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妹们你们喜欢野战吗:国际金融寡头们的终极战略目标！-

  国际金融寡头们的终极战略目标！-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货币，比如美元、欧元乃至人民币，全部沦丧消失 大——1
　　　　大崩溃的前夜：美国是走向分裂？还是消灭共和、建立一个新型集权？
　　　　
　　　　
　　　　 序言 帝国归来
　　　　
　　　　 2009年的春夏之交，真正的海啸正在到来。
　　　　 海啸之前是海水的低落，随后才是滔天的巨浪。
　　　　 这次海啸的直接导火线，是长期雄踞世界霸主地位、对世界局势起着相对稳定作用的美国的倏然衰落所点燃的。泰山崩塌，天地必然为之摇晃；美国衰败，则世界必然为之震荡。
　　　　 我们关注正在金融海啸中沉伦下去的美国，正是因为我们关注自己。美国以当今世界最高明的骗术——“债务经济模式”，欠下几十万亿美元的内外债务，聚敛了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美国的沦亡便是所有债权人的沦亡，全球经济也必然随之崩溃。
　　　　泛滥的自由埋葬了自由主义精神，失控的民主扼杀了民主体制，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资本垄断最终毁灭了资本主义，一个以金融资本寡头联盟为核心的跨国家的新型统治形式，最终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来，这个在科幻电影里才会出现的“资本与科技的魔国”，将借助于无所不能的高新技术，对全人类实行新一轮的奴隶制统治，这几乎就是按照西方文明的内在逻辑演绎下去的未来结局。
　　　　
　　　　从进入文明社会那天开始，人类就必然要受到自己创造的异化物的支配甚至统治。在蒙昧时代，是人类创立的从原始巫术中脱胎出来的宗教统治人类自己；进入古典时期，便是氏族、部落、阶级和国家形成的集团暴力来奴役人类自己；进入资本社会，人类又无可奈何沦为了资本的囚徒；而在下一个即将到来的“金融结合科技形成的新型集权社会”（暂且这样命名），人类又必将变成科技这个异化物的附属品，人类社会似乎又将坠入新的一轮奴隶制时代。
　　　　劳动成果的大量积累，必然导致财富脱离生产领域嬗变为食利资本，而资本的垄断必然导致权力的高度集中，资本从分散到集中的过程，便是权力从均衡到垄断的过程，这个过程既表现在物质财富缺乏的采集经济时代——比如，罗马共和国的元老一开始就是以财富数量而被推举出来的（注意：这里是“推举”而非“选举”），平民到后来才允许享有选举权——又表现在生产效率急剧提高的资本时代，在各种尺度和幅员内再一次重复演绎，只是目标和实质更加隐蔽，甚至被一些关于“全球化”、“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用以故意掩盖和误导。这一次金融海啸中，这个过程和结局，就在“世界榜样”美国身上进行了一次完美而彻底的展示和解构，并且像“世界杯冠亚军决赛”一样被各种媒体向全世界现场直播。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曾经有过一个敏锐的表述：他认为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从国家到企业再到个人主导全球化融合的过程。
　　　　 从1800年左右一直持续到2000年，第二个时代或可被称作全球化2.0 版本，这个阶段让世界从中号“缩水”为小号。在这一时期，推动全球一体化的主要力量是跨国公司，这些公司到国外去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市场和劳动力。正是这个时代让我们看到了全球经济的诞生和成熟，各国之间有充足的商品和信息的流动，这才出现了真正的全球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套利。
　　　　 而在2000年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全球化3.0 版本。3.0 版本将这个世界从小号进一步缩小到微型，并且将竞争场夷为平地。如果说全球化1.0 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2.0 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公司，那么3.0 版本则是新发现的合作完成全球化的个人的能力。如果说全球化1.0 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全球化2.0 的主要动力是公司，那么全球化3.0 的独特动力就是个人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
　　　　这种个人和小的集团，其轻而易举、天衣无缝地融入全球化的现象，这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扁平世界的平面形式”。平坦的世界是个人电脑（允许每一个人以电子的方式书写他自己的东西）、光缆（允许大家能够接触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电子内容）、工作流程软件（使得全世界所有人无论处于何地，无论距离有多远都能共同编写同样的电子内容）的综合产物。之前没有人预计到这一整合，但是它确实发生了，就在2000年左右。而当他发生以后，全世界的人们马上开始觉醒，意识到他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可以作为一个个人走向全球；他们要与这个地球上其他的个人进行竞争，同时有更多的机会与之进行合作。
