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枝吴沉水番外百度云:从古代私学的发展看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现象(7)

#e# 从表5中可以看出，宋代的714所书院南方就占了687所，为总数的96．32％；北方仅有27所，占总数的3．78％。从各省区对比来看，南方书院以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最多；其次为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四川等地；就连南方颇不发达的广西，其书院拥有量也与北方素有文化渊源的河南相等，比山东这一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还要多出3所来。可见这时南方的文化教育已大大盛于北方，这些数据可以充分说明南方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所在，而且这个文化重心还具有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沿海地区最为发达的特点。2、与私学发展有关的私人刻书在南方最发达宋代的私人刻书对文化教育的普及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也是文化教育发展的一个标志。当时的私刻本往往标以“某堂、某斋、某宅、某府、某家塾”等字样，刻书者很看重其名望，对书本的校订比较精细，对善本的选择也以优为上，故私刻本的质量都很高。宋代的私人刻书很多出自私学，即所说的家塾本刻书，它们是由家塾教师在教书过程中，就自己的兴趣和所长，或自己著述，或校勘、整理、注释、阐明前人的著作，并依靠主人的财力，刊刻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其时麻沙书坊，刊本最多，大抵出自乡塾陋儒。”此语反映出私人刻书与私学有着密切关系的事实。宋代家塾本流传至今的，有黄善夫家塾刻印的《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和《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蔡琪家塾刻印的《汉书集注》、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集解索隐》等。另外，岳珂相台家塾所刻《九经》与《三传》、建安刘元起家塾所刻《后汉书》、建安虞氏家塾所刻《老子道德经》等，都见于著录。私学中的刻书，对文化教育的传承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刻书业的兴盛及刻书的质量上考察，又以南方地区最为优秀。宋叶梦得《石林燕记·八》记载：“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孙从添《藏书记要·鉴别》也说：宋代刻本“惟蜀本、临安本、御刻本为最精”。可见刻书作为宋代文化教育的载体，在南方的四川、福建、杭州等地最为繁荣，质量也最好，而北方则少有记载。这也印证了南方是这一时期文化教育发展的重心所在这一事实。3、科举取士南方人数超过北方从科举取士及入仕人数来看，宋代南方已经大大超过北方。据《宋史?宰辅表》统计，南宋宰相62人，南方就占56人，北方仅6人。南方诞生宰相的地区是：浙江（22人）、福建（9人）、江西（9人）、安徽（5人）、四川 （5人）、湖南、湖北、广东（均为1人）；北方诞生宰相的地区是：河南（4人）、山东（1人）、山西（1人）。可见南方通过科举入仕做宰相的人数已占明显优势。因而章潢在《图书编》卷三十四《统论南北形势》一文中说：“邹鲁多儒，古所同也。至于宋朝，则移在闽浙之间，而洙泗寂然矣。”排除主观人为因素，通过科举入仕人数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南方文化教育水平比北方发达的事实。中国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漫长发展历程，在几次较大战乱的被动促动以及在南方适宜的环境、气候、交通等有利因素的推动下，文化教育的重心逐渐从北方移至南方。私学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变迁正反映了中国文化重以南移的趋势。参考文献：[1]徐敏．墨子居鲁与早期百家争鸣[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6）：58—71．[2]何乔远．闽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点校本．[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3）?宋纪5?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6．[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1963：19．[5]为宋中丞请金陵表．全唐文[Z]（卷38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印本．[6]韩愈．送陆歙州诗序[A]．全唐文（卷555）[Z]．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印本．[7]陈元晖等，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6—7．[8]李国钧．中国书院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1006—1196．[9]王定保．唐摭言（卷15）?闽中进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0]黄璞．王郎中传[A]．全唐文（卷817）[Z]．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印本．[11]孙光宪．北梦琐言（卷4）[A]．历代小史（卷24）[Z]．景明刻本．[12]王定保．唐摭言（卷12）?自贡[M]．[13]李心传．朝野杂记[A]．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册）[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