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垣黑社会名单:《盛世中国系列之康乾盛世》文字稿--世纪大讲堂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今天的盛世中国系列，我们将会为您讲述的主角是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来统治的大清帝国，在经过了康熙、雍正以及乾隆三代帝王的努力之后，终于出现了国家强大、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的这样一幅局面。而当时中国的经济产量在全世界也位居前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盛世的中国，在乾隆晚年的统治之后，却逐渐走上了一条衰落的不归路。因此也有人开始质疑，在康乾盛世表象的繁荣之后，真实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地来认识康乾盛世，而昔日的繁荣又为什么会变成明日的黄花。今天的《世纪大讲堂》有关这些问题，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郭成康先生。欢迎郭先生。
您好。欢迎您，来，您这边请。
首先还是和大家一起来通过我们的大屏幕来认识一下郭成康先生。
嘉宾介绍
郭成康，1964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毕业，师从著名的清史研究专家戴逸先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专业方向为清史，主攻乾隆朝政治史、社会史。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清史研究》主编，出版学术专著有《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乾隆大帝》、《康乾盛世历史报告》等，撰写学术论文50余篇。
主持人：欢迎郭成康先生今天来坐客我们的《世纪大讲堂》。其实我知道，在五年前的时候，您也曾经坐客中南海，给政治局的领导人去讲述过康乾盛世，能不能给我们讲讲，那次去讲课，给您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郭：我觉得那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康乾盛世这段历史非常关心，他们关注的焦点，我觉得也还是跟今天的现实紧密相关。
主持人：我想可能在您讲课之后，大家也会有一个相互提问，沟通交流的时间，不知道我们政治局的其他领导人多数关注的是康乾盛世当中的哪些问题呢？
郭：我觉得还是关注这个为什么强盛，为什么由盛入衰，这么两个问题。
主持人：其实康乾盛世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非常关注，我们从这些年的电视屏幕上就可以看到，老百姓也特别喜欢听那个时候的故事。
主持人：我们知道历史和戏剧总是存在着差异的，电视屏幕上的这些清宫戏，特别是比如说像《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等，您自己看吗？
郭：我一般不看，偶尔就是碰上了。
主持人：扫两眼。
郭：就看两眼。
主持人：为什么不看？
郭：为什么不看，我觉得这个电视剧也还有两种，一种是戏说一类的，一般是不看的，我感觉也不是讲得很深刻，但是就从我们来说，有点挑剔，所以我就不太看。
主持人：即便如您所说呢，正剧可能它还有相当的严肃性在里面，但是我也听到过一些人评论说，电视屏幕上每天都充斥着这样今天是大帝，明天是王朝的戏，其实他们所宣扬的这种思想，可能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如果他的决策是正确的话，他就能给我们带来好的生活，能带来这个国家的繁荣昌盛，认为这种理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我们的老百姓来说，可能有点像一个这个毒草一样，因为它可能不太符合当今世界大家所认同的这种普适的价值观念。您怎么看呢？
郭：我觉得这个，就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是一种看法，就是说宣传一种这个中国这种帝制文化，就专制文化。
主持人：帝王文化，对。
郭：这些东西多了以后，有人有种感觉，所以你讲到这个普适价值的问题，讲到这个民主的问题，这确实是，大家觉得跟这种精神，跟这种时代精神不符合，这更多的应该宣传什么呢，应该宣传这个，就说民主的问题，民主的价值观念的问题，民主的宪政理想的问题和民主制度的问题，
主持人：但无论如何呢，康乾盛世可能是中国古代社会离我们最近的这样一个盛世的时期，在今天呢也依旧吸引着很多中国人的目光，大家想去了解它，也想去研究它，知道在这个康乾盛世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所以接下来呢，我想我们就用掌声来欢迎郭成康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康乾盛世。
在十七世纪的中叶到十八世纪
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全盛时期——康乾盛世
这个经历了康熙 雍正 乾隆三代帝王苦心经营的帝国
在随后的全球历史变局中
由盛转衰 瞬间倒塌 昔日的辉煌不复存在
