的个体感性和非理性。在微观的理性层面，公众发布的信息无疑会因为知识的缺乏和言论的无序产生意见偏颇。但在宏观和历史的层面上，公众却有能力在指涉社会生活时呈现终极的合理性。
三、“拟态环境”理论的重建
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是基于其个人经历及所处的特定时代赋予他的某些理论前见而提出的, 但这些理论前见正是其时代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在那个时代，公众处在对媒介的未启蒙状态，当他们相信了媒介提供的那看似符合理性与逻辑的一切事实，会渐渐地形成媒介依赖，不由自主地越来越少思考，甚至不思考。这样就出现了一位美国作家所观察到的电视转播月食的可悲景象：人们本来把头伸到窗外就可以看到真实的东西，但是他们却宁愿在荧光屏上凝视它的“映像”。于是，人越来越异化，成了没有思考能力和批判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在这种状况下，公众被媒介精英操作也就成了必然。
历史地分析，李普曼只是从媒介的视角出发，塑造了一个“拟态环境”的媒介神话。在这个神话中，李普曼把社会精英塑造得能力非凡，而只把受众当作击而必中的靶子。现实中，受众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和行动力。他们不会对“拟态环境”不加判断就全盘接受，更不会根据自己所不相信的媒介真实去做出下一步行动。
在现时代，李普曼所谓的被社会精英操纵的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已转变为公众积极参与构建的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这种非结构化的“拟态环境”内部呈现原生态、多样性、无序化的特征。
注释
①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②［美］沃尔特?李普曼，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③ 结构一词词义模糊，本文采用丹麦语言学家叶尔姆斯列夫把结构规定为“各种内部依存关系的自动统一”的定义。
（作者系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
拟态环境的社会意义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拟态环境问题。并首次使用“Pseudo－environment”一词。拟态环境有如下特点：一方面，拟态环境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摹写，不是“真”的客观环境，或多或少与现实环境存在偏离。另一方面，拟态环境并非与现实环境完全割裂，而是以现实环境为原始蓝本。李普曼认为，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着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经过有选择地加工后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
一、拟态环境和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1、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也即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1]。
“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2]，“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入物—— 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做出反应。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 [3]”。
拟态环境和现实环境是有区别的，但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而把拟态环境当客观环境来对待。所以人们通过认识媒介所塑造的拟态环境来对现实的社会环境做出调整，其所采取的行动最终是作用于现实环境的。对此，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制作了一个“大众传播时代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图式[4]，很好地表达了李普曼的认识。
2、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信息环境的环境化”概念的是日本的传播学者藤竹晓1968年在李普曼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藤竹晓认为，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5]。他指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最初并不见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中的流行现象。这就是他所说的“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二、信息时代，媒体在建构拟态环境中的作用
在今天资讯空前发达的信息时代，大众传媒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信息环境对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实环境逐渐有了信息环境化的趋势。媒介化生存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现实。
1、媒介技术让世界成为“地球村”
遥感技术、卫星通信等技术的发展，使广播、电视、印刷媒体、电脑网络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越来越明显，信息的穿透力也越来越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界限逐渐被消除。“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信息“地球村”的说法不再是幻想。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各种媒体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和频繁。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通的生活工具。美国成年人中有75%的人要看报，大约每天花费30分钟的时间；美国99%的家庭和90%的汽车上有收音机，每天用于收听广播的时间约有1.5亿小时。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媒介的拥有数量也已基本普及并呈明显的增长势头，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触时间为4.4小时，中国人为3.7小时[6]。人们用大量的时间来接触媒体获得信息，获得对客观环境的认识和看法。
2、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信息技术和媒体的发达，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和生存空间，让人们可以生存于大大超出自身可感知环境之外的其他环境之中。对于超出自身感知之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大众传媒来了解，这也让人们更加依赖大众传媒提供的各种信息。作为拟态环境信息把关人的现代传媒，其影响力与辐射面不断扩展。虽然大众传媒只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但传播者在对信息进行选择时，要受到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它传送的内容不仅仅是告知性的信息，还包含着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会影响受众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影响受众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
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更广、更快的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及其对现实环境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拟态环境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差别。使得“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三、媒体拟态环境建构中的问题
我国的大众传媒在为人们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和服务的同时，其构建的拟态环境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现阶段我国媒体拟态环境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话语权集中，信息量失衡
大众媒介构造的拟态环境应该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缩影，应当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典型画面，保证各类信息量的平衡，社会中的各群体都能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当前我国的媒体信息环境却是失衡的。各大媒体无不把目标锁定在社会的主流群体上，有关社会中的官员、明星、大款、学者、名流等强势群体的内容占据了媒体的主要位置，他们的言行频繁地被关注并加以持续不断地报道。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广大农民、城市失业人员、老弱病残等却没有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被动地接受大众媒介的信息，无法看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内容，即使自己形象被扭曲、利益被侵害时也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关注。
据有关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上千家电视台中，只有不到1%的节目涉及到农村、农民和农民工；1984年6月“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成立，至今为止也仅有五十多家会员，主要是各省级党报办的农民报，有的甚至只是某个报纸的一个版面而已，并且大部分经营状况不看理想[7]。与之呈明显对比的是都市报、晚报、商报的白热化竞争；各类财经、娱乐、房产、饮食、旅游等信息的爆炸式增长。而与弱势群体有关的就业难、收入低等问题媒体却报道不多。这种失衡，势必引起弱势群体的不满和失望，加剧贫富对立，既使大众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极大地偏离了现实生活，也背离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2、为利益降低责任，虚假信息广泛流传
当今媒介的“企业化”生存使其在制作内容时不得不考虑广告商的需要和对“四有”（有点权、有点钱、有点品味、有点闲）人群的吸引力，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媒介的内容就会向有购买能力的人群靠拢，媒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过分“亲近”市场利益而受到消弱。有时候，媒体从业人员为了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利益，无视客观事实，以“某种需要”为借口，报道虚假新闻，刊登不实广告，编造所“需要”的信息，欺骗受众，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有偿新闻”、不实广告、虚假新闻等在媒体上的广泛流传，会使拟态环境和真实世界产生偏离，导致受众错误的认知和判断或对传媒内容的真实性会产生怀疑。这对受众、对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3、追求注意力，内容趋于娱乐化、低俗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吸引受众和广告商，媒体的娱乐类、综艺类、游戏类等轻松、搞笑、休闲的内容增多，网络媒体及一些传统媒体，甚至不惜以色情、暴力内容为招牌来吸引注意力。据英国《每日电讯》1995年9月13日报道，英国Middlesex大学的哈罗德—蒂姆莱贝教授发现，互联网上的非学术信息中有47%与色情有关[8]，如今的情况更甚。
低俗化、娱乐化内容的泛滥，会使广大受众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过多的色情、暴力信息会扭曲、动摇受众的道德观念，增加其对现实社会的不信任感。虽然这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只是媒介营造出的拟态环境，但却会影响受众对现实的认识，甚至会影响他们在现实中的行为。这种负面效果在“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的过程中会形成恶性循环，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4、媒体角色混乱造成受众对其“变形”期待
现代社会里，传媒越来越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社会各方对媒介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媒介获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权力”。媒体在运行过程中，往往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职责和功能认识不够准确，出现“越权”行为。按照媒介权力的最初规定性，其权力应该集中在“检测环境”，促进公共信息的顺畅流动，社会意义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没有“裁判是非”“公论对错”甚至“现身执法” 的权力。如果媒体意识不到而做出越权行为，对媒介自身、其他社会组织、甚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负面的、否定的因素。
“越权行为”还会造成人们对于媒介角色的“变形”期待，在遇到麻烦、不公正待遇、甚至失业、遭抢劫等的情况时都会想到寻求媒体的帮助，把媒体当成了“青天”、救助机构，有位报社编辑说自己曾接到过家里失火请求救援的电话。受众把拟态环境的构建者当成了现实环境的改变者。公众对媒体的超出其功能的非正常期待不仅影响其他社会机构组织功能的正常实现，还会造成媒介自身角色混乱，社会含义模糊。因此媒体的社会定位及存在意义是其在构建拟态环境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闻场域视野下的信息环境建构
■赵平喜 吴闻莺
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在《新闻与自由》等论著中提到了现代人“与客观信息的隔绝”的问题，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的行为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映。日本的藤竹晓也认为，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拟态环境”就是本文所说的信息环境。
信息环境的建构中存在着各种关系的较量，这些关系形成了场域空间。“场域”也被译作“场”。在新闻业中就是“新闻场”。皮埃尔 布尔迪厄上世纪60年代提出“场域”的说法，他在《关于电视》一书中用“新闻场”来阐释新闻工作者实践活动的机制，“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而进行斗争的战场”。呈现在大众面前的信息环境如此重要，那么，政府、传媒、公众如何建构信息环境 各自呈现出哪些表征 本文就此从政府、传媒、公众三方面予以分析和探讨。
一、政府与信息环境的建构
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系统是国家和政府，因此，政治权力主要表现在国家和政府的意志和行动上，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是依附于政治权力的。作为权力最高表现形式之一的政治权力，主要通过对大众传媒的规制、掌控和渗透来控制信息环境的构建，它对信息环境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对大众传媒的控制上。政府通过规定大众传播体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保障传媒活动为国家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各种国家目标的实现服务。D 巴勒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西方国家，“大众媒介对公民的影响太大了,不能给它们无限制的自由。限制自由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各种势力把控制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台和电视台)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闻界在不断纠错与反思中寻找最适合传媒业的道路。李良荣指出了传媒所遵循的底线原则，从这些底线渐行渐清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政府对大众传媒管控的变化轨迹。在传媒业发展进程中，党性原则始终是我国传媒至高无上的原则，主要体现在“党性原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首先是一种制度安排。同时，它是组织原则，它是纪律。”
在传媒与政治的力量斗争中，传媒处于依附地位。大众的知情权没有保障，所处的信息环境是经过政府精心策划的结果。如此境况下，传媒提供给大众的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信息环境。其主要表现为：
