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制度的特点:抗日战争中日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

抗日战争中日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

就双方军力的比较而言，日本的陆军常备兵力为十七个师团，三个航空司令部，以及炮兵、骑兵、战车、化学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三十八万，但是拥有四百万服过兵役，可以直接动员参战的后备部队。当时日军的师团，兵力编组上，相当于我国的军，最高指挥官是中将；日本的旅团，相当我国的师，最高指挥官是少将编阶；日本的联队，相当我国的旅，最高指挥官是上校编阶。日本「军」的编组，弹性极大，兵力比中国的集团军还要大。
　　当时中国的陆军部队共有一百八十三个师，以及炮兵、骑兵等特种部队，总兵力为一百八十万人，但是这些部队的编组、装备、训练，可以说是比「八国联军」还要复杂与混乱。真正经过整编的部队，只有二十个师（同时多数的进口武器还没有到手），同时华军根本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部队，征兵制度也才刚刚开始在部分地区试办，因此当时中国的人口虽多，但是能够征用的兵源却相当的缺乏，素质更低（单是体检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因此部队的实际人数，比编制上的规定要少许多，当时叫做「空名」。
　　在陆军战力中，日军拥有训练严格有素的军士官兵，以及重炮火力、加上战车、灵活的通讯设备以及大杀伤力的化学武器，并有良好的海空火力支持，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对于中国的情报搜集，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与完整，后勤与兵力补充非常的具有效率（日军甚至拥有中国内地详细与精确的地图，但是华军却有时连粗劣的地图都没有）。反观中国陆军部队在战场作战时，最为缺乏的是攻坚的重炮、反战车（坦克）武器及步兵用的轻重支持火力，此外中国军队的通讯与保密均差，后勤、医疗（几乎完全没有医疗可言）与兵力补充系统，可以说是乱无章法。
　　在海军而言，日本拥有完全自行设计与生产的世界一流的海军武力，日本有全球首屈一指的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完整的舰队，共有285艘大型的军舰，海军总吨位为一千四百万吨。而中国只有能够在内河与沿岸活动、小型、陈旧的舰艇57艘，五万九千吨。因此以海军的战力而言，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是连正面交火的能力都不具备，只能进行偷袭、爆破以及施放水雷作战。
　　就空军而言，日本拥有自己设计与生产的各式空军飞机，其中属于陆军的航空部队有三十个联队，一二八个中队，1774架战机。属于海军的飞机共有730架，布署在航空母舰上。而中国只有购买二手与拼装的各国不同型的飞机305架，分成三十二个中队，更不要提中国的训练与后勤支持，在系统、经费与训练上的复杂与落后了。中日双方总体国力的比较
　　当时，日本已是二十世纪的军事强国，有着健全的工业化生产基础，陆海空军队所使用的先进武器，全部是由自己设计与生产的，日军又有先进以及完整的军事组织体系与半世纪以上的征兵制度，因之日本的军力，无论是装备还是人员，都是现代化的作战结构。而中国还是处在十九世纪的落后国家，主要的军事观念还是来自一批前清遗老的领导人物，仍然以复杂的个人关系做为运作的基础，率领一支近乎文盲的军队，刚刚开始知道运用买来的一些二手军火，国家既没有工业化的经济结构来支持战争的后勤需要，就连征兵制度以及全民动员的总体战，还是完全在摸索的阶段。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入侵中国东北的领土起，中日双方就处在不断的对立与危机之中，其中也经过几次局部与激烈的战火冲突，但是中日双方一直没有正式的宣战，中国在近五年又十个月的折冲与忍让下，被日本占领了整个东北，一半的内蒙古，三分之一的河北省，五千多万的中国人成为亡国奴。日本在中国的境内，事实上取得全部帝国主义宗主国为所欲为的特权，但是日本对于自己能否取得对抗苏联及与美国决战的战略优势，仍然充满着不确定，因此对华的侵略也就逐步的越陷越深，终于在卢沟桥事变的冲突中失控，迫使中国选择了最后关头的全面抗日作战。

　　中日双方这场全面与持续的历史大决战，总共进行了八年一个月又三天，两军双方总共进行过二十二次的会战（双方动员兵力在十万人以上），一千一百十七次以上的战斗（双方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以及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的小型接战，中国军方伤亡了三百六十万人，日军伤亡了一百一十万，中国平民死亡了三千五百万人，接近六千亿美元的财产以及无数的文物遭到日军的摧毁与劫掠。历史上战争胜败的主导关键，是在于政略与战略的高下。只有在战略上，能够主动与支配整个战局，才会导至最终的战争胜利，而在战场上的一些胜负表现，实在是兵家常事而已。中国是在战争的各个层次上，都落后于日本，但是中国一直掌握战略的主动，中国人不怕牺牲，结果获得了最后胜利。假如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来归纳中日之战的胜败基本原因，那么就是中国做到了「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中国也绝不停止抗战」，但是日本做不到「一亿人玉碎」的牺牲。 