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大宅门2吴英玉:天津商业大学校友联谊会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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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梦 新闻来源: 天津商业大学深圳校友会 发表时间: 2008-4-10 浏览次数: 2320
贾根良，1962年生，
商业企业管理80-2班，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择商，审时度势
1980年，18岁的贾根良踏进了天津商学院，成为商院当年160名首届新生中的一员。
从老师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这个来自河北的男孩就意识到他的根将从老家的热土上移走了。然而高考报志愿时，贾根良却经历了一番周折。
1980年的中国正处在巨变的前夜，1979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击着人们的观念。贾根良认为应该思索我国解放以后所经历的坎坷和崎岖，他想选择哲学专业，然而最终他选择了企业管理专业。而让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是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书中所阐述的商战富国思想对贾根良触动很大，才有了他生命中重要的一个转折。
在天商求学的日子里，贾根良经常去图书馆看书，涉猎各类书籍。图书馆购进的新书他第一时间翻阅，大学时代广泛阅读为他以后升学、工作都很有帮助。进入大学后，贾根良感受到“天之骄子”的优待，老师们在学习、生活方面给予很多关怀，刚入学那个学期回家的车票都是由老师代买的；每周一次班会，班导师的谆谆教导给他的人格带来很大的熏陶，也成就了他踏实的工作作风。
大学毕业后，贾根良被分配到安徽财贸学院商业经济系任教，这是贾根良生命中一段忧郁的日子。从事教育工作这本来与贾根良经商富国的抱负就有很大的差距，又想到自己要在蚌埠这个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呆一辈子，他真的不甘心。他很快进入考研准备中，并于第二年考取了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的研究生，并很快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随后留校工作的过程中，他又考取南开博士，在经济学方面继续深造。1995年，博士刚毕业便恰逢中国宝安集团公司招贤纳士，于是，贾根良便负笈前往深圳。
从教，打道回府
能够做实业，这是他多年的梦想，优厚的待遇也坚定了他深圳之行的决心。原本想干出一番事业的贾，在到深圳不久便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挫折，也正是这个挫折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时，财务制度改革方兴未艾，贾根良在南开工作期间就和朋友共同编著过一部《公司理财》，他很想将书中现代的财务管理制度应用于实践，便兴致勃勃地提出到计财部长期工作，但却被断然拒绝了，认为这是在大材小用。在这期间，贾根良也思索了很多，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让他开始迷茫。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在企业中做事，思考他这一生究竟能做什么，并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兴趣还是在研究上，于是在抵达深圳10个月后，毅然做出了离开的决定，重回南开任教。“学校条件那么差，没有房子，收入很低，回去干什么？”贾根良至今仍记忆犹新：他的决定让一同到公司工作的博士们瞠目结舌。相比深圳优越的生活条件，确实，学校的工资收入还不到他在深圳的十分之一。但此时的贾根良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生就把一件事干好”这种信念让贾过早地与深圳这个年轻又充满朝气的城市告别。
即便在深圳工作期间，贾仍然坚持看书，为此他特意办了深圳图书馆的阅览证。
回到南开的贾根良，沉静了心情，整理了情绪，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去。出版专著，申请并研究国家课题，近8年来，南开大学经济学系近1/3的国家级课题（包括教育部课题）是贾根良一人完成或申请下来的，论文转载率很高。由于工作业绩突出，1999年初贾被破格晋升为教授，2004年获得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作为教授的贾根良重视培养人才，他认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应打破西方经济学教育的传统思维模式，接受新思维。“我现在非常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因为它可以通过教育使学生们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实现我上大学的梦想”。贾也非常注重学生素质的提高。“做人很重要”，贾根良谈及教学理念时说，“我的学生们不但要有创新精神，而且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著书，异端自居
回南开后，贾迎来了事业的春天，在经济学的许多研究领域对国际学术研究前沿了如指掌，新思想层出不穷。尤其是在演化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本着对学术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一直就对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潮流进行批驳。
贾根良说自己不适合“当官”，曾婉拒南开经济学系主任等职务。“你想呀，我写东西批判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内许多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们，为了办好这个系还要与他们搞好关系，这挺难办。”他豁然地笑了。
贾根良很较真，一些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主导的著名杂志，他是不投稿的。虽然这些刊物在经济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教授科研成果的肯定有很大帮助，但贾认为，不能为了学术评价而迎合潮流，因为他相信，他的许多看法被中国经济学界所承认是迟早的事情。“创新刚出现的时候大都是异端，中国经济学应该走自己的道路。”
贾根良最大的创新就是将演化经济学引入中国，用其解释、研究中国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正如牛顿力学是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特例一样，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是演化经济学的一种特例，“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更适宜用动态的经济演化范式来解释和指导。”
