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苏你冷静点:在媚俗的浊浪中前行

在媚俗的浊浪中前行

作者：厉梅
在这个大众媒介挥斥方遒，大众文化独领风骚的时代，“愚昧”面对科学理性的强势逼压，只好以改头换面的姿态潜伏在大众的生存样式之中，并不断滋生蔓延。其实，“愚昧”的新生态早在十九世纪已被福楼拜识破：“现代的愚昧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的生吞活剥。”[1]“这些思潮输入电脑，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这种势力足以窒息任何文明。”[2]在这之后，经过人类的感性认可，愚昧新生态因子被积淀为一种集体无意识，逐渐异化为新的文明——伪文明，并遏制任何对伪文明的反拨。在这漫长的伪文明时期，媚俗成了愚昧的普泛化表现形态，以趋同化操纵着人与人之间的复制。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一切生存情境的设置都从深层关注着这一主题。

“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拒来自这个范围的一切。”[3]在这个范围之外，是大众认可并可以分享的东西。“媚俗可以无须依赖某种非同寻常的情境，它是铭刻在人们记忆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派生出来：忘恩负义的女儿，被出卖的祖国，第一次恋情……”[4]在这些情境中，大众的目光掠过个体的具体生存境遇，而沉潜到由原始记忆积淀而成的类型化从而带有抽象色彩的情感之中，这种情感披上了道德的外衣，顽固地弥合着既成人伦秩序的裂缝，阻碍着新型人际关系的诞生并渗透到一切权力话语之中。昆德拉说：“媚俗起源于无条件地认同生命存在，但由于生命存在的基础不一，是上帝？人类？……所以也有不同的媚俗：天主教的，民主主义的，新教的，共产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5]在昆德拉看来，媚俗在于个体向某种具有话语权力的群体的靠拢，在极权语境中表现尤甚。那么，对媚俗的共相进行梳理，能得到几种典型的表现形式呢？

文本中那场伟大的进军最终归于沉寂，这场闹剧使媚俗者所具有的强烈的表演癖暴露无遗。在那里，所有人不过是为了在他们良好的社会声誉的基础上，再增添几分人格的魅力。这魅力是由人道主义、博爱精神的舆论力量所施与的。一方面，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本身具有伦理上的迷人色彩，另一方面，惨烈的战争事实架空了二者的实质性意义，于是媚俗者搭起了表演的舞台，按照大众的褒赞贬抑，通过谎言、伪装、诡诈而行动，取悦于世俗，以获得他们的喝彩。在公众目光中表演的媚俗者，过分陶醉于自我编织的博爱谎言中，随着公众长嘘洒泪，这必然使他缺乏对其他生命个体的真诚关注，从而成为一个对大而空的道德主义的信仰者。譬如文本中那个美国参议员认为孩子在草地上奔跑是幸福的，而从没有想到过其中的某个孩子挨揍时的屈辱和痛苦。

与前者相比，媚俗的第二种表现形态就带有一种邪恶的成分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丽莎的母亲。当她浪费了青春和失却爱情的甜蜜后，出于对造成她的生存灾难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报复，她竭力制造着灵魂和肉体的裂痕，不断挖掘泄露特丽莎的隐私，把她送入到一个灵魂缺席的肉体集中营。这和特丽莎的梦境所揭示的寓意重合：当滑入媚俗的沼泽时，某些人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即个性自我的消失，但却自暴自弃不思自救，同时想拉别人下水，共同承担堕落的屈辱，或欣赏他者不甘如此的痛苦挣扎。久而久之，他们重建一套话语秩序，抹煞天使与苍蝇、高贵与卑贱、操守与堕落的界限，消解意义和价值这些精神关怀，使整个生存场景变成了机械复制工厂。