蒋介石在日军无止境的步步进逼和国内外抗日呼声铺天盖地的势头下，终于顺应了历史潮流，毅然摒弃了妥协政策，决定操起平倭之剑，回击日本的野蛮侵略。17日，国共双方开始在庐山举行谈判。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语气悲壮地宣称："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立场和方针。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抗战决心已下，但蒋介石心里丝毫没有轻松和振奋的感觉。他面对的倭寇毕竟很强大，陆军属世界强国，海军列世界第三，空军虽未单独列出军种，但分在陆、海军中的数千架飞机足以使其跻身当时的世界前列。日本，当时在亚洲是令任何国家生畏的一只"倭脚虎"。
面对这样的对手，蒋介石难免发怵。但老虎要吃人，不自卫也没办法，他没有选择，因而只能操起当时尚未铸造完毕的平倭之剑。




早在1935年，蒋介石逐渐稳定了在长江流域的统治后，眼见西方诸国纷纷套购中国银元，转嫁经济危机，遂在英国的帮助下开始实行"废两改圆"用法币。此举不但加强了南京中央政府混乱的金融，而且加强了对各地的统治，因而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靠此基础，并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南京政府购进大批新式武器，进行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为了加强部队的装备以备对日抗战，1936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个陆军整理处，以少壮派军事干将陈诚为主任，负责进行陆军的整顿和装备工作，预计到1938年完成60个调整师。经过整编的调整师，人员和武器装备为：官兵10923人，步骑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328挺，各式火炮与迫击炮46门，掷弹筒243具。"七·七"事变爆发前，隶属国民政府的182个步兵师中，只有50个师整编完毕，而且因中国工业落后，所谓调整师也只充实了部分近战武器。受外汇限制，从海外进口火炮计划多未完成。此外，直属军政部的还有炮兵旅4个，战车约600辆，以及高射炮部队等。




当时，说中国军庞大不假。抗日战争爆发前，属于国民政府的陆军，其编制为49个军，182个步兵师，46个独立步兵旅，9个骑兵师，6个独立骑兵旅，20个独立骑兵团，总兵力高达170余万人。抗日战争开始后，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方军阀部队纷纷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开赴抗日战场，蒋介石嫡系部队也扩大编制，很快，总兵力达到200万人。
中国的海军经蒋介石多年经营，在抗战前已有舰艇100艘，总计为7万吨，计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炮舰16艘，内河炮舰13艘，鱼雷舰及运输船8艘，陆战队约3800人。全部舰艇编成4个舰队。第一舰队系沿海舰队，第二舰队系长江舰队，司令部均设在上海；第三舰队系东北海军，司令部驻威海卫；第四舰队系广东海军，司令部设在广州。但令蒋介石不安的是，各舰艇大都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旧式舰船，装备落后，火力微弱，不足与日本现代化舰队抗衡。




中国空军以东北空军为强，"九·一八"事变，数百架战机却均落入日本人之手。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为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作战，始积极组建空军。截至"九·一八"事变，已有飞机100余架。因战斗力弱，1932年的淤沪会战和这之后的长城诸役均远飞后方避战。从1933年起，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拟定了建设空军三年计划，在杭州设立航空总校，于洛阳、广州、龙州设立分校，培养驾驶员和地勤人员，并从美国和意大利进口飞机，空军始初具规模。1936年夏，蒋介石搞垮陈济棠，吞并了广东飞机100余架。当年冬，蒋介石50寿辰之际，发动全国各界献机祝寿，又得飞机100余架。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空军飞机数目计：侦察机251架，战斗机212架，轰炸机257架，全部从国外进口而来。但与日本人数千架精良的战机相比，中国空军仍显逊色。




从总体上说，蒋介石对自己手下庞大的军队是既寄予厚望，又深感难以倚重，尤其还有一种难以意会的内部因素。中国广阔的幅员和交通不便，长期来造成了各地军阀的武装割据，中国对外宣称早已统一，但中国军队离统一还相去甚远。当时，蒋介石要想调两广或四川的军队，不知要费多大的劲，还未必能办成。因此，在中国近200万的庞大军队中，从北伐起跟随蒋和被战败而改编为中央军的30个师以及大量的军阀部队，蒋介石调动、使用均感困难。这些部队难调、难用且不说，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强否也成疑问。当时，这些受制于某一军阀的私人部队有自己军校培养出来的军官带领，并有完全不同于中央军的独立的军需制度，而且编制也不统一，光一般的师就有甲、乙、丙三种师之别。更令蒋介石沮丧的是，这些部队的装备太差，武器装备千差万别。   关东军（Japan’s Kwantung Army）
