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少年eb 微博:关于东亚社会的运命驳戴旭上校

关于东亚社会的运命驳戴旭上校

作者　壶公评论

驳戴旭：中国鹰飞向何方？（中）

四、关于东亚社会的运命--驳戴旭上校

明天是正月初四，是我们家乡的大年，以之纪念五百年前倭寇屠城的历史，壶公评论的《江流不断咽悲声》记述的就是这一桩旧事。

事过境迁，现在的年轻人，或者是记得这些往事的老人，在国家逐渐走上正轨的现代，原来那份受虐心态也渐渐淡化了，对于日本也有不同的想法。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作为现代中国人活着，并没有必要象祥林嫂那样活着。

当我们谈论自己的想法，赵师以一种恬然的神态听着，他告诉我们，他的看法也在改变，与社会大众心态有关，与他的研究也有关，他说：

“关于东亚问题，这些年我的看法有两点：

其一、认为日本的土人是从大陆出走的东夷人，其它的日本人是不同时期离开中国大陆的各个朝代的中国人。

在探讨中国模式的时候，我写了《面对人类社会大变局的中国》，其中有一章《东夷胡不归回归》，主题就是：“回归，回归，东夷胡不归”。

如何看待日本人，我在《天路》一文中写下的资料：

“１３９２年，朱元璋‘更赐闽人三十六姓’入琉。其中有蔡襄的后人，林和靖家族的后人等等。”其实，企图证明琉球是中国的，也就在证明日本人是中国人，到头来，大水冲了龙王庙――都是一家人。

《天路》里说的还只是明代迁徒的大陆人，实际上西汉统一时期离开大陆的闽越人，殷周交替时从朝鲜前往日本的大陆人，也不知其数。据说日本天皇至今不愿意打开其始祖的坟墓，因为他们知道里面的祖宗是从大陆过来的，一旦打开，日本也只能步台湾后尘回归大陆了。

这一点，对于福建人来说是清楚的，因为现在的福建人，其主体也是中原迁移而来的。远的不说，中原衣冠大量入闽即有三次，包括：

1）两晋“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 （《九国志》）“八姓衣冠南渡。”（《固始县志》）；

2）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朝廷先后派抡⒊旅簟⒊路蠼?8姓(一说80余姓)入闽，定居当地，繁衍生息。（《固始县志》）；

3）唐末光启元年(885年) 河南光州固始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随王者34姓姓入闽。（《固始县志》）；

又说：“陈元光字廷炬，光州人，博覧经书。总章间，从其父政领将卒五十八姓以戍闽”。（《大清一统志》《光州》）

这一点，对于莆田人来说尤其清楚。因为莆田所在即是大陆避难者的聚集地，也是和平时期向其它地区迁徒的出发地，否则莆田也不可能产生妈祖文化以奠定中国的海洋文化，并且向世界的四面八方传播，成为人类海洋文化的一片圣土。

其二、以中国海洋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角度看东亚历史的态度是不一样。在《明万历朝鲜之役对东亚历史的影响》一文中，我就明确地说明，所谓东亚近代史就是汉、倭、滿三族竞争的历史。而在《从明治维新到平成维新》一文中，我分析了倭、滿二族带给东亚人民不同的命运。

这种分析得出明确的结论，就是欣赏倭族的进取和变革，而厌恶满清的愚昧和野蛮。这个观点是与明、清两代的汉仕族的观点是一致的，或者说你如果是中国人，你应该意识到后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宣传是一种误导。

你爱国了，你其实爱的是满清国而不是中国；

你爱国了，你可能爱的是愚昧和野蛮的文化，而不是进步文化；

你爱国了，你可能是为别人卖了自己，而且为别人数钱。

很大程度上，戴旭上校就是这样的一个为别人数钱的人，当他高喊爱国的时候，他的言论正在变成一条条绳索缚住社会大众的手脚。

相对于汉族和倭族，滿族是一个蛮族。对于可以自由思想的英国人的汤因比，他对蛮族是极其厌恶的，他认为，蛮族是食前朝的腐尸长大的政权。以汤因比的观点来评论满清是完全正确的。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对于欧洲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所以作为大不列颠帝国的公民，他对来自北方草原的条顿人或是日耳曼人始终没有好感。