那么回顾历史 盛世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为什么卡尔马克思把这段历史称之为“奇异的悲歌”
盛世中国系列《康乾盛世》《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我讲的题目是康乾盛世为什么迅速走向衰落。我讲这个题目，就比较偏重于后边，康乾盛世的起点是康熙23年，就是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开放了东南沿海四个口岸以后。这时间是这个公元1684年。它达到这个巅峰时期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乾隆22年，这大概100多年的时间，称为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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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国有一史学家，叫这个魏斐德，他在他的名著《洪业》里特别说，他说这个中国的版图，几乎在这个时候比明朝领土扩大了一倍，因而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再没有真正的对手能够向清朝的统治提出挑战。这个下面我就进入这主题，为什么这个，这么一个强大的帝国，在乾隆去世以后，40年以后就发生鸦片战争了，中国被打得一败涂地，进入了一个百年沉沦的这个半殖民地的一个社会，这到底原因是什么？我首先想说一下，简单说一下这个，就这个时代和以往的盛世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在中国古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的了，最后一幕了，它和以往的“治世”，和以往的盛世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正如各位同学们所熟知的，就是从15世纪末以后，这个由于地理大发现，世界进入了这个航海时代，过去隔绝人类的这个广阔的大洋现在已经不成为障碍了，整个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它的整体性加强了，这个咱们今天常常用的这个全球这个经济一体化这个问题，实际上在那时候已经开始慢慢地起步了，所以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中国历史在自己内在的逻辑和外来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它已经一步一步地走进了近代社会转型的门槛，它和世界的其他各国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大问题，要由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由这个传统社会进入近代社会，都进入这个深刻的变革时期了，所以它有好多老问题，统一问题，集权问题，民生问题，另外它有很多新问题，这些新问题是亘古未见的问题，这些问题处理得好坏，决定着国家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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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给讲一下这个康乾盛世，就是18世纪以后，中国碰到的第一个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就牵动全局的，牵动着民生、经济、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是人口压力的问题。这个在18世纪100年当中，中国的人口由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就翻了一番还要多一点，从数量来说，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达到过三亿，另外为什么说它亘古未见呢？就是它翻一番的时间，由1.5亿，就是乾隆6年到乾隆55年，它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它就翻了一番，所以这个节奏快，大大加快。所以就说是空前的，这个，当时的中国人，包括皇帝在内，没有遇见过这种大问题。就说这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问题，中国人口翻了一番，世界人口在这个时候也翻了几乎将近一番，所以这是航海时代发生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对世界各国来说，既是挑战，你怎么养活这些人，另外也是一个机遇，这个人口和资源的这种紧张关系，往往促使这个，由传统社会，由农业文明向近代社会、向工业文明发展，因为原来的农业文明养活不了这些人了，所以各国都在探索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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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清朝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就康雍乾三个皇帝，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们用传统的办法，什么呢？