　　Guandongjun Kwantung Army
　　成立于公元1919年，解散于公元1945年8月
[编辑本段]日本关东军称谓的来历
　　日本关东军是日本陆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因侵驻中国东北的金县、大连地区的“关东州”而得名。
　　1898年，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把中国旅顺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即把这块租借地划为俄国的一个州——即称“关东州”。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持续1年零5个月，最后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根据双方所缔结之“朴资茅斯条约”第5、6两款中之规定：俄国“将旅顺、大连湾及附近领土领水租借权，与关联租借权”及组成的“一切特权”，以及租借地“效力所及地之一切公共房屋财产”，“长春、旅顺间之铁路及一切支线……无条件让与日本”。由于攫取了俄国侵略者在中国东北南部地区的一切特权，日本在亚洲大陆获得了殖民地。
　　1905年（明治37年10月18日），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南满地区的殖民统治，在辽阳成立了关东都督府，由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任总督，都督府内设陆军部。
　　1907年开始，日本在“关东州”驻扎有1个师团和6个铁道守备大队的兵力。
　　1919年4月12日，日本将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以原陆军部为基础，另组成了关东军司令部，实行军政分治：关东厅为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关东军司令部则为最高军事机关。
　　关东军司令部先设沈阳，后迁旅顺，1931年9月前后迁沈阳，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后迁长春，直到1945年8月投降前夕。曾一度向通化、临江撤迁，企图凭借山区固守顽抗，最终以日本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对关东军下的定义是：“所谓关东军就是根据朴茨茅斯条约，为保护包含着南满铁路在内的日本利益而驻‘满’的日本部队。”
　　【概述】
　　关东军是日本陆军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一支军队。编有31个步兵师团，11个步兵和坦克旅团，1个敢死队旅团和2个航空军，以及伪满洲国部队等，共约120万人。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强占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不久，日本将辽东半岛改名为关东州，在旅顺设立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1919年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后，根据《朴次茅斯和约》将关东州（中国辽南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日本为维护其殖民利益，派遣2个师4万人的兵团进驻关东州及南满铁路附属地，并设立关东总督府。次年，总督府改为都督府，下设陆军部，辖1个陆军师、6个独立守备营、旅顺重炮营和宪兵队等。
　　20世纪上半叶，长期侵驻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陆军重兵集团。
　　1919年，都督府撤销，改设关东厅，成立关东军，首任司令立花小一郎，司令部设在旅顺，直接隶属于天皇。
　　1926年进入昭和时代后，日本加紧推行侵略中国和准备对苏作战的大陆政策。1928年，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中国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1931年策划“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次年炮制伪满洲国，司令部迁至长春，司令兼任日本驻“满”大使和关东厅长官，掌握伪满军政大权。从此，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残酷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疯狂掠夺粮食和矿产资源，把中国东北建成日本进一步侵略扩张的重要战略基地。
　　1928年，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1932年，建立满洲国。
　　1939年5月，满洲军队跟蒙古军队在诺门罕发生小规模边境冲突，後演化成为关东军对苏联红军的正面对决。朱可夫指挥六个旅七万名苏联远东军，以机械化部队击败两个师团约四万名关东军。一万八千名日军战死或受伤。日本全国震动，平沼内阁请辞。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及参谋长矶谷廉介被撤职。