　　　　 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平坦化和缩小这个世界，全球化3.0 将越来越多地不仅是被个人驱动，而且是被各种各样的人所驱动，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人和白种人。
　　　　我们惊叹于弗里德曼的洞察力，他的这种视角向我们解释了在2000年之后，由于个体参与效率的提高，众多国际大公司庞大的躯壳因成为竞争的累赘而逐步走向瓦解的原因。但是，弗里德曼却没能看到，随着一个个巨无霸的倒下，个体的参与和竞争却并没有改变财富的分配方式，原本存在的优势差距更加拉开了个体之间的距离，财富寡头们借助于个体之间的超越企业形式的联合，将一个个掏空了的银行和跨国集团仍给国家的同时，暗中却接过了操控国家主导权的指挥棍，重新构架一个新的政府，再度回到帝国体制下更加有效从而更加强大的新殖民主义时代。
　　　　无疑，这样的结局对眼下国际国内许多政治精英来说，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他们追求“民主”和“人权”，却把自由市场下得到了“恶的纵容”的资本，视为人类解放的救星，“只反权力，不反资本”，打倒了世袭权力和暴力权力的偶像，却从铜瓶里释放出“资本权力”的魔鬼，按下葫芦翘起瓢，这真是一种深刻的悲剧，既是他们个人的失败，也是全人类的失败。
　　　　不管是民主还是专制，不管是自由还是暴政，不管是幸福还是痛苦，命运的钟摆总是要走向极端，似乎这就是人类这个高智慧生物的必然宿命，似乎这就是人类为自身的存在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尽管我们充满信心踏进了二十一世纪，但是通往自由王国的道路漫漫却仍旧不知其所终，人类注定要在命运钟摆的两极之间永远求索。
　　
　　　　大——2
　　　　正如地球几亿年来气候的变化，总是从一个温暖的间冰期进入到另外一个寒冷的冰期一样，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呈现出这样一个规律——由稳定祥和的天下大治，再次进入到动乱杀戮的天下大乱。2008年，对全人类来说，既是一场旷世盛典的辉煌结束，也是一个动荡岁月的汹汹来临。
　　　　 2006年1月，美国学者埃里克·耶格尔在《洛杉矶时报》上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眼下才2006年，人们就已经把这个新世纪称作信息时代、数字时代或者互联网时代。我有个更确切的名称送给21世纪，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都用这个名字：新中世纪。
　　　　的确，历史上按人类的生产工具的进步来划分时代是我们一直所使用的方法，从最原始的石器时代到之后的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一直到近代的蒸汽时代、电力时代以及原子能和信息时代。但是，若我们使用人类道德伦理文化水平来作为划分标准，我们这个时代能够配得上‘先进’二字吗？
　　　　 酷刑已经合法、宗教狂热四处蔓延、贫穷肆虐、文盲流行、神秘瘟疫威胁人类、对魔幻的沉迷难以阻挡、科学成为怀疑对象……你还能把这个时代叫做什么？”
　　　　 2008年，大自然的钟摆，又一次把人类从这个极端荡向另外一个极端，历史又一次打开了灾难的大门，从此，人类文明将再次跨入了一个黑暗悲惨的“冰河时代”。
　　　　实际上，这一个“新中世纪”的到来，最深刻的原因，是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对于人类自己在近一百年来飞速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各种重大问题，进行一次周期性的自我平衡和自我调整。换句话说，这是人类在二十世纪中依靠科技与资本，从大自然有限的肌体中，从不公平的国际政治与经济体系中，掠夺了太多的利益，满足了太多的贪婪欲望，所必然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大——3
　　　　奥巴马，一个非洲肯尼亚裔，并且很有可能并没有出生在美国本土的混血黑人，一个名字中间嵌着“侯赛因”这种刺眼的伊斯兰色彩的曾经的“异教徒”，一个从政经验几乎为零的极左翼的小州参议员，居然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那两百万人在凛冽寒风中惊天动地的欢呼，几乎成了庆祝“奥巴马大帝 ”登基的加冕大典，这种景象，自然使许多人想起了中国文革时代的疯狂，也想起了希特勒在勃兰登堡大道上的疯狂。
　　　　 还没有用任何行动来展示自己任何能力的奥巴马，凭什么赢得了这样的尊崇甚至是神化？不凭别的，就凭他在民主党大会和宣誓就职仪式上两次口若悬河般的讲话，就凭他在这两次大会上的高声呼唤“change”和“Yes We can”？
　　　　 这实在是不可思议。