就鼓励垦荒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鼓励垦荒的政策十分简捷，就是什么呢？对农民垦荒，这个田头地角，零星土地，采取一种很宽容的政策，就开垦出来以后，永不升科，国家不收税，把这部分财富让利于民，中国的土地耕地面积大概由这个七八亿亩增加到十亿亩，十一亿亩，增加了两三亿亩，所以人口问题基本上缓解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什么出现康乾盛世呢？我觉得农业社会，人口增加，耕地面积增加，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强大的经济支柱，所以康乾盛世繁盛，这经济上的根源是人口的增加，人口成倍地增加。但是问题很快来了，就是越到后来越看出什么问题呢？就是人口的，土地面积的增加不如人口增加得快，没有那么多耕地可以开垦了，这个所以越到后来，越显出这种疲软的态势，中国经济发展得后继无力，
郭：对比出这个时期，大家知道，这是世界大分流的时期，特别跟西方大分流的时期，西方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它摸索了一条工业化道路的办法，解决了过剩人口的问题，所以咱们回顾看这一段呢，就说这一段的经济，它是一个数量的，一个规模的一个增长，它没有质，没有引起质的变化，没有引起这个产业结构的变化，也没有这个引起那个人口城镇化的问题，也没有影响到这个政治制度改革的问题，为什么衰落了呢？归根结底是这个原因，就是人口增长了，中国解决了一些问题，传统办法，但是没有最终把这问题解决。我就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帕结束
悬念小片
在人口问题带来的隐患之外
西方的威胁又接踵而来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大变局
为何大清帝国的统治者却关闭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而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制度所暴露的是怎样无法解决的政治问题？
《康乾盛世》《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郭：第二个问题，亘古未见的还有这西方的威胁，这个西方人啊，中国过去很少接触的，这个世界航海时代开始以后，首先来到中国的是葡萄牙，在16世纪中，把澳门占领了，17世纪初，荷兰人侵占了台湾的一部分，俄国人从陆路向中国逼近。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是主要角色，它代替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成了海上最强大的西洋国家，它当时还不敢直接进攻中国，这个基本上打着这个贸易自由呀，这个国家平等这旗号，就开始冲击中国的主权。对于这种种族，宗教信仰，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中国迥异的西洋殖民者，西方殖民者，他们表现出来这种咄咄逼人的强悍的架式，以及他们的自然科学和火炮制造技术方面的优势，所以康、雍、乾三个皇帝深深地感到忧虑，为什么呢？他在国内，他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他知道汉人，被征服的汉族民族对他们不满，他们来说呢，对他们采取猜忌的、防范的心理，他们最怕这些居心叵测的西洋人和汉人联合起来、勾结起来，来颠覆这个大清帝国，所以他们对洋人，对西方人是怀有戒心的。这个时候呢，从世界大势来说，对世界各国要求来说，它是要采取一种比较开放的对外的政策，对自己本国的老百姓，采取比较开放的、允许出国的政策，对外来的，允许到中国做生意的政策，但是整个中国的大势来说呢，这时机越来越收缩，越来越收缩，首先是康熙晚年，他禁止中国，很强大的闽广的这个远洋船队到南洋去贸易去，
郭：这是康熙50年代禁南洋，第一次把那个四个口岸通商这种开放的路线开始紧缩了一下，到乾隆22年，把四个通商口岸改成一个广州的单口通商，这是一个关键点，一个关节点，它预示了18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收缩，更加不开放，原来四个通商口岸，现在变成只有一个广州通商口岸，允许和欧洲国家贸易。他的依据是什么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说为了慎重海防起见，不能在那开辟通商口岸，英国人想在那开辟通商口岸，想开辟宁波，定海，舟山，在那开辟通商口岸，这是西方威胁一步一步加强，它不是采取这个开放的、充实国力的办法，而是紧缩这个对外政策。到了乾隆58年，大家就人所共知的就是英国第一次派正式的使臣马戛尔尼来到中国，由于礼仪之争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向乾隆三跪九叩的问题就争执不休，乾隆非常恼火，所以最后不跟他谈判，英国早准备好谈判了，对马戛尔尼下的训令就指出，他说如果中国人提出来，禁止鸦片走私的话，他说你必须答应，不要因为鸦片问题纠缠，影响了英国的主要利益，他准备做出妥协来了，但是中国不跟他谈，把他所有要求，一股脑全都拒绝了。就这一次呢，马戛尔尼走的时候，他了解中国虚实了，他说中国就是，不过是一只破烂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这个胜过邻船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体积大，体积大，英国如果派出两三艘军舰，不用两个月的时间，就会把中国沿海的海军全部摧毁，所以他已经看出这个外强中干的这种本质。