所以我写到：‘当笔者回顾滿清部落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践踏，常常产生了汤因比式的共鸣。’

我认为：

‘滿清部落政权入主中原，是充分地利用了其时明朝君臣、党争和民众起义――也就是其时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的混乱。从武力上说，滿清部落政权是没有能力征服中国的，但是极度狡诈的女真贵族们却充分地利用了旧政权中一部分不安定的势力，打垮了另一部分仍然处于混乱的势力。’

不仅仅如此，满清部落同时利用了明万历朝鲜之役造成的东亚各民族衰落，我写到：

笔者‘始终关注发生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即1592 年至1599年数年间的朝鲜战争对于明政权的影响。研究这一段历史，不能不注意到当其时的女真部落正在处于聚合、崛起的成长过程。而东部的朝鲜族、倭族和亚洲大陆上的汉族等正处于万历朝鲜之役后的调整期，这一场著名的战争把东亚的三个民族拖入了七年竭尽全力的大消耗。’

对于卑鄙龌龊的满清，明、清两代的汉仕族和东亚各族都持有厌恶与仇恨的态度。朝鲜、越南和日本始终没有把滿清政权作为中华政权看待，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日本人甚至不能容忍满清代表以中国自称。

在南明，朝廷曾派出多人向日本等国请求军事援助，其中有著名学者朱舜水从１６４５年至１６５９年，历弘光、永历二朝，共７次到日本求援。而１６４５年至１６４6年，郑芝龙两次派人向日本乞师。后来郑成功又先后曾５次派堂兄郑彩到日本乞师。

在《从明治维新到平成维新》中，我写到：

朱舜水拯救不了中国，朱舜水却拯救了日本。但是，这并不是朱舜水个人的问题，问题在于社会本身，在于文化本身。

梁启超写到：

‘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他著有《阳九述略》一篇，内分‘致虏之由’、‘虏祸’、‘灭虏之策’等条。末题‘明孤臣朱之瑜泣血稽颡谨述’。’

梁启超认为：

‘这类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着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的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

梁启超不能不有这样的感慨：

他死后葬在日本，现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便是他生前的住宅，死后的坟园。这回大震灾，侥幸没有毁掉。听说日本人将我们的避难学生就收容在该校。我想，这些可爱的青年们当着患难时候，瞻仰这位二百多年前蒙难坚贞的老先生的遗迹，应该受不少的感化吧！

朱舜水的事迹首先触动的是梁启超本人，而秋瑾、邹容、孙中山、鲁迅等等一代今日读之依然令人惊心动魄的先烈及其行迹――他们也都是留日归国者，他们也都感受到了朱舜水。

可惜的是，后来的中国人，不分汉、倭、滿，为了达到宣传爱国主义的目的，一无例外地把倭滿之争，西方讨伐满清之役统统转嫁到中国人头上。我们一无例外地为那些把我们当成奴隶的满清政权交钱纳贡，直到现代，还得为那个卑鄙龌龊的政权义愤填膺。

当我们读了戴旭上校的言论，不能不为他的历史知识的贫乏感到惊讶，不能不对他对于东亚未来趋势的茫然感到失望。如果中国军人就是这样的军人，无论他们多么勇敢，无论他们的武器多么精锐，他们只能为中国人民带来无穷尽的灾难。

自明万历朝鲜之役后，倭族也失去了活力。这个历史事件直接影响了后来东亚的历史，中国彻底堕落了，后来日本虽然维新成功，但是仍然难逃西方玷上之肉的命运。堕落后的中国与日本发生了几次战争，落得现代依然仇怨难平，以至于现在的美国人还把西太平洋当作自己的内湖。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不能不说是现代东亚社会应该有所清醒的地方。”

不时有鞭炮响起，似乎并不影响我们的讨论和沉思。放鞭炮的是那些无知的孩子，他们总会长大的，倒是应该关注戴旭上校们，是不是成了长不大的孩子。当我把这一层意思说了，几个讨论者都会意地笑了，各自伸了伸懒腰，这次聚会该散场了。

陈君说：“明天再见吧？”

“好的。”赵师说：“难得聚首呵。”

