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是君主立宪制:中越高层成都会晤的前前后后

　　张德维

　　作者简历：1930年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曾侨居越南求学。1948年参加粤桂边区所属政治工作队，1949年由粤桂边区纵队奉调入越部队，随后调入中国援越抗法政治、军事顾问团。1954年参与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建馆，负责翻译、调研。1964年再度派往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任三等秘书。1967年担任中国派驻越南胡志明主席医疗组秘书及胡志明主席翻译。

　　1985年7月至1989年3月，出任驻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并兼任驻民主柬埔寨大使，同时任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常驻代表；1989年4月至1993年3月，出任中国驻越南特命全权大使。1994年6月离休后至今，历任中越友好协会副会长，北京市越南、柬埔寨、老挝归侨联谊会第三、第四、第五届会长和该会名誉会长。

　　编者按：今值中越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20周年之际，特发表作者自越南离任后写的一篇回忆录，供读者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有个较为详尽的了解。

神秘的飞行

　　1990年9月3日清晨，越南首都河内，细雨霏霏。

　　8时10分（北京夏令时10时10分），一架银色的图134专机从寂静的内排国际机场起飞，缓缓升空， 悄然径向中越边境飞去。这是十二年来第一架飞往中国的越南民航飞机，而它的乘客又是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部长会议主席杜梅，越共中央顾问、原政府总理范文同。可以预料，这一行动将会对中越关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然而，机场上没有众多的送行者，没有记者，更没有群众场面。这些都使此次行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越南最高领导人此次秘密的中国之行，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邀请，前往成都就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举行内部会谈。越方的随行人员有：越共中央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红河，越共中央委员、中央对外部长黄碧山，越共中央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丁儒廉。我作为中国驻越南大使，随机陪同前往并参加会谈。

　　飞机飞行平稳，机舱内显得很安静，人们没有多交谈，似乎都在沉思，推想此行将会对越中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望着舷窗外一簇簇向后移去的云朵，思绪万千，往事在脑海里浮现……

　　回顾中越关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两党两国关系一直是十分友好和亲密的。在越南长期的抗法战争和抗美救国斗争中，以及在全面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过程中，中国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当美国侵略者把战火烧遍越南北方的严峻时刻，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并且派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2万余人奔赴越南北方，同越南军民并肩抗击美国空中强盗的狂轰烂炸。已故胡志明主席曾深情地说：中国对越南是“恩深、义重、情长。”（tram on ngan nghia van tinh）并用“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moi tinh tham thiet viet hua ,vua la dong chi, vua la anh em）这样深刻的诗句来形容两国间的亲密关系。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胡志明身后，在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取得胜利和全国统一之后，由黎笋掌权的一批人就背弃了胡志明的正确路线，蛮横推行侵柬反华排华政策，导致中越关系极度恶化，以至兵戎相见。由此，两国之间那种悲剧性的不正常关系，延达十余年之久。

任重千钧使越南

　　1989年4月，我受命出任驻越南大使，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贯彻中央定下的方针即：首先，越南必须真正彻底干净地从柬埔寨撤军，切实做到按国际社会的主张公正解决柬埔寨问题，切实改正对华政策，才能为恢复中越正常关系排除障碍，这是关键所在。根据当前整个国际形势、地区形势以及以阮文灵为首的越共新领导班子的政策转变动向，早日促成越南彻底从柬埔寨撤军并按照国际社会的主张公正解决柬埔寨问题，从而为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铺平道路。应该说，此时条件已基本具备。但是，我到任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工作，仍感到要解决这两件大事还有不小的困难，原因是黎笋的残余势力还在多方阻挠，中越关系还处于对立和对抗状态，边境纠纷还时有发生；两国间除外交关系之外，其它一切关系都断绝了。

　　不过，外交舞台是广阔的，我采取了多种方式开展活动，充分利用过去的一些老关系，广泛拜访越南各层次、各部门的负责人，围绕以上问题做工作。经过努力，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但当时作为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的阮基石，掌握着越南外交大权。我同他就柬埔寨问题进行过多次交谈，总是谈不拢，关键问题未能解决。时间已过去了一年，怎么办？这时我考虑到必须设法找越方更高层的领导人深入谈一谈。期间，我曾通过正常外交途径，提出希望拜访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但囿于两国两党关系仍处在不正常状态，越外交部都未予安排。为此，我想到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阮文灵，在越南抗美斗争期间曾作为越南南方主要领导人秘密访华，在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我曾为他担任过翻译，他应该是记得我的，于是通过友人表示希望拜访他。果然在不久后的1990年6月5日阮文灵接见了我。见面时，他热情地、久久地握着我的手，显得非常亲切。他由衷地怀念过去两党两国的美好关系，表示十分珍惜越中友好情谊，希望能够尽早恢复这种关系。我按中央的精神表示，中国领导人重视中越关系和传统友谊，希望越方能早日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好柬埔寨等问题，并为中越两国恢复正常关系铺平道路。阮文灵说，他同中国领导人有同样的意愿，并表示希望内部访华，以便亲自同中国高层领导直接商谈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次会见，因有较多陪同人员在场，阮文灵未就柬埔寨及两国问题深谈。但在这之后，事情就有了新的进展。