　　1942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後，关东军主力逐渐被抽调至太平洋战线。在1943年战况逆转後，不少关东军在太平洋的岛屿上被歼灭。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关东军被击毙八万三千人，被俘五十九万四千人。战后，余下的关东军官兵作为俘虏被送到西伯利亚从事强制劳动。
　　【历史】
　　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1904年，日本出兵入侵中国东北挑起了日俄战争。经过一年多厮杀，日本获胜。长期觊觎我国东北土地的日本侵略者，借口保护南满铁路权益，专门成立了一支所谓的“满铁”守备队，另外还留驻南满一个师团。两部兵力大约两万人，归属关东总督指挥。当时日本在其控制的东北地区设置了“关东州”，所以这支部队也称为“关东军”。由此，关东军便开始了盘踞东北长达40年之久的罪恶行径。
　　1919年，为提升关东军地位，日本撤销了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独立性大大增强。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磨刀霍霍的关东军借机从南满铁路属地冲出，一天内便占领沈阳、长春、辽阳等城市。与此同时，关东军开始急速增加兵力：1931年关东军仅有3个师团，1932年达到6个，1933—1936年保持5个师团的兵力，1937年达到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1941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大量部队囤积东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太平洋战场的炮灰
　　眼看德国进攻苏联受挫，日本十分忌惮，不敢贸然进攻苏联。趁英法等国忙于欧洲和非洲战事，无力东顾之机，日本人决定先发动太平洋战争。关东军于是奉命南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次年6月，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遭到惨败，被迫停止了战略进攻，转而采取守势。关东军也不再敢主动挑起事端。1942年下半年，日本《陆军综合作战方案》专门指示关东军，要“防止对苏发生战争，维持北方静谧状态”，但仍在继续扩充关东军力量。1942年10月，日本将关东军司令部升格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增设两个方面军司令部和装甲军、关东防卫军司令部以及第2航空军司令部。
　　从1943年下半年起，为挽回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大本营开始陆续从关东军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指望这支“精锐之师”能够挽救自己失败的命运。1945年1月，大本营又从关东军抽调13个师团和一支特设的具有高度机械化的常备兵团赴太平洋战场。可是，关东军不但没能扭转太平洋战争的败局，反而白白充当了对美作战的炮灰。4月初，美军攻占冲绳岛，并对日本本土开始空袭，日本不得不集中兵力进行本土决战的准备，为此又从关东军抽走7个师团，并将关东军储备的近1/3的战略物资以及大批人员调回国内。
　　1945年5月初，德国无条件投降后，苏联的视线逐渐转向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各抗日武装也不断打击和消灭日军力量。关东军只好重新扩充力量，进行备战。为此，关东军将在东北的25万退伍的日本军人重新征集，并编成8个师团、7个混成旅团、1个坦克兵团和5个炮兵联队，作为临时部署兵力的补充。经过迅速补充，关东军兵力一举达到24个师团，约70万人。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武器装备和战斗素养仅仅相当于以前的8个半师团。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各个战场连遭惨败，士气低落，关东军往日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
　　成为逃跑兵团
　　欧洲战事结束后，苏军开始腾出手来对付关东军。1945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此刻，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的150万重兵已经利用夜幕掩护在中苏边境展开。9日凌晨，苏军突然从三个方向同时向日军发起了强大的突击行动。拂晓，苏军几乎在所有方向上跨过了国界，强渡了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分别从后贝加尔、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进入了中国东北境内，在5000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展开了强有力的攻击。9日，毛泽东主席也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配合苏军的进攻行动。