媚俗的第三种表现形态来自托马斯的启示。“他发现那些曾经受过迫害的人也对他古怪的微笑，例如S医生，这使他很不舒服，后来渐渐发现原来他们视自己的坚定立场、威武不屈为荣耀，决不愿意让出、甚至慢慢培养出一种对懦弱者的暗暗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英勇将会立即变成一种无人景仰羡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单调。”[6]托马斯的结论揭示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存在可能性——自我标榜。它往往产生于两种选择的中间，如两种立场、两种潮流之间。当某种立场和潮流带上“俗”的阴影时，某种背离倾向便以其对立面的形式出现，呈现为一种新型变态。如果它与前者有着完全的裂变，则同时必然蕴蓄着新生力量的动能，从而开辟出一种新境界。然而，如若它与前者能够兼容在共同的历史语境中，并未威胁到当时的话语秩序，则表明这种新变并非异质的土壤，而是量变的积累，是在当局佯怒面具下默许的哗众取宠。他们自我标榜，并固守一方阵地，因为一方面可以对世俗表现出一种高傲姿态而获得青睐，另一方面却必须通过排斥趋同者来防止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否则颠覆了当局霸权，他们势必陷入到一种重新定位的颠沛流离之中，再次面对许多两难抉择。所以说，自我标榜依然蜗居媚俗屋檐下。

昆德拉说：“媚俗是存在与忘却的中途停歇站。”[7]即是说，媚俗是人类一种不可回避的生命存在。上述媚俗的三种典型形态连缀起一张网，以它的柔韧和力度考验着人们在尘世浮沉中的身心承受力，标志着人们价值选择的高下。那么，它是缘何产生并如何实现对价值判断和认可的剥蚀呢？

人生是一副没有目的的草图，是由每一次选择连缀而成的杂乱的轨迹，不知会走向何方。对主体而言，一方面由于不具有时间上的可比性而增加了选择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尼采所揭示的永劫回归所带来的重压。这些重压冲击着自我基于一定的意识形态氛围所形成的美好的理想、信念、情操这些原则性标准，使自我的价值定位陷入两难境地。

人类需要通过某些认知的、价值判断的或实践的对象物来确定自己。拉康理论中“镜像阶段”的主体是分裂意识与无意识的主体。无意识来源于对欲望的压抑，而意识则根植于向社会规范和法律秩序这一语言体系的求同。主体的这种分裂为自我确认增加了难度，因为自我价值的确定具有了双重标准。而媚俗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软着陆，使具有超我色彩的理想情操、信念降级附着到既定的群体共识和思维模式之上，同时，这一下坠之力又将摆脱重压的本能欲望弹射到为大众习俗所认可的平面上，消弭了双重标准造成的深度空间给人的精神造成的挤压感。

所以说媚俗是一种生存本能，不论是卖力的表演还是挖掘隐私、自我标榜都是为了摆脱对自我、对社会的责任的重压而获取一种轻松的存在。既定的模式秩序是大众基于各自的生存境遇的对策所形成的合力平衡，具有内在本质上的中庸妥协性和表现上的党同伐异性。媚俗使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控制、相互感染，通过动态的同化使个人陷入到一种死气沉沉、麻木混沌的生存状态，并体现了使个人逃避责任和惩罚的巨大包容性。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把公众的、世俗的、权贵的选择和判断等同于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丧失了自我的独立性、差异性和多样性”[8]，排除了积极能动的超我意识，背离理想、信念等价值追求，丧失了认知、行为的原则性标准，标志着人的灵魂的失落。

昆德拉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强人，足以完全逃脱媚俗。当媚俗具有绝对的权威时，几乎没有人能够远离它，同时，当它被识破为谎言时，它就会变得同人类其他弱点一样动人。”[9]所以对媚俗的叛逃几乎看不到希望，对自我价值的寻求几乎令人气馁。但有一些理论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思路。拉康在现代精神分析学中把“我”区分为陈述主体（sujet d’énoncé）和陈述活动主体（sujet d’énonciation）[10]；托马斯。曼也说：“我们思考行动，我们思考思想，但是在我们这里，思想着与行动着的却是另一个或另一些人。”[11]这种对“我”的区分把消解了深度和平面化的人重新置于一个多维空间。在那儿，多种价值观、道德、信念、理想相互激荡，使个体的自我反省获得意义载体，通过对自我客体化的审视真正使自己变成主体。于是，超越媚俗成为可能。因为主体的自我反省使他的行动延宕，从而对何去何从有了更加慎重的选择。