　　　　春秋时，有人曾经埋怨说，说孔子的弟子冉雍为人很仁德，但是口才太差，孔子反问道：“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意思是说，快嘴利舌、能言善辩，往往会让人失望和憎恶。一个人，不知道他是否仁德，光听他说得好听有何用处呢？因为对夸夸其谈的反感，孔子对“君子”提出了一个标准，那就是“欲呐于言而敏于行”,并且还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再来判断其真正的品格。
　　　　如果美国总统的选举是真正的客观和公正，那么，通过美国人对奥巴马的这种极其罕见的美式造神运动，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出，美国目前正处在建国两百余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危局之中，面对眼下这场几乎要摧毁美国新教资本主义精神支柱的金融浩劫，饶是美国这个全球公认的成熟、理性的民主世界，从上到下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惶恐、迷茫甚至是慌乱，美国整个社会几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并且，不仅仅是美国社会，包括许多中国人在内的许多将美国标榜为“世界标杆”的全球“崇美主义者”，他们也一同陷入了“失去方向”和“价值怀疑”的人生迷失之中，左右为难，极其尴尬。
　　　　比如说，北大光华学院的那个张维迎，仍然跟着保尔森鹦鹉学舌，坚持说中国实行的经济政策对美国金融危机负有责任，仍然打着“奥地利学派”的大旗来推销那套失灵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更是要坚决“埋葬凯恩斯主义”。按照张维迎的这个逻辑，那么，谁又来对美国1907年、1929年、1970年和2000 年的数次金融和股市崩盘负责呢？火星人吗？是不是美国人的每一次经济危机，都要有一个替罪羊来代受其罪吗？
　　　　 这里，既有张维迎作为一个美式思维的伪精英分子的可笑愚钝，又有他企图借助于中国经济奇迹来招揽和讨好世界经济学界闻人、以此来换取中国人最有可能得到的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狡黠算盘。
　　　　 当一个人，当一个群体，当一个国家，失去自信、勇气和方向的时候，祈求上帝，祈求神迹，依靠人类文明的异化物来引领自己渡过危机，这早就是一种必然，只是对国家命运一帆风顺、长期处在世界顶峰的美国来说，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如果说，美国总统的选举只具备客观和公正的表象——实际上真实情况也往往如此，那么，正当美国面临着一场建国以来的最大危机时，美国最需要的就是各个宗教、种族、民族、阶级、团体真正意义上的“合舟共济”，美国总统更是要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无私支持，而总统本身也必须具有雄才大略和超强的能力，而美国总统选举背后的操纵者们，为什么要搞出奥巴马这么一个对大局根本没有任何控制能力的弱势总统？
　　　　 尽管奥巴马雄心万丈，在种族政策和个人道德上要仿效林肯，在政治战略和执行魄力上要追寻罗斯福，在经济发展和新科技创造上要学习克林顿，但是，我们却看见，奥巴马的执政基础比上述任何一个总统都要脆弱得多，而他遇到的问题又要严重得多。
　　　　 美国至今仍然是一个由“瓦斯普”(WASP,即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新教徒)统治的国家,这次总统选举中，白人男子对奥巴马的支持不足30％，那么，奥巴马凭什么能够战胜希拉里和麦凯恩？难道仅仅就是凭边缘种族和弱势团体的拥戴吗？
　　　　 奥巴马，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总统，他的特殊不在于他的肤色，而在于他能够当选总统的这个事实本身。
　　　　 美国的经济形式和政治格局正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深不可测。
　　
　　　　大——4
　　　　 一、魏玛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两个似曾相似的历史瞬间
　　　　
　　　　 拉开历史的帷幕，我们来看看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国内掀起了清算帝制的和模仿苏联“十月革命”的运动，1918年，德国通过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德意志帝国，建立了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由于国民议会是在魏玛召开，并通过了《魏玛宪法》，所以，这个存在于1918-1933年之间的德国，被历史学家们称为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前和成立期间，社会秩序动荡混乱，人民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1916年十月，德国甚至建立了以工人和士兵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如果不是李卜克内和罗莎·卢森堡西漠视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输掉了选举，德国很可能在一战之后就变成了类似于苏联那样的红色国家。