　　尽管关东军早有对苏作战的准备，甚至一度还拉出与苏军决战的架势，但是，由于关东军设想决战的时刻是1946年，不仅未能侦察到苏军的实力，甚至连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的消息，他们也没能提前得到。在苏军的强大攻势下，关东军精心布设的阵线很快就土崩瓦解，总司令部慌忙决定放弃“新京”(长春)，固守通化，并指令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随总司令部迁往通化，企图在通化一带与苏军决战。此时的关东军官兵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纷纷逃命。原来设想的大决战竟然化为一场拼命的追逃游戏。苏军各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都进展顺利。特别是由克拉夫钦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在大兴安岭的突击行动收到了奇效，在不到一周时间已前突到东北中部地区，创造了一个奇迹。关东军从此一蹶不振。
　　难逃灭亡
　　8月10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命令，指示关东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放弃满洲，退守朝鲜。但长期以日军“王牌”自居的关东军为了维护自己“皇军之花”的脸面，仍然负隅顽抗，不肯投降。可是，这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姿态并不能重新唤起日本的士气。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开宣布投降。但骄横的关东军借口没有收到日军大本营的停战命令，仍然继续抵抗。到17日，除海拉尔、虎头和东宁等少数筑垒地域的残余日军仍在顽抗外，关东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眼看败局已定，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终于向苏军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请求。
　　8月19日中午，苏军阿尔捷缅科上校率5名军官、6名士兵组成的军使团，在9架歼击机护航下到达长春机场与日军进行谈判。迫于压力，山田乙三向苏军代表交出了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此次战役中，关东军损失约67.7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59.4万人投降，而苏军仅伤亡3.2万人。
　　不仅如此，那些靠关东军发家的日本高级战犯大都也没有逃脱正义的审判。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木村兵太郎，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7方面军总司令的土肥原贤二，曾供职于关东军司令部、后任第14方面军参谋长的武藤章，均被送上了绞刑架。其他一些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关东军将领要么受到惩罚，要么背着千古骂名苟且偷生。
　　伯力审判
　　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对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日本战犯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医务处长隆二、兽医处长高桥隆笃等12人进行的公开审判。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在关东军成立了代号为“东乡部队”的细菌试验室。1935年至1936年间扩建为“关东军防御给水部”和“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两个研制细菌武器的机构。1941年改名为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以后，在中国的华中和华南又组建了代号为“波”字、“荣”字两支细菌部队。在审判中被告供认:为了准备并实施细菌战,他们培养了大量的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细菌,研制细菌武器。在研制过程中,惨无人道地用中国人、苏联人和战俘进行实验，惨遭杀害的不下3000人。并于1939年在哈拉哈河地区对苏蒙军队作战期间，1940年、1941年在中国宁波、常德等地，使用了细菌武器。上述罪行严重违反了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关于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国际公约。根据被告犯罪事实，法庭判处山田乙三有期徒刑25年，对其余11名战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25年。
　　【关东军总司令部编制 】
　　※括号内为通称
　　参谋部
　　第1课
　　第2课