获此佳音，我喜笑于颜。

五：从【2012】到达赖

很快的，几天假日就要过去了，过完初四的大年，我也要回到工作单位去了，在我们的《外交军事纵横谈》圈子里，我发现占国兄已经把这次访谈录作为连载帖子发出了，那意思当然很明白，就是希望作为一个话题连续下去。

占国看到我，就对我说：“书生，你看到网上的评论了吗？”

我说：“我看了，有一个网名‘斯芬克司的提问’的网友这样评论‘戴旭是桌l子底下放风筝，出手就不高。’又说：‘壶公评论立足于深厚的中国文化，于是观察透彻，只要事物显出端倪，就可以一眼望到结局，高屋建瓴，胜负操之在我。’”

魏芸说：“‘斯芬克司的提问’也是我们的圈友，前一段刚刚加入的。”

占国说：“唔，看来也是意气相投的了。”

赵师来了，静静地品茶。我想充分利用时间进入话题，于是率先谈起最新的新闻：

“这几天，国际社会都在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达赖的会面，不知大家如何看？”

陈君说：“我看了，法新社有一个报道，达赖喇嘛发言人丹增塔拉形容北京的愤慨是‘例常的空洞言辞’，他说奥巴马与达赖的会见反映国际社会对西藏课题的关注，也向中国发出强烈信号：‘他们必须与我们共同达致一个解决方案。’”

占国说：“我也注意到丹增塔拉的发言，这一群可怜虫自以为找到了靠山。丹增塔拉说，达赖喇嘛将向奥巴马彙报西藏的局势及西藏特使与中国在上个月进行的讨论，这最新一轮的讨论是自2008年11月以来的第一次。

还有那个达赖喇嘛的秘书其美仁增也表示，白宫的会议也将让居住在西藏的人安心，他们对一个超级强国的总统会见达赖，将感到鼓舞。‘这意味着世界没有把他们遗忘了。’”

占国说继续说：

“其实，美国人是帮助了达赖团伙，还是置达赖团伙于水深火热？最起码，达赖团伙现在连一个自己的新年都过不成。达赖上星期天在藏曆新年献词中表示，由于西藏人民的苦难，流亡藏人连续第二年决定不大规模庆祝藏曆新年。

今年的藏曆新年与农曆新年正好都在2月14日这一天开始。BBC中文网报导，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春拉康寺向1000多名流亡藏人发表讲话时说：‘藏人只是出席宗教仪式，不庆祝新年。’据说，在寺庙外，有一群年轻藏人挥舞西藏旗帜，并高呼‘让西藏自由’的口号。”

陈君说：“是很可怜，也很可笑。我还看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达赖喇嘛已经离开流亡政府的基地达兰萨拉，并在17日凌晨飞往华盛顿。可笑的是，这个自称印度之子的达赖有什么权力代表藏人？

和现代内地一些贪官污吏一样，动不动就把自己作为老百姓的代表，却尽做种种烂事。达赖就公开承认麦克马洪线是中国与印度的边界，把阿鲁纳恰尔邦（藏南）视为印度的一部分。这种角色还可以代表藏人吗？”

我说：“另一方面，奥巴马干这种肮脏事，也是自己找抽，中国各阶层的人都会对此表示愤怒，美国的价值观也就黯淡下来了。”

壶公评论淡淡地说：“也就是一个宗教问题。”

陈君急着说：“老师说过，宗教就是文化。”

壶公评论说：“宗教就是文化，这是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的，他认为基督教是西方的文化。”

陈君继续诘问：“文化的表达不就是政治？”

壶公评论说：

“是不错，可是有一个已发与未发的顺序，《中庸》就把喜怒哀乐之‘已发与未发’作为一个命题。朱子认为：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我们能够理解：

人类社会的大宗教都是以善为根本的，所以就宗教本身说，无论是基督教还是藏传佛教，当它作为宗教，都是‘不偏不倚，故谓之中’，都没有错。

朱子认为：

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情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

我们能够理解：

文化是社会的认同，政治是一个再认同，所以一个好的政治措施能够得到大家的赞成，也就达到了‘和’，‘和’就是‘和众’、‘和谐’。例如，我们文化中主张‘天人合一’，是环境保护最核心、最具本质性的问题，所以中国国学的主张者认为应该以儒学作为人类社会的倡导。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同样主张环境保护，所以在这一点上，不同的文化‘中’都有一个良善的愿望，都表达为一个共同――‘和’的追求。”