在魏玛共和国统治期间，德国赔付了大量的战争赔款，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25年又遭受到犹太金融家刻意制造的恶性通货膨胀，德国中产阶级被洗劫一空，城市贫民处于朝不保夕的艰难状况。1930年前后，德国遭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财富更是被集中到极少数寡头手中，1932年失业人数达600万人。面对这些这些困境，共和政府却软弱涣散，既无凝聚力又无执行力，在1932年几乎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这诸多因素，为1933年纳粹的上台奠定了必然的社会基础。
　　　　 1933年3月，在大资产阶级、容克地主、天主教力量和城市流氓构成的“冲锋队”的支持下，凭借“惊天地、泣鬼神”的演讲能力，希特勒带领纳粹党在德国大选中获得了大量选票，成为了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并最后终结了魏玛共和国的生命。
　　
　　　　大——5
　　　　 美国目前的处境，又让我们不禁想起了罗马从共和制转变为独裁制的“格拉古兄弟——马略和苏拉”时期。
　　　　公元前两世纪中期，急剧扩张的罗马成为了环地中海地区的超级霸主，在大量的财富和奴隶像台伯河的潮水一般流入贵族阶层的同时，国内土地也高度集中到贵族手中，普通农民大量破产，有的被关入贵族的私人监狱，有的自卖为奴隶，还有的流入罗马城市，成为街头上捏着一张选票却一无所有的流民。坚持自由权利的平民与日益腐朽的贵族共和制之间，矛盾日趋尖锐，成为了罗马社会一百年动荡不安的根源，这个矛盾后来严重影响到了后来罗马军队对外作战的能力。
　　　　 比如，公元前111年，罗马的附庸国努米底亚王国的新国王朱古达挑起对罗马的战争。开战初期，罗马派往非洲远征的将领为朱古达收买，作战不力，加上罗马军队人心涣散，素质下降，屡受挫折。一直持续到前105年，才由马略俘虏朱古达，结束了战争。
　　　　又如，公元前105年10月6日，从斯堪地纳维亚半岛上迁徙到法国南部的三个日尔曼原始部落，在阿劳西奥一战中，全歼16个罗马军团共12万人。罗马的数名在任和前任的执政官及一百多名元老院的元老全部丧生，整个罗马社会为之摧毁，整个亚平宁半岛恸哭震天。最后，也才由马略率领改革后的罗马军队全歼蛮族，遏制住席卷西南欧的“条顿浪潮”，罗马方才又一次幸免于难。
　　　　 公元前两世纪后半叶，正处在日趋腐朽的贵族共和体制之下的罗马，一直处于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的尖锐对立之中，前133年，立志于阻止贵族侵吞全民公共利益的格拉古兄弟，先后登上了政治舞台。
　　　　
　　　　很有意思的是，贵族出身、人品高贵的格拉古兄弟也是当时著名的演说家。这大概是共和体制下的一个特点，因为，不管是格拉古兄弟说服罗马元老院，还是希特勒说服魏玛共和国的国民议会，还是奥巴马说服美国参众两院，都需要有出众的演讲水平和高超的煽动能力，否则，再好的提案得不到多数人的通过也是废纸一张。
　　　　 公元前１３３年年初的一天，罗马城中心广场上，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一位年近３０岁的年轻人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
　　　　 “意大利的野兽都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巢穴，而那些为意大利战斗和牺牲的人却只能享受空气和阳光。他们无家无室，携妻带子到处流浪。将军们欺骗士兵为保卫祖坟宗庙而战斗，但全是谎话，因为没有一个士兵有自己的祭坛和祖坟，他们只是在为别人的荣华富贵而出生入死。虽然他们被称作罗马的主人，自己却没有哪怕是一小块土地，这难道公正吗？”
　　　　 在这样铿锵有力、义正辞严的质问下，听众的回答必然是雷鸣般的“不！”
　　　　 这正是格拉古兄弟中的哥哥提比略·格拉古，他正在公民大会上为使他的土地改革方案获得通过而进行游说。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了两千多年后，奥巴马在美国国会山前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的盛大典礼时，台下两百多万人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
　　　　我们知道，平民是罗马具有选举权的公民，他们开垦荒地或从罗马属国分得一份土地，从事个体农业生产。平民有替罗马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是罗马军队的主要来源。但是，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在罗马征服意大利、进而确立其在地中海地区霸权的过程中，农民连年随军出征，土地无人耕种，农民被卖为奴隶，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迅速遍布各地，小农经济无力与之竞争，纷纷破产、土地也被兼并。因此平民强烈要求重新得到土地。并且，罗马的兵役法规定，服兵役的人必须自备服装和武器。由于平民破产，他们无力再去当兵，因而罗马国家面临兵源枯竭局面。