郭：下面再讲讲第三个问题。政治问题，政治，在中国政治是决定一切的，政治体制是决定一切的，下面呢我想讲一讲这个第三个问题，就在清朝的时候，特别在康乾时期，专制皇权已经达到了这个顶峰的地步，就极端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种体制在历史上无疑发挥过它的历史，正面的历史作用，它对于国家的统一，对于政治的稳定，它起了正面的作用，但是在这个时候，负面的影响非常非常地反映出来，比如说像刚才我讲的，三次在开放的问题上走错了路，失误了，都不是集体讨论，都是皇帝自己拍脑门，他自己独断的。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暴露在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最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他就没有这个民主化的、科学化的这种决策机制，暴露出来。再有一个呢，就说政治腐败大面积地蔓延在这个时期，就是控制不住，从乾隆来说，他对于惩贪有，他的认识非常清晰，他把贪官比喻成国家的蠹虫，国家的蠹虫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这个蠹虫会把这个大清帝国从内部给掏空了，就不是灭在别人的手里，是灭在自己的官僚的手里边，所以他说，贪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
郭：从乾隆20年开始，他开始加大惩贪的力度，到这个40年，他40多年当中，几乎一两年杀一个这个省一级的最高的官员，就是总督或者巡抚，隔一两年杀一个，隔一两年杀一个，在乾隆46年，甘肃发生一个全省官员贪污的一个大案子，结果全省官员几乎都涉案了，这次贪污的案子，乾隆称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奇贪异事，杀掉多少官员呢？这个判决死刑的，判决了120几个人，120几个官员，最后死掉的，杀掉的，正法的，有50几个，将近60个官员。其中一次在北京菜市口，一次杀掉的贪官，就这个案子的贪官就20几个贪官一次杀掉，所以应该说他惩贪力度非常大。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惩贪力度这么大，这个没有制止，遏制住贪风呢？这个归结到还是体制的问题，就是用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受制约的这种政治体制，就是，就当时为什么一个总督出问题，一个巡抚出问题，全省一窝都出问题，这关键就是说，第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他是土皇帝，比紫禁城里的皇帝权力还大，所以当时人们总结说，“州县之畏督抚，过于畏皇法”，他怕督抚胜过于怕国家的法律，怕皇帝。所以这是一种这个体制上的缺陷，同学说了，像乾隆这么聪明，他难道看不到吗？他应该说，这是他，也是有意设计，他希望建立起一种高效能的一种灵活的，用他的话来说吧，是“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的政治体制，就他一道令下，下面能够一竿子插到底，这个权力集中的体制有这个长处，它不拖泥带水，行政效能非常高，但是他既然赋予了像督抚一级，州县级的官员这种过大的权力，他这贪污，这政治腐败就难于遏制了，乾隆末年，大家知道发生了，到嘉庆初年，那时候乾隆还在，他是个太上皇，嘉庆元年的时候，爆发了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这次大起义，无情地把这个盛世的华丽的外衣给撕下来了。这个打出来的口号是什么呢？就是官逼民反，
郭：另外这次为什么说暴露了整个社会问题呢？就川陕楚的地区集中了数以百万计的流民，它是一个各省之间统治薄弱的地区，再加上白莲教在那进行组织，所以发生了。所以它反映了这个人口问题，人口膨胀的问题，反映了农业问题解决已经到了尽头，也反映了这个政治上的腐败所造成的，一次大起义，把康乾盛世给结束了。总而言之，在国势上升的时候，甚至处于顶峰的时候，种种的隐患，内部的、外部的都已经存在了，就准备，有的已经开始露头了，有的正在准备后40年越来越爆发出来，暴露出来。但是乾隆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没有能够化解这种种隐患，以至于隐患发展起来，最后使这个强盛的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在衰落以后继续发展，到这个迅速的衰败下来。
第二帕结束：
历史的镜鉴
在今天强国林立 大国相互竞争的环境中