1.信息传播同质化现象严重。首先，报道主题至上，新闻传播不以报道事实、发布信息为载体进行自下而上的传播，而是直接以宣传引导为主旨进行自上而下的宣传。报道凸显一种主题至上的模式，表现出很浓的主观色彩，忽略信息环境中个体的鲜活感受，结论含糊空洞，造成“千报一面”、“千台一调”的状态。其次，议题设置单一，经常由主流媒体定向定调。特别是对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一度令媒体和从业人员成为在规定程序里做着规范动作的“传媒机器人”。
2.“强者”、“长官”等权贵话语泛滥。童兵指出，“说到底传播活动是为了传媒所有人、出版人及其背后的阶级、阶层、政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一切从办传媒人的需要、利益、意志、兴趣出发，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传播对象的实际状况和现实需要”。 一个时期里，从受众，特别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意图和角度出发的新闻报道很难见到。而传媒用大量篇幅来报道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种会议、各级领导的讲话、视察等活动，且频率高，篇幅长，内容空泛。
3.报道逻辑中行政逻辑占强势地位。其一是“报喜不报忧”，领导为了突出政绩和所辖地区的“稳定”，要求媒体以正面宣传为主，传播内容上选择正面新闻而舍弃负面信息，特别对于危机事件报道更是严格控制，有时甚至不许公开报道。其二是传媒舆论监督功能衰退。媒体所进行的监督大多是“马后炮”，危机事件要等到无法控制、无法隐瞒才被迫公开，这反过来又直接导致政府公信力和传媒公信力双双急剧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二、传媒与信息环境的建构
在传媒的双重属性之间，存在着“新闻理念驱动”与“经营理念驱动”的矛盾。“某些情况下，两者是和谐统一的；但在更多的时候，两者是矛盾的，处于激烈的对峙和冲突状态。因为媒介所有者和经营者处于强势地位，当新闻理念与商业逻辑狭路相逢，多数情况下让步的是前者。” 这种“新闻理念驱动”除了意识形态之外，其实就是对新闻价值、新闻自由的追求。然而，在与传媒的生存和发展法则相比较时，大众传媒往往会选择“经营理念驱动”。为了争取发行量或广告收入，避开与权力的抗衡，传媒必然会以取悦大众为价值取向，在营造新闻的娱乐化和煽情化方面不遗余力。确立“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和产业化运作”的路径后，我国传媒业接受着来自政府、受众和广告商的种种压力，往往走中庸之道力求自保，基本上都采取同一种操作方式，即以最小的政治风险赢得最大的商业利益。这样，传媒自利性挤兑下的信息环境建构的表征是：
1.传媒自利自赎的娱乐化生存方式。在新闻场域中，为了正面与其他力量交锋，大众传媒采取了“躲避”以求自保的措施，即不与权力抗衡，又能安稳地生存发展。由于传媒体制缺陷问题，导致大众传媒肆意地“趋利避害”、“避重就轻”或“隔靴搔痒”，给大众构建了一个喉舌化、泡沫化、故事化、娱乐化和碎片化等各种特征混杂的信息环境。新闻媒体根据党和政府的公众活动安排来编制新闻报道的宏观计划，这种把关标准导致传媒不能进一步更好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和贴近实际。大众传媒还刻意炒作特定议题，通过常态或非常态的娱乐化生存方式转移公众对硬新闻的关注度，实现了传媒的自利性。许多本不应该是新闻的东西，却经过大众传媒的商业化炒作和娱乐化包装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2.宰制性话语的新闻来源依赖症现象。新闻来源是新闻媒体与采访对象在冲突与协作的基础上实行“共谋”的结果，这就导致宰制性话语的出现。首先，掌控充足信息的各官方部门、主流团体或政治精英使媒体话语逐渐向权力中心靠拢。其次，传媒不可能对发生的每件事都亲自采访。新闻来源，尤其是官方的新闻来源作为报道中的话语主体时，很容易就把传媒拉到宣传的阵营中。新闻来源还通过有效的新闻管理把自己的议题转变成传媒议题，并最终成为公众议题。70％～90％的新闻内容都来源于新闻制造者们完全或基本控制的形势。 从传媒角度看，貌似传媒在根据新闻价值标准设置议程，但其实是当权的新闻来源在构建信息环境。如福柯所说“你以为自己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 可见，大众传媒就这样巧妙地通过宰制性话语的新闻来源依赖，既确保了其自身利益不受到损害，又实现了对信息环境的建构。
三、公众与信息环境的建构
媒体专业主义对公众利益的宣扬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 有些人深信不疑，有些人则表示怀疑，因为后者欣赏萧伯纳的名言：所有的职业都是针对门外汉的阴谋。 在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信息产业属性”的双重属性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巨大的空间，它就是传媒的“公共性”。传媒的公共性指其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而存在的本质特征，其所涵盖的公正、公平、公开、民主、正义和责任等意义，无疑应该在现代大众传播活动以及当下信息环境建构中，作为人类民主的一种终极目标和人文关怀来追求实现。
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信息系统之一，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和社会责任来源于其作为公共资源和战略性资源的属性。在哈贝马斯所定义的公共领域中，公共性被界定为“一个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领域，它的基本原则是参与性的、平等的和理性的对话，平等表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成员，对话必须是在平等基础上的理性的对话。” 从这个角度来看，信息环境中公众利益的实现就是大众传媒应该允许、鼓励、提升广大公众的知晓、参与和表达等权利，充分塑造产业和政府以外的自治空间。说到底，公众利益的核心也就是公民知晓权、表达权等一系列公民基本民主政治权利的最大化实现。但是，在当下,公众利益还未能充分参与和发挥平衡作用的新闻场域视野下的信息环境表征主要有：
1.公众利益的边缘化生存状态。信息环境中公众公共利益的实现，体现在大众传媒对公共新闻的大力报道和关注。但现实情况是，早在2002年美国“公共新闻”运动的资金支持机构皮尤中心就停止了运转，这表明公共新闻运动在西方只是一种美好的构想。当下的公众力量对于信息环境的构建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信息环境中偶尔的反叛言语也只是“小骂大帮忙”，真正代表公共利益的公众声音却被忽视了。在《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中，“穷人越穷，他们影响政治的可能性越小，结果，政治冷漠与政治疏离就越严重。”这句话也指出了公共利益的问题所在。 正如有研究者早已指出的，目前中国80%的新闻，报道的是只占全国20%人口的故事，其余80%的人的利益都被有意无意地屏蔽忽略了。
2.公众利益诉求的“一手软”现象。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维护公众利益是党和政府一贯的主张。在中央确立“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后，国内所有媒体都声称把服务公众作为办报办台的根本宗旨。但实际上，公众利益却不时受到伤害。政府以“党性原则”约束传媒业，各种行政法规、组织纪律手段保证了政府对传媒业的硬约束，大众传媒不能不绝对服从。此外，传媒业自身求生存、求发展必须赢利的“硬道理”，也构成各级党和政府考核传媒业领导层能力和政绩的一项“硬指标”。所以，大众传媒对社会权力的利益诉求和追捧自然不遗余力地走向“一手硬”。
传媒服务于公众和维护公众利益，却仅仅是一种专业理念和道德担当。虽然制定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条例，但自律还远未满足社会的角色期待，缺乏具体有效的制度来执行软约束。更何况信息环境中，公众利益的实现还无法面对一些具体的实质性问题，尤其是传媒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及各类矛盾一时无法解决，大众传媒着眼于公共利益的实现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手软”。
结语
我们认为，新闻场受到各种社会控制，特别是政治权力影响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政府无疑应该参与新闻场的构建，但是在场域中如果这种力量过于强大，就会导致场域内部力量失衡：政府一权独大，传媒自利自保和公众无所作为。随着经济发展，媒体市场化程度相对提高，公众利益需要一种更加强大的保护力量，而这种力量又只能来自政府。因此，我们应该把握好政府利益、传媒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关系，使三者处于最佳利益平衡点，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地实现新闻自由和公众利益，并以此为基点来构筑一个日趋改革开放和有利于与国际接轨的信息环境，使新闻场中大众传媒所构筑的这个“拟态环境”尽可能地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环境”，从而更好地真正发挥大众传媒营造舆论氛围和提供智力支持的作用。■
(作者分别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副教授；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
注释：
戴维 巴勒特：《媒介社会学》第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李良荣、李彩霞：《守住底线—论新闻界的三次反思》，《新闻大学》2008年第1期
童兵：《童兵自选集》第8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禹建强：《传媒市场化陷阱》第48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万丽：《中国新闻传媒的议题设置》，《新闻知识》2006年第1期
兰斯 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第15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转引自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第32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转引自詹姆斯 卡伦：《媒体与权力》第16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转引自朱清河：《论传媒公共性及其实现途径》，《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
罗伯特 W 麦克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第292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2 1世纪信息环境及其研究主题和特点
孟海东 张玉英 刘 江
(内蒙古科技大学 包头014010)
作者简介:孟海东,男,1958年生,博士,研究方向为信息技术,网络信息环境建设与管理.
摘 要 21世纪信息环境的现实化和社会化引发了人与信息关系,信息安全,垃圾信息在信息环境中迁移和转化过程,信息资源与污染评价和控制,信息资源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信息环境科学主题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信息环境所具有的超全球化与全人类化,主观性和虚拟性,时变性和动态性,复杂性和严重性的特点.
关键词 信息环境研究主题特点
2l世纪社会信息环境科学具有极其丰富内涵和广博的外延,它以信息媒介为结构框架,以信息模式为组织核心,与人类信息活动的各种因素相关,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法律的,宗教的,科学技术的或自然的,物理的,心理的,组织的等等,它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有机运作整体.
l信息环境的发展
信息环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由语言为主体的信息媒介构成了以信息崇拜即图腾为特征的原始渔猎时代的口语信息环境;由文字为主体的信息媒介构成了以集市活动空间为核心的农业时代的信息环境;由广播电视与报纸杂志为主体的信息媒介构成了以生产机构为核心的区域性工业时代的信息环境;由计算机,通信和传感技术为主体的信息媒介构成了以网络为核心的全球性信息时代的信息环境,这是有别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具有全新信息模式的社会信息环境.
1.1拟态环境的环境化 l922年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在《公众舆论》的著作中提出了 拟态环境 概念,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揭示的环境.同时,李普曼还指出: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在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插入了一个拟态环境.……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人对环境的调适是通过'虚拟'这一媒介进行的. 李普曼不但指出了现代社会信息环境替代客观环境的现实,而且指出这种替代的结果除了影响人的认知行为外,也会影响现实环境,使现实环境无形中涂抹上信息化的色彩.
1968年日本的传播学者藤竹晓提出了.拟态环境的环境化问题,指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最初并不见得能被重视或普及,可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流行现象.藤竹晓曾经写道:人,是环境的主体,应当靠自己的力量确认自己的环境.但现状却是,人只能依赖于信息环境及其赋予的定义而生存.在这样的现代环魔的结构下,有时人就会被信息环境虚拟环境所欺骗.因此,信息环境在指导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可能误导甚至欺骗人类.
1.2信息环境的现实化和社会化20世纪80年代,国际互联网(1nternet)的建立为信息环境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外延.新媒体和旧媒体纷纷进入公共的全球化资讯平台中,这便从事实上有效打破了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各种有形和无形壁垒,其所创造的信息流通方式正在将我们融入一个全球性的大舞台.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以及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正以其前所未有的迅猛态势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原有的社会空间.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Intemet网络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快捷.在这一信息网络中,人们不仅可以自由地分享他人的知识和资源,而且还可以在这一环境中顺利地进行各种形式的人际交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信息环境还可以帮助人们进行实际的工作和生活.如在家庭中,电视机将变成网络终端电脑,通过联网就可以享受电子邮件,电子付款,特别新闻节目,统计资料检索,居家购物,视频点播,可视会议等服务.网上大学,网上图书馆,网上会诊等都已成为现实.一方面,国际互联网已冲破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界限进入全球性的信息大舞台;另一方面,这个大舞台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各种丰富的无限多信息,还能切实帮助人们的实际生活与工作.因此,现代媒介所建构的信息环境模拟现实的能力不断增强, 信息环境的现实化和社会化趋向也日益显著.
2信息环境研究主题和特点
环境是指人类周围的一切物质,能量,信息要素的总称.环境既包括全部资源(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人文资源)要素,也包括人类本身.随着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提高,人类的环境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环境是没有区域界限的,良好的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某区域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其它区域环境的变化,比如大气污染,温室效应,信息爆炸等.环境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当代环境的质量变化必然影响到下一代环境的质量变化.优良的环境质量是当代人留给后代人最宝贵的 遗产 ,恶劣的环境是当代人留给后代人的沉重负担.环境的变化是循孛渐进的,这个渐进过程可能是几年,几十年,甚至要经过几代人,这就要求人类从事社会与经济活动时必须具有长远的战略生态与环境眼光,不要只图眼前利益而损害了长远利益.
信息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从物质上作用于人类社会,更重要的是从精神上在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如对人类思想道德,生活观念,行为方式,劳动技能的影晌和改变等,而这后者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用环境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信息环境科学,揭示信息环境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信息价值,人与信息关系,科学的作用和局限性等深层次问题进行理性研究与探讨.