重要口信来意明

　　时隔不久，8月16日，越南社科院干部黄日新（黄文欢之子）来馆见我（他是同母亲一道去北京探望其父刚回来的），他神情激动地说：“8月13日晚，阮文灵总书记派车接我去他家里谈了一个小时，详细询问了我父亲生活和身体情况，十分亲切。总书记还说，他本想再次见张大使，但外交部说没有必要，进行阻拦。因此。他托我给您捎个口信。总书记讲的时候，我做了详细记录。最后又复述了一遍，得到了他的确认。”然后，黄日新郑重地向我转达了阮文灵总书记的口信，主要内容如下：

　　“凯山同志在去年10月转达了邓小平同志对我的问候和邓小平同志希望能早日看到中越关系正常化的话，我听了十分高兴。我同样殷切希望在我主持的越共六届中央任期之内能恢复越中友好关系，以便在越共召开七大时开始两国关系的新阶段。办成这件事，才不辜负越南人民和越共党员对我的信任。我想坦诚地说，柬埔寨问题这个障碍之所以长期拖着没能解决，是因为党内有人总把事情搞偏，没有贯彻中央的主要精神。我希望中方邀请我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及范文同顾问内部访华，以便同中国领导人直接、深入地商谈解决柬埔寨等问题，相信这些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很好解决，从而实现越中两国关系正常化。我将沿着胡主席的道路，为培育美好的越中友谊，捍卫越南社会主义革命和越中共同的革命利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在认真听取了阮文灵的口信之后，我对黄日新说：如有机会，请你转告阮文灵总书记同志，我理解他的意思和心情，我将立即报告我们中央。

　　送走黄日新后，我回到办公室反复思考一个问题。6月5日，我曾向国内报告阮文灵会见我时提出内部访华的要求。国内的答复是，先解决柬埔寨问题中余下的两个关键问题（即：越南必须彻底从柬埔寨撤军和公正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然后再按部就班和顺理成章地安排两国高级会晤。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和因素，那么我应提出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呢？再三考虑，认为还是应提出积极响应阮文灵要求的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我在报告中主要讲了以下几点分析：一是阮文灵一贯对中国友好。他希望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友好关系是真诚的。二是柬埔寨问题久拖未决，重要原因是阮基石及其主持的越外交部处处设障。阮文灵想要绕过这层障碍，由双方最高领导先谈定、然后再设法付诸实施，这符合越南当前实际。三是阮文灵希望我邀请杜梅、范文同同去，用意是增强此行的权威性及便于对重大问题当场拍板，也表明他对此举高度重视。四是从越方当前所处内外情况判断，此时举行两国领导人内部会谈，能够谈好的可能性很大。

　　次日收到复电指示，要我立即对口信内容进行核实，向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本人想在近日单独会见阮文灵总书记”，直接了解阮文灵的真实意图。十多年来，中越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使馆同阮文灵身边的人无联系，那么通过何种途径要求单独会见更为妥善呢？我即召开党委扩大会，请大家出谋划策。设想如通过越共中央对外部的途径，怕是保不了密的，也难以实现“单独会见”。有同志提出可否通过军方途径？我认为这样比较稳妥，又更利于保密。于是我想到与越南国防部外事局长武春荣少将有过较好交往，这次来越后同他见过几次面，关系甚好，可通过他要求内部往见与阮文灵关系亲密的黎德英大将（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当面请黎德英协助安排我秘密会见阮文灵。大家认为这个办法可行。于是我即让赵锐武官同武春荣局长联系。赵武官往见武春荣局长时郑重提出：“张大使有紧急和重要的事情需要会见黎德英部长，请局长同志尽快安排”。当天下午，武春荣就复告赵武官称：“大将同志很乐意同大使同志见面，明天上午8时或下午7时都可以。大将还说，今后大使同志要见他，由国防部外事局安排即可。”