崛起的中国又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康乾盛世》《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我这最后一点，就是有几点思考，第一点，通过探讨这个由盛转衰的历史，我觉得第一个，在一个强国林立、大国竞争的国际环境里，即使处于日渐富强的顺境，也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种大国竞争的竞技场确实是，应该说是很严峻的，有时候很残酷的，所以这是一种这个大国，强国林立，大国竞争这种严酷的这种国际环境，你处在这样的国际环境当中，你即使你国家比较好，比较富强，你是一个顺境，你保持清醒头脑，要常怀忧患意识，如果国家统一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我觉得更不能沾沾自喜，所以我不太赞成现在轻易地说，现在是盛世，我觉得要慎重地来说这个，慎言盛世。
郭：当然呢看到成绩，对增强民族自信心非常重要，但不能忘记，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会毫不留情地，过去曾经毫不留情地将东亚最强大的大清帝国淘汰出局的历史教训，这是第一点，要常怀这个，就说咱们今天要常怀这个忧患意识。
第二个，常怀忧患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当国家强盛的时候，头脑不要发热，要认真研究，哪些地方可能潜伏着隐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人口或者物价，物价我没有讲，这都潜伏着隐患，西方威胁都潜伏着隐患，它们过去曾经起过正面作用，但是条件变了，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所以我觉得那个时代，是盛也罢，衰也罢，都和这个，这些大的问题，人口问题息息相关，所以我总感觉，看，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真感觉真是成也箫何，败也箫何，这利弊相因，祸福相倚，这康乾盛世一百多年，中国历史命运，认真读起来以后，你真是叫人无限地浩叹，
第三点，我觉得社会稳定对中国至关重要，是康乾盛世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最关紧要的条件，但是当中国社会内部在全球剧变影响下开始出现人口压力，物价持续上涨，一系列新问题的时候，改革和发展实际上已经严峻地提到了历史的议事日程。联系到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日益迫切，通过改革，增强国力，显得尤为紧迫。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乾隆皇帝，仍然在以追求着稳定这个基本的政治目标，甚至不惜牺牲改革为代价，其结果不仅使我们，我们民族，贻误了发展的机遇，而且以后欲求社会稳定也不可得。所以在处理稳定和发展的问题上，稳定，改革和发展这问题上，我觉得康乾盛世提供了一面镜子。
第四，开放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时代主题，开放国策的选择和确定，要受到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牵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内政治状况最关重要，康乾时代，三次收紧开放政策，原因种种，但主要是基于对国内汉人的猜忌和防范，所以历史经验昭示我们，要坚持开放的政策取向，并且一步步地不断地扩大开放的程度，这跟国内有很大关系，和国内的是否政治社会和谐，国内民族关系是否和谐关系很大。和谐的，国内和谐的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是坚持开放国策的基础和前提。
我就向大家讲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郭成康先生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精彩的演讲，和我们一起来回顾了康乾盛世它曾经的辉煌。但是对于这样一段历史，其实在前面您也说过了，您不太同意，可是确实有很多的历史学家，今天好像认为它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特别是处于康乾盛世的时候，这个我们如果环顾整个世界的话，资本主义其实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因此呢就会有人评论说，那一段历史，可能，当然它是盛世，但，是一种自诩的盛世，而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我知道您可能要批驳一下，是不是？
郭：我觉得这么看，就说盛世这一个词，最早是在康熙晚年提出来的，就是康熙55年，他有个谕旨说，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是作为这个最高统治者第一次提出来，到乾隆20年代，又进一步提出国家处于全盛，这个另外那个从整个清代来说，包括乾隆时期和乾隆以后他的子孙们，也都是认为这是一个盛世，他们很崇拜这段时间，所以可以说自诩。这个但是呢，就说有人认为，可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觉得这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盛世持续了130几年，你不好一概而论，我比较倾向于什么呢，就是说乾隆40几年以后，这种情况确实出现这种千疮百孔，这败絮其中这种情况，但是前面，我觉得确实辉煌过，这对于增强民族自尊心，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那还是一个值得人骄傲的时代，不要轻易地贬低自己的民族的历史。