　　　　公元前134年12月10日，提比略在平民支持下当选为保民官。他制定了一个土改方案，规定：每户公民占有国有土地不能超过1000犹格（约合250公顷），超过部分由国家偿付地价后收归国有，然后分成每份３０犹格的小块土地分给无地平民。自然，这个方案遭到了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转移地产，一方面准备寻机杀死提比略。
　　　　 一年之后，提比略保民官的任期快要届满，为防止改革事业中途夭折，提比略决定再次竞选下一年的保民官。但就在选举日那天，提比略和他的三百多名支持者就在罗马的中心广场上，被贵族保守派们杀死在血泊之中,尸体扔进了台伯河。
　　　　 公元前124年，提比略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他不惧危险，继续哥哥的改革事业，但最后还是和他的三千多支持者一起，惨死在了贵族保守派的手中。
　　　　格拉古兄弟对腐朽而失去自我约束能力的罗马共和制度的改革失败，揭开了罗马从共和体制走向军事独裁、最后走向帝制的序幕。之后，越来越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把平民出身的马略推到了罗马第一个军事寡头的位置上，然后苏拉剪灭马略，成为第一个独裁者，最后，在凯撒满身血泊倒在皇帝宝座下的台阶上之后，前27 年，他的甥孙屋大维终于举起象征权力的“法西斯”，埋葬了罗马共和制度，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
　　　　 （本段部分文字摘于网络资料）
　　　　　　大——6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这是李世民这位伟大君主对自己的勉励和训诫，而不断重复和再现的历史，又为积累这些人类智慧提供了源泉。假如我们像斯宾格勒那样，来对历史做一次“观相”，就会惊异地发现，今天的美国与古罗马是何等的相似，从诞生到成长，从弱小到强大，从国家体制和精神气质，从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美国几乎就是古罗马在二十世纪的一次全新翻板。
　　　　 从罗马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由共和走向集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共同的特征：
　　　　 1、社会出现严重危机，局面混乱无序，国家管理体系涣散无力，民众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社会经济和精神体系处于崩溃边缘；
　　　　 2、社会底层出现一部分城市流民，他们形成一种松散的组织，控制着一部分选票，并且以选票来为自己换取实际利益，正在一定程度上挟持着国家的政策走向，从而左右政局；
　　　　 3、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一部分人手中，普通民众生活日趋困难，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4、权贵阶层具有强行恢复社会秩序的动机、能力，只要混乱局面超过全社会承受的临界点，权贵阶层物色的强权代表必然推翻软弱无力的现行体制，实行强有力的集权统治，社会秩序随之恢复。
　　　　 问题是，美国具备这几个从共和走向专制的共同特征吗？
　　　　 我们不妨来对比看看。
　　
　　作者：倚天立　回复日期：2009-02-28　17:06:31 　
　　
　　　　大——7
　　　　 第一，关于流民的问题。
　　　　 公元410年8月24日，哥特王阿拉里克率领30万蛮族大军攻破“永恒之城”罗马，站在他面前的百万罗马人中，除了教皇英诺森一世外，还有70万的奴隶，二十几万的游民、伤残士兵、释放角斗士、妓女、小偷和乞丐。
　　　　由于贵族阶级不计成本地使用奴隶和廉价外来商品的冲击，意大利许多农民纷纷破产，进入罗马市成为地位微妙的城市游民阶层。这个阶层虽然一无所有，但因为他们是自由民，拥有一张决定政治人物命运的选票，所以不管是推行土地改革的格拉古兄弟，还是从高卢回来雄心勃勃的凯撒，甚至是成了奥古斯都的屋大维，都曾经把游民阶层当作拉拢和利用的对象。游民们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游手好闲，“不沾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宁愿活动于剧场和跑马场之中,却不愿去照管谷物和葡萄园”，靠着政府每天发放的免费口粮，成天奔走在角斗场和跑马场之间，保持着他们的骄傲，随时准备高喊：“Nli metanger！civig romanus sum！（不要碰我！我是罗马公民！）”
　　　　 而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德国各个城市街头也巡游着一大批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后来当中的许多人成为了佩戴卐字臂章的“冲锋队”和“盖世太保”的骨干，一直把希特勒送上权力的顶峰。
　　　　