　　第3课
　　第4课
　　经理部
　　军医部
　　兽医部
　　法务部
　　补给监部
　　情报部
　　特种情报部
　　化学部(满洲第516部队)
　　技术部
　　建设团
　　防疫给水部(满洲第659部队)
　　本部(满洲第731部队）
　　牡丹江支部(满洲第643部队)
　　林口支部(满洲第162部队)
　　孙吴支部(满洲第673部队)
　　海拉尔支部(满洲第543部队)
　　大连支部(满洲第319部队)
　　军马防疫厂(满洲第100部队)
　　终战时所属部队
　　第1方面军
　　第3军
　　第5军
　　第122师团
　　第134师团
　　第139师团
　　第3方面军
　　第30军
　　第44军
　　第108师团
　　第136师团
　　独立混编第79旅团
　　独立混编第130旅团
　　独立混编第134旅团
　　独立战车第1旅团
　　第17方面军
　　第4军
　　第119师团
　　第123师团
　　第149师团
　　独立混编第80旅团
　　独立混编第131旅团
　　独立混编第135旅团
　　独立混编第136旅团
　　大陆铁道队
　　铁道第3联队
　　铁道第4联队
　　第2航空军
　　独立第15航空团
　　独立第101教育飞行团
　　第5航空军
　　第13飞行师团
　　第1飞行团
　　第2飞行团
　　第8飞行团
　　独立第105教育飞行团
　　第5航空通信团
　　【关东军人事】
　　关东军人事
　　※所列军衔均以最初上任时的级别为准 ※随着“总军”的设立，从昭和17年10月1日（1942年10月1日）起，司令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均改称总司令官、总参谋长和总副参谋长。
　　司令官
　　立花小一郎 (1919年 - 1921年)
　　河合操 (1921年 - 1922年)
　　尾野実信 (1922年 - 1923年)
　　白川义则 (1923年 - 1926年)
　　武藤信义 (1926年 - 1927年)
　　村冈长太郎 (1927年 - 1929年) - 皇姑屯事件
　　畑英太郎 (1929年 - 1930年)
　　菱刈隆 (1930年 - 1931年) - 九一八事变
　　本庄繁 (1931年 - 1932年)
　　武藤信义 (1932年 - 1933年)
　　菱刈隆 (1933年 - 1934年)
　　南次郎 (1934年 - 1936年)
　　植田谦吉 (1936年 - 1939年)
　　梅津美治郎 (1939年 - 1944年)
　　山田乙三 (1944年 - 1945年) - 终战时总司令官，后被苏联红军关押。
　　参谋长
　　浜面又助少将(陆士4期：大正8年4月12日～大正10年3月11日)
　　福原佳哉少将(陆士5期：大正10年3月11日～大正12年8月6日)
　　川田明治少将(陆士10期：大正12年8月6日～大正14年12月2日)
　　斎藤恒少将(陆士10期：大正14年12月2日～昭和3年8月10日)
　　三宅光治少将(陆士13期：昭和3年8月10日～昭和7年4月11日)
　　桥本虎之助少将(陆士14期 昭和7年4月11日～昭和7年8月8日)
　　小矶国昭中将(陆士12期 昭和7年8月8日～昭和9年3月5日)
　　西尾寿造中将(陆士14期 昭和9年3月5日～昭和11年3月23日)
　　板垣征四郎少将(陆士16期 昭和11年3月23日～昭和12年3月1日)
　　东条英机中将(陆士17期 昭和12年3月1日～昭和13年5月30日)
　　矶谷廉介中将(陆士16期 昭和13年6月18日～昭和14年9月7日)
　　饭村穣中将(陆士21期 昭和14年9月7日～昭和15年10月22日)
　　木村兵太郎中将(陆士20期 昭和15年10月22日～昭和16年4月10日)
　　吉本贞一中将(陆士20期 昭和16年4月10日～昭和17年8月1日)
　　笠原幸雄中将(陆士22期 昭和17年8月1日～昭和20年4月7日)
　　秦彦三郎中将(陆士24期：昭和20年4月7日～终战)
　　副参谋长
　　冈村宁次少将(陆士16期：昭和7年8月8日～昭和9年12月10日)
　　板垣征四郎少将(陆士16期：昭和9年12月10日～昭和11年3月23日)
　　今村均少将(陆士19期：昭和11年3月23日～昭和12年8月2日)
　　笠原幸雄少将(陆士22期：昭和12年8月2日～昭和12年9月27日)
　　石原莞尔少将(陆士21期：昭和12年9月27日～昭和13年12月5日)
　　矢野音三郎少将(陆士22期：昭和13年12月5日～昭和14年9月7日)
　　远藤三郎少将(陆士26期：昭和14年9月7日～昭和15年3月9日)
　　秦彦三郎少将(陆士24期：昭和15年3月9日～昭和16年5月9日)
　　吉冈安直少将(陆士25期：昭和16年5月13日～昭和16年7月7日)
　　绫部橘树少将(陆士27期：昭和16年7月7日～昭和17年7月1日)
　　秦彦三郎少将(陆士24期：昭和16年7月23日～昭和17年7月1日)
　　池田纯久少将(陆士28期：昭和17年7月1日～昭和20年7月28日；负责情报和政策)
　　田村义富少将(陆士31期：昭和18年8月2日～昭和19年2月25日；负责作战部署)
　　松村知胜少将(陆士33期：昭和20年3月1日～终战；作战担当)
　　四手井纲正少将(陆士27期：昭和20年7月29 昭和20?8月18日；负责情报和政策)
　　高级参谋?第1课长
　　※昭和6年10月5日（1931年10月5日）起，任第一课长
　　香椎秀一(陆士6期：大正8年4月12日～大正8年6月28日)
　　高桥小藤治(陆士9期：大正8年6月28日～大正9年4月1日)
　　竹森正一(陆士11期：大正9年4月1日～大正11年8月15日)
　　松井七夫(陆士11期：大正11年8月15日～大正12年11月10日)
　　黒田周一(陆士14期：大正12年11月10日～大正15年3月2日)
　　河本大作(陆士15期：大正15年3月2日～昭和4年5月14日)