　　8月20日上午8时，我的车直驶越南国防部。武春荣少将在大楼门口迎候，将我引进部长会客厅之后就退了出去，并把门关严。我正向前走时黎德英部长也从另一道门走进客厅，相见时黎十分热情地与我握手、拥抱。我客气地说：“真对不起，一大早就来打扰大将同志”。黎大将笑容可掬地说：“大使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客厅里除我们两人外，无其他人陪同。简单寒暄后我即转入正题，首先表示中国领导人重视中越关系，现在国际形势发展很快，时不我待，双方应把握时机，尽快排除柬埔寨问题这个障碍，进而实现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然后我提到阮文灵总书记给我捎的口信，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希望能够单独会见阮文灵总书记，以便直接听取总书记的意见，同时我也有些话想当面和总书记谈谈。我说，目前通过别的途径有困难，所以想烦请大将同志予以帮助。黎德英很爽快地表示：“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就把大使的要求向总书记报告。”接着，黎也谈了两点看法，大意是：第一，强调阮文灵对中国感情很深，一贯主张对华友好，在1986任总书记后，为恢复越中两党两国关系做了不少工作。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更成了他的夙愿。第二，作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一个步骤，是需要成立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但是，如果柬埔寨两个共产党不实现和解，最高委员会成立起来了也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各派还会继续争吵，甚至重新操戈。所以中越双方应当共同努力劝说柬埔寨两个共产党和解，使未来的柬埔寨能长治久安。

同阮文灵总书记单独会见

　　当天下午，武春荣局长就紧急约见赵武官，告称：“奉黎德英大将指示，请转告张大使。22日19时30分，阮文灵总书记在国防部部长会客厅单独会见张大使。双方都不带译员和记录。建议张大使换乘另一辆小车，不插国旗，从国防部侧门进入。”

　　事情进行得比预想的顺利。当晚，我按约定准时到达越南国防部。在四十多分钟的会见中，阮文灵总书记同我的谈话十分亲切和坦诚，他证实了黄日新所捎的口信。阮说：越南在长期革命斗争和抗法、抗美战争中，一贯得到中国真心实意的巨大支持和援助。我本人始终认为，越南应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1976年越共“四大”时，因为我不同意恶化越中关系的一些做法而被批评为“右倾”。1982年“五大”时，又由于我不赞成反华政策和主张现阶段应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而被排斥出政治局。当时，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中国采取那种态度。如果胡伯伯健在，决不会出现这种怪事。还有，对待华人和华侨的政策也是错误的。华人、华侨为越南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我们在胜利后却歧视他们、驱赶他们，实在太不近情理。

　　阮文灵还谈到，1986年他当总书记后，便下决心克服各种阻力，逐步纠正过去的错误，恢复对华友好。 他说，他首先说服越共中央建议国会删去宪法中有关反华的内容， 并修改了对华人华侨的错误政策。之后，又对各方面做工作，终于作出了从柬埔寨撤军的决定。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越南同中国这个坚强的社会主义中心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团结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和急迫了。阮文灵强调说，他最大的夙愿是在1991年年中召开越共“七大”前能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这对越南全党全民都将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

　　关于柬埔寨问题，阮文灵说，他深知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这次他拟去北京的首要任务是要同中方讨论柬埔寨问题，所以考虑由他本人和一两位高级领导人亲赴北京，以同志式的、诚挚交心的态度，同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直接商谈，寻求最佳解决方案。阮文灵认为，解决柬埔寨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首先，满足国际社会的普遍要求，让西哈努克当头，保证未来的柬埔寨成为一个和平、独立、中立和不结盟的国家，同各国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其次，促进柬埔寨各派都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捐弃前嫌，真正和解。这样做不意味着一方向另一方投降，也不存在谁吞并谁的问题，而是各方携手合作，共

　　创未来。他强调，至关重要的是不能让未来的柬埔寨落入美国之手，成为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推行和平演变的跳板。

　　阮文灵还深情地说：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在了，他和杜梅、范文同同志内部访华时希望能见到邓小平同志，亲自聆听他的意见和经验。

　　我十分认真地倾听着阮文灵的详细讲述，记下了他所谈的重要内容。最后我表示，非常感动地听取了阮文灵总书记十分亲切的谈话，我一定立即把总书记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向我们中央报告。