　　　　实际上，美国社会也有相当大一批“城市流民”，这些流民不仅仅是聚集在贫民窟里的失业黑人和中美洲移民，而且包括美国制造业中那些各种各样的“行业工会” 的许多工会成员。这些人手中捏着一张选票，凭借“自由”和“共和”赋予自己各项权利，比如：罢工等，聚集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挟持着本地区的政治与经济生态。
　　　　比如，芝加哥的汽车工会，迷失了自己为劳动者争取合法权益的宗旨，对内贪污、侵吞工会成员的各种福利费用，对外则是最大程度地索要不合理的高额工资，在自己所在的企业面临破产之际，还要瞒天要价，动辄以罢工来威胁，活生生断送了奥巴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救助机会。我们透过共和党议员对三大汽车厂商救助行动的百般刁难，就可以想象参议员们对“汽车工会”的刻骨憎恶，他们宁愿让“通用”破产倒闭，也要把这批不识时务的工会成员赶进失业大军中去。
　　　　 又如，由于全球经济下滑，去年波音公司订单大幅度萎缩，但工会成员为了迫使管理层接受在金融危机中逆势涨薪的要求，仍然罢工57天。这必将使“波音”在与“空客”的竞争中渐渐处于劣势，有人估计，美国飞机制造业将步汽车业的后尘，慢慢走向衰落。
　　　　可以说，工会组织充当了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媒介，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同时，又阻碍了工人与公司之间合约的自由选择权，到最后堕落成了类似于一个专门实行敲诈和要挟的黑社会组织。如果导致公司破产，工人必然失去工作，到头来还是要由工人自己来承担损失，最后加入到“城市流民”越来越庞大的队伍中去。
　　　　
　　　　当然，现代流民毕竟不可能像古代流民那样一无所有，但是，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有效的破坏烈度，却是古今一脉相承，甚至今天的影响会更加巨大，处置不当，一个火星就会燃起一片大火——否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怎么会突然来关心一下春节期间农民工的车票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总工会会突然喊出“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民工队伍渗透破坏”？
　　　　美国是一个财富垄断但政治权力却相对分散的社会，本身就蕴藏着一种合法打破现有社会秩序的变革冲动，可是，当人们最后发现合法手段的无效之后，必然会选择另外的盲目甚至非法的手段来表达和实现愿望。前几天，美国国会在审查几千亿救市资金的时候，再次质询了到场的几位金融家，有个议员特地念了一个女选民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要求枪毙那些“贪婪与不负责任”的金融家们。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灾民们在痛苦中等待了几天才看到救援人员姗姗而来，许多人的情绪便从盼望变成了愤怒，以致于救援直升机在空中就遭受到地面火力的袭击，而国民警卫队浩浩荡荡开着装甲车、车上架着机枪，其第一任务不是救灾，而是防暴。
　　　　 民主和自由，绝不等于富裕，更不等于道德，中国人在2008年终于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与民智初开、生存起点较低、权利意识还没有充分觉醒的中国相比，美国社会成熟度高，生活标准要求高，民众介入政治活动的热情度高，所以，对经济成果的期望值也就越高，而过高的期望值本身就包含一种巨大的风险。一旦期望值最后出现巨大的落差，早就被种族、宗教和文化鸿沟割裂的美国社会，必然会在一夜之间滋生出众多的“流民”和暴徒。1992年的洛杉矶大暴动，便是最好的注解。
　　　　 流民和潜在的流民，同样威胁着美国。
　　　　
　　　　 据新华网报道，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美国军方以专家论文的形式，提出了要用军队来防范“阴谋叛乱”和“经济崩溃”，并对内使用武力的“个人建议”，许多人认为，这一有悖美国政治传统的观点，实际上就是美国军方授意下的“火力试探”。
　　　　 前不久，又有报道说，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美军就将刚从伊拉克回国的第三机步师紧急部署到华盛顿近郊，并且国会已经通过了一条法律，授权第三机步师采取除了情报工作之外的一切措施，执行法律与秩序。
　　　　事实上，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军方一直尝试将触角伸入国内，成立专司“本土防卫”的北方司令部就是明证。2008年10月初，该司令部指派一个旅级战斗单位常驻国内，以“打击任何威胁安全与稳定的行为”。12月初的《华盛顿邮报》也透露，五角大楼计划到2011年在全国部署2万军队，使国家和地方能够对恐怖主义、核威胁和紧急情况作出反应。
　　　　 看来美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自己的那些“钢丝们”糊涂，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大——8
　　　　 第二，关于财富垄断的问题。
　　　　 众所周知，财富高度集中在美国已经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美国财富集中的状况。