　　板垣征四郎（陆士16期：昭和4年5月14日～昭和6年10月5日)
　　石原莞尔(陆士21期：昭和6年10月5日～昭和7年8月8日)
　　斎藤弥平太(陆士19期：昭和7年8月8日～昭和8年8月1日)
　　冢田攻(陆士19期：昭和8年8月1日～昭和10年3月15日)
　　下村定(陆士20期：昭和10年3月15日～昭和10年12月2日)
　　坂西一良(陆士23期：昭和10年12月2日～昭和12年3月1日)
　　绫部橘树(陆士27期：昭和12年3月1日～昭和12年10月30日)
　　安倍克巳(陆士28期：昭和12年10月30日～昭和14年3月9日)
　　寺田雅雄(陆士29期：昭和14年3月9日～昭和14年9月7日)
　　有末次(陆士31期：昭和14年9月7日～昭和15年10月10日)
　　田村义富(陆士31期：昭和15年10月10日～昭和18年8月2日)
　　松村知胜(陆士33期：昭和18年8月2日～终战)
　　作战主任参谋
　　浦澄江中佐(陆士16期：大正12年4月～大正15年3月)
　　役山久义中佐(陆士19期：大正15年8月6日～昭和3年10月10日)
　　石原莞尔少佐(陆士21期：昭和3年10月10日～昭和7年8月8日)
　　远藤三郎少佐(陆士26期：昭和7年8月8日～昭和9年8月1日)
　　河辺虎四郎中佐(陆士24期：昭和9年8月1日～昭和10年8月1日)
　　绫部橘树中佐(陆士27期：昭和10年8月1日～昭和12年10月30日)
　　欠员　(昭和12年10月30日～昭和13年3月1日)
　　冈部重一中佐(陆士31期：昭和13年3月1日～昭和14年3月9日)
　　服部卓四郎中佐(陆士34期：昭和14年3月9日～昭和14年9月7日)
　　中山源夫中佐(陆士32期：昭和14年9月7日～昭和15年8月1日)
　　武居清太郎中佐(陆士35期：昭和15年8月1日～昭和18年8月2日)
　　草地贞吾中佐(陆士39期：昭和18年8月2日～终战)
　　情报主任参谋?第2课长
　　※昭和16年10月5日（1941年）起，任第2课长
　　桜田武(陆士25期：大正14年8月7日～昭和3年8月10日)
　　花谷正(陆士26期：昭和3年8月10日～昭和4年8月)
　　新井匡夫(陆士26期：昭和4年8月～昭和6年10月5日)
　　板垣征四郎(陆士16期：昭和6年10月5日～昭和7年8月8日)
　　喜多诚一(陆士19期：昭和7年8月8日～昭和9年8月1日)
　　石本寅三(陆士23期：昭和9年8月1日～昭和10年8月1日)
　　河辺虎四郎(陆士24期：昭和10年8月1日～昭和11年6月19日)
　　武藤章(陆士25期：昭和11年6月19日～昭和12年3月1日)
　　冨永恭次(陆士25期：昭和12年3月1日～昭和13年3月1日）
　　山冈道武(陆士30期：昭和13年3月1日～昭和14年4月20日)
　　矶村武亮( ３０期：昭和14年4月20日～昭和15年11月9日）
　　西村敏雄(陆士32期：昭和16年2月4日～昭和17年8月20日)
　　武田功(陆士34期：昭和17年8月20日～昭和19年10月31日)
　　大越兼二(陆士36期：昭和19年10月31日～昭和20年4月10日)
　　浅田三郎(陆士36期：昭和20年4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
　　后方主任参谋?第3课长
　　※昭和16年10月5日（1941年）起，任第3课长
　　竹下义晴(陆士23期：昭和6年10月5日～昭和7年8月8日)
　　原田熊吉(陆士22期：昭和7年8月8日～昭和10年8月1日)
　　永津佐比重(陆士23期：昭和10年8月1日～昭和11年3月15日)
　　竹下义晴(陆士23期：昭和11年3月15日～昭和12年10月13日)
　　矶矢伍郎(陆士29期：昭和14年4月20日～昭和15年8月1日）
　　青木一枝(陆士33期：昭和15年8月1日～昭和16年9月11日）
　　村中嘉二郎(陆士33期：昭和16年9月11日～昭和18年8月2日）
　　中岛义雄(陆士36期：昭和18年8月2日～昭和19年2月7日）
　　谷岩蔵(陆士37期：昭和20年1月12日～日本宣布投降）
　　政策主任参谋?第4课长
　　※昭和16年10月5日起担任第4课长
　　松井太久郎(陆士22期：昭和6年10月5日～昭和7年2月17日)
　　坂田义郎(陆士21期：昭和7年2月17日～昭和8年8月28日)
　　秋山义隆(陆士24期：昭和8年8月28日～昭和9年8月1日)
　　欠员　(昭和9年8月1日～昭和12年3月1日)
　　片仓衷少佐(陆士31期：昭和12年3月1日～昭和14年8月1日)
　　黒川邦辅中佐(陆士32期：昭和14年8月1日～昭和17年2月14日)
　　小尾哲三大佐(陆士34期：昭和17年2月14日～昭和19年10月14日)
　　原善四郎中佐(陆士40期：昭和19年10月14日～昭和20年8月7日)
　　宫本悦雄大佐(陆士38期：昭和20年8月7日～终战)
　　经理部长
　　佐野会辅：主计总监(昭和5年12月22日～昭和8年8月1日)
　　铃木熊太郎：一等主计正(昭和8年8月1日～昭和11年12月1日)
　　矢部润二：主计监(昭和11年12月1日～昭和14年8月1日)
　　古野好武：主计少将(昭和14年8月1日～昭和20年7月5日)
　　栗桥保正：主计中将(昭和20年7月5日～)
　　军医部长
　　伊藤贤三：军医监(昭和6年8月1日～昭和9年3月5日)
　　梶井贞吉：军医监(昭和9年3月5日～昭和10年8月1日)
　　石黒大介：军医监(昭和10年8月1日～昭和11年8月1日)
　　出井淳三：军医总监(昭和11年8月1日～昭和13年3月1日)
　　斎藤干城：军医少将(昭和13年3月1日～昭和14年12月1日)
　　梶冢隆二：军医少将(昭和14年12月1日～)
　　法务部长
　　大山文雄(昭和4年6月21日～昭和7年12月19日)
　　竹沢卯一(昭和7年12月19日～?)