魏芸说：“老师，能不能说得具体一些。”

壶公评论说：

“例如，最近发生了两件与文化冲突相关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好莱坞大片《2012》。

我们来看美国人的《2012》，大家都很兴奋，第一，它讲的是灾难之前的人类大合作，尤其是G2；第二，它讲的是中国拯救世界。中国人讲发展，人类大合作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中国人不想称霸，可是要是大家都认为中国是领导，那当然也是很高兴的事情，因为可以带领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了。

可是往深处看，拯救世界的不是儒学，而是喇嘛教；拯救世界的不是中国文化而是宗教；拯救世界的不是大禹治水，而是诺亚方舟。看到了吧？美国人还是自己在扮演拯救世界的角色，他那里想让中国人领导一切？

但是，不管怎么说，《2012》讲的是环保问题，是气候问题，大家都认为是对的，是宗教也罢，是中国文化也罢，方法有所区别，目标却是一致的。
这就是朱子说的，未发之前，不可寻觅。

可是朱子说了，已发之后，不容安排。

我在上面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影片，其实就是‘不可寻觅’的虚幻。但是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就是来真的了。西方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所显示的意图，很明白的就是借气候问题展开第三次殖民化运动。有两个非常明确的目的：

第一，西方在科技方面占有先发展的优势，要控制气候，就需要节能设备和技术，这一方面的优势就在西方手中。发展中的国家想发展，怎么办？只有向西方购买设备和技术。在控制能源和市场之后，西方再一次以环保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他发财了，其他人亏了，太棒了。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近些年蒸蒸日上的时候，能够给他们戴上笼头，以保持西方列强领先的优势，这个方法实在是再高明不过了的。

第二个方法的目的性就是更明白了，如果让中国人与美国享受相同的生活待遇，这个世界的环境问题非垮不可。怎么办呢？让美国人让出一块能源消费给中国吧，美国人肯吗？让13亿中国人和５４３万丹麦人享受相同数量的能源消费，中国只能倒退到原始社会，想不想让中国人活了？！

可是西方人就是持后一种主张。我们看到了，一个内心中良好的愿望，当它表达为一种政治主张，有时候就是这么丑恶。”

魏芸说：“精辟。”

壶公评论说：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事件，也就是奥巴马见达赖。不过，这个问题要反过来说。”

鹅湖书生：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现在达赖喇嘛的问题已经被过分地炒作了？”

壶公评论说：

“是的，如果说《2012》是一个‘未发’的问题，达赖喇嘛却是一个‘已发’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是因，达赖喇嘛问题则是果。它们有着政治上内在的联系。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奥巴马在制约中国的目的上失败了，所以在达赖喇嘛身上找一个出气口，或者他是以为，你中国人不是爱扎辫子吗？看看，有几根小辫子就在我的手中。”

鹅湖书生：

“奥巴马还是很有眼光的，他看到一些中国人的脑袋后面拖着油光闪闪的大辫子，扭一扭还挺美的，只是很容易让人揪住。”

壶公评论说：

“一些中国人的脑袋后面确实有大辫子，起码可以看出两根：

其一是把满清当成自己的祖国，这是现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失误。如果我们确实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历史，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八国联军事件和甲午战争看成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因为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仅仅只是把它看成外部势力对满清部落政权的挑战。

例如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以唐才常、容闳和严复为领导的自立军正在准备*满清的起义；驻节武汉的张之洞和驻节广州的李鸿章等汉族官僚却在联省自保，甚至准备独立称王。虽然有陈宝箴（陈寅恪祖父）看到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而击案痛哭，不过这个把满清当成自己祖国的先生却被滿猷慈禧杀害了。

其二是无法排遣的受虐心态。既然把满清的烂帐一直摊在自己头上，再加上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这些中国人真是恨恨叠加，冤如窦娥，你还真看不出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象个人一样站立起来。我们现在所说的戴旭上校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近代东亚发生的事情是汉、倭、滿三族关系的调整，又是新文明和旧文化的冲突。如果不能够从真实的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种种问题，并且因此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那只好陷入从受虐到愤激的循环，而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毫无益处。”