主持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段时期放到一个历史长河当中，特别是我们进行一个横向比较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即便是它出现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这样的一个盛世，但是为什么它没有能够跟随，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吧，是与时俱进，采用当时世界上已经出现的，从政治制度角度来讲也好，经济制度也好，或者说从这个最先进的生产力来说也好，为什么没有能够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制度，反而是说，这样固守着原来可能是这么多年的封建社会所留下来的一些东西？
郭：你这问题提得非常好，就说比如说，刚才说固守着这个，为什么不能追求一种先进的制度，比如当时先进的制度，就刚才您说这个具有普适价值的这个民主宪政的理想和民主制度，或者说咱们不加这个阶级的定义，就说民主，这是一个普适的价值，我觉得这不能够苛求古人，你不能说乾隆当时要搞政治改革，推出这个民主制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乾隆时代到现在，200多年过去了，中国在，中国人民，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在追求这个民主理想的时候，是经过多么波折的道路啊，是吧，戊戌维新的那个君主立宪，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以后的这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这不都在追求民主嘛，解放以后也在这个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到今天，大家还在讨论，民主是好东西，还是民主是坏东西，怎么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我觉得这问题并没有这个很好地解决。
主持人：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
郭：还没解决，你叫乾隆爷解决，两百年以前，可能吗？民主它是需要有条件的，它需要有很多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包括国际环境的条件，包括领袖人物的品质的问题，这是我的看法。
第三帕结束
康乾时期，在严厉的制度之下
为何腐败之风越演越烈？
他所反映的是怎样的制度缺陷？
鼎盛之际的大清帝国
为何没有走向对外掠夺的道路？
面对现场观众的提问 郭成康教授又将作何回答
《康乾盛世》《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主持人：好，谢谢。接下来呢，向您提出一个我们在网上征集到的一个网友的问题，他的名字叫做我贪我贪我就要贪，这个网友。他说清朝统治者，其实对这个贪污、腐败整治得相当地厉害，历史上呢但是大贪官，像和珅，他贪污的程度就令人发指，他就想问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严厉的制度之下，还会出现这样的贪官，那么到底是一个当时整体的制度问题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还是说可能存在着一些君臣之间的私人情感，一些个体的个别的现象？
郭：这个说到和珅呢，就是和珅的这个贪污这一块，可能被夸大了，一个他没有贪污那么大，当时据说贪污两亿多两白银，中国一年这个财政收入才这个，国家的整个岁入才是三四千万两，他是不可能的，这么多银子，他没地儿搁。他之所以被夸大，那是因为什么呢，他成了，就是说嘉庆那个时代，他成了乾隆的替罪羊，大家不能批评乾隆，都知道很多问题是乾隆的问题，但最后要着这个，把和珅抬出来，所以这是被夸大了。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制度的问题，实际制度分成两个范畴，一个范畴是整个国家制度，就是说刚才说的政治体制，一个说的是法律制度，这位网友，我贪我贪我贪，他说的什么呢，他说的法律制度，那确实这时候是，乾隆年代是最好的时期，它的立法，在立法上，应该说是很严密的时期，这个，它在乾隆23年的时候，废除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完赃减等条例》，以前的贪官都杀不了，包括雍正、康熙的时候，都不杀，没有见过，以后也没有，很多红顶子，这个赐绫自尽的，就没有，它就说明什么呢，他完赃就可以减等。政治体制范畴，我刚才说了，它属于一种这个权力造成腐败，这个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它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州县畏督抚，过于畏皇法”，这就说明他怕什么，他就怕督抚，因为督抚掌握着他的生杀予夺的大权。
主持人：好，谢谢您和我们网友做的交流，谢谢。