2.1 信息环境研究主题信息环境科学是研究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信息环境变化的规律以及信息环境利用,保护与改善的科学.信息环境科学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信息环境以及解决以信息服务,信息污染为中心的各种信息环境问题,其研究主题包括:
a.人与信息关系研究.研究信息环境中人与信息,人与人,信息与信息的相互作用规律,是信息环境科学研究的基本主题.信息是由人创造或通过人产生和利用的,人可以创造适量,有用的信息,也可以产生过量的,垃圾信息;信息与信息既可以通过相互作用增加信息量,服务于人类社会,又可能相互矛盾,相互污染,影响人类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网络消除了时间,空间概念,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人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不同地域的实时交流,信息环境中人与人的关系演变得更加复杂,如何引导人们在全社会合理有效地使用信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b.信息安全研究.研究实现信息安全的主观和客观因素,树立以人为本的保证信息安全理念,重点在于:研究如何坚持积极防御,综合防范;全面提高信息安全防护能力;保障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安全;创建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i保障和促进信息化发展,保护公众利益,维护国家安全;立足国惰,以人为本,管理与技术并重,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发挥各界积极性,共同构筑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c.垃圾信息在信息环境中迁移,转化过程研究.研究垃圾信息在物理环境和精神环境中传播,演变规律.信息环境污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经过污染信息的接收,存储,处理,传播等一系列步骤,具有从信息一大脑一心理一人体的微妙的心理和生理过程,而且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它有两种污染形式:一是污染信息妨碍了人们对有用信恩的吸收和利用,导致决策失误和经济损失,危害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即直接被危害对象是社会环境;二是污染信息通过被污染人的感官传至大脑,经大脑积累处理后发出错误指令而使其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即直接被损害对象是人体和人的心理.
d信息资源与污染评价和控制研究.信息资源与污染评价必须建立在信息质量评价体系上,信息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必须符合不同的主体及相同主体不同的需求,根据不同的评价目的和评价对象选择不同的指标种类.在评价信息资源质量时,必须考虑信息资源用户的差异,包括用户的知识差异,信息需求差异等.信息资源与污染评价和控制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绝对的和统一的质量标准,因为其核心在于评价和控制的.效用 问题,即信息资源是否满足特定用户群特定的与潜在的信息需求,这就需要根据不同的评价目的和评价服务对象(即用户群)将评价指标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决定评价和控制的深度并选择相应的评价和控制方法.
e.信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研究如何合理有效地解决信息孤岛,售息瓶颈,信息平衡等信息资源问题,实现售息资源整合与共享.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标志,信息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由于历 圈 史发展的原因,信息资源分布存在着乐西不平衡,南北不平衡,沿海与内地不平衡,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不平衡.在分析信息资源分布的特征和规律的基础上,研究信息资源组织,信息资源开发,信息资源利用,信息资源优化配置,唐息资源共享与产权,网络信息资源开发管理的理论方法.
2 2信息环境的特点
a.信息环境的超全球化与全人类化.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地域和范围的空前扩展,更重要的是发生了立足点的根本变化,即从西方中心,国家中心,阶级中心转向全球,全人类.确切地讲,信息环境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其一是要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分析,处理人类社会环境面临的各种信息问题;其二是存在着真实的超民族,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这就要求我们研究的立足点要多维化,多元化,整体化,使得研究工作具有很大的难度.
b.信息环境的主观性和虚拟性.信息技术在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从个人,家庭到社会.而且作为信息环境的主要因素——人与信息构成实时互动性系统,人能够更容易地融入信息环境,通过人的主观因素在影响和改变着信息环境;同时,这种互动的系统往往是通过提供虚拟的环境来影响着人类社会,这也对现实信息环境问题的研究造成了多变性和不确定性.
c.信息环境的时变性和动态性.2l世纪人们生存在由通信网络构成的四维空间,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变异性,在空间和时间上均可以压缩或扩展.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出的网络信息只是网络信息环境在运动过程中时间轴上的一个映射,是连续变化着的实在的瞬时记录.由于网络的发展速度很快,在网络上的时间尺度是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会在很多的情况下出现被压缩的情况.因此,从本质上来讲,信息环境是动态的,是具有时间维的.
d.信息污染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由于信息形态具有多样性,不确定性.信息组织方式具有灵活性与随意性,信息揭示方式具有片断性,主观性,动态性,使得售恩垃圾污染来得比任何其它环境污染更加迅猛,快速,面厂,复杂,可怕,而且污染的目标直接是人们的灵魂或精神世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其进行研究,清除,使信息社会健康发展.
3结束语
研究信息环境科学,我们并不是孤立地去研究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些问题的研究找出问题本身以及问题与问题间的相互依从,影响,作用关系及其变化规律.例如,为了保证售息安全,垃圾信息的入侵所采取的隔离措施就会导致信息孤岛,信息瓶颈和信息不平衡问题的出现,如何解决,需要做认真细致的研究工作,确定各个信息环境要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关系.同时,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大量的调研基础之上,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要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如数据挖掘技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甚至有噪声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瞳研究结果更具有科学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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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急管理中媒体“拟态执政”的复杂性研究
2010-01-26
[摘要]本文试图在危机管理的语境和情景下，考量媒体特殊功能的复杂性。媒体作为危机序参量演化“隐秩序”，成为危机管理的重要序参量，通过符号化管制社会信息通道，以危机的复杂性造就媒体的适应性，从而实现从混沌到有序舆论“执政”。危机中媒体作用的多视野和多维度审视，对社会应对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中经评论·北京）美国新闻工作者Lippmann（李普曼，1989，第5页）借用生物学领域的“拟态环境”的概念，认为媒体在自己提供的“拟态环境”中，输入自身的价值观和传播信念，潜移默化地进行着危机管理的“拟态执政”，成为危机管理中的准政府，发挥着常态社会管理难以显现的治理职能。危机发生、发展的过程呈非线性特征，政府、媒体的危机管理介入呈复杂性特征。研究媒体的特殊功能必须以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科学为基本视角和工具，本文将从媒体生产“拟态环境”角度，探究危机管理中媒体传播“隐功能”，分析媒体利用危机传播路径进行混沌控制的理论特征，揭示媒体在危机运动系统中潜在的“执政”功能和正负反馈规律，为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和实践增添新的思考。
（一）媒体以工业规模控制危机发生“拟态环境”生产
进入21世纪，媒体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信息为社会提供“拟态环境”，特别是互联网的大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海量信息，包裹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制造了真实生活的虚拟映射，使人类不得不在媒体生产的“拟态环境”中思考、生存。媒体在价值争夺、生存压力的引领下，开足马力进行饱和式生产，特别在危机事件中更加显现其控制危机环境描模的驱动力，使受众甚至政府对危机事件的感性认识局限在媒体制造的世界中，在这其中，有的传述贴近真实，可以作为第一手信息使用，有的偏离真实，使社会成为媒体“事件”的精神俘虏。
1.垄断危机事件信息传播源。报纸、广播、电视、官方网站等各种媒体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形成职业兴奋，通过抢占第一时间、第一落点，在危机发生地建立媒体信息墙，垄断和瓜分所有事件消息源。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除处理危机的救援人员和当事人在现场外，只有媒体可以自由进出，通过技术传播手段报道现场中心发生的新闻故事。我国媒体在信息选择上还要接受政府的指导，因此在信源的垄断效应上媒体与政府没有矛盾。
2.建造危机事件信息传播场。场（field）来自物理学的概念，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人们生活的空间，是各种事件的构型。媒体在危机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调动所有力量，整合各种资源，形成前后期采访编辑联动机制，最后拿出大幅版面或播出时间进行信息轰炸和深度解析，构建了危机事件的媒体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提出电视场和新闻场的概念（刘海龙，2008，第407页），媒体在危机传播中客观上也形成了信息场域。受众在危机事件中信息需求膨胀，对媒体危机产品的固定订货猛增，媒体在竞争态势下必然加大投入，增加供给，以留住顾客，吸引舆论眼球，巩固竞争优势。媒体目前的生产能力在技术进步和经济资本的介入下，潜能巨大，完全可以以规模生产应对受众需求。同时，媒体集群在危机事件高关注度的引领下，形成聚集联动效应，通过不断自我复制和自组织，各个媒体子系统涌现出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场效应。
3.主导危机事件信息传播价值链。媒体对事件整个过程不可能做全景式记录和发布，只能选择典型部分传播。媒体在危机传播生产中输出内容，是媒体把关人根据自己的职业准则和行业惯例选择并提供的，媒体选择还要受到其他组织压力，因此媒体最后提供给大众的结果必然对社会系统进行意义和价值干预。媒体在“拟态环境”中向受众灌输自己选择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在危机事件强刺激下得到效应放大，间接地建立了媒体在“拟态环境”中治理理念的社会思想基础，打造了大众事实一价值等量吸收的接受惯性，形成迷信媒体的心理习惯，编织了媒体进行社会控制的“潜网”。
（二）媒体作为危机序参量演化“隐秩序”
媒体在制造了危机“拟态环境”之后，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社会秩序控制的尝试，发掘媒体在社会危机中的“隐功能”，实现自己“拟态执政”的社会理想。美国复杂性科学研究重镇新墨西哥州圣菲研究所和它的兼职教授霍兰发明了复杂适应性理论（CAS），得出了自然界的“隐秩序”是“适应性造就复杂性”（霍兰，2000）结论，由此可以引出社会科学研究的系统也存在“隐秩序”，“显秩序”由政府和各种治理组织控制，而社会的“隐秩序”则由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主导，在危机发生时由媒体通过传播控制，危机结束后通过传播巩固，这是社会非常态状态下的政治反映，是媒体权力未被揭示的秘密。
1.媒体制造的“舆论”成为危机管理的重要序参量。“序参量”本是相变理论中的概念，被德国教授哈肯引入到他创造的协同学理论之中。哈肯在研究中发现，复杂性系统在状态临界点时变量有两类，一类变量是阻尼大、衰减快的快变量，一类是无阻尼、衰减慢的慢变量，慢变量数量少（一个或几个），但决定系统状态的演化过程，这里所说的慢变量就是序参量。哈肯把大众媒介引导的“舆论”作为社会系统革命的序参量，将李普曼大众媒体造就“拟态环境”的观点作为重要依据，认为：“盛行的舆论起着序参量的作用，它支配各种个人舆论以广泛统一的舆论，从而使自己的地位维持下去”（哈肯，1988，第138页）。
在危机状态下，媒体的主导性作用更强，对政府政策的形成和传递具有重大影响，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和建立起核心作用。事实证明，媒体作为危机控制和恢复的重要序变量，在公共危机管理学中的研究地位和实践作用必须重新认识和评估，政府不能仅仅将媒体作为危机公关的工具简单使用，而应该研究媒体在新时代、新技术、新效果下新的性质和效能，发挥它的重要序参量作用，为社会恢复稳定，消除危机设定新的管理成分。
2.危机的复杂性造就媒体的适应性。媒体作为危机系统复杂性主体具有所有的适应性特征，媒体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决定了它具有“聚集、非线性、流”等特性（霍兰，2000，第11～37页）。媒体在危机状态下进行传播组织和内容的粘合，往往集体聚集在突发事件周围，进行集团化、大规模式的新闻报道，形成危机临时组织和内容联盟，自组织成危机传播和危机管理的信息主体层次，集体向外界传输媒体反映或构造的危机事件“膜”。媒体在新闻事件的竞争中无法在行业内垄断，不可能所有信息只由一家媒体占有，因此，媒体的联合和资源、优势互补成为媒体的自觉甚至是主动行为。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具有非线性特征，不确定性占主位。媒体的跟进和同步传送也同样具有非线性性质，是危机控制和传播的复杂性问题。危机事件宏观上有人类认识总结的过程规律，如危机发生、发展、恢复等，但危机具体方向、程度、变异、消除的特征是不确定的，处于混沌状态，是复杂的。同类型的危机，具体发生条件、地域和时代背景不同，微观特征也不同。媒体在传播控制和工作流程上也具有这种非线性和复杂性特点，尽管媒体现在也仿效政府建立了应急报道方案和组织机构，但在危机报道的具体操作上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变化应对变化，以不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