鹅湖书生：

“这实在是错误的历史观对爱国主义的误导。”

壶公评论说：

“是唯心史观在作怪。因为满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是孙中山时代提出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后才成为事实的。而在之前的近三百年中间，满清部落酋长多次企图为自己的政权正名，不断地篡改历史，不断地倡导尊王攘夷的学说，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其他民族的认同，甚至没有得到周边包括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承认。现在把满清的那些烂事都强加在现代中国人的头上，这不是唯心史观又是什么呢？

而受虐心态更是弱者心态，是低层次的心态，缺乏哲学、历史和文化的支持，是扰乱民族正常思维的行为。

正如前面我说到了，弱者心态与强者心态有天壤之别。例如在达赖问题上，西藏农奴主叛乱，达赖和他的追随者在逃跑之前曾经聚集在一个河滩上，实际上也完全置于解放军的炮口下。据说在请示打不打的时候，毛泽东主张不打，达赖和他的追随者才算逃出一条命。用现在的话说，毛泽东是把达赖当作一个屁给放了。

毛泽东是正确的，他料定达赖这个小吓米起不了大浪，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大家看到了达赖问题吗？后来出了这个问题，很大程度就在于中国思维走进了庸俗化的时代，在外交策略上也缺少应对攻势的能力。

还有一个更严重而可能影响更深远的问题是文化上的混乱。邓小平是一直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文明是需要建设与倡导的，荀子评孟子的人性善是一种‘伪’，以古文的字义，‘伪’就是‘人为之’，也就是人性善作为一类文明是因建立和倡导而发生的。

同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必然需要一个中心文化的树立以聚合各民族，例如后人指责孔子西行不入秦，就是检讨中心文化对边縁地区影响的不足；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也是承认建立中心文化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的特质不在宗教的宣讲，而在于教化的普及，也是中心文化的推行。

不幸的是，现代的一些所谓‘大学问’家却倡导什么大国学，所有的民族文化不分主次。好了，现在我们看到以赵本山为代表的铁岭文化牢牢地掌握了春晚，更重要的是疆独、台独、藏独一齐上。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独’？你可以‘独’我又为什么不可以‘独’呢？可是在文化上却束手无策――既然文化无主次，凭什么要我听你的？”

鹅湖书生：

“这样说来，达赖问题即是我们文化上的无奈，在这个问题上的激动也证明了我们文化的弱势。”

壶公评论说：

“是这样的。 达赖喇嘛就瞅准了这个空子，要求‘有意义的自治’。我接触过一个台湾人，他告诉我台湾联合报系的记者林照真的记实报导《喇嘛杀人》，文章说，‘藏人从来没有遗忘达赖政府，他们只不过是忍气吞声的在等待。中共今天自以为是的作法，只不过是正在铸成未来更大的独立暴乱罢了！’
文章记录：

藏人雍珠说：‘在他们家乡，男人走后，中国军队占领他们的村庄，建立人民公社，将全部粮食几乎一粒不剩的收走后，集中在邦布寺的大殿中。人们实在饿坏了，只好去偷，被守粮仓的中国军队打死许多。随后是整个西藏的饥荒，在他们的家乡更多的人死于饥荒，很多人绝户了，更多人死在野外田地上。而雍珠的妻子则被七、八个人*，不答应就用鞭子抽打，其它许多女人也被*，由于男人大都被抓，那些中共官员住在村里肆意贱踏女人，谁也不敢不答应！’

文章记录：

班禅喇嘛曾上七万言书，其中提到：‘把无数佛经、佛塔、佛寺烧毁，抛入水中，扔在地上，折毁和融化，....，恣意进行疯狂的迫害，....，作出许多疯子也难作出的行为。....民主改革前，西藏有寺庙两千五百余座，而民主改革后，只余下七十几座。’