　　匂坂春平(昭和13年1月20日～昭和15年3月29日)
　　松本倭文雄：法务少将(昭和15年3月29日～昭和20年4月20日)
　　小幡通徳：法务少将(昭和20年4月20日～终战)
　　补给监
　　※昭和17年10月20日（1941年10月20日）新增补给监，由参谋长兼任
　　补给监部参谋长
　　高田清秀大佐(陆士29期：昭和17年10月20日～昭和18年8月2日)
　　田村义富少将(陆士31期：昭和18年8月2日～昭和19年2月25日)
　　佐藤杰少将(陆士29期：昭和19年2月25日～终战)
　　特种情报部长
　　※昭和13年8月1日设立“特种情报部”，当时隶属于参谋部第2课，俗称“研究部”。 ※昭和16年5月15日改编为特种情报部 ※昭和19年6月30日改编为特种情报队
　　大久保俊次郎大佐(陆士24期：昭和13年8月1日～昭和17年8月1日)
　　深堀游亀少将(陆士28期：昭和17年8月1日～昭和18年6月10日)
　　小松巳三雄大佐(陆士29期：昭和18年6月10日～终战)
　　筑城部长（工兵部长）
　　※创立时称之为关东军参谋部第2分部
　　※昭和16年5月31日改编为筑城部（工兵部）
　　※昭和20年5月25日改编为建设团
　　前田正実大佐(陆士25期：昭和12年7月5日～昭和13年2月1日)
　　河田末三郎大佐(陆士28期：昭和13年2月1日～昭和17年8月10日)
　　久保祯三少将(陆士28期：昭和17年8月10日～昭和18年6月10日)
　　花井京之助大佐(陆士32期：昭和19年7月15日～终战)
　　化学部长
　　※昭和14年8月1日从原技术部独立
　　胜村福治郎大佐(陆士27期：昭和14年8月1日～昭和14年11月1日)
　　小柳津政雄大佐(陆士28期：昭和14年11月1日～昭和15年12月2日)
　　宫本清一大佐(陆士29期：昭和15年12月2日～昭和18年1月18日)
　　山脇正男少将(陆士28期：昭和18年1月18日～昭和19年6月20日)
　　秋山金正少将(陆士30期：昭和19年6月20日～昭和20年7月28日)
　　丹羽利男大佐(陆士34期：昭和20年7月28日～终战)
　　防疫给水部长
　　※参照“‘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相关项目“军马防疫厂”
　　高岛一雄：一等兽医正(昭和11年8月1日～昭和15年3月9日)
　　并河才三：兽医中佐(昭和15年3月9日～昭和17年7月1日)
　　若松有次郎：兽医大佐(昭和17年7月1日～终战)
　　大陆铁道司令官
　　※最初仅设有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一职
　　※昭和19年12月16日改称大陆铁道司令官
　　舞伝男少将(陆士19期：昭和12年8月20日～昭和14年3月9日)
　　草场辰巳中将(陆士20期：昭和14年3月9日～昭和15年10月1日)
　　横山镇雄中将(陆士24期：昭和15年10月1日～昭和17年6月26日)
　　木村経広中将(陆士23期：昭和17年8月31日～昭和18年12月27日)
　　鎌田铨一少将(陆士29期：昭和18年12月27日～昭和19年12月16日)
　　草场辰巳中将(陆士20期：昭和19年12月16日～终战）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华的一支军队。

1905年日俄战争後，日本强占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不久，日本将辽东半岛改名为关东州，在旅顺设立关东都督府，下设民政部和陆军部。

1919年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在旅顺口设关东军司令部。

日本关东军-1931年9
     
月18日，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拉开了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的序幕。

1939年5月，伪满军队跟蒙古军队在诺门罕发生小规模边境冲突，後演化成为关东军对苏联红军的正面对决。朱可夫指挥六个旅七万名苏联远东军，以机械化部队击败两个师团约四万名关东军。一万八千名日军战死或受伤。日本全国震动，平沼内阁请辞。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及参谋长矶谷廉介被撤职。

1945年8月，关东军在苏联红军的打击下，全军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