主持人：好，接下来呢，看我们在座的各位观众有什么样的问题。
提问1：老师，您好，那个您刚才讲乾隆已经认识到，意识到西方的威胁，而且国内也出了很多的问题，那他为什么没有，就是说面对解决这些问题，向外去求，或者进行一种侵略的或者掠夺的这种行为，以至于发动战争，由于进行一种战争上的角逐和竞争，才使它不断地改革和提升，我想问一下他为什么当时没有想起来这个？
郭：你这问题提得挺好。刚才说，就是大国崛起，就是说国内发生了问题，我想给你补充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世界全球性的人口膨胀的问题的压力，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紧张，和自然关系紧张怎么办呢，它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一些海洋国家来说，它没有纵深的内陆，是吧，所以它就习惯于什么呢，就成为重商主义政策，国家以国家的力量支持海外贸易，保护海外贸易，殖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本土的人向国外殖民，它采取这一系列的办法向外发展，它不期然地走上了这个工业化的道路，也引起了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但是中国，为什么跟它分道扬镳了的话呢，所以我总感觉，不要追究个人的历史责任，说乾隆皇帝怎么样错失了机会，不要这么说，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你看中国国情，中国今天是一个内陆的国家，同时是一个海洋的国家，是吧，它是内陆的国家，它好办在什么地方呢？人口压力来了，它可以向长江中上游发展，湖广填四川，就是向长江中上游发展，这些丘陵地带，半丘陵地带，都可以去种玉米啊，种白薯啊，哎，它就活了，它还有一个慢慢缓解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所以关于问题，如果我理解，我觉得应该把它定在这，然后东西方在18世纪末大分流了，是吧，这走不同的道路了，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问题呢，可能还有你说的政治上的问题，政治上的问题，对汉人的猜忌防范，他表面上高唱，老是满汉一体啊，什么如何如何，实际他骨子里，非常非常猜忌和防范，这一点我觉得需要深入研究，我回答完了，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提问3：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清朝的物价问题，在刚才您也稍稍提到这个物价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物价问题，跟这个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联系都非常紧密，非常大，与以往相比，它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您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讲一下？谢谢。
郭：这个物价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隐患，物价问题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亘古未见的，就是物价持续上涨，这是中国皇帝从来没遇见过的事情，康熙晚年他就发现了，他说为什么今年是大丰收，不仅大庄稼丰收，而且经济作物也丰收，芝麻什么，花生也丰收，在这种情况，为什么粮价还上涨，这种现象现在经济学的理论，认为这是出现了通货膨胀了，只要物价持续上涨，就出现通货膨胀了。所以当时这个问题，他没遇见过，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连原因都不知道，随着马戛尔尼使团来，有一个副使叫斯当东，叫他使团秘书，他说是由于欧洲白银的大量流入，是一个货币的问题，是一个货币投放量的问题，是货币流通速度的问题，所以这个斯当东抓住要害了，当时没有，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能够搞清楚这一点，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成为中国通货，成为世界范围通货膨胀的一种持续的推动力，当然后来出问题了，出在哪了？就是到乾隆末年的时候，问题出来了，就是说，在300％的物价上涨指数之后，按道理来说，以及一系列改革，金融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工薪改革，相应地提高，它不，一百年不动，比如说养廉银是定在一百年前，一个州县官一年是一千两银子，到乾隆末年，一百年过去了，几十年过去了，还是一千两，过去三五钱银子，可以买一石米，现在一两半银子才能买一石米，它整个通货，由于通货膨胀的常积累效应，它缩水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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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这个通货膨胀还影响什么呢，这积累效应，还影响着河工，海塘，漕运，铜政，钱法，一切国家统治的这些产业基础全都瓦解了，全都动摇了，所以为什么出现，盛世出现问题了呢，也是这点是解决不了的，要改革，他又没有勇气去改革，没有勇气。