媒体在危机传播中通过记录事实生产事件“信息流”，建立舆论的逻辑结构和价值，满足社会在恐惧心理方面的抚慰需求。
3.通过符号化管制社会信息通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前后，媒体作为社会敏感的感应器官具有先知性，除我国信息自下向上传递具有政府秘密渠道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信息传递无论何种方向都是媒体垄断信道，在911恐怖袭击和印度恐怖袭击事件中，正在发生的事件都是通过电视媒体现场直播展现的，以至于政府和公众同时在媒体的信息传播中获取信息，致使政府在危机发生之初只能依据媒体公开情报制定政策，进行行动反应。当然在所有危机事件中，媒体信息通道垄断不是绝对的，有些信息还是政府掌握的快，但是政府信息涉及公共安全和社会重大利益的，又必须通过媒体第一时间向公众公布，否则就会产生负面效应，而媒体先知部分的信息媒体自行向社会公布，政府和公众同时获知。因此，媒体事实上可以利用信息的先觉性间接影响政府决策速度和决策内容，通过符号化管制社会信息通道分享政府部分“执政”权力，树立社会准管理者的“拟态形象”，以达到传播价值最大化的战略效应。
4.舆论“执政”－从混沌到有序。媒体在危机中舆论“执政”既有自身利益需求，也有媒体设置的责任需求。尽管媒体在以符号管理社会的过程中最大化加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但是任何社会的媒体都不可能背离社会已经形成的价值体系。媒体在公共危机发生后，虽然自身需要新闻轰动效应的不断持续以吸引公众眼球，但其总的目标追求与政府和公众利益一致的要消除危机，恢复社会常态。因此，我们认为媒体的舆论执政具有中性偏上的积极作用，完全可以在政府加强管理和沟通，公众积极引导和作用的下发挥正效应。
当社会系统远离平衡态时，危机事件一触即发。系统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形成蝴蝶效应，巴西的蝴蝶扇动翅膀，德克萨斯发生风暴。一件小事可能酿成损失巨大的社会事件。而生活在其中的地方政府可能久见其态，已经麻木，对系统远离平衡态的积聚毫无知觉，对初始条件的发生也不知不觉。而当地媒体或全国性主流媒体由于新闻效应和社会责任的需求，则要敏感的多。媒体对社会的贴近性和公众对新闻来源提供的积极性，使媒体在危机相变和临界点上取得信息优势，可以成为危机预警的先头部队和主力军。而且在群体性和人为灾害性危机中，地方政府有瞒报、少报的利益诉求，在自然灾害危机中有多报、多要的利益诉求，媒体相对政府而言没有这样诉求，相对客观，传播的信息更接近真实，更能作为高层决策的依据，对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平复危机发展更为有利。
在危机消退后的社会总结中，媒体作为相对中立者，其综合概括的经验教训信服力更强。
（三）结论
公共危机管理和危机传播是对公共危机的驾驭和控制科学，是防止危机和消除危机，促进社会进步的人类社会学尝试。大众媒体发展至今，不但成为社会重要的传播通讯工具，同时演化成为社会管理的主要组织之一。在公共危机发生之后，更发挥着超导、超流的非常态凝聚效应，发挥着不同一般的巨大影响力和作用力，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1.媒体在危机中制造“拟态环境”，充当社会舞台的布景师，打造人们头脑中危机景象，使社会围绕媒体的“危机事件”描述进行行动，从危机解决基础上进行信息垄断。
2.媒体对危机信息进行规模生产，制造危机信息场域，通过传播协同对社会进行信息笼罩，构建了危机发展的事件吸引子，形成公众的心理依赖。
3.媒体在危机事件中进行信息筛选和把关，输入媒体价值观，进行社会价值干预，利用公众恐慌心理成功地进行大剂量思想渗透和观念浇筑，形成媒体舆论执政的思想基础。
4.媒体在危机系统中，以信息最大供应商的角色参与社会管理，入股社会危机运行，从而分享危机管理的治理权，以取得社会效益和媒体集团效益的双赢效应，属于非零和博弈，具有正面价值。
5.媒体虽然可以营造危机中的“隐秩序”进行拟态执政，但在显性秩序和政府硬权力面前，只能行使软权力和发挥迂回作用。因此，其拟态执政在大众和政府不知不觉中发生，具有潜在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又无处不在，具有使社会和管理组织根据媒体这一性质调动的正向效应。
6.媒体可以通过综合学术、权威信息，广泛传播应对知识，指导公众危机处理增加危机系统负熵值，增加系统稳定性，消除危机发展和损失，在重大自然灾害中，如地震，甚至可以直接成为现场救援的信息支援系统，以现场直播的技术即时性传递救援决策所需的第一手信息。
危机中媒体作用的多视野和多维度审视，对社会应对危机具有重要意义。自然科学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的深化和延伸提供了不竭的源泉，自然界的神奇在我们存在的社会结构中都具有不同的映射，媒体在危机中的传播节点就像人类大脑神经细胞传播路径一样，发挥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功能。
新闻策划：多维的视野
作者：黄顺铭
正是新闻策划“不真不假”的两难，导致了中国大陆新闻学术界纷纷扰扰的论争。
“新闻策划”在新闻业界与新闻学术界已经是一个流行术语了，大凡谈论者又往往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言说，因而其内涵与外延不免多有悬殊。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几年的学术讨论与论争并没有能达成多少共识，看来关于“新闻策划”这一术语的学术平台的搭建尚需时日。下面，笔者将透过多维视野来对“新闻策划”进行审视。
一、国内国外：新闻策划之历史视野
我国大陆新闻学术界对于“新闻策划”的研究一大致命伤就是，历史面向的缺乏或者说薄弱。学者不免以为“新闻策划”研究是对中国新闻学的一大原创性贡献。不少学者都提到，传统的新闻理论中没有“新闻策划”这一术语，那么“新闻策划”如何界定呢？这几年学者们在对“新闻策划”这一术语作语义分析时，基本上都是采取“拆分＋组合”的界定方式，将这一词组进行拆分，即“新闻策划＝新闻＋策划”，然后分别辨析“新闻”的内涵和“策划”的内涵。比如有学者从语用学的角度辨析，指出“新闻”一词在实际运用中常常有若干种含义，既可指“新闻事实（事件）”，又可指“新闻报道”，还可是“消息”的同义语，等等。又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来界定“策划”为“筹划、谋划、研究对策的意思”等。组合起来，于是就得出了“新闻策划”这一概念的内涵了。这种界定科学吗？它考虑到了作为一个概念的整体性了吗？这种定义方式无疑极大地损害了学术概念的科学性。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于国外的研究首先保持了一种学术借鉴意识，一种学术渊源意识，那么我们的研究就有了一种跨国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在“新闻策划”这一问题上就是如此。美国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提出了含义颇为广泛的“新闻策划”。根据台湾学者吴恕的文章《制造出来的新闻事件　——Pseudo-events的探讨》，美国所言的“制造新闻事件”，英文称为“Pseudo-events”，这里对于“pseudo”的翻译就对应为“策划”，跟《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的“策划”不是一回事。最早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和传播学者柏斯汀（Daniel　J.　Boorstin，大陆比较通行的译法是“丹尼尔·　J·　布尔斯廷”）在1961年出版的《形象》（The　Image）一书中所提到的。Pseudo-events一词中的词根“pseudo”源于希腊语，意思是“假的或有意欺骗”（false　or　intended　to　deceive）。由此词根演化而来的新闻传播理论的重要术语还有Pseudo-environment，大陆学术界一般译为“拟态环境”、“假环境”，这是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1922年其经典著作《舆论学》（Public　Opinion）中提出的。顺便说一下，丹尼尔·布尔斯廷写了不少有影响的著作，大陆翻译出版了数种，比如《美国人开拓历程》、《美国人建国历程》、《美国人民主历程》（均由三联书店1993年出版），还有像《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探索者：人类寻求理解其世界的历史》（分别于1995、200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大陆学术界研究“新闻策划”问题时，个别学者在做正本清源的渊源梳理时指出：“新闻策划”不过是新闻学界对于公关界中“公关策划”的移植，但是却并未能很全面地对走在国内学术研究之前的国外典籍给予梳理，因此总不免显得一鳞半爪。这种缺憾比较尴尬地体现在，研究“新闻策划”的学者至今不太知道该怎么翻译“新闻策划”这一术语来寻求学术流变的历史纵深，以及参与国际学术对话。而吴恕在文中则指出：“在现代社会里，Pseudo-events用得非常广泛，不仅限于政府机构或新闻界，企业界为了打公司形象，广告界为了推销产品，都在不断地运用制造出来的事件，藉由媒体的报道，达到自我设定的宣传目的。”也就是说，在美国，不管是“新闻策划”的主体是谁，在对这些进行概念化（conceptualize）的时候均称作：Pseudo-events。
Pseudo-events这一概念的涵盖面虽然非常广泛，但它的内涵也不至于产生多大的混乱。Pseudo-events所指的就是“制造出来的新闻事件”，是“刻意安排产生的”，它对应的是“自然发生的新闻事件”，英文表达为“Spontaneous-events”。这样说来，国内学者们争论不休的“新闻策划”与“策划新闻”之间的所谓什么应该而什么不应该，什么可接受而什么又不可接受啦，确实是对国外同类研究历史缺乏了解的无谓争论。对于Pseudo-events，确实既可以翻译成“新闻策划”又可以翻译成“策划新闻”。
但是又确实不可否认，国内学术界对于“新闻策划”的研究，因为事先没有受制于国外同类研究的框框而有了不少另外的开拓，例如对于“新闻策划”的研究域拓展得就很宽。新闻策划的研究中提出的名词术语一大堆，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对于研究域的划界，像什么“报道策划”啦、“新闻事件策划”啦、“传媒运作策划”啦，以及想一网打尽的“新闻传播策划”或者“传播策划”啦。国内很早研究“新闻策划”的学者蔡雯的博士论文就是《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力图树立起“新闻策划”的研究框架。不过，整体上讲，国内的“新闻策划”研究已经显得过于“泛化”，与国外的“Pseudo-events”研究之间的联系点已经越发地弱化了。过于泛化之后，对内对外要搭建起能够进行对话和论争的学术平台都相当困难。
二、竞争法则：新闻策划之经济视野
国内对于“新闻策划”的研究一般并不太谈美国非常重视的政府为了推行某一政策而制造新闻事件这一类情况，究其原因，则是由于传媒体制不同：在美国，大众传媒是独立于政府的“第四等级”，而在我国，传媒在性质上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就是新闻策划研究的“语境差异”。在中国这一现实语境下，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新闻界直接参与的“制造新闻事件”，或者企业界（包括广告公司）参与“制造新闻事件”吸引传媒报道，以及企业界（包括广告公司）与传媒界合谋而“制造新闻事件”，而其中尤其又以新闻界“制造新闻事件”为聚焦点。因为不管谁来开展“新闻策划”，都少不了以传媒的报道为最直接而立即的目标。之所以要“制造新闻事件”，说穿了也就是看中了现代社会中媒介的信息“放大作用”——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将精心策划的活动进行超级的扩散与渗透。在笔者看来，从产生的动机方面分析，“新闻策划”的最本质特征就是：目的性。
结合“新闻策划”90年代上半期在我国开始兴起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看，“新闻策划”研究必须要直面的研究面向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缺此分析视野，那对“新闻策划”的分析如果不是就事论事式的狭隘就是隔靴搔痒式的无力。市场经济体制带了新闻传播业界实际运作的巨大变化，“新闻策划”就是其中的一大变化。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大陆的新闻学中就没有“新闻策划”这一术语。所以，要分析新闻策划，就必然要同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进行深度的联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竞争经济。优胜劣汰，就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
吴恕在文中专门用一个部分谈到了在美国“为什么会有'制造新闻事件’”。他提到：“在新闻界来说，PSEUDO-EVENTS的增多是一种事实的需要，最初的报纸，篇幅狭小，内容多属静态的，譬如一些政治上的宣示，或是船期到离时间，当时并没有雇聘记者，所以也谈不到采访和报道，直到1830年代，美国的大众化报业（PENNY　PRESS）兴起，报业间开始激烈竞争，纽约传记报（NEW　YORK　TRANSCRIPT）于1834年开始雇佣记者，各报陆续跟进，才有了新闻的采访，在新闻采访的同时，也就有了新闻的制造，譬如，制造新闻事件的一种方式就是专访，这在1836年美国的纽约前锋报（大陆译为“纽约先驱报”——笔者注）就已经开始运用。”如果承认新闻采访中的“专访”也是“新闻策划”的一种行为形态的话，那么在现代的传媒运作中，“新闻策划”几乎就是新闻从业人员应当具备的一种基本素质了，因为“专访”太日常化了。然后，吴恕又谈到：“大众化报业盛行以来，报纸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何寻找或创造出吸引人的新闻事件，成为报纸打开销路的一项利器。1896年纽约新闻报（NEW　YORK　JOURNAL）的赫斯特派遣作家戴维斯与漫画家雷明顿到古巴哈瓦那去采访当时的西班牙统治者和古巴游击队之间的冲突和战事，结果导致美西战争，就是为了要制造新闻事件，虽然这是一件悲剧，但就新闻角度来看，却是成功的。”除此之外，吴恕还特别讲到，“晚报的出现，使报业对于新闻的需求更为殷切，早报登过的新闻，晚报如果再等便成了炒冷饭，但是早上的新闻不多，虽然当天早报已刊过，而昨日晚报则未见，如果全然不刊，对晚报读者来说却是漏了新闻，但如果照样刊登，又了无新意，于是，PSEUDO-EVENTS就成了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国出现的“新闻策划”，不管策划主体是谁，一般都是由于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压力所致。对于我国传媒界热衷于“新闻策划”的原因，笔者曾在《新闻策划的利益驱动模式》一文中作了粗线条的类型划分，以为基本的利益驱动模式有三种：（一）以传媒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可称之为“传媒导向的新闻策划模式”；（二）在新闻策划行为中，传媒与企业（包括广告公司）之间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可称之为“传媒与商业导向的新闻策划模式”；（三）以社会利益为中心的，可称之为“社会导向的新闻策划模式”。几种利益驱动模式中，传媒都是获利的，因此，传媒始终是新闻策划的一个枢纽。剥开利益的外表，传媒热衷于新闻策划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几种基本模式之间也可以进行复杂的联姻操作，具体形态繁多，难以条陈。