同意邀越南高层领导内部访华

　　8月28日下午，我馆接到国内关于同意越南领导人阮文灵、杜梅、范文同于9月3日至4日内部访华的复电。如何尽快把中央的重要决定直接告诉阮文灵本人呢？这时，距离阮等起程赴华的日期只有五天，时间十分急迫。于是我决定仍然通过越南国防部这个渠道，这当是最为迅速和稳妥的。刻不容缓，我即让赵锐武官立即约见武春荣外事局长。很不凑巧，武春荣去了海防市，第二天才能返回河内。赵武官当机立断，立即改约外事局处长武频中校。随后他向我作了汇报，我说，你做得很对，要尽量争取时间。

　　当晚9时，赵武官一见到武频中校就开门见山地说，张大使有非常重要和紧急的事情，希望能尽快会见黎德英大将，请中校同志协助安排。武频说，大将今晚参加越共九中全会会议，不知什么时候散会。我马上去他家看看。大将一俟定下会见时间，我就立即电话通知你。赵武官回到使馆没多大一会儿，就接到武频的电话答复：“明天上午8时整大将会见张大使，地点仍在老地方”。

　　29日上午，我准时到达越南国防部部长会客厅。见面时黎德英大将风趣地说：“看大使同志高兴的样子，一定是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喽。”我说：“昨天傍晚，我接到中央的重要指示。所以，今天一早就又来打扰您了。”接着我向黎德英通报了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邀请阮文灵、杜梅、范文同内部访华一事，请黎转告并安排我再次会见总书记一次，以便当面答复他。黎表示：“这的确是好消息，我听了感到非常高兴。请大使同志放心，我会立即向总书记报告。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要为访问取得成功做出最大努力。”在继续交谈时，我提到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已通过有关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文件，希望越方对此明确表态支持，并推动金边方面接受。黎表示理解，并再次提出解决柬埔寨问题应兼顾两个方面，一是柬内部和解，二是国际社会的要求。希望越中两国共同努力，创造条件，使柬埔寨各派实现和解。

　　告辞黎德英回到使馆后约一个多小时，越国防部武频中校就约告赵武官称：阮文灵总书记定于今天下午4时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一起会见张大使。大使可正式向越共中央对外部提出会见要求。我随即约见越共对外部郑玉泰副部长，称有紧急事情要求拜访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希望他立即报告。过不了多久，越共中央对外部礼宾司就通知我馆：应张德维大使要求，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主席定于下午4时在越共中央会客厅单独会见张德维大使。

　　下午3时55分，我乘坐插了国旗的轿车到达越共中央大楼门口，越共中央对外部礼宾司代司长范光英引领我进入会客厅，这时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已在厅内，他们都分别与我热烈握手和拥抱。根据越方提议，这次仍是不安排翻译、记录和陪见人员。我首先感谢他们两位在百忙中抽时间接见我。阮文灵说：据中央对外部报告，大使同志有紧急事情要和我们谈，我们很乐意见你。我说：“昨天傍晚，我接到国内指示，要我尽快向越共中央领导同志正式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邀请阮文灵总书记、杜梅主席、范文同同志于9月3日至4日内部访华的意见。为便于保密，地点安排在成都。”然后我从文件包里拿出用越文打印好的说帖逐字念了一遍。阮文灵同志还向我要了那份说帖，他看了一下又交给杜梅同志看。阮、杜两位当即商议之后，阮文灵表示：“我和杜梅主席非常高兴、非常欢迎、非常感谢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邀请。我们十分愉快地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谈时间、地点及有关安排。我们将尽快向政治局报告，从速确定代表团名单和着手准备工作，至于范文同同志，只要他健康状况允许，也一定会愉快接受邀请前往的”。会见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了半个多小时，阮文灵总书记又再次提出非常希望能见到邓小平同志，亲自聆听他的意见和宝贵经验。

　　9月2日晚，主席府大厅灯火辉煌。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主持越南国庆招待会，范文同顾问站在主宾席。黄碧山部长陪我走到范文同面前说：“敬祝顾问同志健康长寿！”我向范文同敬酒。“是维兄吗？我听出你的声音。”范文同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尤其是在晚上，只能凭听觉来识别人。他拉我到一边小声说：“我在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这次能去中国，同中国领导人见面，的确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特别希望能见到邓小平同志，讲讲心里话。”……

关键性的“成都会晤”

　　9月3日，北京时间11点整，越方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南宁专用机场。我引领着以阮文灵为首的越南领导人下机时，中国外交部齐怀远副部长、徐敦信部长助理、中央对外联络部朱善卿副部长等在舷梯前迎接客人。也是为了保密，广西地方负责人没有出面。在机场的安排十分紧凑，我们下了越方专机后便立即登上中方的专机，向成都方向飞去。