超越媚俗要具备敏锐的认知，要勇于深刻地反省，要善于穿越公众目光里的喜怒哀乐捕捉那隐藏在底层的欲望暗流，不为其左右，并敢于正视生命的荒谬、怪诞与沉重，反流俗之道而行，不取媚于权贵，淹没自我；不炫耀生存智慧，而是凸现灵魂的力量，做一个悲剧的英雄。这意味着在超越媚俗时必然会面临许多艰难的抉择。

这些抉择首先会使人陷入一种生存困境。它不仅意味着良好的社会声誉的丧失，物质生活条件的匮乏，人际关系的障碍，孤独、误解等否定型情感的体验，而且还摧倒了事业、自由这类标示个人生命支柱的“非如此不可”的东西。譬如托马斯，他一向把当医生作为他的第一生命需要，并且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它，他才算真正的救人。但这一切都伴随着那篇时事评议消失了，他由一个受人崇拜的外科医生变成了一个发放阿司匹林的店员，之后干起了窗户擦洗工，最后蜗居在乡村直至遭遇车祸。

这种抉择还引起灵魂叛逃的危险和痛苦。存在决定意识，生存境遇的艰难形成对意志的强烈冲击，使人产生一种逃离自己所坚守的一切的欲望，去追求一种不负责任，没有挤压和负担的轻松。这种意识的增长和对灵魂操守的碰撞使人产生自我分裂的痛楚。还有一种痛苦，即自己的理想、信念在现实中一直无法实现，以至使人怀疑它的存在，而这种理想是个体实现自我确认的惟一依据，是他的惟一选择。譬如特丽莎，她一直追求灵肉和谐，把这当作自己的生存信念，所以她也要求自己深爱的托马斯保持对她的忠诚，但是托马斯的“性友谊”总是给她带来他的不忠的证据，她感到绝望和痛苦，因为这等于依旧把她送回到那个她曾经逃离的世界。于是，作为报复，她渴望灵魂和肉体的分离，而去和工程师幽会。但在这里，她的痛苦是无以复加的，因为这不仅不是她自己的抉择，正如彼特林山的梦境所揭示的一样，而且她依稀看到一切“别样也行”。

以上都是为超越媚俗所进行的艰难抉择所带来的难以承受之重，这使我们体味到某种崇高的意味。文本中的主人公无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抗着媚俗，时刻经受着灵魂的煎熬，这不光是因为在反抗媚俗的过程中自身力量的软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或多或少看到了超越媚俗的某种虚无性。他们陷入到了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尴尬境地，他们反媚俗的英雄姿态变成失重，成为一种难以承受之轻，飘荡在消解一切意义的虚无里。

如果把超越媚俗看做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对这一壮举意味的颠覆。

从超越媚俗的目的看，萨宾娜坚持认为：她的敌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媚俗，她这一生都是与媚俗的抗争。她背叛了弗兰茨，背叛了她的移民的捷克同胞，因为她看出了别人的同情是虚假的和无关痛痒的，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博爱与正义，而本国的同胞则把这种苦难当作引入怜悯的资本，而根本不会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状况，因为那样会打破他们目前舒服的生活环境。但萨宾娜的背叛是否就那么纯粹呢？实际上，她背叛的同时也逃避了一种责任、义务，潜藏着追求轻松生活的无意识。她背叛弗兰茨不只是因为后者对她的误解，也是为了避免承担婚姻的责任，缺乏与弗兰茨写下一段生命乐章的耐心；她背叛她的同胞也并没有拿起武器参加战斗，而是更加远离了她的祖国，成为了一个无根的漂泊者。这种“轻”如果进入主体自我的反思范围则会显得不能承受。