即便只是作了这样粗略的基本类型划分，我们也可从中分析出，“市场经济”这一传媒运作的环境为“新闻策划”提供了两方面的力量：其一，市场经济作为同业竞争的“解放力量”而存在，其二，市场经济作为同业竞争的“异化力量”而存在。在“新闻策划”问题上，市场的双刃剑特征同样不可避免。
只要在市场经济中运作，无论有的人怎样言词激烈地反对“新闻策划”，它也恐怕不会因此而消失。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新闻策划”实施规束、规制（REGULATION），使之尽可能地焕发出“解放力量”。当然，操作上要落到实处，实在并非易事。但我们总不能因为害怕存在“异化”的负面结果而就粗暴地压制“解放”的正面结果吧。比如，1992年《人民日报》针对我国市场上的假冒伪劣现象而策划的“中国质量万里行”，1995年《华西都市报》策划的“府南河大合唱”，这样的“新闻策划”，就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正面效果。其正面的社会意涵，是无法简单地因一个“PSEUDO”而被否定的。
三、　社会意涵：新闻策划之哲学视野
对于“新闻策划”，学者立场各有不同，或者反对或者赞成。其实，笔者以为，对于“新闻策划”的研究，我们确实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哲学认知的视野。从哲学认知视野出发，我们对于“新闻策划的介入”就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关注“新闻策划介入”所带来的不同的社会意涵。
丹尼尔·布尔斯廷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这一研究面向，只不过由于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对此的陌生而未被纳入审视的视野。吴恕在引介Pseudo-events之时指出，Pseudo-events（新闻策划）的对立面是spontaneous　events（自然发生的事件），因此上面提到的“新闻策划的介入”，指的就是，制造的新闻事件对于自然发生的事件的介入。这里，我们可以将“报道自然发生的事件”称为“传统的报道理念”，绝对尊重新闻事件发生的“随机性”。那么毫无疑问，“报道制造的新闻事件”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媒介的内爆”（inplosion），它是“后现代的报道理念”。如此说来，“新闻策划”在哲学认知层面就汇入了信息社会里“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洪流。
原来，在“传统的报道理念”那里，记者、编辑所报道的新闻是在一个由“自然发生的事件”所组成的“事件场”中进行职业选择，这种做法在出现“新闻策划”的实践之前，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的职业“传统”，因而也就是职业“正统”。而在超级媒介化的时代，传播媒介由原来消极地等待报道“自然发生的事件”变为有时侯也积极地参与“制造新闻事件”进而再予以报道，这也就导致传统的“事件场”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的典型特征就是“媒介的内爆”，这也就是对传统的“自然发生的事件”组成的“事件场”的侵入。“内爆”一词是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the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一书中所首先运用的，后来得到了学者的发展，比如法国大名鼎鼎的后现代学者让·博德里亚就深刻的论述了“内爆”。其实很有趣，丹尼尔·布尔斯廷也是60年代初在《形象》一书中首先论及“Pseudo-events”的。在笔者看来，两者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Pseudo-events就是“implosion”的一种生成形态。
对于“事件场”持传统立场的学者，一般比较倾向于反对“新闻策划”，在哲学认知层面上就是反对“媒介的内爆”；而相反，对于“事件场”持肯定立场的学者，一般比较欢迎“新闻策划”，在哲学认知层面上就是赞成“媒介的内爆”。但是不管如何，在后现代社会语境中，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媒介的内爆”都已经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那么我们更深入的研究就需要同时在多个视野中展开，比如在传媒运作中，研究新闻策划各种不断翻新的“事实形态”，在哲学认知层面，研究因新闻策划而导致的“媒介的内爆”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涵？“媒介的内爆”对于传统“事件场”的侵入应当被控制在什么样的程度？等等。“事实形态”方面这几年的研究一直在逐步推进，而哲学认知层面的研究则相当薄弱。这方面薄弱了，那么企图单单从我们传统新闻理论中的“真实性”啦、“客观性”啦来寻求令人信服的解释、辩驳或诘难，显得无力也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吴恕《制造出来的新闻事件　——Pseudo-events的探讨》一文后三部分基本上就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学认知层面。
第四部分，他归纳了Pseudo-events的几个特征。他说：“综合起来，Pseudo-events应该包括以下的几个特质：（1）它不是自然发生的事件，而是经过设计、安排才存在的。……
（2）安排Pseudo-events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受到立即的新闻报道，以达到宣传的目的，因此，安排时会特别注意到是否方便于新闻的采访和报道。……（3）Pseudo-events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因为它是刻意制造出来的，本来并无这一事实的存在，但是，制造出来以后，它又变成了一项事实，有实体的存在，而非虚幻。……（4）Pseudo-events是自我完成（self-fufiling）的预言，它可以提出预告，而又能自力去实现。……（5）Pseudo-events可以激发其他的Pseudo-events。”第五部分为“超越自然事件”，他谈到了Pseudo-events常常比Spontaneous-events对人们更具有吸引力的原因：“（1）Pseudo-events较具有戏剧化特征。……（2）Pseudo-events的安排，原本就是为了要达到传播的目的，因此，它的设计一定是清晰悦目而易被媒体传播报道。……（3）Pseudo-events是被刻意安排或制造出来的，因此可以依据需要和意愿，作重复出现，以增强效果。……（4）Pseudo-events的可见度高，而且可以先作预告，以引起广泛注意。……Pseudo-events可以循环发生，同一件事情可以一波又一波地在媒体上出现，频率越高越能加强阅听人的印象，而达到传播的目的。”在最后一个部分，他从人们的认知心理角度，简要提到了“Pseudo-events”与“Spontaneous　events”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这里他用极简练的语言指出了“Pseudo-events”对于我们的两难：“Pseudo-events是个不真不假的东西，说它不真，是因为它本来不存在，是无中生有的；说它不假，是因为它又确实存在，活生生的可以看到、听到。”正是这个“不真不假”的两难，才导致了我国大陆新闻学术界纷纷扰扰的争论，否定论与肯定论中的激进者，往往都在这个“不真不假”上偏执一端。
在性质上，吴恕的研究是在循着丹尼尔·布尔斯廷的思考路径作一种引介。而法国的让·博德里亚则在循着布尔斯廷开辟的思考路径的基础上，着重从“广告”方面推进了对“Pseudo-events”的研究。在享有很高学术声望的《消费社会》一书的第三章《大众传媒、性与休闲》，博德里亚特别论述了“伪事件与新现实”。需特别说明的是，“伪事件”是Pseudo-events的另一种翻译，也就是我们新闻学界指的“新闻策划”。他的论述更为“形而上”，但表述也更为晦涩难懂，。总体而言，博德里亚的整个论述，都贯穿着一条“权力”的暗线。他说：“在这里（指广告中），我们进入了博尔斯坦（不同的译名，即“布尔斯廷”　——笔者注）在其作品《形象》中谈及的伪事件、伪历史、伪文化的世界。即不是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历史、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赝象。正是这个，而非其他任何东西，把一切意义，无论它本该如何，规定为可消费的。规定了大众传媒消费的，正是这种以编码规则取代参照物的普及。”（黑体为博德里亚自己所加。　——笔者注）。显然，他在论述Pseudo-events时的发展恰恰是因为着力于“编码规则要素”与“媒介技术操作”而显得别开生面。前者从符号学分析，后者从社会学切入，又都纳入“消费社会”这一更大的语境中。与此同时，他也特别认同于布尔斯廷说的Pseudo-events的“不真不假”，表述的语言是“超越真伪”。另外，博德里亚还以“广告”这一样态的Pseudo-events为例，深刻分析了以下命题：Pseudo-events是“自我实现的预言”。不但指出广告是“一种预言性话语”，而且进一步宣称：“'自我实现预言’的模式，就是反复叙事的模式。现实仅仅是自说自话的范例。”博德里亚在最后提出应当对“当代传媒”的Pseudo-events进行分析，他说：“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更加深入地进行对广告话语的分析，也可以把这种分析扩展到各种当代传媒之上，这样我们就可以随处见到，那种建立在真伪基础之上的意义和诠释的传统逻辑遭到了彻底的颠覆，而那种和物质财富生产一样被工业化了的言语的生产，也就是所谓神话（或范例）找到了其现世事件。”顺着这种思路来看由传媒制造的新闻事件，我们就可以分析，作为Pseudo-events的“现世事件”：Pseudo表明性质上的非自然发生，非随机性，“现世事件”表明它最后“存在”的事实形态，此“两难”达到了“矛盾的统一”，那它们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涵呢？恐怕无法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在新闻传播学科中，它主要涉及的难题就是：价值体系。比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4期上郑鸣的《“新闻事件”可以经营和策划吗？　——就目前新闻界值得注意的几个动态质疑》，就是在“价值体系”的层面上说新闻策划会损害社会主义新闻真实性和客观性的。
最后，我们应当承认，“新闻策划”问题确实非常复杂，涉及面很广，需要学者们用扎扎实实的研究进一步走广拓深。
【参考文献】：
吴恕《制造出来的新闻事件　——Pseudo-events的探讨》，《激荡与调和》（增订版），正中书局印行，1992年。
让·博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引导、误导与反哺
——大众传媒与青少年流行时尚的双向传播
董金权(安徽工程科技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
【内容提要】 大众传媒与青少年时尚存在双向传播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大众传媒引导着青少年流行时尚，通过营造“拟态环境”，运用“议程设置功能”，利用传媒优势及迎合青少年时尚的“生命周期”运动选择地构建、强化、传播和再生产着青少年流行时尚。然而，这种引导之中，也有误导，表现为：大众传媒设限了青少年时尚与流行文化的内涵与高度；形成了青少年对媒介的依赖；催生了青少年思想“懒汉”。另一方面，青少年流行时尚也对大众传媒进行着反哺，使大众传媒呈现出与青少年流行时尚相关的特征。要实现大众传媒与青少年流行时尚之间的良性互动，传媒关口要正确引导与适度张扬青少年流行时尚，青少年主体要突破传媒的设限，全社会要构建“支持过滤网”。
【关 键 词】青少年/流行时尚/大众传媒/引导/误导/反哺
一、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流行时尚的引导
流行时尚要得以存在，必须经过选择、构建、传播、再生产等一系列过程，而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大众传媒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1.营造“拟态环境”，构建时尚
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所谓“拟态环境”，是指大众传媒所传播的现实来源于客观现实但不等于客观现实，即媒介提供并选择性地建构了社会知识的影像。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化，青少年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更多的则是通过大众传媒这扇“窗口”来间接地、抽象性地认识世界。大众传媒通过营造“拟态环境”有选择地传播某种符号，生产和再生产着“时尚”。时尚大多是被大众传媒有选择地呈现出来的，同时，青少年自身创造的某些流行元素也可借助这一有着深刻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大众传媒在短时间内被广泛认同而流行起来。
2.通过“议程设置”，使时尚得以认同和强化
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信息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根据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青少年会认为那些被传媒高度关注和反复传播的内容便是时尚的、流行的或值得认同和推崇的。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判断[1]。同样的道理，大众传媒通常以“时尚传媒”为重要理念，它们对各种流行符号的“议程设置”往往成为青少年时尚的风向标和领头羊，使青少年时尚得以最快的速度更新，流行周期缩短，流行性增大。
“议程设置”功能不同于前面所说的“拟态环境”营造功能。“拟态环境”营造功能着重于对时尚的选择和构建，而“议程设置”功能侧重对被选择和构建出来的时尚符号进行反复传播，引起青少年的关注，以达到让青少年认同这种时尚的目的。正如有学者说，“流行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借助于大量、反复传播某种符号，以使这种符号逐渐成为大众的观念，而能最有效地进行这种传播的媒介当属大众传媒”[2]。
3.利用传媒优势传播时尚
青少年喜欢追求感官刺激，这也正是大众传媒的所强。大众传媒集合了历史上所有传媒的传播手段，如纸质媒体的“封面女郎”、“体育明星”，网络媒体的“网络贴图”，影视媒体的“动态美女”等。可以说，以视像为主要手段，辅之以声音、文字、色彩等各种手段的现代大众传媒对人类感官的刺激让追求及时享乐的青少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迎合了相当部分以追求感官刺激为特征的青少年时尚的传播要求。
4.通过迎合时尚的“生命周期”运动推动时尚的再生产
世界上每一种事物都是在“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的动态过程中寻求发展的。青少年时尚以“兴起—盛行—淡出—再生—再兴起”的循环往复为生命周期，这种循环往复不是简单重复的轮回，而是需要不断地添加新的成分和元素，这样才会促成时尚的迅速更新，再生产出新的时尚，使青少年时尚的生命周期得以新陈代谢。以青少年流行服饰为例，上世纪80年代流行黑色健美裤，90年代兴起穿牛仔裤，到了21世纪，很多追求时尚的青少年穿起了前后贴满口袋的休闲裤。同样是裤子，但时尚随着其生命周期运动总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时尚必须通过再生产表现出新的时尚，才能够有生命力。而不管是从现实情况来看，还是从理论上分析，大众传媒正是通过配合时尚的生命周期运动，推动着时尚的再生产。
从现实情况来看，青少年时尚追求快速更迭、短暂消费而不求经典，这也正是大众传媒的特点——追求时效，易于普及。大众传媒抓住青少年从众和害怕孤独的心理，利用自身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对青少年成功地施加了群体压力，使从众行为在短期内能够在青少年中大范围发生，从而产生时尚。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也需要以不断变化的时尚充当自己的传播内容，并常常自觉地推动青少年时尚的更新速度，加速青少年时尚的“生命周期运动”。