由于研究成就突出，自2003年底开始，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和暨南大学等一些高校相继与贾根良联系，希望他作为引进人才到他们学校工作.。最终，他在2004年9月选择了待遇并不比南开优厚但处于学术中心的中国人民大学；一年后，贾根良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换一换工作环境”，他淡淡地说。问及贾教授如果身处现代大学生的位置，会怎样选择职业，他说仍会选择实业，因为中国今后50年将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许多仁人志士们强国富民的梦想，而实业是最直接的，商学院的同学们能赶上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不过，在任教的道路上一路顺畅的贾根良一定也品味到了成功的喜悦，而他却说“成功，只是下一个起点，永远不会是终点。”
贾根良，1962年生，商业企业管理80-2班，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择商，审时度势
1980年，18岁的贾根良踏进了天津商学院，成为商院当年160名首届新生中的一员。
从老师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这个来自河北的男孩就意识到他的根将从老家的热土上移走了。然而高考报志愿时，贾根良却经历了一番周折。
1980年的中国正处在巨变的前夜，1979年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冲击着人们的观念。贾根良认为应该思索我国解放以后所经历的坎坷和崎岖，他想选择哲学专业，然而最终他选择了企业管理专业。而让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是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书中所阐述的商战富国思想对贾根良触动很大，才有了他生命中重要的一个转折。
在天商求学的日子里，贾根良经常去图书馆看书，涉猎各类书籍。图书馆购进的新书他第一时间翻阅，大学时代广泛阅读为他以后升学、工作都很有帮助。进入大学后，贾根良感受到“天之骄子”的优待，老师们在学习、生活方面给予很多关怀，刚入学那个学期回家的车票都是由老师代买的；每周一次班会，班导师的谆谆教导给他的人格带来很大的熏陶，也成就了他踏实的工作作风。
大学毕业后，贾根良被分配到安徽财贸学院商业经济系任教，这是贾根良生命中一段忧郁的日子。从事教育工作这本来与贾根良经商富国的抱负就有很大的差距，又想到自己要在蚌埠这个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呆一辈子，他真的不甘心。他很快进入考研准备中，并于第二年考取了南开大学经济学系的研究生，并很快对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随后留校工作的过程中，他又考取南开博士，在经济学方面继续深造。1995年，博士刚毕业便恰逢中国宝安集团公司招贤纳士，于是，贾根良便负笈前往深圳。
从教，打道回府
能够做实业，这是他多年的梦想，优厚的待遇也坚定了他深圳之行的决心。原本想干出一番事业的贾，在到深圳不久便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挫折，也正是这个挫折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那时，财务制度改革方兴未艾，贾根良在南开工作期间就和朋友共同编著过一部《公司理财》，他很想将书中现代的财务管理制度应用于实践，便兴致勃勃地提出到计财部长期工作，但却被断然拒绝了，认为这是在大材小用。在这期间，贾根良也思索了很多，现实和理想的差距让他开始迷茫。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在企业中做事，思考他这一生究竟能做什么，并越来越发现自己的兴趣还是在研究上，于是在抵达深圳10个月后，毅然做出了离开的决定，重回南开任教。“学校条件那么差，没有房子，收入很低，回去干什么？”贾根良至今仍记忆犹新：他的决定让一同到公司工作的博士们瞠目结舌。相比深圳优越的生活条件，确实，学校的工资收入还不到他在深圳的十分之一。但此时的贾根良已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一生就把一件事干好”这种信念让贾过早地与深圳这个年轻又充满朝气的城市告别。
即便在深圳工作期间，贾仍然坚持看书，为此他特意办了深圳图书馆的阅览证。
回到南开的贾根良，沉静了心情，整理了情绪，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去。出版专著，申请并研究国家课题，近8年来，南开大学经济学系近1/3的国家级课题（包括教育部课题）是贾根良一人完成或申请下来的，论文转载率很高。由于工作业绩突出，1999年初贾被破格晋升为教授，2004年获得教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的资助。作为教授的贾根良重视培养人才，他认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应打破西方经济学教育的传统思维模式，接受新思维。“我现在非常喜欢教师这个职业，因为它可以通过教育使学生们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实现我上大学的梦想”。贾也非常注重学生素质的提高。“做人很重要”，贾根良谈及教学理念时说，“我的学生们不但要有创新精神，而且还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著书，异端自居
回南开后，贾迎来了事业的春天，在经济学的许多研究领域对国际学术研究前沿了如指掌，新思想层出不穷。尤其是在演化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本着对学术认真负责的态度，他一直就对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潮流进行批驳。
贾根良说自己不适合“当官”，曾婉拒南开经济学系主任等职务。“你想呀，我写东西批判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国内许多所谓的著名经济学家们，为了办好这个系还要与他们搞好关系，这挺难办。”他豁然地笑了。
贾根良很较真，一些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主导的著名杂志，他是不投稿的。虽然这些刊物在经济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对于教授科研成果的肯定有很大帮助，但贾认为，不能为了学术评价而迎合潮流，因为他相信，他的许多看法被中国经济学界所承认是迟早的事情。“创新刚出现的时候大都是异端，中国经济学应该走自己的道路。”
贾根良最大的创新就是将演化经济学引入中国，用其解释、研究中国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正如牛顿力学是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特例一样，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是演化经济学的一种特例，“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更适宜用动态的经济演化范式来解释和指导。”
由于研究成就突出，自2003年底开始，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和暨南大学等一些高校相继与贾根良联系，希望他作为引进人才到他们学校工作.。最终，他在2004年9月选择了待遇并不比南开优厚但处于学术中心的中国人民大学；一年后，贾根良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换一换工作环境”，他淡淡地说。问及贾教授如果身处现代大学生的位置，会怎样选择职业，他说仍会选择实业，因为中国今后50年将实现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许多仁人志士们强国富民的梦想，而实业是最直接的，商学院的同学们能赶上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不过，在任教的道路上一路顺畅的贾根良一定也品味到了成功的喜悦，而他却说“成功，只是下一个起点，永远不会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