　　下午1时，专机准时抵达成都机场。代表团到达四川省委宾馆时，江总书记、李总理在客厅门口迎接客人。宾主在客厅就座后，双方互致问候并进行了简单交谈。江总书记解释说：“邓小平同志正在外地休息，所以这次就不能见各位了。”简短会见结束后稍事休息，下午3时，双方开始进行首轮正式会谈。江总书记首先作简短致词，接着阮文灵总书记按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作开场发言。随后，江总书记就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问题作了系统阐述；李总理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作了详尽的发言。休息一刻钟后，阮文灵作长篇发言，强调过去中国对越南革命和抗法、抗美战争都给予了极其巨大的支持和援助，越南党、政府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表示当前愿同中方一道努力解决好柬埔寨问题，尽早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恢复越中传统的友好关系。杜梅主席也作了相应的发言，表示越方愿与中方很好地解决柬埔寨问题，对我方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将进行仔细研究。首轮会谈，主要是围绕着越南从柬埔寨全部彻底撤军和撤军后在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柬埔寨最高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即权力分配方案）进行的。

　　晚间宴会后，双方工作班子就按各自领导的具体指示，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方案的细节进行了紧张的磋商，为次日正式会谈作好准备，并按我方建议连夜起草了一个共同文件草稿。

　　次日上午举行第二轮会谈，重点是柬埔寨问题。经过双方工作班子一夜的努力，双方对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已渐趋一致。但第二轮会谈时也还出现过一点分歧，即我方提出的柬埔寨最高委员会组成是13名代表，具体分配是：6+2+2+2+1（即洪森派6名、民柬派2名、西哈努克派2名、宋双派2名+西哈努克本人任主席）。杜梅表示赞成西哈努克担任最高委员会主席，但认为西哈努克应包括在西派名额之中。范文同则提出根据柬埔寨当前实际状况来分配名额，双方各半对金边已是吃亏了，如对立派方面还多了一名，这样不公平。我方据理阐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主张和要求，说明这个方案是最适当的。休息期间，阮文灵同杜、范再作了一番商议。复会时阮文灵代表越方表示全部同意我方提出的方案，并表示他们回国后要立即向金边做工作，也希望中国推动红色高棉与金边方面实现真正和解。至此，柬埔寨问题已经谈妥，中越关系中的一大障碍排除了。

　　接下来，关于恢复两国两党关系问题就谈得比较顺利，没有过多翻老账。这次会谈的两大问题全部谈妥后，江泽民总书记表示，我们之间从此可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并用了鲁迅的诗句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作为这次内部会谈的结束语。越方表示对这次会谈成果十分满意和高兴。最后，江总书记建议，双方应就这次会谈的成果签署一个纪要，阮文灵欣然表示同意。当天下午在越南代表团离开成都之前，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与阮文灵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共同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都“会谈纪要”。

　　阮文灵、杜梅、范文同一行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及曾庆红、齐怀远、朱善卿同志等道别之后，乘我方专机离开成都飞往南宁，抵南宁后即换乘越方专机返河内。我亦随机陪同越代表团一道返回河内。途中，机舱内的气氛与来的时候很不一样了。领导人多在交换意见，其他人亦谈笑风生。越共中办主任红河兴奋地对我说：“这次会晤非常成功，太好了！” 中央对外部部长黄碧山也兴致勃勃地说，回河内后我要宴请大使同志品尝越南名菜香肉全席。过一会儿，杜梅主席走过来问我：“江泽民同志引用的两句诗原文是怎么讲的？”我当即用汉越读音（注：越南儒学中对汉字有一种固定的读法）念了一遍给他听，他还要我把原文写下来，并请我译成越文。杜梅将原文和译文反复看了两遍后说：“江泽民同志在会谈结束时引用这两句诗太恰当了！” 回河内数日后，我又读到阮文灵在“成都会谈”成功后写下的一首体现其感慨心情的诗句： “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实现中越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为落实成都会谈协议，我在返回河内的数个月内，奉国内指示两度约见过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及多次约见越南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丁儒廉，催促越方加紧推动洪森方面接受中越双方达成的协议，以便尽早使柬埔寨问题获得政治解决。然而，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却被延缓了许多时日，致使中越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翌年（1991）仲夏，越南共产党如期召开了“七大”。新的领导班子作了很大调整。阮文灵顺利地交了班，可惜的是他未能在越共“七大”之前实现其夙愿——离任之前正式公布越中两国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

　　是年，随着柬埔寨问题全面政治解决的实现和柬四方联合的全国最高委员会组成，中越关系正常化也水到渠成。1991年11月，应我党中央和政府的邀请，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领导同志与越南代表团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越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