当时有人就，有的大臣就给嘉庆提出来，他说能不能给那个押运那个漕粮的旗丁增加一点行粮月粮，增加一点那个，就提高他们的这个津贴，嘉庆说，不行，如果提高旗丁的月粮，官员怎么办，兵丁怎么办，官员是五六百万，每年的养廉银，这八旗和绿营每年是两千二三百万两的这个军饷，这已经占了财政收入多少了，已经占了财政收入，国家支出的一半还多，他们要提高怎么办，他们提高不了，提高的话，整个财政体制全打乱，财政体制建立在什么情况下，它是一个农业社会的财政体制，就说农业税，农民交的地丁银占60％到70％，你提高农业税，这清朝皇帝是最忌讳的东西，清朝皇帝就怕什么呢，就怕加赋，他知道明朝亡于加赋，所以他，清朝历代皇帝恪守不加赋为祖训，所以改革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这个财政体制可以突破的时候了，他难在什么地方了呢，难在不加赋，就说他改革进行不下去，它成为最大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我就简单把这个通货膨胀说了一下。
提问5：感谢郭老师精彩的一课。自古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今天又给我们上了一个生动的一个历史的教育。我想问一下，就是当国家发现问题的时候，西方的列强，它们可以发展航海技术，然后发展火药兵器，然后到世界各地去讨生活，然后而中国我们自己出现问题了，它就在，为什么它就很善于内不挖钱，就去垦荒啊，“湖广填四川”，在乾隆后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两个西方和我们国家出现了这么截然相反的选择，你觉得这个在两个民族，它们在那个历史，就是历史上，它们民族的特性上，有没有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导致它出现这两种不同的选择？
郭：这确实两种文化，用咱们今天来说中华民族和西方的这个欧美国家这种这个不一样，就是两种文化的，一种是比较保守的，一种是比较进取的。这个一种呢就是总的来说是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是比较内敛的，一种是咄咄逼人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在这个西方现在一些国家吧，像美国，像日本，在讲中国威胁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没很好地学中国的历史，就不太懂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所以中国这个民族，你看它一般来说，它是非常内敛的，它的眼光就局限在什么呢，就是大海，就限制住了，然后戈壁滩，沙漠，北边，然后西北的那个喀喇昆仑山，就是最多也不越过巴尔喀什湖，在东南到那个青藏这个世界屋脊，它就在这个范围内，它不向外扩张，我特别指出来，这个清朝全盛时期，这个清朝的军队已经打到哈萨克去了，已经打到，已经越界进入哈萨克了，这时候乾隆让什么呢，让哈萨克，进兵进入哈萨克，只要把阿睦尔撒纳，就是准噶尔蒙古的一个首领，只要捉到以后，就要从哈萨克退回来，他认为什么呢，哈萨克古代的，是不属于中国的，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国家疆域的概念，非常清晰的疆域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西方人不太懂得中国的文化，不太懂，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文化来衡量中国人，觉得中国是这个怎么样这个，对外威胁什么的，我觉得他这一点，我觉得咱们，特别是搞，做历史工作者的，有必要在这方面做宣传，为这国家的政策，为国家对外政策，这种和平外交，独立自主，这种和平外交来做历史的注释，我觉得你说得很对，这两民族，它除了，刚才我说的国情有所不同以外，它和它的文化传统也确实不一样，这个我就谈这些。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郭成康先生今天给我们进行的很精彩的演讲，谈到康乾盛世，我想有人可能会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那也会有人说，康乾盛世，它其实危机四伏，可能它在某种程度上蒙蔽了大家的眼睛，它是中国社会走向衰落的开始，但无论今天的人们怎么样去评价它，回顾那130年，应该说那是中国封建社会或者说古代社会曾经达到的一个相对繁荣的历史阶段，而今天我们去回顾那段历史，我们今天去研究它，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帮助今天的中国人提升他的民族自信心，但我想，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去思考，为什么一个处于太平盛世当中的天朝大国会在如此迅速的时间之内沦为挨打的对象，沦为被西方的很多国家所瓜分的对象，这其中的原因，我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会有着很好的警示作用。再一次感谢郭成康先生，也感谢今天我们在座的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