藏人从事战斗的口号是‘护教救国’，有些藏人是整个部落、整个家族都战斗死尽，男人死尽后女人也拔刀冲锋而死，拉萨事件时无数藏族妇女牵着孩子、抱着孩子、背着孩子，成群结队的跳湖自杀，幸存者在监禁虐待下也多是死去。说是缴枪不究，但真缴枪后，却被包围攻击，屠杀殆尽！滥捕滥杀，例如一寺关押三千余人，只有四百余人存活！许多藏民被强制遣送劳改，只有少数人活着回来。有些地方死事之惨，数年之间，野外遍地白骨！等等、等等！

对于这样的言论，一个中国人，只要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持公正的态度――不需要你偏袒，都能明白这种说法是纯粹的谎言。但是，反驳这样的谬论，却只能是一些官方的文告，对于外国人毫无意义――不要以为‘以吏为师’的那一套在国外也有效。中国的文化就是这样苍白。
中国是个大国，所以一定要考虑长远政略，加强自己的文明建设，若不考虑，那就只能落入他人设计。”

六：世事如棋局局新

鹅湖书生：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中国梦》，作者是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他提出“21世纪中国大目标”是：

冲刺世界第一；决赛冠军国家；进一步的目标是创造中国时代，建设无霸世界。

著名的空军中将刘亚洲为这篇文章作序。

我认为，所宣扬的两个层次的目标，前者侧重于政治，后者是一类文化主张。刘亚洲序言首段即‘中美世纪博弈：开辟世界历史新时代。奥巴马总统访华,送给胡主席的礼物是围棋,其寓意深刻。’我注意到老师在03年写成的《舰阵出洋》一文，结束段的标题就是《围棋九段》，是否‘心有灵犀一点通。’”

壶公评论：

“关于围棋，我不会下围棋，主要是没有相当的对手，但是我很喜欢围棋。我认为，围棋是‘道’文化的产物，是老子哲学的形象化；象棋是‘仁’文化的产物，是孔子政治哲学观的表达。

美国人应该能够接受围棋，因为围棋提倡自然而无为，提倡平等而无特权，提倡均衡而无激荡。说到底，老子的哲学是打开西方中世纪大门的一把钥匙，美国人的新教有老子哲学的基因。

围棋具有政治与文化双重体现：作为政治，黑、白子行在博弈；作为文化，黑、白子志在融通。

刘亚洲说：‘奥巴马总统的主要中国顾问、著名的中国通戴维－兰普顿断言：中美两国都身不由己地进入一场历史赌局，赌的是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崛起。’

毫无疑问，戴维－兰普顿的赌局就是政局。但是，这种赌并不是戴旭上校之类的烽烟滾滾――太低级了，很大程度上寄托的是彼此对未来的一种期望，当现实的发展与期望同方向，或者说在进步的过程中能够消除彼此在理念上的差别，我们能够看到期望值的最大化。

我在研究中国文化，我也在研究美国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一个主题，我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中美双方能够赢得最大的期望值。我的一些正在完成中的文章，如《心路――读岳阳楼记》、《传者朱熹》以及《感受启蒙》、《读罗尔斯的正义论》等，都在寻求对这种理想状态的理解和证明，而我的《面对人类社会大变局的中国》更是直接地探讨这一个主题。

事实上，我热衷于博客写作，目的就在于零距离接触社会，例如读一读刘明福教授这样的文章；零时间评论种种观点，例如戴旭上校的议论。把它们都看成是现代意识的表达，而从错综复杂中去寻找现代意识的本来。

戴维－兰普顿对于围棋的理解是：‘当前中美这场赌局已经下注了,我相信目前的筹码是理性的。当然,有赌局就可能有失败。这取决于两国政治家和公民的努力与智慧。’

从这一段话上看，戴维－兰普顿是站在围棋的政治特性和文化特性的边界上。如果从文化的角度说，中美这场赌局必然是双赢的；当然政治是文化的片段，或者说在某一时段，在某一个政治话题上，出现剧烈的冲突，甚至造成损害，都是可能的――这不过只是历史进程中的迴环，对身在棋中的人有意义，对身在大局中的人仅仅只是一个思考。”

“战国策”说：

我认为，中国应该给予自身一个准确的定位，定位是什么？定位就是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中国的定位应该避免两方面的干扰：

其一来自西方，如同阎学通所描述的：“世界其它国家都视中国为超级大国。但我们说：‘我们不是。这是一个想耗尽我们有限资源的圈套。’”作为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的阎学通是清醒的，他坚守邓小平保持低调的格言，他表示：