　　　　 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公开承认的国家债务余额为11.2万亿美元，美国人口3亿，那么美国人均负债3.6万美元。
　　　　但问题没这么简单，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局前审计长大卫·沃尔克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形债务加起来，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注意，这里所增加的债务，并非完全是美国向国外借贷的债务（这笔天文数字全世界都借不出来），而是指美国历年来未能兑现的医疗、保险、教育等各项福利支出的累计数。
　　　　 另外，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各种抵押债券（公司债券和市政债券等），其数目也达到20万亿，于是乎，美国国家与公司债务总计便达到了73万亿美元。
　　　　按照2007年市场价格计算，美国全部资产市值为76万亿美元，至08年最少缩水30％以上，即剩下50万亿美元。这种财务状况，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个人、企业乃至国家，早就资不抵债而陷入破产了。但由于美元仍然还是唯一的国际结算货币，所以，美国目前看起来还是巍然不倒。
　　　　实际上，在正常的经济社会中，财富的来去基本上是守恒的，并不像水蒸气那样可以随时蒸发消失。比如，有一家企业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必然会有支付工资、购买原材料等开支发生，只要企业主没有把资金转移到某个地方藏匿起来，那么即使企业经营不善倒闭，这笔资金从宏观上来看，也是分配到了企业以外各个领域里去的社会财富，这笔财富总是存在的，并没有堙灭。
　　　　 同理，既然美国背上了这么大的债务，就必然从各个方面获得了巨额的资金，纵使是美国人不事生产，穷奢极欲，海吃乱喝，消耗掉相当一部分财富，但是美国的GDP还是在增长，最终也必然有一大笔财富沉淀在美国国内，那么，这笔庞大的社会财富落到哪里去了？
　　　　 我们来引用这样一段资料：
　　　　 “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同期，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 357:1；同期，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扩张至2.5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房地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规模达11.5万亿美元，相当于 GDP的83%。
　　　　 这样一组数据说明了什么？它说明美国民众的收入水平在绝对下降，而下降的幅度绝非17.6美元到10美元。因为，每小时平均10美元的工资总额中，少数高级管理人员拿走的部分越来越多，一般员工拿到的越来越少——收入两极分化。
　　　　 正如我们经常在美国媒体上看到的那样，如今在美国找到一份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可能性已经很小，美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正在大幅萎缩；另外，美国的失业率在不断攀升，而政府能够提供的就业职位，也大都是临时性的低薪工作。
　　　　 那么，美国人靠什么维系原有的生活水平？答案很简单：借贷！
　　　　 这正是消费信贷近十年来在美国迅速膨胀的主要原因。美国普通民众的负债(住房负债加消费负债)共计14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01%，平均每人7万元美元，而负担最重的则是低收入人群。
　　　　其实，到了1990年以后，美国原本享有高收入的工程师以及高级技术工人，如今已经大量沦为商业的服务员、金融机构的推销员、各种营业部的柜台员，甚至改行成了人体保健员和各色志愿人员，这也是服务业占据GDP80%的美国经济还能为社会提供的最多的就业岗位。”（《钮文新：美国早已资不抵债世界抛弃美元之时就是美国破产之日》）
　　　　 不言而喻，美国GDP中的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到了金融、能源、军工寡头手里去了。
　　　　由此，美国这样一个完成了财富垄断的夕阳型社会，其财富分配方式，必然会造成社会大部分成员普遍的情绪愤懑和群体性的信心丧失，但由于普选制度和代议制度的存在，美国的政治权力还相对分散，于是，社会管理行为便会因为人心的涣散而逐步走向低效甚至无序，这种情况自然会使财富垄断方感到不满，于是，一种改变现行社会秩序的欲望和冲动便悄然涌动在权贵阶层的计划之中。
　　　　 这就是罗马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最后推翻共和，走向帝国的根本原因。
　　　　
　　　　 那么，关于社会巨大危机和财富权贵阶层强行控制和恢复社会秩序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