从理论上说，青少年时尚的“生命周期”有着自己的发展模式，即“缓慢地兴起，逐渐积累能量，然后发展到顶峰，势头逐渐衰落直至下一轮的流行”[3]，而其每一步都与大众传媒的作用机制有关。首先，大众传媒的精心策划为青少年提供了时尚、流行的信息，并通过传播不断强化这些信息，对青少年形成认知刺激，然后引发青少年的注意、认同，使之采取相应的尝试行为。在这一阶段，大众传媒发挥了“议程设置”功能，对青少年流行文化进行引导和传播。其次，时尚本身的内容信息决定着流行高峰期能否到来，青少年对信息刺激的反应是对这种流行文化的能否被接受的最好检验，而这些流行信息大都是以大众传媒作为中介才传递给青少年受众的。第三，青少年流行文化推广普及的范围、流行时间的长短都与大众传媒的传播强度和密度有关。
二、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流行时尚的误导
必须引起重视的是，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时尚的引导，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即大众传媒引导出来的青少年时尚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有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另外一种是我们不愿看到且须采取措施克服的结果，即大众传媒引导出来的青少年时尚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青少年流行文化不利于或有害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当出现第二种情况时，我们说，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时尚进行了误导。误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文化设限
大众传媒限制了青少年选择文化享受的自由。大众传媒对时尚性、商业性、娱乐性很强的文化产品的高强度、高密度的宣传，使得在传媒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读漫画书、听流行音乐，而用于阅读经典名著、听古典音乐的时间越来越少，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接触优秀传统文化的机会。大众传媒最大限度地进入青少年的生活，最大可能地占领青少年的休闲时间，从而无形中剥夺了青少年对各种文化的选择自由，设限了青少年时尚与流行文化的内涵与高度。
2.媒介依赖
大众传媒的即时消费性导致其本身不能对社会现象与社会文化进行深刻解读，而是将其中的异端观点现实化，将理想物质化，使青少年成为“电视人”或“容器人”，因而产生社会病理现象——“媒介依存症”。主要表现为：沉湎于媒介接触而不能自拔；一切价值和行为选择必须从媒介中寻找依据；满足于媒介中的虚拟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4]，如网络成瘾等。
3.思想“懒汉”
大众传媒削弱了文化本身的社会功能，剥夺了青少年的思考能力，伴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现代青少年更多地成为传媒面前的思想“懒汉”，沉迷于表面的时尚当中，丧失了对现实的思考和批判能力。从这一点来说，大众传媒使青少年时尚及青少年流行文化失去了文化本身应有的重要功能——超越现实，进行引领和规约。
三、青少年流行时尚对大众传媒的“反哺”
当青少年时尚及由其形成的流行文化以巨大的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构成巨大冲击时，成人社会对此越来越无法忽视，文化界也开始出现“代际反哺”的现象。大众传媒受文化环境的浸润，自然也免不了遭受青少年流行时尚的“反哺”作用。这种“反哺”作用使得大众传媒呈现出一些与青少年时尚相关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商业化
青少年时尚有着商业化的特征，不仅仅指流行的时尚制品通过市场流通，更意味着时尚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市场导向。这种青少年时尚的商业化倾向对大众传媒不无影响。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一些大众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格调变得低俗，大幅刊载商业广告，且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有些大众传媒总是在尽可能多地迎合与满足青少年的口味，不能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进入21世纪，这种商业化倾向愈演愈烈，全球传媒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强势”，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点击率成为大众传媒追求的重要目标，商业化的市场运作成为大多数传媒的生存之道。
2.技术化
以电影为例，电影是青少年时尚的主要样式之一，能否赢得青少年受众成为电影票房的保证。现代电影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对高科技手段的依赖可谓登峰造极。巨额资金的投入、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几乎成为现代电影的最大卖点。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珍珠港》一上映就赢得无数青少年的极度痴迷，而传统电影中最具文化意味的文学、戏剧成分受到冷落与排斥。这一现象表明，“人文理性”遭到“科技理性”的严重挑战，而青少年时尚与流行文化对科技手段的推崇和依赖也助长了大众传媒的这种倾向。尤其对于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这种技术化倾向日益明显。
3.机械复制
青少年时尚能在短时间、大面积范围内获得认同，主要以文化产品的大量复制为前提，这一特征同样反映在大众传媒中。大众传媒在近年来被称为“文化工业”，就是因为它采用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而工业化生产的重要特征就在于机械复制。对大众传媒而言，传媒产品的复制数量左右着产品的制作原则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同样的定律在青少年时尚中依然有效。青少年时尚成品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以庞大数量为标志的，而庞大的数量正是来源于机械复制。
4.标准化
标准化是机械复制的直接结果。青少年时尚的标准化表现为：一是内容的模式化。流行的青少年时尚大都有着为人所熟知的惯常模式，比如继《超级女声》红火之后，类似的《超级主持》、《超级模特》等选秀节目仍大有市场；二是语言的相似性。青少年时尚的语言颇为另类，但是在他们的世界却被当作“标志性语言”，没有这种语言反倒失去了这个群体的特征。这些都使得大众传媒的版面设置或节目制作甚至是措辞，都朝着“标准化”的方向发展，变得形式化。
四、促进大众传媒与青少年时尚的良性互动
实现大众传媒与青少年时尚的良性互动就是：一方面，大众传媒对青少年时尚不能误导，必须进行正确的引导，引导出正确的时尚，且这种时尚应该是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和社会进步的；另一方面，青少年时尚也要对大众传媒反哺出正确的导向，这种导向必须符合青少年健康成长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要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传媒关口：正确引导与适度张扬
“社会上存在大量的新闻素材，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也不是'有闻必录’，而是一个选择取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组织形成了一道'关口’，通过这道'关口，传达到受众那里的新闻只是众多新闻素材中的少数”[5]。大众传媒作为现代社会“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作为现代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就要充分发挥“把关人”的角色，为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创造积极健康的文化环境。大众传媒要当好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把关人”，就要积极发挥它的传播信息、教育和引导功能，通过对信息的有目的的采集、选择、编辑出版或播出，优化信息传播，净化信息环境。
现代青少年日益沉浸在传媒信息的汪洋大海中。信息是青少年流行时尚的建筑材料，决定着青少年对事实掌握的程度和对外界的感知，是意见态度形成的基础，是判断的依据。青少年时尚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大众传媒信息环境的制约，且这种制约力潜移默化、作用持久。大众传媒要通过持续不断的信息流构筑健康的现代信息环境，作用于青少年的认知，为青少年流行时尚指引正确的方向；要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意见表达引导青少年时尚，即通过宣传报道中隐含的意见倾向，或通过直接的评论，表达立场观点，引导青少年流行时尚的主流方向。由于大众传媒常以公众代言人的姿态出现，它的意见传播具有公开、广泛、持续时间长、声势浩大等特点，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独特的权威性，容易成为主流意见，因此大众传媒可因势利导，积极发挥其在青少年流行文化发展中的先锋导航作用。不仅如此，大众传媒还要有力地控制青少年流行时尚中的不利因素。大众传媒是一种制度性传播，是专业化的组织传播，有着一整套鉴别和筛选信息的流程。由于青少年主体本身难免存在鉴别力微弱和混乱的时候，因此大众传媒要仔细甄别出其中的不良因素并进行有力的控制。对于整个大众传媒组织来说，要加强其社会教化的功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青少年流行时尚创造一个积极健康的传媒环境；对传媒个人来说，要加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坚持正确的原则和方向，不因商业利益而有损职业道德，而是立足于切实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必须指出的是，“时尚”、“新锐”、“流行”并不全都是坏东西。青少年较容易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有着创新意识，青少年自主选择和建构的流行时尚必然有着与社会主流文化不同的新锐成分，这些新锐成分中有许多积极的元素，有利于加强整个文化环境的多元性与互补性。因此，大众传媒应该为青少年抒发心声、展示才华提供一个平台，适度张扬青少年时尚中的积极元素。
2.青少年主体：突破设限
青少年具有传媒接近权（the right of access to mass media）。所谓传媒接近权，即一般社会成员（这里指青少年）利用大众传媒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这项权利也赋予了传媒应该向受众（这里指青少年）开放的义务和责任。
大众传媒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转变。大众传播不再是单向的直线传播，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大众传媒为争取受众而越来越多地听取受众的意见，重视受众的反馈，加强与受众的互动。因此，现代受众（包括青少年群体）处于主体的地位，不再是单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另一方面，青少年时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青少年自身选择、建构并传播的。因此，青少年必须在流行时尚与大众传媒的互动过程中突破大众传媒的设限，充分发挥主体作用，避免产生媒介依赖与成为思想“懒汉”。
首先，青少年要澄清关于时尚的认识，提高审美水准和文化格调。时尚，并不一味指向另类。民族的同样可以是世界的，本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传统仍然可以流行于当代，并获得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青少年既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外来的流行文化，更要以主人翁的姿态珍惜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继承优秀传统并加以创新，使之成为青少年流行时尚的主旋律。同时，青少年要克服浮躁和游戏的心理，提高审美水准和文化格调，追求至真至善的美和高雅文化，不要过度沉迷于大众传媒浅表的娱乐信息中。
其次，青少年要有意识地多阅读和接触经典文化，增强辨别优劣传媒文化的能力。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自身的文化，是为“传媒文化”。传媒文化内容良莠不齐，需要青少年增强辨别与鉴赏能力，欣赏高雅的传媒文化，抵制低俗的传媒文化，避免遭受文化污染。最根本的是，青少年要从自身做起，有意识地多阅读和接触经典文化，突破大众传媒对于青少年时尚的设限作用，提高青少年流行时尚的内涵与深度。
第三，青少年要有效利用大众传媒这一工具，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当代青少年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充分地享受到媒介资源的丰富，他们不仅是传媒信息的使用者和消费者，还是传媒信息的提供者和传播主体。因此，青少年要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不盲目跟风，不迷信媒体，形成和保持独立的流行文化品位，并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这一工具，彰显青少年时尚的个性和魅力。
最后，青少年要主动发挥在大众传媒中的主体作用，及时向传媒反映自身的文化需求，以舆论监督的形式规范大众传媒的运作，使之为创造和传播积极健康向上的青少年流行文化服务。在大众传媒不断走向市场的今天，青少年作为不可小视的受众群体，他们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传媒节目的制作方向和定位。
3.第三者介入：全社会构建“支持过滤网”
青少年流行时尚的兴起与盛行，除得益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外，还生长在一定的社会氛围中。对于青少年流行时尚，全社会（包括家庭、学校及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应正确认识到它并非“洪水猛兽”，而是时代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前进的趋势。因此，全社会各界应共同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引导青少年流行时尚的健康发展，努力构建一张“支持过滤网”——既创造条件支持和吸纳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优秀资源，又过滤和摒除其中的消极成分，将其扶上正轨，促进其健康发展，使之与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保持和谐一致而又不失为一种亚文化的有益补充。