“在过去30年内，中国领导人坚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达沃斯是发达国家的盛会。”

尽管，在达沃斯这个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的教堂，对于中国度过危机的方式也有众多仪式性的称赞，比如，亿万富翁投资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就认为，中国通过行政指导与信贷控制来戳破资产泡沫的方式，好过他所称的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单纯依赖货币政策的败笔。

但是中国政府仍置身于全球辩论之外。西方监管机构不可能仿效中国那种命令式的结构，同时在中国政府看来，有关“沃尔克规则”和“大得不能倒闭”的辩论都与中国的国情无关。在谈到汇率问题时，*在讲话中完全回避了这个话题；中国重要智囊机构国际金融论坛的主席成思危也出言谨慎，但是肯定不会屈从于西方的压力。

这里更具有围棋式的博弈特性，负责经济、能源与农业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对中国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依赖于向美国消费者销售越来越多商品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可靠的，”他表示。“如果你希望保持强劲的增长速度，就必须调整增长模式。”

霍马茨认为，“随着中国成为全球体系中更大的一部分，它必须为全球体系担负更多责任。”尽管言语温馨，但是从国际关系和商业利益的角度看，依然剑气张扬，阎学通对于有关国际合作的说法都不屑一顾。他对美国人说：“我们不是朋友。我们是商业伙伴。”

其实中美关系就是如此，中国即不想成为第二个日本，中国也不想成为第一个日本。

其二就是戴旭上校式的激愤。为日本发起二战的是日本的少壮派，应该是一种教训。

为什么要成为第一个日本，向美国发起珍珠港袭击呢？为什么要让中美关系充满火药味呢？这样对中国有好处吗？是谁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呢？

著名的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反驳戴旭上校，他告诉戴旭上校：C形包围圈何足道，中国锁定死敌打要穴。发表在2010年02月23日的文章写到：

北京著名的军事专家戴旭最近宣称：

“中国正处于西方的C形包围圈。C形包围圈以日本为起点，经南海周边国家和印度，再到阿富汗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反导系统，正好可以印证C形包围圈的存在。”

只要看看地图，就清楚所谓C形包围圈只是个反C字。在冷战时期流行的“新月形包围圈”才名副其实地描述了从日本到南海对中国的岛链围堵战略。今天被炒作的C形包围圈以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反导系统为骨干，更是误中副车。

马鼎盛说：

“不少内地军事专家认为：美国正在中国周边从北到南构建一套反导系统网，这套由‘爱国者－3’系统组成的反导网目的很明确，就是对付中国。”

应该纠正的是这样的“内地军事专家”并不多。因为内地真正的军事专家对自己的军事能力是明白的，而戴旭上校只不过是站在橱窗里的专家。关于中国的军事能力，马鼎盛总算知道一些已经公开的皮毛。

马鼎盛问到：“‘爱国者－3’系统能组成的有效反导网吗？”

马鼎盛自答：“解放军的中长程弹道导弹有10倍以上音速，慢得多的爱国者－3望尘莫及。”

马鼎盛假定：“如果中国用300公里射程的火箭炮轰击周边地区，身价一百多万美元的爱国者－3用来打一举几百发的廉价火箭弹，不但效费比极低，而且挂一漏万。可见买爱国者－3想用来围堵中国的邻国，不如买“飞腾2000”导弹以示好中国了。”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观现状一斑，马鼎盛认为：

在可见的将来，中美大战的必要性没有，可能性极低。万一美国要动手，也是利用中国内乱运用软实力搞颜色革命才力半功倍。辅助以*、隐形战机、特种兵斩首点穴战；完全是快速信息战，哪里用三面包围的机械化战争老套？

马鼎盛的战略：

对付所谓“C形包围圈”的佯攻，“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解放军锁定主要敌人，打它七寸；就算美军想介入台海战争，可以用弹道导弹封锁冲绳岛、关岛机场，用潜艇伏击夺权台海局部暂时的制空权制海权。所谓“C形包围圈”好看不好用。

这还只是一个香港评论员关于局部的说法。如果想要明白全局，是应该关心成思危、阎学通、刘亚洲、刘明福等等，戴旭上校则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