从超越媚俗的手段看，超越媚俗应该高扬自我，通过体现自我特异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借助于流俗所用的一系列谎言、欺骗等伎俩达到自己的目的。譬如先入之见总是悄悄控制着人的无意识领域，是媚俗者最常用的工具手段。但也正由于它的深层沉潜，使人不易觉察到它。所以，人们一直相信巴门尼德的话：轻为积极，重为消极，所以，我们所有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强力是罪犯，而软弱是纯真的受害者。故而，只有真诚的超越媚俗者才能认识到这其中隐藏着一种被忽视的真理。但在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前，已毫无知晓地使用了媚俗的工具。特丽莎最后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特丽莎总是用她的软弱来反对托马斯，把自己的爱视为无可指责，这二者的侵略性使托马斯退却、投降，直到最后完全丧失强力，隐喻性地变成了她怀中的兔子。而实际上她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真是怀着伟大的爱去爱托马斯，就应该在国外坚持到底，而不应该以貌似宽容的假象诱惑托马斯，以得到他的爱，因为这样的爱带有自私的性质，不脱媚俗的窠臼。

从超越媚俗的结局看，它促成了悲剧形象的塑造，但若推究这一过程的起点，就会发现有许多偶然性因素导致了这一结局，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这还因为主体付出惨重代价的行动没有实际意义的彰显，并且被别人以媚俗的语言评价或被别人冠之以媚俗。文本中的例子是托马斯。托马斯在他的一生中因为特丽莎的爱接连抛弃了“医生”和“性友谊”这两个“非如此不可”（事实上，他认为只是医生才谈得上救人；性爱与爱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而实际上，特丽莎不过是六个偶然性因素带来的产物，他对她的爱不过是带有媚俗之嫌的想像，并且特丽莎并不一定会爱上他，他对他的同事的嫉妒证明了这一点，总之，一切“别样也行”。另一个例子是弗兰茨，他死后的墓志铭是“漫漫迷途终有了回归”，其掩藏的深义是他所抛弃的正是他真实的生存状态，他终于识破了媚俗的谎言，但这些却被克劳迪表达成弗兰茨走过爱情的弯路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怀抱。

超越媚俗由于背离大众的价值取向必然带有某种孤独的精英色彩，由于过分强调内省而对客观效果注意不够，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很容易导致对超越媚俗本身进行思考。难道作为超越媚俗标记的理想、信念就牢不可破吗？实际上，它本身就值得怀疑。不光是因为我们和特丽莎都搞不清楚如果特丽莎的鼻子每天都长一点，她还会是特丽莎吗？还因为特丽莎在偷情时，灵魂并没有制止反而躲在一边偷偷欣赏那肉体的狂欢。保持着对这些基本信念的怀疑，很容易使我们感到一种虚空。如果上升到一种形而上的层次，那么超越媚俗的结局必然是离开人类，因为即使在最具有牧歌和天国色彩的乡村，特丽莎依旧要服从于一定的话语权力；因为虽然卡列宁在我们看来是无欲无求的，但是实际上它也渴望建立和维护它的权威和秩序。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她就带有逃避现实，陷入超越媚俗想像的嫌疑；但如果超越媚俗的结果是离开人类和宇宙，那么这种超越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在《伟大的进军》一章中，昆德拉用急管繁弦般的论述层层剖析了媚俗，而在《卡列宁的微笑》一章中，他又用缓慢的忧郁的语调解构了超越媚俗的可能性，并暗示出其虚无性，这种反讽手法激起人们的思考。这实际上是由作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的。作家从东欧流落到西欧，跨越两种文化，无论是东欧的极权主义还是西欧的民主自由，无不以媚俗保持着自己的秩序，为自己的既定利益服务。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人或具有某种话语权力的人主动运用媚俗制造着公众的愚昧，使他们陷入到一种停滞的生存状态。同时，他们在特定时刻又会收回对大众的媚俗作态，代之以赤裸裸的霸权统治。超越媚俗所取得的成功和表现的壮举，在霸权统治面前和积极迎合这种统治的媚俗一样显得滑稽可笑，终变成虚空无形，这种挫败感使人难以承受。昆德拉运用这种反讽手法，通过对超越媚俗的虚拟化消解，呈现出一种真理，一种无限悲观的幽默：媚俗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要想从根本上遏制媚俗，必须彻底荡除异化的文明。这是昆德拉运用小说的智慧暗示出来的。

注释：

〔1〕〔2〕〔3〕〔4〕〔5〕〔6〕〔7〕〔9〕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世界经典哲理小说集粹》，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1、432、591、 593、596、545、609、437页。

〔8〕丁东：《和友人对话》，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355页。

〔10〕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要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

〔11〕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