从社会管理层面看，由于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扩大，多元文化泥沙俱下，对传统文化和本土文化构成了强烈冲击，青少年流行时尚更容易受到其中不利因素的影响。加之在商业利润的驱动下，大众传媒自律意识式微，许多文化垃圾被广泛传播，对青少年流行时尚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全社会需要通过“支持过滤网”对文化“垃圾”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对大众传媒进行舆论监督和规范，限制在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媒体上散播对青少年有害的文化内容，使大众传媒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青少年，以优秀的作品鼓舞青少年，推动青少年流行时尚健康发展。
从社会思想层面看，全社会要净化社会风气，形成高尚的社会道德风貌。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要更多地从青少年思想的微观层面入手，从小培养他们高尚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情操，熏陶他们多接触和学习经典文化、高雅文化。学校作为教育系统，要注重德育，训练和提高青少年的审美意识和能力，以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养为旨归。
从社会文化层面看，全社会要不断发展创新主流文化，增强主流文化对青少年的吸引力，使青少年流行时尚更多地汲取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以主流文化带动和规约青少年流行时尚的发展，保持多元文化的和谐一致，避免出现文化混乱现象。同时，主流文化要以包容的心态积极创造条件，汲取青少年流行时尚中的积极成分和优秀资源。
收稿日期：2007—04—19^
试析我国媒体“拟态环境”的问题和建设
作者： 郝晓云
内容摘要：“拟态环境”是李普曼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大众传媒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如今的信息社会中，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的拟态环境还存在着信息量失衡、内容娱乐化等诸多问题，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通过对分析总结我国媒体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设方法和措施，希望对我国的媒体工作者能有所启示和帮助。
关键词：媒体 拟态环境 问题 建设 方法和措施
在古代社会里，人类生产和社会交往的规模有限，人们往往可以根据“第一手信息”来感知和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但随着近代技术的革新，大工业生产和全球贸易的发展，现代社会大而复杂的环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感性经验的范围。当人们无法亲身去感知这个浩大无比、不可琢磨的现实世界时，只好通过大众传媒来获得信息、了解世界。20世纪20年代，美国学者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等论著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
一、拟态环境和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1、拟态环境
拟态环境，也即信息环境，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1]。
“回过头来看，我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2]，“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一个共同的要素，即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入物——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是在对拟态环境做出反应。但因为是行为，如果见诸行动，行为后果就不是出现在刺激行为的拟态环境中，而是在行动发生的真实环境中[3]”。
拟态环境和现实环境是有区别的，但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而把拟态环境当客观环境来对待。所以人们通过认识媒介所塑造的拟态环境来对现实的社会环境做出调整，其所采取的行动最终是作用于现实环境的。对此，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制作了一个“大众传播时代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图式[4]，很好地表达了李普曼的认识。
2、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信息环境的环境化”概念的是日本的传播学者藤竹晓1968年在李普曼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藤竹晓认为，大众传播虽然提示的是“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由于人们是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环境和采取行动的，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便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了“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人们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5]。他指出，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生活方式或价值观念，最初并不见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进入了大众传播渠道，很快就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随处可见的社会现实中的流行现象。这就是他所说的“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二、信息时代，媒体在建构拟态环境中的作用
在今天资讯空前发达的信息时代，大众传媒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也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信息环境对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实环境逐渐有了信息环境化的趋势。媒介化生存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现实。
1、媒介技术让世界成为“地球村”
遥感技术、卫星通信等技术的发展，使广播、电视、印刷媒体、电脑网络的相互融合与渗透越来越明显，信息的穿透力也越来越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界限逐渐被消除。“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信息“地球村”的说法不再是幻想。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各种媒体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和频繁。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人们最普通的生活工具。美国成年人中有75%的人要看报，大约每天花费30分钟的时间；美国99%的家庭和90%的汽车上有收音机，每天用于收听广播的时间约有1.5亿小时。除美国外，其他国家媒介的拥有数量也已基本普及并呈明显的增长势头，日本人每天的媒介接触时间为4.4小时，中国人为3.7小时[6]。人们用大量的时间来接触媒体获得信息，获得对客观环境的认识和看法。
2、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信息技术和媒体的发达，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和生存空间，让人们可以生存于大大超出自身可感知环境之外的其他环境之中。对于超出自身感知之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大众传媒来了解，这也让人们更加依赖大众传媒提供的各种信息。作为拟态环境信息把关人的现代传媒，其影响力与辐射面不断扩展。虽然大众传媒只是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但传播者在对信息进行选择时，要受到政治、经济、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它传送的内容不仅仅是告知性的信息，还包含着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因此会影响受众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影响受众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
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更广、更快的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及其对现实环境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拟态环境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差别。使得“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具有更大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三、媒体拟态环境建构中的问题
我国的大众传媒在为人们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和服务的同时，其构建的拟态环境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现阶段我国媒体拟态环境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话语权集中，信息量失衡
大众媒介构造的拟态环境应该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缩影，应当真实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典型画面，保证各类信息量的平衡，社会中的各群体都能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当前我国的媒体信息环境却是失衡的。各大媒体无不把目标锁定在社会的主流群体上，有关社会中的官员、明星、大款、学者、名流等强势群体的内容占据了媒体的主要位置，他们的言行频繁地被关注并加以持续不断地报道。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广大农民、城市失业人员、老弱病残等却没有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只能被动地接受大众媒介的信息，无法看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内容，即使自己形象被扭曲、利益被侵害时也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关注。
据有关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上千家电视台中，只有不到1%的节目涉及到农村、农民和农民工；1984年6月“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成立，至今为止也仅有五十多家会员，主要是各省级党报办的农民报，有的甚至只是某个报纸的一个版面而已，并且大部分经营状况不看理想[7]。与之呈明显对比的是都市报、晚报、商报的白热化竞争；各类财经、娱乐、房产、饮食、旅游等信息的爆炸式增长。而与弱势群体有关的就业难、收入低等问题媒体却报道不多。这种失衡，势必引起弱势群体的不满和失望，加剧贫富对立，既使大众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极大地偏离了现实生活，也背离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2、为利益降低责任，虚假信息广泛流传
当今媒介的“企业化”生存使其在制作内容时不得不考虑广告商的需要和对“四有”（有点权、有点钱、有点品味、有点闲）人群的吸引力，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媒介的内容就会向有购买能力的人群靠拢，媒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过分“亲近”市场利益而受到消弱。有时候，媒体从业人员为了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利益，无视客观事实，以“某种需要”为借口，报道虚假新闻，刊登不实广告，编造所“需要”的信息，欺骗受众，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有偿新闻”、不实广告、虚假新闻等在媒体上的广泛流传，会使拟态环境和真实世界产生偏离，导致受众错误的认知和判断或对传媒内容的真实性会产生怀疑。这对受众、对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3、追求注意力，内容趋于娱乐化、低俗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吸引受众和广告商，媒体的娱乐类、综艺类、游戏类等轻松、搞笑、休闲的内容增多，网络媒体及一些传统媒体，甚至不惜以色情、暴力内容为招牌来吸引注意力。据英国《每日电讯》1995年9月13日报道，英国Middlesex大学的哈罗德—蒂姆莱贝教授发现，互联网上的非学术信息中有47%与色情有关[8]，如今的情况更甚。
低俗化、娱乐化内容的泛滥，会使广大受众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过多的色情、暴力信息会扭曲、动摇受众的道德观念，增加其对现实社会的不信任感。虽然这并不是真正的现实，只是媒介营造出的拟态环境，但却会影响受众对现实的认识，甚至会影响他们在现实中的行为。这种负面效果在“拟态环境的环境化”的过程中会形成恶性循环，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4、媒体角色混乱造成受众对其“变形”期待
现代社会里，传媒越来越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社会各方对媒介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媒介获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权力”。媒体在运行过程中，往往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职责和功能认识不够准确，出现“越权”行为。按照媒介权力的最初规定性，其权力应该集中在“检测环境”，促进公共信息的顺畅流动，社会意义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没有“裁判是非”“公论对错”甚至“现身执法” 的权力。如果媒体意识不到而做出越权行为，对媒介自身、其他社会组织、甚至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负面的、否定的因素。
“越权行为”还会造成人们对于媒介角色的“变形”期待，在遇到麻烦、不公正待遇、甚至失业、遭抢劫等的情况时都会想到寻求媒体的帮助，把媒体当成了“青天”、救助机构，有位报社编辑说自己曾接到过家里失火请求救援的电话。受众把拟态环境的构建者当成了现实环境的改变者。公众对媒体的超出其功能的非正常期待不仅影响其他社会机构组织功能的正常实现，还会造成媒介自身角色混乱，社会含义模糊。因此媒体的社会定位及存在意义是其在构建拟态环境时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媒体进行拟态环境建设的方法和措施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中，拟态环境能够反映现实环境的各个方面，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学、合理的拟态环境能够真实全面地反映客观世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它可以为受众提供最新信息、传播新的知识观念、检测环境、监督问题，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改造现实环境。但如果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与客观现实是脱节的、相背离的或者是畸形、病态的，那么拟态环境则会阻碍、干扰甚至破坏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以媒体拟态环境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媒体不但要认清当前拟态环境中的问题，还要有拟态环境建设的思路、原则、方法和措施。
1、全面、客观反映社会现实
拟态环境是人们了解客观世界的一扇窗户，媒体在反映现实时要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坚持真实客观全面地原则，给受众呈现世界的真实景象。媒体既要重视反应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等细节真实，还要重视新闻的整体真实，让社会的各个群体都能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映自己的真实面貌。不能为了某种利益大量报道部分受众喜欢但现实环境中较少存在的信息如暴力、高端消费等，从而导致某些信息环境片面的夸大和扩张，另一些信息环境的萎缩和消亡，引起受众对现实认知上的偏差。
2、承担社会责任、遵循公益性原则
我国媒体虽然已经走向市场，自负盈亏，但大众传媒仍然是一种社会公器，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密切相关，所以媒体在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时，不能忽视公众的利益和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应该着眼于社会的长远利益。制作内容要体现“三贴近”原则，真正服务于民，加深人民与政府之间、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与理解，为社会的平衡、和谐发展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构建一个科学、合理、健康的信息环境。
3、建立合理的法规、制度；
我国现在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新闻传媒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无法确定，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利得不到法律强有力的保护，还会受到政治经济力量、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一些新闻纠纷的裁定往往缺乏可靠、适当的法律依据，对于如何纠正和处罚新闻失实、造假、侵权、毁誉等危及社会或他人利益的行为也没有明确规定。媒体拟态环境的建设不能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约束和保护的规章制度。在新闻法出台之前，媒体自身需要有合理合法的管理媒体从业人员的法规和制度。
4、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
大众传播过程主要由信息、传播者、媒介、受众等几个部分组成。传播者、受众是主体；符号信息是传播者要传播的客观内容；媒介是传播者开展传播活动的载体。在这些因素中，符号的可理解性、媒介技术、受众对信息的能动解读等都会对拟态环境的构建造成影响，但传播者却是拟态环境的直接构筑者，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所以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到拟态环境的质量。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理论、业务、技术水平，加强其职业道德的培养教育对拟态环境的建设是很必要的。
5、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
在传媒铺天盖地的笼罩下，受众久而久之便习惯了传媒所提供的广阔又闭塞的环境，满足于传媒营造出的拟态世界，漠视自己所拥有的思维与行为的自由，漠视自然而传统的人际交流。网络信息的失控出现了以千年虫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纰漏，以CIH病毒为代表的数字化犯罪以及黑客、骇客、隐私、色情、暴力等所谓“信息霍乱”的蔓延。这些是媒体在营造拟态环境时所不能完全预防的，但媒体可以在日常的信息传播中注意培养受众识别真实和虚假、正确与错误、正义与邪恶的能力，从而让受众在遇到这些负面信息时能正确面对，并协调好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关系。
媒体拟态环境的建设工作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在媒体在工作中逐步完善，逐步科学化。媒体工作者、管理者要认清当前存在的问题，在正确的理念引导下找到解决的方法，建立起科学的拟态环境，实现大众传媒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为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提供崭新的环境。
注释：
[1][4][5]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第127页、第125页；
[2][3] [美]李普曼：《舆论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06，第4—13页；
[6] 戴海波：《论“信息环境的环境化”》，中华传媒网，2006.10；
[7][8] 何丽：《信息时代媒体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健康发展》，中国期刊网，2006.05，第15页、第18页。
作者：郝晓云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5级研究生
信息环境和环境化
信息环境就是媒体构造的环境。比如，我国媒体对一些正在建设中农村的报道，就构造了一个富裕、美丽的农村景象，而这显然不是农村的真实情况。
现在，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得以在感受外部世界方面自我扩张。在不知不觉中，人们总是习惯于接受和理解来自全球四海的各种媒介信息，生存于大大超越自身可以亲身感受的现实环境的另一种环境中。这种环境不是实实在在的
人类已经步入信息时代，成千上万的信息以每秒上亿条的速度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接触“信息”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自觉与不自觉的行动，而这些“信息”构成的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本身，而是与现实环境并存的拷贝世界或象征世界即“拟态环境”。人们把“拟态环境”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自身行为的重要参照体系，从而进一步加快了“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的趋势
运用大众传媒手段重现信息环境的思考，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由美国新闻工作者李普曼提出过。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过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所谓“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环境，它可以通过文字叙述、画面展现、声音传达等方式描述“现场”，但它并不是现实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现在很多新闻媒体都是利用就利用这种再造的“拟态环境”来吸引观众。
这种环境不是人们实实在在能够感觉到的事件或直接听到的观点本身，而是关于它们的复制符号或摹写。它是与现实环境并存的拷贝世界或象征世界。由于现代传媒及时迅速、无所不传、图文并茂的信息展现方式，使得人们通过传媒就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人们便心甘情愿地将传媒所营造的信息环境作为自己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和自身行为的重要参照体系。面对着“客观的信息”，人们早已失去了选择的能力：闭塞视听意味着灭亡，而接受的结果便进入了一个媒体加工过的“拟态环境”之中。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用虚拟的观点改造着生活，而我们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又形成了虚拟的观点。这就是信息时代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信息环境的环境化”。
1、通过媒体关于“9·11事件”的报道看“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2003年3月10日至5月10日，《华盛顿邮报》共发表有关伊拉克战事报道253篇。在这些新闻报道中，积极的、消极的和中立的报道比例为107：63：83；非消极性报道占据了75%，共190篇，而批评性报道仅有1/4。从报道内容看，美方主要是美军的生活和战斗细节、军事行动、政府策略等，而关于伊拉克方面的报道主要是消极和中立的报道，无一篇积极报道。从新闻来源看，来自于美英方面的消息为164篇，占65％；而来源于伊拉克方面的仅12篇，占5％。从图片尤其是新闻照片看，从开战到攻占巴格达共发布照片414幅，其中表现伊拉克平民和士兵生活的110幅，约占1/4。就是在这些照片中，表现战争给他们造成影响和伤痛的画面很少，血腥场面更是稀有，相当一部分是表现伊拉克人离开家园时的平和的场景；而表现不同声音的——反战主题的照片只有区区10幅。其他占则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美英联军（绝大部分时美军）生活、战斗的场面。其中只有3幅是由伊拉克电视台提供的，③。
大众传媒在某种意义上说成为了制造这场历史悲剧的首魁。似乎阿拉伯人就该仇恨美国，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对阿拉伯的战争，他傲慢且邪恶，所以中东的媒体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富汗的轰炸，而对纽约发生的悲剧只字不提；同样，我们在美国CNN的电视镜头前看到了大批支持本·拉登的阿拉伯人表现的对美国的仇恨，却忽略了或许数量更多的带在家里，更为安静的阿拉伯人对纽约死难者的同情；我们看到了塔利班支持者们要参与圣战的决心，却无意间忘记了那些对于塔利班分子仇恨有加的伊斯兰妇女的愤怒……媒介与历史往往戏剧性的将真实的世界抽象化，站在不同的立场将客观主观化，而它创造的这个并不真实的“拟态环境”的巨大影响力往往给生活在现实社会的人们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2.对新闻案件真实性再现的原则
作为法制新闻报道类节目，《今日说法》所承担的工作要求是多方面的，比如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严肃性以及传播的时效性。在对一起法律案件进行陈述时最基本的原则还是要把握真实性原则，没有了真实性，法律的公正性就无从谈起，因此，真实性是贯穿事件报道始终最基本的原则。在把握叙事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必须处理好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关系，现象反映本质但并不是所有的现象都能够直接地反映本质。在虚假或似是而非的现象中去伪存真，不被眼前的现象所迷惑，需要观众去分析、思考和辨别。例如，2007年11月22日，《今日说法》栏目报道的“骑虎难下”节目是通过几张引起争议的华南虎照片来说事，野生华南虎出现在陕西大巴山上，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却引起质疑一片，严肃的科学事件顿时变成一个社会话题，到底照片是真是假？镜头回到了拍摄华南虎的现场，按照拍摄者周正龙所叙述的，《今日说法》栏目的外景记者将该信息事件环境化，让观众带着疑问一起参与到这种辨别真假华南虎的案例中来。节目就是通过辨别案件的真假，来揭示事件背后更为深层的法律内涵。
3.坚持鲜明、完整叙事风格的原则
作为法律节目中的叙事者，在对受众进行讲述的过程中所处的角色要明确，所传达的信息要清晰、明确，而不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话语。在讲述中的人物是有名有姓的，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件是有头有尾的，对于法律的处理是有因有果的。例如，在叙述中表达时间概念应该是用具体的年月日时分来表达，晚上八点钟不能说成傍晚时分。屏幕上出现的画面是不同镜头的组合，只有将连续且真实的整体镜头展现出来，才能叙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今日说法》播出过一期节目《生死8小时》，记叙一名女子不知道为什么爬上了50多米高的高压铁塔，人们怎么劝告这名女子，她都不肯下来。高压塔上的救援该如何展开？救助事件的报道要把握事件发生的起因和结果。电视媒介在传达该事件时，运用其声像传达功能，营造某种气氛或使用感情色彩的言辞来感染观众。该事件的叙事要讲究完整性原则，在此基础上，表明正确、鲜明的态度是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关键。
4.使用蒙太奇手法展现戏剧化冲突的原则
在《今日说法》栏目中，对事发现场的报道常采用蒙太奇技巧，即在屏幕上出现一种根据事件次序组接镜头的叙事方法。蒙太奇这种富有戏剧冲突的讲述方法，使案件一波三折，悬念迭起，层层深入，引起受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于具体案例，在叙述时，采用蒙太奇手法将案情的发展过程通过戏剧化的语言描述出来，有助于观众很好地对案件本身进行分析。《今日说法》中报道的法律事件多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案件，通过电视媒介将该事件的完整信息由声音和影像展现在观众面前，由于要使声画保持连续和同步，所以在制作时常使用长镜头拍摄，从而保持了叙事结构的完整。因此，掌握好时空的拍摄技巧是对法律节目真实再现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